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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相關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農村金融;金融發展;經濟增長

一、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

新農村建設核心是解決農民的增產、增收問題,故發展農村經濟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而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的籌集和使用主要通過金融活動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認為金融服務在促進經濟增長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間關系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效果。根據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其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表現為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體系的關鍵在于金融功能的實現,而這離不開金融發展。

自熊彼特提出的金融發展重要性之后,麥金農和肖通過深入研究在1973年建立了金融發展理論。國外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研究主要由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構成,且理論分析主要局限于研究初期。談儒勇(2004)將金融發展界定為金融體系朝好的方面變化,所以,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是金融體系是否促進實體經濟增長的功能,即主要用于論證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后期該類研究主要在金融發展理論框架下就金融擬制和金融結構角度進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中觀層面,其立腳點是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大都基于金融服務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假設下或計量驗證影響因素。后期研究開始由理論研究轉向實證分析,Levine(1997)以作用渠道為研究目的進而證明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相關,而Granger提出的因果分析方法被大多數學者用于證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國外的研究成果為國內學者研究該類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視角主要有全局、區域和農村,其中基于農村的視角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或農民收入增長)間的關系在隨著新農村建設提出得到更深入研究。在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路徑中,針對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可分為農村金融深化和農村金融中介發展兩種。其中,基于金融深化框架下研究主要探討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對農村經濟的貢獻,通過數據分析找出重要影響因素并得出相應結論。而農村金融中介對農村經濟增長的研究則突出農村金融功能發揮,試圖解釋金融服務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具體研究中,張春喜、孫偉(2007)從金融演進的內在關系及更長的歷史視角下以農村金融的發展現狀為背景和李政(2009)用實證的方法證明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均衡關系,并通過因果檢驗得出相應的結果。而方金兵、張兵、曹陽(2009)基于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選取農民收入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替代指標,通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兩者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并指出擴大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對提高農民收入、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李廣眾、陳平(2002)利用我國1952-1999的相關時間序列數據對于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多變量VAR系統研究分析了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提出經濟增長與金融中介效率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丁曉松(2005)研究1986-2002年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采用單位根檢驗和協整分析方法,同樣認為金融發展和我國經濟發展有存在雙向作用。姚耀軍(2004)從金融發展的視角根據1978-2002數據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關系,利用因果檢驗法做出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影響到農村經濟增長。

二、模型構建

由以上分析可知,現有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主要從實證角度進行,盡管視角不一,但均得出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因此,在現有經濟體制下為更好的建設新農村,通過金融發展支持農村經濟增長是最優選擇。然而,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若想通過金融發展支持農村經濟增長應先確定兩者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構建則探討兩者之間均衡的可能。

(一)分析方法及指標設計說明

1.分析方法。由于單方程的OLS法會出現自變量內生性問題,加之在非平穩變量上的OLS法可能出現偽回歸問題,而李廣眾、陳平(2002)和姚耀軍(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的方法能較好的解決OLS法的不足。因此,本文在分析方法采用上借鑒李廣眾、陳平(2002)和姚耀軍的VAR模型及其協整分析,就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金融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

2.指標設計。一般研究,將兩者關系置于資金供給、需求和成效角度上進行。所以,在設計指標時主要考慮農村經濟增長衡量和金融發展的供給及需求。具體研究中,設計農村經濟增長指標、金融發展規模指標、金融結構指標和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標等四個指標。在對指標界定中:將農村人均GDP(RPGDP)作為衡量反映農村經濟增長狀況的指標。哥德史密斯在研究金融發展與金融結構時指出金融發展規模指標(FIR),隨著農村金融發展研究深入,我國大部分學者開始計算我國農村金融相關率指標(RFIR),其中張兵等(2002)在農村FIR與農村經濟增長將農村FIR確定為農村金融資產和農村GDP之比。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指標(RLTL)鑒于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設計了反映農村貸款結構的指標作為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即RLT/RL,其中RLT是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 RL是指農村貸款余額,將農村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簡記為RLTL。王志強、孫剛(2003)認為,可以用儲蓄與貸款的比值來衡量金融中介將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效率,故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RLD)可定義為農村金融中介將農村儲蓄轉化為農村貸款支持農村經濟增長、促進農民增收的效率。農村金融發展結構指標(RLTL)鑒于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本文設計了反映農村貸款結構的指標作為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即RLT/RL,其中RLT是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 RL是指農村貸款余額,將農村金融發展的結構指標簡記為RLTL。將鄉鎮企業貸款余額與農村貸款余額比率衡量金融發展結構規模。

(二)模型說明及數據處理

1.模型說明。安翔(2004)從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理論出發,以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創建農村經濟增長模型,并得出農村金融深化是解釋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結論。同樣的方法還被王瑩(2006)和邱杰、楊林(2009)所采用。本文主要就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定性,目的在于判斷兩者之間的均衡關系及影響方向,故直接設置若干個指標進行衡量。

2.數據處理本文數據均來自各年的《中國金融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由于未能獲得完整數據針對部分數據缺失的事實,在實際處理中僅選擇1988-2007年份數據且主要分析1993-2007年數據。同時考慮到農村經濟的根本是農業,本文在指標計算中利用所得的數據進行一些替代操作。如在計算農村人均GDP時,在未能獲得足夠可信的農村人均GDP數據下,本文采取了用農業GDP除以農村人口進行替代,張兵等(2002)同樣采用農業GDP代替農村GDP。受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現實影響,我國農村金融資產主要是農民在銀行的存款,所以,在處理RFIR時用農民存款與農村GDO之比計算。農村存款余額和農村貸款余額在1978-1986期間主要在已給出數據的基礎上進行加總計算,在計算金融中介支持效率指標時受條件所限,數據來源主要是《金融年鑒》和《統計年鑒》的數據未能完全描述農村金融機構的貢獻。

三、基本分析結論

通過運用EVIEWS5.0處理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我國農村人均GDP逐年增長。但與RLD、RLTL之間并未有之間的線性關系,剔除掉替代、CPI等影響本文認為兩者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可知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均衡關系至少在93-07年間表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但農村經濟增長卻對農村金融發展沒有顯著的影響。

盡管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功,基本上形成以國有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為主,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補充的體系,從農村經濟增長不是農村金融發展的Granger原因看,雖然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但農村經濟增長并不是金融發展狀況的格蘭杰原因,這意味著農村金融發展嚴重滯后于農村經濟增長,證明了邱杰、楊林(2009)的觀點。從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看,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改善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姚耀軍,2004)。實證得出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將會嚴重制約農業結構調整,進而影響農村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已成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要求。

根據金融發展理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應所存在的均衡關系,分析結果表明了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存在上述關系。這也說明了我國農村經濟增長已經逐步向依靠金融要素投入的內生式增長模式轉變。麥金農等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抑制問題,在我國就表現為金融制度變遷主要是政府主導,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模式。鑒于農村金融發展是農村經濟增長格蘭杰原因的事實,加快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即在農村經濟增長初期,應進一步強化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資金主導供給作用,適度放開競爭,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農村金融體系。

參考文獻

[1]曹嘯,吳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格蘭杰檢驗和特征分析[J].財貿經濟,2002(5).

