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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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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專業

農民專業范文第1篇

[關鍵詞]農民專業合作社 管理缺位 機制 模式

[中圖分類號]F3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3)02-0075-04

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形式、市場化程度和農村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革。圍繞改善農業經營效能、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各地誕生了多種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從2008年開始,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數量以每月1萬家的速度在增長。截至2012年3月底,全國依法注冊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55萬多家,覆蓋全國91.2%的行政村,實有入社成員達4300多萬,覆蓋全國17.2%的農戶。分析合作社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找出共性和產生原因并提出相關對策,對確保合作社的發展壯大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現狀

按實際運作中管理決策者的不同,合作社管理模式可劃分為農業大戶管理型、龍頭企業管理型、政府部門管理型和農戶共同管理型。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管理呈現不同的特點,也各自存在明顯的問題。

農業大戶管理型的合作社在組建時難以找到真正能將合作社辦大辦強且維護成員權益的帶頭人,且若帶頭人素質不高、知識陳舊、信息滯后,很容易導致合作社后繼無力或解體。龍頭企業管理型的合作社則在實際運行中往往因為合作社管理和決策由企業把持,以致農戶弱勢地位無法得到改變,容易出現“富了公司,窮了農戶”的現象。政府部門管理型的合作社常因政府部門這一外力的介入,形成農戶與行政勢力之間重復博弈的一種不穩定制度均衡,政府過度干預,使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管理受到地方政府的左右。農戶共同管理型的合作社則由于大多數個體成員經濟實力弱小,資金、農業技術和管理才能欠缺,容易導致后續規模擴大、追求可持續性發展時舉步維艱。同時隨著合作社的進一步發展,內部成員由于能力、發展、機遇或貢獻等不同,不可避免地出現地位、權利及收入的異化現象。一部分社員脫穎而出,使合作社又走上大戶管理型的道路。

這些問題看似各不相同,但都體現了一種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權益上的侵犯,而其背后折射的正是現階段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核心問題——農民管理缺位,即盡管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覆蓋率較高,但在其管理中廣大農戶的參與度卻很低。

二、農民管理缺位問題的原因分析

農民管理缺位的原因,可分為自身的和外部的兩種。

(一)農民參與管理缺位的自身原因分析

1 自有資本匱乏

為提高農民務農種糧積極性,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政策,切實有效地增加了農民收入。但同時也應看到,當前我國正處于由傳統農業加速向現代農業轉型階段,農業生產機械化、規模化、設施化、標準化程度大大提高,各種現代農業生產資料大量使用,農資、農機、土地和用工等費用呈現持續大幅上升趨勢,2010年農用機油價格同比上漲10.3%,飼料價格上漲8.3%,其他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7.2%,農業生產服務價格上漲4.3%。隨著農業生產進入高成本時期的同時,農業生產效益也在不斷降低,與之相對應的就是農戶的總結余較少。從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間,農民的可投資率僅提升了5.11%,基本上沒有大的改變。

農戶總結余的多少直接決定了農戶可用資金的多少,更反映了其參股入股專業合作社的能力。在大部分農業合作組織中,資本或股份占據著控制性地位,導致了資本所有者和普通社員地位不平等現象。

2 人力資源不足

2009年底,全國實際人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8.2%。大多數農民的管理能力、經濟實力以及合作意識都還沒有達到自發聯合形成合作組織并有效管理的水平。國內一些文獻和學者的調研都表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人力資源主要由農業大戶、政府職員、私營企業家組成。同時,合作社的管理主要基于股份的比例,大多數農民被排除在組織管理者之外。這與我國長期以來重工輕農,輕視農業發展和農民教育問題密切相關。大部分管理技術、科技人才乃至農業院校培養的專業人才不愿到農村,服務農業。數據顯示,我國涉農院校130萬大中專畢業生中已有80萬離開了農業,2011年第一產業人才缺口達218萬人。同時,由于農業生產效益比較低下,近年來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選擇外出務工。根據我國第二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全國農村勞動力資源中女性占49.2%,51歲以上的占25%。這些以老年人、婦女為主體的農村勞動力,即使有能力加入合作社,也很難參與到管理決策中。

3 創業精神欠缺

由于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經營能力的農村勞動力大多流入城市或進入第二三產業,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具有創業精神的農民數量稀少。從數據可看出,我國農業合作組織中農民自發組建的還不足50%。對于農民而言,他們追求的是帕累托改進而非帕累托最優,如何提高自身收入才是主要目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帶頭人不僅是引導者、組織者,也是絕對的領導者,參與農民往往是非理性跟進,加入時就抱著“搭便車”的想法,習慣于服從命令,對參與管理決策基本沒有興趣。

