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暴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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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暴力的原因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D914.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3）01—0038-06
網絡語言暴力屬于民事侵權行為，不僅會嚴重損害他人的隱私權、名譽權，還會損害受害人親朋的隱私權、名譽權等民事權益，完全有必要對網絡語言暴力進行法律規制。以法律規制網絡語言暴力可起到追究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的侵權責任以及震懾和預防網絡語言暴力的作用。法律規制網絡語言暴力首先應當準確界定網絡語言暴力的概念，切實把握網絡語言暴力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這無論從侵權責任立法還是司法實踐來講，對網絡語言暴力的識別、判斷、認定和有效規制，都具有積極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網絡語言暴力概念認知
從2006年網絡上廣為傳播的“銅須”事件直至2010年12月發生在浙江義烏的“女子毆打環衛工”等事件中的“網絡語言追殺”，通常被人們稱為“人肉搜索”，有的叫做“網絡暴力”或“網絡語言暴力”。我們認為，將“網絡語言追殺”稱為“網絡語言暴力”最為妥當、貼切，因為第一，“人肉搜索”不一定產生“網絡語言追殺”現象；第二，從傳統意義上講“暴力”這個概念指的是行為，而“網絡語言追殺”并不存在“行為追殺”，稱為“網絡暴力”給人感覺似乎存在“行為追殺”的問題。
關于網絡語言暴力概念的認知，學者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網絡語言暴力屬于名譽侵權行為。我們將其界定為：由某一網民在網上公布的某一信息引發的，眾多網民利用網絡搜索獲取該信息中的當事人的個人信息并公布于眾，進而在網上發表大量侮辱、誹謗言辭或不當評論進行攻擊，甚至延伸到現實生活中，造成當事人隱私權、名譽權嚴重損害甚至可以導致當事人死亡的大規模網絡集體侵權行為。
這里特別指出的是，人肉搜索并非就等于網絡語言暴力，將兩者視為同一，實有偏頗，因為首先，人肉搜索僅為利用網絡搜索并公布他人個人信息的行為，并非必然實施網絡語言暴力，比如網民利用網絡搜索獲取并公布“犀利哥”的個人信息，但并未對“犀利哥”實施網絡語言暴力.而網絡語言暴力亦并非必然進行人肉搜索；其次，人肉搜索是搜索并公布他人個人信息的行為，侵害的客體主要是隱私權，而網絡語言暴力實施的是侮辱、誹謗等貶損他人名譽的行為，侵害的客體是名譽權。當然，宣揚他人隱私完全可能貶損他人名譽，侵害他人名譽權。但卻不存在網絡語言暴力問題。小過，人肉搜索與網絡語言暴力往往相生相伴，猶如一時孿生兄弟，因此，我們將對網絡語言暴力這一概念的認知納入了人肉搜索的內容。
從以上概念認知不難看出網絡語言暴力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在主體上，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具有網絡性和隱蔽性
網絡性指的是只有利用網絡實施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等民事權益的人才能成為網絡語言暴力的主體。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6條、2002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第2條第1款和200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的規定，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包括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網絡用戶包括網絡信息最初者和網民。網絡服務提供者包括網絡內容服務提供者和網絡技術服務提供者。前者指的是主動向網絡用戶提供內容的網絡主體，其法律地位與出版者相同，應當對所上傳內容的真實性與合法性負責。后者指的是接人、緩存、信息存儲空間、搜索以及鏈接等服務類型的網絡主體，其不直接向網絡用戶提供信息。一般而言，除符合《侵權責任法》第36條第2、3款的規定，網絡技術服務提供者無須對網絡用戶提供的信息侵犯他人民事權益承擔責任。根據《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是指通過計算機等裝置向公眾提供互聯網上網服務的網吧、電腦休閑室等營業性場所的經營單位。隱蔽性指的是由于我國目前沒有實行網絡實名制，所以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很容易隱蔽其真實身份。隱蔽性是導斂網絡語言暴力泛濫的重要原因。我們建議，我國應當借鑒韓國等國家的先進經驗，通過立法盡快實行網絡實名制，以期根治網絡語言暴力。
（二）在性質上，網絡語言暴力屬于民事侵權行為
在網絡語言暴力中，無論是對當事人個人信息的搜索并公布，還是對當事人實施的侮辱、誹謗言辭和不當評論，都與現實生活中的獲取、宣揚他人隱私、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一樣，屬于民事侵權行為。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權責任法》第2條第2款規定的民事權益包括隱私權，也即說，隱私權這一概念和對隱私權的單獨保護，第一次在我國民事基本法中有_r明確的規定，這是我國民事立法上的一個讓人欣慰的進步。
當然，網絡語言暴力還具有在空間上從網絡走入現實；在場面上規模巨大、影響力強、涉及范圍廣；在導向上出現輿論明顯“一邊倒”；在結果上對當事人的現實生活造成極其惡劣影響等特征。
二、網絡語言暴力侵權責任構成要件
（一）網絡語言暴力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
《侵權責任法》第6條和第7條規定了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體系，確定的歸責原則是“兩元”的.即過錯責任原則（包括過錯推定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過錯推定原則實質上屬于過錯責任原則，只是舉證責任的分配不同而已。過錯責任原則適用于一般侵權行為，過錯推定原則和無過錯原則分別適用于部分特殊侵權行為。結合《侵權責任法》第36條關于網絡侵權責任的規定，網絡語言暴力行為屬于一般侵權行為，因此，在確定網絡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上，應采用過錯責任原則。