農村金融相關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農村金融體系;新農村建設;績效測定

一、農村金融體系與新農村建設

我國經濟的二元結構扭曲了經濟活動,B?C?格林伍德和斯蒂格利茨(1986)指出當經濟存在扭曲時貨幣外在性具有顯著的福利效率。只要采取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及合適的政策,農民利用土地、勞動和技術的能力是明顯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的籌集和使用主要通過金融活動完成,熊彼特(Schumpeter)認為金融服務在促進經濟增長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間關系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效果。同時政府“守夜人”的職責制約了其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通過市場行為積累資金增加對農業、農村資本投入是解決新農村建設和發展農村經濟的關鍵。

根據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其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表現為金融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對經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孫立杰,2004),農村金融體系能否發揮正常作用決定了新農村建設的成敗。事實上,金融體系應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以及監管機制,為便于研究理論界一度將金融體系界定為生產者和投資者的橋梁(中介作用)即金融機構。我國農村金融體系來看,我國的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有正規機構和民間機構構成,其中正規機構可分為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金融機構。其對農村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國商業銀行07～09年農業貸款183101.75萬元、208457.94萬元和247883.60萬元,2007、2008年我國農、林、牧、漁業生產總值分別為48892.959203億元和58002.154651億元,增幅明顯。2006年、2007年和2008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分別為3587元、4140.36元和4760.62元。

針對新農村建設問題研究,許多學者認為農村金融應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積累資金和提供生產率?，F有金融支持與經濟增長相關研究中,學者往往跳出特定環境限制,分析金融體系與金融政策與經濟發展間關系,其研究重點在于實證分析。邱杰、楊林(2009)在引入農村增長假設前提即政策、科技和投入基礎上,從發展經濟學角度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問題展開分析,通過設定生產函數模型,實證檢驗了1998～2007年相關數據后認為“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改善了農村金融環境,且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的增長存在長期的均衡正相關性,兩者存在因果關系”,同時也指出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固定資產投資支持存在一定的滯后效益以及對農村金融需求和金融體系須進行引導、改革的建議。

基于利益追求和政府監管原因,農村貸款的利率低且風險大(根據銀監會統計,不含中國農業銀行我國農村商業銀行2009年涉農不良貸款余額270.1億元,占全部貸款的2.76%,同期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為僅為1.89%)的現實促使一些商業金融機構控制農村貸款規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發“資金外流”。政策性金融機構受規模和政策影響不足以滿足以個體需求為主的農村金融需求,存在較大的缺口。合作金融機構雖立足農村但環境所限也無法滿足。非正規的民間借貸資本依然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持力量,新農村建設的成效受資金供給影響,故研究農村金融體系與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在于其對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所以,測定農村金融中介體支持經濟增長績效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績效界定及體系構建

(一)績效界定

“績效(performance)”一詞來源于管理學,是指成績與成效的綜合即一定時期內的工作行為、方式、結果及其產生的客觀影響。績效測定是對研究對象的績效進行評估并給予相應量化的過程,包含了績效界定和測定體系構建。余章炎(2001)、王永龍(2004)在研究農村、農業發展時,以金融因素為切入點,探討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金融支持并就我國農業現狀得出:農村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金融支持不僅具有經濟效益而且還應具有鮮明的社會功能及政策取向。就農村金融體系支持農村建設績效而言,金融支持的成效和持續性是測定的關鍵,即在績效測定中應考慮到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市場環境等因素。市場經濟的競爭壓力要求金融機構注重經濟效益,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所處的獨特地位又促使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界定和測定績效時要同時考慮到經濟原則和社會原則。經濟原則是從經濟效益入手,是指績效要針對員工、項目和機構所形成的關系,其目的是協助組織實現其組織目標,具體表現為企業的行為、表現與實現這些目標緊密相連,注重經濟效益。社會原則注重我國金融機構在社會中地位與其發揮作用對稱性的評價,促使其將資源重點分配給確定的利益相關者,還能促進公司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

(二)績效測定體系構建

1.績效指標設計的基本依據。經分析發現金融支持體現在滿足經濟建設缺口以及投入效果兩方面,因而在績效測定時,對農村金融體系支持績效可以通過資金支持的力度、成效、持續性以及合理性四個方面體現。在設計績效評價指標時沒有刻意的區分金融機構性質或地位,主要就其支持入手,大體分為:微觀績效、金額支持、支持的效果、項目投入的持續性和投入的合理性。在指標解讀中,微觀績效是專門針對金融機構的經濟效益提出,金額支持主要是針對需求與供給間關系,支持效果則局限于投入對農村GDP影響,持續性就項目后期投入資金需求提出,合理性僅在探討金融需求的可行性及供給風險問題。

2.績效測定方法的選擇。我國現有的企業績效評價方法主要有杜邦分析體系、經濟增加值法、平衡記分卡和國有資本金績效評價體系,根據各方法的原理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打分排序和定量分析兩種。現有研究表明,在企業績效分析中學者一般將員工的努力程度與企業的業績成效放在一起,通過量化一些可以量化的因素,設計指標對員工進行有組織、定期評價和運用獎懲措施促使員工進步,對應則要求在分析企業績效時應注重用財務指標衡量經濟效益。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顧客、股東和國家均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因而在評價企業績效中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利益?；诒疚姆治鰧ο蟮奶厥庑?在績效測定方法選擇上可以參考現有的企業績效評價方法來設計,即采用打分排序法。

3.績效測定的內容。農村金融體系與新農村建設之間的正相關性,金融體系的績效測定對象為金融體系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農村經濟發展成效和可持續發展是績效測定的重點。受歷史原因的影響,我國農村的經濟產業結構仍然以種植、漁業等基礎產業為主,其生產效率低和盈利水平低的特性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通過必要的金融支持,扶持農業產業發展,進而優化農村產業結構以促進其持續發展。

