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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簡介」

原告李某為某網絡游戲的玩家，一日發現自己ID內所有的虛擬裝備丟失，包括生化裝備10件、毒藥2個、生命水2個、戰神甲1件等。李某與網絡游戲運營商聯系，該運營商僅能查詢裝備的流向：寄給玩家XX.李某向運營商索要玩家XX的詳細資料，運營商以玩家資料屬于個人隱私為由而拒絕提供。于是李某將該運營商告到法院，要求運營商賠償其丟失的裝備。該運營商認為，網絡游戲中的裝備等財產只是游戲中的信息，實質上只是一組電腦數據，本身并不以“物”的形式存在，運營商不能為不存在的東西負責。

「法院判決」

法院認為，雖然虛擬裝備是無形的且存在于特殊的網絡游戲環境中，但并不影響虛擬物品作為無形財產的一種獲得法律上的適當評價和救濟。由于玩家在網絡游戲預先設定的環境下進行活動，活動的自主性受環境設定的限制，而運營商掌握服務器的運行，并可控制服務器數據，因此要對玩家承擔更嚴格的保障義務。法院認定運營商應對李某虛擬物品的丟失承擔保障不利的責任，判決運營商通過技術手段將查實丟失的李某虛擬裝備予以恢復。

「法理透析」

通過判決對網絡游戲中的虛擬財產予以法律保護，這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還是第一例。做出這一判決的法官的智慧與勇氣非常值得贊賞，但尤為值得贊賞的，是這一判決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理論聯想。

顯而易見，網絡游戲中形成的虛擬財產具備許多與現實財產相同的屬性。例如，虛擬財產最終是通過編程等勞動而形成，具有形成價值的客觀基礎；虛擬財產可以帶來玩家參與網絡游戲的愉悅感并滿足玩家占有和增加財產的成就感，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虛擬財產可以用來交換，具有交換價值；從法律視野來看，虛擬財產同樣可以被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并因此可以成為法律關系的客體。所以，本案法官認為“雖然虛擬裝備是無形的且存在于特殊的網絡游戲環境中，但并不影響虛擬物品作為無形財產的一種獲得法律上的適當評價和救濟”，這是一個十分正確的判斷。但是，如何把握法律對虛擬財產的評價和救濟的適當性，卻是一個在理論和實務上更為重要的問題。兩個玩家可以在虛擬世界中結婚并把虛擬財產作為家庭財產，如果這兩個玩家后來鬧離婚，并為如何分配虛擬財產而產生糾紛，現實世界的法院是否會為雙方裁決虛擬財產如何分配？網絡游戲可以年復一年地玩下去，如果某一擁有億萬虛擬財產的玩家不幸去世，現實世界的法院是否要把這些虛擬財產直接納入遺產，并在現實世界中通過繼承程序予以分配？可見，現實世界的法院并不能對任何虛擬財產糾紛都予以判決，進而言之，現實世界的法律并不能對虛擬財產給予概括性的保護。

自從網絡技術出現以來，我們的世界就被割裂成兩部分：一個是不用網絡技術即可感知的現實世界，另一個是必須利用網絡技術才能感知的虛擬世界。網絡中的虛擬世界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和設想，其中必有許多與現實世界同構與類似之處。虛擬財產與現實財產之間的相似性，實質上并不是其獲得法律保護的根據。法律之所以保護某類財產，不在于它是“物”，不在于它有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在于其上存在著法律必須保護的社會關系。法律只調整社會關系，由于財產是社會關系的客體時，才成為法律保護的客體。

實際上，在我們以工具意義看待網絡世界時，它仍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是現實世界中的人們進行信息交流的技術手段之一，例如在電子商務、網上銀行等社會經濟活動中網絡聯系的地位與作用。在我們以本體意義看待網絡世界時，它卻用獨立的信息處理和記憶方式，構筑了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區別的虛擬世界，例如在網絡游戲中形成的社會環境。這樣在我們的感知范疇就形成了兩種社會關系體系：一是現實世界的現實社會關系體系，二是虛擬世界的虛擬社會關系體系。現實的法律只能調整現實的社會關系，如本案中玩家與網絡游戲運營商之間的關系。現實的法律不能調整虛擬的社會關系，如網上婚姻及因此形成的共同虛擬財產關系。但是，虛擬世界并不能完全脫離現實世界而存在，虛擬世界需要現實世界的物質和能量的支持才能存續，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存在必要而頻繁的信息交流。在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發生的關系屬于社會關系時，它應當屬于現實世界的社會關系，如玩家網絡游戲中用現實貨幣購買游戲裝備。至此，我們可以給法律是否保護虛擬財產設定一個最為基本的界面限制：只有虛擬財產與現實的社會關系發生具有法律意義的聯系時，才能進入現實法律調整的范疇。

在本案中，玩家與運營商之間的關系也有兩重性：其一是本案所審理的屬于現實世界的社會關系，如本案所涉及的屬于現實法律調整的娛樂服務合同關系；其二是某一虛擬世界的締造者和活動者之間的關系，如玩家進入運營商構造的網絡游戲環境，按照運營商預定的游戲規則參與游戲等，屬于虛擬世界規則調整的虛擬社會關系。法院只能對兩者關系中的屬于現實社會關系的部分進行判決，因此判斷運營商對玩家虛擬裝備的安全保障是否違反了現實社會中的娛樂服務合同義務，是本案得以正確處理的關鍵。由于運營商具備雙重身份并且其與玩家的關系具有雙重屬性，因此有一些問題點是值得討論的。

