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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將更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發達國家一方面對中國產品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卻高筑貿易的技術壁壘,試圖以苛刻的技術標準來限制中國產品出口,環保標準就是其中嚴厲的措施之一。環境與貿易這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如果統一起來,發展環境貿易,卻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1.“環境標準”可以成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產品的價格、質量和技術含量作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很少考慮其它標準。隨著環境保護問題的全球化趨勢,進出口產品的環保標準越來越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熱點。發達國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資發展環保產品,實施補貼政策;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法規、環境標志、綠色標準等制度,為其產品樹立良好的形象。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產品的“環保標準”作為競爭力要素,在我國可以產生兩方面的優勢:其一,環保產品兼有帶動高新技術發展和促進企業改革的雙重特點。它針對有關企業技術水平低、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經濟效益低等問題,目標明確地要求企業從解決環保問題入手,促使產品生產向技術水平高、資源利用率高、污染盡可能少、經濟效益好等方面改進,使環保產品的生產成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切入點;其二,可以充分發揮我國產品在價格方面的優勢,避免所謂“低價傾銷”或政府補貼之類的無端刁難。按照世界貿易組織修改后的國際補貼與反補貼規則,環保產品的這類補貼屬于不可申訴的補貼范圍。因此,我國既可以名正言順地對環保產品提供專項補貼、低息貸款,又可以進一步發揮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大大提高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我們可以通過“以內需促外貿”的途徑,大力發展環保產品,促使出口產品符合環保標準。要消除那種“產品不外銷就不能促進外貿發展”的錯誤觀念,要讓企業家明晰“綠色壁壘”問題,辨識高增長中的潛在危機和巨大的內需市場的關系,引導我國企業開發比較綠色環保產品,迎接WTO挑戰。據世界銀行1997年一份報告說,中國每年空氣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就相當于GDP的8%,也就是說基本抵消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為此,我國在21世紀初計劃的環保總投資將超過5000億元。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外國企業必將以中國“入世”為契機大舉進入,我國企業如果無動于衷,就會坐失發展的良機。
2.以基地帶動環保產業發展
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叫做環境貿易,主要包括環保產品和服務的貿易,以及環保領域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現在,國際上的環境貿易額已經超過5000億美元,其中多半為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所占有,連東南亞國家也達到500多億美元,而我國每年僅有0.2億美元的環保產品出口,發展差距相當大。中國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發展環境貿易,在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僅要拉大,而且國內環保市場還要被發達國家占領。
發展環境貿易的核心是發展環保產業,就產品而言,它可以獨立形成多種符合環保標準以及環境要求的產品類別和體系。在產業發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其它產業已經形成的技術、人才和資金,進而形成自己的產品、營銷和服務。正因為如此,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不惜投入巨資,率先以高科技為動力發展環保產業,亞洲的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國也競相大量投資環保產業,并優先加以扶植。我國的環保產業近幾年來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長,產業實體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產值卻不到40億元。究其原因,主要是鄉鎮和私營企業所占的比重很大,生產規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藝技術落后,產品和工程質量不高,難以大規模地形成系統的技術和產品體系。當務之急,一是要努力尋找主導項目,引進高科技內容,以科技為動力、以項目為紐帶、建立產業集團,盡快地形成產品系列和工業體系,實現規模經營。二是要積極推動國有大中型企業轉產、改制,發揮國有企業的優勢和龍頭作用,以此來實行對環保產業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資、降低成本。只有這樣,我國的環保產業才能實現由粗放式向集約化方式的轉變,真正獲得大發展。
發展環保產業的關鍵是找準并確定主導項目后,再根據市場條件建立環境貿易基地,以便進一步實現集約化經營,向國內外推進環境貿易。環境貿易基地應具有帶動周邊經濟、輻射國內外市場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經貿發達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如果沒有產品市場,環境貿易便無法開展。環境貿易基地可以相對集中一些工業實體,形成環保產業的核心內容,有利于按照“清潔生產”的要求生產環保產品。同時,環境貿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眾多的優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對外招商引資,有利于國家實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過市場大規模地籌措資金。總之,能夠集中許多有利條件的環境貿易基地,必然會產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應,為環境貿易創造大發展的良機。
二、以“多極化”遏制國際金融霸權
1.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是為了實施金融霸權
所謂金融霸權,就是一個國家或集團利用其業已建立起來的霸權地位,通過強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開別國金融市場,進而利用其貨幣的特權地位、攻擊性的金融投機和國際資本流動來剝削其它國家,干擾乃至控制其經濟。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投機資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權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經確立了金融霸權地位,實現了對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在中國加入WTO問題上,美國一直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目的就是有利于實施其金融霸權。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我們就能避其鋒芒、指其要害,采取積極進取的對策。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約有3750億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國每年約獲益150億美元,占其GDP的0.2%。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卻不必對等地或干脆不負責任地償還它們。美國可以通過美元貶值,既減輕外債負擔,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當美國出現經常賬戶逆差時,可以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將通貨膨脹轉嫁給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時,美國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的變化把部分損失轉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量輸出流動資本,通過投機性的運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國際間追逐高額利潤。他們利用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以金融自由化為契機,大舉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和房地產之類的市場,造成配套本幣的貶值,誘使本幣升值,造成進入國經常帳戶的逆差。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帶著豐厚的利潤大量抽逃資本,卻給東道國造成短期內無法彌補的資金真空,導致貨幣過度貶值而出現金融危機。
