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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來,“大一統”的中國在其政治及經濟政策上,一直保持著較為穩(wěn)定的狀態(tài)。此種狀態(tài)的維持得益于,“國家主義”的需要與其經濟政策之間,保持了一種相互滿足的張力。而國家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努力,及其較為完善的文官體系與獨特的文官組成,使得之種張力成為可能。
“大一統”中國以其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和經濟上的重農抑商為主要形式,相輔相成,對中國兩千年來的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此種政治、經濟政策,無論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見者,在近代更成為一股巨流。眾多學者在批判的同時,也對此兩者在中國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進行了深入的反思。
所謂“國家主義”是指在社會的經濟、文化生活中,“國家”處于一種突出的被強調的地位。它更多是社會生活的實際策劃者和組織者。但是由于中國幾千年的實際政治卻是專制政治。政治權力的根源來自君而非來自民,于是事實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體。由此所謂的“國家主義”也便轉而為“君本主義”。理論上,“國家”與“社會”的沖突,也隨即變?yōu)閷嶋H生活中“君本”與“民本”的沖突。而“大一統”國家,更多地是打著“民本”的旗號,行“君本”之實。此處的“君本”,具體到現實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運用統治手段以維護“中央即君主”的權威,但此種手段又須具有理論上和現實上的可行性。因此作為國家的統治者,君主必須找到適合專制政體的統治方式,在國家和社會之間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君主要維持其統治又必須關注“民本”。這就導致中國古代王朝在“重農”政策之外,有時也采用靈活的現實主義措施,實行農商并重,以恢復和發(fā)展國家經濟。比如西漢帝國和大宋王朝時期,在農業(yè)手工業(yè)興盛發(fā)展的基礎之上,商業(yè)也很繁榮,海外貿易也很興盛。這當然有造船業(yè)發(fā)達和北宋指南針運用與航海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可否認,這種商業(yè)繁榮的局面主要來源于國家政策的寬容與引導。
西漢初期,政府實行了相當自由的商業(yè)政策,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使富商大賈可以自由“周游天下”,從事商業(yè)販運活動,到漢武帝以后,西漢政府在總體上對商品經濟加強了宏觀調控,推行工商業(yè)國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漢武帝時實行鹽鐵官營,把有關國計民生的鹽鐵由國家壟斷經營,由中央在各地設鹽鐵官,利用國家政權的強制力和國家資本控制鹽鐵生產的生產流通,此時,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擔任。“除故鹽鐵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其實質是國家調節(jié)工商業(yè)結構,利用國家資料對經濟宏觀調控是發(fā)展商品生產的有效措施,而且還改變了漢初商人及其子孫不得為吏的規(guī)定,商人正是由于鹽鐵官營的政策實施而步入仕途,獲取了較高的政治地位。對于不法豪商,漢武帝則進行了嚴厲的打擊,使國家商業(yè)資本上升,并不斷分割富商大賈的商業(yè)利潤,加強國家財政收入,維護中小商人和小農的利益,較好地調節(jié)了農商比例關系,把商品經濟發(fā)展引向正常軌道。
而兩宋時期,我國商業(yè)更是繁榮,發(fā)行和流通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海外貿易也是空前活躍。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宋代進出口貨物的種類、數量比前代更多。
宋代進出口貨物達410種以上。按性質可分為寶物、布匹、香貨、皮貨、雜貨、藥材等,單是進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種。進出口貨物還有不同的來源和市場。如南海地區(qū)主要進口香料、寶物、皮貨、食品;精刻的典籍主要銷往高麗和日本。
(2)宋代貿易港口更多,政府對海外貿易的管理更細。
宋代對外貿易港口有20余處,設有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5個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還設有市舶務、市舶場等下屬機構。宋神宗元豐三年,政府正式修定“廣州市舶條(法)”,委官推行,并援用于各市舶司。
宋代海外貿易接經營者身份可分官營和私營二類。官府經營又分2種:一種是國家之間的以交換禮物形式的所謂“貢”“賜”貿易。這種“貢”“賜”貿易是很頻繁的。據《宋史》、《宋會要》等不完全統計,高麗向宋派出的使臣達30多次,另一種是宋政府派使臣到海外貿易。私商經營也分而種:一種是權貴和官僚:一種是民間商人,包括豪家大姓和中小商人。
宋代海外貿易如此興盛,怎樣解析這一現象呢?這個問題非常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因為憑學生的知識儲備,完全可以從多個方面解析這一現象。
(1)從地理條件看。自唐代安史之亂后,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相繼崛起,隔斷了宋朝與海外的陸路聯系,于是東南方的海路就成了宋朝對外貿易的唯一通道,海路貿易因而更加興盛。
(2)從國際環(huán)境看。、塞爾柱突厥人的興起,迫使活躍的阿拉伯商人把貿易視線轉移到東方,向東方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我國沿海口岸。這就從客觀上為宋代的海外貿易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