4.績效測定體系構建說明。權重設計:受研究數據限制,本文在研究中并未采取常見的因子分析方法而采用更為靈活的頭腦風暴法設置各影響因素權重,我們設計了一系列針對農村和金融機構的調查表,列舉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給的影響因素,在經過必要的數據后通過分析被認為可信的信息進行排序和設計權重。績效評價:在設置一級指標權重的同時,根據調查結果進行量化,用單項指標得分乘以權重后加總得出績效得分。針對不同調查者對同一指標認可程度的差異進行必要的調整,指標設計時,將支持成效與持續性細分為金融滿足度、支持成效、支持合理性與持續性四個一級指標,又將四個一級指標下細化為若干個二級指標。金融滿足度下設對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給兩個二級指標,農村金融需求主要調查農戶產生需求的動機、額度而金融供給則分析金融對于農村金融供給的態度;支持成效則根據金融投入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衡量,評價標準為正相關或負相關;支持合理性注重借貸行為的影響和資金投入風險、收益關系,即探討影響金融機構借貸決策的影響因素;持續性則注重政策的影響,衡量農村金融環境。

三、啟示

(一)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1.農村金融體系與農村金融需求的不適應性。在分析回收的調查表時,發現農村金融需求產生主要基于生產支出,對于1000元以下的小額貸款需求很少,62.7%的農戶金融需求在1～5萬元之間,獲批貸款的農戶超過50%,總體上金融滿足度不足60%?；谵r村信貸的特點,農村金融機構面對農業貸款和非農業貸款時往往偏愛非農業貸款。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的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具有明顯的政府主導特點,強制性的“供給優先”制度改革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

2.農村金融支持合理性不足。在分析影響農戶借貸行為影響因素,從調查表中發現,農戶的生存壓力與金融需求有顯著關系,農戶的生產規模與金融需求關系并不顯著。受農戶自身素質和經營能力影響,對金融需求越為迫切的農戶其風險越大,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可能性越小。生產規模越大的農戶由于自身能力原因為減少風險并不偏好借貸,農村金融支持合理性不足,導致金融機構在供給過程中涉農貸款比重的停滯不前。

3.持續性不夠。我國金融機構中,行業集中度過高導致金融機構在涉農貸款中過分依靠國家政策。政策的間斷影響了農村金融支持的持續作用,在隨機訪談中發現,當國家對某一方面傾斜時金融供給的反映十分明顯,而政策的后續跟進不及時導致農村金融機構后續支持力度明顯下降。

(二)建議

1.建立適應農村金融需求的農村金融體系。邱杰、楊林(2009)通過實證分析證實了農村金融外生于農村經濟發展,不適宜的農村金融體系制約了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董曉林(2005)在分析農村金融理論時,認為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適應于我國農村金融,提出我國引入競爭和維護競爭是關鍵。針對市場競爭機制失效則需國家對金融市場的間接監管。所以,基于非正規金融機構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邱杰、楊林,2009)放松對其限制,進一步發揮其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作用很有必要。

2.提高農村金融支持合理性和持續性。涉農貸款的低收益性和高風險性阻礙了農村金融機構的熱情,并出現了“資金倒流”現象。只有提高農村金融支持合理性才能更好的支持新農村建設。在具體實踐中,通過提高農戶對金融需求的認知度并加強對農戶金融需求引導,使之需求目的合理化以達到增加金融支持合理性。針對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應將金融支持與農村經濟中長期發展聯系一起,科學制定相應的政策來引導農村金融機構主動參與新農村建設,提高農村金融體系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力度。

參考文獻

[1]孫立堅.金融體系的微觀傳導機制[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4(2)

農村金融相關理論范文第3篇

一、農村金融發展理論概述

農村金融，對于我國整個金融市場而言，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鑒于我國農業是第一生產力，農村經濟與農村金融一直是業界不可忽視的存在。傳統的農村金融理論，將農村金融分為了兩個部分，其一是農村信貸補貼，其二則是農村金融市場。然而，時代的發展證明，如此劃分農村金融，有著極其嚴重的弊端，對于農村經濟增長而言，并無益處。因此經過多方面的研究與總結，全新的不完全競爭說法應運而生。傳統的農村信貸補貼，在我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是農村金融的主要推行政策，其是以政府干預為主要推崇方式，主張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的信貸政策實行補貼的理論。然而，這項理論要基于農村儲蓄能力較低，農民可周轉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對于現代農村而言，此方法已經無法有效促進部分地區的農村金融發展了。相對的，農村金融市場則完全否定了農村信貸補貼這種手段，該理論認為當前農村金融市場機制建設不健全，利率底下已經嚴重妨礙到農村金融市場發展，只有采用金融市場方式，才能有效推動農村金融發展。然而該理論對于部分落后山區而言，也有著不適合當前環境的弊端，從而在推行上也受到了諸多的阻礙。因此，適應我國當前發展環境形勢的新理論不完全競爭理論應運而生。不完全競爭理論支持政府維護通貨膨脹率，并且反對政府為市場利率定價，只寄往政府采用相關政策輔助調節。與此同時，保證其他銀行利潤情況下低息融資，規劃管理農村民間金融機構對農村金融的扶持與促進，確保貸款有效回收，出臺有效扶持政策，從而引導與規范當前農村金融市場，促進農村金融發展是該項理論的具體主張。

二、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發展的關系分析

本次在研究農村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關系的過程中，為了充分證明二者之間的關系性，本文作者分別運用了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檢驗三種方式對金融規模、金融結構、金融效率及人均實際農業GDP四個指標進行了系統的計算與比較。

通過計算后可以發現，雖然人均實際農業GDP與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在時展過程中都有著其不平穩性，但是其彼此之間卻存在著一定的平衡關系。其四者之間的變動模式受對方影響，形成了當今農村金融業的現實影響結構。也就是說農村人均GDP是否增長，與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然而，在Granger因果檢驗的過程中，其分析結果顯示，包括了農村金融規模、結構其是均與農村經濟增長沒有直接明顯的關系。然而農村金融效率卻對農村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此，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其一，雖然農村經濟增長并不能有效的促進農村金融規模與結構有所變化，但是不得不關注的是，農村經濟增長對農村金融效率的積極促進影響。其二，與農村經濟增長推動農村金融效率有異，農村經濟規模等對農村經濟增長并無明顯推動作用。由此可見，我國目前農村金融發展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從而影響了我國農村金融推動農業經濟增長的腳步，對我國農村整體發展，甚至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都帶來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三、目前金融發展滯后的影響因素

（一）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

滯后農村金融發展的首要原因在于，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的不完善。目前，商業性的農村金融組織在其職能上存在缺失，從而導致了金融體系扶持農村經濟建設的穩定性嚴重缺失。舉例來說，中國農行原本是政府特定的支持與扶持農村建設的商業銀行，然而，由于農業當前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落后性與弱質性，從而導致了農業銀行自身運營的機制產生問題，迫使其不得戰略調整，最終減小了對農村經濟建設的扶持力度。當然，與商業性金融機構相比，政策性的農村金融機構則偏向了邊緣化。這種邊緣化表現突出的是農村發展銀行其建設初衷并未與現行狀態達成一致，只進行農副產品放貸服務的發展銀行，已經大大滯后了農村金融發展。當然，金融工具的缺失與服務手法的單調也大大影響了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的完善性，從而造成了金融發展的滯后現象。

