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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自我選擇效應;學習效應
中圖分類號:F2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118(2013)01-0227-03
一、引言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被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但是企業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口。而近十幾年的貿易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些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一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通過FDI進入海外市場?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本文將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出發,通過采用上海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面數據,就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二、相關文獻
在對異質性企業經驗研究的文獻中,通常圍繞兩個核心觀點進行檢驗:第一,自我選擇效應(self-selection effect)是否存在,此類研究的關鍵在于比較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與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更可能自我選擇的進入出口市場或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是因為只有生產率較高的企業才更有能力克服沉沒成本和來自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而生存下來。第二,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是否存在,此類研究的重點是在于檢驗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等國際化經營是否可以作用于企業的生產率,使企業在開展國際貿易后生產率得到提升。
(一)自我選擇效應
有關自我選擇效應的研究,基本上都驗證了其存在性和顯著性。Bernard和Jensen(1995)利用美國制造業1976-1987年的數據,探討了出口企業中制造業部門的表現,他們的研究發現出口企業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資本密集度和技術密集度,證明了生產率高的企業更可能自我選擇進入出口市場。Greenaway和Kneller(2003)對英國企業數據的檢驗研究證明了自我選擇效應的存在性和顯著性。李春頂(2009)利用非參數數據分析檢驗了中國企業出口經營與企業生產率的關系,其結論顯示生產率高的企業會更多的出口,而生產率低的企業不出口或少出口,證明了企業自我選擇效應的存在。
(二)學習效應
而對學習效應的檢驗,結果并不一致。Bernard和Jensen(1999)證明了市場的重新配置作用傾向于對美國制造業中生產率較高的企業,起到20%的生產率增長促進作用,從而證明了學習效應的存在。陳文芝(2009)對2001-2006年中國制造業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異質性進行了統計描述,并驗證了出口學習效應的存在性。劉淑琳等人(2011)利用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研究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率,也驗證了學習效應的存在。
Femandes和Isgut(2001)利用哥倫比亞1981-1999年制造業企業數據進行檢驗,結果發現出口對生產率的作用卻不顯著。Delgado等人(2002)搜集了1991—1996年西班牙制造業企業數據,其結果證明學習效應在西班牙制造業企業整體中并不顯著,但對于年輕出口企業而言,出口對于提高企業生產率具有顯著的作用。Castellani(2002)對意大利企業的經驗研究發現,學習效應在不同企業中的表現則是不一致的,對于出口密集度較高的企業其出口學習效應顯著,反之則不顯著。
從現有文獻來看,主要以研究出口企業為主,而對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論證比較缺乏;大部分檢驗都證明了企業自我選擇效應的存在,對于是否存在學習效應,檢驗結果因國家發達程度不同,也存在著差異。而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是否不同地區的企業,其學習效應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從地區層面出發,選擇上海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檢驗其是否存在自我選擇效應和學習效應。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被解釋變量為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除了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大物質要素之外,其它所有生產要素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率。本文采用索羅殘差法來估計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首先建立一個具有規模報酬約束的兩要素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Yit=AitKαitLβit(1)
其中,Yit表示i企業在t時期的產量,用企業的營業收入來代替,并以2002年為基準的上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平減;Kit、Lit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量,勞動力用企業員工數來代替,資本用企業固定資產投入來代替,并按2002年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對生產函數兩邊取對數得:
lnYit=lnAit+αlnKit+βlnLit+εit(2)
關鍵詞:稅收;風險投資;居民企業海外直接投資