(3)從國內環(huán)境看。宋代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重要時期。由于北方的戰(zhàn)亂,人口流徙到南方,大量南徙的北方人帶來了先進的農業(yè)生產技術,促進了江南地區(qū)的進一步發(fā)展。加上南方優(yōu)越的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自然條件,以及南方人經濟觀念受傳統束縛相對較輕,有利于南方經濟的迅速發(fā)展,耕地面積擴大了,稻、麥、茶、桑、甘蔗的種植更為普遍,產量很高,并成為出口產品,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發(fā)展。宋代的手工業(yè)部門如制瓷業(yè)、紡織業(yè)、礦冶業(yè)、金屬制造業(yè)在前代的基礎上均有所發(fā)展;活字印刷術使書籍大量出版成為可能。這些都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新貨源。
【關鍵詞】匯率;人民幣升值;物價水平
一、引言
最近人民幣升值和物價上漲正在成為國內的經濟焦點。一方面匯率作為貨幣的對外價值,在一個國家的對外經濟和金融活動,一直是核心;另一方面物價水平與一國貨幣的購買力水平相聯系,也即與貨幣的對內價值密切相關。無論是匯率穩(wěn)定和價格穩(wěn)定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來說,是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
物價穩(wěn)定關系到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穩(wěn)定。自2004年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發(fā)展,國內價格一直走高,特別是在2006年、2007年,國內需求增長和流動性的拉動下,國內一度出現了通貨膨脹。因此研究匯率對物價的影響就顯得十分必要。
二、實證分析
變量和指標的選擇:國內物價水平(CPI),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時間趨勢。本文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根據2006年1月—2012年12月的月度數據,分析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從而總結出人民幣匯率對物價水平的具體影響。
首先,對CPI和匯率的月度數據做季節(jié)調整。其次,對變量進行進行ADF檢驗,得到E_sa和CPI_sa都是一階單整時間序列。觀察CPI和匯率的自相關圖,發(fā)現CPI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存在一階自相關,所以,引入CPI和匯率滯后一期的值。
Yt=13.26541-14.79923Xt+0.873515Yt-1+14.72584Xt-1+Ut
t(3.134259)(-3.834646)(23.73713)(3.881525)
s(4.232392)(3.859346)(0.036800)(3.793828)
(F=421.9344 R2=0.941255 DW=1.683804)
從方程的回歸結果看,C(2)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可以知道線性回歸方程可以寫為:
Yt=1.782384-14.48884Xt+0.887011Yt-1+15.67083Xt-1+0030570T+Ut
t(0.337492)(-3.983362)(25.40908)(4.370310)(3.316145)
S(5.281262)(3.637340)(0.034909)(3.585748)(0.009219)
(F=359.2443 R2=0.948514 DW=1.955983)
其中x表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y表示物價水平。該回歸方程說明:也就是E下降一個單位,CPI上升14.48884個單位;CPIt-1上升一個單位,CPIt上升0.887011個單位;Et-1上升一個單位,CPIt上升15.67083個單位;時間每變動一個月,CPI增加0030570個單位。
從以上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帶時間趨勢的模型與不帶時間趨勢的模型相比:各系數的t值較大,R2較大,DW值更接近于2,AIC、SIC值較小,所以,帶時間趨勢的模型要優(yōu)于不帶時間趨勢的模型。
三、分析結論
在面對人民幣可能將進一步升值的情況下,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必要的。首先,我們應該從匯率政策制定上入手,必須使匯率政成為貨幣政策的必要部分。第二,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跟美元固定,很長一段時間是最好的方法,但是,畢竟是一個臨時解決方案。從長遠來看,我們應該站在全球貨幣體系和全球貨幣區(qū)相互競爭的角度來探索中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然后努力創(chuàng)建一個巨大的人民幣貨幣區(qū)將是最好的趨勢,匯率政策也將有更多的選擇和變得更加靈活,所以,物價水平的影響也不會那么大。第三,目前,中國的雙順差形式日益加重,此外,國內物價上漲趨勢明顯,以實現匯率升值為主要目標的貿易政策與中國以遏制通貨膨脹增長形勢為主要調控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針存有不可兼容之處。第四,關于價格。政府應該將控制價格變化作為一個重點工作,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支持和保護低收入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暫時監(jiān)管一系列的政策,例如糧食補貼,減緩由于價格上漲對個人和家庭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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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聯立方程 宏觀經濟 IS―LM曲線