（二）農村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不契合

與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相對比的，農村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無法契合，則是目前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另一詬病。農村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無法契合的主要緣由有兩點：其一時農村金融機構在整體的布局上無法達到合理化。當前農村金融機構，東部發達地區分布較為密集，相對的，中西部比較落后地區的密度反而較小，這樣與經濟結構需求完全不符合的金融機構密度，大大降低了金融機構協助農業經濟發展的進程。其二農村貸款的發放結構不合理也造成了農村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之間契合度不夠的現象產生。在普遍經濟學上來說，經濟發展水平將決定金融發展的水平，而對于農村經濟這種封閉式的經濟形勢而言，其所建設的農村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封閉性。而正是這種封閉性，導致了農村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上不得不考慮農業經濟的滯后性現象與弱質性特征，而將貸款形勢發放到一些鄉鎮企業中，從而造成了農村經濟發展受阻現象的產生。

（三）農村金融機構效率不高

農村金融機構效益不高，也是滯后農村金融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目前農村金融運營環境而言，其環境的特殊性導致了其在運營過程中的效率普遍不高。目前，越是落后貧困地區，貸款需求主體的居住環境就越為擴散，這種擴散性在中國地大物博的廣大農村而言，為金融機構的工作效率帶來了非常巨大的挑戰，從而使農村金融機構貸款發放與監管上存在著一定難度，影響了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與地域性廣帶來的麻煩相比，管理體制的落后是金融機構自身內部的缺憾，正是這種管理體制的落后，造成了部分農村信貸業務技能的失靈，從而使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在價值大打折扣，機構的工作效率也無法提升。當然，農村機構從業人員的素質水平過差，是影響其工作效率的又一大隱私。由于從業人員水平不高，從而使很多相關政策無法有效落實與開展，從而造成金融機構的低工作效率。

（四）政府干預方法不科學

政府干預方法的不科學，是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政策因素。傳統意義上來將，政府的有效促進與引導對于經濟發展、金融機構建設將擁有有益作用。然而目前我國政府在農村金融市場的利率管控上尚屬于國家嚴格管控范圍內。者不但失去了利率自身調節的杠桿作用，同時也是農村金融資本變得調動不靈活，使整個金融資源形如死水，不利于其與社會資本合流，共同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另外，政府對農村內部非正規性的金融資本管控的嚴格，也是造成了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又一干預不科學政策。目前，政府之所以排斥非正規性金融資本，其主要原因在于該資本存在一定風險，而另一原因則是非正規性金融資本干擾了政府對農村金融的管控工作。然而就目前看來，非正規性資本的頑強生命力已經使其資源走入了“灰色”的誤區，從而變成了更加危險，滯后農村金融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金融發展滯后影響因素疏導辦法

（一）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

面對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現象，合理有效的疏導辦法將可行之有效的改善當前農村金融發展現狀，并且推動整個農村金融促進農業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在改善農村金融滯后的眾多因素之中，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應為重中之重。之所以如此強調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因為其是整個農村金融的建設基礎，只有農村金融體系得以完善，整個農村金融環境才可以得到改觀。所以，在構架金融體系之時，首先要完善農村金融機制，有效應用政策、商業金融機構，規劃發展非正規金融機構，從而形成國有資本與民有資本互相扶持，共同促進，從而達到金融機制的合理化與現代化，保證了其推動農業經濟增長的作用。其次，創建全新形式的農村金融產品，豐富化農村金融工具，將信貸、信息等與網絡系統結合，并退出小額貸款的多種新形勢的農村金融產品，從而達到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的結果。

（二）合理化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關系

確保了構建現代化金融體系的基礎上，調節當前金融機構現狀，使其與經濟結構達到合理化契合，是目前調節金融機構組成的重要出發點。因此在農村金融機構建設過程中，應該大力扶持與推動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的合理建設與運營操作，從而使其可以推動我國中西部經濟結構整體轉型，確保經濟發展腳步。另外要重視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的影響力與生命力，肯定與理解其發展的必然性與推進性，通過正視與積極引導，最終達到其與國有金融資源主體的共同作用，保證其安全性、穩定性與規范性，從而促進其金融結構合理，并與經濟結構構建成良好關系，推動整個金融機構與經濟結構彼此促進的結果。

（三）提升農村金融機構效率

在提升農村金融機構效率的過程中，首先要重視地域性廣這一物理性難題，如何有效的架設合理的監管、扶持網絡，從而確保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扶持政策有效落實到農業經濟之上，是提升農村金融機構效率的首要問題。合理應用網絡化建設，走訪調查各地區形式，建立統一的農村金融信息網絡，將可以高效的了解到目前農業經濟實際狀況與農業需求，從而更快速高效的反應，提升金融機構效率。與此同時金融機構內部的管理加強也是確保機構效率提升到重要手段。充實當前農村從業人員素質，提升其內部管理與金融管理手法技巧，對于整個金融機構效率的提升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構建科學化干預政策

農村金融相關理論范文第4篇

一、采用激勵理論分析當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現狀

激勵理論應用于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日常運營之中，體現在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扶持政策之中，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民的激勵工作，以及農村金融機構內部實行的激勵策略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互相配合，融合成了一個整體，共同助力新農村建設工作的實行。

(一)激勵理論下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扶持現狀分析

近年來，我國政府及相關部門對新農村建設工作越來越重視。政府及相關部門對農村金融機構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勵政策，比如幫助農村金融機構擴大融資渠道，允許社會其他資本進入農村金融體系，允許資金雄厚且具有良好前景的大銀行在農村設立子公司，促進農村金融多元化發展，增加農村金融資本實力。當前，在政府的激勵政策的扶持下，農村金融機構數量大幅增長，彌補了農村金融機構的空白，大量閑置資本融入農村金融體系，實現民間資本的合法化以及農村金融資本擴大化的目的，全力推進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但是，我國農村數量眾多，不能由中央直接管轄，中央政府只能提供相應的政策進行側面支持，實際上地方政府對農村金融建設的影響更大。地方政府處在中央政府和農村金融之間，發揮著重要的銜接作用，承上啟下意義重大。但是由于某些地方政府認識的不足，并不能很好的發揮其作用，擔心農村金融的發展對會減少其業績，因此，常常采取消極的政策發展農村金融，控制當地民間資本的投入量，單單依靠中央的資金扶持。這種情況下，農村金融的發展前景十分堪憂。