近二十年來,我國的經濟體系中均存在不同幅度上的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并存的情況。同時,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時代號召下,“強化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壯大創業投資規?!币殉蔀闀r代重點。稅制改革是諸多國家為實現投資結構合理優化,并讓風險投資有效地進入企業、保障創新活動的展開采取的較為有效的措施。稅收是影響均衡產出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政府用以動態地調整投資、消費或是儲蓄等人們因看待當時與未來收入的態度不同而做出的行為,以期使經濟達到均衡狀態的一大重要經濟手段。
一、稅收結構與投資結構
(一)稅收結構。稅收是一國經濟之基礎,稅收活動影響著個人與國家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果說稅收是個整體概念,那么稅收負擔則是一個相對的、局部的概念。稅收負擔是一個客觀的、不因人的主觀意志而變化的經濟范疇,是國家稅收和不同納稅主體之間的分配關系。兩者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一國的稅收政策,不僅可以幫助我國了解不同區域間的稅收水平與差距,同時也為調整與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提供了參考。我國稅收結構具有以下三個特點:(1)我國是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收結構,據全國稅收數據統計,近十幾年來,我國間接稅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但是有遞減的趨勢。(2)個人所得稅具有邊緣化趨勢,主要體現在總額邊緣化與作用邊緣化,個人所得稅的絕對量與占全額比重低,遠低于同期發達國家水平,同時個人所得稅所具備的調節高收入與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不具明顯效果。(3)稅收結構內部不均衡,過分依賴流轉稅與所得稅。
(二)稅收作用投資。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迅速增長背后,高投資勞苦功高,但同時也伴隨了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投資所形成的資本極大程度提高了一國的生產能力,進而促進經濟更快地增長。投資與消費最大的區別在于,投資不僅僅能夠刺激產出,而且還能在未來可預期的一段時間內形成高于當前的供給能力。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投資是人們在當前有限的收入下犧牲眼前的近期消費來增加未來遠期消費的行為,受到國民收入水平與人們愿意儲蓄的程度。降低投資報酬率是稅收作用于社會投資的一大重要環節,投資報酬率的降低打擊了社會公眾與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低報酬率削弱了企業稅后可累積的實際利潤,當投資報酬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時,風險溢價無法得到滿足時,人們對于風險的厭惡會促使它們降低投資以保證現有資金的安全。除此之外,高稅收有時會引起資本的跨區域流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大背景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貿易活動也變得愈發密切。由于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稅收政策差異的存在,使得企業在不同地區可獲得優惠也不相同,因此為尋求更高程度的稅收優惠,企業會考慮跨區域調用資本,有時候甚至會進行國際間的資本流動。當本地納稅高于其他國家或地區時,企業將更傾向于選擇減少本地投資,并跨地區轉移投資資本。
二、稅收與居民企業直接海外投資
在經濟全球化飛速發展的時期,資本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日趨自由。在國際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居民企業到海外直接投資取得快速發展。但是,我國居民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投資總體水平相較其他國家略低。我國居民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在國家GDP中比重占比遠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離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也有一定的差距,更不用說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同時,我國居民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僅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半,兩者水平差距較大。
(二)與國有企業相比,私營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力量薄弱。投資區域過度集中,多集中在亞洲與拉丁美洲地區,投資區域高集中度會增加海外投資的總體風險。
(三)私營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力量較國有企業而言較為薄弱。我國居民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仍需要我國政府在所得稅政策上加以支持和鼓勵。實際上,現有的法規政策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我國海外直接投資稅收政策對于居民企業的投資的激勵與支持作用不強。因此,對我國居民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政策進行調整與完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诤M馔顿Y主體單一的現狀,政府應該加大鼓勵與支持政策。政府可選擇性地加大對一些投資弱勢企業的支持,例如加大中小企業或者私營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的所得稅優惠力度。在相關職能進行資金能力評估后,對資金力量不足但具有投資優勢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資格。如此一來,既可以減輕這部分企業的境外投資稅收負擔,也可增加企業的稅后收益能力,間接地加強其資金力量?;诤M馔顿Y區域集中的現狀,可以加大與歐美國家之間的貿易交流,以達到合作互贏的目標。對于目前已簽訂的稅收協定進行定時的、有針對性的修訂,尤其當國內稅收制度進行調整時,更應重視相應稅收協議的合理性與當時社會經濟的一致性。同時,可以有選擇地加入一些稅收優惠政策,這些優惠政策會吸引更多的居民企業到歐美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使國內居民企業投資區域擴大,減少由于投資過于集中而產生的風險;另一方面,可以學習當地的先進生產、管理與經營經驗,提高我國居民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國際競爭力。
三、稅收與風險投資
