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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家的貓范文第1篇

1、不封窗。住在高樓層的人，如果家里養了貓，不封窗是十分危險的一件事，許多人都說把窗封了，那么室內的空氣流通就十分的差，而且人也會生病，其實并不是這樣的，室內可以經常的消毒。

2、喂它們人吃的藥。在養貓的時候絕對不能給他們喂人吃的藥，因為貓的生理結構和人是有一定區別的，而且貓的免疫系統和人也是有一定差別的，所以說貓是不可以吃人吃的藥的，如果貓生病只能帶它去寵物醫院開正規的藥。所以在貓生病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旦不留神，還有可能導致貓喪命。

3、不要帶自己的貓隨便去串門兒，貓和狗不同，貓并不像狗那樣喜歡與人親近，在一定程度下貓的性格都是比較孤僻的。

4、不要讓兩只陌生的貓隨便見面。貓的性格比較孤僻，狗是群居動物，而貓是獨居動物，所以說兩只陌生的貓，如果貿然見面的話，還有可能會導致兩只貓打架。

（來源：文章屋網 ）

離家的貓范文第2篇

我家有一只貓，名叫。

的腦袋圓圓的，上面有一對尖尖的耳朵，那綠眼睛總是睜得大大的。它的瞳孔呈一條線，天黑了，又突然變圓了。小貓一身又長又軟的毛，像是用金黃色的綢子織成的。它那根毛茸茸的尾巴，總是翹在那里，好像這條尾巴是它最喜歡的東西。

雖然平時走得很慢，可當它看到老鼠時，便像離弦的箭一樣沖了過去，三兩下就把老鼠給俘虜了。每捕著一只老鼠，爸爸就會給它“工錢”：一條魚。我發現吃魚的方法跟我們不一樣：我們都是東吃一塊，西吃一塊，沒有規律，而卻先吃魚身，再吃魚頭和魚尾。別看捕捉老鼠很厲害，可它有個不好的習慣：貪吃。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一大塊好吃的咸魚掉在了地上。我起身剛要撿，搶先一步，來了個先聲奪人，把魚叼走了。我氣壞了，拿起棒打，它卻逃走了。

小朋友，你們說，可愛不可愛？

離家的貓范文第3篇

“如果說西方在金融危機中對自己喪失了信心，那么很顯然，那種老派的敢想敢干的精神已部分轉移至中國。李書福正是這種迅速成長的超級自信的代表，他所領導的汽車制造集團吉利(Geely)已自豪地成為沃爾沃(Volvo)的新主人。”這是英國《金融時報》對李書福成功收購沃爾沃所作出的評價。顯然，歐洲人已經對這個來自浙江鄉村、平時總是身著廉價藍色西裝、灰色襪子、略帶破損皮鞋的李書福表現出十足的尊重。而吉利以蛇吞象的方式收購沃爾沃的壯舉，已經不僅僅是中國民眾津津樂道的談資。雖然沒人能夠準確預測吞下沃爾沃的吉利數年之后的命運如何，但李書福把這一切看得非常坦蕩：大不了回家種地。在這個喜歡問“為什么不”的企業家眼中，“吉利大業”剛剛開始。

狂人李書福和吉利汽車的開端

李書福創辦吉利汽車的歷史，更像一部美國早年實業資本精英創業史的翻版：李書福于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臺州市附近的一個村莊。出身小商人家庭的李書福，用100元人民幣的畢業獎勵，購買了一臺舊相機和一輛自行車，在景點給游客拍照，讓自己的創業資金在6個月內翻了10倍。他用這筆錢開了一間照相館，并發現了一個非常賺錢的副業，即出售從沖洗相片的藥水中提取的銀。后來，他開始轉做電冰箱及冰箱零部件生意，失敗后，轉而生產摩托車，最后是汽車。