一、引言
上個世紀,宏觀經濟學隨著凱恩斯理論的提出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學者致力于完善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學說,其中希克斯(Hicks, 1937)和漢森(Hansen, 1949)以IS-LM模型來解釋宏觀經濟的運作方式,大大加強了凱恩斯理論的解釋力。雖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批評,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個有著較為完善邏輯體系的宏觀經濟模型,并得到廣泛應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型。宏觀經濟理論在我國所產生的影響也愈來愈大。本文試圖以凱恩斯理論以及IS-LM模型為理論基礎,并吸取其他相關理論的理念,嘗試構建能夠描述我國宏觀經濟運作情況的簡易模型,并利用我國歷年相關實證數據,通過聯立方程模型的估計,來獲得一個能夠描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實證模型。
二、文獻綜述
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來描述一國的宏觀經濟情況,在這方面已有很多的學者做出了相關的研究。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克萊因聯立方程系統。克萊因(Lawrence Robert Klein 1950)以美國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經濟發(fā)展的小型宏觀計量經濟模型。該模型所采用的變量數相對不多,但在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國學者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在《中國轉軌時期宏觀經濟政策傳導機制及政策效應的模擬分析》一文中借鑒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其他經濟理論,并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建立了適應中國經濟特點的宏觀經濟聯立方程模型,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分析我國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和效應大小。認為我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寧曉青、謝靜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波動的實證研究》一文中選取l985―2003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聯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國宏觀經濟的模型。并認為影響我國經濟波動的關鍵政策并不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是消費政策、投資政策和外貿政策。
三、宏觀經濟理論基礎
1.消費理論
一個國家的居民消費由什么來決定?凱恩斯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其觀點有別于古典經濟學對于消費的認識,認為影響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貝里(Duesenberry 1951)提出了相對收入假說(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認為居民消費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輪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們收入提高時,平均消費傾向并不一定會下降,而“棘輪作用”使得消費的變動相對于收入的變動要穩(wěn)定。 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別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和永久收入假說。這兩個理論強調人們會從整個人生的角度來衡量自己的收入,從而來決定當期的消費。不過無論何種理論,都認為居民對于未來收入狀況的預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狀況的影響。
2.投資理論和貨幣需求理論
長期以來,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凱恩斯的投資函數一直是分析投資的核心理論。古典經濟理論認為,作為資本需求的投資和作為資本供給的儲蓄在資本市場上通過利率的調節(jié)達到平衡,因此投資被認為是利率的函數。凱恩斯基本接受了這一思想,認為是否要對新的實物資本進行投資,取決于這些新投資的預期利潤率與為購買這些資產而必須借進的款項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較。因此,在決定投資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這里利率是指是實際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經薩繆爾森(Samuelson, 1939)等人發(fā)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率先對古典投資理論發(fā)起了挑戰(zhàn)。加速原理認為投資不是利率的函數,而主要是由產出的變化所決定。其函數表達式如下:
(3.1)