風險投資是投資于新興的且具有較大發展空間的高新技術企業的一種長期性的、權益資本投資,主要是指向處于初創階段的企業提供資金扶持并取得公司部分股份的融資方式。如上文所說,風險投資者往往會在董事會中占有一定席位,會積極參與被投資企業的經營和治理。投資者利用其專業的管理能力與在實戰中累計的經驗幫助公司動態地調整結構,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提供人力、財務等方面的幫助。對于傳統的銀行融資貸款,風險投資對企業規模和抵押品水平不敏感,因此那些規模不大、抵押品水平不高的企業仍然有機會獲得風險投資的支持,獲得創新活動所需資金。大部分創新活動具有高風險的特點,成功的不確定性高,通常需要較大的前期投入,由于研發過程歷時較長且存在較多不可預測因素,常與高失敗率相掛鉤。風險投資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較強,對高收益的追求可能使得其對創新活動的失敗容忍度較高,因此風險投資比其他投資者更傾向于支持企業的研發決策。風險投資還會進行投資后管理,為被投資企業提供增值服務。因為風險投資主體往往是專業的投資者,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與豐富的相關經驗,風險投資者樂于把所學帶入被投資企業,優化管理水平與協調各方工作,使項目有序并順利推進。以新能源企業為例,能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一方面它是一國維護國家安全,提升綜合國力的基石,另一方面也是國民經濟繁榮與發展的推動力。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陸續出臺了包括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的財稅政策等多種支持政策以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其中涵蓋了信貸優惠和融資支持的金融政策,以及專項資金、對外競爭合作等其他政策。雖說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均能夠對企業投資效率起正向促進作用,但是政府補貼的獲得常常因為手續與政策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限制性,難以在短時間內看到顯著的補貼成效,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相反,稅收優惠則相對更加靈活性,可在短時間內看到正向的促進作用,更有利于企業合理配置資源,稅收優惠對總投資效率和規模效率皆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稅收的減免能夠降低成本,從而為企業贏得更多的現金流,這部分現金流既可能用于企業的技術研發與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可能用于生產規模的優化。目前,發達國家較為合理完善的風險投資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具有:
(一)稅收優惠方式多樣?;趦灮輹r點來劃分,分為前端優惠與后端優惠,前者屬于不論成功與否的優惠都對投資額給予稅收抵免,后者是僅對成功者提供的對資本利得給予稅收減免。根據優惠路徑不同來劃分,一種是投資者直接向中小企業投資的政策優惠,另一種是針對投資者向風險投資基金投資行為的優惠。相對而言,直接投資優惠對于中小企業的激勵效果更為明顯。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方式選擇 綜合分析框架 策略建議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向海外,實施跨國經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8.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5%,2004年將達到70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145%,2005年達到140億美元。不同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在資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風險承擔上對企業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影響著企業對外投資的管理和控制,而且還影響企業自身投資的風險和績效,因此選用合適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是確保企業海外經營成功的前提。國內已有學者對海外投資中各種對外投資方式的優劣(劉松濤,2004)、獨資和合資的選擇(尹建橋,2001)、對外投資的國際經驗(陳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資理論系統提出企業海外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選擇對直接投資方式的建議。
本文從如何高效轉移和利用企業優勢的視角,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梳理,將影響企業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概括為: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轉移終點的因素和企業戰略因素。并據此提出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一個綜合分析框架,最后應用這個分析框架就我國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提出了相應的策略和建議。
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從知識轉移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說明企業所具有的特有技術、管理等優勢如何有效轉移到國外,與東道國的資源和能力結合,產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論有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等的內部化理論,以及弗農的國際產品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強調企業擁有的特定的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從而具有相對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這些優勢生產和過程專有技術轉移到海外,就能產生更多的經濟收益。直接投資的內部化理論主要認為能使企業利用內部組織體系和信息傳遞網絡能比市場以更低的成本發揮將企業專有的知識和技術優勢轉移到國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區位理論認為直接投資在那些適合企業知識和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區位條件下,企業專有的技術和知識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鄧寧對上述三個理論進行了綜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認為對直接投資的成功不僅取決于企業擁有特定知識和技術等無形資產,而且還要有特別適于企業特有技術和知識發揮作用的國家和地區的有利配套條件,而這二者的結合取決于企業轉移和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的內部化能力。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企業所專有的技術和知識的性質,東道國的政策,所要轉移知識的價值,企業轉移的能力,東道國的配套資源和文化差異等因素。