李書福的造車夢據說是這樣開始的：1989年，李書福到深圳，花6萬元買了一輛深圳產轎車，拆開，發現并沒有多少高科技的東西。 1995年，李書福又特意買了一臺奔馳，在他的摩托車廠選了一個小車間，用窗簾把所有的窗戶遮起來，學著豐田喜一郎的做法，在昏暗的電燈下一聲不響地玩弄起汽車來。他先把整部車的零部件全部拆下來，然后又把它裝上去，反反復復地練習。也就是在這一年，李書福開始了他進入汽車行業的冒險里程。

不過，與美國早期實業資本的發跡史不同，給汽車狂人李書福構成最大障礙的不是來自合資汽車巨頭，甚至也不是一汽、二汽、上汽這些老國企，因為這些巨頭們還看不到吉利對自己的威脅，真正要命的是來自國家發改委的那張目錄：如果沒有轎車準生證，即便吉利造出奔馳來，也無法在國內市場銷售。事實上，在1998年，吉利的首家工廠已經建成，這時李書福才猛然發現準生證的重要性。無奈之下，李書福走了曲線救國路線――投入1400萬元，收購了一家位于四川的瀕臨倒閉的微型車廠。終于，在1998年8月，吉利推出了第一款車――豪情。

吉利的準生證噩夢并未因一筆收購而結束――當他們在2001年準備推出豪情與美日換代車型時，卻在發改委新車目錄中找不到這兩款車的身影。沒有這張轎車生產許可證，吉利可能就此“關門大吉”。吉利在瀕臨絕望時發現了即將倒閉卻“根正苗紅”的江南奧拓。最終，吉利再次通過收購行為解決了準生證難題。繞過政策障礙之后，這家民企造車的傳奇故事正式拉開帷幕。

此后吉利的發展雖然始終沒能和那些大國企走到一個層級上，但其成長歷程卻融合了更多商業智慧，無論是在品牌上的突破、融資上的嘗試還是并購業務的運作，吉利積累的經驗似乎早已超出任何一家國內車企。終于，他們在2010年賺到最大的頭條：收購Volvo的消息一出，評論界不再將吉利視為異類。

發展簡史：三個方面攪亂車市格局

縱觀吉利自1998年首款產品上市至今的發展歷史，他們至少在三個方面攪亂了中國汽車市場格局：吉利曾三次挑起國內車市的價格戰，使今天的汽車至少便宜了10%；吉利開創了民營企業造車的先河，使得這個當年被視為戰備物資領域的市場正式面向民資開放；吉利定義了一種新的游戲規則，盡管時至今日這個規則仍然不被老牌車企視為主流。

首先，在價格層面。由于吉利是一個新創品牌，既無造車經驗，又無技術背景，因此只能低價切入市場。在推出華普品牌之前，吉利產品全線售價都在8萬元以內。這樣的價格只能確保大約6%的利潤，遠低于2002年以前同行業超過20%的水平。考慮到自身的品牌溢價能力，吉利這也是無奈之舉。但這樣做有三個不利結果：一是一開始就走低價路線，會使用戶形成一種低端產品的思維定勢，未來很難向上提升品牌；二是必須不斷動用價格武器才能引發用戶關注；三是，為了維持低價必須不斷控制成本，而控制成本又很可能犧牲產品質量。

當然，既然選擇了低價路線，吉利便只有一條道走到黑。在10余年中，他們多次主動挑起價格戰，先后迫使奧拓、夏利甚至后來的賽歐等品牌降價，而這些產品的降價又進一步帶動更高級別產品價格聯動，最終撬動整個汽車市場的價格水平。在這一點上，每個中國車主都應該感謝吉利。

其次，在民企造車層面。從吉利蓋起工廠，設計好產品，卻找不到目錄那一刻起，李書福便不斷炒作發改委應該放寬對民企限制的話題。畢竟外資都拿到資格了，民企憑什么享受不到“國民待遇”？盡管最終李書福被迫走了曲線救國道路，但吉利至少撕開了一條民企可以造車的口子。之后，比亞迪、力帆等才尾隨而至。這些民企的產品雖然還暫時難以達到中端市場的要求，但他們在競爭意識上迫使整個行業徹底從當年的計劃經濟時代走了出來。