我們認為，在確定網絡語言暴力侵權責任歸責原則上，針對不同侵權主體的侵權行為區別對待較好。對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實施的侮辱、誹謗、宣揚隱私和不當評論等行為，采用過錯責任原則；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及時采取了“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是否采取了“知道+必要措施”的行為，采用過錯推定原則，這樣更有利于保護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因為被侵權人可能不具有計算機以及網絡方面的專業技術和知識，而且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及時采取了“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是否采取了“知道+必要措施”的行為，以及有關網絡電子設備都在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掌控之中，被侵權人難以取得網絡服務提供者存有過錯的證據，如果對網絡服務提供者采用過錯責任原則，由被侵權人舉示網絡服務提供者在這方面存有過錯的證據已不合理。因此，我們建議立法上應當考慮：借鑒《侵權責任法》第58條“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的規定，在網絡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上，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上述行為，采用過錯推定原則。
（二）網絡語言暴力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1.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實施了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等民事權益的違法行為
違法行為指的是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的行為，分為作為的違法行為和不作為的違法行為。如前所述，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包括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從《侵權責任法》第36條、《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的規定來看，網絡用戶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實施的網絡語言暴力行為只有作為的違法行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實施的網絡語言暴力行為包括了作為的違法行為和不作為的違法行為。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實施的作為的違法行為就是侮辱、誹謗、不當評論或者人肉搜索，即利用網絡搜索獲取隱私并宣揚隱私等網絡語言暴力行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實施的不作為的違法行為就是其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造成被侵權人名譽權、隱私權等民事權益遭受損害的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15條第8項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制作、復制、、傳播含有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內容的信息。《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第14條第8項規定：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和上網消費者不得利用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制作、下載、復制、查閱、、傳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內容的信息。因此，“制作、下載、復制、查閱、、傳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內容的信息”的行為屬于作為的違法行為。
上述《辦法》和《條例》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規定的網絡主體只有網絡服務提供者、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的經營單位和利用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的上網消費者，而沒有規定未利用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的網民；第二，對違法主體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只規定了行政責任和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而沒有規定民事責任；第三，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義務只規定了“不得制作、復制、、傳播含有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內容的信息”的不作為義務，未規定“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以及“知道+必要措施”的作為義務。
值得欣慰的是，《侵權責任法》彌補了以上不足：第一，該法第36條規定的網絡主體包括未利用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的網民；第二，規定了違法主體應承擔民事責任；第三，規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負有“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以及“知道+必要措施”的作為義務。
網絡語言暴力中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違法行為與現實生活中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違法行為的相同之處主要在于：侵害名譽權都是采用侮辱、誹謗或者不當評論行為；侵害隱私權都是采用獲取他人隱私、宣揚隱私的行為。其不同之處主要在于：第一，違法行為載體不同。網絡語言暴力中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違法行為都是以網絡語言或者網絡文字形式表示出來，現實生活中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違法行為是以口頭或者紙質書面形式表現出來的；第二，違法行為不同。網絡語言暴力中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行為除了作為的違法行為，就網絡服務提供者而言，還存在不作為的違法行為，現實生活中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行為都是作為的違法行為；第三，違法行為方式不同。網絡語言暴力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譽侵權只能以語言或者書面形式.現實生活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譽侵權除了口頭或書面形式外，還存在對人的身體實施“行為侮辱”的形式。