4 內部成員異化

根據《合作社法》規定,合作社“成員地位平等”。立法原則是希望農民通過參與合作經營實現共同致富,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社員的能力不均等、出資額不均等、貢獻不均等等情況,成員內部將分離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決策者與被決策者、高收益者與低收益者等,出現明顯的成員異化問題。隨著貧富差異加大,資本不斷集中化,進一步加劇了社員地位的差異。合作社涌現出的“能人”逐漸主導經營管理,如果他們的民主意識和服務意識不強,私心較重,則往往會將其他社員排擠出管理層面。

(二)農民參與管理缺位外部原因分析

1 制度約束欠缺

大部分合作社在內部制度建設和運行機制方面存在著結構性的缺陷,沒有形成社員控制的決策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合作社的日常運行一般由理事長或經理一人操作,普通社員的參與度低。既缺乏對合作社理事長、經營管理人員的內部監督,又沒有對合作社進行外部監督的包括外部審計、工商年檢、主管督查等法規、制度要求,普通社員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2 政府部門介入不當

現階段農民專業合作社表現較為明顯的行政主導趨向。當合作社發展到有足夠的經濟基礎或一定規模時,就要進入行業競爭,如果仍一味提供政策扶持和支持,就會使合作社的運行帶有強烈的政府依賴性,抗風險能力較差,無法做到真正的自負盈虧、良性發展。而且進入管理層的村級干部往往會實行尋租行為,謀求自身利益,把持合作社的管理,使普通人社農戶成為擺設,將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化、程序化。

三、基于農民廣泛參與管理的模式探索

合適的管理模式應當建立公平民主的利益分配和權益保障機制,以保證參與農戶因稟賦不同等自身原因所造成的缺位問題。要建立公正嚴謹的制度約束機制,應對政策法規不完善或政府部門不當干預等外部原因所造成的缺位問題,從而確保社員充分享受到合作社帶來的“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好處,推動農業發展、農村建設、農民致富。

(一)利益分配機制

合作社是多元主體在共同利益上形成的聯合體,其本質是經濟利益的一體化、共同化,而每一個參與合作社的主體實際上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最終目的的。因此,合理分配所得收益是多元參與主體實現穩定合作的基本前提,應在生產、加工、銷售、管理等各個環節處理好參與主體的利益分配關系。在實際操作中,可以根據當地農戶所特有的地緣、血緣、業緣和俗緣等各種關系,形成一種相輔相成、互利互惠的具有民主性、靈活性、服務性以及強大生命力的良性利益機制。

合作社利益分配機制應當透明化和規范化,按合作社章程及合作合同規定辦事。除股息分紅外,對合作社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盈余分配方式,公積金、公益金、風險保障金的提留比例,均要通過成員(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對合作社成員初始投資的增值部分,則應通過一定形式及時向社員返還。通過這些對外獲利、對內服務的措施,社員一則通過參股入股獲得合作社股息分紅,二則按合作合同向合作社交售農產品獲得收益,三則又可按惠顧原則從中得到利潤返還。社員們不僅獲得生產環節的利益,而且獲得加工和流通環節的利潤,有效增加了農戶的收入,調動了農戶參社護社管社的積極性。

(二)內部約束機制

農民專業合作社運營中各參與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需要合適的內部機制來進行約束。合作社在成立時就應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明確的章程來對組織職能、組織機構、社員權責、財務管理等做出嚴格規定,確立參與企業、政府部門、農業大戶、普通社員及其它經濟組織之間應共同遵循的制度化、規范化行為準則。

要在明確產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前提下,按照《合作社法》要求,建立科學的權責制度;依法設立理事會,實行成員(代表)大會決策制、理事會負責制和監事會監督制;在明確劃分理事長、經理、管理人員及普通社員的權責基礎上,建立相互獨立、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決策、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

鼓勵參股入股,公正分股配股,充分發揮股份合作形式的優勢,使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農戶之間、農戶與農戶之間結成緊密型的利益共同體。提高全體社員的參與度,實現對合作社生產經營、利益分配、管理決策等重大問題的監督和約束,同時也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關系。

通過契約或合同將參與者連接起來,在依據合同規定為社員提供生產信息、技術服務、生產資料、產品收購和銷售等服務的同時,也要求社員嚴格履行合同,按約定從事生產,且違約必究。合作社應規范社內外的合同簽約行為,幫助社員解決合同糾紛,引導企業與農戶雙向提升誠信意識。

