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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媒體;公共關系學;生態學范式
【中圖分類號】G206.3【文獻標識碼】A
本論文是在新媒體背景下對公共關系學本體論的一種創新思考。在社會科學中,本體論在很大程度上探討的是人類存在的本質,在傳播學領域,本體論聚焦的是人類社會交往中的本質問題(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關系學中,本體論探討的是關于世界觀、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等一般性的本質問題。本文選擇此研究視角是基于對新媒體的互動性、關系性特征的本體論思考。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從歷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術的出現都激發了人們對傳播學研究的樂觀想象。從早期的印刷術、無線電、電視、錄影機、到現在的無聯網和移動通訊,關于新媒體帶來的對傳播學術研究的種種挑戰和顛覆,似乎成為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標準敘事。而在我看來,新媒體對傳播學研究的挑戰和顛覆首先是發生在本體論層次的,這種本體論的轉換可能發生在信息傳播和關系傳播之間,一直以來,傳播作為“信息傳導”的主流想象,導致傳播學對嵌入傳播之中的“關系訊息”的忽視。而多年之后,同樣的問題又出現在對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導人們對新媒介社會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傳導”和“運輸”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電子通道等,這些比喻雖然為人們理解新興的互聯網及其社會功能提供了形象的進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視野,使得關系傳播又一次在新媒體的研究中被邊緣化。
隨著web2.0技術的實現,使得新媒體的關系特征更加明確,與麥克魯漢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個科技哲學家伊德從存在主義的現象學出發,將科技視為人類存在的延伸,人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一種“體現”的關系,這種關系延伸了、轉換了人身體的與知覺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體現觀點”觀之,新媒體是一種關系媒體,新媒介作為‘關系的居間者[1],分別對人們的社會角色關系、文化關系和情感關系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從關系傳播的觀點來看待新媒介系統對于人與人之間溝通行為、關系方式的影響,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層面從傳播技術層面提升到傳播關系的層面;把新媒介傳播研究從以技術性的信息傳播,引導向以對話性的關系傳播為主;把以網站為中心的“信息傳播學”,導向以人為中心的“關系傳播學”(陳先紅,2006)。正如莫伊所說的,新媒體傳播所提供的技術沃土已經為我們培育出各式各樣新穎的敘事方式,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轉移和創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體時期,是公共關系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這一時期,一個新的詞匯“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進入公共關系學者的研究視野,人們開始發出這樣的追問:“個體從哪里結束,關系從哪里開始?”、“把關系還給公共關系”、“關系應該成為公共關系理論研究的焦點領域”。在此之前,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如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和整合營銷學派都忽視“關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終是以傳播為中心,將研究重點放在public,即對公眾的傳播策略的制定,傳播效果的評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點開始從“傳播”轉向“關系-relationships”,即開始研究如何建立、維持和提高組織-公眾關系的質量,關系觀點的倡導者瑪麗.佛格森指出,“以關系為研究單位的組織-公眾關系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機會,它將會加速公共關系領域的理論發展”(Ferguson Mary,1984), 關系管理觀點的出現標志著公共關系開始從對民意的操縱轉向關系的建立,這是公共關系根本使命的重大變化,也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巨大創新 。
但是通過文獻回顧發現,西方的關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際傳播理論為基礎,重點研究組織-公眾關系的維度要素、發展過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較微觀的關系研究層面,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者們一致認為,雖然公共關系理論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關系范式轉移,但是仍然沒有出現權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認為,這種權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關系學理論框架的缺失,更確切地說,是生態學范式在公共關系學理論建構中的缺失。
當代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模型都是以公關在組織-環境關系中的意義和角色為基礎的,都具有生態學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從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調整與適應模型,到格魯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關系實踐的對稱模型,都是屬于生態觀點。另外,在公共關系領域先后出現的系統論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整合營銷學派和關系管理學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關系研究的生態學意蘊,毫無疑問,借鑒生態學思想和方法的理論基石已經奠定。
但事實上,公共關系領域的生態研究成果是比較分散零亂,不成體系的,或者說是比較微觀的,這些研究都是從研究單個組織出發,利用個體生態分析方法,研究微觀公共關系活動中各有關利益主體的決定及其變化,試圖解釋組織公關行為與利益相關者行為的互動規律。盡管上述公關研究都從不同側面涉及到生態學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個公共關系活動為考察對象,采用生態系統分析法,研究公共關系活動中各利益主體的相互調整與適應,解釋一般公共關系原理、概念、范疇、方法等問題,公共關系學一直缺乏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理論或典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運用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這一命題,也就是說,運用生態學范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來建構公共關系學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論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該學科的理論傳統,并規定其發展方向,這不僅是公共關系學理論創新的需要,也是公共關系學科成熟的標志,這對理清時下混亂不清的公共關系學研究,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下面主要從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展開論述。
二、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
在公共關系學研究領域,對生態思想的運用非常普遍,生態學由于其所主張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生態思想,理所當然成為我們建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這一點已經被廣泛證明和認可,但是運用不同的生態學范式,來建構不同的公共關系學理論體系,似乎尚未被人們廣泛關注和重視。
