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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論翻譯范文第1篇

【關鍵詞】旅游文本；張家界景區；翻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11-0254-02

張家界景區位于湖南省，以其豐富的自然景觀而聞名世界。張家界景區的宣傳資料包含許多民間習俗和神話故事，具有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對外國游客理解景點信息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這對翻譯質量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但目前翻譯質量參差不齊，亂譯、錯譯案例比比皆是。例如：武陵源景區的珍稀魚類“娃娃魚”被譯為“the baby fish”，正確的譯法應該是“giant salamander”；更有甚者將張家界天子山老屋場小景區中間臺地的“空中田園”譯為“terraced fields in the air”，這很容易使讀者聯想到古巴比倫時代的空中花園，或是喬納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中描述的“飛島國”，而正確譯文應為“terraced fields on high mountain”。甚至連官媒《中國日報》都會犯低級的錯誤，如：對武陵源景區的描述“奇峰三千，秀水八百”被譯為“3000-meter-high peak and 800-kilometer-long river”，這不僅是對原意的歪解，更顯露出譯者背景知識的匱乏：在湖南省根本就沒有高于2200米的山峰，合理的譯文應為：“thousands of grotesque peaks and hundreds of beautiful brooks.”

目前我國學界對景點宣傳手冊的錯譯亂象關注度并不高。本文試圖運用意譯、歸化與異化、改寫法等方法逐例討論典型的漢譯英問題并建議解決方案。

一、意譯

從跨文化語言交際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意譯強調譯語和原語兩種文化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它能體現不同語言民族在語言文化、宗教文化和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差異性。例如：黃石寨位于張家界森林公園西部，相傳漢留侯張良隱居此地受難，被其師黃石公搭救，故得名。

譯文1： Huangshi Fort lies in the west of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It is named after the story of Zhangliang， the Marquis of Han Dynasty. When he was the recluse here， his teacher， Mr. Huangshi， saved him from his sufferings.

譯文2： Huangshi Fort lies in the west of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It is named after the story of Zhangliang， the prime minister of Han Dynasty （206 BC- 220AD）. When he was the recluse here， his teacher， Mr. Huangshi， saved him from his sufferings.

該原文及譯文1摘自張家界景區的官方網站，“漢留侯”被譯為“Marquis of Han Dynasty”，但譯文還有很多提升空間。中國封建社會的官職制度與西方國家不同，據《留侯論》記載，“留侯，漢相張良是也，輔劉邦，平英布，制韓信，功成身退，封為留侯”。可知張良是漢朝的丞相，而“丞相”比“留侯”更為人所熟悉，因此，將“留侯”譯為“prime minister”比“marquis”（侯爵）更為合理。這一方面嚴格符合漢語文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對英語讀者負責任的翻譯方法，因為“prime minister”在現代西方社會中是很常見的詞匯。該譯文看似已經解決了文化因素，但由于大多國外游客并不明白“Han Dynasty”的時間概念，所以要在其后加上朝代時間“（206 BC-220 AD）”。再如：天子山

譯文1： Tianzi Mountain

譯文2：Son of Heaven’s Mountain

武陵源景區的很多景點，如天子山、向王觀書、御筆峰等的名稱都是古人對上天向往的一種反映。“Tianzi Mountain”并不能明白表達其中的文化意蘊，應該用意譯的方法譯為“Son of Heaven’s Mountain”（譯文2）。

旅游勝地蘊含著該國深厚的文化意蘊。譯者應將原文的內涵對等地傳達給讀者，避免簡單的直譯或逐字翻譯，否則會毀掉源語本來的信息，影響文化交流。

二、歸化和異化

由于東西方文化差異，在翻譯漢英旅游文本時使用帶有英語文化特點的表達方式會讓讀者接受起來更加容易，這種方法叫做歸化法。它被普遍應用于某些習語、典故和特定文化意象（Culture-specific images）的翻譯和帶有文化特征和效果的表達方式的翻譯。合理使用歸化法可使譯文變得更加地道，讀者接受和理解起來也更加容易。例：鴛鴦瀑布

