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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出口論文范文第1篇

江蘇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奠定了加工貿易在貿易方式中的主導地位。2007年～2011年，雖然江蘇加工貿易年出口額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由64.09%下降至55.08%，2012年1月～7月該比重進一步下降至51.58%，但仍然居于江蘇出口貿易方式的主導地位。加工貿易的持續快速發展，對江蘇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由于這種貿易方式“兩頭在外”，對促進江蘇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不大。因此，“十一五”期間，江蘇省在保持傳統加工貿易產品出口優勢的同時，應努力承接世界制造業資本轉移，積極發展一般貿易和其他貿易。

從出口主體來看，在江蘇的出口貿易中外資企業一直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一比例不僅遠遠高于山東、浙江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且高于全國第一外貿大省廣東。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出口主體結構，不利于江蘇未來出口貿易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原因在于：一是注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資企業，并不太關注江蘇經濟的發展，相對于內資企業而言，政府對外資企業的政策調整力度較弱；二是容易使以規模小、管理欠規范、經營成本高為特點的內資企業發展受到限制和排斥，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三是將使江蘇的出口貿易在國際局勢動蕩之時，面臨更大的潛在危機，江蘇出口穩定增長很可能因國際產業結構出現波動或外商投資收縮而受到影響。

長期以來，歐盟、美國和日本一直是江蘇的主要出口市場，對這3個市場的出口占全省出口總額超過了50%。若再加上東盟、中國香港地區和韓國，對這6個市場的出口占江蘇總出口額超70%。近年來，在擴大貿易伙伴國和地區方面，江蘇取得了一些進展，貿易伙伴國逐年增加，但對新興市場的開發依然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開發力度不夠，無論是出口市場還是進口來源地都相對集中。外貿地理方向的不平衡，導致了同歐盟、美國、中國香港等地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同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地的貿易逆差不斷增加。這種貿易格局的持續，必將引發國際貿易市場風險增加、貿易摩擦加劇和外貿環境惡化。

江蘇出口貿易穩定增長面臨的制約因素

（一）主要出口市場需求低迷。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拖累，世界經濟的復蘇舉步維艱。各主要經濟體發展緩慢，需求不振，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主要靠私人消費推動的美國經濟，盡管出現了短期趨好的復蘇勢頭，但由于高失業率和房地產低迷的雙重影響，經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消費增長很慢。歐洲由于債務危機還未得到妥善解決，歐債拖累實體經濟增長，投資和消費需求都受到影響，市場持續低迷。傳統市場中的日本，受自然災害、日元升值等因素的影響，使其長期靠外需拉動的經濟遭受重創，2011年出現了30多年未見的貿易逆差。再加上近期“”事件的影響，日本經濟增長前景黯淡，需求也將持續低迷。這3個市場的波動已嚴重影響江蘇的出口。截至2012年9月，江蘇對美國、歐盟、日本的出口累計同比增幅分別為3.8%、-12.8%和5.3%，而2011年同期的增幅分別是7.9%、10.1%和23.2%。

（二）貿易摩擦頻發。作為中國第二外貿大省的江蘇省，出口貿易在世界中低端市場上占比較大。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針對江蘇出口產品的貿易救濟調查頻發。2011年，江蘇省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各類貿易摩擦案件94起，同比增加77%，涉案金額28.7億美元，涉案企業1991家。[4]2012年一季度，全省遭遇各類貿易摩擦30起，涉案金額6.4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50%和120%，涉案企業894家，其中美歐為主要發起國，共對江蘇發起貿易摩擦12起，占涉案總數的40%，涉案金額4.3億美元，占涉案金額總數的70%。[5]2012年2月10日，美國認定中國輸美應用級風塔對美相關產業造成損害，此案涉及江蘇企業170多家，涉案金額6400多萬美元———約占全國的一半。[6]

（三）出口經營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優勢下降。“十二五”時期，江蘇省的出口企業將面臨多重因素導致的經營成本上升。首先，江蘇省不斷推進的城鎮化、工業化，客觀上增加了對能源、土地等資源的需求，加速了這些要素價格改革的進程，從而增強了省內企業對資源環境約束的意識；其次，勞動力供需矛盾隨著新一代勞動力就業觀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日益突出，勞動力優勢將逐步減弱；再次，長期存在的國際市場資源性產品供求矛盾，將使能源資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國內資源能源供給偏緊狀況將持續。此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對美元匯率浮動區間的加大，進一步增加了出口企業的成本和經營難度。自2005年重啟匯率改革至2011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31%，其中2011年升值達5.11%。由于江蘇企業在國際上很少有定價權，當美元貶值時，很難通過提高出口價格維持原有利潤，江蘇出口企業原本微薄的利潤將進一步攤薄。