對公共關系理論建設最有影響的學者皮爾森(Pearson R,1990)曾經提出:“生態思想為公共關系理論建構提供了兩種方法:倫理方法和策略方法,這是兩種不同的系統思維方法,他們能夠引導公共關系學進入兩個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個方向更適合公共關系學?這是公共關系所面對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選擇,這個選擇會影響公共關系理論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來的命運” 。遺憾的是,這一重大的研究命題因為皮爾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斷。在此基礎上,格魯尼格進一步把公共關系世界觀可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不對稱世界觀是以勸說操縱為目的,對稱世界觀則是以解決沖突和促進理解為目的。
本人認為,我們可以運用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層生態學觀點,來解釋和建構公共關系。他認為,生態學范式可以分為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兩種范式,他們提倡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價值觀 。淺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它主張在不削弱人類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認為保護資源和環境本質上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而深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則是“生態中心主義”,它是從整體論立場出發,把整個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認為生態系統中一切事務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人類只是這個系統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張走中間道路,對自然過程做出謙卑的默認,更傾向于人性化的、對環境有利的技術,它把生態危機歸結于制度危機和文化危機,而不是技術危機,因此深層生態學的危機處理主張是集中在個體意識的轉變上,要求每一個個體改變態度、價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與自然和平相處。舉例來說,在解決污染問題上,淺層生態學通常的做法是,用技術來凈化空氣和水,緩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許可范圍內;或干脆把污染工業完全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與此截然相反,深層生態學從生物圈的角度來評價污染,它關注的是每個物種和生態系統的生存條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對人類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二者同為生態學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的生態思想為基本假設,但是他們的生態學世界觀卻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如果運用格魯尼格的對稱和不對稱世界觀來分析的話,不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功利型倫理觀,遵循功利主義,強調策略方法,側重對公眾的說服,民意的操縱,偏向于微觀層面的公共關系;而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義務型倫理觀,強調倫理方法,強調對責任和義務的承擔,強調關系的質量,社會整體的和諧,偏向于宏觀層面的公共關系。不同的偏向對公共關系學具有不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其理論差異表現如下圖:
本文認為,宏觀而言,公共關系學強調“社會組織”這一研究對象的關系論、系統整體論和有機論,組織存在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無縫之網”,組織和公眾、環境都是“生物圈網上或內在關系場中的結”,他們都是一個系統整體,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主體和客體之分,所有的整體都是由他們的關系所組成的;公共關系的本質就是一種“關系居間者” ,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一種“主體間性”,公共關系堅持第三方立場的中間道路,通過倫理方法,通過文化影響和制度改造,追求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統一,最終建立信任和諧的關系生態。總之,公共關系的目的是要組織“擁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讓組織不斷擴大自我認同的范圍,從個體自我,逐漸轉化為社會自我,最終成為“生態自我[2]” ,從而“最大化的(長遠的、普遍的)自我實現”,達成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的真善美。
公共關系的本質屬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說,就是“第三方立場”。簡單地說,公共關系是一種“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一種組織與相關公眾的溝通對話關系,一種組織與所處環境的研究監測關系,在這種復合性的關系中,公共關系是一只腳站在組織里,一只腳站在公眾關系和社會環境中, 既要對組織負責,又要對公眾負責,還要對社會負責,屬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關系居間者”。
三、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組織―公眾―環境關系
公共關系學的對象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規定了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框架,規定了這門學科的特有角度,規定了這門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也規定了這門學科開展公共關系實踐的方向和主要途徑,從而也規定了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就對象來說,每門科學一開始就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這個對象是存在的;其次,這個對象究竟是什么。”
透過目前的公共關系理論,公共關系學研究對象主要存在以下誤區:1、模糊性,籠而統之地將“公眾”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實際上與社會學發生較大程度的重合,其結果是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而難以獲得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合理依據。2、片面性,將公共關系研究范圍中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比如國際上對“關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公眾關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視對組織-環境關系(OERS)的研究,這導致了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的缺失。3、單一性,孤立地從主體層面、客體層面或者目的層面揭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比如僅僅是把“單一的組織”、“孤立的公眾”或者“有效的傳播”作為其研究對象,而沒有把“關系”,沒有把“組織、公眾、環境”作為一個關系整體進行研究。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只是研究組織與顧客、競爭者、消費者等生命系統的公眾變量,而忽視了對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統的環境變量的研究,環境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出現的,這樣就使得公共關系理論限于一種戰術層面的微觀研究,而無法涵蓋宏觀層面的戰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雖然“環境變量”和公共關系之間的關系很難測量,但是其作為一種戰略公眾的觀點已經被廣泛認可,比如,格魯尼格等人認為,環境對于公共關系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變量的研究上,對其他環境變量的研究關注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這三個環境變量對公共關系實踐極其重要;Dejan Vercic則進一步提出了五個影響公共關系實踐的環境變量: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經濟體系(經濟體制和發達程度)、激進性水平(組織面對壓力集團活動的程度)、文化屬性和 媒體系統(媒介體制和輿論環境)。 