(二)農民對農村金融機構的信任度增加

自我國政府大力扶持農村金融機構改革后，下發了一系列幫扶對策，幫助農村金融擴大運營規模，擴大在農村信貸行業中的影響力。農村金融機構面向的重要群體是農民，因此要求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要滿足農民的需要，貼近農民的貸款習慣。改變原有復雜的工作流程，建立良好的信用評價體系和擔保機制，實行靈活簡潔的工作流程，方便廣大農民進行貸款業務。同時，農村金融機構結合農民貸款特點，不斷降低農民的擔保底線和貸款抵押，不斷鼓勵農民進行小額貸款，促進農業生產。另外，在政府的政策的保障下，民間資本能夠以合法的身份助力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民間金融組織能夠比一般的農村金融組織更貼近于農民大眾的需求，方便農民大眾的生產生活，增加了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民大眾中的信任度，進一步擴大了農村金融機構在農村的影響力。

(三)當前農村金融機構實施激勵策略現狀

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在日常管理中，也融入了激勵理論，在內部實行激勵策略，主要體現在薪酬和工作兩個方面。一是薪酬方面，農業金融機構采取工資+ 獎金+ 福利的形式。工資根據當地農村金融機構的支付能力和金融市場，以及農村金融機構內部崗位和業績等因素制定出基本標準。因為影響因素眾多，導致農村金融機構采取不同等級的工資機制，激勵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獎金方面，農村金融機構設立獎金機制是為了進一步鼓勵員工積極工作，增加員工的業績，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因此在獎金方面，農村金融機構采取浮動機制，根據員工個人的工作業績決定其獎金的額度。而福利方面，是農村金融機構對員工的一種保護。福利機制也是采取差別對待的形式實行，因而導致其員工工作產生不同的效果。即福利待遇差別不大，可能會導致其員工消極怠工，工作積極性降低;相反，實行差別較大的福利待遇，會起到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進而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水平。二是工作方面的激勵策略，農村金融機構常常采取目標式和獎懲式的激勵方式，促進員工與農村金融機構的聯系。目標式的激勵方式是通過設定工作目標來實行的。但因為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很難設定好工作目標。一般農村金融機構沒有實行該激勵方式。而獎懲式激勵方式在農村金融機構中就應用的十分廣泛了，各個農村金融機構根據其機構文化、運營特點制定出了因地制宜的獎懲制度。很好的將員工和農村金融機構聯系在一起，增強了員工對農村金融機構的認同感，促進員工努力工作。

二、當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

隨著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扶持，農村金融機構獲得了發展的大機遇。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農村金融機構受政府過渡監管導致防范風險的意識變低，不能有效發揮其市場力量等;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民大眾的服務意識較低，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農村金融機構缺乏完善的內部機制，導致農村經濟的發展受到阻礙。

(一)政府過渡監管限制了農村金融機構發展

在我國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進行大力扶持，為其發展提供良好的優待政策。但是受到我國舊經濟體制的影響，國家政府部門在管理手法和政策上較為嚴格，長此以往導致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出現許多問題。一是因政府部門對農村金融機構管理過渡，造成農村金融機構過分依靠政府部門，一方面使其降低防范風險的意識，不注重防范風險，加大了風險的發生率;另一方面降低在金融市場中的競爭力和活力，信貸活動不能正常有序的進行。二是農村金融機構不能有效發揮其市場力量。市場力量來自于所有市場參與者，不光來自于農村金融機構。目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還不完善，內部機制還不健全，過渡依靠政府監管，降低了其防范風險的能力，還增加了其運營的道德風險。由于農村金融機構受到我國政府部門的保護，使其受到的約束力大大減少，因而道德風險性增大。農村金融機構一旦破產，國家和農民將受到嚴重的損失，國家將承擔農村金融機構的所有債務，三農問題將不斷惡化。三是農村金融機構監管力度不足。當前，我國政府及相關部門還沒有明確對農村金融機構制定出專門的法律法規。針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法律有些已經不符合時代的發展，比如《貸款通則》制定多年，但是對于農村金融機構發展來說并不適合;而有一些法律法規就某事的規定不一，甚至自相矛盾。因此，我國政府及相關部門應該及時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對農村金融機構更好的監管。另一方面，監管人員也不夠專業，對于金融知識以及風險評估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沒能熟練掌握，造成監管不力等現象。

(二)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村數量眾多，加強新農村建設也成為我國發展的重中之重。農民是組成農村的基本單位，是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力量。隨著農業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所需要投入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因此需要向農村金融機構貸款，已獲得充足的生產資金。但是，當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并不能滿足農民生產的需要，進而產生了一些問題。一是農民向農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的需要大量抵押品，另一方面農村金融機構還需要對農民進行全面的信息審核，造成農民在農村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成本過高，難以滿足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需要。二是當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比二三產業發展較慢，農業企業還處于發展中，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但是我國農業企業等規模較小的企業受到農村金融機構的激勵政策較少，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民、農業企業的重視程度也不高，致使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三是當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民、農村、農業發展所提供的服務已經跟不上三者發展的腳步?；蛘咚峁┑姆詹环先甙l展的特點，激勵效果不佳，沒辦法滿足三者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三)農村金融機構制定的激勵策略存在問題

當前我國農村金融機構在其內部制訂了一系列激勵員工工作的策略，短期內實現了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的目的，但是長期下去就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農村金融機構內部實行的激勵策略形式過于貧乏單一。這寫激勵策略雖然在短期內可以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但是并不能有效持續下去。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并不能完好的結合在一起，最終會有導致員工工作積極性回到原先狀態的可能性。二是農村金融機構制定的激勵策略缺乏公平性，基本上是根據員工崗位級別制定的，造成員工內部的不滿情緒，降低工作效率，甚至流失優秀的工作人員，對其造成嚴重的打擊。三是農村金融機構的激勵策略不完善，導致大量優秀員工離崗，剩下的員工工作素質等方面不能滿足其發展的需要。這些員工在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方面有所欠缺，無法為客戶提供高層次的服務。長期發展下去，將嚴重阻礙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更會對農業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的影響，阻礙新農村建設的發展。

三、激勵理論視角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的對策

農村金融機構應用激勵理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雖然在實際運營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通過適時的調整，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會越來越好。本文從政府、農村金融機構以及農民三個方面出發，多角度的解決農村金融機構實際運營中的問題。政府方面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管理，明確農村金融機構工作重點。農民方面主要是要求農村金融機構為廣大農民提供適合的金融服務，更好的服務于農村建設。至于農村金融企業內部人員和工作的調整應以當地實際情況為準，實施合理的獎懲制度，提高內部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積極性。