2.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主觀上存有過錯
王家福教授認為，過錯就是行為人未盡自己應盡和能盡的注意而違反義務，因而為法律所不容忍的行為意志狀態。楊立新教授認為，過錯就是違法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所具有的主觀心理狀態。過錯分為故意和過失。民法學界絕大多數學者認為，過錯就其本質屬性而言，是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但檢驗過錯標準的客觀化，是民法理論發展的必然。過錯就是行為人行為時的一種應受譴責的心理狀態，但它必須通過一定的行為表現出來，這就是客觀性。
判斷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是否有過錯應當采用客觀標準，客觀標準就是過錯體現在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即未盡自己應盡和能盡的注意而違反法定義務）之中。在網絡語言暴力事件中，網絡信息最初者在網上發表侮辱、誹謗言辭，或者宣揚隱私的行為；網民進而發表侮辱、誹謗言辭和不當評論以及人肉搜索的行為；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的行為，都足以表明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未盡自己應盡和能盡的注意而違反法定的義務。
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在主觀上存有故意較易判斷，比如，網絡語言暴力中的侮辱、誹謗、人肉搜索等行為本身就足以表明行為人具有故意的心理狀態。至于過失，判斷難度較大。比如宣揚隱私、不當評論和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以及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是屬于故意還是屬于過失？在個案中，應當依據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是否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定的義務，以及行為人是否違反了一個合理人的注意義務”這個客觀標準，并結合案件事實進行判斷。符合這個客觀標準的屬于過失。
在“網絡語言暴力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部分中我們認為：在確定網絡語言暴力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上，針對不同責任主體的侵權行為區別對待較好。因此，在過錯的舉證責任分配上。針對不同的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人也應當有所不同。鑒于網絡語言暴力中的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和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經營單位實施的侮辱、誹謗等行為采用過錯責任原則，因此，在訴訟中過錯的舉證責任分配上，應按照《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由原告即被侵權人舉證，以證明被告即侵權人在主觀上存有過錯。原告不舉證或者舉示的證據不能證明被告存有過錯.被告不承擔侵權責任。鑒于網絡語言暴力中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晰開鏈接等必要措施”和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采用過錯推定原則，因此，在訴訟中過錯舉證責任分配上，應由被告即侵權人網絡服務提供者舉證，以證明其不存有過錯，被告不證明或者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認定其有過錯而承擔侵權責任。
3.確有利用網絡搜索獲取隱私并在網上宣揚隱私、名譽被損害的事實
隱私是指自然人個人生活中不愿為他人公開或知悉的信息和秘密.包括個人信息、個人生活和個人領域，比如身高體重、財產狀況、QQ空間及其號碼等。
自然人和法人都存在名譽問題。網絡語言暴力侵害的是自然人的名譽權。自然人的名譽就足自然人的名望聲譽，也就是一個自然人的品行、才干、能力、信譽、信用、道德、生活作風等方面在社會生活中所獲得的綜合社會評價。
損害指的是行為人的一定行為對他人的民事權益造成的不利后果或者狀態，包括現實的已經存在的“不利后果”和構成現實威脅的“不利后果”。網絡語言暴力中的損害主要表現為：自然人的名譽所獲得的社會綜合評價降低；自然人的隱私被他人利用網絡搜索獲取或者公開。
實際上，無論是網絡中的隱私和名譽還是現實生活中的隱私和名譽，其內涵都是相同的，本質上沒有區別，只是因為環境不同，導致侵權方式、被侵權主體、侵權內容和后果有些不同而已。比如網絡語言暴力中采用侮辱方式的名譽侵權只能以口頭或書面形式，不存在對人的身體實施“行為侮辱”的形式；在網絡語言暴力中名譽被侵權主體限于自然人；現實生活中不一定為隱私的“真實姓名”，在網絡中成為隱私；網絡中存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的特有的QQ空間信息及其號碼、電郵及其地址等個人隱私；網絡語言暴力侵害名譽權、隱私權的后果比現實生活中更為嚴重。
關于“確有利用網絡搜索獲取隱私并在網上宣揚隱私、名譽被損害的事實’’的認定標準，我們認為，對于“確有利用網絡搜索獲取隱私并在網上宣揚隱私的事實”，只要利用網絡搜索獲取“公民個人生活中不愿為他人公開或知悉的秘密”并在網上公布，就應當認定為“確有利用網絡搜索獲取隱私并在網上宣揚隱私的事實”。對于“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只要行為人采用侮辱、誹謗方式實施了“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以及在網上宣揚隱私、不當評論等“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就應當認定為“確有名譽被損害的事實”。
需要說明的是，“損害他人名譽的”和“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應當是有區別的。首先，兩者構成條件不同。“損害他人名譽的”構成條件有二：一為實施了名譽侵權行為，是否有損害后果（評價降低）尚難確定，或者實施了損害行為，但未造成他人的名譽受損的情況。二為主觀上有過錯。“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構成條件有四：一為實施了名譽侵權行為；二為主觀上有過錯；三為他人鋁譽受到損害；四為名譽侵權行為與名譽受到損害事實之間具有直接因果關系。其次，比照刑法學犯罪既遂的實現形態分析，我們認為，“損害他人名譽的”和“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就好像刑法犯罪既遂的行為犯和結果犯。“損害他人名譽的”要求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就構成了名譽侵權；“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則要求侵權行為人不僅要實施侵權行為，而且還需要侵權損害事實發生。再次，從語義上分析，“損害他人名譽的”重心在行為；“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重心在行為后果。值得一提的是，實施了“損害他人名譽”的行為就構成侵權，只針對侮辱和誹謗，因為侮辱和誹謗在主觀上只能是故意而且惡性特大。