再次，在游戲規則層面，吉利也是一個勇敢的攪局者。汽車行業的游戲規則，無非是指產品研發、產能布局與銷售管理幾個方面的運作模式。吉利進入汽車行業初期，一沒錢，二沒人，三沒技術，如果按照常理出牌，只有死路一條。吉利必須在各個主要環節上創建自己的游戲規則。沒有資金，想辦法開源節流，沒有人才，想辦法吸引人才或是培養人才，沒有技術，想辦法搞到技術最終，吉利成功摸索到一條完全獨創的模式。

在資金問題上，李書福創造性地推出了一個“老板工程”，其宗旨是股權與經營權不分離，鼓勵浙江當地民企投資吉利生產、配套體系。由于吉利本身號召力不夠，國內的契約環境又不足以令老板們放心大膽地把錢直接交給李書福。因此這種股權與經營權不分離的做法很符合當時老板們的胃口，很快為吉利解決了上市前的資金缺口問題。雖然這一工程帶來一系列管理問題，但后期通過諸多變革，負面因素已經基本消除。

在人才問題上，吉利花小錢辦大事，大范圍聘請高校汽車專業畢業生以及汽車企業退休人員。同時，自辦吉利大學，為企業輸送熟練技術工人以及產品開發人才。這樣做不僅實用，而且成本更低，也完全符合吉利發展初期的要求。吉利的這條人才鏈條隨著吉利大學的逐步正規而變得異常牢固。

在技術研發方面，吉利可以稱得上國內搞“逆向工程”的鼻祖。所謂逆向工程，就是把別人現有的產品拿來，拆解模仿之后，變成自己的產品。最徹底的逆向工程是把對方的整車、零部件造型全部測量后，用計算機計算出這些產品的數學模型，同時檢驗模擬產品的材質，根據這些關鍵信息交付生產。在大量自主逆向工程之后，吉利積累了比國企更多的研發經驗，這些經驗幫助吉利逐步擺脫模仿。

吉利在游戲規則上的創新，對于國內汽車行業而言，同樣是意義非凡的。事實上，吉利揭去的是罩在汽車工業身上那身嚇人的老虎皮，扒掉這層皮之后，用李書福的話講就是：汽車行業無非就是一個機電一體化行業而已，沒什么神秘的。

吉利發展的三大驅動力

如果總結吉利從無到有，走到今天的成功經驗，不外乎在對品牌的提升、對市場的占領以及融資、補血等三大驅動力方面的持續努力，如圖1所示。

第一，對品牌提升的驅動力。由于從低端切入，廉價的形象難以賺到足夠的利潤，因此，吉利必須不斷致力于品牌溢價能力的提升。10年來，吉利不斷在這方面進行努力。

開始，他們學習當年豐田推廣雷克薩斯的方法，搞分品牌管理。2002年，吉利收購了上海杰士達，并借此推出華普品牌，試圖利用“上海制造”這個標簽提升自己的定位。但這一招收效不大，主要是當時吉利還未走出依靠價格競爭的怪圈，再加上華普的產品仍然不怎么美觀，因此在推出吉利金剛后，吉利在華普上的投入逐漸萎縮。

此后，吉利開始關注產品質量的提升，畢竟從長遠看來，產品品質總是先于品牌提升而提升的，而提升產品質量，首先需要提高的是產品設計品質。光靠逆向工程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必須從源頭上解決產品設計這一問題。為此，一向“摳門”的吉利痛下決心，拿出2200萬美元與意大利某汽車項目集團簽約，由國外設計公司為吉利開發一款新車。此舉的收效隨著金剛、帝豪等車型的上市開始顯現：從2005年以后，吉利產品開始體現出一定的品質感了。