(三)權益保障機制

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管理運營中,多方參與者利益的實現除了有分配機制、約束機制外,還必須有一套貫穿制度設置、組織建設和風險管控等方面的權益保障機制。

合作社應依法建立內部章程,制定財務管理、民主監督、經營決策等規章制度,并通過簽訂合同、協議、契約等,明確雙方權力和義務,規范各自行為。制定生產營銷制度,要求社員按預定額進行生產,減少盲目性,并規定履約標準和違約罰則,以制度保證合同兌現。要設置價格保護制度。

合作社章程中要明確規定成員(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利機構,理事會是執行機構,監事會是監督機構,各方權利和義務明確到位。同時應根據合作社具有的功能設置相對應的管理部門,按正規程序進行會計核算、資產管理,保證對全體合作社成員透明公開。

合作社組建時就應考慮可能面臨的商品性、市場性、政策性風險,認識到這些風險會引起生產效率、供求關系、經營效益等波動,并以此建立風險防范機制和制度。

農民專業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民專業合作社 參與 因素 意愿 影響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以服務農民為主要目標,為這些參與到合作社當中的農民提供生產資料的購買的渠道,為這些社員提供較好的農產品培育方式方法,并為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等有提供用的信息的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一個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同類農產品或同類農業生產經營的生產者以及負責人,在自愿、自制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一種經濟合作組織。近些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業經濟的推動與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農民專業合作社所面對和服務的主體是農民,所以農民是否有意愿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當中以及農民參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意愿是否強烈則直接影響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長足發展。

一、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認知影響其參與意愿

有關調查顯示,當向農民們提及農民專業合作社時,大多數農民聽說過這個組織,而少數農民從未聽過這個名稱。當問及什么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時,只有極少數農民能夠有明確的答復,剩余的絕大多數農民都表示說不清楚或不太明白。鑒于此,絕大多數農民可以說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并不了解,有些農民可能只是聽說有這樣的一個經濟組織存在,但在談及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產生背景、發展歷程、基本特征、成立的條件、設立的程序、遵循的原則、以及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等等時,都會感覺到很陌生。

絕大多數的人在面對另類的新事物或者是不了解的事物時所采取的態度都是不積極、不主動,甚至是抵觸的。在經過了一段時間后,有了前人的實踐經驗及成果時,才會出現較多關注者和參與者。在我國,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為60%,而且絕大大多數農民所采取的經營方案為傳統的家庭承包制。農民們在面對新生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這樣的經濟組織認知程度不高,進而導致他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參與態度不積極、不主動,這樣則大大的影響了農民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意愿。

二、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問影響其參與意愿

農民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制度方面比較關心的是:第一、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機構為如何;第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領導者如何確立產生;第三、他們如果參與到了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能否具有發言權;第四、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否公開透明等問題。農民們心目中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應該是一個集“民主、自治、自愿”于一身的合作經濟組織,但是他們對現實中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能不能兌現實行“民主、自治、自愿”的制度及原則存在這一定的疑問。他們對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能否體現自我價值以及地位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他們擔心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說不上話,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被始終擱置不予采納 ,無法將自己的切身利益抓在手中。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理想化是要實現社員“一人一票”,但在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真正治理時卻難以實現,往往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治理模式,與傳統的合作社治理模式相背離。這可能是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制度發面有疑問的因素。如此以往,在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問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意愿。

三、農民對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能否帶來期望的經濟效益存在疑問

農民群體是一個十分務實的群體,每賺到的一分錢都是由他們的辛苦換來的。所以,要他們從傳統的家庭承包制的經濟模式轉為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同類農產品或同類農業生產經營的生產者以及負責人,在自愿、自制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一種經濟合作組織的經營模式。農民們首要考慮的是:第一,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能給他們帶來怎樣的好處;第二,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能為他們創造多少效益;第三,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中能比他們繼續從事傳統的家庭承包制的小農經濟多賺到多少錢。

如今,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財務制度還不健全,也并不明晰。農民們能從中得到的有效信息并不完整。農民是最務實的人,也就是說,他們希望能夠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所賺到的屬于自己的利潤不流失,能夠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賺到的利潤達到最大化。但是,農民又處在是否應該相信通過加入到農民專業合作社能帶來他們預期的經濟效益的矛盾中。這種矛盾的存在,直接影響了農民對參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意愿。

綜上所述,農民專業合作社雖然對農業經濟的推動與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認知、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制度方面的疑問、農民對當參與到農民專業合作社當中,能否帶來期望的經濟效益等幾點原因,卻直接影響了農民參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意愿。農民參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意愿直接影響著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參與度,制約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進而影響著我國農業經濟的推動和發展。所以,應當把農民參與專業合作社意愿的影響因素作為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視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才能使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良好發展,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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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旭初,吳彬.治理機制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績效的影響—基于浙江省526家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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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張曉山,苑鵬.合作社基本原則及有關問題的比較研究[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1(6).