4.網絡語言暴力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
網絡語言暴力因果關系就是網絡語言暴力行為作為原因，確有利用網絡搜索獲取隱私并在網上宣揚隱私、名譽被損害事實作為結果，在原因和結果之間存在的原因導致結果發生的客觀聯系。其意義是解決網絡語言暴力行為承擔民事法律責任的客觀基礎。
在網絡語言暴力事件中，如何確定侵權法因果關系要件規則，我們認為，在因果關系中沒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形下，適用直接原因規則，即行為與結果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無須再適用其他因果關系理論判斷，直接確認其具有因果關系。最常見的直接原因，就是一因一果關系類型。比如在網上宣揚隱私造成名譽權損害的情形。在因果關系中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形下，適用相當因果關系規則或者法律原因規則。前者指的是某一事實僅于現實情形發生某種結果，尚不能就認為有因果關系，必須在一般情形，依社會的一般觀察，亦認為能發生同一結果的時候，才能認為有因果父系。后者指的是確定事實上的原因是認定因果關系的第一步，但還不是全部，還必須證明行為與損害之間有法律上的原因，只有證明后者，才能認定法律因果關系的存在。法律上的原因也叫做近因，是一種自然的和繼續的、沒有被介入因素打斷的原因，沒有這種原因，就不會發生受害的結果。近因不必是時間或空間上的最近，而是一種因果關系上的最近。這樣有利于更好地確定侵權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各原因力在損害中的作用大小。比如在網上發表誹謗言辭，造成被侵權人名譽權損害，被侵權人自殺身亡的情形。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以及未采取“知道+必要措施”的情形下，適用推定因果關系規則，其基本要點，就是保護弱者，在被侵權人處于弱勢，沒辦法完全證明因果關系要件的時候，只要被侵權人舉證證明到一定的程度，就推定行為與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然后由侵權人負責舉證，證明自己行為與損害發生之間沒有因果關系。比如在被侵權人沒辦法完全證明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的時候，只要被侵權人舉證證明達到一定程度，就推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然后由網絡服務提供者負責舉證，證明自己未及時采取“通知+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的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其不舉證或者舉示的證據不能證明沒有因果關系的，認定因果關系成立。
網絡暴力的原因范文第2篇
2018年2月央視新聞頻道重點報道了網絡暴力游戲盛行對青少年的危害，“絕地求生”“公主生小孩”“地下城勇士”等游戲被稱為網絡暴力游戲，“以互聯網技術為平臺，借助各種媒介形式，以打斗、兇殺等為主要內容，眾多參與者同時參加的互動游戲”。有調查顯示七成左右青少年乃至大學生的網絡娛樂，主要是網絡游戲，而網絡游戲中80%都與暴力攻擊和血腥有關[1]。長時間沉溺于網絡游戲對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將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可導致“精神麻醉”。2018年2月，湖南15歲少年沉迷網絡暴力游戲而殺死22歲女鄰居的事件，已是血淋淋的事實。2017年11月，世界衛生組織披露，將把游戲障礙（主要是游戲成癮）與合成等一起，列入物質使用及成癮行為障礙。網絡游戲成癮，特別是青少年和大學生，沉迷網絡游戲、暴力游戲，因此荒廢學業、網絡成癮、手機依賴、人際暴力、脫離社會，對學業發展、人際關系、身心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其中網絡暴力游戲成癮容易引起網絡依賴、道德失范和攻擊性行為。國家要求部分視頻網站全面下線涉及青少年網絡暴力的游戲產品等，以減少網絡暴力游戲對青少年身心造成的負面影響。
1、網絡暴力游戲成癮的心理機制探析
①角色內化與身份認同：網絡暴力游戲通過角色扮演完成，游戲者在游戲過程中自覺內化角色功能，使用攻擊傷害技能，特別是生活化的角色，更容易讓游戲者產生角色認同，以至于將游戲與現實相混淆，也容易將游戲中的功能在生活中進行試驗。在游戲中給予懲罰措施的游戲者，在現實中也更傾向于給予嚴厲懲罰，存在內隱和外顯攻擊。有研究發現，對于媒體中的暴力角色產生認同的觀眾隨后暴力傾向的增加要顯著高于沒有對暴力角色發生認同的觀眾；②動作模仿與行為強化：青少年缺乏更全面的辨識能力，網絡暴力游戲攻擊后給予獎勵，是在游戲中刺激和鼓勵游戲者進行傷害行為，重復的傷害操作本身是一種強化，動作的重復，血液的噴射，團隊的勝利都是行為模仿的心理強化。根據部分網絡上傷人事件的報道可知，青少年實施犯罪的重要原因來源于網絡模仿，模仿網絡角色行為，進行偷盜、傷人、等行為，使游戲情景進入生活。不合理的獎勵設置更是強化了攻擊行為，攻擊可以得到獎賞，與法律和現實中的攻擊會得到懲罰，形成了背道而馳的理念，作用也將相反；③情感宣泄與體驗增強：網絡暴力游戲容易造成攻擊性行為增加，暴力情緒和態度激惹，這是游戲符合常規的身心反映。也有研究表明自知力較強，性格完善的游戲者，暴力射擊游戲等并不會讓他們成癮，也并不會在現實中增加攻擊性行為，反而只是他們休閑娛樂的放松方式之一，在游戲的過程中可以實現不良情緒的宣泄，游戲群體友誼的升華，操作技能的提升，甚至達到自我滿足的愉悅。心理咨詢過程中情緒宣泄的“假人”游戲，其實也是一個道理，通過攻擊假人，實現情緒宣泄，“假人”模型本身也是角色扮演；④死亡本能與自我實現：有研究顯示，暴力游戲成癮并不一定就引起攻擊性行為，引起攻擊性行為的可能是人們的死亡本能，人人都有攻擊的欲望，都有傷害別人的沖動，只是平時受到社會規則和道德法律約束，人們將行為進行升華為可以被社會接受和認可的活動。游戲者在游戲的過程中也能達到自我實現，通過角色扮演，完成了既定游戲，取得勝利，也是通過游戲實現自我的方式。特別是生活中沒有目標，缺乏動力的個體，更容易在網絡上找到歸宿，進而實現虛無的自我實現。自我實現是一個人保持動力的源泉，也是成癮的因素，是保持行為持續的方式。
2、網絡暴力游戲成癮的心理學行動指南
①降低強化和實現脫敏：網絡暴力游戲的不斷模仿，增加了攻擊性的可能，減少強化可以降低角色內化和身份認同，長期接觸暴力電子游戲會導致個體產生一定的道德歪曲，表現出對暴力的脫敏，從而導致個體產生相對強烈的攻擊性。一是從源頭上減少網絡暴力游戲，特別是針對青少年的網絡暴力游戲，需要政、企、校合力，約束暴力游戲進校園、進手機、進市場。二是家長加強監管，減少游戲接觸時間和情景卷入程度，實現成癮的系統脫敏。減少青少年使用電子設備的時間，消除含有暴力網絡游戲的教育APP，掌握戒斷網絡暴力游戲的脫敏方法，能及時減少網絡游戲傷害；②增強法制和理想教育：法制教育是游戲者的知識內化，有強烈法制意識的游戲者，能夠分清游戲與生活的邊界，不會輕易嘗試游戲場景和增加暴力攻擊行為。理想信念教育是防止網絡暴力游戲成癮的“開關”，有崇高理想和時間觀念的人不會將精力過多地投入到游戲之中，幫助游戲者樹立崇高的理想和人生目標，是幫助他們有效管理時間的方式。法制教育是底線，理想教育是上線，守住底線，提高上線，促進網民形成積極向上的網絡價值觀；③健全人格和生活方式：人格對游戲者有著深遠影響，不同的人格特質對游戲的卷入程度有差異，不健全的人格更容易沉溺于游戲和產生攻擊性行為。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遠離網絡暴力游戲成癮和攻擊行為的需要。國家正在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以培養新時代網絡新青年、好網民和網絡新人為己任，網民也應積極向好網民的標準靠近，減少網絡暴力游戲對自身的傷害。