譯文1： the Mandarin Duck Waterfalls

譯文2： the Couple Waterfalls

譯文3： the Love-birds Waterfalls

鴛鴦總是成對出現，形影不離，在中國文化中象征著忠貞如一的愛情；但英語中并沒有相應的詞匯表達這樣的隱含意義。若將“鴛鴦瀑布”譯成“the Mandarin Duck Waterfalls”，英語讀者只知道鴛鴦是一種動物，卻不知道其內蘊，和瀑布又有什么關系；鑒于這種文化差異，使用歸化法，將“鴛鴦瀑布”譯為“the Couple Waterfalls”，這樣就能表達“兩條瀑布”的數字概念和鴛鴦的含義，但英語讀者還不能理解鴛鴦承載的文化內涵。參照英國漢學家、紅學家戴維?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譯的《紅樓夢》，他將鴛鴦譯為“love-birds”，這不僅表達了鴛鴦“兩只鳥”的數字概念，又能表達鴛鴦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再如：獅子寨，御筆峰

譯文1： the Yellow Lion Village， the Imperial Pen Peak

譯文2： the Yellow Lion Fort， the Imperial Brush Peak

譯者應注意源文本詞匯和語義的復雜性，使用正確的詞匯傳達源文本的意義和內涵，避免用詞上失誤。例句的“寨”有兩個意思，分別為“普通的村落”和“軍隊駐扎的堡壘”，武陵源景區的獅子寨、鷹窩寨等都是自然形成的懸崖峭壁，所以“Fort”比“Village”更合理；另外，御筆峰的“筆”指的是中國傳統書寫工具毛筆，御筆峰之所以得名也是因其筆直挺拔，很像毛筆，這時就應運用異化法體現其特點，將御筆峰的“筆”譯為“Brush”。綜上，準確地了解源文本文化內涵是避免文化溝通失敗的先決條件。

三、改寫法

改寫是用另一種形式復述信息，使其意思更加明了。改寫的情況有兩種：不必譯和不可譯。不必譯指由于各種原因，譯文不必完全按原文字面意思表達；不可譯指譯文中無法找到合適的詞匯表達原文含義，如古詩詞、文言文等。遇到這兩種情況，就可以運用改寫法。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譯文1： A flicker can turn into a burning flame to destroy the whole grassland

譯文2：No Smoking

該例句摘自的詩詞，屬于警示語，警告游客不要吸煙。通過這句詩，中國人不僅可以明白它的警示作用，更能夠聯想到在井岡山的崢嶸歲月。但外國游客缺乏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更不用提對這種特定時期和概念的深度理解，所以這樣的詩詞對他們并不會產生同國內游客一樣的效果。考慮到這種不必譯情況，采用改寫法，只著重體現警示語簡短有力的特點，將其譯為“No Smoking”效果更好。翻譯警示語不應將重點放在詞匯層面，而應該使譯文具有源文本的呼喚功能。再如：“‘誰人識得天子面，歸來不看天下山。’凡到過天子山的人，對這些評價都是贊同的。”

譯文：“After a visit to the Son of Heaven’s Mountain you’ll

pay no attention to any other mountains under the sun.”All those who have been here got the same feeling.

短短一句詩詞承載了很多中國文化和民間習俗。這和“五岳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的表達效果一樣，但外國游客不會體會到其中的意境，而英語中也沒有對應的詞句，遇到這種不可譯現象，采用改寫法，只將原文的意思明確完整表達，反而使外國游客更容易理解。

四、總結

漢英旅游文本翻譯旨在更好地為外國游客提供旅游景點信息，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國游客來中國旅游，創造經濟價值。通過本篇文章的論述，希望可以輔助漢英旅游文本的翻譯，為旅游文本翻譯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1]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 London. The Penguin Classics Press 1982.589.

[2]白藍.從功能翻譯觀談旅游資料英譯[M].北京：中國科技翻譯，2010，（03）：22-26.

[3]曹波.湖南旅游[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8）.

[4]潘寶明，朱安平.中國旅游文化[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1（3）.

[5]申藝芳.功能翻譯理論關照下張家界景點介紹的語篇英譯[J].湖南科技學院報，2011，（02）：35-39.