他認為,“環境變量是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國際公共關系知識體系的非常重要的開端,只有當研究超越了對一個國家中公共關系如何實踐的描述,把公共關系和其他變量如文化、政治體制、媒介環境等聯系起來,真正的理論建構才能夠實現”(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識別環境變量有助于提高公共關系研究者的預測能力,也能夠幫助從業者制定正確的公共關系戰略或技術。但是,如何把環境變量納入公共關系學的知識體系呢?這又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可以將兩個研究對象合二為一:或者把組織-環境關系包括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組織-公眾關系放在組織-環境關系的框架內,我認為,無論哪一種表達都是不妥當的,因為從深層生態學的觀點來看,組織、公眾、環境之間并不是“人與自然”、“自我-他人”、“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不應該被分成“作為主體的組織”和“作為客體的公眾或環境”,而應該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內在關系構成的社會存在物,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內在的,本質的和構成性的”,因為一個社會組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它與較為廣闊的社會環境的關系、與更為復雜的各類公眾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等等,都是組織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 社會組織既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外,也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上,而是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場景之中去完成公共關系行為的,這種行為是一種生態的評價和選擇。
因此,本文提出“組織-公眾-環境關系”這一概念,作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這種提法并不是主觀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層生態學基本假設的,它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強調了關系而不是公眾是最基本的分析單元,關系是公共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第二,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是最核心的構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強調了組織-環境關系是最廣泛的存在,是最具影響力的部分。按照“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來理解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有利于糾正一些模糊的、不確切的、片面的說法,既能夠較好地體現公共關系學的總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夠貫串它的全部內容。總而言之,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為研究對象,具體地說,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以組織-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
四、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織網、造流、占位
作為學科的公共關系學面臨的一個理論難題,就是如何將一盤散沙式的研究主題和興趣,整合成為一個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框架。縱觀當今國內外的公共關系教材,其內容就像一個“社會科學的大百科全書”,幾乎無所不包,從倫理到法律,從政治到環保,從歷史到文化,從媒體到廣告,從品牌到禮儀,從策劃到演講,從……到……,說的學術一點,就是“泛傳播”“大文科”的概念,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大雜燴”、“大拼盤”,這些問題的癥結在于缺乏對公共關系學基本范疇的界定。
本文提出,應該在生態學范式和關系過程理論的基礎上,來建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首先,生態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調整與適應,和諧與均衡,生態網,生態流和生態位等,這些概念可以直接為我們所借用。其次,就關系過程理論而言,布魯姆和格魯尼格提出的 “關系形成模型”和“關系策略模型”,為我們奠定了宏觀公共關系學范疇的基本雛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兩個模型中,布魯姆用“關系前項”“關系概念”和“關系后項”來描述組織-公眾關系的形成。而格魯尼格則進一步修正為“情境前項”、“保持戰略”和“關系結果”,并強調了關系維持的策略 ,這兩種模型的共同特點都是討論組織-公眾關系結構化的過程及其分布的影響,以及關系資源的特殊結構和在網絡中流動的方式。它類似于生態鏈中從供應原點的前向關系,通過組織活動流向消費終點的后向關系,這兩個理論模型只是強調了一維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種整體關照,不能夠涵蓋所有的關系管理層面,正如生物學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說的那樣:“自然以網絡而不是鏈條方式聯結萬物,然而,由于人類的語言不能同時處理幾件事情,所以,人類只能以鏈條的方式跟隨。”
因此,作者對關系發展三階段模型進行橫向分解,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作為宏觀公共關系學的三個基本范疇,從而使關系管理的結構體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一階段,布魯姆用“關系前項”定義了構成關系資源的要素,它們是社會和文化規范、集體認知和期待、資源的需要,對不確定環境的認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魯尼格則用“情境前項”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的六種類型:組織影響公眾、公眾影響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公眾、組織影響組織-公眾聯盟、多樣組織影響多樣公眾等。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他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網”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關于生態系統的成員要素和關系結構問題。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資源網”。
關系資源網就是“由組織-公眾-環境系統所構成的具有資源配置功能的關系網絡”(陳先紅,2006),具體的說,它包括兩大子網絡:組織-公眾關系網和組織-環境關系網,其中:組織-公眾關系網主要包括組織-員工關系、組織-持股者關系、組織-消費者關系、組織-社區關系、組織-媒體關系、組織-政府關系、組織-競爭者關系、組織-金融關系等等。組織-環境關系網主要指組織與政治、經濟、文化和媒體技術之間的關系。按照生態關系的性質,這兩大子系統又可以分為合作者關系網、聯盟者關系網、威脅者關系網和制約者關系網(見圖1)。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與管理關系網絡,讓各種資源暢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處,止于其當止之地。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二階段,布魯姆認為關系代表了一種信息、能量或資源的交換和轉移,具有交換、交易或轉移等屬性,這些關系屬性既描述著系統中的關系,也體現了系統中的結構。格魯尼格則從關系維持的角度提出了對稱性整合戰略和不對稱性分配戰略。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這一關系階段的主要問題是“流”的問題,是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在信息傳遞的引導下流通變化的過程,我把它稱之為“關系傳播流”。