網絡暴力的原因范文第3篇
[關鍵詞]校園暴力；社會轉型；法社會學
[中國分類號]C913，5
[文獻標識碼]A
2008年10月，就在這個月里發生了三起“弒師案”，尤其是10月28日在中國政法大學的課堂里發生的“弒師案”，更是讓國人瞠目，讓世人震驚。曾經被視為世外桃源的校園，被視為純潔無暇的師生倫理，在皇帝的新裝被撕裂之后，出與世俗社會毫無差異的殘忍與暴力。當案件發生后，無論是官方的反思還是社會的質疑主要聚焦于我們當前的師生關系和教育問題。毋庸置疑，我們確實應當檢視早已緊張卻被忽視的師生關系和教育問題，但我們卻不能停留于此，我們甚至不能停留在如何給受害人一個正義的判決，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究竟什么因素才是校園暴力的真正根源。只有揭示校園暴力的真正根源，才能有針對地進行犯罪預防與社會控制。
一、校園暴力原因的一般理論
有關校園暴力的原因論在我國的研究中并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流派，而是更多借鑒西方犯罪原因論以解釋中國的校園暴力問題。在有關西方犯罪原因論的理論中可以大致分為兩大類，即個人原因論和社會原因論。個人原因論又區分為生物人類學的理論和精神動力學的理論。前者把犯罪的原因歸結為天生的生理結構和基因結構，后者把犯罪的原因歸結為個人的心理因素和性格特征。而社會原因論把犯罪的根源歸因為特定的社會環境，但在社會原因論中又區分為祉會夏常狀態理論、文化傳遞理論、沖突理論、標簽理論等。其中，社會反常狀態理論把犯罪歸因于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之間的極度緊張；文化傳遞理論認為犯罪是在社會文化傳遞和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沖突理論注重社會中各個次群體之間的關系，犯罪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強者與弱者的關系，社會中強大的群體能夠把弱小群體的許多價值觀和行為定義為違規；標簽理論則認為犯罪是相對的，任何行動和有此行動的人只有當被別人標志為犯罪時，才成為違規。在個人原因論和社會原因論之外，還有比較典型的二元原因論和三元原因論，前者把犯罪的原因歸結個人原因和社會原因兩方面，后者從個人原因、自然原因和社會原因三個方面分析犯罪。可以說，以上理論是以個人原因論和社會原因論為基本模型發展出來的復合理論。
研究犯罪的原因是探尋犯罪規律，制定犯罪預防與犯罪控制的依據和基礎，而不同時期和不同區域對犯罪原因論的不同理解則是各種刑事法律和政策存在本質性的差異所在。盡管西方理論對中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但西方有關犯罪原因論是建立在西方犯罪問題的社會事實之上，而且即使是在西方，有關校園暴力犯罪的原因論也是建立在一般的犯罪理論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僅依憑西方理論來解釋和應對中國問題，而應該建立在中國社會實踐的基礎上，連接中國經驗和傳統，發展從中國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和理論。因此，在有關中國校園暴力問題的研究上，我們也不能局限于用西方理論給犯罪問題蓋棺定論，而是從中國社會實踐，展示中國校園暴力的真正根源。
二、“弒師案”的社會學本質
跳開西方各種犯罪原因論，我們回到案件本身，追問“弒師案”之所以被社會關注的本質所在，這是厘清校園暴力犯罪真正根源的前提。
(一)挑戰師生倫理的極限
“弒師案”之痛并不在于其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甚至并不在于處于花季的青少年成為了殺人犯，其刺痛社會神經的是受害者和加害人的獨特社會角色。作為受害者的社會角色是教師，而作為加害人的社會角色卻是學生，這兩個本為一體的社會角色卻疊加在不斷發生的命案之中，無疑挑戰了早已陷入爭議的師生倫理極限。
在我國的社會文化中，尊師重教業已成為中國文化血脈中的傳統，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傳統中圍是以家庭倫理為基礎建構了整個社會的秩序倫理，對師生倫理而言，主要體現在“尊”和“嚴”兩個方面。所謂師之“尊”，表達了長幼尊卑的差序倫理，既從師，就要“尊”師，這也意味著要“遵”師。“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很形象地表達了中國文化中的師生倫理關系。所謂師之“嚴”，表達了中國傳統“師道”之基本精神，即為教之嚴，管之嚴，罰之嚴。“尊”與“嚴”合而為一，相互建構了中國文化的師生倫理。然而，在當今中匡l社會，曾經合為一體的師道“尊”“嚴”，逐漸被剝離，沒有“尊”談何“嚴”，缺乏“嚴”也無從“尊”。當前社會噴涌而出的卻是層出不窮的師生沖突，并逐漸演化成具有標志意義的“楊帆門”和“辱師門”，直至不絕于耳的“滅師門”。
(二)挑戰社會關系網絡的極限
人作為社會性動物，處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在不同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社會人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在同一社會關系網絡中，不同社會角色相互依賴，也不斷沖突，而不同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角色沖突程度反映了社會關系的緊張程度。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似乎都矛盾重重，關系緊張而微秒，甚至在充滿親情倫理的家庭關系網絡中，也已經危機重重，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轉型過程中所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而當前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最為主要有勞資關系和干群關系，這是中國當前社會矛盾的核心聚集地，也是國家對犯罪現象進行社會控制和法律控制的重點。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把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被視為“世外桃源”校園，成為社會精神的避風港。因為他們認為校園里師生沒有利益沖突，沒有俗世紛爭，因為校園是鑄造精神的花園。但是“弒師案”把社會震醒，原來連最美好的師生關系所構筑的社會關系網絡都岌岌可危。
(三)挑戰青少年犯罪問題的極限