從企業國際戰略的視角,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總體市場戰略和競爭戰略的一部分,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戰略防御、分散風險、提高企業形象或者協調戰略行動,是為了避免競爭地位被削弱,而不是僅僅為了獲取利潤,或者是為了搶占一種有價值且有限的資源或生產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競爭者手中,或者是企業為了出于海外戰略協調,加強各子公司之間的戰略支持和協作。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主要是基于企業的戰略動機或者投資動機考慮。
綜上所述,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概括見表1。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分析框架
對外直接投資方式按其海外企業的股權安排,可分為獨資和合資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業中的股份全部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業股份為母公司與合作伙伴共同擁有。而按照海外企業的建立過程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購或者兼并國外已經存在的企業,將其納入母公司的運營體系,后者是指企業通過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業,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并購相對新建,優點在于能快速進入市場,利用原有的供應、分銷渠道,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小;缺點在于進入市場后整合難度大,短期內投入大,同時可能購買到企業不需要的資源,并可能受到東道國政府政策的限制。獨資相對于合資優點在于控制程度高,企業技術擴散風險低,可能的投資收益高,但缺點在于投入資源多,投資風險大。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就是圍繞如何將企業國內優勢高效地轉移到國外,實現其戰略目標,讓這些優勢充分發揮其價值的過程。從企業優勢跨國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我們對上述從理論推演中得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來自優勢轉移起點的因素,如企業優勢資源的性質和價值,企業的國際經驗等;二是來自優勢轉移終點的因素,如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差異和配套資源等;三是企業海外戰略,如企業海外投資戰略,投資動機等。企業直接投資方式的選擇就是這三類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投資方式選擇的綜合分析框架,見圖1。
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策略建議
從企業優勢資源轉移起點因素看
我國機械、紡織、輕工和家電等行業的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應采用獨資新建或合資新建方式。我國的機械、紡織、輕工、家電等在國內已經處于市場飽和,處在產業的成熟階段,而且有比較成熟的技術,企業所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優勢相對比較容易轉移。如果當地政府對直接投資股權有所限制,則可采用合資新建模式投資。
對于以高技術和創新為特征的行業,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以高技術和創新為主要特征的行業,發達國家資金、人才等配套實施方面比較齊全,具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考慮到這些行業技術更新快,投資金額大,合資可以降低投資風險,并購可以節省進入時間,能比較迅速地獲得新技術,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我國企業以直接投資進入發達國家這些行業時應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對擁有較多國際經驗和實力的大企業,宜采用獨資新建;而對缺乏國際經驗的小企業,宜采用合資并購。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但中小民營企業表現日漸突出。我國對外投資的大企業往往擁有較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營銷技能,具有較多國際經驗,對國際市場比較了解,熟悉東道國投資環境,為了防止這些優勢的擴散,需要較強的控制程度,應該采用獨資新建為宜。而實力比較弱小的企業,缺乏國際經驗,對國外經營環境比較陌生,宜采用合資并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從優勢資源轉移終點因素來看
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社會文化差異比較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很大,直接投資中,應采用獨資新建方式。東南亞各國與我國有著相似的地理、人文環境,社會文化產差異比較小,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比較快,市場潛力比較大,對我國企業具有的技術、知識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備相應的配套資源和環境支撐,投資風險相對較小,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我國企業可采用獨資新建的方式。