國際游資的投機性運作制造了這樣一種“金融怪圈”:游資利用金融自由化無序地流入一個國家,破壞了其原有的資金平衡,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為抑制通貨膨脹,該國就必須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進一步使國際投機資本趨之若騖。為了擺脫這種惡性循環,這些國家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并且要接受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苛刻條件。我們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已經看到這種活生生的事實,由發達國家制造的這種“金融怪圈”,不但為他們攫取了大量利潤,而且使3000多億美元的外資由東南亞轉向美國。它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卻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金融危機。
發達國家還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作為攻擊對象,以利于他們進一步實施金融霸權。從國際貿易初期的“海琴業務”,到現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躍在金融市場上的這類游戲規則都是發達國家利用金融霸權地位制定的,這些規則旨在加強發達國家的金融霸權地位,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內的虛假繁榮。當他們利用游戲規則捅破自己吹起的經濟泡沫后,不但掠取驚人的利潤,制造了金融動蕩,而且乘人之危,以低價收購危機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
2.運用“多極化”來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權國要達到金融侵略和剝削的目的,必須掌握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擁有巨額的國際投機資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場自由化;三是操縱金融游戲規則。中國加入WTO后,絕不能像“入世”前那樣被動性地只能執行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而應該積極參與制定或修改有關規則。常言道:“他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多極化”格局和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動進攻的對策:
(1)以“多極平衡體系”化解“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傾向。當今世界存在著“三區三對成三角”的戰略格局。所謂“三區”,就是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大東亞的經濟發展區域;所謂“三對”,就是每兩個經濟發展區域組成相互作用的一對;一對是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東亞構成環太平洋的合作,即亞太經合組織(APEC);一對是NAFTA與EU構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擬議中的大西洋自由貿易區;一對是歐盟與東亞構建跨印度洋的亞歐合作,正在通過一年一度的亞歐會議來實現這個目標。以每對為一條邊(或稱一條經濟鏈),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國際經貿“大三角”。在這個大三角體系中,處于一極的美國,正憑借其霸權地位向各國推行其金融霸權,從不對稱的局部發展中攫取較多的利益;處于另一極的歐盟,則通過加強歐洲聯合的努力與美國抗衡;中國處于東亞這個經濟高增長的第三極中,一方面受到來自美國金融霸權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受到歐盟對亞洲新戰略的鼓舞,歐盟在《走向亞洲新戰略》的政策中明確地強調:要發展雙邊和多邊關系,加強投資與金融方面的經濟合作,并特別強調與中國發展全面的合作關系。歐元和日元已經對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戰。日本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但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卻經常被一些變數攪得升降不定;歐元啟動以來持續疲軟,歐洲央行可能會繼續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卻強調維持聯邦基準利率不變,致使歐、美利率調整的趨勢不同,有利于維持美元走強而使歐元失寵。很顯然,歐元、日元必將與美元長期地抗衡下去,其結果必然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而產生一種平衡關系。我們只要注意把握機遇,適時適量地利用這種抗衡關系,就可以促進我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和技術合作,增加吸收外資、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化解那種“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金融霸權傾向。
(2)以“極坐標的市場體系”撥轉開放金融市場的單方指向。東南亞金融危機表明:陷入危機的國家基本上都存在著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而這些國家卻將其出口導向戰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構成的直角坐標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構成的金融市場最容易遭受國際金融投機的攻擊,進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動蕩的怪圈。
我國的金融結構也存在著矛盾問題,現在,我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條件,在處理好現有矛盾的同時如何對外經貿發展進行戰略定位呢?我國應拋開那種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標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點與一條射線構成的“極坐標”來定位。這就是以我國為原點,以中國大市場對外吸引力為“輻射線”,并具體地表現為進出口貿易鏈,形成外經貿的“三圈鏈環”市場來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
“三圈鏈環”只是從地理位置上對我國外經貿活動的形象描述,它的內圈是由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組成的大中華經濟圈;中圈是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圈;外圈則是中國與歐、美等國家組成的貿易鏈。
以極坐標體系建立的“三圈鏈環”是一種全方位開放的市場關系,其側重點在貿易,注重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在貿易方面,三圈上的國家毫無差別;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國家卻內外有別。同屬于中國經濟圈的內圈,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和地區,而香港又是貿易和金融開放度最大的地區。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完全可以通過互相學習來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場;在中圈上,東亞的一些國家已經飽嘗了金融霸權的苦果,也教會了人們如何認識金融霸權和防范金融風險,所以,將東亞列為金融市場開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國吸取如何開放金融市場的教訓和經驗;對于外圈來說,極坐標賦予的貿易待遇和內圈是等同的,但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度應該有所差別,因為,內圈在國家上是統一的,而外圈上不僅存在著的差異,還存在著金融霸權。除了警惕之外,對于外圈上的國家也要區別對待,我們要珍視同歐盟的金融關系,要進一步發展同俄羅斯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同時要謹慎地與美國發展金融關系,從中吸收對我國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
