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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臺灣省是我國頒布有關器官移植立法的最早地區，臺灣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是臺灣省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首部立法，該條例對我國大陸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本文簡單分析了該條例的特點，并就其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臺灣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評介

抗生素的發現與器官移植被稱為20世紀兩個最重大的醫學發現，而器官移植則更被視為“21世紀”醫學之巔。伴隨著新世紀的來臨，器官移植又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器官移植重新獲得了健康。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國器官移植起步較晚，但發展卻極為迅速，目前已在肝移植、肺移植等方面邁入世界先進國家行列。然而，與此極不相稱的是，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在器官移植方面進行全國性立法，這不僅極不利于我國醫患關系中涉及器官移植部分的法律關系的調整與規范，也極大地制約了我國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與應用。1987年6月19日，臺灣省在我國境內率先通過了一部專門規范人體器官捐獻的《人體器官捐獻條例》，該條例的出臺，較好地規范了與器官移植有關的醫事行為，也較為有效地保障了臺灣省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在這種背景下，研究臺灣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內容與特點，借鑒其在該方面的成功立法經驗，對加快祖國大陸器官移植的立法步伐無疑將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基于此，本文擬就臺灣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簡作評介！

一、《條例》的主要特點

《條例》共25條，對包括《條例》的制定依據、器官類目的指定、腦死亡的判定以及罰則等在內眾多內容進行了規定。

（一）《條例》是一部器官移植技術發展與應用的保障法

法律作為一種具有普遍約束效力的社會規范，都有其制定的目的。作為臺灣乃至中國首部有關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條例》首先對其本身的目的進行了明確規定。根據《條例》第一條之規定，該條例旨在保障醫師摘取尸體或他人器官并施行器官移植手術，以恢復人體器官的功能或挽救生命。這說明，《條例》是一部旨在保障器官移植技術發展和應用的專門法。這在《條例》第三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對“器官類目之指定”、“人體器官保存庫之設置”以及“捐贈器官者其親屬之表揚及喪葬費之補助”的規定中都體現了這一點。根據這些規定，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的類目由衛生主管機關依實際需要指定，這些器官包括組織；醫學院為妥善保存摘取的器官，應設置人體器官的保存庫；捐贈器官供移植的死者親屬，可以獲得市或縣（市）的表揚，家境貧困的還可酌情獲得一定的喪葬費補助。筆者以為，對移植器官類目指定的規定，可以保證那些技術上已相對成熟而臨床醫療實踐也已獲得極大成功的器官移植被獲準進行，而將那些移植風險還相對較大、成功率不高的器官移植排除于可以進行移植的人體器官移植技術之列，有利于保障醫師施行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提高器官移植技術的臨床應用。對人體器官保存庫設置的規定，可以使經由捐獻而來但又未能及時用于移植的人體器官獲得較好的保存，有利于保障移植器官的質量及醫師對器官的利用。而對“捐贈器官者其親屬之表揚及喪葬費之補助”的規定，則有利于公眾自愿捐獻器官，使器官移植獲得更多的供體來源。上述規定都有利于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手術，有利于對病人生命的拯救，體現了《條例》對器官移植的支持與保護。

（二）《條例》較好地注意了與其他立法之間關系的協調

作為器官移植的專項法，《條例》較好地注意到了自身與其他立法之間關系的協調。表現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而涉及刑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而第二十三條則規定：“器官移植手術屬于人體試驗部分，應依醫療法有關規定辦理。”這兩項規定表明，《條例》充分考慮到了人體器官捐獻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刑事問題及普通醫事問題，并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指明了具體的法律適用，這就較為恰當地解決了該《條例》與其他立法之間在適用范圍上可能產生的沖突，協調了與其他立法之間的關系。

此外，《條例》第一條第2款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它法律之規定。”該規定明顯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好處：其一，較好地照顧了《條例》與臺灣其他現行法的關系。器官移植作為一種復雜的醫事行為，涉及諸如生命健康權、身體權、知情權、過失殺人、醫療事故、對器官移植行為的監管等眾多問題，《條例》作為器官移植方面的專項法不可能將這些問題一概納入其規制范圍之內，而顯然應將其分別讓位于各個相應的部門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來加以解決。《條例》第一條第2款的規定無疑為其他各部門法介入對上述問題的規制提供了法律依據。其二，《條例》的上述規定也為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留出了余地。作為臺灣首部器官移植方面的專項法，《條例》沒有也不可能將器官移植中的所有行為都規定得毫無遺漏，隨著將來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及臨床應用，肯定還需要出臺更多相關的法律（如腦死亡法）來配合它的實施。為此，需要它為將來器官移植法的制定留出一定的立法空間，而《條例》第一條第2款的上述規定無疑客觀上起到了這樣一種作用。因為依照該規定，在某些問題沒有明文法律加以規制時，應“適用其它法律之規定”，而這里的其他法之規定顯然也應當包括為彌補該《條例》之不足而于將來制定的器官移植法。