關系傳播流是指傳播在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發展中是一個永不間斷的過程,它在組織內外不斷產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種有源頭的“流”。任何一個組織中的關系傳播都不是一維流動的,而是多維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鑒人際傳播和社會網絡的相關理論,提出了一個關系傳播流的三維框架:目的維度,性質維度和內容維度。目的維度包括由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構成的連續統一體,性質維度包括由強關系到弱關系的連續體;內容維度包括從信息流向文化,從文化流向情感的連續統一體。目的維度和性質維度構成了四個象限,而內容維度以三個同心圓置于其中,形成一個立體多維的傳播分析框架(見圖1)。從目的維度來看, 關系傳播流是一個從完全無意識、無計劃的日常性傳播到完全有意識、有計劃的戰略傳播的變化連續體;從強弱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就是一個從強關系到弱關系的傳播變化連續體,從內容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體地說就是由“社會層面”的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和“人際層面”的關系所構成的一個傳播連續統一體;其中,社會層面的關系體現一種以社會分工信息為主的角色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以文化信息為主的價值觀關系,人際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情感關系。 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是從信息、文化和情感三個層面來研究維持強弱關系的日常性傳播策略和戰略性傳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議題有:各種關系類型的強弱測量和變化規律;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的實現和轉化策略;戰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內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強關系與弱關系的信息傳播模型; 強弱關系的文化傳播研究;日常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投資模型;戰略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表達;情感維度與關系結果評估,等等。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最后階段,布魯姆的“關系后項”包括目標達成、依賴和喪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為四個結果,格魯尼格的“關系結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號關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動關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滿意,承諾等)。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結果都是關于“生態位”的問題,即關系主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位置及其機能,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生態位”。
關系生態位是指一個組織的關系要素及其性質的集合,它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關系的某種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僅包括空間概念,而且包括時間概念,它反映了一個組織對關系管理的適宜程度和對公眾的吸引力程度(陳先紅,2006)。它包括兩層含意:一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價值,這是一種抽象的性狀描述。比如關系管理是一種花費還是一種投資?關系管理的結果是建立了信任還是促進了合作?關系管理是否增強了組織魅力,增加了社會資本?關系管理在形成、維持和改變社會資本方面扮演何種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結果,即組織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時空位置。每一種組織在多維生態空間中都有其理想生態位,而每一種環境因素都給組織提供了現實生態位,理想生態位與現實生態位之差就產生了生態位勢。關系管理的任務就是一方面幫助組織去尋求、占領和競爭良好的生態位,建立聲譽,塑造品牌,能動地去改造環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組織不斷地適應環境,調節自己的理想生態位,通過議題管理,危機處理,實現組織和環境關系的和諧發展,使現實生態位與理想生態位之差最小。所以,從公共關系角度看,可以把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看作是某種生態位的具體體現。從功能性質角度看,品牌體現了組織所處的市場生態位,聲譽反映了組織的社會生態位;從時空角度看,危機體現了組織在某一時間點的特殊生態位,議題反映了組織在某一時間段進入的空間生態位。可以說,對關系生態位的管理就是對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的管理(見圖1)。
因此,本文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共同構成了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公共關系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結網”,“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關系學的理論建構模型
根據社會科學的性質, 公共關系理論模型共分為四層:最高層是世界觀層,第二層是方法層,第三層是核心概念層,第四層是理論觀點層。世界觀體現了理論建構的基本假設,生態思維所提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世界觀是公共關系理論建構的共同基礎。在這一世界觀指導下,公共關系學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這兩種生態方法建構公共關系理論。迄今為止,圍繞“傳播”和“關系”這兩個核心概念,主要理論成果有勸服操縱模型、雙向對稱模型、調節-適應模型、社區模型和文化調節模型等,如下圖:
在此模型中,在圖的最左側,是純粹以傳播為中心的勸服操縱型公共關系,即理性主義的策略型公共關系,其特征就是以傳播為中心,以勸服為手段,最終達成利己單贏關系狀態,關系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觀點為米勒的“勸服說[3]”。
在圖的最右側,是純粹以關系為中心的社區型公共關系,即社群主義的倫理型公共關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區感”為己任,通過積極主動承擔社區責任,來減少社會沖突,提升社會關系,它強調關系質量和承諾;強調社會認同感,強調核心價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強調權力和責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權。其代表觀點為克魯克伯格和斯達克的“社區感假設[4]”。
在該圖中間的上方,是以傳播為核心的雙向對稱公共關系,即理想主義的對稱型公關,在雙向對稱模型中,組織-環境關系主要是一種研究背景,作為傳播的外部變量或者干擾變量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傳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倫理的也是策略的。該模型奠定了公共關系的世界觀基礎。同時也受到廣泛爭議和攻擊,其代表觀點是格魯尼格的“傳播管理說”和“卓越公共關系”。
在該圖中間的中部,是調整-適應模型,此模型強調了傳播與關系的相關性 ,在組織-環境關系的適應與協調中,傳播的協調作用改善了組織對關系變化的適應性。該模型仍然是以傳播策略為重點,組織-環境關系為調節變量的。其代表觀點是卡特利普,布魯姆的“關系管理說”。
在該圖中間的底部,或者說整個區域的底部,是文化調節模型。該模型以關系為中心,把原來處于背景地位的組織-環境關系納入到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復合關系生態中,從組織的社會文化角色出發,通過對話和研究,達到倫理和諧的關系生態,其代表觀點是陳先紅提出的“關系生態說[5]”。