作者簡介：

留侯論翻譯范文第2篇

不少學生由于不懂文言文翻譯的原則和方法，結果常會出錯誤，還會鬧出一些笑話。如何正確理解文言文的內容，把握主題。進而分析技巧呢?在這里，筆者想與中學生們談談文言文學習的一些方法，或許對于大家的學習能有一定的幫助。筆者認為文言文學習應該注意以下原則和方法，它可以簡要地概括為十二個字，即“信、達、雅”和“留、換、增、刪、調、選、引、縮、擴”。

“信、達、雅”是翻譯文言文的三條基本原則。

所謂“信”，就是翻譯時要忠實于文言文原文的內容和每個句子的含義，用現代漢語字字、句句地落實，或直譯或意譯，不歪曲原意，不添枝加葉、不望文生義、不牽強附會：更不隨心所欲地撇開原文，去憑空編造。

所謂“達”，就是翻譯出來的現代漢語要求表意明確，語言通順流暢，既要使句子完整無缺，保持原文的語言不走樣，又要避免語句的呆板，留有文言氣。

所謂“雅”。就是用簡明、優美、富有文采的現代漢語把原文的內容形式以及風格準確地表達出來。

“留、換、增、刪、調、選、引、縮、擴”則是文言文翻譯的基本方法。因為文言文與現代漢語在詞義和語法已有所不同，所以翻譯文言文時要根據句子特點和組成句子的實詞、虛詞的不同情況，采用合適的方法。

一、留就是保留文言文中的詞語。文言文中凡是專有名詞、物名、職稱、器具、度量衡單位以及一些固定詞組(如成語)等，可照錄保留。例如：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岳陽樓記》)

譯：慶歷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貶官降職做了巴陵郡的太守。

句子中的“慶歷”是年號。“滕子京”是人名，“巴陵郡”是地名。這些專有名詞在翻譯時把它們照搬到譯文中去就行了。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陋室銘》

譯：山不在乎高，有了仙人就出名。水不在乎深，有了龍就靈性。

這句子中的“山”“水”“龍”古今詞義相同，翻譯時不用改變它的原意。

二、換替換詞語。文言文里的有些詞語古今差異較大，這些詞在現代漢語中意思已改變，在翻譯時就要用相應的詞語來替換。例如：

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扁鵲見蔡桓公》)

譯：扁鵲遠遠地看見桓侯便轉身往回跑。

句子中的“還”通“旋”，是“轉身”的意思。“走”古今詞義不同，應換成“跑”字。

三、增增補詞語或句子成份。在文言文翻譯時，增補的情況最為復雜，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　文言文以單音節詞居多，所以翻譯時應將文言文中的單音節詞增補成現代漢語中相應的雙音節或多音節詞。例如：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

譯：北山有個叫愚公的人，年紀將近九十歲。面對著山居住。

句子中“年”“面”“居”都是單音節詞，應增補為雙音節詞“年紀”“面對”“居住”。

2　文言文是將數詞直接放在名詞或動詞的前面，而不用量詞。翻譯時應把量詞增補上去。例如：

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口技》)

譯：那個表演口技的人坐在帷幕中，里面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扇子，一塊醒木罷了。

3　句子成份的省略是文言文里常見的現象，翻譯時為了表意明確，應作必要的增補。例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

(《桃花源記》]

(村里人)看見漁人，竟大為驚奇，問(漁人]是從哪里來的，(漁人便)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們。

原文中省略了兩處主語一處賓語，翻譯時應將它們補上去，并用括號表示。

4　有些句子，它們的句子成份是完整的，但是為了上下文的連貫，按照現代漢語的習慣，在翻譯時也要作適當的增補。例如：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譯：東晉太元年間，武陵(有個人)以打魚為職業。(有一天他)沿著溪流(劃船)前行，忘記了(劃行)路程的遠近。

四、刪刪去一些不譯的詞。文言文中有一些虛詞，在句子中只起某些語法作用，沒有實在意義，在現代漢語中也沒有相應的詞語，因此，可刪去不譯。例如：

夫戰，勇氣也。

(《曹劌論戰》)

譯：作戰，是靠勇氣的。

句子中的“夫”是發語詞，沒有實在意義。因此刪去不譯。

五、調調整語序。文言文中有一些特殊句式，如，主謂倒裝、賓語前置、狀語后置、定語后置等。在翻譯時要根據現代漢語的習慣把它們的語序調整過來。例如：

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主謂倒裝)

譯：你太不聰明了。

何陋之有?(《陋室銘》)(賓語前置)

譯：有什么簡陋呢?