我們將貿易與金融分開,強調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開放的金融市場,道理很清楚:首先,WTO是一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將貿易與金融分開而側重于貿易關系,是無可厚非的;其次,中國注意到貿易與金融的相互關系,已經讓中國香港極大地開放金融市場,并且正在有選擇地在沿海和內地逐步開放金融領域,說明正在正確而穩妥地運作金融市場,為發展中國經濟積累經驗,進一步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因此,我們謹慎地開放金融市場,并理直氣壯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戲規則,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單方面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指責,都是站不住腳的。
三、以“技術貿易服務”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傾向
金融與貿易原是兩個概念,發達國家為了借貿易之名打開一國的金融市場,便將金融的服務行為納入貿易領域,稱之為“服務貿易”。他們對傳統服務業并不感興趣,只專注于金融、保險、通訊、信息等新興服務業,尤其關注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企圖在中國缺少競爭力的情況下占領我們的市場。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貿易的有關性質和特征與服務貿易不完全相同,技術貿易能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創造要素稟賦,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闡明技術貿易作為服務貿易重心的“雙贏”意義,制約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術貿易及其服務就是重要的服務貿易
美國是當今服務業最發達的國家,它在許多服務行業中,特別是在高技術服務行業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美國卻將其中容易被我國吸收和替代的高技術稱為“敏感技術”,千方百計地加以限制,連商業衛星發射這類合作性的服務也受到種種刁難。說來說去,美國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旨在強調其中的“金融服務自由化”,而限制高技術服務自由化。這種失之偏頗的做法,到頭來也限制了美國自己的經貿發展。據統計,美國企業因技術出口管制每年要喪失幾十億美元的對華出口額,在這些技術出口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大量的技術服務,擁有知識產權的技術貿易所創造的價值大大地超過了技術產品的壟斷價值。在這方面美國的波音飛機公司已經嘗到了甜頭,為了與歐洲的“空中客車”競爭,波音公司在我國的天津和廈門建立了飛機修理等服務業,贏得了巨大的商譽和經濟效益。但是,美國國會中一些人卻仍持冷戰思維,他們需要的是金融霸權,迄今為止,美國從總體上仍沒有取消對華技術貿易中的限制性立法,它所推行的只是一種被扭曲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技術封閉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術外溢和彌補技術差距的時間正在縮短。雖然美國有很多技術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但類似的技術同樣可以在其它國家出現,就某一項高技術而言,歐盟、日本、俄羅斯乃至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可能超過美國,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將技術貿易的機會讓給其它國家,有朝一日美國一定會醒悟過來:技術貿易就包含著重要的服務貿易。
2.發展技術貿易的中介服務,真正實現“雙贏”
有關學者運用統計資料作出比較研究后指出:我國在利用FDA(外國直接投資)中,付出的市場代價是巨大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效果顯然不盡如人意。現實與初衷的差距非常大,我們必須對“以市場換技術”這個引資的戰略重新進行審視。通過對利用外資和技術引進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得出的主觀原因大致有:投資方與引資方動因差異,技術轉讓與技術消化、吸收的差異等等;客觀原因大致有:引進技術不合理,我國企業與外國投資公司存在較大的技術差距,我國技術引進的社會、經濟、技術的配套系統不完善,利用外資與技術的政策環境亟待改善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就在于進行技術貿易時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服務措施。
完善技術貿易中的服務措施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大力發展這方面的中介組織,其功能包括:為外商投資提供市場以及生產環境等信息,為技術貿易提供項目投資分析以及經濟效益評估,為引進技術提供法律、法規、政策咨詢服務,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幫助雙方彌合文化差異等等,以縮小投資與引資的主客觀差距,促進技術的迅速轉化和消化。
一、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的基本特點
第一、國際貧易的規模較戰前大得多,增長速度也快得多。1900年全世界貿易總額為331億美元,1938年為461億美元。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190。一193了年的出口額從115億美元增一長到160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僅為工.1%。1948年世界商品出口總額為5了1.9億美元,到1981年出口總額增長到19,666億美元。這一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貿易普遍經歷了恢復發展(1946年一1957年)低速發展(1957一1970年)高速發展(1970一1980年)三個階段。1948一一1957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貿額從358億美元增長到72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8.8%;1970一1980年,又從2,203億美元猛增到12,696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21.5%。戰后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不僅大大高于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而且也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據統計。1981年,商品出口額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20%的已達十四個國家,比利時的比重最高,達57.4%。其次是荷蘭和愛爾蘭,分別為48.9%和47.5%,挪威的比重為32。3%。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比重最高的是西德,為25.7%。1981年美國、日本、法國、西班牙和澳大利亞的比重在20%以下,其中美國最低,為8%,但同五十年代相比,增長也有明顯的(1950年只占3。6%)。這就說明,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商品出口實現的。一商品出口的增加與否,以及增長的程度,對于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國際貧易發展的不平衡性不斷加強。
(一)美國、西德、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戰前,七大國占世界出口總額的47。7%;戰后,1948年上升到50.4%,197。年又上升到58.2%,到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機的影響,七大國的比重到1971年下降到51.7%,1980年又降到49。3%。上述數字表明,七大國在戰后國際貿易中一直占首要位置,即國際商品市場的一半為這七國所占據。