從以上理論模型可以看出,公共關系學將公共關系理論的建構從策略方法導向倫理方法,從強調外在的公共關系技術、手段和策略,到強調內在的公共關系理念、文化和哲學,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體系,還原公共關系建立社會信任,追求真善美這一本來價值。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科學發展是具有歷史階段性的,庫恩所說的“范式”是指某一個歷史時期為大部分共同體成員所廣泛承認的科學共同體,它表示了一個科學發展階段的模式,而沒有一門學科是完全不變的,正如皮亞杰所說的:“所有學科,包括高度發展了的學科,都是以不斷發展為其特征的……任何一門學科都還總是不完善的,經常處于建構的過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對于正在快速發展的新興學科公共關系學來說,新媒體時代正好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轉換的良好開端,而不是終結,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學理論”,主要是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討論和更科學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框架,僅以此文拋磚引玉,歡迎批評指正!
注釋:
[1]“關系居間者”的概念來自馬丁布帛的關系哲學,他認為人是關系的居間者。
[2]“生態自我”的概念來自奈斯,他用生態自我來表達形而上的大寫的我,來表明這種自我是在與人類共同體、與大地共同體的關系中實現的。當我們達到“生態自我”時,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竭盡全力用符號控制某些環境的過程”. 見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魯克博格認為,公共關系是一種建立社區感的努力。見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陳先紅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具體說來,就是社會組織運用調查研究和對話傳播等手段,營造具有公眾性、公開性、公益性和公共輿論性的關系生態,以確保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諧”。參見《公共關系生態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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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經濟中競爭行為分析
市場競爭是指市場經濟體系中各利益主體為了實現自身經濟利益而通過各種途徑展開爭奪,進而實現優勝劣汰的過程。一般而言,實現競爭的形成應包含幾個基本元素。其一,市場體制中至少擁有兩個利益主體,主體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其二,利益主體各自利益目標的存在,是競爭存在的基礎(需要兩個基本假設:一是利益主體是理性的經濟人;,二是這種利益是主體必須追求的);其三,市場競爭是一個動態博弈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競爭策略不斷調整;其四,競爭必然必然導致優勝劣汰的結果。依據博弈的競爭原理,市場競爭的最終結果有三個:即零和博弈、負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1.市場競爭的正面效益。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之一,對于競爭機制的績效可以從正反兩方面來看待,其中對于維護市場體系的運轉的正面效果是其最主要的方面。1.1市場競爭推動技術創新。在商品經濟時代,商品的價格由產生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如果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商品的生產者將會獲得超額的價值量。由于之一市場激烈機制的存在,商品的生產者總會千方百計的改進生產,提高技術水平,使自己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市場競爭中居于一個有利得地位。當這一激勵機制對所有的生產者都發揮作用時,整個社會生產力會向前推進。
1.2市場競爭推動制度變遷。在市場經濟的高級形態中,市場經濟具有開放性,公平性,法制性,競爭性四大基本屬性,競爭性是其最核心的本質屬性。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市場經濟的競爭性經常會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威脅,從而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因此需要各種制度體系來加以保障。制度設立的價值取向在于營造一個公平交易,全面開放的市場體系,而制度本身有各種規章制度和法律體系構成,以對各種市場行為形成約束力,最終保障市場機制的競爭性。由于社會經濟基礎是不斷發展的,因此作為維護市場競爭的各種制度也在不斷的變革中。
1.3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不同經濟活動主體的生產效率是不同的,在市場經濟體系中,由于競爭機制的作用,稀缺的經濟資源會向生產效率高的生產部門集中,而得不到資源的供給的的低效率部門的生產將會難以為繼,從而逐步退出市場交易活動。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將會使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得到有效的發揮。
2.市場競爭的負面效益。市場競爭機制在發揮市場經濟功能方面揮發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時也會一定的負面效應。
2.1市場競爭形成社會弱勢群體。由于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在市場競爭中失利的一方,很容易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大量社會弱勢群里的存在機會威脅社會的穩定,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市場競爭中產生的弱勢群體必須從福利主義的理論出發,從制度上加以保障,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調和社會矛盾。
2.2市場競爭帶來道德滑坡問題。市場經濟的原理論是西方的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包括中國的倫理人文主義都存在著內在的文化、價值沖突。而激烈的市場競爭可能使人格逐漸物化和貨幣化,傾向于人與人之間裸的金錢關系和交換關系;市場競爭排斥人文情感和道德的、宗教的人文情懷,把人類群生的一切美好的感人悲歌統統關進只能是靈魂生存的超現實的世界里面。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機制迫使人們不得不為了生存或生存得更有尊嚴、價值,像著了魔一樣追逐財富、權力、名譽等世俗價值。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物化和貨幣化的社會,是形式上的自由掩蓋人的自由本質被異化的社會。
2.3競爭機制作用具有有限性。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轉的核心機制,當競爭機制作用的發揮也會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市場系統的不完善、市場勢力的存在、政府的干預,各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等等,都會使競爭機制的效能失靈,而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制度保障,制度框架體系過多,又會增加社會成本。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方面。市場經濟由形成倒現在,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簡單市場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國際市場經濟。在簡單市場經濟階段,市場結構形態相對簡單,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的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的高級階段市場結構復雜化,同時各類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也復雜化,市場經濟在表現出競爭性的一面的同時也表現出一定的妥協性。
二、市場經濟中妥協行為分析
在市場經濟體系中,與市場競爭行為密切相關的就是市場妥協。有競爭才有妥協,二者形成相輔相成。妥協按照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與某人或幾個方面之間商談條件或求得互讓。與競爭一樣,妥協行為的形成也具備幾個要素:第一,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具備相同性,彼此形成競爭關系,比如說生產剃須刀的和生產刀架的就不具備市場競爭關系;第二,各利益主體間的實力相差不大,假如實力差距較大,則妥協的機會較小;第三,市場主體間需要發生實際沖突,如果雙方實力相當,市場經濟行為也具備同質性,即使其中一市場利益主體處于非開放狀態時,即沒有直接發生實際沖突,也不會導致競爭;第四,競爭的最終結果是各市場主體作出讓步,形成妥協行為,也就是經濟學上的均衡狀態。