行者休于樹。(《醉翁亭記》)(狀語后置)

譯：行人在樹下停留休息。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馬說》)(定語后置)

譯：(馬類中的)千里馬，吃一頓有時要吃盡一石飼料。

六、選選用恰當的詞義翻譯。文言文中一詞多義的情況十分常見，因此要選用恰當的詞義來翻譯。例如：

顧不如蜀鄙之僧哉。(《為學》)

“顧”是一個多義詞，它的義項共有七條：A、回頭看；B、看；C、探問；D、拜訪；E、顧惜、顧念；F、考慮；G、但、只是；H、反而、卻。根據上下文，這個句子中的“顧”用H項最恰當。

七、引

引申詞義。文言文中單音節詞很多，因此有些詞很難從它的本義在現代漢語中找到相應的詞語，對這類詞應選用切合原文語境的引申義來替代。例如：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岳陽樓記》)

譯：于是重新修建岳陽樓，擴大了它原來的規模。

這里的“增”本義是增加，此處引申為擴大；“制”本義為制作、制造，引申為規章、制度，再引申為規模。

八、縮縮就是簡化。即把文言文中的一些繁筆合并翻譯為簡筆，使譯文簡潔通暢。例如：通計一舟，為人五；為窗八；為箬篷，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念珠，各一。(《核舟記》)

譯：總計一條小船，刻有五個人物。八扇窗戶，還有竹篷、木槳、火爐、茶壺、畫卷及念珠各一件。

九、擴即對過于言簡意豐的句子加以擴展。如“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這類句子，翻譯時如果不多用些筆墨，就難以把意思全部表達清楚。

留侯論翻譯范文第3篇

關鍵詞：龐德 語言能量 譯者主體性 詩歌 翻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7）05-0007-03

1 引言

傳統譯論在二元對立認識論哲學的影響下，文本中心論和作者中心論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譯者的主體地位不被承認和接受，因此譯者的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的重要作用也往往被忽視。但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譯者的主體地位也漸漸得到關注，研究譯者的主體性也成為翻譯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因此學者們開始從各個角度分析研究譯者主體性。龐德作為美國意象派詩人的代表，對意象翻譯有著很深入的研究，并對翻譯界做出了杰出貢獻，其中他提出的“語言的能量”（又稱語勢）是貢獻之一，筆者通過對龐德語言能量觀和譯者主題性的研究，發現將兩者結合起來的研究較少，本文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探討龐德對我國古典詩的意象翻譯，選取他英譯的中國古典詩歌為語料，從而探討譯者主體性在詩歌翻譯中的發揮。

2 龐德翻譯中的語言能量觀及譯者主體性的相關研究

龐德的語言能量觀是從語言哲學的角度通過文學翻譯探求語言之間的關系問題，探討文學尤其是詩歌翻譯的本質。

龐德“語言能量”的首次出現于1910年在對羅丁?卡瓦爾坎迪的詩歌的批判。他說：“羅丁的‘能量即美’的觀點是成立的。我們所有有關詩歌美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都與下列思想有關：迅速、有動力、具有力量，而我們對丑的概念卻與緩慢、無生命的事物聯系在一起”[祝朝偉，2005：62]。“按照龐德的語言能量理論，語言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能適應各種環境而變異生

存……這種生命力就是語言的能量[廖七一，2002：30]。龐德在《嚴肅的藝術家》中，進一步對“能量”進行了界定： “我們可以相信，藝術中至關重要的是某種能量，一種像電或輻射波的東西，一種可以鏈接，可以整合的力量，那是一種類似流水的東西，他從金色的沙灘上噴涌而出，迅速游走，你可以將它想象成任何意象”[龐德，2003] 。

按照龐德的語言能量理論，語言有它自身的生命力，能適應各種環境而變異生存，這種生命力就是語言的能量[李，2004：326]。在龐德的翻譯能量觀中，他并不重視譯文的意思，甚至譯文中確切的詞語翻譯。他重視對節奏、韻律、措辭和詞語的變換。在不同的文化中，這些節奏、措辭給讀者的感覺是相同的。龐德希望通過對不同文化之間的通用的理解來傳遞不同文化的相同意境。詩歌的語言就是通過這些音韻、形象的描述和中心思想來獲取能量的。而翻譯工作就是將這些分散的能量收集起來，由譯者進行創造性的整合，然后在另一文化和語境中使語言發散出更大的能量。

我國近幾年來對龐德語言能量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廖七一[廖七一，2002：30]：根據語言能量的基本觀點，總結出語言的自身生命力就是語言的能量。郭建中[郭建中，2002：47]：龐德在翻譯過程中不強調文本的意義或是個別詞的意思，而是強調節奏、選詞和詞語在上下語境中的意義，因為詞語處于運動之中。很多學者認為龐德的語言能量觀是詩歌翻譯的主要觀點之一，也同樣傳達了一種“意象”概念。總之，龐德的語言能量觀是建立在對詩歌的翻譯和文化的傳遞的基礎上的。