[8]張曉山.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趨勢探析[J].管理世界,2009(5).

農民專業范文第3篇

一、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作用

1、提升了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經營鏈條中的重要環節,在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發揮著平臺、紐帶作用,是調節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利益關系的重要力量,有利于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健康發展。同時,農民專業合作社還通過為農戶提供技術、信息、銷售服務,豐富了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內容,提升了農業產業化的總體水平。

2、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規模化。農民專業合作社圍繞當地的特色產業、優勢產業,組織合作社社員從事農業專業化生產,輻射產生了一大批“一村一品、多村一品”專業村,形成了具有當地特色的產業帶、產業群,促進了現代農業的合理化區域化布局、規模化生產。

3、提高了農業標準化生產水平。當前,一方面隨著國內大中城市市場準入門檻的提高,國內農產品市場競爭日益加劇;另一方面對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要求越來越高。要有效應對這一局面,單靠農民一家一戶是難以做到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通過發揮其組織載體優勢,對內有效地組織實施農業生產標準,對外統一質量、價格,有利于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保護農民利益。

4、促進了農民增收。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聯合購買降低了生產成本,通過加工提高了農產品的附加值,通過直接進入市場促進了農產品增值,拉長了農業產業化經營鏈條,使農民可以分享到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增值利益。據調查統計,全鎮參加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農戶年平均增收達到0.6~1萬元。

5、促進了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以農民為主體的專業合作社,在內部發揮著教育、培訓的功能,可以使農民在科技推廣、分工協作、組織管理、市場營銷、對外聯系等方面得到鍛煉,有利于培育和增強農民的市場觀念、民主意識和合作精神,提高農民自我組織、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同時,農民專業合作社還是農民學習法律政策、市場經濟、科學技術、民主管理的好學校,對提高農民素質發揮著積極的作用,是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的有效載體。

6、改善了政府對農業的服務方式。政府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落實國家的產業政策和扶持措施,減少了農民生產的盲目性。農民通過專業合作社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及時反映給政府,并獲得真實可靠的農業產銷、科技和政策信息等,從而提高了政府對農業和農村經濟調控的有效性。政府可以通過專業合作社這一載體,加大對農民和農業的扶持力度,從而合法有效地支持農業發展和保護農民利益。

二、發展對策

一是強化組織引導。要加強對農民群眾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知識的普及推廣,培養和增強他們的合作參與意識。要加強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頭人的市場營銷、經濟管理及法律知識的培訓,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培養造就一批骨干隊伍。

二是加強政策扶持,積極探索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政策措施。要加大資金支持力度,將農業產業化資金、農業綜合開發資金向農民專業合作社傾斜。

三是強化規范運作。農民專業合作社注冊登記成立,這才剛剛起步,如何發揮職能作用,規范運作,帶動本社社員增收、拉動當地經濟振興、輻射周邊區域發展,這才是合作社的服務宗旨。

農民專業范文第4篇

帶領606戶村民加入合作社,種植南瓜8000多畝,收益上千萬元,戶均增收16000多元。在鄧州市陶營鄉朱西村,南瓜種植合作社的作用有目共睹。

眼下,在鄧州市,許多農民像劉群殿一樣,由于參加了合作社而得到眾多實惠。

許多農民說:“合作社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效益,為我們架起了一座致富橋。”

圍繞三農做服務

“加入合作社,讓合作社成員買雞不缺種,養雞有技術,貸款不缺錢,銷售不發愁,發展有幫助,使養雞業在當地形成集群規模,把普通養殖戶帶上了抗御市場風險的致富‘航母’。”說起畜禽合作社的作用,裴營鄉養殖戶侯清煥如數家珍。

在鄧州市國裕金豐農作物種植專業合作社,合作社社員淡敬文也算起了他的經濟賬:“加入合作社后,從種子、農資的選購,到播種、施肥、除草、防病、澆水、收獲等環節,合作社為我提供一條龍式服務,讓我每年每畝節約近100元,畝均增收500多元。”

侯清煥和淡敬文的故事并不是特例。在鄧州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緊緊圍繞三農做服務,內容涉及種植、養殖、林業、農機、植保、技術信息、手工編織等產業,業務活動涉及農資供應、農技推廣、土肥植保、加工、儲藏和銷售等環節,280余家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數千社員因此受益,輻射鄧州市28個鄉鎮579個行政村。