1.從市場結構的視角分析妥協行為。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般理論經濟主體的妥協行為主要表現為市場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就價格、產量、技術、信息等各方面達成一致協議的行為。按照市場經濟主體的不同,在封閉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開發經濟條件不討論)市場行為主要發生在如下幾對市場主體中:廠商—廠商、政府—廠商、消費者廠商、消費者-政府。相對于市場競爭關系而言,競爭主要指廠商之間的競爭,相應的妥協在這里主要討論生產廠商之間的妥協行為。生產者之間的妥協行為是市場經濟活動中最常見的,也是對市場經濟最有影響力的妥協行為,生產者之間的妥協行為稱之為“勾結”,穩定的妥協行為會形成卡特爾和辛迪加等市場組織。該類組織的形成依賴于特殊的市場結構。在如表格所示的市場結構中,完全競爭產商相互間完全了解市場信息,同時產品又沒有任何差異化,因此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廠商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相互間妥協不能帶來收益的增加,妥協缺乏激勵機制。壟斷只有一家廠商沒有妥協行為的基礎條件。寡頭壟斷市場是處于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之間的一種市場結構。相互依存是寡頭壟斷市場的基本特征。由于廠商數目少而且占據市場份額大,不管怎樣,一個廠商的行為都會影響對手的行為,影響整個市場。所以,每個寡頭在決定自己的策略和政策時,都非常重視對手對自己這一策略和政策的態度和反應。作為廠商的寡頭壟斷者是獨立自主的經營單位,具有獨立的特點,但是他們的行為又互相影響、互相依存。這樣,寡頭廠商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達成共謀或協作,形式多種多樣,可以簽訂協議,可以暗中默契。當寡頭企業為攫取超額利潤就產量、價格、技術而相互妥協達成成熟協定的時候,卡特爾組織就形成了。因此在市場經濟中妥協行為主要成生于寡頭這一特殊的市場結構中。寡頭企業間的妥協行為其表現形式是多樣的,可以是價格、產量的協議,也可以技術、人才的協議。
2.從公共關系的視角分析妥協行為。公共關系其含義指某社會組織為加強和改善與其它利益相關主體的關系,強化社會公眾對組織的認識和理解,爭取得到其它社會利益主體的支持,進而構建良好組織形象、促進組織利益目標能更好實現的一系列公共活動。公共關系主旨在于促使社會組織必須與其利益相關的組織內部、外部公眾之間構建起良好的互動關系。依據公共關系的基本理論妥協行為往往表現為市場利益主體之間的合作、共贏狀態。通過構建優良的公共關系,來促成市場主體間的合作,進而實現市場利益的最大化。
2.1公共關系的視角下市場主體間相互妥協的動因。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企業之間的在經濟活動上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情況不斷得到加強,相輔相成、共生互補的特點得到明顯的強化。企業間的這種互補關系就其形成機制而言,體現為市場競爭行為破除了區域間的市場分割,各地區的經濟活動相互滲透,各經濟活動主體日益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體。資本、商品、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在更大的范圍內實行優化配置,各個地區經濟活動不斷被納入到擴大的、開放的、統一的全國性大市場。企業的發現呈現集團化、國際化化特點,跨地區、跨國家的企業不斷涌現,企業間的關系也逐步傳統的單一由競爭關系逐步過渡到競爭與妥協并存的新關系,為實現雙贏合作或多贏合作模式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在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的大潮流中,企業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機制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企業經營模式向核心化轉變和企業組織結構向扁平化轉變的趨勢日趨強化,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企業間、區域聞的合作變為更為現實,“虛擬生產”、“虛擬企業”現代生產組織形式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因此,在新時期,由于信息技術的支撐市場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性、統一性,大市場、大循環、大經濟成為一種新的市場經濟形態,企業在新的形勢下需要更好的處理競爭與妥協的關系,以求適用經濟形勢的變化。
2.2公共關系的視角下妥協行為的績效。
2.2.1廠商的妥協將有利于廠商之間開展技術合作。對于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也可以從正方兩方面來分析。從正面效果來看,現代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搞風險,高投入的特點,對于單個企業來說可能很難獨立完成,不得不借助于企業的橫向合作,這種聯合既可以是國內企業間的,也可以是跨國界的各企業間的,通過組建技術創新核心團隊,共同完成關鍵領域的技術開發。同時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可以借助于國際技術交流,節約發展成本,通過引進國際產業的成熟技術,實現本國的跨越式發展。從負面效果來看,市場活動的主體可以通過技術交流獲取最新的產品生產技術,獲取最先進的管理模式,進而大為節約企業的創新成本,提高產出率。但在COPY技術引進模式的過程中,企業創新機構的設立,創新人才的培養,創新經驗的積累都會受到制約,企業的創新能力將會大為削弱,企業可能會形成對外部的技術依賴性,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受到嚴重的約束。如果在一個開放性的經濟條件下,這種情況會進一步惡化,甚至會威脅到一國的經濟發展戰略。
2.2.2市場經濟中的妥協行為有利于實現規模經濟。企業實現競爭與合作的融合可以很好地將同類產品的生產經營企業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加深分工,強化技術進步,使不同企業之間的資本、技術、人力、信息資源得以有效靈活組合,最大限度地降低產品成本,提高規模經濟效益。
2.2.3市場經濟中的妥協行為有利于建立協調發展新秩序,增加市場競爭透明度,使整個行業的經濟發展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通過合作的融合,縱向合作,在相關聯的企業間規定統一的技術和質量標準,共享先進的技術設備;橫向合作:在行業內生產相同或類似產品的企業間進行市場分工,共享當地資源,提高整個行業的整體競爭能力和專業化水平,促進整個行業的發展。
三、市場經濟中競爭與妥協關系的辨析
【關鍵詞】職業教育 工作過程 課程改革
當前,中等職業學校正在大力推進專業課程改革,以實現社會大教育賦予職業教育的功能要求。通過理論學習和課改實踐,我對工科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有一定的認識和體會。我認為專業課程改革取得實效的關鍵,在于專業教師能否準確把握職業學習的根本規律和時代特征,取決于專業課程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是否符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是否符合學生的實際。我們要形成學生的職業能力、崗位適應能力和更高層次的能力,必須在現代教育理論的指導下,有意識地推進課程改革和提高教學質量,如果仍然沿用傳統的學科體系的課程模式和知識傳授、實習訓練的教學模式,則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非常困難。在骨干教師培訓班的課程學習過程中,職教專家介紹了基于工作過程的行動導向教學改革模式,我覺得受益匪淺,很多新觀念值得我們學習和推廣。
所謂工作過程是 “在企業里為完成一件工作任務并獲得工作成果而進行的一個完整的工作程序”。工作過程具有相對固定的“資訊、計劃、決策、實施、檢查、評價”的完整結構。
“基于工作過程的行動導向” 教學是“根據完成某一職業工作活動所需要的行動、行動產生和維持所需要的環境條件以及從業者的內在調節機制來設計、實施和評價職業教育的教學活動”。即“有目的地、系統化地組織學習者在實際或模擬實際的專業性情境中,參與設計、實施、檢查和評價職業活動的經歷,發現、探討和解決職業活動中出現的問題,體驗并反思學習行動的過程,獲得完成相關職業活動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以能力為本位:一切活動都是以提高能力為目標。以學生自主活動為中心:學生為主體,腦、身、心結合,主動地參與職業活動,教師是行為活動的指導者和咨詢者
第一,基于工學結合行動導向的教學要求對職業能力的培養不能只關注專業能力,而應當關注綜合職業能力,且更應從職業成長的角度注重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等關鍵能力的培養。