青少年犯罪問題在我國越來越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僅是因為青少年犯罪是主要的犯罪群體，而且青少年犯罪量也再不斷攀升。一方面，青少年犯罪率遠遠高于其它年齡層的犯罪率是各國的一個普遍現象，而且在我國，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全國刑事犯罪中的比例始終維持在70％以上。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量也不斷攀升，根據2007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指出“十五”期間青少年犯罪總體數量呈上升趨勢，未成年人犯罪增長迅猛。其中全國法院判決的青少年罪犯5年間增長12.6％，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增長情況更加突出，5年間上漲68％。更為重要的是，當前中國青少年犯罪呈現犯罪成員低齡化、犯罪形態團伙化、犯罪手段暴力化、犯罪方式智能化等特點。更顯現了我國青少年犯罪問題突出和嚴重。
而“弒師案”的不斷發生，表明了青少年犯罪所呈現出的一個新特點，即青少年犯罪群體從邊緣群體向中心群體的擴展，從局部問題青少年向青少年整體擴散。一般而言，在青少年犯罪群體中，最為突出的就是青少年群體中的邊緣群體，即城市和農村中的無業、失業、失學、留守青少年群體，這些人群構成青少年犯罪的核心群體。而深處校園中學子，往往被視為祖國
花朵、國家未來的棟梁，尤其是大學生甚至被視為“天子驕子”，似乎犯罪與這些群體無緣。但是，不被關注的、發生在校園中的青少年犯罪早已顯現，而且已經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從職業學校、到正規學校、從中小學到大學，幾乎覆蓋了整個學生群體，犯罪程度也絕不亞于社會青少年犯罪。而“弒師案”的不斷發生，只不過是以最為極端的方式顯現了嚴重的青少年犯罪問題。
三、校園暴力的社會根源
既然“弒師案”顯現了在中國語境下已經惡化的校園犯罪和頗為嚴重的暴力問題，那么我們也應該在中國語境中探尋校園暴力的社會根源。盡管與成年人犯罪相比，暴力的生理學、心理學等因素更顯得重要。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固然不可忽略，但作為社會問題的暴力犯罪歸根結底還是社會化的結果。
(一)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的張力
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遷。社會不僅分化為復雜多樣的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而且這些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逐漸向兩極化的方向發展。這也使得原來潛在的社會矛盾凸現出來，兩極分化所激發的社會矛盾也變得尖銳而難以調和，尤其當法律制度及各種公共政策難以跟進時更是如此。甚至國家的制度不僅不能調適社會矛盾，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激化了社會矛盾，使得犯罪問題在轉型時期就變得更為嚴重。因此，可以說當代中國的社會犯罪主要緣于社會分化中社會結構方面無以化解的緊張。而暴力的社會深層根源也在于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引起的群體性失范。
具體到校園暴力的根源，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結構性的張力也是非常明顯。相對社會青少年而言，校園青少年看似被社會影響程度較低，校園可被視為隔絕青少年犯罪的屏障。但事實上，社會分層所帶來的結構性壓力很容易通過家庭和學校傳遞到校園青少年群體，而且青少年學生群體本身就是社會分化在個體生活中的投射和縮影。可以說，從校園青少年的心理到行動無疑也是社會化的結果。尤其重要的是，學校的社會結構也在社會轉型中發生了質的變遷，原有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教育模式轉變為以職業倫理為基礎的教育模式，教育的社會功能也從原有傳遞價值秩序的學校轉變為傳遞職業技術的學校。以此相隨的是，學校與老師、老師與學生的關系結構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這些結構性變化帶來了學校教育中的學生與老師、與學校甚至整個社會的矛盾，構成校園暴力的社會動因。
(二)表征文化與內在文化的沖突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主導的社會改革大量吸收以西方為樣本的現代制度，但這些制度引入中國后卻有一個長期性的本土化過程，這一過程始終伴隨著傳統與現代的沖突與融合。盡管我國社會現代化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我看來，還處于初級的表征階段。即制度逐步引進，現代化制度框架基本完成，但支撐現代制度的文化和社會基礎還沒有形成。與此同時，以中國傳統為支撐的內在文化始終支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而決定中國人的行動邏輯。而兩種不同文化所預期的社會行動總是相互矛盾，使得社會行動與社會預期發生了錯亂。難以調適社會文化與制度沖突，最終導致了轉型時期中國犯罪現象的井噴。
對校園暴力犯罪而言，也是表征文化與內在文化相互沖突的結果。在建構現代民主、法治社會的語境中，表征文化傳遞到了包括教育在內的各個社會系統之中。我們建構了民主治校、依法治校的教育制度，建構了師生平等、學校與學生之間相互平等的表征文化，更為重要的是，學校教育以服務于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為基本目標來塑造人才，傳播以現代社會為基準的知識。但在教育的社會實踐中，在學校管理和學校教育中，內在文化卻主導了教育實踐的行動邏輯。以家庭倫理秩序為基礎建構的師生倫理繼續主導了當前的師生關系，學校的管理也充滿了“父愛主義”情結，使得制度的表達與社會實踐發生了背離。而正是這種背離聚集到學生身上，不斷加深了學生對學校教育直至整個社會制度的敵視和叛逆。“弒師案”只不過是表征文化與內在文化的沖突所引發的青少年學生對抗制度的一種極端表達。
(三)社會關聯與社會控制的斷裂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推進的社會改革逐漸解構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以此重建具有現代意義的秩序與文明。這就使得原有的社會關系紐帶逐漸斷裂，而這些社會關系紐帶所承載的社會功能也在逐步消失。具體而言，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由兩個最為基本組織的構成：一個是家庭，另一個就是單位。以家庭為根本的倫理秩序一直是傳統社會的基石，而單位則是時代的社會基礎。可以說家庭和單位不僅構建了中國社會的關系網絡，也是其社會控制的基礎。而社會轉型卻在某種意義上解構了這一社會關聯，把處于家庭中的人和處于單位中的人推向了社會，成為了社會人。然而新的社會關聯并沒有形成，原有社會控制又在不斷弱化，甚至消失。更為重要的是，現代化、一體化的法律控制機制并不完善，使得社會越軌和犯罪問題更顯得突出和嚴重。
網絡暴力的原因范文第4篇
當前媒體報道的各類校園暴力事件情節惡劣，令人震驚。一些施暴者為了炫耀或其他原因，還將視頻傳到網絡上。違法者的囂張令我們深思，校園暴力傷害為什么頻繁發生？