式3.1中δ, θ為常數,δ代表資本折舊率, It代表投資,Yt和Yt-1分別代表當其和前期產出。
在貨幣需求理論上凱恩斯認為對于貨幣的總需求是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的總和。其中貨幣的交易需求和預防需求決定于收入,而貨幣的投機需求決定于利率。因此對于貨幣的總需求函數可描述為:
(3.2)
式3.2中,等式左邊代表了真實貨幣供應量,k, h為常數,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計量模型假設與數據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觀計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為基礎,并對其中的投資函數作了一些改進,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設模型具體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 為系數項,Y, C, I ,R, M, P, G, NX,為變量。其中各個變量的定義如下表:
在投資函數4.1.2式中,加入了收入變動的因素。凱恩斯與克拉克分別強調利率和收入因素是決定投資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將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時放入投資函數。筆者認為在我國,投資同時受到利率和收入狀況的影響,其中一部分的投資來自于一些專門的金融機構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資機構,這些資金對于利率較為敏感,利率降低將會釋放出較多的投資。另一部分的投資來自于一般的企業(yè),企業(yè)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商品生產的能力,這樣的投資往往受到該企業(yè)收入(利潤)狀況的影響,收入越多,企業(yè)對于未來的預期會更高,同時也更有能力進行投資。同時由于企業(yè)當年的投資計劃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計劃,所以在投資策劃時前一期的收入變動情況(θ?Yt-1-λ? Yt-2)會更多的影響到本期的企業(yè)投資。
根據IS-LM模型中的相關變量,本文收集了中國1992年到2005年的相關數據。所選變量為:國內生產總值(Y), 消費支出(C), 政府支出(G), 投資(I), 進出口(NX)的相關數據來自于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貨幣供應量為年底余額,包括貨幣和準貨幣。本文所采用的利率為歷年一年期貸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計算。
由于原始數據沒有排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因此本文以歷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指數換算出歷年的通過膨脹率。并以此計算出排除通脹因素的各變量的數值。處理后的數據是以1978年的人民幣價值為基數計算的。
五、模型檢驗和聯立方程模型的估計
本文首先對聯立方程模型進行識別,認為方程為過度識別。之后對排除通脹后的數據進行平穩(wěn)性檢驗,采用擴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檢驗來判斷數據的平穩(wěn)性。采用的分析工具為Eviews 5.0。經過ADF檢驗。各變量在1% 5% 和10%的顯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設,即認為各個變量數據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wěn)的。然后采用擴充恩格爾-葛蘭杰檢驗來判斷各方程的變量是否存在協整關系。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個方程式都通過了擴充恩格爾-葛蘭杰檢驗,即各方程內的變量具有協整關系。
本文采用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來估計聯立模型結構參數。 得到如下參數估計結果:
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到,系數а, β, d, θ, λ, k, h都通過了假設檢驗。消費,投資和貨幣需求函數的R2分別達到了0.97, 0.98和0.99。可見方程的擬合結果是比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國宏觀經濟簡易聯立方程模型。
通過對模型中內生變量進行模擬從而獲得的模擬值,并與各內生變量真實值進行對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篇幅關系下文僅列出收入變量的擬合值與真實值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模擬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幣價值計算的。
六、結論
本文以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為基礎,以IS-LM模型為基本框架,采用聯立方程的方法計算了一個能簡要反映我國宏觀經濟運作狀況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國的消費函數,經過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確實對消費有影響。我國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45。式5.1.2為我國的投資函數,模型假設我國的投資不僅受到利率的影響,也受到收入的影響。經過分析,發(fā)現利率和收入對投資都有影響。利率與投資負相關,收入增長與投資正相關。從投資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變動對投資有放大的效應。即收入每增加一單位,投資將增加2.15個單位,反之亦然。式5.1.3為我國的貨幣需求函數。函數表明我國的貨幣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利率的影響,收入與貨幣需求正相關,與利率負相關。 將估算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轉化,可求得財政政策乘數和貨幣政策乘數分別為1.43和0.12。