專業能力是在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基礎上,有目的的、符合專業要求的、按照一定方法獨立完成任務、解決問題和評價結果的熱情和能力。如計算能力、編程能力、實際的技能和知識。
社會能力是處理社會關系、理解奉獻與矛盾、與他人負責任地最佳相處和相互理解的能力。它包括人際交流、公共關系處理、勞動組織能力、群體意識和社會責任心等。
方法能力是個人對在家庭、職業和公共生活中的發展機遇、要求和限制做出解釋、思考和評判并開發自己的智力、設計發展道路的能力和愿望。它特別指獨立學習、獲取新知識的能力。
培養關鍵能力的具體指標如下:①專業關鍵能力:跨專業的知識和外語;新技術的知識和能力;工作程序和過程方法的知識;系統思維能力;在實踐中運用理論知識的能力。②方法關鍵能力:綜合和系統思維;抽象能力;創造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學習能力;獲取信息能力;決策和創造能力;掌握學習技術;分析能力;認識能力;學習方法;系統工作方法。③社會關鍵能力:追求目標;學習決心和成就感;自我掌握;認真細心;集中專心;忍耐;誠實、負責、開朗;愿意交往;體諒他人;坦率;樂于助人;約束、共同負責、真誠;團結;合作能力;社會責任感;表達能力;環境適應能力;工作責任心;紀律性;職業道德;自我批評能力。
第二,基于工學結合行動導向的教學,不再是傳統指導教學為主的模式,是以學生自主建構為主、傳統的指導教學為輔,兩者有機融合的教學原則。
應避免的問題:教師對傳統指導教學和學生自主建構融合度的把握沒有足夠的認知,學生也還不適應這種需要主動學習的姿態,不是很能配合,反饋回應較少,給教學評價帶來了難度,容易回歸到傳統指導的教學模式上。
第三,行動導向教學是通過職業活動情境將傳統學科中多門課程與之相關的內容重新整合在一起學習,以提高學習效率,加速知識內化為能力的過程,旨在經多個情境活動自我將零散知識系統化。
教師“化整為零”:將多個傳統教材歸納后的知識內容按“做中學、所學即為所需”的原則,結合活動載體解構到各個情境中實施教學。
學生“零存整取”:將各個情境中學習到的零散知識歸并后提升到系統化認知的高度。
應避免的問題:學生基于傳統的依賴意識,不習慣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自主學習方法;教師對學生自我知識建構的能力缺乏信心,在個體情境教學時,擔心理論深度不夠會制約學生的發展,因而潛意識的追求知識系統的完整性而容易回歸到以內容導向的傳統教育范式。
第四,行動導向的職業活動涉及到傳統學科中多門課程與之相關的內容,需要教師具有相對全面的知識結構,能夠及時解決綜合性的問題。目前教師知識結構的相對單一對教改的實施產生了一定的制約,因此,需要工學結合的教學團隊合作教學。
工學結合教學團隊的合作教學不是各司原職的簡單組合形式,需要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應加強職教師資的培養、強化教學團隊的協作意識以適應行動導向職業活動中互動性教學的動態發展。
第五,基于工學結合行動導向的教學需要改革考核評價方法,考核中不僅僅注重結果,更應注重過程。
1.改革考核手段和方法,制定基于工作過程課程學習各個環節的考核量化標準,按量化指標對過程和結果實施考核。
2.課程總體上以理論考試成績占30%,學習活動過程占70%組成。學習活動過程的每個學習情境按照工作學習過程50%、交流展示25%、工作小結25%進行綜合成績評定,各個學習情境按照技術含量分配相應的權重比例。
關鍵詞:教師培養;教育碩士;社會服務;學術創新;職業外延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i3)04-081-02
全日制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是相對于學術型學位而言的另一種學位類型。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對它的定義,其目的是培養具有扎實理論基礎,并適應行業或職業實際工作需要的應用型高層次人才。世界很多發達國家也有著類似的培養模式,例如日本在2003年正式頒布了《職業型研究生院設置基準》,建立了培養高級專門職業人才的“專門職業研究生院”,更于2006年3月30日,出臺了《研究生教育振興施策要綱》,再次對日本產、學合作的研究生教育培養模式進行了細化。因此,我國需要集結各方經驗,根據中國特色,使研究生教育在我國社會的協調發展中,沿著更加實用、高效的方向前進。
南京師范大學(以下簡稱“我校”)在2005年設立了教師教育學院,專門為各學科培養本、碩、博不同層次的教師人才,在國家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以我校對專業教育碩士的培養為例,探究我國目前在全日制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過程中的重點方向。
一、開展以學術創新為重的職業教育,造就研究生的可持續發展
專業學位研究生是針對特定的職業進行的定制培養,這里“專業”對應的英文為profession,職業化是其首要特征,同時作為“研究生”的培養,科研創新是其本質屬性,表明這種職業應該有深厚的理論知識為支撐。因此,專業碩士的培養應是“以學術為依托,內涵學術性的職業教育”。
首先對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學術培養,應該使其具備專業化的知識結構,厚基礎,重學科。以我校物理專業教育碩士為例,除了基本的物理學及教育學課程,我們開設了大學物理專題選論系列課程,邀請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師向學生介紹最新的物理學研究成果和發展趨勢,并與實際相聯系,充分展示理論、技術對生活和教育的改變。
對科研創新能力的培養是實現人才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除了課程知識,更需要加強學生自我學習能力、知識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的培養。同樣以物理教育碩士為例,我們開設了物理思維方法論這一課程,引導學生了解、思考、分析,并嘗試應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解決學科發展的前沿性問題,促進學科和行業的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和技術革新,有利于學生今后個人職業生涯中的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
二、超越技能型培訓,注重職業的外延和內涵培養
我校對教育碩士的培養特別注重學科教育與師范教育外延拓展的融合,強調教師其個人素質和作為社會公共關系人員的培養。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66年《關于教師地位的建議》中,就曾經指出“應把教育工作視為專門的職業,這種職業要求教師經過嚴格地、持續地學習獲得并保持專門的知識和特別的技術,它是一種公共的業務”。因此,教師除了必備的課堂管理能力、教學組織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其個人的言談與氣質、知識面和興趣愛好的廣泛性、人際交往的能力、參與公共事物及活動的能力,都是教師人格魅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廣博的知識和技能對教學質量的優劣和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起著無可估計的作用。
因此,我校對教育碩士除了各學科上的創新性培養和師范性的技能訓練,還開設了形體學、藝術學、語言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生命化”選修課程,為學生梳理職業的成長規律和教育認知的規律,為他們提供豐富和有效的知識儲備,提升他們的專業境界、職業倫理精神和職業尊嚴感,讓他們學會以積極向上的情緒涵養在今后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開展創造性的活動,讓個體和職業在不斷的發展中可以永葆青春。
三、以實踐體現社會服務,履行高等教育職責。帶動行業、社會進步
教育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務之一,關系到社會的結構與運行,也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各種力量實現其利益的交匯點。專業學位研究生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學習和實踐是高校服務于社會的方式之一,這就要求我們對實踐的理解更加廣泛。教育碩士的實踐不是簡單的上課,更要了解整個教育活動的規范和章法,對教育的現狀進行調查研究,深入學校體驗教育生活,并積極參與高校、社會、相關行業、企業全方位的合作。目前,建構大學、產業、政府三位一體的新模式已成為國際上較為流行的有效促進大學發展的高等教育新理念。
同樣以我校的教育碩士為例,他們的教育責任感在課堂上的獲得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當他們一接觸到學生時,教師的責任感便會油然而生,催生其獻身教育的信念和不斷進取的動力。學生們年輕而富有活力的教學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成為各實踐學校的教學亮點,有利于高校和各中、小學開展多層面、多領域的教育前沿問題的研究。這種教育實踐不是經驗重復的教育實踐。它根據教育理論不斷改變自身,又不斷創生和豐富著教育理論。