(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七大國中每個國家在戰后國際貿易中的地位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其出口貿易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例如,美國和英國在五十年代,在世界貿易中曾占顯著地位,到七十年代,這兩個國家的貿易地位便急劇衰落了。加拿大在戰后初期曾是第三位,到七十年代末退居第八位。西德和日本,戰后三十多年來貿易發展很快,西德從第十位躍為第二位,日本則由第十九位躍為第三位。法國在戰后初期是第四位,到1979年仍維持不變。意大利則由戰后初期第八位上升為第五位。
(三)到七十年代初,美國、日本和西歐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三個中心,在世界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標志。1957年,美國、日本和西歐在世界出口貿易中占58。2%,到1970年上升到61.9%。七十年代中期,由于石油危機使這三個經濟中心的貿易地位有所下降,但到1979年仍占到52。8%,到1980年又上升到53.3%。這三個經濟中心的貿易地位比七大國還要高(三個經濟中心1980年占53.9%;七大國占49。3%)。
此外,歐洲共同體市場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迅速增長,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方面。2957年占34.9%,1970年占40%,1980年雖受石油危機影響,但仍占到36.1%。
第三、國際貿易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進出口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斷增長,進出口的初級產品比重相應下降。以美國、西德、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七大國為例,195。年—1979年,出口制成品由70.1%增長到79.6%,初級產品則由25.5%下降到18.5%。
(二)國際貿易地區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57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歐洲共同體(六國)的出口額僅為205。20億美元,僅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總額的27·9%,到1980年躍增到5077。63億美元,占40.8%。同樣,1957年歐洲共同體(六國)之間的出口總額僅為113.84億美元,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總額的15.5%,而到1980年則躍增到3565.39億美元,占28.7%。事實證明,歐洲共同體己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集團,現在只有美國和日本方敢同它有分寸地相對抗。美國、日本和西歐之間的三邊貿易關系越來越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支柱。
第四,美國、日本和西歐共同體之間的貿易關系有了急劇發展。
近20余年來,美國、日本和西歐共同體之間貿易關系的迅速發展,正是美國、日本和西歐共同體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三個中心的主要標志。
美國與西歐共同體之間貿易,是三邊貿易關系中最重要的“一邊”。美國對共同體的出口到1980年達到546。27億美元,占美國出口的24.7%,說明美國出口商品有四分之一需要依賴共同體這個龐大市場。198。年歐洲共同體對美國出口達到372.4。億美元,占共同體出口的5。6%,說明共同體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不太大。
美國同日本之間的貿易也是引人注目的“一邊”。美國對日本出口1980年達到270。9億美元,占美國出口總額的9.4%。198。年日本對美國的出口達到319.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24.5%。上述事實說明,戰后美國、日本貿易關系有了急劇發展,日本出口貿易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要比美國對日本的依賴程度高得多。
歐洲共同體與日本的交易關系出,是不容忽視的“一邊”。共同體對日本出口198。年達到63.82億美元,占歐洲共同體出口總額的0.95%。日本對歐洲共同體出口1980年達到172.86億美元,占日本出口總額的13。3%綜上所述,美國、日本和歐洲共同體之間的貿易是當代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的極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三邊”關系急劇而不平衡地發展著,而這種經濟關系的發展不僅使三國經濟中心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而宜也使之在整個世界貿易中的比重日趨提高。
二、八十年代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
在八十年代,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將繼續提高,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可能會相對下降,預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將從1980年的69%下降到65%左右。美國的貿易地位仍將繼續下降,西德和日本的貿易地位將迅速提高,西德在出口方而有可能超過美國,從而成為世界第一出日貿易大國。
上述數字說明美國、西德、日本、英國法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十年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的發展速度將低于七十年代(年平均增長率6%),估計上半期不過4%或更低些,下半期可能達到6%。
八十年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貿易結構方面也將發生一些變化。
在商品結構上,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向節省能源的更高級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將有更多的尖端科技產品提供出口。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制成品比重將進一步增長,估計到八十年代末,制成品比重將占到出口貿易總額的85%左右,而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將相應下降。在進口商品結構上,制成品將上升到60%左右,初級產品將下降到40%左右。
在地區結構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仍是主要方面,約占出口總額的65%左右,對發展中國家貿易將占25%,對社會主義國家出口將增到5%,對蘇聯東歐國家貿易也將增長到5%左右。
三、關于世界經濟形勢
第一、對西方經濟的近期預測:戰后最嚴重、最持久、最深刻的一次世界經濟危機(1980至1982)1983年2月初己到谷底,目前美國、西歐、日本經濟均處在不同程度的回升之中。由于三年危機己經起到足夠的’“放血”作用,通貨膨脹率暫獲控制,能源價格短期內難以上漲,私人消費近期有較大增加,企業存貨需要大量補充。里根連任總統后勢將盡最大努力來維持住這次復蘇的勢頭,使之穩步前進。因此,材r計美國這次爪升將有可能持續兩年或更長一些時間(1984一1986年)并有可能獲致一定程度的高漲,西歐、日本情況也會跟著好轉。
第二、對西方經濟的中期預測:這次西方經濟回升主要是由于周期性因素(生產過剩)的暫時減弱,它將是微弱的,不穩定的。
第三、付西方經濟的長期預測:從十五至二十年的長期看,西方經濟不可能出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那樣持續二十年的高速度增長。相反,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經濟仍將在低速增長、基本停滯、結構失調和周期頻仍中度過。原因:
—西方國家迄今還沒有找到能夠解決經濟問題的切實有效的辦法,各國而對國內一系列經濟矛盾只能頭痛治頭、腳病醫腳、窮于應付,反而使矛盾更加深刻化。
—西方工業國家迄今還沒有找到能夠導致相互經濟合作的辦法,紛紛以鄰為壑,相互轉嫁困難,特別加重剝削第三世界,因而加深了區域化、集團化的影響,加劇了世界財政金融體系的高度不穩定,相互爭吵也不斷加劇。
—科技發展目前著重在微型電算機和機器人等節省人力勞動的工具上,但目前還難以廣泛應用,一則由于投資利潤率太低,不能引起資本家對固定資本大量改建、新建的投資熱情;二則由于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反對,使這樣的工業改組不得不放慢步子。這些屬于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影響了通過科技應月j而擴大生產規模的過程。恐怕需要一段時間,最早在八十年代末,甚至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可能看到這種情況的改變。
一一由于必須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美國正在進行長期的擴軍競賽,爭取軍事優勢,大量國際軍費的開支將是長期的,這也會影響美國的工業。
四、我國對外費經貿易工作今后的任務和對策