近年來,鄧州市采取宣傳培訓,扶持引導,降低“準入門檻”,開辟“綠色通道”等措施,鼓勵、支持多形式、多主體的創辦農民專業合作社,使得一批農民專業合作社如雨后春筍般在農村涌現,通過統一規劃、統一指導、統一培訓、統一銷售,吸納農戶加入合作社,讓農民零風險投入,高效益回報。

“富了口袋又富腦袋”

4月28日,在鄧州市構林鎮晚秋黃梨種植基地,穰原農作物種植合作社社員許秀勤正在給其他社員講解黃梨管理技術。

許秀勤告訴記者,去年,她的8畝梨園畝產達4000公斤,總收益20余萬元。加入合作社,不僅讓她成為村里有名的“暴發戶”,而且讓她掌握了晚秋黃梨種植的一整套技術。“加入合作社,讓俺富了口袋,又富了腦袋!”許秀勤爽朗地笑著說。

“近年來,鄧州市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引導農民加入合作社,此舉不單單是為了讓農民實現經濟富裕,更重要的一點是,讓農民在合作社的帶領下,熟練掌握一門以上致富技術,準確把握市場規律,學會運用互聯網等現代技術手段,從而開闊眼界,增長見識,提高素質。”鄧州市主管農業的領導告訴記者。

在鄧州市,合作社在為社員提供服務的同時,還定期組織農民開展學習培訓、經驗交流、實地觀摩、信息、新產品新技術推廣以及外出考察等活動,學習內容包括:符合本合作社特點的技術培訓、科學管理、創業經營、互聯網運用、法律法規知識、市場營銷、農產品質量安全等,努力提高入社社員的各方面水平。

農民專業范文第5篇

一、互惠的需要

(一)外在環境需求。我國加入WTO后,農業遇到了來自國外具有強勢競爭力農業體系的極大沖擊和挑戰,這種沖擊和挑戰盡管表面反映在農產品市場開發、進口量增長等方面,但從根本上說是對我國農業產業組織資源配置的一次嚴峻考驗。

以來,逐步在全國推開,到1983年初,全國農村已有93%的生產隊實行。的實行取消了,改變了原有“大鍋飯”的分配方式,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當時農村生產力發展。但隨著現代化的不斷發展,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廣泛交換市場的建立,促使了農業結構的調整,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勢在必行。我國家庭承包制基礎上的農戶經營規模過于狹小、高度分散,處于無組織狀態,沒有能力形成合乎市場經濟要求的經營規模和進行農產品加工運銷,僅僅從事一些初級產品生產,為市場提供原料,其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低下,屬于無競爭力的弱勢階層。這樣,數以億計、超小規模的農戶要真正與大市場接軌,按照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進行生產,必須通過聯合,建立整體進入市場的中介組織,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當前許多經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反映了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經之路。因此,中國農業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大環境,一定會走向組織化道路。

(二)農戶的需求。家庭承包責任制度的建立,使農戶經營直接面對市場,根據市場需求配置產品,進入市場交換,成為農村社會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與發展的市場經濟主體。這個群體生產規模小,經營行為高度分散,經濟實力薄弱,抗御市場風險能力差,單個農戶難以及時、準確地掌握市場信息,把握市場變化,生產經營活動難以避免盲目性,農戶小生產與社會化大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加劇了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波動,增加了農業生產的信息成本和風險成本。同時,由于分散的小農戶是以極小的份額進入市場,交易成本高,交易方式落后,信息掌握不全面,與組織化的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等交易對象相比,談判力量有限,使農戶在市場中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造成不必要的利益損失。

同時,由于現代農業的推廣,市場需要更加專業化的產品。而我國農民仍然從事單一的農產品原料生產,農業生產同其產前、產后部門沒有聯成一體,農民不能分享產前和產后的利潤,使農業實際上只限于種養業,相對于二、三產業效益低。而二、三產業的發展對專業化和規模化的要求更加嚴格,對于信息閉塞的單個農戶來說,進入二、三產業和效益高的種養業的門檻相對較高。對技術的缺乏和信息的匱乏,把農戶擋在了現代農業的大門之外。

根據對現階段我國農戶合作需求的調查,在市場競爭中,農戶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面臨多項困難(表1),缺資金、技術、市場信息和農產品經濟效益太低是制約大多數農戶生產經營的突出問題。此外,還有1/4的農戶面臨產品銷售困難和生產資料購買的主要困難。可見,小農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困難重重。因此,在無力解決市場競爭中面臨的各種困難時,83.9%的農戶認為需要和非常需要有專門組織提供社會化服務。(表2)