促進江蘇出口貿易穩定增長的對策

（一）優化、擴大出口主體，提升出口依存度。為了促進江蘇經濟健康、穩定、持續地發展，應逐步降低江蘇外貿對外資企業的依賴度，大力發展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內的內資外貿企業，做大出口貿易這個“蛋糕”，提高出口依存度。因此，一方面，江蘇省政府要根據國務院促外貿穩增長16條意見，在做好出口退稅和金融服務、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貿易環境方面加大對現有內資外貿企業的支持力度，幫助其積極開拓市場，提高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對于現有的內資內貿企業，經過摸底普查，對其中有經營外貿意愿的企業，通過給予“特惠制”待遇，由政府部門或職能機構牽線搭橋，由相關高校、行業協會等對這些企業進行必要的培訓，為這些內資企業順利從事外貿業務“扶上馬，送一程”。

（二）優化貿易方式，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基于江蘇的實際，可以預見，加工貿易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江蘇出口貿易的主要方式，因此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刻不容緩。1.實現加工貿易的五個轉變。根據2011年商務部會同發改委等6部門出臺的《關于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江蘇省應當在加工貿易方面實現五個轉變。①產品加工由低端向高端轉變。目前江蘇的加工貿易產品主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未來應當逐步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轉移；②產業鏈由短向長轉變。即產業鏈向上下游延伸，從過去的簡單加工向深加工配套深化，提高加工貿易國內配套、增值率，實現由單純的代加工向代設計、代加工一體化和培育自主品牌轉換；③經營主體由單一向多元轉變。目前江蘇的加工貿易主要是由外資企業完成的，內資企業的占比較低，以后應當采取措施提高內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占比；④促進內外資企業共同發展；⑤區域由蘇南向蘇中、蘇北協調發展轉變和增量由區外為主向海關特殊監管區內為主轉變。2.創新服務，推進加工貿易便利化。一是對不同區域、不同主體的加工貿易，應采取不同的監管措施。二是設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專項資金，重點扶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輕、產業關聯度強的加工貿易企業。三是簡化跨關區結轉和轉內銷的手續，便利通關。如張家港保稅區推出的海關“專家門診”在服務區內企業委托區外企業外包加工、區內企業內銷貨物先放后報的“集中報關”方案等，是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一個縮影。四是大力發展電子化監管體系，提高監管效率，建立和完善加工貿易的現代監管制度。

（三）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全力拓展國際市場。一是擴大市場的廣度。為了提升江蘇的出口貿易依存度，提高出口對江蘇經濟的貢獻度，應當不斷擴大市場，逐步做大市場這個“蛋糕”。江蘇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要鞏固和深度開發港澳地區和西方發達國家等傳統出口市場，制定適應各個市場不同特點的開拓策略；要開拓東南亞、非洲、拉美、中東歐等新興市場；要積極擴大和發展與金磚國家的貿易。通過這樣的部署，形成以周邊國家為支撐，以亞太市場為重點，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市場合理分布的格局。開拓市場時，視不同情況，采取靈活的做法，進行綜合性開拓，如將對外投資、承包工程、勞務合作等形式和出口結合起來，以利擴大出口。此外，還應當用足政策，大力開拓自貿區市場。如充分利用國家（地區）間自貿區“零關稅”等優惠政策，搶占已經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國家和地區的市場份額。二是多方式拓展市場深度。通過加強研發，采用新工藝、新技術，強化質量監控等，提升產品的質量，在市場中樹立良好的江蘇制造形象；通過在境外開展商標注冊、品牌收購等，開展品牌國際推廣，并重點提升傳統優勢產品的品牌價值；結合境外市場特點，出口企業應發揮江蘇在紡織、輕工、家電等行業生產優勢，對外投資設廠，深度開拓當地和周邊市場。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第2篇