中央書記處指出,到本世紀末我國進出口總額要實現倍增,達到1,600億美元。這就要求出口翻兩番,進口翻兩番。這一目標實現以后,中國在世界出口總值的比重將由目前的1.23%提高到2一3%以上。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名列前10位左右的出口貿易大國。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發展來看,外貿實現倍增,出口平均每年遞增7.6%并不算高。1950—198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年平均增長率比工農業增長率高30%,而在未來的十年,基本上是按同一速度增長的,留有相當的余地。所以,人們有信心實現這一目標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我們在實現這一目標時,還必須看到國內外對我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以便及時研究、預籌對策。
對我不利的方面:
—保護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競爭能力強弱不等。在各國普遍發生經濟危機,生產下降和失業劇增的情況下,為了向外轉嫁危機,爭奪市場的斗爭大大激化。一些競爭能力相對軟弱的國家,越來越多地轉向采取保護主義措施,限制外國商品進日,以給本國工業保留更大部分的國內市場。一位西方人士指出:現在己經不是選擇自由貿易還是部分保護主義,而是選擇部分保護主義還是徹底保護主義的時候了。
對‘我有利的因素:
聯系上述關于西方經濟的預測,考慮其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我們認為下列幾點是應當注意利用的:
—由于低速增長,資本主義國家還會有大量設備閑置或等待更新換代,資金技術也會處于過剩狀態,這就形成對我有利的買市場和借貸環境。即使在它們進入周期性的復蘇乃至高漲階段,這種情況也不會有大改變。這是我們可以充分利用的有利條件。我們應充分利用西方日益加劇的重重矛盾,爭取買到一些不易買到的東西。
—今后西方經濟發展雖然是長期在低速增長中進行,但仍受周期性規律支配,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等階段仍將相繼出現,周而復始。每個階段的出現,對我們都有利有害,問題在于我們要善于預見發展、把握時機、利用矛盾、趨利避害采取正確的發展戰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針對上述有利條件,我們應采取以下措施。
—外貿增長速度問題,前十年(1081一1990年)對外貿易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考慮在7一8%左右,后十年(1990一2000年)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考慮在8一9%之間。我們認為,九十年代的增長速度應高于八十年代。前十年,進口可以大一些,出口相對小一些。因為我們巫需進口技術設備和短缺物資。八十年代世界經濟不景氣,形成買方市場,有利于我進口,以便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至于貿易逆差,可用非貿易收入及外資來解決。
后十年,出口要大一些,進口相對小一些。因為九十年代世界經濟會有好轉,國際貿易將重顯活躍,對我出l:1較為有利。同時,我國經濟經過八十年代的調整、改革和技術改造,出口產品將更適合國際市場的需要,可供出日的商品數量將日益增多。)舀一f·年擴大出口,也有利于償還前十年所借的外債。
一一從我國出卜叮‘品結長。來看,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經超過初級產品。在制成品中,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知識技術密集型三種產品都有。在這三種產品‘護,怪紡產品所占比貢最大,機電產.異:和化一助“:品所占比重很小。這說明當前我國優勢仍在于具有比較熟練技術的廉價勞動力。這種情況在一個相當時期內恐怕難以改變。
面對當前國際市場上竟爭日益劇烈,保護主義越來越歷害的現實,我們必須立即采取行動,首先著重鞏固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況1的優勢。例如,加速輕紡一l二業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發展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產品。還應發揮我們特有的資源優勢,開采地下資源(如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白行加工,然后向外出口,換回急需的資金、技術和設備。
一一迅速建立有效的國際經濟貿易情報系統,這是實現到本世紀末外資翻兩番,l戊略目標的重要保證。
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國際經資信昏潔報工作遠遠不如美國、日本的一個大壟斷公司或商社,這是難以容忍的。應該盡快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經資信息J卜兮報系統,認真掌握國際商品市場行情、有天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產品、消費結構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以及國際金融、匯率等動態,加強研究國際貿易的發展變化規律和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
[關鍵詞] 經濟周期 貿易傳導機制 面板數據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的運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估計由此前3月份的3.9%調到3.7 %,調低了0.2個百分點。作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歐盟、美國和日本等大的經濟體經濟低 迷已經影響到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前三季度,從國別看,我對美國出口增長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個百分點;對以轉口貿易為主的香港地區出口僅增長8.9%,回落12.7個百分點; 8月、9月份對歐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個月累計27.1%分別回落到22%和20.8%。從產品看,部 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前三季度出口增長1.8%,玩具增長3.7%, 分別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個百分點。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對外出口貿易額卻還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國進出口總額1967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2%。盡 管有多種原 因可以說明中國與主要經濟低迷的貿易伙伴國貿易額增速減少而總體貿易額增速勢頭良好的 情況,但中國與新興國家貿易快速增長所起的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2008年我國對東盟國家 進出口額同比增長了13.9%,其中出口增長了20.7%,高于同期對歐盟的19.5%的增長。在 中 國對外貿易中表現出愈來愈重要地位的新興國家經濟波動通過貿易渠道影響中國經濟波動理 應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內容。因此本文擬以東盟六國(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 加坡和泰國)為觀察對象,以1985―2006年中國實際GDP、六國實際GDP和中國與六國雙邊貿 易 額數據為基礎,構建變量,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波動的貿易傳導機制給 予分析。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變量建構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及其擴展。
文獻綜述
對世界經濟波動的貿易傳導機制分析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國或重要的區域經濟體內。 歐元區統一貨幣的實施,更加引起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因為換來成員國之間貿易增加的 統一貨幣的實施是以犧牲成員國獨立的貨幣政策為代價的,這在經濟周期波動協動性很差的 成員國表現得更是明顯。對什么在決定著這種經濟波動協動性的探討也更多地是從貿易的視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論上分析認為貨幣統一創造貿易,而貿易反過來又提 高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協動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業國家為例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較高的貿易結合度確實導致較高的經濟波動協動 。 但是有學者對以工業國家得出的結果是否適合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質疑。早些時候,Krugman( 1991)就認為經濟周期協動對貿易結合程度的反應可能取決于不同國家間生產結構的差異等 因素,[2]后來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認為產業內貿 易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發現,經濟波動協動分別對 工 業國家間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結合程度的不同反應是可以從專業分工模式和雙邊貿易得到 解釋的。[6]