(一)加強政府部門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

一是在保證農村金融機構能夠獨立運營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對其采取相應的激勵政策，引導農村金融機構堅持服務于三農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政府部門也應該明確分工，對農村金融機構進行監管，不斷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證農村金融機構能夠正常有序的進行運營活動。并且創新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管理方式，使其管理手段符合農村金融機構發展的，促進農村經濟水平不斷提升，農民能夠從農村金融機構中獲取充足的資金幫助促進農業生產活動順利進行。二是加強地方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扶持力度。地方政府是農村金融機構與中央政府之間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在中央不斷加強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扶持力度的基礎上，地方政府也應積極相應中央政府對扶持農村金融機構的政策和方針，加強地方財政的扶持力度，為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三是不斷推動農村金融體系的改革，創建良好的融資環境，加強農村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中的競爭力。中央銀行和銀監會從整體上對農村金融機構進行改革，完善其監管手段和方式，創建一個規范的競爭市場環境，保證農村金融在金融行業中直步向前，不斷的發展壯大，實現政府發展農村金融機構根本目標。

(二)完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提高服務水平

一是建立健全農業發展保障體系。農村金融機構是以服務三農為宗旨的，因此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業生產的扶持政策有待加強和完善，采取激勵政策，為農業生產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和政策保障。針對農業生產的特點，即高風險和低收益，進行保險保護。使農民遇到重大自然災害時，避免因為自然災害造成減產，而無法償還高額的貸款的后果。在這一點上，政府相關部門、農村金融機構以及商業保險業應該結合當地農村的發展情況，建立并完善農村保險體系，給農民生產活動最大限度的保障。二是農村金融機構應該加強服務農村，為農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根據當地農業發展水平和農村建設水平，制定出符合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的金融服務項目，為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提供最全面的服務體系。此外，因為在政府過渡監管下，使農村金融機構風險防范意識和能力有所降低。因此，在不斷完善對農村和農業的服務時，農村金融機構也應該加強對風險的防范意識，加強防范風險的能力，提高其服務水平和質量。

(三)實施有效的金融機構激勵策略

農村金融相關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宏觀金融效率;微觀金融效率;實證研究

Abstract:For agricultural finance is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Efficiency is thekey problem of Chinese financial development,as a result,it grasps thehinge to discuss Chinese agricultural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Aiming at the interfluve between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and based on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this paper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s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Firstly,the paper applies regressive analysis and Panel-Data model on divided economic zone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outcomes of Panel-Data model are more notable than ones of regressive analysis,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econdly,the thesis compares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with four state owned banks.We find that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doesn’t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Key Words: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empirical research

中圖分類號: F830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674-2265(2010)01-0074-06

一、引言

資源配置一直是經濟學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將資源配置效率劃分為宏微觀兩個層次,其后在微觀層面取得較大的進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論、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將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銀行效率研究;作為資源配置效率的一種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場理論為代表的股票市場信息(資源)效率自成一體。相比之下,宏觀經濟效率與宏觀金融效率離實際應用均有一段距離。

盡管上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最新進展(Levine等,1997)強調金融功能觀(Merton,1995)、法律因素與金融與經濟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但僅以儲蓄――投資轉化率(SLR)等單指標代替宏觀金融效率。近年來,李廣眾和王美今(2003)、王志強和孫綱(2003)、沈軍(2006)等人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沈軍(2006、2008)在金融發展理論的框架下,從系統與資源的雙重視角構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論與實證分析體系。

在微觀金融效率研究方面,Berger和Humphrey(1994)與Young(2001)等人通過研究證明,X效率是決定金融機構經營績效至關重要的因素。Rangan et al.(1988)運用DEA方法檢驗了215 家美國銀行的技術效率;Sathye(2003)對印度的銀行效率進行了實證研究。國內學者(魏煜和王麗,2000;秦宛順和歐陽俊,2001;張健華,2003;王艷穎,2004;劉漢濤,2004;朱南等,2004;王聰等,2007)借鑒國外研究的先進成果,運用DEA方法(及其改進)、Tobit回歸模型對中國銀行的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價值的結論。雖然研究銀行效率的文獻較多,但由于投入――產出中采用的變量不同、采用的實證方法不同,使得現有的結論不能得出比較一致的觀點。為此,一些文獻在實證方法與投入-產出變量的選取上進行了有益的改進。在實證方法方面,平衡計分卡原理、二次相對評價與“超效率”模型以及標桿管理等原理與方法被用來彌補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變量選取方面,不少文獻注重把握銀行與一般企業的區別。

盡管宏觀金融效率與微觀金融效率緊密相關,但上述文獻梳理充分表明宏觀金融效率與微觀金融效率研究已出現分野。由此我們很容易提出這樣以下問題:宏觀金融效率與微觀金融效率的關系到底怎樣?宏觀金融效率與微觀金融效率一致嗎?中國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農村金融在該問題上更為突出嗎?

相對而言,單獨考察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Glenn D. Westley(1997)對拉丁美洲國家農村合作金融體系的政策與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表明,信用合作社的績效主要依賴于債務人的還款激勵和影響信用合作社審貸能力的其他因素。Neil Esho(1999)以澳大利亞為例分析了合作金融機構成本效率的決定因素,分析表明,債券類型、規模、期限、平均存款規模、利率差是相對成本效率的顯著的決定因素。Gunter Lang(1999)用基于面板數據的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德國合作銀行之間的并購效率。結果發現,被并購銀行的效率要低于相同規模銀行的平均水平,但接管銀行幾乎相當;不能證明并購有明顯的效率收益,但并購公司的差異將逐步縮小。

由于缺乏相關的統計數據,對農村合作金融的實證研究文獻較少。徐笑波、鄭英陶等(1994)論述了中國農村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但基本上屬于定性描述,實證上也只是進行簡單的描述性統計,相似的研究有宋宏謀(2003)。張兵、朱建華等(2002),姚耀軍(2004)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論大多支持中國農村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金融是中國金融體系的短板。針對宏觀金融效率與微觀金融效率研究出現的分野,聚集中國金融體系的短板,我們探求兩種效率之間的關聯。為此,本文從宏微觀金融效率兩個方面探討了廣東農信社的金融發展。一方面,考察廣東農信社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檢驗廣東農信社發展的規模和效率是否促進了廣東農村經濟的增長:其一,通過回歸分析檢驗廣東省農信社作為一個整體對廣東農村經濟的可能存在的促進作用;其二,根據所得數據,將農信社所在地區分為發達地區、較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運用Panel-Data模型分析農信社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將廣東農信社的微觀金融效率與四大國有銀行的微觀金融效率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嘗試回答“宏觀金融效率是否與微觀金融效率一致”的問題,從而將金融效率研究拓展至新層面。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走效率型發展之路的若干設想。