在產品質量提升后，分品牌管理的議題再次被提上桌面。由于華普的教訓，吉利對分品牌操作也顯得更加成熟，帝豪品牌便是這次變革的產物。此舉將吉利的價格帶成功推至10萬元以上區間。

離家的貓范文第4篇

大學畢業后杰瑞特進入他父親工作的保險公司，不久后在朝鮮戰爭時期杰瑞特應征入伍接受訓練，在杰克遜堡壘（Fort Jackson）的訓練結束后，杰瑞特幸運地被派往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反間諜軍團，在一次任務中杰瑞特第一次認識了哈佛畢業生，他發現和哈佛畢業生在一起能夠堅持自己的立場。就是這次入伍成就了今天的銀行家杰瑞特，而不是保險銷售員杰瑞特。

得益于1957年美國的平權法案，杰瑞特進入哈佛商學院深造學習。畢業后，杰瑞特也為自己未來的方向猶豫不決過，而在哈佛俱樂部與校友的約會令他下定決心要看看自己在紐約能做什么。于是杰瑞特加入了歷史悠久的私人銀行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 & Co.）。在規模龐大的銀行里，晉升需要至少兩年半的時間，這對喜歡冒險的他來說過于漫長。

1959年，杰瑞特與商學院的同學威廉?唐納森（William Donaldson）、丹?盧弗金（Dan Lufkin）共同創立了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 Inc. （DLJ），盡管他并不認為他們的商業計劃書有多么出色，但是他相信他們一定可以找出賺錢的方法。他們認為小型創業企業在未來將會發展很快，同時發現華爾街的報告偏向于數據統計，非常淺顯，沒有從市場和經濟的角度去分析，因此對于符合實際情況、有深度的市場分析報告的需求十分突出。

此外，華爾街和紐約證券交易所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大型市場投資人身上，而忽略了新興機構投資者市場，而杰瑞特他們發現了這個機會，深入的市場研究報告，就像在哈佛商學院做案例分析那樣，這吸引了很多新興投資機構。隨著紐約證券交易市場中的機構投資人每年營業額的飛速增長，DLJ也迅速成長起來。當20世紀60年代陸續有基金開始關注小型成長型企業的時候，DLJ是當時市場上唯一提供新興成長企業市場報告的投行，這使得DLJ迅速開始盈利。

而后杰瑞特三人在DLJ的幾項創新在金融界都是可圈可點的。當時市場內的其他機構都不愿承擔風險，因此大多數投行僅僅是幫助客戶進行投資，而沒有將自己的資金注入到證券的大宗交易之中。而DLJ就是當時除高盛以外為數不多的敢于用自己的資金進行大宗交易的投行。

離家的貓范文第5篇

[關鍵詞]禮貌 語境 框架

[中圖分類號]H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0)08-0103-02

一、禮貌理論研究簡介

Leech(1983)在合作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1],下設七條準則:策略準則(盡量減少他人付出代價;盡量增大對他人的益處)、慷慨準則(盡量減少對自己的益處)、得體準則(減少表達有損他人的觀點)、稱贊準則(減少表達對他人的貶損)、謙虛準則(減少對自己的表揚)、一致準則(盡量減少自己與別人的不同看法)、同情準則(減少自己與他人在感情上的對立)。他認為禮貌原則與合作原則是平行的,可以解釋合作原則所不能解釋的問題,在交際中起著更高的約束作用。Brown & Levinson(1987)認為禮貌語言就是一種盡量減少威脅面子行為的手段或策略[2]。一個人會根據社會距離、權勢差異以及言語行為威脅面子度等來測定威脅面子行為的嚴重性,從而采取相應的禮貌策略,以維護交際雙方的面子,成功地傳遞其交際的意圖。他們還就面子威脅程度提出了如下公式:W=D(S,H )+P( H,S)+R。其中,W是測量威脅面子行為程度的數值,D(S,H )是測量說話人和聽話人之間的距離,P(H,S)是衡量聽話人對說話人的權力大小,R是衡量施加威脅面子行為FTA的程度。與社會期待準則背離越多就越威脅面子。D,P,R這三種因素通常不是客觀的社會價值而是發話人自己的主觀判斷,它決定著發話人是否使用維護面子的策略。