盡管國外關于中國與地區經濟體之間貿易對雙邊經濟協動的考察較少,但在臨近研究領域內 已有國內學者給予關注,但這是一個逐步切入正題的過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區 域經濟周期存在性的同時力圖立足于區域體內給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發現20 世紀7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經濟周期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離散的傾向并進而給 出了解釋。[7]張兵(2002)考察發現東亞地區經濟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歸為域 內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等因素。[8]杜群陽等(2005)以東亞十國為樣本,利用聚類 分析發現 在1970―2004年間東亞經濟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區域經濟周期也存在,并發現中國 與東亞經濟周期關聯度逐漸加強等結論,在分析經濟周期存在原因時已把產業內貿易作為一 個因素考慮進去。[9]王悅(2007)則完全從對外貿易的角度分析東亞經濟周期同步 性,不僅 驗證了東亞地區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存在,還證明了東亞地區對外貿易變動對該地區經濟周期 同步性有明顯的影響。[10]喻旭蘭(2008)運用共同趨勢與共同周期理論,以1994― 2005年中 國與東盟的GDP季度數據,建立多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實證后發現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蘭主要是以中國與東盟總量GDP數據來考察協動性,體 現不出中 國與東盟主要成員之間經濟周期協動情況,更沒有考察貿易對這種協動性的影響。因此檢索 相關文獻發現,基于面板數據模型從貿易角度實證考察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間雙邊貿易與 雙邊經濟波動協動的分析幾乎沒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試圖在這方面做一個有意義的嘗試。
模型建立
1.關于變量的建構和數據描述
我們實證分析核心是測度雙邊貿易強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對雙邊經濟 波動相關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響。取t時間段內i和j兩國經濟周 期協動度(用相關系數表示),即p(i,j)為因變量,其值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從i和j兩國以本幣表示的真實經濟總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數據相關系數。我們沿襲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時間段內雙邊貿易強度為自變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實證分析
1.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周期的分析
通過HP技術從七國實際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數據走勢如圖1(由于各國GDP數據大小不 一及貨幣單位不同導致周期成分數據大小差別較大,為便于在同一圖中觀察,圖中顯示的是 經過標準化處理的數據走勢圖)所示。圖1顯示在1985―2006年東盟六國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較明顯的經濟周期,即有兩次平均長度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長度為4年的基欽周期(1996―2000)。中國經濟在1985 年開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達谷峰,此后開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達谷底, 此后開始上揚。中國經濟周期表現出與六國經濟周期明顯的協動性。
2.變量數值的獲得和平穩性檢驗
在對1985―2006年相關貿易和GDP數據處理的基礎上,依據上述計算方法得到相關變量 數據如表1所示。
表3清楚顯示中國與東盟六國雙邊貿易對中國與六國雙邊經濟協動促進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國與六國雙邊貿易對中國與六國雙邊經濟協動是有促進作用的,中國與東盟諸國日益密 切 的貿易往來促進了經濟上的聯系。其次,雙邊貿易往來對雙邊經濟協動促進作用的大小是一 樣的,雙邊貿易程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雙邊經濟協動程度提高3.848個百分點。但是個體 固定效應的存在表明,東盟六國各自具有的差異因素導致與中國已有的雙邊貿易存量對雙邊 經濟協動的影響的固定效應是不同的,分別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雙邊貿易程度與雙邊經濟協動的Granger檢驗
經濟時間序列常出現偽相關問題,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出現較大的 相關系數,為表明雙邊貿易是否對產業結構有促進作用,還需Granger因果檢驗的進一步證 實。由前面分析已知兩個變量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檢驗。至于檢驗模型 選定,需要進行協方差分析,首先做兩個變量的因果模型。對模型考慮基于如下兩個架設:
假設1:斜率在不同的橫截面樣本點和時間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國與東盟六國的雙邊貿易程度起到了促進雙邊經濟協動的作用,同時雙 邊經濟的協動反過來也促進了雙邊貿易程度的加強。
結論及擴展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得出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在樣本觀察期內,東盟六國經濟走勢顯示出較強的一致性,出現了明顯的區域 經濟周期,而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波動表現出高度的協動性。
第二,中國與東盟六國的雙邊貿易對雙邊經濟協動是有積極影響的,且影響的大小一 樣。但是個體固定效應的存在表明,東盟六國各自具有的差異因素導致與中國已有的雙邊貿 易存量對雙邊經濟協動的影響的固定效應是不同的,影響大小依次是緬甸、菲律賓、馬來西 亞、泰國、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
第三,中國與東盟六國雙邊貿易程度和雙邊經濟協動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 雙 邊貿易程度加強促進了雙邊經濟的協動,而雙邊經濟協動反過來也促進了雙邊貿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顯現出了互動效應。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區域內國家出現了愈加明顯的區域經濟周期,同時 地緣關系、貿易互補性使得中國與鄰近區域經濟貿易聯系在加強,貿易成為中國經濟與區 域經濟產生互動的重要傳導渠道之一。因此我們在防范世界大國經濟波動通過貿易影響中國 經濟波動的同時,也要加強對鄰近區域經濟體經濟的波動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的貿易傳導機 制的研究。
注釋: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3]Fidrmuc,J.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Intra.in dustry Trade and EUM Enlargement. Oesterreiche National Bank,Mineo(February), 2002
[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張兵.論東亞地區經濟周期的同期性與非同期性.南開經濟研究,2001
[8]張兵.論東亞地區經濟周期的同期性. 亞太經濟,2002
[9]杜群陽,宋玉華.東亞經濟周期與此區域經濟周期存在性檢驗.國際貿易問題,2 005.