對譯者主體性的研究近年來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而我國學者近十年來對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在學習和借鑒外國學者的基礎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呂俊&侯向群（2001）、劉宓慶（2001）、許鈞（2003）和胡庚申（2004）在其專著中從理論上對譯者主體作了專門論述。早在1996年，袁莉就受1984年法國翻譯研討會中心議題――文學翻譯者的地位和作用啟發，撰文呼吁文學翻譯應該強調譯者的主體意識。2002年之后，開始對譯者主體性開始從多角度、多層次進行研究對譯者主體性的界定，存在大致四種觀點：第一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文本中心論），第二，譯者的操縱性，第三，從譯者與文本，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的關系中規定譯者的主體性，第四種觀點認為譯者主體性包含兩層含義，一是譯者主體性的本質是譯者的存在、活動以及對世界和自身把握的方式，二是譯者主體性是譯者與文本、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的關系中體現出來的特性[侯林平，姜泗評，2006：101.]。對譯者主題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一下幾個視角，分別為：闡釋論視角，女性主義視角和適應選擇論視角等。但是從語言能量觀的視角研究譯者主體性發揮的少之又少，下面筆者會進行詳細分析：

3 語言能量觀下譯者主體性的發揮

龐德在獲得費諾羅薩的中國詩歌筆記后，從其中的150首詩歌中挑選出18首進行翻譯并出版，取名為《神州集》，發表后獲得了極大反響，下面筆者將從他所翻譯的詩歌中選取段落進行分析：

3.1 Z言能量觀中譯者身份

從龐德的語言能量觀中可以看出，翻譯中譯者的身份決定著原文和譯文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一位詩人與一位詩歌翻譯家是沒有本質區別的。譯者不僅是連接對源語文本的理解和表達兩個階段的橋梁，而且還需增加對媒介文本的理解。龐德在對媒介文本理解的過程中提煉出媒介文本中最為重要的語言能量，這是一種抽象的輪廓，他打破了媒介文本對原文逐字的邏輯對照和詞句的符合。根據原詩給自己留下的意境和感覺進行重新的創作。這樣創作出的譯作不但有原詩的語言能量，還融會了龐德的詩歌成就，二者合一可以產生更大的能量。例如：龐德在翻譯《華夏集》《大學》時，先是由媒介文本作者對原文進行理解，后才是龐德對媒介文本的理解。龐德在對媒介文本理解的過程中提煉出媒介文本中最為重要的語言能量，而這是一種抽象的輪廓。

3.2 理想的譯文能再現原文本身的能量及本身的活力

龐德反對使用抽象語言，主張使用有具體意義的語言來表達具體的意象。龐德認為詞語就如同一個個發光的“節點”（knot），只要合理的放置就能產生最大的能量。語言是最表層的表現形式，而內部蘊藏的是無限的情感，由經過一定順序放置的詞語能夠組成感情的堆疊，最終呈現出來的能量的爆發是情感的爆發。往往這爆發的瞬間涌現的無限能量，又由靜態的語言保存了下來[駱靜，2011：80]，即詞語是充斥著能量的，詞語的不同組合、“鏈接”而建立的新的聯系會釋放詞語潛在的能量。因此，他并不重視文本的意義，而是注重對“具體細節、個別詞語、單個甚至破碎意象”的翻譯 ，重視的是語言的能量。所以譯者的主體性會在從選擇原語文本到生成目的語文本整個翻譯過程中得以體現[許敏，2013：83]。

龐德在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過程中，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他想要保留中國詩歌中所表達的意境，但英語和漢語屬于不同語系，前者重形，后者重意，在翻譯的過程中，使譯文與原文文本共生，并且做到讓原詩大放異彩。他的另類忠實，保留原文的形式，充分發揮譯者的主體性，在忠實原文的情況下，打破英語的固有形式，用幾個簡單的詞表現出原文的意象，這不正是語言的能量嗎？

例如，龐德在翻譯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之六》中的兩句：“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譯文如下：

Surprised，Desert turmoil，Sea sun.[Ezra Pound，1913：31]

Flying snow bewilders the barbarian heaven.[張文英，王艷，2009：118.]