1.1私營企業增長迅速

由加工貿易出口構成層面來看，私營企業在2001年時，占據0．22％，加工貿易額為5．26億美元；至2006年時，所占比重上漲到2．1％，加工貿易額達到176．75億美元。而由加工貿易進口構成層面來看，私營企業在2001年時占據總比重的0．1％，加工貿易額為2．5億美元；至2006年時所占總比重上漲至1．3％，加工貿易額增加為109．5億美元。六年時間外資企業的貿易額實現了33．6倍增長，而私營企業增長速度則更甚與外資企業，達到了43．8倍的上漲水平。

1.2進料加工貿易占據主導地位

2009年時，進料加工貿易占據了總比重的81．4％，而來料加工貿易所占比重降低至18．6％。不難看出占據我國加工貿易主體地位的便是進料加工貿易，并且其所占比重呈現上漲的趨勢。

2我國出口加工貿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1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據較大比重

通過對深圳工業產業的調查后發現，其加工貿易總比重中，有70％均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這70％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所掌握核心技術的產品不足5％。另外，我國企業投入研發與銷售收入的比例還不到發達國家與地區的五分之一。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直接延長了產業技術進步的周期，使得絕大多數企業的關鍵部件以及技術均依靠與進口，直接對這些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以及提升利潤空間帶來了阻礙。

2.2高污染，高耗能產業比重較大

我國出口加工貿易中，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占據極大比重，尤其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加之過于重視就業率擴大以及短期經濟效益，并且加工技術不夠先進，使得我國進出口加工貿易在發展與引進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根據相關部門統計測算，我國每生產世界GDP的5％左右便需要消耗掉30％－40％的資源。另外，來華投資的出工外商加工企業，不僅對我國土地資源、勞動力等進行利用，更是尋找到我國尚未健全的環境保護體系中的漏洞，將資源價格進行扭曲，將許多其本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加工業轉移至我國。

2.3我國加工貿易產業基本處于國際產業增值鏈條低端環節

我國加工貿易產品處于國際產業鏈條的低端環節中。擁有知識產權的企業能夠占據價值鏈上游，隨著不斷投入設計與研發，能夠促使產品保值增值。目前我國多數出口加工貿易企業均處于價值鏈低段，不得不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換取甚少的價值增值，不利于長久發展。

3我國出口加工貿易完善對策

3.1改善加工貿易產品結構，推進服務加工貿易發展

各級政府需要定制出一系列有關政策，推動我國加工貿易鏈條能夠在國內完善運轉，這樣才能夠使得相關企業把握更多的具有高附加值的內容，有傳統的單純加工發展為能夠自主創造、營銷以及服務等。另外則需要根據目前實際情況重新定制頒布限制類商品以及禁止加工貿易的商品目錄，將落后的低技術含量、高污染以及高耗能的進出口加工貿易阻擋在加工貿易優惠政策之外，保護具有綠色環保特點的加工貿易的發展。

3.2提高加工貿易監管力度

首先需要利用“圈養式”代替傳統的“漫山放羊式”，對進出口加工區進行模式管理，其管理需要始終貫徹限制增量、規范經營，優化存量以及提高水平的總原則。這樣的管理模式能夠使得各級政府對進出口加工貿易企業實行規范化管理。另外，我國需要不斷健全以及出臺新的法律法規監管體系，定制出相應進出口加工貿易準入規定，將目前諸多監管機構各自為政的現象改善，促進重點部門，如稅務、海關、外貿等對進出口加工貿易的協調監管，提高監管的力度以及有效性。