世界經濟受世界科技、生產力、各國關系等因素影響,有三個比較大的發展階段:1.第一階段是在18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時期的世界經濟之所以能夠得到快速發展,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和發展,但是對東西方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很大的差異。2.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由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出現,打破了資本主義體系,使世界成為兩個經濟陣營,相互聯系又相互敵對,但是世界經濟關系卻變得復雜。3.第三階段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計算機的出現,科技的發展、國際之間出現的貿易往來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發展的春天,因此國際貿易進一步的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增長。
二、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1.經濟增長機制。現在社會上有兩種的經濟增長機制。一種是傳統模式,只是增加原材料或勞動力的投入來提高產量;另一種是規定原材料及勞動力的投入分量,采用最新的科技,提高原材料及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優化其配置,以提高產量。因此可以得出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兩種方法。一是增加基本要素的數量;二是運用最新技術,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而國際貿易也主要是通過這兩種資源的進出口貿易,以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國際貿易出口貿易的結構受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也在不斷的變化,并不斷的進行調整、優化升級,使世界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國際貿易的發展,讓各國可以將本國富余的資源出口到稀缺的國家,取得較大的資金收益;再用這筆資金向其他國家進口本國稀缺的資源,滿足企業發展需要和居民生活需要,達到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和人們的工作效率,從而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
2.國別經濟層面。國別經濟是構成世界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對國別經濟的分析,得出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科技的進步,國際貿易已經成為國別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國際貿易對經濟的增長作用主要體現在貿易的進出口上。
(1)進口
①國家進行進口貿易是因為本國對于所進口的商品比較稀缺,而國內又需要對這種商品進行消費。國家為了以后能夠減少對這種商品的進口,就會研究這種商品,形成新的產業。②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富余的資源,也會有自己稀缺的資源,這是就需要進口稀缺資源,增加本國的要素供給。還可以進口其他國家的最新技術和設備,以提高本國的生產力和生產率。③企業在日益激烈的進口要素競爭中,可以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并進行完善,優化企業的產業結構,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
(2)出口
國家將自己剩余的資源出口到其他國家,既可以為這些資源提供市場,還可以減輕因這些多余資源所帶來的壓力。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只有某商品有市場、有需求,國家就會增加商品的生產量,推動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并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
(3)概括
國家進行貿易進出口會對國家經濟產生以下影響:①國家進行國際貿易可以打入世界市場,擴大市場范圍,使國家經濟增長不再局限于本國市場。②進行國際貿易可以引進本國沒有的商品,刺激本國消費,產生新的需求,促進新的產業的出現。③通過國際貿易將剩余資源換取稀缺資源,優化資源配置,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④國際貿易所引起的需求和資源效應,可以促使企業進行企業改革,優化企業結構。以便國家淘汰效率低的企業,扶持效率高的企業。⑤企業的增加引起競爭的加強,可以刺激企業引進新技術,提高創新意識,提高勞動生產率。⑥開展國際貿易活動有利于加快國家增長經濟發展速度,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出口貿易可以加大企業的生產率,提高人們的就業率,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
三、結語
1.產品結構以機電產品為主
機電產品是我國加工貿易主要出口商品,如電腦、手機、船舶等。得益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機電產品在加工貿易出口中的比重從2002年的65%提高到2012年的76.5%。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在內的高新技術產品在加工貿易出口從2002年的33.7%提高到2012年的50%中,占比也逐年提升。同時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比例下降,紡織服裝、家具、鞋類、塑料制品、箱包、玩具等的比例在2012年降至8.7%。
2.出口面向歐美,進口來自周邊國家和地區
美國和歐盟始終是我國加工貿易重要出口市場,近十年來都分別保持在20%和15%的份額。香港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區位優勢,是加工貿易出口產品的重要轉口地,在全國加工貿易出口中的占比也總在20%以上。2012年,上述三個國家和地區占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的61.8%。韓國、日本、東盟、我國臺灣等經濟體是我國加工貿易主要進口來源地,近十年來,在我國加工貿易進口市場所占比例保持在10%-20%,2012年達到55.8%。
3.東南沿海外資企業占據主導地位
我國加工貿易集中在東部地區,廣東、江蘇、上海等東部10省市憑借便利的物流條件、充足的人力資源以及大量的外國投資,加工貿易優勢明顯。從企業構成上,外資企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在70%-85%,2012年更是達到81.7%。
二、我國加工貿易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形勢
(一)國內勞動力成本提升,資源約束增大
大量優質而廉價的勞動力,多年來始終是我國加工貿易競爭優勢的首要因素,但這種要素稟賦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可持續。一方面,我國適齡勞動力供給呈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新生勞動力對工資水平、勞動環境、個人發展的要求不斷提升。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工資水平在過去10年間大幅增長,制造業平均工資已經超過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和南亞國家,這導致我國東南沿海的加工貿易企業招工成本上升,招工困難加大。與此同時,國家日益重視資源和環境保護,企業發展的資源約束開始凸現。限制了的發展,轉型壓力不斷增加。這些因素都造成加工貿易競爭激烈,利潤下降,鞋、服裝、箱包等低附加值的企業和“兩高一資”加工企業面臨生存壓力。
(二)發達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制造環節回歸
外資企業是我國加工貿易企業的主體,導致我國加工貿易深受國際市場影響。金融危機后,緩慢復蘇的美國經濟和岌岌可危的歐債危機造成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對外貿易出口遭遇的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摩擦增多,特別是關系到就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首當其中,出口成本不斷上升,從而引發跨國公司將原本在我國進行的生產環節向我國周邊低工資國家轉移。同時,隨著美歐等國家調整產業政策,原來外包的生產環節也有回歸本國的趨勢,尤其是在生物制造、金屬加工、復合材料和替代工程等領域。
(三)我國周邊發展中國家加工優勢提升