二、傳統禮貌研究之不足

傳統禮貌研究認為,為維護和諧的人際關系,說話人會策略地使用一定的語言手段,以達到意欲的交際目標(Thomas,1995)[3]。禮貌理論的最大吸引力是它將面子威脅即禮貌與人的權力地位和社會距離的基本方面聯系在一起。一個人通過禮貌所傳遞的不僅是對別人面子的關注,也傳遞了他對人際情景的不同感覺。禮貌原則深化了會話含意的研究,可以合理地解釋人們有意違反合作原則的原因和說話人使用禮貌表達的原因。然而,禮貌原則存在著自身難以排解的問題。首先,傳統研究對“禮貌”這一概念的認識不到位,沒有充分關注特定語境的制約作用。Fraser & Nolan(1981)認為,句子或語言結構并沒有禮貌和不禮貌之分,禮貌其實是一種社會判斷和語境判斷,即一個人在什么語境下說了什么話[4]。其實,禮貌既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說它絕對是因為禮貌現象是每個國家和社會都普遍存在的一種語言現象;而禮貌又是相對的,因為任何禮貌性的言語交際都是發生在特定場合的,受到社會因素和各種語境的約束。在某種語境中看似禮貌的話語,在另一語境中可能顯得并不禮貌,有時甚至會給人以過分禮貌之感。不夠禮貌固然會使話語不能被接受,但過分禮貌也同樣會使話語不能被接受。其次,禮貌理論強調的是人際關系的合作與和諧。然而,人們之間并非總是合作的,有時也會產生人際沖突。有的人還可能想在交際中展示自己的能力、魅力、自信、可靠、勇敢等。禮貌研究應當將這些概念都包括進來,進而加以有效拓展。再者,禮貌原則依據的是西方國家的語言文化背景,雖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無法對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禮貌現象和個性化的語言表達進行全面的解釋。事實上,不同的文化會生出不同的言語行為,交際者采用的語用策略并不完全相同。