由此可見,從對我國1992年~2005年的數據分析,可以認為對于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財政政策較之于貨幣政策更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1.43個單位。而貨幣供給增加一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將增加0.12個單位。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在我國利率對于貨幣需求的影響要遠大于其對于投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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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威權政體;東亞;亞洲四小龍;經濟發(fā)展
一、東亞威權政體的成因
威權政體曾是東亞模式的特色之一,也稱“威權主義”,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80年代,東亞許多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都是威權政體。二戰(zhàn)以后,東亞那些曾經遭受過西方侵略的國家紛紛獨立,許多國家完全移植了西方的民主政體模式,但之后幾年的實踐表明,形式上先進的西方民主制度無力有效地整合東亞社會內部的多元利益表達,各國普遍面臨經濟發(fā)展動力不足、社會沖突頻繁、政治腐敗加劇等問題。這使得東亞各國認識到,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來構建本國政體,政府需要把推行高速經濟增長作為國家發(fā)展的首要目標,集中全國的力量來發(fā)展經濟,集中權力于中央政府,依靠強大的政府實現穩(wěn)定和發(fā)展。于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東亞國家紛紛轉向以經濟發(fā)展為導向的威權政治。
二、威權政體對東亞國家經濟發(fā)展的巨大推動:以“亞洲四小龍”為例
二戰(zhàn)以后,東亞威權國家的政府致力于推動經濟的增長,造就了東亞國家經濟騰飛的奇跡。其中有典型代表性的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在政府的領導下,發(fā)揮政府的積極作用,推行出口導向型戰(zhàn)略,重點發(fā)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yè),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一躍成為全亞洲發(fā)達富裕的地區(qū)。下面,以“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臺灣地區(qū)、香港地區(qū)為例,具體介紹威權政體對于東亞國家經濟發(fā)展的巨大推動。
(一)驚人的“漢江奇跡”――韓國
韓國是一個新興的發(fā)達國家,是世界上經濟發(fā)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自6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實行了“出口主導型”開發(fā)經濟戰(zhàn)略,推動了本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在短短幾十年里,一躍成為中等發(fā)達國家,締造了令世界矚目的“漢江奇跡”。然而,韓國在經歷了殖民統治、國家分裂和朝鮮戰(zhàn)爭后,直至20世紀60年代初仍然十分貧窮落后。1961年樸正熙上臺后,從當時國內外的嚴峻形勢出發(fā),果斷提出了經濟發(fā)展第一的戰(zhàn)略,這種發(fā)展模式直接推動了韓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并創(chuàng)造出著名的“漢江奇跡”。樸正熙政府強化政府職能,運用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政策強制推行或誘導推行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樸正熙統治18年間,韓國經濟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到1979年,韓國人均GDP達到1546美元,是1961年83美元的18倍;出口額也達到150億美元,是1961年出口額的300多倍;失業(yè)率從9.1%(1962年)逐漸控制在3.8%以內。縱觀韓國的發(fā)展道路,不僅僅是樸正熙政府,歷屆威權政府都把加速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政府以發(fā)展經濟為總目標,促進了韓國經濟的巨大發(fā)展。
(二)神奇的“港口之國”――新加坡
新加坡位于馬來半島南端,毗鄰馬六甲海峽南口,是全球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其經濟模式被稱作為“國家資本主義”。二戰(zhàn)以后,新加坡是一個人口很少而且也很貧窮的地方。1965年新加坡獨立后,政治上就確立了以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威權政府體制。李光耀政府上臺后,由政府主導經濟發(fā)展,根據新加坡具體情況著手改革過分依賴單一的轉口貿易這種殖民性的畸形經濟結構,制定了“出口主導型”的工業(yè)化發(fā)展戰(zhàn)略,其主要內容有:1.創(chuàng)造一個安定的投資環(huán)境;2.大量吸收外資,對外國投資者給予減免稅收和鼓勵,使新加坡在吸引外資方面更具有競爭力;3.興辦國有企業(yè),人民行動黨政府借此減少對本國資本的依賴;4.改善投資的軟硬環(huán)境;5.優(yōu)化新加坡產業(yè)結構;6.設置國際金融機構,建立了多元化經濟結構和外向型經濟發(fā)展模式。經過兩次“工業(yè)革命”,使新加坡經濟迅速發(fā)展,造就了新加坡令人矚目的經濟奇跡。