第一，在審理與虛擬財產有關的案件時，要避免把虛擬世界的內部事務納入判決的范疇。所謂虛擬世界的內部事務大概有這樣一些要件：主體是虛擬世界中特定的，如玩家自己的ID；主體是以虛擬世界的身份活動的；活動的范圍限于虛擬世界，不論其是否遵守虛擬世界的游戲規則；在虛擬世界活動中與現實世界的聯系是非法律意義的，如玩家自己為參與網絡游戲而付出的能量與信息。如果一個玩家以虛擬世界的身份侵害一個玩家的虛擬財產，不管其行為是否符合該虛擬世界的游戲規則，均應當視為該虛擬世界的內部事務，現實的法律不應當理會；如果運用一個虛擬身份侵害現實財產，如盜取他人網上銀行的帳號并竊取其資金，則屬于現實世界的事務，應當屬于現實的法律調整的范疇；如果以一個現實世界的身份侵害他人的虛擬財產，如運營商隨意刪除玩家的虛擬財產，也應屬于現實世界的事務，可以運用現實的法律對這種行為進行制裁。

第二，要注意區別網絡游戲運營商的雙重身份。在現實世界，運營商是合同義務的履行者，對其合同義務的履行、過失的認定等，現實法律提供了一般判斷標準。在網絡游戲的虛擬世界，營運商實際在扮演一個“造物主”的角色，但運營商作為一個有某種缺陷的現實社會主體，實際上不可能成為完美的虛擬世界“造物主”，其構造和保障一個網絡游戲環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是千差萬別的，永遠面臨來自不同方面的技術和信息的挑戰或攻擊。一個技術保障水平很低的人也可以構造一個網絡游戲環境讓玩家來玩，至于玩家愿不愿意忍受這種游戲環境，就看玩家的興趣所在和忍耐程度了。所以，現實的法律不能要求運營商有保障虛擬財產安全的一般能力，而只能要求其擁有符合特定合同約定的安全保障能力。除非現實合同中含有運營商具備或者應當具備某種水平技術保障能力的條款，否則不能用現實世界的法律要求運營商提高對虛擬財產的技術保障能力。

第三，網絡數據在體現虛擬財產和現實財產方面的不同意義，也是值得注意的。在電子商務或網絡銀行的活動中，網絡數據只是現實財產的記載。因此，即使因不可抗力而致使記載現實財產的數據庫崩潰，運營商仍有義務保障本系統內他人現實財產不受損失。而對于虛擬財產來說，網絡數據卻是財產本身。如果在運營商沒有現實合同履行上的過失的情況下，因外力攻擊而致使某個網絡游戲環境崩潰，運營商沒有義務恢復玩家原有的虛擬財產。就象我們進入現實世界首先就要接受我們出生的時代和國度一樣，玩家進入一個網絡游戲中，就得接受其既存的網絡社會環境包括它的命運。玩家如果認為運營商預設的游戲規則極不合理，其“網管”的技術保障水平低劣得不能容忍，以至無法在這個虛擬世界中生存，可以通過在虛擬世界中的活動改造它，也可以選擇在這個虛擬世界中消失。當然，玩家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在現實世界中向運營商提出商業建議和技術建議，但卻不能因此要求現實的法律制裁運營商。

考慮到以上因素，可以為本案處理提供的一些建議是：在本案中，如果運營商在合同中約定了對玩家虛擬財產的技術保障水平，而玩家XX以低于這種技術保障水平的手段就竊走了李某的虛擬裝備，那么運營商要為此承擔違約責任。如果運營商約定為玩家保管虛擬裝備，即使玩家XX用高于運營商技術保障水平的手段竊走了李某的虛擬裝備，運營商也要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如果玩家李某與運營商的合同中沒有這類約定，那么就要考慮是否還有其他與現實社會關系相聯系的事實作為審理本案的依據，否則，就要考慮李某是否只能在虛擬世界尋求救濟了。由于玩家XX是以虛擬世界中的身份在虛擬世界的活動中竊取了李某的虛擬裝備，因此，李某最好向網絡世界的虛擬警察報警，并請求虛擬法院做出保護自己虛擬財產的判決，然后通過“網管”這個虛擬世界的“上帝之手”強制執行，這同樣能保護玩家李某的虛擬財產。至于運營商是否在網絡游戲環境中設置了虛擬警察和虛擬法院，這就要看運營商對虛擬世界中社會分工的技術能力、商業眼光和價值判斷了。

在古典文學中，常有蒙冤者陽間得不到公正的法律救濟而到陰間或上天尋求公道的情節。想不到在現代高科技社會，同構的事情會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發生。現實的法律只調整現實世界的社會關系，虛擬世界中的糾紛最好在虛擬世界解決。這應當是現實世界對待虛擬世界的一個態度。因為現實世界已經夠龐雜的了，現實世界的法院已經夠繁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