3.3促進加工貿易企業技術創新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第3篇

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出口貿易的影響途徑主要體現在：首先，由于人民幣升值，企業在出口商品時的價格就會升高，從而減弱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給出口企業帶來損失；其次，企業出口商品的外匯所得兌換成的人民幣數量由于人民幣的升值而減少，也給企業造成一定的損失。所以，人民幣的升值對于出口企業來說是不利的。人民幣匯率變化對進口貿易的影響途徑主要體現在：由于人民幣的升值，使進口的商品兌換成人民幣的價格降低，人們的購買能力增強了，或者說不變的收入可以買到更多的進口商品，從而擴大了進口貿易額。總之，當人民幣升值時，在進出口貿易上有利于進口額的增加、出口額的減少，扭轉我國長久以來貿易巨大順差的局面。一般來說，匯率的貶值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導向戰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成功的首選戰略。無論是早期的亞洲四小龍，還是后來的亞洲四小虎，都以出口導向戰略，通過政策優惠擴大開放，鼓勵支持出口企業增加出口，從而全面地發展經濟。我國已經或者說正在經歷這個階段，但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也可能極快扭轉這樣的貿易局面。貿易順差的出現可以增加外匯儲備，也能夠增強綜合國力，對于平衡經濟總量以及穩定人民幣匯率是十分有利的，后續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可以變得較為寬松。但如果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雖然可以大幅增加我國的出口貿易額，產生巨大的貿易順差，但長久的貿易順差也并不是件有益無害的事。它的弊端也會出現在多個方面：首先，貿易順差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大，國際貿易摩擦增加。其次，會弱化貨幣政策效應，降低社會資源利用效率。再次，貿易順差提高了外匯儲備成本，增加了資金流出，異致本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從表1和圖1來看，隨著人民幣匯率的逐年遞減，貿易進口額與出口額都呈現出遞增的變化趨勢。其中，在2009年有一個轉折點，出口與進口都大幅度降低的原因是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的發生，導致全球的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國民收入降低，購買能力下降，所以出口與進口都出現了巨幅下降。不過隨后中國針對經濟危機采取了相應的擴張性政策、降低利率、四萬億投資等等，使經濟又較快得到了反彈，在后期又出現進出口貿易額繼續增長的態勢。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匯率的下降對于出口的影響并不是理論上的減少出口，而是增加。首先，雖然人民幣變得更加值錢，但是由于中國的貿易活動中，出口的商品多數還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相對于國外的商品價格更加便宜，所以仍然可以保持增長。其次，在匯率下降比較多的2007年和2008年，出口數額雖然在增長，但是增長的幅度放緩，對應圖中折線的斜率在減小，說明出口還是受到了匯率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就業水平及物價水平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升值結果會影響到國內就業水平，當人民幣升值時，一方面會由于出口商品價格上漲而遏制本國出口，進而縮小國際市場的份額，最終導致國內出口導向型企業縮減生產規模，就業機會減少，從而使失業人口數量上升，使國內就業水平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越多，消費者購買的進口商品也會越多，國內進口需求會不斷增加，國內進口替代型企業和進口競爭型企業的經濟效益會下降，生產規模也會縮減，使失業人口進一步增加，導致本國就業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幣升值還會影響到國內物價水平，主要體現在：升值基本出現在外匯支出小于外匯收入、儲備增加、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如果出現儲備增加還會導致本國中央銀行以外匯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幣投放過多，最終形成商品價格上升，繼而出現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手中的錢變多，但是短時間內的消費水平變化不會太大，這樣中央銀行初期供應的貨幣量就會相對過剩，由此形成通貨膨脹，出現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再者，由于我國人口數量多，農村大量的勞動力需要轉移，所以我們將長期面臨就業壓力。經濟發展戰略和各項經濟政策都必須以促進就業為重要目標，匯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求依賴程度較高，匯率升值短期內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和結構優化，也有利于就業總量的增加和經濟結構的完善。從圖2和表2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在2005年至2011年期間，人民幣匯率呈現一直下降的趨勢，而物價指數在持續走高，就業水平雖表現出緩慢的爬升，但就業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當然，就業水平的提高離不開國家相應政策的實施，但也說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幣匯率走高的負面影響，若將就業率和出口貿易類相關行業的就業水平相聯系的話會發現，這些行業的就業率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影響較大，體現在隨著人民幣匯率的持續走低，相應的就業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幣升值會帶來內外部經濟部門的調整，原來為國際市場服務的部門將轉向為國內市場服務。因此，從國內政策看，要采取與擴大內需相適應的政策，促進經濟和就業結構順利調整，以求將匯率升值對就業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通過減稅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資產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內部分配結構，重點是提高實際消費能力較強的中低等階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規模；推進各項保障制度改革，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更加細化，培育新的市場需求；鼓勵企業擴大投資，鼓勵企業在自主創新、自主營銷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資；鼓勵對國內產品和勞務的購買。在匯率升值后，國內實際收入將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實際收入轉化成對國外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內需擴大，還會導致國內需求結構升級。一方面，從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系看，服務業增速要快于制造業，服務業吸收就業彈性較大，對就業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從制造業內部看，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需求的增長要快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變化會引起就業減少。因此，要在人民幣升值后減少對就業的不利影響，應該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是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一項重要配合措施。為此，政府應該采取鼓勵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擴大服務業的分工程度，降低準入門檻，取消進入服務業的種種限制，簡化審批手續等。