(三)突起的海島之星――中國臺灣
臺灣是中國大陸與太平洋地區(qū)各國海上聯系的重要交通樞紐,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臺灣在經貿方面以高科技產業(yè)賺取外匯優(yōu)先,60年代以來經濟發(fā)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于90年代躋身經濟發(fā)達地區(qū)之列。二戰(zhàn)以后,臺灣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以農業(yè)為主,并不富裕。退臺后,推行以“民生第一”的經濟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提出“建設,就是現代化建設”。臺灣威權政府實行的即是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60年代以來,臺灣當局主導臺灣經濟發(fā)展,制定了經濟優(yōu)先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主要措施有:第一,對主要企業(yè)進行政府的公有化。二戰(zhàn)后“凱恩斯主義”盛行以來,國家干預被認為是有助于經濟成長的途徑。戰(zhàn)后臺灣地區(qū)在此之下,透過中央集權式的威權體系,運用“凱恩斯主義”的主要途徑,獲得顯著的經濟增長,進而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與繁榮,主要企業(yè)的公有化進程是其中的最大出發(fā)點。第二,積極制定符合本地區(qū)發(fā)展的經濟策略,政府當局從1953-1991年共實施了多期四年、六年經建計劃,這些計劃是與出口導向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政策及其他政策(如扶持民營資本等)調節(jié)手段結合在一起的,“在求以最迅速有效的方式,動員一切經濟資源,從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從結果上看,臺灣當局的經濟政策導致了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四)無比璀璨的“東方之珠”――中國香港
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是國際和亞太地區(qū)重要的航運樞紐和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經濟自由度指數位居世界首位,也是國際重要的金融、服務業(yè)及航運中心,是繼紐約、倫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同時,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同時為全球最安全、富裕、繁榮和生活高水平的城市之一,有“東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購物天堂”等美譽。二戰(zhàn)以后,港英政府主導了香港的經濟發(fā)展過程,在類似于威權政體的體制下,香港把華人的智慧與西方社會制度的優(yōu)勢合二為一,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以及完善的法治聞名于世。香港經濟的發(fā)展與后來的騰飛,都是在港英政府當局的商貿、金融和產業(yè)政策助推下實現的。
三、結語
縱觀全局,“亞洲四小龍”根據本國國情在一定時期內實行了威權政治,其經濟的發(fā)展與騰飛都是依賴于威權政府主導市場經濟體制與政策的扶持,從經濟發(fā)展的角度看,東亞威權政治的功能就是大大促進了東亞現代化進程,政府依靠強制力創(chuàng)造經濟發(fā)展所需要的政治穩(wěn)定環(huán)境,東亞國家在實施高度控制的威權政體下推動了自己的經濟發(fā)展,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創(chuàng)造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參考文獻:
[1] 盧正濤.新加坡威權政治研究[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2] 常士.現代國家及其政治制度:東亞與西方[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46-47頁.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小型淺碟形經濟體;GDP增長率;ECFA
一、引言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APEC)是由澳大利亞、美國、日本、韓國、新西蘭和東盟6個國家和區(qū)域性組織于1989年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首屆部長級會議的基礎上成立的。1991年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以地區(qū)經濟體名義加入APEC,以積極的姿態(tài)融入亞太地區(qū)經濟合作,一起為亞太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攜手共進。目前APEC一共有21個成員,涵蓋區(qū)域總人口達26億,約占世界總人口的40%;國內生產總值之和超過19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的56%;貿易額約占世界總量的48%;APEC已在全球經濟活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作為APEC的成員之一,中國臺灣地區(qū)與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雙方貿易也獲得長遠發(fā)展。