近年來,我國周邊國家,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等也在大力引進外資進行經濟建設,勞動力和資源優勢逐漸顯現,對外經貿易環境不斷優化。2014年歐盟調整普惠關稅優惠政策規定,予以越南包括鞋帽類在內多類商品普惠關稅,同時取消對中國、印度的同類優惠待遇。隨之,我國一些面向歐盟市場的加工企業,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逐漸向越南、老撾等國遷移,我國許多加工貿易訂單也紛紛轉向這些東南亞國家。
三、加工貿易發展的理論與經驗
加工貿易本身并不意味著低附加值,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應該被忽視。從理論上說,加工貿易是國際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上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從來沒有摒棄加工貿易。關鍵在于發展什么類型的加工貿易,和如何將加工貿易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結構升級有機結合,相互促進。
(一)加工貿易必須轉型升級才能形成競爭優勢
根據克魯格曼的動態競爭優勢理論,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會隨著經濟騰飛而改善升級,利用外資的“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也可以產生動態的比較優勢。但發展中國家的動態比較優勢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只有成功進行技術進步與創新才有可能實現,否則,不僅很難保持比較優勢,還可能會落入跟隨式發展陷阱。規模經濟和產業升級,需要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融合與互動,需要加工貿易在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轉型升級。這是加工貿易必須轉型升級的理論依據。
(二)日、韓注重發展附加值高的加工貿易
日本在二戰后曾借助加工貿易實現了經濟的迅速恢復,隨后又及時調整發展戰略,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從上世紀80年代起,日本實施技術立國戰略,利用日元升值的機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高消耗型加工貿易產業逐漸轉移到國外,國內則集中發展高技術含量和產品附加值的加工工業,鼓勵發展出料委托加工進口,最終實現了本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韓國加工貿易情形與日本非常相似,曾憑借承接歐美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利用國內廉價勞動力和扶持政策大力開展加工貿易,建立了后發優勢。也是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和本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喪失,韓國開始推進本國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主要通過金融財稅等政策鼓勵本國企業自主研發,打造自主品牌,扶持關鍵零部件的國產化,并選擇汽車、鋼鐵、船舶以及半導體、計算機等行業作為重點扶持對象,逐漸實現了加工工業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提升。
(三)我國香港、臺灣從加工貿易向服務性經濟轉型
香港地區轉口貿易發達,其中大部分屬于加工貿易。香港加工貿易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的快速興起、60-70年代的本地加工裝配制造業,80年代的內地轉移,以及隨后的轉型升級。其典型特點是形成了自身優勢與內地資源結合的合作模式,即由設在內地的子公司或“三來一補”基地開展加工裝配制造業務,設在香港的母公司從國際市場上采購原材料和半成品并加工裝配成成品,向全世界市場銷售。母公司除了從事貿易外,還從事產品設計、生產流程管理、物流供應鏈、商務管理咨詢培訓、金融和專業服務等生產業,孕育出眾多的新興業態、商業模式和市場需求,有力推動了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也促進了香港成為國際貿易服務中心和世界上生產業最發達的城市。臺灣海上交通便利,勞動力素質較高,但自然資源不足,因此選擇了進口原料和零部件,在島內加工組裝,再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工業化道路,其核心是發展加工貿易,其保障條件是科學合理的產業發展戰略。20世紀50年展紡織、輕工、食品等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工業;60年展電子、電器、塑料、金屬制品等耐用消費品出口裝配產業;70-80年代實行重化工業戰略,逐步建立起鋼鐵、造船、石化、核電、電信及交通等重化工業部門;90年代著力發展通訊、資訊、消費性電子、半導體、精密器械與自動化、航空、高級材料、特用化學品與制藥、醫療保健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高新技術產業;21世紀開始向服務經濟轉型。至此,臺灣歷經半個世紀,成功地完成了從代工到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型經濟的轉型,證明了加工貿易產業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促進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建議
(一)加工貿易發展的政策取向
通過調整加工貿易允許類、鼓勵類和限制類目錄,鼓勵具有帶動作用的加工貿易發展,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電子信息等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以及裝備制造等資本密集型產業;限制那些帶動作用不明顯、但還具有一定優勢的加工貿易發展,如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家具等一般勞動密集型產業;禁止附加值較低、資源能源消耗大、不符合我國資源要素稟賦變化趨勢的加工貿易發展。
(二)促進價值鏈延伸的措施
將加工貿易的目標定位在融入全球產品價值鏈,將我國加工貿易的重心由傳統的來料加工、進料加工拓展延伸到生產、研發、營銷等多種加工方式;積極支持來料加工企業向進料加工企業轉變;對創立自主品牌和營銷渠道的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給予財稅支持。
(三)大力促進服務外包
服務外包在統計中不屬于加工貿易范疇,但它和加工貿易的聯系非常密切。加工貿易企業向服務外包轉型相對容易,而承接服務外包又是企業提升加工層次的重要途徑。服務外包本身也是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價值鏈的重要手段,而且隸屬于高附加值的服務環節。同時,企業從事服務外包幾乎不受進口關稅和增值稅政策變動的影響,還可以吸收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因此,承接服務外包可以作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途徑之一。建議鼓勵高素質人才創辦服務外包企業,對從事服務外包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對服務外包企業引進高端人才方面給予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支持。
(四)逐步推進加工貿易內銷便利化
提高加工貿易產品的內銷便利化,有助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拓展市場,減少對國際市場的過分依賴,是發達國家加工貿易發展的經驗之一。但我國現有進口關稅結構不利于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內銷,建議改革進口關稅制度,在加工貿易企業內銷時,以關稅率較低的料件為基礎進行征稅,并簡化變更內外銷比例的相關手續,允許海關監管設備在補繳有關稅金后可用于內銷生產。
(五)合理規劃加工貿易的發展區域
加工貿易轉移是產業梯度轉移規律和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但我國地域廣闊,地區間發展階段又有差異,東部地區產業發展快,而中西部地區相對落后。這就給加工貿易的區位轉移提供了較大的選擇空間。建議出臺政策促進加工貿易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首先鼓勵加工企業向中西部地區投資設廠,二是在中西部地區建立加工貿易園區,吸引東部地區加工貿易企業的轉移,三是推動加工貿易龍頭企業帶動一批配套企業入駐加工貿易園區,形成加工貿易產業群。同時還要改善中西部重點城市的基礎設施,降低物流成本、縮短物流時間,為加工貿易轉移提供便利。
(六)提升企業的人力資源和技術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