歐美各國,和我國社會文化及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都比較大,則在直接投資中,宜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對于歐美等西方國家,我國的直接投資總量比較少,一般是為了獲得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應采取合資并購的方式進入。通過并購,企業可以直接獲得所需的技術和知識資源,帶動國內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升級。采用合資的形式,企業可以減少資源的投入,而且在企業運營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幫助,以充分利用和轉移這些技術和管理知識。
從企業海外投資戰略看
為了獲得全球資源,實行全球一體化戰略,則直接投資應該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如果是為了實現當地化戰略,則應該采用合資并購方式。如果企業投資的戰略是為了獲得全球的資源,則傾向于采用獨資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獲得全球的協調和資源最優配置,實現企業的全球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而對于海外投資戰略是為了尋求當地化戰略,以快速有效地對當地需求變化等市場環境做出反應,則企業應該給當地企業充分的經營自,發展他們和當地供應商、顧客、政府等的關系網絡,采用合資并購方式。
以獲得海外資源為動機,應選用合資并購方式;以獲得海外市場為動機,在趨于飽和的市場,應該選用合資并購,在成長潛力大的市場,應選用獨資新建。如果是為了獲得海外資源,則可采用合資并購。資源類型企業往往投資巨大,投資開發周期長,投資風險比較大,而我國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實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獨資模式,合資可以使得企業和合資伙伴共擔風險,從長期的互利關系中得到穩定的資源供給。如果企業投資的動機是為了獲得海外市場,在那些潛力比較大的市場,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趨于飽和的市場,則應采取并購的方式。
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的因素是很復雜的,本文從優勢資源有效轉移和利用這一視角的分析,為進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種觀察的新角度,以后還可進一步拓展,比如可以應用這一框架對某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選擇進行具體的研究,另外,對投資方式選擇的三大影響因素還可以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張一弛,歐怡.企業國際化的市場進入模式研究述評.經濟科學,2001(4)
關鍵詞:中國企業;“走出去”;海外并購;策略
中圖分類號:F82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12-0004-05 收稿日期:2010-07-17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經營的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外匯儲備目前居世界第1位,2009年出口貿易額列世界第1位。中國企業開展國際并購,在全球范圍生產和經營,成為一種必然趨勢。本文對本世紀以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方式的實踐進行分析。籍以揭示經驗與不足,并作出理論與策略性探討。
一、國際并購浪潮與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
國際并購浪潮發端于19世紀末,一般認為到20世紀末共有5次并購浪潮:其并購主體主要是歐美及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企業,它們利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實現全球擴張(佟福全,1999)。第5次并購浪潮始于1994年,2000年并購量達到高峰,隨后規模逐漸萎縮至2002年。2003年并購活動開始反彈,標志著第6次即2l世紀第一輪并購浪潮興起,當年全球并購金額達1.30萬億美元,高于2002年1.20萬億美元的水平;2006年全球并購總額3.6萬億美元,超過2000年第5次并購浪潮的高點;2007年全球并購交易額達4.48萬億美元。比2006年再增長24%(咨詢公司Thomson統計數據)。
美國次貸危機和隨后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第6次并購浪潮急驟降溫,2007年上半年交易額為2.66萬億美元,下半年僅為1.83萬億美元,下半年比上半年減少31%;2008年全球并購交易額下降至2.8萬億美元,較2007年萎縮了31%:2009年全球并購交易總額僅為1.96萬億美元,較2008年下降30%,創2004年以來交易額新低(中國商務部網站)。我們預計在此次危機后,將發生新的一輪可持續數年的國際并購回升態勢。
中國企業的海內外并購,是改革開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979年,北京友誼商業服務公司在東京與日本東京丸一商事株式會社合辦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企業通過直接投資建在國外的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但1986年以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案例甚少,并購金額很小。隨著中國經濟國際化水平提高,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有加速發展態勢(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06)。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保持活躍,與國際并購規模的收縮呈相反的逆勢增長現象。2008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2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全年非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額比上年增長63.6%。截至2008年底。中國8500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74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2000家,投資覆蓋率為71.9%。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7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2009年,中國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433億美元,比上年又增長6.5%。近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行為具有以下特點:
從并購行業看,規模較大的并購多集中在石油、礦產、資源、家電、汽車和電子高科技行業。這延續了金融危機前的特點。截至2007年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占比最大,接下來依次是批零、金融、采礦、交通和制造業。這六大行業約占直接對外投資額的88%;近年的大型并購案更主要發生在礦產、金融、家電、計算機、汽車制造等行業。金融危機使傳統制造和出口型企業受損,但汽車和金融業主要由國內需求支撐,國家擴大內需政策使其受益;而國外競爭對手則經營環境惡化,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提供了良好機會。如北京太平洋世紀汽車收購美國通用NEXTEER全球轉向與傳動業務,使中國企業在汽車零部件業務領域實現了跨越式提升;中石油、中石化、中鋁、五礦等能源化工類企業近年來發起的海外并購案,主要是為解決原材料和能源資源供應問題并控制上游成本。
從并購主體看,國有企業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截至2008年底,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中央企業和單位占81.3%(《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金融危機使并購主體繼續向國有企業集中,2007年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代表性并購事件中,典型案例有中國移動收購巴基斯坦通訊公司,中投參股黑石,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國家電網收購菲律賓國家電網26年經營權。中石油、中石化收購多個能源公司,五礦集團收購澳大利亞OZ Minerals等。
從并購場所看,我國對外投資多年內主要流向亞洲和拉丁美洲,但金融危機以來。并購的空間范圍得到進一步擴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和歐盟地區陷入困境的企業數量增加,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發達國家的進入門檻;而中國經濟率先復蘇,有利于中國企業加快拓展對外并購空間,擴大了對拉美、澳大利亞、中亞、南亞和加拿大等海外資源豐富地區的并購和投資規模。
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動因分析
(一)宏觀層面的動因
1、產業轉移與升級的需要。我國目前總體上處于工業化中期偏后階段,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消除經濟增長障礙、緩解我國資源環境壓力、實現經濟轉型的必經之路。金融危機發生后,由于全球整體經濟環境惡化,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情況加劇。通過對外投資帶動產業轉移,可以緩解外貿依存度過高和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
2、外匯儲備合理運用的需要。中國的外匯儲備在2006年躍居世界第1位。2009年底達到23991.5億美元,比2000底增長13.5倍。我們既要保障一定存量外匯儲備以支持人民幣匯率改革,又要用活用好外匯,使之增大效益。金融危機令美元貶值,中國外匯儲備購買力顯著下降。所以,在適當進行外國證券投資的同時,應該增加海外直接投資的份額。
3、加強資源戰略性儲備。中國資源人均占有量很低,煤炭儲量和水資源人均擁有量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氣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耕地資源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而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期。資源問題愈益成為限制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金融危機發生后,資源供給的數量壓力和價格劇烈波動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穩步發展,加強戰略性資源儲備的需求迅速上升。
(二)微觀層面的動因
1.打造民族品牌的需要。2008年《財富》評選的全球500強企業中,中國上榜企業36家(內地26家)。美國經濟雖遭金融危機重創,上榜企業仍有153家。中國內地上榜企業中石化、國家電網、中石油、工商銀行,中移動等皆為國有背景的大型企業,多屬國內壟斷性行業。而中國競爭性強的部分行業還處于世界的中低等水平。對于有國內壟斷性優勢的大企業,海外并購能夠使其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強化全球影響力;對于中小企業,則能擺脫國內不利競爭地位,重新找準市場定位。對于國內競爭激烈的行業,海外并購有利于企業在獲取技術、市場的同時,產生有國際影響力的龍頭企業和民族品牌,改善行業無序競爭狀況。
2、獲取知識產權的需要。中國企業技術研發水平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部分關鍵性技術長期依賴進口;國內企業品牌大多影響力較弱,品牌附加值低,因此中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的主要動機之一就是獲取國外成熟品牌或技術(周俊、薛求知,2008)。并購成熟品牌,一方面在接收品牌的同時接收了該品牌原有的消費群;另一方面有利于利用品牌輻射效應,提升企業旗下其他自有品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主要著眼獲取成熟品牌;中國汽車行業企業的海外并購,主要著眼獲得國外先進技術。
3、擴大市場的需要。企業進行海外并購能夠使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迅速進入被并購企業所在的國家或地區。如蘇寧電器并購日本家電連鎖企業LAOX公司,在日本開始國際化經營的第一步,一定程度上是為突破周內電器連鎖巨頭寡頭壟斷的市場,把國際市場作為企業擴張的必要空間。2009年底,蘇寧宣布收購位列香港電器零售連鎖前三甲的CiticallRetail Management Ltd,并計劃在3年內實現50家店的網絡布局,占據香港25%以上的市場份額。
4、整合產業鏈的需要。金融危機發生后,原材料成本風險和原材料進口的政治風險加大使行業利潤分配向上游轉移;中國企業為控制成本,將外部交易內部化以降低交易費用進行的跨國并購明顯增多。在2009年的海外并購交易中,中國企業對石油天然氣勘探與生產類標的的并購交易規模最大,總金額為718.45億元;其次是對電力行業標的的并購,交易金額108.23億元;再次是對煤炭與消費用燃料標的的并購,交易金額34.25億元;這三大產業的并購占當年中國海外并購交易額2/3以上。