自20世紀60年代臺灣開始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戰(zhàn)略以來,臺灣經濟高速發(fā)展,成功實現了工業(yè)化并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成為人類發(fā)展指數和經濟指標相對較高的準發(fā)達經濟體。截止全球金融危機前夕,2007年臺灣人均GDP達到17506.17美元。2008年美國爆發(fā)次貸危機之后迅速蔓延,并擴大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受此影響,臺灣地區(qū)的外貿出口遭遇嚴重打擊,2009年臺灣的經濟增長率為-1.93%,失業(yè)率達到5.85%,創(chuàng)近30年來新高。2010年之后隨著全球經濟回暖,臺灣外貿環(huán)境大幅改善,外貿出口增加,國內投資回升,加之臺灣當局采取一系列積極政策促進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
二、文獻綜述
有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臺灣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文獻,李非,郭濤和胡少東(2011)從近幾年臺灣經濟增長率、進出口貿易額和失業(yè)率等宏觀數據分析,臺灣經濟已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其經濟表現容易受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因此臺灣應進一步深化與大陸的經貿合作。李非,胡少東(2009)則從經濟增長和產業(yè)結構演變和對外貿易的視角梳理了臺灣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文章分析發(fā)展臺灣的經濟增長經歷了高速增長、中速增長和低速增長三個循環(huán)周期。顧國達和陳麗靜(2011)通過聯立方程組模擬分析了ECFA的簽訂對兩岸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ECFA的簽訂對臺灣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本文在之前研究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臺灣經濟增長的脈絡,重點分析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臺灣經濟政策的效果,并在文章最后提出大陸今后對臺政策建議。
三、臺灣經濟發(fā)展歷程
20世界50年代,臺灣經濟發(fā)展緩慢,基本上以農業(yè)為主,林業(yè)、漁業(yè)及手工業(yè)為輔。中國退守臺灣島之后,臺灣在“以農養(yǎng)工,進口替代”指導思想下開始了初級工業(yè)化歷程,一步一步完成工業(yè)化前的資本積累階段。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日等發(fā)達經濟體將一些已不符合本國比較優(yōu)勢產業(yè)大規(guī)模轉移至國外,臺灣適時抓住這次全球性產業(yè)轉移浪潮,利用島內的勞動力優(yōu)勢,承接了大量來自美、日的投資,獲取了以輕紡產業(yè)為主的技術和設備,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由進口替代戰(zhàn)略轉向出口導向發(fā)展戰(zhàn)略。1963年,臺灣的第二產業(yè)產值首次超過第一產業(yè),這意味著臺灣已進入工業(yè)化發(fā)展初級階段。
1973年,全球性石油危機爆發(fā),國際石油價格大幅上漲,并且之前臺灣輕工業(yè)與重工業(yè)發(fā)展失調,臺灣經濟發(fā)展暫時面臨困境。1974年,臺灣加大了對能源、交通、運輸等基礎性產業(yè)的投入,鼓勵支持重化工業(yè)的發(fā)展,“金屬制品、機械-鋼鐵”兩大系列為代表的重化工業(yè)和中間材料產業(yè),進一步健全臺灣的工業(yè)體系。20世紀80年代初,臺灣的重工業(yè)產值已經超過了輕工業(yè),為臺灣進一步的產業(yè)升級打好了基礎。
20世紀90年代至今是臺灣的工業(yè)化后期階段,臺灣利用已有的資本和技術積累,發(fā)展高新科技產業(yè),臺灣的主導工業(yè)已從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過渡。在21世紀頭10年,臺灣經濟依靠技術密集型產業(yè)獲得長足發(fā)展。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fā)展,臺灣第一產業(yè)產值所占GDP比重越來越小,服務業(yè)產值比重不斷加大。
如圖1,從1989年到2001年以來臺灣第三產業(yè)產值占GDP份額已經超過50并隨時間不斷上升,而第二產業(yè)和第一產業(yè)比重則不斷下降。從2001年到2011年三個產業(yè)的產業(yè)份額占GDP比重相對穩(wěn)定,2011年,第三產業(yè)產值占臺灣GDP份額的67.43%,第二產業(yè)產值占臺灣GDP比重30.71%,而第一產業(yè)產值占GDP比重僅為1.87%。服務業(yè)產值達到臺灣GDP的2/3,說明臺灣已經進入工業(yè)化社會后期。
圖2:三產業(yè)產值占臺灣GDP份額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臺灣經濟的沖擊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及之后歐美等國為刺激本國經濟采取的量化寬松政策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影響臺灣經濟:
首先,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臺灣的對外貿易。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后迅速波及到全世界范圍,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恐慌,臺灣的對外貿易陷入困境。