(三)帶頭人的需求。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建立過程中,其帶頭人的角色通常是由專業大戶扮演的。這些專業大戶有的在農村當過基層干部,有的是返鄉務農的青年人,他們的共同點是有一定的組織領導能力和文化知識,在某一領域有特殊的專業技能,見識較廣,對新事物接受能力較強,這群人一般被稱為“能人”。這些人在創建合作社前,往往已經在某一生產領域或銷售領域做出了成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專業技能,在群眾中有威信,有號召力。

作為已經成為當地某一領域的專業大戶,需要通過合作社進行合作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幾種:

1、擴大規模,形成產業。武陟縣綠康牛業合作社是焦作市第一家專業合作社,其前身是寧郭鎮養牛協會。創建人買立豐高中畢業后,在找不到賺錢之路時開始鉆研養牛技術,到成立養牛協會之前買立豐自己已經養了四五十頭,成為當時村里的養牛大戶。問其怎么想起把大家組織起來,一起養牛,買立豐的回答代表了一些專業大戶的想法:“掙錢沒有個頭,好生意掙個兩三年不中了,人一輩子能掙多少錢。人得看得長遠點,錢得大家掙大家花,這樣生意才長久。”

四五十頭牛對于一個養牛的家庭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但如果放在一個行業里看顯然微不足道。然而,如果能讓周邊的老百姓都來養牛,甚至把一個地區養牛的人都聯合起來,就可以形成一定的規模,和收牛的企業直接對話,減少販牛者的中間利潤,甚至可以防止收牛方惡意降低價格,有利于穩定當地牛價。當發展到一定規模時,可以從養牛發展到屠宰、深加工等,形成一個產業鏈,這比“孤身一人”的規模要大得多。對于目前還達不到形成產業基礎的生產大戶來說,最好的方法就是號召周邊群眾,擴大規模。

2、自我實現。社會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的價值體系中存在著不同層次的需求。最低層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是一種隨生物進化而逐漸變弱的本能或沖動;最高層次的需要是高級的需要,是隨著生物進化而逐漸顯現的潛能。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體系分為五個層次,從低到高分別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其中,生理的、安全的和社交的需要屬于低層次的需要,這些需要通過外部條件就可以滿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是高層次的需要,是通過內部因素才能滿足的,并且一個人對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是無止境的。同一時期,一個人可能有幾種需要,但每一時期總有一種需要占支配地位,對行為起決定作用。當一個人處于溫飽階段時,最需要的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在小康階段時,最重要的是社交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富裕階段最為重要的是自我實現的需要。

在合作社的創建過程中,不論是綠康牛業合作社的買立豐、豫北黃河鵝業合作社的何公玉,還是富源養殖合作社的賀萬福夫婦,都有相同的一點,愿意為當地的老百姓做點事,帶領大家一起走上富裕的道路,實現個人價值的最大化。因此,在合作社的建設中,創建者自己也得到了最好的自我實現。

二、合作社建立之初的博弈分析

(一)“智豬博弈”的內涵。從一個理人的角度看,合作社的成立對農戶和創建人雙方都是有利的,雙方應該極力促成。但現實卻相反,面對創建人的熱情奉獻,農戶卻有些冷漠。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現象,我們研究借用了博弈理論中的一個概念――“智豬博弈”。在農民專業合作社創建的最初過程中,不是我們通常見到的“一報還一報”的博弈形式,而是根據其自身的特點,總有一個創建者的大戶的帶頭,形成了這種特殊的博弈過程。

智豬博弈講的是有一頭大豬和一頭小豬住在同一豬圈里,豬圈的一側放著豬食槽,另一側安裝著一個控制豬食供應的按鈕。按一次按鈕,有8個單位的食料進槽,但要付出2個單位的成本。若大豬小豬同時到達豬食槽,大豬吃到5個單位的食料,小豬吃到3個單位的食料;若大豬先到,大豬吃到7個單位,小豬吃到1個單位;若小豬先到,大豬小豬各吃4個單位。它們誰會去按按鈕呢?