首先，法制不健全，青少年校園暴力犯罪成本低是首要原因。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存在部分條款滯后、在實施過程中操作性較差等缺陷。對校園暴力的制約過于落后，打擊偏輕，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缺乏快速有效的舉報和救助途徑，缺少有效的預防、發現、報告和處置的一整套制度。缺少可操作的有關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懲罰條款，對于傷害未成年人的許多行為，沒有明確定罪，導致絕大部分校園暴力的施暴者得不到應有的制裁。根據法制網輿情中心的調查，1-5月媒體報道的事件中，只有不到三成的涉事者負刑事責任。
其次，在社會發生飛速變化的背景下，崇尚權力、武力，崇拜金錢的一些觀念對青少年的價值觀產生了不良影響。網絡、影視、書籍中的暴力手段被包裝和美化，很多學生欣賞暴力并沉溺于暴力游戲，模仿影視作品中的幫派行為，在校園內為非作歹。甚至有一些施暴者看到網絡上的校園暴力視頻后產生了炫耀和攀比心理，導致校園暴力升級。
第三，學校教育過度重視智育，在管理中對校園暴力缺乏足夠重視。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很多學校忽視德育、情感教育和法制教育，導致學生法制觀念淡薄，價值取向容易產生偏差。加之沉重的課業負擔使得學生壓力較大，一些學業上存在困難的學生容易在壓力下產生對校園和同學的對立情緒，在行為上更易出現攻擊性。也有一些學校管理混亂，校風校紀渙散，學生容易染上吸煙喝酒、打架斗毆的惡習；一些學校將校園暴力看作學生之間的普通摩擦，重視不足，從而導致其愈演愈烈。
為此，我們建議：加強法制建設、凈化社會風氣和改進學校教育三管齊下，有效遏制校園暴力傷害事件發生。
第一，增強法律中關于校園暴力傷害的條文的可操作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校園暴力猖獗，各州通過修法對參與校園暴力的青少年加強了刑事懲罰，特別是為打擊群體犯罪，所有參與者都要“連坐”判罪。即使涉及校園暴力案件的青少年未滿18周歲，如果后果嚴重并且有前科，也可以當作成年人刑事案件審理，按成人犯罪定案、量刑，從而有效遏制了校園暴力。建議參考這一做法，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刑法》等相關法律，對校園安全的內容予以明確具體化，把遏制校園暴力納入校園安全范疇；對校園侵害情節惡劣者依法判處嚴刑，對于輕微的違法犯罪行為，法律也要做出更細化的規定，便于各地司法機關在懲治該類行為時有統一標準；適當提前刑事責任年齡；同時加大校園法制宣傳，加強中小學教師法律知識培訓與考核，編織未成年人免遭校園暴力侵害的安全防護網。
第二，凈化社會風氣，加強對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和報道。全面實行影視作品和網絡游戲分級制度，嚴禁在面向未成年人的作品和游戲中出現暴力情節。對暴力等不良社會現象的報道要實施嚴格審查制度，嚴禁過分曝光暴力細節。
網絡暴力的原因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網絡影評 網民戾氣 社會戾氣 影評人
低頭看手機，抬頭看電腦，現在的世界是一個真正的互通互聯的網絡世界。有了網絡，就出現了種類繁多的眾多網民；有了網絡，更出現了特色各異的觀影模式，網絡新時代的到來為我們觀影甚至發表影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一些網民通過網絡傳聲筒自由地對影片進行發聲，由于網絡虛擬世界具有匿名性和交互性，魚龍混雜的受眾在網絡世界“高談闊論”，甚至漫無邊際，網民戾氣也在網絡影評中展露無遺。
網絡影評的出現是一個不可傾覆的大趨勢，主要體現出兩種形式：一種是言說評述，主要體現在主流論壇的影視板塊或者是專門的影視網站，這種平臺上的網絡影評有一個特點，就是多媒體性，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對影片進行評論；另一種是評分方式，主要體現在豆瓣網的評分機制上，在電影還未上映前就已經通過點映或者前期的輿論宣傳使受眾了解電影，對其進行評分，這樣的評分對電影上線之后的影院受眾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和觀影建議。
無論是言說影評模式，還是評分影評模式，這些網絡影評都是對影片的態度表達。現在網絡影評開始出現話語暴力，即“狂歡式話語”，“俄羅斯學者巴赫金將狂歡節式語言特點概括為三點：首先，它是大眾的語言，是通俗的語言；其次，充滿了至俗、卑賤和親昵；最后，狂歡節的語言贊美與咒罵并舉，呈現為駁雜多元的復調形式。”①用巴赫金對狂歡式話語的概括來描述影評中出現的話語暴力相當貼切。
一、網絡影評中網民戾氣評析
網絡影評中話語暴力的出現是網民戾氣的一個重要體現，這種網民戾氣的出現是現實社會戾氣與網絡虛擬非理性情緒表達相結合的產物。
網絡虛擬社會中，經常會出現一些話語暴力，常見于一些突發性社會事件發生后出現的不正常社會心態：仇富仇官、憤世嫉俗、沖動暴力、社會正義等。在網絡影評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這種話語暴力。網絡影評中的網絡戾氣指某一部影片上映，隨后爆發出的一種激進、負面的言語評論浪潮。網絡戾氣不一定是對影片的負面評論，主要包括3種類型：第一種是對影片內容的評論，指由于影片所揭示的社會現實而爆發出的對社會不滿的情緒言語；第二種是對影片表現形式的評論，與影片真正表達的主題內容無關，而是對影片過度商業化或者政治化的一種對抗式言語沖擊；第三種是對專業的拍攝技巧的評論，這一點是從影片專業角度進行評析，對影片剪輯和拍攝技巧進行評說。
第一種是對影片內容評論中產生的戾氣。網絡中所展示出來的戾氣并非都是虛擬的情緒表達，這也是一種社會戾氣在虛擬空間中的爆發體現。例如2014年上映的打拐題材電影《親愛的》，社會正義力量的推動使得這部影片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之前，看到微博或是朋友圈尋找孩子的信息，我不會轉。之前，看到地鐵街角乞討的孩子，我不會施舍，不會問詢，不會拍照，不會上網。仿佛距離很遙遠。但是，以后我會，因為也許這條信息對于背后的痛徹心扉焦急萬分的父母是種希望。”這是百度影評中對《親愛的》的評論，這樣的評論正是社會中問題的折射和引申。劉德華主演的《父親》、張譯主演的《山河故人》，這些電影都是抓住了社會的痛點，同類型電影的出品使更多網民對拐賣孩子的行為嗤之以鼻。
第二種是對影片表現形式評論中產生的戾氣。現在越來越多的電影折射出商業文化，電影中的植入廣告、網絡宣傳和前期影評比比皆是，最為典型的網絡營銷電影案例就是郭敬明執導的《小時代》，其網絡營銷的關鍵就是由郭敬明和《小時代》帶來的“全民爭吵”，郭敬明從炙手可熱的作家向導演D型，拍攝《小時代》，其在網絡時代電影營銷方面展現了其獨有的商業奇才。在微博上，其盡可能多地對電影片段進行合理釋放，到演員陣容的高度配合，再到緊鑼密鼓的話題炒作，每個細節都兼顧到，同時也遭到了各行各業的質疑甚至言語攻擊，用郭敬明本人的話說就是“你既然在宣傳期惹我，我就借一下你的力”。另外的《致青春》《泰濉返群諑淼纈暗某鍪潰都和前期的網絡營銷有著很大的關系，雖然前期的大肆好評宣傳與后期的網民話語暴力形成了對比，但至少為票房的提高鋪就了道路。
第三種是對專業的拍攝技巧評論中產生的戾氣。主要體現在一些專業論壇或者媒體網站中專業影評人的評析，另外也包括一些對知名導演評頭論足的話語暴力。現在的影評人中有一種“自傲”的情緒存在，誰都不認同誰，對其他電影習慣于評頭論足。“精致的外形與粗糙的刻畫是一部電影最為可悲的地方，而電影《小時代》正好是個典范。郭敬明最大的失誤在于，在一部電影太過追求吸金和表現更多東西，這種貪心導致鏡頭切換過快，忽略觀眾情緒過渡的時差，使得電影看完后感覺平平，毫無質感。”“電影情節錯位不順。”這些都是從較為專業的角度對《小時代》進行的評價。
網絡世界的虛擬性使得網絡世界中的話語暴力此起彼伏，但網民戾氣終究是社會戾氣和人的戾氣的投射。
