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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翻譯范文第1篇

2、曾子說：“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別人辦事是不是盡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誠實可信了呢？老師傳授的知識是不是復習了呢？”

3、孔子說：“我十五歲開始有志于做學問，三十歲能獨立做事情，四十歲（遇事）能不迷惑，五十歲知道哪些是不能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六十歲能聽得進不同的意見，到七十歲做事才能隨心所欲，不會超過規矩。”

4、孔子說：“溫習學過的知識，可以從中獲得新的理解與體會，那么就可以憑借這一點去做老師了。”

5、孔子說：“只是學習卻不思考就會望文生義，迷惑而無所得，只是思考卻不學習就會精神疲倦而無所得。”

6、孔子說：“顏回的品質是多么高尚啊！一竹籃飯，一瓢水，住在簡陋的小巷子里，別人都忍受不了這種窮困清苦，顏回卻沒有改變他好學的樂趣。顏回的品質是多么高尚啊！”

7、孔子說：“知道學習的人比不上愛好學習的人；愛好學習的人比不上以學習為樂趣的人。”

8、孔子說：“我整天吃粗糧，喝冷水，彎著胳膊做枕頭，也自得其樂。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富貴，我把它看作天上的浮云。”

9、孔子說：“多個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師。我選擇他好的方面向他學習，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對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點。”

10、孔子在河邊感嘆道：“時光像流水一樣消逝， 日夜不停。”

11、孔子說：“軍隊的主帥可以改變，普通人的志氣卻不可改變。”

論語翻譯范文第2篇

摘 要：翻譯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如何準確理解文化信息以及準確的表達都是文化翻譯需要考慮的。本文從分析探討經典著作《論語》中的社會文化處理方式，探討在翻譯過程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希望能對翻譯實踐起到一些啟示作用。

關鍵詞：翻譯；社會文化；理解

引言

隨著人類歷史進入21世紀，他們希望更多，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化。翻譯是文化傳播的主要途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翻譯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純語言活動，而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溝通過程。[1]

1.翻譯理解

美國當代翻譯理論家奈達在他與泰伯合著的《翻譯理論與實踐》一書中給“文化翻譯”進行了定義，“文化翻譯指在某種程度上為了符合譯語文化而改變信息內容，而且/或者在譯文中引入了原文語言表達上說并未包含的信息；與語言翻譯相對。”[2]翻譯不能只停留在語言層面，翻譯更多注重的應是文化層面的翻譯。翻譯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形式與譯者的翻譯目的也是緊密相關的，辜鴻銘先生作為近代中國翻譯《論語》第一人，他的一生可以說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3]傳奇式的生活經歷深深地影響著他，懷著強烈的愛國熱忱，辜式希望通過他的翻譯改變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讓他們了解真正的中華文明，因此辜鴻銘先生選擇了向譯入語靠攏的歸化策略。

2.社會文化因素翻譯

自《論語》誕生2000多年以來一直深深的影響著中華民族，期中記載了大量孔子時期的社會習俗，這些習俗能被西方讀者理解接受嗎？以下就辜鴻銘先生對此的翻譯做簡單的探討。

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

辜鴻銘：The head of a powerful family of nobles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employed eight sets of choristers[an Imperial prerogative]in their family chapel.Confucius，remarking on this，was heard to say，“If this is allowed to pass，what may not be allowed？”[4]

根據楊伯峻先生的譯注[5]，季氏并不能被確指某人，所以在翻譯的時候具體指出是某人并不準確，所以也就直接保留了原文的季氏；在這里辜鴻銘先生采用的是歸化的翻譯策略，譯文向譯入語靠近，季氏翻譯成a powerful family of nobles，有權勢的貴族，這樣翻譯能夠很快得到西方讀者的認同，因為在西方貴族往往就是具有權勢的階層；事件發生地是古代魯國也就是今天的山東曲阜，不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很難懂得具體是今天中國的什么位置，因為孔子是魯國人于是辜式加上了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這樣翻譯讓對中國歷史不太了解的讀者只要有一點基本的認識就是事件發生在孔子的家鄉；在翻譯八佾時譯者特地加了注釋[an Imperial prerogative]意思是皇家的特權，這樣的翻譯讓西方讀者在理解原文的基本意思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原文所傳達的大的歷史背景卻在翻譯中卻沒有得到體現，這也是譯文的一個缺陷。

2、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論語.鄉黨》）

辜鴻銘：In his native pla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urification Festival，when the procession of villagers passed his house，he would always appear in full uniform on the steps of his house，standing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house.[4]