三、結論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第4篇

一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按商品和勞務流向不同可分為出口貿易、進口貿易和過境貿易。不同國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結合國內外的客觀環境條件，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目標和實現手段，特別是對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或鼓勵或抑制的不同政策，都制訂有各自的戰略規劃，以作為本國對外貿易總的指導思想，即稱對外貿易的總體戰略。

西方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把近幾十年來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對外貿易總體戰略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進口替代型戰略。最早實施這種戰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該戰略主要是高筑貿易壁壘，限制進口，通過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替代工業制品的進口，減少對國外經濟的依賴，保護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業。為了解決本國工業發展進口機械設備所需外匯，也出口一定數量的資源型產品和初級產品。

二是出口導向型戰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實施的是這種戰略。該戰略與進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張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加工業，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國家把國際市場作為本國經濟的活動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勵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大量引進外資、技術、進口原料，以彌補內資金和原材料的嚴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戰略。該戰略是上述兩種戰略的結合，把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過分限制進口，也不過分鼓勵出口。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采取過這種戰略。

以上三種戰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進口替代型把保護、限制進口作為戰略重點，出口導向型把鼓勵出口作為戰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顧，視為同等重要。

我國過去幾十年實行的究竟是何種對外貿易戰略，從來沒有過統一的認識和非常明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前談不上貿易戰略這個概念，當時按實際做法是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基本上采取了閉關鎖國及幾乎封閉式的進口替代型。至于市場的選擇，更是反復多變、忽而是“東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經貿聯系日益加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但外貿戰略仍然搖擺不定。大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進口替代型與出口導向型相結合的混合戰略；1994年以后，由外經貿部提出了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商品、資金、勞務合作與交流的相互滲透和相互協調發展的“大經貿”戰略。這實際是一種內容復雜、實施困難、含糊不清的戰略。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但究竟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總體戰略。最后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又提出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選擇可持續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比較自由的，配以適當保護的綜合戰略”和有管理的可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更是一種沒有具體戰略的戰略。

2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

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在過去甚至今后的戰略選擇問題，總是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認識，但有一點是大家都無可爭辯的，這就是出口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始終處于主導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所在，更關系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前途問題。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年我國堅持了以出口貿易為先導，才以此帶動了進口貿易，推動了對外開放，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

（1）從外貿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從1990～2005年的16年間，出口貿易依存度有15個年份高于進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為20%以上，最高年超過3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GDP的20％以上來自出口貿易。

（2）從外貿貢獻度方面，出口貿易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根據林毅夫等學者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動GDP增長1.0％。而進口貿易，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國內市場一直處于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貢獻，而且體現為漏損，二者呈負相關，進口每增長10.0％GDP增長為負0.56％。由此可知，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功不可沒。出口貿易已成為與投資，消費一起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尤其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這駕馬車顯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長還會刺激消費增加和投資擴大，對后兩駕馬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貿易是我國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從1978～2005年我國年出口貿易額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620億美元，增長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間，除1993年貿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其中2005年順差超千億美元。多年的貿易順差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增長。進口額由1978年的108.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6601.2億美元，增長了約61倍。

出口貿易能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重點，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及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首先，出口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就要大力發展外經貿事業，就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以及多邊、雙邊經濟合作等，所有這一些都需要出口貿易換取的外匯提供資金保證。其次是我國產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發展出口貿易必須積極發展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貿易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所需資金創造條件。第三，我國具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稀有金屬、煤炭等的礦產資源優勢，機電等制成品的工業基礎、生產規模和成熟的國際市場優勢，新開發生產的高科技產品優勢等都比較明顯。

3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物質商品結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發生了兩個明顯的轉變：一是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產品、礦物燃料產品等為主，工業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5年初級產品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9％，工業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業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為主向精加工型為主的轉變。過去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多屬于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產品逐漸增多。目前我國出口的幾大類產品中，高科技產品僅次于機電、輕紡排在第三位，而且還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但是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總體上講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輕紡產品中的絕大部分和機電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上不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我國國內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也正在減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較少，市場競爭力不強。貼牌產品雖然市場看好，但我國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