首先,這一博弈的三個要素是:參與者――大豬和小豬;策略――每頭豬都有“去按”、“守候”兩個策略可選擇;支付――對大豬來說,如果采取“去按”,那么可能吃到5個單位也可能吃到4個單位,最終結果取決于小豬是“去按”還是“守候”,扣除2個單位的成本,實際支付可能是3個單位或2個單位;如果是“守候”,則可能吃到7個單位也可能什么也吃不到,要看小豬是“去按”還是“守候”。對小豬而言,如果“去按”并且大豬也“去按”,那么吃到1個單位,或者大豬采取“守候”策略,那么付出2個單位卻只吃到1個單位,支付為-1;如果“守候”同時大豬“去按”,那么能吃到4個單位,但若大豬也“守候”,則大家只能挨俄,支付都是0。用支付矩陣表示:(表3)

這個博弈的均衡策略組合是(去按,守候),即大豬去按而小豬守候在食槽邊。這里,大豬勞動反而少得食而小豬不勞動卻得食,小豬搭了大豬的“便車”。

在農民專業合作社中,合作的建立和“智豬博弈”極其相似,作為合作的號召者,我們發現不是極度需要合作的農戶,而是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生產大戶。如果設定合作成立后可以得到8個單位的收益,大戶可以分到5個單位的收益,農戶可以分到3個單位的收益,只要一方促進合作,合作就能形成,但選擇“促進合作”的一方要付出2個單位的成本。如果大戶和農戶同時選擇“促進合作”則分攤2個單位的成本,但只要合作成功,雙方都要承擔一個單位的市場風險。他們誰會去促進合作呢?

首先,這一博弈的三個要素是:參與人――大戶和農戶;策略――雙方都有“促使合作”、“維持現狀”兩個策略可選擇;支付成本和承擔風險――對大戶來說,如果采取“促進合作”,除去支付成本和承擔風險的費用,可以獲得3個單位或者2個單位的收益;如果選擇“維持現狀”,除去承擔的風險,則可能得到4個單位的收益或者合作不成功沒有收益。對農戶而言,如果采取“促進合作”策略,除去支付成本和承擔風險的費用,可以得到1個單位的收益或因支付成本和承擔風險而沒有收益;若選擇“維持現狀”,則除去承擔的風險,可以獲得2個單位的收益或者合作不成功沒有收益,用矩陣表示如表4。對于農戶來說,獲得最大利益的選擇是“維持現狀”。因此,博弈的均衡策略是(促進合作,維持現狀),即大戶促進合作,支付合作的成本,農戶則“搭便車”得到了和大戶一樣的2個單位的收益。(表4)

合作社的建立是大戶一方積極促成的,農戶對合作雖然有很大的需求,但受農耕文化和對創建人和合作社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合作的確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合作雙方同樣經過了一番博弈。

(二)合作社建立中的利益博弈。合作社的建立首先解決的是合作雙方的利益問題,正是由于合作能夠給彼此帶來利益最大化,合作才得以建立。但即使有利益作為合作的支持,在合作社建立初期,創建人依然通過一些“計策”讓農戶“心甘情愿”地加入。

1、明確利益,從實惠入手。為了合作的建立,創建一方清楚地告訴合作另一方合作后利益的變化,用事實向農戶展示、分析合作建立和不建立給對方帶來的利益變化。農戶相比于合作社的創建人,并不是完全的“理性人”,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僅僅用各種理論分析合作社建立對農戶、農村的好處,農戶并非會全盤接受。但從其最關心的供應飼料、防疫、銷售入手,直接解決農戶最棘手的問題,則更容易使農戶接受。

案例1受訪人:買立豐,綠康牛業合作社創建人,現任理事長

訪談時間:2006年12月5日

那會兒周圍的各個縣都有養牛場,但這幾個養殖場中我們家賣的牛價格最高。有時候收牛的要的牛多,我還去收過他們的牛,我賺了他們的錢還告訴他們,讓他們清楚我收他們多少錢,我又賣了多少錢。他們都知道我賣的牛價最高。我說如果你們愿意咱們大家合伙干,那價格就穩定,如果要是不愿意合伙,我就讓你知道我賺你錢了。現在,只要加入咱們合作社,咱們買牛的價格都是統一、公開的。為了解決大伙的實際問題,合作社還設立了飼料部,自己購買原料,自己配制飼料,每噸節省500元。

案例2受訪人:賀萬福,博愛縣富源養殖專業合作社,現任理事長、下磨村村支書

訪談時間:2006年12月4日

合作社建成后,與上海市大場肉聯廠、廣州生豬批發市場簽訂購銷合同,發動三戶買汽車直接運輸,并按照統一供種、統一供料、統一防疫、統一銷售的方式經營。在供種過程中,用公益金進行補助;統一進的飼料每噸低于市場200~250元;全社設一人專業防疫;在統一銷售中,社員的生豬銷售價格比非社員的豬價每斤高0.1元至0.15元,合作社每銷售1頭非社員生豬,收取代銷費2元。為減輕社員負擔,合作社統一組織社員的農田生產,社員承包的小麥、玉米收割,平時澆地、打農藥,都由合作社集體組織,費用由合作社按股承擔。合作社每年底進行分紅,每股分紅額的30%~50%作為留社抗風險,其余50%~70%社員拿走,2005年共分紅45萬元。