5、規避貿易壁壘的需要。發達國家一方面對于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與產品實行限制,另一方面又出于貿易保護主義而加劇了與中國的貿易摩擦。截至2008年,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金融危機以來,歐美國家經濟陷入衰退,他們為緩解本國就業壓力,平衡國際收支.明顯加大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力度。在全球經濟仍然不景氣的情況下,為補償出口損失,并購成為中國企業繞開貿易壁壘,尋求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下段。
6、實現多樣化經營的需要。通過并購海外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規避行業或單個市場的風險。穩定經營業績;同時,企業通過并購,可以進入處于幼稚期和成長期的行業,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突破原所處行業和市場發展空間的局限,中國企業為實現多樣化經營進行的海外并購案例有中國銀行收購新加坡飛機租賃公司等。但金融危機的發生使東道國經濟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加,近期單純為實現多樣化經營分散風險的并購案例有所減少。
三、金融危機下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影響因素
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企業加強國際并購,一方面是發達國家許多擁有知名品牌的老牌公司陷入經營困境,市場估價大幅下跌;另一方面是快速成長別是受到國內資源和市場限制的中國企業則希望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尋找并購機會,實現企業成長的新突破。但金融危機前后中國企業的頻繁出手,并未盡如人意;成功的例子有2010年青利汽車收購沃爾沃轎車和北京太平洋世紀汽車收購通用汽車NEXTEER全球轉向與傳動業務等;失敗的則如平安高價收購富通股份巨虧和中鋁收購力拓被違約等。影響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基本因素如下:
(一)海外政治因素 長期以來由于意識形態和經濟制度的差異,發達國家政府對中國企業的海外經濟活動采取特別謹慎的態度。中國綜合國力的發展,使中國在世界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威脅了西方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地位,因此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活動容易受到被并購企業所在國家或者地區抵制。其次。與某些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工廠地位以及全球市場份額中存在競爭和摩擦,也會對中國企業的海外許購造成一定障礙。近年中海油集團對尤尼科公司的收購案、五礦集團對諾蘭達公司的收購案受挫,都與東道國的政治考量有關(高偉凱,王維,2008)。但中國政府積極的對外政策和金融危機期間各國政府促進經濟恢復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利于克服對外并購的政治障礙;中國企業收購當地品牌、企業或者工廠,為當地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符合東道國政府利益。
(二)海外法律因素 各國法律一般對外資并購均有管制性規定,以防止壟斷,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在海外并購中,大宗交易往往會遇到法律障礙。我國熟悉國外法律法規的專業性人才還較缺乏,行業協會和并購方面的專業組織不健全,為企業海外并購提供法律、財務等方面專門服務的組織較少,因此存在法律法規風險。典型案例有中化國際擬以5.6億美元獨資收購韓國仁川煉油公司,在簽署排他性的諒解備忘錄中,未增加附加條款以限制對方再提價,該公司最大債權人美國花旗銀行在債權人會上提價至8.省略)
參考文獻:
高偉凱,王維,2008,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政策性因素分析[J],國際貿易(9),
李俊,2009,我國制造業企業逆向跨國并購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5)
佟福全,1999,第五次并購浪潮[M],北京:中國民航出版社,
9月5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的《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迄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8年保持了增長勢頭,年均增長速度達到54%。上述《公報》顯示,截至2009年,中國1.2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77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3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2457.5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
看到這一組讓人喜不自禁的數據,考慮到目前我國還持有高達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再加上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長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人不禁深切感受到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之快、企業并購擴張力度之猛。
不光如此,在近來一段時間內,每逢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傳出大的資產并購或資產出售的消息時,不管中國企業是否有意參與,國際媒體都對可能參與的中資企業大加猜測。就拿前期被炒得沸沸揚揚的英國石油公司出售資產之事來說,外媒對中石油還是中石化是否參與競買品頭論足,搞得跟真的似的。近來為阻截必和必拓390億美元收購加拿大鉀肥,據外電9月6日報道稱,中化集團已聘請匯控為顧問,幫助研究關于競購加拿大鉀肥的可選方案。但如此龐大的收購資金對年收入不足10億美元的中化來說,絕對是大手筆開銷,因此外媒為了坐實此事的可靠性,又把擁有巨額現金流的中投拉入想象中的并購聯合體中,中資企業如今已經儼然成為國際資產并購市場上的投資大鱷。
中國企業海外資產的迅速擴張,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對資源的迅猛需求上升密切相關。從中國鐵礦石進口談判的前車之鑒可以看出,要想獲得進口產品的價格話語權,必須有資源產品的資產擁有權。中國企業把海外資產并購首先瞄向資源產品分布密集地區。據上述《公報》,從分布區域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亞洲、非洲地區的覆蓋率最高,分別達到90%和81.4%。其中,亞洲是中國設立境外企業最為集中的地區,而亞洲和非洲地區也是目前全球各種資源分布最為密集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