鑒于目前的現狀，對今后如何進一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筆者認為應根據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市場的發展趨向，堅持走以輕紡類產品為基礎，以機電類產品為重點，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的出口戰略，其內容如下：

3.1以輕紡產品為基礎

輕紡產品是我國的傳統出口商品，輕紡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是我國發展出口貿易的根本所在，特別是紡織服裝、兒童玩具，國內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出口大國的地位不易被撼動，是我國出口戰略的基礎。但是由于我國輕紡產品一般檔次較低、質量較差、名牌較少，競爭力不強，輕紡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國多為歐美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日趨升溫，對從我國進口的紡織品等歧視性限制逐漸增加，再加上國內成本優勢正在減弱，因此出口形勢依然嚴峻。今后要堅守輕紡產品出口這一根基不被動搖，就必須采取以質取勝、提高質量、提高檔次、創立品牌。

3.2以機電產品為重點

把機電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戰略的重點，不僅這是我國目前出口的第一大類產品，出口額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還在于：一是機電產品中的一些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發展機電產品出口，可以改變長期以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二是機電產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生產規模較大，與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加機電產業的發展，也可為其他部門提供更多先進的技術設備，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三是發達國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國內機電產業出現萎縮，所需機電產品多為進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對機電產品，尤其是對成套設備的需求也明顯增加。因此，機電產品的世界市場容量很大，貿易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50%，出口貿易的空間較大。

3.3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計算機等電子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產業，代表著世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些新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本身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同時還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產業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從而增強同類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下大力氣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的出口，不僅是我國出口貿易追求的戰略目標和新的增長點，更可極大改變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迅速，2005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接近30%。雖然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今后發展潛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發展新技術產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的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戰略目標，是符合我國情況和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需求，是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和驅動力。

4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

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確提出實行“多元化的市場戰略”，其內容包括：繼續開拓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市場，穩定鞏固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亞洲市場，加快發展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市場，積極開發非洲、拉丁美洲市場。但不同時期，多元化市場戰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今后這一戰略如何實施，筆者認為，鑒于我國加入WTO后國際經貿環境的新變化及國內“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應當在堅持創匯增收、出口與進口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出口產品適銷對路、發展國家間友好合作關系等原則下，把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分為三大不同類型，區別對待。三大類型是：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促進進口、服務于進口貿易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銷售中低檔次產品和發展國家友好關系為主要目標的市場。

（1）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包括我國港、澳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市場，當屬于以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容量大、消費水平高、需求穩定，我國產品在這里享有一定信譽。因此長期以來這里一直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年出口額一般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5%左右，是我國名副其實的外匯收入的搖錢樹，同時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先進技術和設備的主要來源地。對于這些地區要在堅決鞏固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地向縱深發展。

（2）以促進進口，服務進口為主要目標的出口市場。這類市場包括俄羅斯、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西亞的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北非的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西非的尼日利亞、拉美的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家和地區。

我國不僅是出口大國，同樣也是進口大國，不僅要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還要進口我國儲備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資源性產品，如被稱為我國發展瓶頸的石油、天然氣，以及鐵礦石、化肥、銅礦等，上述地區正是這些資源儲量、生產、出口的重要地，同時又不受發達國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國的重要進口基地，鞏固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對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維持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一是要盡量保持貿易平衡，用擴大出口解決進口所需外匯；二是為建立可靠穩定的進口基地，應以提供設備技術、直接投資、勞務輸出等方式與對方建立多種經濟合作關系。總之，把這些地區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不應以換取外匯為目標，而是滿足進口需要。

(3)亞、非、拉其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晚，工業制成品比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購買力不高，我國出口的中低檔為主的輕紡類產品，價格低廉，非常適合這些國家的消費需求；我國的機械設備、操作技術要求不高，價格合理，與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相配套。因此這些地區理所當然的應是我國，特別是眾多中小企業產品的出口市場。此外，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我國保持著友好關系，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是我國的忠實朋友與合作伙伴，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關系，進一步開拓出口市場既可落實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又可以鞏固國家間的友好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應堅持以出口為主導的戰略方向，在出口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堅持創匯增收，同時通過技術設備引進及自我發展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在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實施上，根據不同的目的，市場的選擇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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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如曉.中國對外貿易概論[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5