根據楊伯峻的譯注，儺是古代的一種風俗，迎神以驅逐疫鬼。阼，東面的臺階，主人所立之地。[5]在翻譯這一章時辜鴻銘先生仍舊采用的是歸化策略，在翻譯儺這種古老的習俗是辜式選擇了Purification Festival，其本意是指基督教的潔凈禮，是舊約進入圣所需要洗濯潔凈才能侍奉神的一種宗教儀式。這樣翻譯的確能引起西方讀者的共鳴，使讀者相信在古老的中國也有類似的禮儀，但事實上這樣翻譯是對讀者的一種誤導，因為潔凈禮這種宗教儀式與“儺”這種古老的民間習俗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完全是兩種文化中不同的禮節，因此這樣翻譯并不準確反而失去了中國文化的精髓。

3、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論語.鄉黨》）

辜鴻銘：When at a public dinner in his native place he would always leave the table as soon as the old people left.[4]

杖是借拐杖之意指代老年人，中國自古就有尊老愛幼的傳統，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的儀式上更要體現對長者的尊重。在這里辜鴻銘先生把杖者直接翻譯成the old people，這樣翻譯簡單明了，讀者理解起來也更為容易，但是the old people是泛指所有年齡較大的人，比較籠統，也擴大了原文老者的范圍，因為原文的杖者應是指德高望重在鄉間有一定地位的長者，因此這樣翻譯是基本達意，但不準確。

3.結語

文化是翻譯的重要內容，語言表達離不開文化的支撐，與文化相契合，才能表達得體，不考慮文化因素的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都是不行的。《論語》作為中國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字里行間都蘊藏著濃厚的中國文化氣息。我們研究辜式《論語》中的社會文化翻譯現象考察其文化翻譯的策略及方式，了解到辜式的翻譯雖然有些缺失但是基于他的翻譯目的，以及其文化傳播效果無疑是成功的，對翻譯實踐起到很好的啟示作用。（作者單位：四川職業技術學院網電教學部）

參考文獻：

[1] 劉宓慶.翻譯美學導論[M].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2.3

[2] 蔡平.文化翻譯研究[J].2008.10

[3] 李冰梅.辜鴻銘與《論語》翻譯.[J]名人檔案.蘭臺世界.2012.3

論語翻譯范文第3篇

關鍵詞：信守內容意旨；遵從譯語習慣；切合語體語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具體說來，就是“換易言語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種語言文字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意義表達出來？“換易言語”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這些問題歸結起來無疑就是：翻譯的標準是什么？翻譯的方法應如何？

嚴復是中國近代第一位系統介紹西方學術的啟蒙思想家，在介紹西學的同時提出了翻譯的標準—“信、達、雅”，對中國現代的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影響巨大，“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翻譯，總還會有人念‘三字經’！”②

雖然嚴復持論有故，但認真審視不難發現，“信、達、雅”實質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標準，也不是具有切實指導性的具體標準，“從純理論的角度講，把信、達、雅并列起來作為翻譯標準是具有邏輯缺陷的，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原文不達，也可以故意使之‘達’；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這樣和‘信’字，豈不自相矛盾？”③

《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意謂樸實的內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樸實的內容又未免虛浮。孔子提倡“文質彬彬”，反對浮華的辭藻，所以說“辭達而已矣”—言辭足以達意就可以了。《爾雅》序題下疏說：“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區別于各地方言的“諸夏的話”—標準語，相當于現在所說的“普通話”。但是，嚴復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眾的語言，而是“漢以前字法句法”。為了掩蓋“達”的矛盾，嚴復在“暢達”（如“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和“表達”（如“題曰達旨，不云筆譯”）之間周旋，取便發揮，借“辭達而已”求“信”—“為達即所以為信也”，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求“雅”—“信達之外，求其爾雅”。不難看出，嚴復的邏輯是：要“信”則必須“達”，要“達”則必須“雅”，換言之，“雅”是“達”的條件，“達”是“信”的條件，“為達”最終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利俗文字則求達難。”

與“并世譯才”的林紓相比，嚴復所譯的書總共不過八九種，而在其所譯的這八九種書中，只有《群學肄言》、《原富》、《群己權界論》和《社會通詮》四種“略近直譯，少可譏議”，④此前“題曰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⑤此后“中間義忄旨，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蓋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⑥嚴復雖然提出“信、達、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嚴復是在譯介西學的時候提出“信、達、雅”的，因此“信、達、雅”作為翻譯的標準完備與否，必須結合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來審視，不能簡而單之地就事論事，從而忽視嚴復“辛苦辶多譯之本心”。