三、禮貌研究的框架觀

社會交往經常使交際者陷入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交際者出于某種原因要保持交際雙方彼此的面子(包括積極面子和消極面子),另一方面交際者又常需要做出某種威脅這些理由的行為,而面子和禮貌可以化解這種尷尬。面子和禮貌是擺脫滿足自我個體需要的混亂狀態,實現有序社會交往的前提。有些學者(Eelen,2001;Mills,2003;Watts,2003)[5][6][7]從社會學理論出發對傳統禮貌理論中的共享規范和單一文化等提出質疑,建議我們考察不同的文化中禮貌規范的性質問題。他們特別看重聽話人的作用,建議將禮貌放到聽話人的評價中。禮貌不僅限于單句,還存在于較長的語篇中,禮貌涉及聽說雙方的多次交際和相互協商。我們只有研究現場交際中的禮貌才真正有意義,從現場交際中可以觀察到某特定話語潛在的禮貌行為。與從說話人角度研究禮貌的做法不同,他們強調對話的過程觀、動態觀。禮貌評價是以特定的交際中的聽話人為前提的,一個人如果不了解語言使用的語境就無法對語言產生的影響作出預測。禮貌的好與壞取決于現場評價,禮貌可以是積極的,如操縱一個有利于自己的情景,也可以是消極的,如容易引起別人反感的過分禮貌行為。個體的理性經常會受到社會理性的制約。社會理性可以通過說話人的個人意圖和聽話人對此意圖的識別來施加影響。在社會理性的制約下,說話人會從眾多可能的表達方式中做出某種具體的選擇。交際中的個人意圖本質上具有社會建構性。一個人只有假設聽話人可以將其行為解釋為某特定的行為時才會實施該行為,而聽話人能否做出相應的反應和解釋取決于該特定行為是否是社會規范所允許的。可見,社會理性不是可有可無的附加物,而是個體理性必要的前提條件。社會理性將各種選擇擺在我們眼前,是個體理性促成了特定的選擇。一個人在用某種方式表達某種意義時,他一定認為聽話人熟悉該方式,而且聽話人可以判斷它是什么含義。換言之,說話人只有使用聽話人對某特定意義可以識別的方式才能來傳達其意欲的意義。否則,無論說話人認為自己的話語有多么禮貌,如果聽話人不具有同樣的評價,其表達都不能稱得上禮貌。當聽話人通過他的反饋表明他已識別并認可了說話人的言語行為時,該行為才能進入交際者共同的集體經驗,且有可能成為今后交際的模型,禮貌規范就此產生。社會理性就是這樣進入到禮貌中的。分析者不應該把自己的解釋強加在語言素材上,因為是社會歷史條件決定了規則性的東西,而這些規則性的東西就是禮貌的意義。基于這一點,他們提出了禮貌研究的框架觀。“框架”是儲存在人的記憶中用來表征特定情景的信息結構,與某些經常重復發生的情景和事件有關,人們可從記憶中隨時調出框架中的信息作為背景知識來理解新的情景和話語。“框架”是人們通過社會化過程習得的,可反映該語言和團體的特殊性。框架具有社會文化規定性,不同框架產生的社會文化含義也是不同的。從社會認知上,知識可以分為個人知識和社會知識。社會知識為具有規約性,為社會群體所共享,而個人知識具有特殊性,僅與具體的人有關。個人知識雖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與社會知識發生重疊。在一定的社會知識條件下,相同的知覺在不同的知覺者中會產生相同的心理狀態,進而產生一致的推理和預期。

禮貌框架觀將語境劃分為包含某個特定說話人(特定性別、年齡和社會地位等)和某特定聽話人(特定性別、年齡和社會地位等)的語境類型,而不是具體的、特定的語境。當交際在某種情景中發生時,交際雙方相互作用、互為影響。我們可以根據聽話人的反應將某種語言表達劃分為特定的行為類型(言外之力或語境變化潛勢)。例如,如果交際者通過說話或動作表示對某表達實施的請求行為加以認可和反應時,該行為就會被認為是禮貌的請求。可見,這里的語境已剝離了具體的細節,那些已得到人們的認可,用來實現特定行為的特定表達與特定的語境類型經常是共現的,且具有一定的規律性。禮貌就存在于這種共現規律中,而不僅僅是通過語言加以兌現。可見,在宏觀層面看起來理性的全知行為,其實是局部的或小范圍的行為,是對在什么情景下使用什么表達的特定知識結構,即“框架”。傳統禮貌研究認為,間接含義與說話人的意圖緊密相連,是通過特殊含義來傳遞的。而禮貌的框架觀認為,只有當特定話語的某種用法在其最小的語境中尚未規約化時說話人的意圖才發揮作用。這時,我們必須參照話語的臨時語境才能獲得其特定的含義。總之,框架處于宏觀禮貌策略(從特殊性抽象出來的)和臨時語境(從中可以抽象出框架)中日常言語行為兩者之間的那個層面。禮貌框架觀優先解釋的是禮貌的社會性,而不是禮貌的語用特征。禮貌的社會解釋不能直接簡化為語用解釋。

【參考文獻】

[1]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1983.

[2]Brown,P.and S.Levinson.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Thomas,J.Meaning in interaction: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1995.

[4]Fraser,B.&Nolan,B.The association of deference with linguistic for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81,27:93-109.

[5]Eelen,G.A Critique of Politeness Theories.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