（一）社會戾氣在網絡中的重生
在網絡語境中，觀影環境發生改變，個性化是鮮明特點，網民可以自由地在網絡上觀看自己喜歡的影片，并且可以通過各種途徑進行網絡影評，也可以對別人的評價進行后續評價，甚至可以聚合相似趣味的人在同一空間。網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依賴于虛擬網絡，形成虛擬集群，集群環境下更多的負面語言就可能發酵、擴展開來。
網絡暴力的出現一種是用戶的對抗式話語，就是對電影內容、形式、宣傳營銷的一種對抗式話語表達；一種是電影商業文化的話語收買，為了達到影片的商業利益，收買一些網絡，對影片進行評論，吸引關注度。這樣的網絡影評不單單是對影片的正面評價，更多的是對影片的抨擊和批評，因為越是極端越能夠引起人們的關注。“當代網絡影評最讓人擔憂的不是暴力話語問題，而是‘話語是否獨立、是否出自內心、是否控或是盲從，或許更值得警惕的是媒介資本的話語收買’。”②這樣的話語收買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出現于電影上映前、中、后。
無論是工作還是學習，生活中總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情緒和社會壓力，現實中，受到道德、法律、規章制度等各個方面的限制和規范不好發泄出來，而在網絡社會，匿名的環境下與法不責眾的心態造就了“非理性的狂歡者”。
電影是一種來自于現實卻高于現實的藝術展示形式，或諷刺黑暗，或幻想未來，都是社會真實的一種體現；而真正的對影視作品的評價主要展示為一種形式的美與內涵的真的融合體現，如果我們單純地追求對現實生活負面的一種真的情緒表達，而選擇放棄美的表達形式，就可能出現太多的話語暴力，從而造成網絡虛擬社會中的戾氣之風。
（二）人的戾氣在網絡中的放大
人的戾氣指的是一些人內在的心理狀態和屬性導致出現的社會不良之氣，這樣的心理原因有如下幾個：
1.審丑時代
社會的流行風尚在不斷改變，各路網紅為爭奪受眾，各行其法，當審美無法獲得關注，就開始選擇“審丑表現”。審丑是一種特殊的審美模式，越是與主流背道而馳，越是極端的言語或者行為越能夠引起關注，從而突顯出自己的存在價值，無論這種存在價值是金錢利益價值，還是社會關注價值。在網絡影評中，極端的、粗俗的、別具一格的甚至抨擊性的言語最容易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關注。
2.話語收買
“話語收買”是現在網絡營銷中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影片宣傳階段一個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徑。這個心理訴求很簡單，就是眾多網絡用戶為了獲得一點經濟效益而成為網絡，越容易引起重視的話語經濟效益越高，越是極端的話語越能受到眾人的關注。
3.自炫心理
自炫心理，顧名思義就是一種自我炫耀、自以為是的心態在作祟，一般這樣的心態出現在專業的影視人或者影評人中。萬事萬物不可能盡善盡美，總有瑕疵會被所謂的“專業人士”詬病，或者是由于想法、觀點存在差異，也可能導致出現負面的評價，為了顯示自己的正確性，總是建立在對別人的批評上。
4.從眾心理
觀影的網民一般都是社的普通民眾，沒有較為專業的影視制作技巧和評價能力，但是卻具有一定的草根意識和公民意識，處于社會群體中不可能不受社會的影響，一旦出現激烈的批評甚至批判的言語時，處于從眾的心態，這些人可能會分門別派地開始進行“口水戰”，不同“派別”之間的口水戰只會使得網絡中“煙霧彌漫”。
二、尋找與新時代契合的網絡影評新途徑
網絡影評中的負面評論是現實壓力的排氣閥和影視進步的推進器，網絡社會“人人都是影評人”的現狀也導致了專業影評人的消失，所以對于網絡影評的話語暴力我們應該尋找一種最合適的方式，“呼喚真正影評人的出現”，讓其服務社會和大眾。
（一）影片內容的提升
呼喚影評人前提必須是好影片的存在，現在的商業社會下，電影作品內容趨同，專業性弱化，商業化傾向明顯，若想出現專業理性的影評，首先需要關注的是影片內容。“事實上，今天中國電影業的輝煌，并非昔日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中國電影的邏輯延伸，而基本上是在一次徹底的斷裂之后，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中產生的、巨無霸式的電影產業。”③影片的創作必須考慮到全球化的市場發展規律，了解世界電影市場，尋找到更好的主題和絕佳的表現形式，從內容、形式、經濟效益三方面宏觀把控，才能創作出好電影，有了真正的好電影，影視界才可能成就真正的影評人。
（二）影評與經濟社會的關系
“今天電影市場重要的問題，不僅是資本的絕對、近乎唯一的引領角色，而且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邏輯，甚至試圖僭越電影這一特殊商品的特質與電影市場的規律。”④在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出現了特殊的商業電影，在對其進行影評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商業經濟可能對專業或者非專業影評人的影響作用，以防止影評人對用戶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影評人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輿論引導的作用，一旦受到利益驅使、導向發生偏差，將產生嚴重的不良后果。網民群體在進行網絡評論時，更需要堅持自我，表情達意，切忌受到蠅頭小利的誘惑而出現導向偏差。
（三）專業影評的出現和引領
影評的出現最初都是以專業性為前提的，包括出現在報紙和雜志上的專業影評，都具有其自身的影評理論性和專業性，網絡時代的到來使得社會成為了人人都是影評人的時代，“網絡影評因其門檻低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與突出的市民性，又因網民魚龍混雜、參差不齊導致影評質量也是良莠不齊，粗制濫造的情況時有出現。”而且影評質量的好壞也對影片的最終市場效益和社會效益有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對于影評我們必須堅持朝著語言親民化、內容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粗制濫造影片情況時有出現，但是卻反映了大眾的批評意見。”網絡影評也是一種傳播方式，這樣的方式可能會反過來對現實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傳播并不是一個從傳播者到受眾的直線行為，受眾在吸納作品意義的同時也貢獻著多樣化的自我解讀，使得深層次的作品意義得以最終生成與流通。”⑤如果網絡影評有一定的自我意識的表達，這樣通過網絡社會可以了解到網民對現實的不滿或者意見，但一旦被別有用心的商業電影所利用，這樣的網絡戾氣對我們的現實社會只能是百害而無一利。
“杜慶春認為網絡影評‘話語暴力是對公共事件的對抗’，‘是對權威文化的對抗’，這種定位是看得很準的。這是一種‘對抗性表演’。”⑥無論是現實世界還是虛擬世界，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下，社會中的話語暴力是不可規避的，在任何空間存在的話語暴力實質上就是一種對抗性表演。現在的商業電影的網絡影評的出現更是當今經濟條件下產生的文化體現方式，需要我們提高警惕，更好地利用，使之成為影片質量提升的催化劑和社會進步的助推器。
注釋：
①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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