嚴復“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⑦于是，從“達”來看，洋務派和傳教士翻譯的書“不合師授次第”，“不合政學綱要”，有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脈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學”的命脈之所在則是“維新”，即運用進化論、天賦人權來反對天命論、君權神授論，用自然科學、機械唯物論來論證無神論，從而“開民智，強國基”。正是“于自強保種之事”，嚴復才“反復三致意焉”。從根本上說，嚴復的“辛苦辶多譯之本心”是“取便發揮”，其所謂“達旨”是“旨”在“達”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論的“民權平等之說”、“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學說和自然科學及其方法論。

從“雅“來看，嚴復以“雅言”來“達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為當時的白話遠未成熟，飽讀先秦詩書，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積習，搖頭晃腦地讀起古書來連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觸“利俗文字”，對“利俗文字”的運用不像對古文的運用得心應手，但又要翻譯，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擇取后者了，不僅翻譯的時候，甚至在日常寫作中，大概也會覺得用“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更重要的是，作為復古的維新改良派，嚴復的翻譯所針對的讀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階層，為了使他們能夠看自己所譯的書，最好的辦法莫過于先用“雅言”來吸引他們，借“雅”以破啟錮閉，從而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層樂于接受西方學理，正如嚴復在其《與梁任公論所譯〈原富〉書》中所言：“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若徒為近俗之辭，以便市井鄉僻之學，此于文界，乃所謂凌遲，非革命也。”一語道破天機！嚴復的“雅”誠可謂用心良苦：從表達形式入手，使士大夫們認為“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而最終“傾倒”。當然，嚴復畢竟是帶有復古思想的維新改良主義者，后來又淪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歷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眾”是歷史的推動者。

單純從翻譯標準的角度審視，“若是全盤而真實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連它的文字的風格、神韻都傳達了出來，則不但‘順’沒有問題，就是所謂‘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話）也沒有問題。‘信’、‘達’（順）、‘雅’三字，實在作到一個‘信’就都有了。”⑧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的“信、達、雅”在邏輯上確實“先天不足”。

早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擬設翻譯書院議》中對翻譯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善譯”的標準：

夫譯之為事難矣，譯之將奈何？其平日冥心鉤考，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音聲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粗深奧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

在這段文字中，馬建忠不僅指出了“善譯”的條件—自如駕馭“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譯”的過程—“一書到手，經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對原文能夠達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譯起來就自然能夠“振筆而書”，“譯成之文”就自然能夠成為“善譯”了—“無毫發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

馬建忠的“善譯”，一言以蔽之，即是“信”—從內容意旨到風格效果無所不信，較諸嚴復的“信、達、雅”則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譯”、“意譯”和“信、達、雅”在“無毫發出入于其間……與觀原文無異”中得到了統一。如果說“直譯”是為了“信”而“意譯”是為了“達”的話，那么，既然譯者已經“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并達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會成為問題；既然譯者已經“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相當之實義，委曲推究”，又“審其音聲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則“達”自然也不會成為問題。同時，以譯者能夠“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為前提，原文“雅”，“譯成之文”則定然不會“俗”，反之，原文“俗”，“譯成之文”也定然不會“雅”。

馬建忠的“善譯”無疑就是翻譯的最高境界，無論是奈達的“等效”，還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錢鐘書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譯”的圈子。然而，在實際翻譯活動中如果采用“善譯”—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為標準去衡量譯文，可以斷言，沒有任何譯文能夠“達標”，因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⑨。雖然高標準是為了嚴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終也只是“僅得其中”，那么與其取法“不可實現的理想”毋寧提出切實具體的要求作為翻譯的基本原則：1）信守原文的內容意旨；2）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3）切合原文的語體語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創造”，視翻譯為藝術；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觀規律”，視翻譯為科學。但是，不管視為藝術，還是視為科學，翻譯的根本任務即在于“傳真”，譯者不能充當“說謊的媒婆”，⑩否則就會怨偶無數。翻譯無非是用新瓶子裝舊酒，雖然瓶子—語言文字類型—換了，但是酒—內容風格效果—卻不能變。

翻譯必須“忠實”，這是共識。但是，“忠實”什么？“忠實”的應該是原文的內容意旨和風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語言表達形態，譯文無疑就會“異彩紛呈”，因“隔閡”而不“合格”。譯文的語言表達如果連“貫通”都做不到，讀者還怎么去“融會”？結果又怎么可能“與觀原文無異”？語言文字類型不同，語言表達習慣也就大不相同。