龐德認為詩歌翻譯中個別的詞意義傳譯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運動中的詞語群賦予語言以能量。從譯文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譯文完全背離了當時詩歌翻譯流行的句式、詩體和語言規范，采取了直接移動漢詩句法的異化策略，模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簡潔特質。他用幾個簡單的詞語來代替原文中的意象，讀完譯文就能夠感受到詩人給予讀者的一種意境，讀者通過對這幾個簡單的詞語就能感受原文的意境，即“以并置發潛能，以無言引詮釋”[張曦，2012：281]。

再如，李白一首詩歌中的詩句“荒城空大漠”，龐德翻譯為：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

再如，《華夏集》譯本中，李白的《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處理為：

Mind like a floating whit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Ezra Pound，1913]

原詩是一首五律詩，而龐德的譯詩雖然也是按照這一結構翻譯的，但更似一首自由體的詩歌，或者可以說是散文。他將原詩相對具體的并置意象很巧妙地進行了轉變。通過將自己置身于原詩的時代，身臨其境般的體會原作者的思想意境，龐德準確的再現了原詩傷懷的感人畫面。

翻譯在龐德看來，是一種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也是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原文的工具。從他對漢詩詩句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出，這些漢詩句法使英語語言系統吸收新的元素，得到了補足，同時擴張了譯文語言的表達力，從而產生了新的表達法，語言產生能量，譯者的主體性得到充分發揮。

3.3 語言能量指導下進行創造性翻譯

在龐德的詩歌翻譯中，他常常以語言能量為指導原則，進行創造性翻譯，他把翻譯作為詩歌創作的補充，來推動意象主義的發展。他認為譯者與原詩作者在某種程度上要達到神合，并要求譯詩既達意，又傳情，又能感動讀者。同時，他認為“翻譯為詩歌藝術提供模式，正如給鬼魂注入血液一樣”[蔣洪新，2001]。他的詩歌翻譯在意義上和風格上都忠實于原作，在意象創造出的意境上也忠實于原作。但是，龐德意象翻譯也有其“叛逆性”的一面。通過對詩歌中意象的翻譯，他所選擇的詞語作為語言的載體，精確的再現原文作者想要表達的情感，這就是語言的能量，它又是通過譯者發揮其主體性表現出來，讓不懂原語言的讀者通過譯文能夠準確感知原作者的情感，這是他的另類忠實。

例如，劉徹的《落葉哀蟬曲》：“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龐德翻譯為：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s still，And she the rejoy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leaves）：

留侯論翻譯范文第4篇

【關鍵詞】翻譯活動 跨文化 價值

一、引言

翻譯開啟人類心靈，打開思想疆界。翻譯活動為世界各民族提供了無障礙交流平臺，為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融滲透做出了巨大貢獻。價值是指自我本質的維系與發展，要具備價值，就必須要不斷進步和發展。從古至今，翻譯活動無處不在，其生命力十分旺盛，但在翻譯活動進行的同時，翻譯學學者有必要探究翻譯這項活動能夠存活如此之久、發展如此之蓬勃的根源，以此證明翻譯活動為全球發展所做的貢獻，也就證明翻譯活動的價值所在。

二、翻譯的跨文化交際價值

“中國是內陸國家，中華名族文化的發源地是中國的黃河流域，以土地為生存之本，中國古代始終重農輕商”（呂思勉，2008： 23-24）。然而在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臘，大部分都是位于海洋上的島國，當時人們為了各自的利益和適應大環境的發展，他們最初在國與國間開展基本低級的經濟活動，那邊是商品經濟的雛形。

異化指在翻譯過程中對一些帶有外國色彩的表達進行保留的翻譯策略，也就是保留異國情調。此類譯者認為文化交流才是翻譯活動的唯一價值，保留源語言中的傳統文化色才能算得上符合“信”的標準。例如，“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這句諺語，楊憲益先生將其譯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穆雷，1998：12-18），在這里沒有把“天”譯成God，目的是想保留原文里帶有中國佛教和道教的意味，如果，譯成God， 原文的佛教色彩就會被替換成基督教色彩，西方讀者必定會認為清代的中國人也是基督教信徒。因此，楊憲益先生翻譯的Heaven忠實傳達出了跨文化意義。

（一）翻譯的創造價值。

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差別，它是一種視聽綜合藝術，這種綜合復雜性決定了影視翻譯相較于一般文學翻譯，與再創造具有更緊密的聯系。比如在《美麗心靈》中，男主角Nash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吧喝酒，他們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位金發碧眼的美女身上，這時，一個人說道：

“Shall we say swords， gentlemen？ Pistols at dawn？”