2、“小恩小惠”,從小事入手。合作社建立最初大約是在2000年,那個時候由于農業稅沒有取消,村干部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沖突較大,現在雖然沖突已大大減少,但農民對當過干部的人總有一些隔離。對于曾經當過村干部的豫北黃河鵝業合作社的部分理事成員,并沒有因為干部的身份使農戶更容易接受合作,而是從細微之處,發揮“示范效應”,消除農戶的抵觸情緒,激發其好奇心和模仿的心理,并當農戶處于危難時,及時地幫助,使其事半功倍,促成了合作。

案例3受訪人:何公玉,豫北黃河鵝業合作社創建人,現任理事長

訪談時間:2006年12月4日

我2002年退休后為照顧老父親回到老家大許莊,看到家鄉貧困落后的樣子后,希望帶動家鄉走上富裕的道路。和當時的村支書許繼通等人商量后,經過考察,認為養鵝是一個投資少、見效快,能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的好項目。但有了好項目如何使村民們積極響應成了當時的第一大難題。村委成員沒有讓村民強制執行,而是不做解釋地在自家地里開始種植牧草共50畝。村民看看好好地里種上了草,都覺得很奇怪并暗暗關注起來。第二年春天草長出來后,我和許繼通等人購進了1000只品質優良的四川白鵝。村民看到我們開始養鵝了,心想不能什么好事都讓他們占了,也開始投入到養鵝的行列中。但這時的村民選擇的品種是本地鵝,因為本地鵝便宜,很多人還放言道:“別看他們精,進的鵝苗比我們還貴。”3個月后我們養的鵝開始出欄,因為四川白鵝個頭大、肉肥、毛質松軟,幾家收鵝的人都聞訊而來,但他們都表示只收四川白鵝,不收本地鵝。這時村民傻了眼,鵝賣不出去,每養一天就是一天的損失。因為我們的初衷是讓老百姓和我們一樣養鵝,但如果這次老百姓賠了,我們的計劃也就等于失敗了,所以我們就和收鵝的人進行商談,只要收本地鵝,四川白鵝可以便宜賣出,如果不收本地鵝,四川白鵝一個不賣。三家收鵝的人有兩家同意了,我們大許莊的鵝也就全部賣出了。村民也就是從這次賣鵝事件中漸漸接受了我們提出的養鵝計劃,認為我們選的品種在市場上有銷路。

3、資金支持,從源頭入手。對于那些有合作需要但沒有合作能力的農戶,合作社則是從根源解決,幫助他們進行低息貸款,甚至進行個人幫助。

案例4受訪人:張國棟,綠康牛業合作社社員,南更村村民

訪談時間:2006年12月6日

俺是南更村的,和立豐不是一個村的。那會知道立豐養牛養的好,他去俺村收牛,俺跟他聊過,俺也想養牛但沒有錢,又怕有風險。和立豐聊了幾次,立豐說:“我給你兩萬塊錢,如果你養了這批牛不掙錢的話你想干啥干啥,不管你,如果掙錢咱一起干。”然后,立豐幫我進牛、防疫,還幫著銷售,養了八個月,就掙了一萬八千塊錢。我已經把本換給他了,現在都發展到五六十頭了呢!聽說現在合作社還管擔保,其他人在信用社貸款是九厘多,咱合作社的成員在信用社貸款才七厘多。如果社員錢周轉不開又急著用,合作社還能先墊上,根本不用擔心沒本錢的問題。

互惠本身是根植于潛在的文化機制之中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現。中國傳統的互惠文化講究的是“禮尚往來”、“知恩圖報”,這對中國人的行為具有約束、限定和支配作用。在人際互動中,只要一方當事人給了另一方有價值的東西,在道義上就有迫使另一方施以互惠的理由。它不僅普遍地存在于個人的意識層面里,而且也存在于個人的意識層,并對于社會人際關系具有約束力。合作的一方對合作的另一方“施”以上述的某種形式的“優惠”后,另一方會一有機會就用另外的形式進行“回報”。這種互惠潛在的文化規范維持了人際關系的穩定,也為信任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而在當今利益多元化、競爭激勵的世界,能使個人利益和他人利益達到統一的只有雙贏戰略,它是以雙方的存在為前提,以互惠互利為目的,著眼于長遠利益,通過合作謀取共同發展。

三、互惠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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