吳巖出其《從所謂“翻譯體”說起》中針對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翻譯體”的實質：一些譯者“一條腿走路”，“未能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譯文“是外國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稱自己“不通一種外國語，常常看些翻譯東西”，在《談談翻譯》一文中坦言“正因為不通外國語，我才要讀譯本呢”，揭示出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別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請教你譯；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勞駕了。”正是憑著“不通一種外國語”的“外行”眼光，葉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問題的實質。葉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對“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各種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定的”，“既然是兩種語言，語法方面，修辭方面，選詞造句方面，不同之處當然很多”，“同樣一個意思，運用甲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運用乙種語言該怎么樣表達”，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來影響”，也“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據葉圣陶想，“翻譯家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也就是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反觀之，“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來表達的人”才算是“精通兩種語言的人”，“精通兩種語言的人”才能成為“翻譯家”。葉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譯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譯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而不精通兩種語言，不能運用兩種語言來思維、表達，最終結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

吳巖以“內行”的眼光審視“外國化了的中文”，站在“辯證地對待兩種語言文字”的思想認識高度來批語“翻譯體”，指出：“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忠實地融會貫通地把原作翻譯和表達出來”。葉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觀“用中國字寫的外國話”，立足于“精神兩種語言”的基本條件來批評“死翻”，指出：“各種語言的語言習慣都是相當穩定的，咱們接受外來影響要以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為條件”。吳巖與葉圣陶二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觀點卻完全一致：“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并“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吳巖和葉圣陶所針對的是操漢語的譯者將外語譯成漢語的情況，主張譯文要“根據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要“跟中國的語言習慣合得來”。若就“所譯者”和“所以譯者”而言，吳巖和葉圣陶的主張無非是：遵從譯語的語言習慣！

論語翻譯范文第4篇

關鍵詞:語法教學 翻譯教學 一致性 互動

On the Continuity of Language Teaching in Grammar and Translation

Wang Li 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Grammar teaching has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If more contras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s stressed in its class, continuity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harmonious interaction among various courses can become possible and thus students' ability in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other subjects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Key words:grammar teaching;translation teaching; continuity; interaction

一、引言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無論是中學還是大學,語法教學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很難想象,沒有經過系統語法學習的人會準確使用一種語言。實踐證明,語法教學,花時少,見效快,能在有限的時間里迅速培養出大量的外語人才。有鑒于此,國內外外語教學中,語法教學一直受到高度重視,它與詞匯教學共同構成外語學習的兩大支柱。有人甚至認為詞匯是“血肉”,而語法就是“骨架”,兩者一結合,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了詞匯和語法這兩大要素,語言也就算是基本掌握了。這種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得到了成功的實踐。為了應付戰場上對外語人才的迫切需求,美國軍事部門試行了一種特別的教學模式:即以詞匯和語法為中心的機械操練模式。其理論基礎是當時盛行于美國的結構主義。該理論認為:語言是后天習得的,語言是一種習慣,而習慣的養成只有通過大量機械的操練和反復的實踐。從結果看,這種方法無疑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正因為如此,這種語法教學模式在我國一度也很有市場,其主導作用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那以后,以交際法和功能法等理念為指導的新教材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但人們并沒有十分理會這種“改朝換代”,積習和慣性使人們對語法教學依然戀戀不舍。但從教學角度看,我們確實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語法教學的現狀以及它與其他教學環節之間的互動關系。限于篇幅,本文只討論語法教學與翻譯教學一致性的問題。

語法教學關注的核心常常在于語言的表達“是否正確”;而翻譯教學強調的重點常常在于語言的運用“是否地道”。由于教學內容和教學重點的不同,因此,往往受過多年語法教育的人,甚至是英語高年級的學生,一上起翻譯課來,常常感到無所適從,因為老師會不時指出他們頗為得意的不夠地道的英語(有時甚至漢語也是這樣),要么是英語缺少“英語味”,要么是漢語過于“西洋味”,不中不西,界限模糊。筆者以為,上述問題的癥結可能有多種因素,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們現行的外語各學科教學缺乏一致性。語法教學、翻譯教學、寫作教學以及文學教學等都是各自為政,關注一點,不及其余,學科之間缺少必要的溝通,更談不上什么承接和連貫。這種狀況,學生迷茫,老師困惑。為明晰起見,現就語法教學中常見的做法,舉例予以說明。

二、不講英漢句子連接方式的差異

眾所周知,英語是形合語言,而漢語是意合語言。表現在句子上,英語會使用大量的連詞,而漢語則不需要或盡量少用。如“你我”說成英語就得加上一個連詞“and”:you and I。這種連詞使用上的差異,如果在語法課上不講清楚,勢必會導致一說到when,就說成“當……時候”;一說到before,就說成“在……之前”;一說到“not ...until”就說成“直到……才……”,這種“口當口當之聲,不絕于耳”的歐化句,即便是今天,也只限于一些特定的文體(如科技、政論作品)。下面四個例子是語法課和翻譯課用例的對比:(以下所有例句的第一句都為語法用句,第二句為翻譯用句)

1.When they came to the summit,they felt very excited.