“先生們，讓我們一決雌雄，看誰能贏得姑娘的芳心。”若這句話直譯則是“我們應該談談劍嗎，紳士們？還是黎明時的手槍？”這樣的譯文必定會讓讀者一頭霧水、不知所云。這里的文化解讀是，在西方中世紀，貴族們通常在黎民或者黃昏的時候決斗，目的是爭奪他們的仰慕者，而決斗的武器就是劍或者手槍。所以上述正確的譯文是一種文化內涵的轉換和再創造，若譯者沒有了解原文的文化淵源，他也不能創造出具有可讀性的譯本。翻譯活動再創造的價值便是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都能無障礙交流。

商標翻譯雖然是眾多翻譯活動里的冰山一角，但一個優秀商標的翻譯也需要結合原商標的韻味和專業的翻譯技巧。然后譯者在不背離商標的原意的基礎上，擺脫傳統翻譯的死板模式，勇于創新，譯出符合時代潮流、迎合大眾口味的商品名。

例如，“Great Wall”長城牌電腦還有，以及“ Panda”熊貓牌電器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名稱，不僅能吸引消費者，更能達到過目不忘的效果；再如，汽車商標里的“BMW”寶馬和“Mercedes-Benz”奔馳的譯法，能讓消費者聯想到轎車在公路上飛馳的畫面，如果直接進行音譯的話，就是分別是巴伐利亞汽車工廠和梅賽德斯，這樣的商品名稱不可能讓消費者聯想到時汽車的名字；還有家具品牌“IKEA”宜家和“Easy Home”居然之家的譯法，都傳達了安居樂業的概念在里面。

（二）翻譯的信息價值。

對于任何文字符號，其本身就具有信息功能。在翻譯研究領域里，我們所說的信息，就是指譯者在從事翻譯實踐活動的過程中，以兩種語言為載體解讀和傳遞的所有內容，如消息、思想、觀點、情感等。

首先從文學翻譯角度來看，英語名詞復數有詞形變化或詞形標志，漢語沒有復數的詞形變化，往往通過在名詞前增加詞語或者使用重疊詞來加以強調。而這些標志或強調正是體現了譯文所傳達的真實情感和信息。例如，翻譯“a very slight and very scattering ripples of half-hearted hand-clapping”譯成漢語則是“輕輕的、零零落落的、冷冷淡淡的掌聲”。此短語翻譯結后傳達的來得情感信息是冷清凄涼的氛圍。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我們接觸的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的外事報道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傳媒翻譯而進行的信息傳遞。再從傳媒翻譯的角度來看，傳媒毫無疑問是當今社會話語權的操縱者，傳媒的翻譯則是通過打破國界，擴大自身影響力。

結論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開始，研究人員不約而同地對翻譯的價值重新定位，為新的研究方向尋找突破口。而作為其研究對象的翻譯活動，認清其本質屬性是對翻譯學最基本的科學研究，更深層次地，探索本質背后的價值便是對翻譯學更為徹底的認識。通過正確地認識翻譯的價值，有助于人們了解翻譯學的博大精深，也有助于譯者在進行實踐翻譯時選擇更加精確的措詞，對譯文使用恰當的情感基調以及美化其的意境。翻譯活動作為推動社會與文化進步的重要因素，無疑會對當代文化價值的生成和社會價值的重建及修復發揮積極、主動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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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論翻譯范文第5篇

2012年4月初，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證實，福島第一核電站再次發生含高濃度放射性物質的污水泄漏入海事件，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再起波瀾。

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起因于2011年3月的日本特大地震。來勢洶洶的核泄漏，讓人們想起曾經的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慘痛，談“核”色變的日子再次來臨。放射性氣溶膠、放射性污水等名詞及其潛在危害不斷為人們熟知，包含放射性污染在內的特種污染也更加得到研究者的關注。

其實早在幾年前，我國就已有研究者運用納濾膜技術成功研制出了“放射性廢水處理裝置”，且應用效果顯著。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研究者，就是我國著名環境工程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侯立安。

立足前沿 于無聲處聽驚雷

幾年前，一項關于放射性廢水的課題研究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得到廣泛關注。國家的肯定和支持，不僅因為這項研究解決了世界性頂尖難題，取得了先進而實用的研究成果，更因為研究者在裝置研制過程中所克服的高危險性和挑戰性。

侯立安介紹，放射性污染是特種污染的一種。區別于傳統污染，特種污染是一種由特殊污染源造成的污染，危害更大，除放射性污染外，還有化學毒劑污染、生物戰劑污染以及推進劑污染。