二、廣東省農信社宏觀金融效率實證研究

廣東省農信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所代表的宏觀金融效率研究從兩方面展開:

第一,通過回歸分析檢驗廣東省農信社作為一個整體對廣東農村經濟可能存在的促進作用;

第二,根據所得數據,將農信社所在地區分為發達地區、較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運用Panel-Data模型分析農信社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樣本包括1993-2004年廣東全省農信社以及廣州、東莞、中山、珠海、佛山、江門、汕頭、潮州等十八個城市農村信用合作社。按照廣東省十八個市的農信社相關數據,我們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發達、較發達和欠發達等三個地區,其中,發達地區包括廣州、佛山和東莞;較發達地區包括江門、茂名、惠州、汕頭、湛江、中山、珠海以及肇慶;欠發達地區則包括韶關、潮州、陽江、梅州、清遠、汕尾和河源。根據以下實證分析所選取的變量,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廣東省和相關城市農村信用合作社資料中心、《中國統計年鑒》(2004光盤版)、《中國金融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4)、中宏數據庫(高教版)、中國經濟信息網等。文中的計量分析均使用Eviews5.0。

(二)回歸分析

1. 變量選擇與定義。根據上述研究思路,本節實證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農村合作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因此,我們將使用兩組指標,一組反映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狀況,另一組則反映農村經濟增長狀況。本節先以廣東全省數據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再通過地區的劃分進行panel-data模型分析。具體指標包括:

(1)合作金融發展規模指標。金融發展規模首先可以通過金融資產的絕對數量及其人均金融資產額來衡量,而基于一國國民財富擴展的金融發展規模則通常采用戈氏和麥氏兩種指標來進行衡量。Goldsmith(1969)提出金融相

關率(FIR)概念,其完整表達式為M2+L+S / GNP,其中M2 為貨幣存量,L為各類貸款,S為有價證券。麥氏指標則是指McKinnon(1973)在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時所使用的貨幣存量(M2)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Levine 和Zervos (1998)認為,M2與GDP的比值即不能度量負債的來源,也不能度量金融系統的資源配置,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金融部門的功能,進而他們認為銀行信用是度量金融發展的有用指標。Arestis、Demetriades 和 Lintel (2001)考慮了在不發達國家國內信貸的作用,而設計了L/GDP這一指標。國內學者(2002)、李廣眾、陳平(2002)以及史永東、武志等(2003)也利用該指標來進行相關研究工作。本文參考上述指標,得出了反映農村合作金融發展規模的指標――農村合作金融相關率,表示為RL/RGDP。其中,RL表示農村合作金融的貸款余額,RGDP表示農村GDP。該指標與經濟增長在理論上是正向關系,即金融相關率越高,貸款規模越大,就可能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具體計算時,RL為廣東省農信社年度貸款總量,由于廣東省尚未開展農村GDP的統計,本節以按行業增加值計算的廣東省農業GDP來代替 。該指標簡記為RFIR。

(2)合作金融發展效率指標。結合王志強、孫剛(2003)的研究,本節中的金融發展效率是指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將農村存款轉化為農村貸款支持農村經濟增長的效率,即存貸比(deposits-loans rate),該指標簡記為DLR。理論上分析,若金融發展效率越高,則意味著該指標越小,即存款轉化為貸款規模的比例越大,或是貸款增加幅度大于存款增加幅度,將更好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具體計算時,則為廣東省農信社的年度存款與年度貸款的比值。

(3)農村經濟增長指標。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中一般是用GDP增長(Cheng,1999;Darrat,1999;Ram,1999)或用人均GDP的增長(Jung,1986;Denetruade and Hussein,1996;Odedokun,1996)來測量經濟的增長,朱琴華(2001)提出了對我國進行農村GDP核算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由于目前沒有廣東省農村GDP的數據,本節考慮以農村人均純收入來作為農村經濟增長的指標,記為RINC。

2. 主要變量的統計特征。我們先對所選取的變量及相關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從中可以得到一些直觀的結論。具體見圖1、2、3。

圖1體現了1993-2004年廣東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大幅度提高,農村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圖2說明了1993年以來,盡管金融相關率指標有一定的波動,但整體上看廣東省農信社貸款規模呈大幅上升之勢。其中,1995年該指標較低,為120%,而2002年的相關率指標高達195%。由圖3可知,在樣本期內存貸比指標的值都大于1,而且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東農信社把從農村地區吸納的存款轉化為貸款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規模在不斷提高。

為了減少數據變動幅度,我們對RFIR、DLR、RINC三個指標取自然對數值,分別記為LNRFIR、LNDLR、LNRINC。如圖4所示,圖中的三條折線分別反映了我國1993-2004年廣東省農民人均純收入(LNRINC)與廣東省農信社發展規模(LNRFIR)、發展效率(LNDLR)之間的變化趨勢。從圖中可以看出,農民人均收入與農信社發展規模、發展效率均為正相關關系,也驗證了上述的理論分析。

3. 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我們還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通過簡單相關系數的計算,試圖反映出農村經濟增長與合作金融規模和效率之間的關系。具體結果見表1。

表1所顯示的系數符號與我們的預期是一致的,農信社發展規模與發展效率指標均與農村經濟增長指標呈現出正向關系。

4. 回歸結果及因果關系分析。

(1)回歸結果

回歸模型以LNRINC為被解釋變量,分別以LNRFIR和LNDLR為解釋變量,來反映農村合作金融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運用Eviews5.0軟件提供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對以上變量進行擬合,得到主要結果綜述見表2。

表2說明了當解釋變量為農信社發展規模時,它與農村經濟發展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規模提高1%時,農村經濟增長也相應提高1.18%;當解釋變量為農信社效率,效率提高1%時,推動農村經濟增長0.91%,得出的結果與大多數學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即金融規模和金融效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只不過我們這里特別分析了農村合作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但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或者農村經濟的增長是否也促進了農村合作金融規模和效率的提高呢,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來進行分析。

(2)因果關系分析。根據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原理,我們分別對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指標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見表3。

5. 簡要結論。通過回歸分析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得知,在樣本期內,農村合作金融發展規模和發展效率是農村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即農村合作金融發展較好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增長。這說明了農村信用社作為農村合作金融的主體,是農村信貸資金的主要來源,它對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實證分析也反映出農村經濟增長不是農村合作金融規模擴大的格蘭杰原因,這也表明了農村合作金融并沒有隨農村經濟增長而發生相應的質的變化,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相對滯后于農村經濟的增長。