當他們來到山頂時,他們非常激動。

來到山頂,他們非常激動。

2.If you confer a benefit,never remember it; if you receive one,remember it always.

如果你給人恩惠,永遠別記著;如果你得到恩惠,永遠別忘了。

施恩勿記,受恩勿忘。

3.I will not go until he comes.

直到他來,我才走。

他不來,我不走。或:他來了,我再走。

4.Before going up into the blue hills, Thomas stopped for gasoline at a lonely station.

在進入青山之前,托馬斯在一個孤零零的車站停車加油。

群山蒼翠,加油站孤零零的。入山之前,托馬斯停車加油。

參考文獻:

1.連淑能.英漢對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連淑能.論中西思維方式[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2)

3.蔡基剛.英漢寫作對比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4.蔡基剛.十句作文法[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5.王魁京.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6.彭宣維.英漢語篇綜合對比[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7.張光明.英漢互譯思維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8.羅新璋.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9.張培基等.英漢翻譯教程[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0

10.胡壯麟.語言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1.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

論語翻譯范文第5篇

一、關聯理論的主要觀點

1.推理是語言交際的核心

一般地說,語言交際的模式有兩種:代碼模式(codemodel)和推理模式(inferentialmodel)。語言交際會同時涉及這兩種模式,但在交際過程中,認知—推理過程是基本的,編碼—解碼模式過程則附屬于認知—推理過程［2］。

依據關聯理論,語言交際活動涉及兩種意圖:信息意圖和交際意圖。前者指話語的字面意義,是交際者向交際對象傳遞某種信息的意圖,后者則指交際者傳遞該信息意圖的意圖。交際者為使聽話人懂得自己的意圖,總是以明示的方式表達信息;聽話人為了了解交際者的意圖,必須將信息進行演繹推理。語言交際實質上是一種明示—推理過程。交際者對聽話人的認知環境和交際情景加以評估,并據此通過話語向聽話人示意/傳達自己的交際意圖;聽話人則依據該話語提供的信息和相關的語境信息,在關聯原則的指導下進行解碼和推理,最終是對交際者的交際意圖的認知。因此,交際過程不僅僅是單純的編碼—解碼過程,而是更重要的對話語和語境信息的動態推理過程。例如:

A:Doyoulikerugby?

B:IamaNewZealander.

B的話語給A提供一個推理的認知環境,使A獲得B是新西蘭人這個語境信息;A再從自己的認知環境中確認新西蘭人酷愛橄欖球運動這個語境。于是A就以這兩項前提進行推理,推斷出B的意圖,最終獲得B酷愛橄欖球運動這個結論,獲得語境效果。又如:

A:WillWendybelong?

B:SheiswithTony,now.

B沒有直接以yes或no來回答A的問話,而是采用了簡潔的答話方式。假設A知道Tony做事雷厲風行,那么A會概括B的答語并結合Tony做事快這一語境信息推理出“No,shewon''''tbelong”這一結論(即B的交際意圖)。但是,如果A知道Tony辦事拖沓,那么A就會推理出“Yes,shewillbelong”這一結論。本例句說明,說話人可以利用相同的話語表達不同的交際意圖,交際成功與否并不僅僅取決于聽話人能否解碼,更主要取決于交際者意欲傳遞的信息意圖是否成功地示意給了交際對象,取決于交際對象是否選擇了正確的語境信息［3］。因此,選擇正確的語境信息成為話語理解的關鍵。

2.關聯性是話語理解的理據

語言交際是一個明示—推理的行為,明示—推理是交際過程的兩個方面。交際雙方之所以能夠配合默契,明白對方話語的暗含內容,主要是由于有一個最佳的認知模式:關聯性。關聯性是關聯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的內容、語境和各種暗含使聽話人對話語產生不同的理解,但聽話人不一定在任何場合下對話語所能表達的全部意義都得到理解,他往往用一個單一的、十分籠統的標準去理解話語,這個標準足以使聽話人排除其他的理解,而只認定一種是唯一可行的理解,這個標準即關聯性。例如:

A:Didyouenjoyyourholiday?

B:Thebeacheswerecrowdedandthehotelwasfullofbugs.