如表1,2006年和2007年臺灣的經濟增長率、進出口增長率和失業(yè)率各項指標都穩(wěn)定在正常水平;2008年開始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臺灣的經濟增長率和出口增長率都大幅下降,失業(yè)率上升;2009年臺灣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最深,出口下滑19.541%,進口下滑25.909%,失業(yè)率達到5.85%。之后,受到國際市場回暖和臺灣政府積極刺激政策,臺灣經濟大幅反彈,2010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0.76%,出口增速達33.87%,進口增速達41.73%,失業(yè)率下降為5.21;2011年臺灣經濟基本穩(wěn)定。
五、金融危機后臺灣的經濟政策及其效果
次貸危機爆發(fā)后,臺灣經濟面臨出口嚴重下滑的困境。為穩(wěn)定經濟,臺灣當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財政政策方面,臺灣政府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是刺激消費擴大需求;第二是為給中小企業(yè)提供優(yōu)惠資金和政策,并為大規(guī)模的投資項目提供優(yōu)惠資金;第三是促進出口,促進出口對象國多樣化,使臺灣對外貿易不過于依賴大陸和日本市場;第四臺灣在此期間啟動了多項公共基礎設施項目,通過增加政府投資打動內需。臺灣計劃退出12項核心公共基礎項目,總投資達39900億新臺幣,屆時提供大約120000個工作崗位①。
其次,在貨幣政策方面,2009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臺灣政府通過降低利率增加銀行金融系統的流動性。臺灣中央銀行通過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引導市場貸款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下降,并擴大公開市場買回機制,保證市場具有充分的流動性。2010年3月25日,臺灣中央銀行宣布貨幣政策由“量化寬松”轉為“適度寬松”。2010年6月24日,臺灣中央銀行開始調高再貼現率、擔保貸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這標志著臺灣貨幣緊縮政策的開始。
最后,有關貿易政策方面,2010年9月中國大陸和臺灣通過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下簡稱ECFA)和《海峽兩岸知識產權保護合作協議》,并于2010年9月12日開始實施。在ECFA簽署之前,海峽兩岸的貿易關系便在臺灣經濟發(fā)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從1980年到2008年,兩岸貿易額從3.11億美元上升到1053.69億美元,貿易額占臺灣貿易額比重從0.79%提高到21.24%。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臺灣的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通過和中國大陸簽訂CEFA,可以進一步為兩岸的經貿往來掃清障礙,而臺灣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ECFA的簽訂降低了臺灣向大陸貨物、服務貿易進出口的成本,也降低了臺灣向大陸轉移低附加值的產業(yè)的成本,使得臺灣可以專注于符合自身比較優(yōu)勢的高附加值產業(yè)。其次,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全面啟動,東盟的貨物可以享受比臺灣更低的關稅待遇,臺灣的出口廠商因此面臨不利的出口環(huán)境。ECFA的簽訂大大降低了臺灣出口廠商對大陸的進出口關稅,這將大大增進臺灣產品在大陸的競爭力。因此,ECFA的實施將有利于臺灣向大陸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分享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紅利。
六、后金融危機時期中國大陸對臺經濟和貿易政策
大陸與臺灣在經濟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大陸的經濟增長需要臺灣的技術和投資;而臺灣對大陸的貿易和投資又使得臺灣獲得一個更大的市場,分享大陸經濟快速發(fā)展帶來的紅利。兩岸簽訂ECFA將極大促進兩岸的經貿往來,使兩岸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便利化。兩岸在目前的基礎上,應進一步強化兩岸合作,推動ECFA的后續(xù)協商,增強兩岸的政治互信。
其次,在目前兩岸經濟合作交流的基礎上,要進一步推進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有效推動兩岸間的雙向經濟交流,構建更加緊密的兩岸經濟關系。臺灣目前已進入后工業(yè)化時期,服務業(yè)增加值占生產總值2/3以上。此外,大陸和臺灣應尋求建立更加合理的兩岸產業(yè)合作模式,臺灣的許多企業(yè)在大陸有很廣泛的投資,作為兩岸經濟合作的重要內容,加強兩岸產業(yè)合作不僅有助于兩岸經貿互動的深化,也可以提升兩岸在國際分工過程中的核心競爭力。(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注解:
①資料來源:臺灣經濟部
參考文獻:
[1]李非,郭濤,胡少東.后金融危機下臺灣經濟形勢分析[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11(3):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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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顧國達,陳麗靜.ECFA對兩岸貿易與臺灣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基于聯立方程組模型的模擬分析[J].臺灣研究集刊,2011(5):6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