(三)Panel-data模型分析

前面我們以廣東全省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農信社規模與效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那么,在廣東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農信社對當地經濟的促進效應是否與上述分析是一致呢?結合收集到的相關數據,本小節把廣州、佛山、東莞等十八個城市分為經濟發達地區,較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并運用Panel-data模型分析農信社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的影響。

1. 數據處理。按照廣東省十八個市的農信社相關數據,我們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發達、較發達和欠發達等三個地區。同時,對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農信社規模以及農信社效率等三個指標分別取其平均值來進行具體分析。

2. 確定模型形式。我們判斷是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來進行分析,這一過程主要利用Hausman檢驗來完成。

Hausman檢驗的原假設H0是:個體效應與回歸元不相關,即隨機效應。選擇如下檢驗統計量:

其中, 和分別為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估計中的系數向量,而 和 分別為和的方差陣。

和、和可以有固定效應估計和隨機效應估計直接得到。同時,服從 分布。

根據固定效應估計和隨機效應估計結果,由(1)式計算可以得到LM=21.2148,而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為5.99146。所以拒絕原假設,與我們的預期是一致的,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

3. 固定效應估計結果。運用Eviews軟件中panel-data模型中固定效應分析方法,我們得出廣東省三個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與農信社規模和效率的估計結果,詳見表6。

從上述結果,我們可以發現panel-data模型的分析要比回歸分析的結果來得更加顯著。與回歸分析結果相比,農信社規模與效率對農村經濟有更加顯著的促進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panel-data模型分析中的樣本容量增多,使得結果能較準確地反映現實;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從截距項看出,發達地區的農信社對當地經濟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較發達地區的作用次之,欠發達地區的促進作用就相對小些,這一結論與我們的理論預期也是相符的。相對而言,隨著農村改革進程的深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農村發達地區對資金有較大需求,其中不少來源于農信社貸款,極大地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三、廣東農信社微觀金融效率分析

限于數據的可獲性,本文未嚴格區分微觀效率與績效兩概念。在衡量金融機構經營績效指標方面,國內大多數學者運用總資產收益率(ROA,當年利潤與農信社總資產的比值)和凈資產收益率(ROE,當年利潤與農信社凈資產的比值)等財務指標來進行分析,也有一些研究同時采用上述兩個指標。結合筆者所采集的數據,本文分別采用ROA和ROE指標來衡量廣東省農信社微觀金融效率,并與四大國有銀行進行對比。

對原始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的具體結果詳見表7。由表7 可以清晰地看出,1993-2004年,廣東農信社的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均值分別-0.002117、-0.160180,均為負值,這反映了樣本期內廣東農信社的整體績效較差。其中,總資產收益率的總體變化和波動幅度并不大,而凈資產收益率的變化相對比較大;其次,樣本期內廣東農信社總資產有了明顯增加,2004年的總資產約為1993年的6.6倍;再次,廣東農信社的不良貸款規模也比較大,樣本期內的不良貸款率平均值為36.85%,同時,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也相當大。這也從一定側面反映了廣東農信社的貸款投向不很理想,有相當一部分的貸款成為不良貸款。另外,從廣東農信社的法律訴訟費用來看,樣本期內的均值為1021.25萬元,從統計曲線看,1993到2002年呈直線上升之勢,2003年有所回落。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信社相應訴訟案件也在不斷增加。我們還選取了1997-2002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ROA和ROE指標與廣東省農信社相應指標對比,我們可以發現廣東農信社的ROE指標明顯低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具體結果見表8。

四、相關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相關結論

本文以廣東省農信社以及18個城市的農信社為樣本,實證分析了農村合作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以及其微觀金融效率狀態,分析結果基本上與我們的預期是一致的,當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實證支持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變量的選擇、模型的設定以及數據的問題。限于篇幅,本文未對影響農村合作金融效率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

結合本文的實證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兩點主要結論:

1. 農村合作金融發展具有較為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這一點在廣東省分地區的面板數據分析中表現的更為突出,這也從相當程度上說明廣東農信社的宏觀金融效率較高,該結論與我們的理論預期相吻合。限于數據的可對比性,本文運用ROA和ROE指標為農信社微觀金融效率的替代指標,并與四大國有銀行進行對比,結果表明農信社微觀金融效率較低,該結論也與我們的理論預期相吻合。

2. 農村金融是中國金融體系的短板,從效率角度探討農村金融把握住了問題的關鍵。廣東農信社的相關實證研究否定了“宏觀金融效率與微觀金融效率一致”的命題。

(二)政策建議

1. 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是一系統工程,從系統上重新構建中國農村金融體系將為全面提升中國金融效率進而促進中國農村金融發展奠定基礎。白欽先(2004)提出,必須從戰略上、整體上、根本上中長期思考與解決中國農村金融體制問題。所以必須對中國農村金融體系進行戰略性重構重組與重建,構建以國有商業性金融(中國農業銀行)和國有農村合作金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為主導與主體的,以商業性和政策性非銀行金融機構為兩翼的(財產保險、人壽保險、醫療保險與社會保障保險、特別是農業保險等)的,以兼具商業性與政策性雙重屬性的、地方性農村合作金融(合作銀行和信用社)為龐大基礎的中國農村金融新體制。

2. 盡管造成中國農村金融困境有許多歷史性的原因,歸根結底,中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其實可歸結于多目標錯位問題。在中國農村金融改革與金融發展中,其多目標錯位,即效率(贏利性目標)只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還有合作制目標(為社員服務的原則)、政策性目標(服務三農)、規模性目標等目標,將上述多目標由錯位到歸位,把效率放在重要位置,是解決中國農村金融困境的必由之路。

3. 從理論上講,微觀金融效率是宏觀金融效率的基礎,沒有微觀金融效率支持的宏觀金融效率是暫時的空中樓閣,如何通過提高微觀金融、進而帶動宏觀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解決中國金融體系“木桶效應”的關鍵之所在。

參考文獻:

[1]King,Robert G and Levine,Ross. 1993. 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 Vol.108:717-38.

[2]La Porta et al. 1998. Law and Finance[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6:1113-1155.

[3]巴曙松. 當前農村信用聯社體制的缺陷及出路[J].中國農村經濟,2007,(8).

[4]白欽先. 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戰略性重構重組與重建[W].政府咨詢報告,2004.

[5]胡方勇. 完善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經濟學研究[J].金融發展研究,2009,(9).

[6]李廣眾、陳平.. 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多變量VAR系統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7]王志強、孫剛. 中國金融發展規模、結構、效率與經濟增長經驗分析[J] .管理世界,2003,(7).

[8]沈軍.金融體系效率的涵義、影響因素與提高途徑[J].金融發展研究,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