A獲得B提供的信息時,就在其提供的認知環境和語境假設中尋找關聯,進行推理。A最終會從“沙灘擁擠,旅館有臭蟲”與“度假”的關聯中推斷出B的信息意圖,取得“假期過得不愉快”的語境效果。通過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了解到:關聯性是理解話語的標準。我們根據話語信息,結合當時的語境假設去尋找關聯;關聯選取得當,就會取得相應的語境效果;有了語境效果就會取得交際的成功。正如Sperber和Wilson指出:當新出現的信息在某一特定的語境中能夠取得語境效果,才說明語境假設取得關聯;而且取得的語境效果越大,表明該信息與語境假設的關聯越強［4］。

3.最佳關聯

Sperber和Wilson認為,成功交際的關鍵在于說話人和聽話人能否找到最佳關聯。而一個話語要建立起最佳關聯,必須具備如下兩個條件:當話語能夠產生足以引起聽話人注意的效果;該話語讓聽話人為取得這些效果而確實付出了一番努力。尋求最佳關聯就是人們在語言交際活動中自覺遵守關聯原則:任一推理交際行為必須保證其最佳關聯性。

最佳關聯性來自最好的語境效果;人們對話語和語境假設的推理越成功,話語的內在聯系就越清楚,這樣人們在思辨和推理過程中無須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語境效果,從而正確理解話語,使交際獲得成功。

二、關聯理論與語用翻譯的關系

關聯理論是一種認知理論,也是一種交際理論;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也是一種交際活動。因此兩者有著很好的兼容性。關聯理論的語言交際模式代碼模式和推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說明翻譯過程。信息的載體是代碼,翻譯自然就是源語代碼和譯語代碼的轉換過程。代碼模式過分強調了代碼的靜態、機械的轉換過程,而忽略了譯者在轉換過程中的推理作用。而推理模式則更強調依據語境尋找關聯的動態推理過程。如果說代碼模式的翻譯觀是語義的翻譯觀,那么推理模式的翻譯觀則是語用的翻譯觀。關聯理論能夠解釋翻譯這一復雜的語碼轉換現象。在語碼轉換過程中,關聯性起著關鍵的作用,可以說,關聯理論對翻譯現象有著最強的解釋力［5］。

語用翻譯就是指從語用學的角度探討翻譯實踐問題,即要解決翻譯操作中涉及的理解問題、重構問題以及語用和文化因素在譯文中的處理方法和原作的語用用意(pragmaticforce)的傳達及其在譯作中的得失等問題。語用學的翻譯觀可以說是一種等效翻譯理論,可通過兩種語言的對比,分別研究語用語言等效和社交語用等效的問題。何自然認為,在翻譯中要達到語用等效,其前提就是要正確地認知和理解源語。即譯者首先必須正確識別和理解源語語言的基本意思和規約意義,然后根據源語的背景信息和語境特征等關聯知識,推導出源語語言的隱含意義和原文作者真正的交際意圖。同時,譯者也要考慮譯文讀者。為了讓譯文讀者能夠理解譯文、推理出相關的含義,譯者須對譯文讀者的知識面、認知能力和經歷進行評估,還需要考慮他們的閱讀期待,然后用譯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將這個內容表達出來,以求等效。這就要求譯者具有百科知識,具有推理能力,具有將語篇中出現的新信息和自己記憶中的已有知識(即背景知識或稱舊信息)結合起來,找出其中的關聯的能力［6］。

概括地說,關聯理論認為,要正確理解自然語言就要通過語境來尋找關聯,要靠推理。而翻譯中為達到語用等效,其前提正是正確地認知和理解自然語言。因此,關聯理論成為指導語用翻譯的理論。

三、關聯理論對語用翻譯的指導意義

1.翻譯中如何理解原文

根據關聯理論,要準確理解原文,必須先重視原文的語境,通過對語境的分析,找出原文與語境間的最佳關聯,從而獲得理解原文的語境效果。

例如:Hewasfondoftalkingthathiscolleaguesnicknamedhim“magpie”.句中“magpie”意為“喜鵲”,在英語讀者的認知環境中理解為“嘮叨,饒舌”,但這個認知假設在漢語讀者的認知環境中不存在。在漢語中“喜鵲”與喜事、吉利、運氣相聯系,與“嘮叨”無關聯,在漢語中與此假設關聯性最強的形象應是唧唧喳喳的“麻雀”。

2.尋找關聯

譯者要依據百科知識、原文語言提供的邏輯信息和詞匯信息,以及原文的文化背景信息等對理解原文有用的信息。因此尋找關聯的過程就是提取各種各樣有效信息的推理過程。

例如國外某地修復教堂的新聞報道中有句話:“Thecushionwillbereplacedbyvolunteers.”如何理解這句話?若要準確理解它,首先譯者要找出這句話與什么語境假設具有最佳關聯。而這要靠譯者的百科知識(常識):教堂座位上設有坐墊,有些坐墊則供教友跪拜之用;志愿者指志愿給教堂提供捐助的人士。那么這句話不是要求志愿者取代坐墊,而是希望教友志愿出資,更新坐墊或坐墊的布料。