眾所周知，放射性廢水所含的放射性物質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眾人唯恐避之不及，而研究廢水處理裝置，卻要用放射性物質配置模擬核爆廢水，并在密閉環境中進行大量試驗，研究工作面臨極大的風險。而侯立安，正是頂著種種壓力，開展了這項工作。

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侯立安掌握了放射性廢水的水質特點，并通過全面分析各種放射性廢水處理的工藝方法，最終決定大膽采用納米材料領域核心尖端技術—納濾膜作為裝置的關鍵處理單元。隨后憑著對科研事業的執著和不懼艱難的精神，侯立安始終堅守一線，系統研究了膜分離的預處理工藝，獲得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最終創造性地提出了“截留低分子的膜可以截留高分子有機物”的學術新觀點，完善了納濾膜的分離機制，確定了放射性廢水無害化處理系統，通過大量模擬試驗，成功研制出了“放射性廢水處理裝置”，并取得了明顯的應用效果。

隨后，圍繞納濾膜技術，侯立安又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陸續發表《反滲透和納濾膜工藝去除飲用水中有機物及放射性活度的試驗研究》、《納濾膜分離技術處理放射性廢水的試驗研究》、《膜工藝去除模擬核化廢水的試驗研究》等多篇學術論文，為納濾膜技術在廢水處理方面的應用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

侯立安在放射性廢水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績得到了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然而卻少有人知曉，他最初的研究是從軍事環境污染治理開始的。

“技”無止境 于需求處求創新

軍事環境是一個特殊的獨立空間，對軍事環境特種污染的防控研究，不僅有利于保障環境安全，有利于新時期的國防備戰，而且對確保官兵身心健康、提升軍隊戰斗力有重要作用。

美國國防部的《環境安全戰略》確定，美軍的環境安全有四個壓倒一切的、相互聯系的目標，其中一項是改善軍事人員及其家屬的生活質量，保護他們免受環境、安全和健康方面的危害，并維持軍事設施的質量。這或許能夠解讀侯立安投身軍事環境工程研究的初衷。

侯立安1976年入伍，1982年從西安冶金建筑學院（現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給排水專業畢業，被分配到部隊擔任維護陣地水、風、電的排長。

第一次進入密閉陣地執行任務，侯立安就發現，由于官兵們生活起居都在陣地，而當時我國特殊空間環境污染控制技術仍相對落后，陣地中存在空氣中二氧化碳和氯氣濃度過高、生活污水污物不易排除、飲用水缺乏凈化裝置等多重現實難題，直接影響著作戰人員的正常生活和訓練任務。

要知道，陣地不僅是導彈的依托平臺，更是與官兵息息相關的工作環境。官兵健康出現問題，勢必也會影響到相關工作的開展。在這種特殊的密閉空間里，怎樣才能提高抗污染能力，保證人員的生存力和戰斗力？年輕的侯立安圍繞密閉空間中的水和空氣開始了長期的摸索，從此與環境工程研究結緣，到如今，已過三十載。

當時，發達國家對國防地下工程環境污染治理研究實施技術封鎖，國內相關領域一片空白，在這種情況下，侯立安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條自主創新之路。走訪專家、翻譯文獻、調查研究、對比論證，甚至自己制作簡易裝置來進行實驗……整整5年的付出和堅守，歷經身體和精神上的重重壓力，憑著自主創新的精神和一顆永不言棄的心，侯立安如愿迎來令人欣喜的成果—“某型生活污水處理裝置”課題如期完成。鑒定會上，專家們一致認為：該項目“達到和超過國外同類產品水平，污泥回流技術國內領先”，“不僅具有較好的軍事環境效應，而且還有著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該裝置應用于國防工程密閉空間后，官兵生存環境大為改善，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

國家的肯定和官兵的一致好評極大地鼓舞了侯立安的研究積極性。作為一名軍人，盡管并非時時身處軍營，但部隊環境的改善始終牽動著侯立安的心。在之后的工作中，侯立安始終以切實解決部隊急需為一切研究的出發點，以更敏銳的目光緊盯世界環境科學領域前沿技術，為改善國防地下工程環境取得了多項獨創性先進成果，并得到廣泛的應用。

他參與完成了“特殊密閉空間人員生存條件及保障裝備系統研究”課題，研究探索了人員在特殊密閉空間內的生存規律，并首次確立了國防地下工程人員生存環境條件限值，建立了水處理和空氣凈化裝備保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