我國《高等教育法》把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視為大學的三大職能,在三者關系中,服務社會是大學存在的價值基礎,而培養人才和科研是大學服務社會的主要手段,也是大學有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獨特優勢。目前,我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在數量及質量上已經在全省各個中學占據絕對優勢,是江蘇省教育行業的中堅力量。同時,我校積極發揮著高等教育對社會就業的調節作用,招收農村教育碩士,先錄取學生,在他們實地工作三年后再返校學習,有針對性地開展落后地區緊缺人才的強化培養,成為地方高校增強服務地方經濟和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橋梁和紐帶。
四、充分利用資源。建立有效評價機制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適應社會需要”是研究生質量評估框架設計的主體思想。專業碩士的培養目標有著明確的職業性和應用性,因此,對他們的考核評判標準應從職業角度出發,兼顧學科特色。同時,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也有著明顯的地區差異,對專業碩士的培養能力及其相應的行業在當地社會中的需求和發展顯然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對教育碩士的評價還應考慮地域特點。
一、設計單位經營管理人員應具備的素質
1.學習能力。勘察設計單位是以服務為主要活動的團體,面臨復雜、競爭、多變的外部環境,經營管理人員要有敏銳的嗅覺,保持與時俱進地適應外部環境的理念,才能立足于不敗之地,因此設計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要有很強的學習能力。2.攻關能力。公關能力是指有目的、有計劃地為改善或維持某種公共關系狀態而進行實踐活動的能力。公關能力表現為一個人在社交場合的介入能力、適應能力、控制能力以及協調性等等。設計單位對外承接大量的設計任務,而任務的承接和實施需要與業主單位、施工單位、監理單位、試驗檢測單位、質量監督單位、管理部門等發生關系,良好的公關能力是現代企業制度下經營管理人員的重要素質之一。3.協調能力。協調能力是指決策過程中的協調指揮才能,是化解矛盾的能力,是聚分力為合力的能力,是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能力,是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的能力。設計單位一般受到項目業主時間上的限制而加班加點趕設計工期,經營管理人員需要協調單位領導、生產人員、總工辦等內部人員按時完成任務,同時還需與外部各方面人員打交道,保證單位的效益和聲譽。4.組織能力。組織能力是指開展組織工作的能力。設計單位在與競爭對手投入相同的情況下,要具有以更高的生產效率或更高質量,將其各種要素投入轉化為產品或服務的能力。經營管理人員在單位爭取市場份額、項目投標、設計生產過程中,都需要進行相關組織工作,確保單位的良好運營和對外優良形象。5.預防風險能力。通過認識風險、分析風險,采取正確的決策,從而控制和駕馭風險,減少風險損失進而獲得收益的能力。設計單位經營管理人員在項目投標報價和項目洽談設計費過程中,需要對項目的現場有一個深入的踏勘,掌握工程所在地自然及社會狀況、交通、地形等情況,才能對未來的設計工作做到心中有數,對項目的投資、盈利、風險等狀況進行充分的估計,以采取有效措施將所承擔項目的風險降到最低限度。6.分析能力。分析能力是指把一件事情、一種現象、一個概念分成較簡單的組成部分,找出這些部分的本質屬性和彼此之間的關系單獨進行剖析、分辨、觀察和研究的一種能力。設計單位獲得項目設計任務的基本手段是通過投標中標而來的,經營管理人員要充分分析潛在的投標競爭對手,掌握其基本情況、投標方法、報價思路、商務標和技術標編制特點等情況,以便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二、設計單位經營管理人員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經營管理人員知識結構不全面,一些應知應會的基本經營管理知識掌握不到位;二是經營管理人員工作能力滿足不了中國加入WTO后帶給勘察設計市場的沖擊,尚未完全適應競爭的市場主流、趨勢,對外的公關能力、溝通、協調、組織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三是一些勘察設計單位在投標過程中違反職場職業道德規則,采取串標、圍標、買賣標書等不正當競爭手段獲得中標;四是經營管理人員對引導本單位科學發展加快發展的意識薄弱,認為這是單位領導的事,全局觀念差,發展理念不夠健全;五是經營管理人員工作創新意識不強,工作方式方法陳舊,老套路居多,創新經營管理模式、方法需進一步提升。提高設計單位經營管理人員素質的幾條途徑:開展職業道德教育,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思想政治素質。職業道德素質是企業的生命線。勘察設計單位是靠競爭取勝市場,靠工程設計質量、信譽贏得市場。因此在工程設計業務取得的途徑上要講求職業道德,杜絕無序競爭和不正當的價格競爭,不得采取不正當的手段排擠、損害和打擊其他設計單位,要防止有意、無意損害他人名譽和事業的行為,不得直接或間接搶取其他設計單位已經受托的設計業務。為此,單位在平時的工作中要時常加強經營管理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突出自我學習培養,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工作理論涵養。設計單位是一個知識、技術密集型的單位,大部分人員都是科班畢業人員,技術專業知識較強,但很多人在從事工作后忽視了學習,特別是經營管理人員,不僅要有專業知識,而且還要具備企業管理、市場經濟、工程方面法律法規等方面綜合知識。因此設計單位經營管理人員要突出自我學習能力的培養,要靜下心來多學習、多思考,不斷提高自身理論水平,不斷豐富自身的工作經驗,從而提高工作理論涵養。注重工作經驗總結,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實踐操作能力。總結工作中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為下一步工作提供借鑒,對于提高員工的實際工作或實踐操作能力幫助巨大。比如交通勘察設計單位,不僅要進行年度的工作經驗總結,還必須進行單個項目的經營管理經驗總結。一個項目從參加投標、中標、談判、簽訂合同、開展勘察設計工作、設計評審、工程施工、工程竣工驗收、投入運營是一個跨越時間長、經營內容多、項目管理雜的過程,從工程實施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經營方式、不同的管理理念進行總結,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能提高經營管理人員將來工作的實踐操作能力。加強同行交流合作,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先進管理理念。參加設計單位同行業間的交流與合作,不僅能提高工程設計人員的技術水平,而且對單位經營管理理念提高也受益匪淺。可以單位與單位間的經營管理人員進行交流合作,也可以參加行業協會組織的交流活動,特別是與一些知名度大、影響力強、信譽度好、技術水平高的單位進行交流,能極大地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先進管理理念。組織參加相關培訓,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專業知識結構。培訓可以豐富知識結構,進而提高相關工作能力。設計單位要組織經營管理人員參加相關培訓,增加管理人員的各方面基本知識,比如企業管理知識、工程技術前沿知識、工程招投標相關法律法規等等,為提升管理人員能力作好儲備,為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專業知識結構奠定基礎。適時聘請專家講座,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科學發展觀念。聘請相關專家到單位進行經營管理方面的知識講座,對員工素質的提升和單位經營管理的提高,以及單位科學發展觀念的增強大有幫助。比如交通勘察設計單位聘請交通規劃方面的專家進行“十二五”交通綜合發展規劃的講座,則有助于員工了解本區域交通路網規劃,幫助經營管理人員掌握潛在的勘察設計項目和實施時間計劃,為經營管理人員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再如聘請企業管理方面專家進行知識講座,則有助于單位領導與經營管理人員達成經營管理的共識,經營管理人員提出的相關措施得到單位認可,單位發展的觀念得到統一,進一步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科學發展加快發展觀念。不斷接受各種挑戰,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創新經營水平。經營管理人員在項目的經營過程中,必然要經歷各種各樣的挑戰,必然要面臨各式各樣的難題。比如工程投標及投標報價的挑戰、設計項目前沿技術的挑戰、業主對設計特殊要求的挑戰、設計工期限制對經營管理能力的挑戰、工程實施中變更的挑戰等等,經營管理人員面對這些新鮮問題,要開拓創新、勇敢面對,從思想上強化認識、應對理念上不斷更新、應對措施上日趨完善,直至接受挑戰后帶給單位更多的進步,更深層次地提高經營管理人員的創新經營水平,更高水平地為設計單位科學發展加快發展作貢獻。
本文作者:鄭燕清工作單位:寧德市交通工程勘察設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