由此可見,每一個話語都會建立起一種關聯,圍繞著關聯就可以定出理解某一話語的標準。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目的語讀者和源語作者擁有不同的認知環境,所以,譯者在表達他的理解時,也要尋找最佳關聯。

3.翻譯是一種包含作者—譯者—譯文讀者的三元關系的行為

翻譯是一種交際行為,也研究語言理解和語言表達過程,因此翻譯被看做是一種明示—推理性質的行為。與語內交際不同的是,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行為,或明示—推理過程。準確地說,翻譯行為包括兩個明示—推理過程,其復雜性遠遠超過語內交際。

關聯理論明確強調了對翻譯過程的研究,對翻譯現象有著很強的解釋力。翻譯的全過程事實上涉及到三個交際者,即原文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正如何自然認為,翻譯活動是一種三元關系,是原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這三個交際者之間通過原作和譯作之間進行的交流活動。其中包括兩個明示—推理過程。在第一個明示—推理過程中,原文作者向譯者示意其交際意圖,而譯者則根據原文的語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語言刺激(話語)以及關聯原則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進行推理理解。在這個過程中,譯者是聽話人。完成該交際過程后,譯者進入第二個明示—推理交際過程。這時譯者的身份是發話人/交際者,他根據原語篇、自己對原文作者的交際意圖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譯文語言環境和他對譯文讀者的期待的估計,向譯文讀者示意信息,而譯文讀者則對他示意的信息進行推理解釋。因此,翻譯活動涉及兩個交際者和兩個接受者,其中譯者兼有交際者和接受者的雙重身份。在第一個明示—推理交際活動中,譯者的主要任務是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進行推理;在第二個明示—推理的活動中,譯者的主要任務則是在關聯原則的制約下根據自己對譯文讀者的期待和接受狀況的估計,對原作者的交際意圖和信息加以示意并傳達給譯文讀者。因此,關聯理論能以關聯性抓住翻譯問題的本質特征,對指導翻譯實踐有著積極的意義。

請看例子:

Iseenooccasionforthat.Youandthegirlsmaygo,oryoumaysendthembythemselves,whichperhapswillbestillbetter,foryouareashandsomeasanyofthem,Mr.Bingleymightlikeyouthebestoftheparty.

這段話摘自奧斯汀的名著《傲慢與偏見》,是班內特先生在如下情景下說的:有錢的單身漢賓利先生將要搬到他們家附近的莊園來住,班內特太太認為這對她的女兒們中的一個獲得好的婚姻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所以她很興奮地告訴班內特先生這個消息并希望班內特先生去拜訪賓利先生,但班內特先生對此卻絲毫不感興趣,他是一個奇怪的人,思維敏捷,反復無常,說話還帶著充滿諷刺意味的幽默。在這段話里,他使用了諷刺來表示他對拜訪的不感興趣和對他的無知的太太的嘲笑,這也是原文作者想要表達的交際意圖,生動地刻畫了班內特先生的性格特點。譯者很好地理解了作者的意圖,將原文所要表達的諷刺生動地在譯文中再現,幫助中國讀者更容易地理解原文的意圖,以取得很好的語境效果。請看孫致禮的譯文:

我看沒有那個必要。你帶著女兒們去就行啦,要不你索性打發她們自己去,這樣或許更好些,因為你的姿色并不亞于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你一去,賓利先生倒興許看中你呢。

四、如何達到翻譯中的語用等效

關聯理論認為,人們所處的環境、他們的經歷以及對事物的認知能力都有所不同,特別是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們,他們的認知環境就會存在差異,對事物的認知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的人看問題的角度可能不同,對同一件事,甚至同一語境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推理,產生各不相同的認知結果。翻譯中的語用等效正是為了顧及讀者的認知。我們看下面的句子:

Itisassignificantasagameofcricket.