3趙玉閣.中國對外貿易教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貿易出口論文范文第5篇

1、模型與數據筆者初步建立了以對外勞務輸出總量（SE）作為自變量，以出口總額（EX）作為因變量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分別對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以消除異方差）。所有檢驗與回歸均利用Eviews6.0軟件完成。模型如下：LNEX=β0+β1LNSE+μ0（1）在數據方面，筆者選取河南省2000年至2013年年末在外人員數（單位：人）代表勞務輸出總量作為模型的自變量，其中2005—2013年的數據來源于2007—2014年《河南統計年鑒》，2000—2004年的數據來源于《河南年鑒》；選取了2000—2013年河南省的出口總額（單位，萬元）作為模型的因變量，出口總額的數據均摘自《河南統計年鑒》。

2、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為了避免“偽回歸”，筆者選取學界運用較多的ADF方法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兩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的ADF統計量值都大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兩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都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的。而變量LNSE和LNEX的二階差分的ADF統計量值分別為-3.931043和-3.972618，都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水平-1.977738，說明了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是平穩的，即兩個變量是二階單整變量。為了避免“偽回歸”，我們就不能直接對模型進行OLS回歸，要進一步檢驗二者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

3、數據的協整檢驗因本文中的兩變量都是二階單整的，筆者采取JJ法（Johansen檢驗）檢驗兩變量是否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拒絕了無協整，接受了最大一個協整的原假設，即兩變量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說明河南省勞務輸出總量與出口總額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長期均衡。這和上文敘述的，兩者在2000年以來呈現的相同變化趨勢相照應。

4、OLS回歸協整檢驗表明兩變量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為了進一步對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進行測度，筆者選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R2較為接近1，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自變量的T統計值為7.555296，大于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是顯著的。但是回歸結果的D-W值只有0.707075，說明模型存在正自相關。為了消除正自相關，需要對模型進行簡單修正，經判斷發現此自相關為移動平均型。筆者通過向模型中加入MA項，消除了自相關。修正后模型D-W值為1.885353，自相關已經被消除；可決系數為0.957678，說明加入MA項后，模型的擬合效果得到了進一步改善；修正后的T統計量值為75.42819，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仍是顯著的。LNSE的系數為0.949280，即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總量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引起出口總額同向變動0.949280個百分點，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對出口貿易有明顯的拉動作用。這一結論與經典國際貿易貿易理論堅持的要素流動對貿易具有替代效應的結論明顯不符。

5、格蘭杰因果檢驗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總量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許多經濟變量之間往往存在互相而非單向的影響。格蘭杰因果檢驗就是一種通過考察變量之間在統計上的先導—滯后，來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究竟是單向還是雙向的方法。筆者參照AIC和SC原則選擇3階為模型的最優滯后階，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檢驗的結果顯示在滯后期為3期時，對外勞務輸出不是出口的格蘭杰因果原因，而出口是對外勞務輸出的格蘭杰因果原因。但這并不說明對外勞務輸出與出口沒有因果關系，只能說明對外勞務輸出不是出口的先導因素，而出口是對外勞務輸出的先導因素。即對外勞務輸出的信息效應的發揮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對出口貿易的拉動是滯后的；另一方面，伴隨著出口貿易的增長，需要更多的勞務輸出以承擔貿易輔助工作，同時出口貿易的增長也會使得貿易關系更加活躍和緊密，帶動更多的國際勞務合作與交流。

6、模型的誤差修正在實際應用中我們往往更關注實際的經濟變量之間短期的關系和“動態均衡”，而非長期均衡。筆者參照兩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模型式（1）根據上文的檢驗結果，結合變量的實際經濟意義，按照格蘭杰表述定理，建立了變量的二階非均衡關系式（4），并在對其進行了簡化之后做了OLS回歸。其中ECMt-1和ECMt-2是分別是滯后一期和二期的均衡誤差。模型的R2值僅為0.245354，且各項系數均不顯著，這說明，短期偏離長期均衡的修正機制在實證中是不存在的，也更加確認了，LNSE與LNEX之間是一種長期均衡關系，這種長期均衡在短期內表現并不突出。

二、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