這句話如果出自英國人之口,譯者可能根據自己的百科知識知道英國人酷愛板球游戲,再加上邏輯信息和句子詞語信息(若這不是一個孤立的句子,還須考慮原文的其他一些語境信息),找出關聯,進行推理,從而確定原作的意圖是強調某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之上,譯者再確定原文所表達的形象在譯文中能否保留。如果不能保留原文的形象,就應考慮更換形象,來照顧譯文讀者的認知。于是,這句話可譯為:“這件事如同吃飯一樣重要”。若不從語用等效的角度考慮原作者的意圖,只按字面直譯為:“這件事如同板球賽一樣重要”,則這樣的譯文讓人感覺不知所云。因此,譯者在面對涉及兩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信息有所差異時,應充分考慮譯文讀者的認知。如果譯者預知譯文讀者對該現象不熟悉,譯者可考慮用譯文讀者熟悉的現象或意境替換原文的形象、意境,或者省去原文的形象,只求意譯。

1.語言語用等效翻譯

語言語用等效翻譯是指在詞匯、語法、語義等語言學的不同層次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來的內容,用譯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將這個內容表達出來以求等效。例如:

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不想步入院中,鴉雀無聞。(曹雪芹:《紅樓夢》)

Hawkes將“鴉雀無聞”譯為“Notabird''''scheepwastobeheard”。而楊憲益夫婦是這樣譯的:“utterlyquiet”。其實原作中的“鴉雀”是虛的,原文作者所要表達的用意就是:周圍一片寂靜。由此可見,楊憲益夫婦的譯文較貼切。

2.社交語用等效翻譯

社交語用等效翻譯是指為跨語言、跨文化的雙語交際服務的等效翻譯。語用等效翻譯所采用的方法最不固定,譯者遵循的原則可以是多方面的,譯者在準確理解原作內容的前提下,根據原文提供的語境,譯者的主要目的是讓讀者領會原著,故譯文不一定要拘泥于原文,而是順從讀者的文化習慣,變洋為土,使他們樂于接受,或強調以原文精髓為目的,譯文力求體現原著的風格與文化背景,讓讀者領會異域風土人情,增長見識。試分析下面句子的兩種譯文:

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粥來,叫我怎么樣呢?(曹雪芹:《紅樓夢》)

楊憲益夫婦的譯文是:

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

Hawkes的譯文是:

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

兩個譯文無所謂優劣,關鍵在于譯者的信念和如何對待文化差異。楊憲益夫婦的譯文著重表現原作的中國文化,而Hawkes的譯文是為了方便西方讀者的理解。又如:

她認為離開了辦公大樓,離開了政工部門,就是離開了政治,就聽不到那些閑言碎語,誰知是離開了咸菜缸又跳進了蘿卜窖。(蔣子龍:《赤橙黃綠青藍紫》)

這里的“咸菜缸”和“蘿卜窖”都是中國文化的特有表達方式,其語用含義或意圖跟這兩個形象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在譯文中加上這兩個形象表達可能會使譯文讀者不知所云,甚至導致誤解,產生原文沒有的含義,因此我們可以考慮省去原文形象,只傳達原文的含義“越來越糟”(frombadtoworse)。

再如:Whenneighborsheardofthematter,they''''dlaughtheirheadsoff!譯文:“這事讓鄰居們知道了,豈不笑掉了大牙”。漢語里常說:“笑歪了嘴”或“笑掉大牙”。英語卻說“笑掉了頭”,貌離而神合。考慮文化語境,處理好英漢間的文化差異,才能進行成功的翻譯。可見翻譯應以語境為依據,因為一方面譯者與源語作者的有效交際要靠語境,另一方面譯者與譯文讀者的有效交際也要靠語境,而這兩種語境是不完全一樣的,要取得翻譯等效,譯者必須在忠實原文作者的基礎上力求使譯文切合譯入語語境,取得與原文相同的意義效果。

五、結語

關聯理論強調了對翻譯過程的研究,以關聯性抓住翻譯問題的本質特征,對翻譯現象有著很強的解釋力,從而能更好地指導翻譯實踐。根據關聯理論,翻譯活動是一種涉及原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的三元關系。譯者首先要正確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圖和源語的意圖,然后找出源語和譯入語之間的差異,對譯文讀者的認知進行正確的評估,以及考慮譯文在譯入語環境的可接受性等。因此譯者在處理譯文時不必過于拘謹,不要一味照搬原文形象和表達方式,不顧及譯文讀者的認知背景和差異。為了保證交際的成功,譯者可以采用各種翻譯策略,如直譯、意譯、音譯等,以幫助譯文讀者找到原文與譯文語境之間的最佳關聯,達到最佳交際效果。

摘要:關聯理論認為,要正確理解語言就要通過語境來尋找關聯,要靠推理。而翻譯中為達到語用等效,其前提正是正確地認知和理解語言。關聯理論對語用翻譯具有指導作用。依據關聯理論能更好地理解原文,尋找關聯,解釋翻譯過程中作者—譯者—譯文讀者的三元關系,從而更好地顧及讀者的認知,達到翻譯中的語用等效。

關鍵詞:關聯理論;語用翻譯;語用等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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