（三）在判斷死亡的標準方面，《條例》堅持了二元標準

在已制定過器官移植立法的國家和地區中，對腦死亡的處理往往具有較大的難度。理論上，心死亡作為傳統的死亡判斷標準，對器官移植的效果有著很大的負面影響。這是因為，人體某些器官的移植（如心臟、肝臟等）往往對供體的器官有著較高的要求，在供體心死后再進行移植，其效果大都不很理想，不僅移植的成功率會大打折扣，且移植后病人的成活期也普遍較短。而腦死亡目前還沒有像心死亡那樣為公眾所普遍接受——盡管現代醫學的發展已經證明在人腦已經死亡的情況下即使其心跳依舊，也絕對不可能會再復活。這就使得醫師無權從腦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從而極大地阻礙了器官移植的臨床應用，使不少患者僅僅因為器官不夠新鮮而成為器官移植的犧牲品。在這種情況下，各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做法。一是制定腦死亡法與腦死亡判斷標準，明確將腦死亡作為取代心死亡的一項死亡判斷標準，允許醫師從腦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二是依舊堅持傳統的心死亡概念，拒不承認腦死亡，禁止醫師從腦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而我國臺灣的做法顯然體現出了較大的靈活性。一方面，它依舊堅持將心死亡作為判斷人死亡的基本標準，但同時又不否認腦死亡標準，而將腦死亡標準作為了心死亡標準的輔助標準。體現在具體規定中，《條例》第四條（自尸體摘取器官之時間及腦死之判定）及第五條（腦死判決醫師施行移植手術之禁止）規定：“醫師自尸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后為之。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前條死亡判定之醫師，不得參與摘取、移植手術。”就是說，依照《條例》的規定，醫師摘取死者的器官應當在器官捐贈者的診治醫師以心死亡的標準判定其死亡之后才可以進行；當然，器官捐贈者的診治者也可以腦死亡為標準來判定器官捐贈者是否死亡，但這樣做需依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的特殊程序來進行；而為了防止醫師舞弊，《條例》禁止對捐贈者作出腦死亡判定的醫師施行器官摘取和移植手術。這樣的規定，相對于單純接受腦死亡而拒絕心死亡或單純堅持心死亡而排斥腦死亡的做法而言，顯然要靈活了許多，也科學了許多。因為這樣一來，對于那些已接受腦死亡并作出器官捐獻意思表示的人來說，在其腦干死亡后，醫師有權從其身體內取出所需要的器官用于移植；而對于那些不接受腦死亡的人來說，醫師要想摘取其捐獻的器官，則依舊需要在其心跳完全停止之后才可以進行。在死亡的標準上，捐贈者具有了選擇權。

（四）《條例》確立了符合各國器官移植立法規律的基本原則

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原則：

1.器官移植的安全保障原則：器官移植是一項高度復雜的現代醫學技術，盡管目前各國的器官移植手術都獲得了較大的成功，但相對于一般的醫學技術應用而言，它依舊潛藏著巨大的醫療風險。《條例》充分考慮到了這種風險的客觀性，并為這種風險的預防規定了具體的應對策略。根據《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的規定：施行移植手術應依據確實的醫學知識，符合醫學科技之發展，并優先考慮其它更為適當之醫療方法；醫師自尸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后才可以進行；參與捐獻者死亡判定的醫師不得參與摘取、移植手術；醫師施行器官移植時，應善盡醫療及禮儀上必要之注意；醫院、醫師應在報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其資格及器官之類目后，才可以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術；醫師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建立完整醫療紀錄；經摘取的器官不適宜移植者，應依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的方法處理。這些規定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器官移植的風險性，保障器官移植的安全進行，防止發生一些不必要的醫療糾紛和生命健康損害。

2.人體器官捐獻的無償原則：在人體器官的捐獻方面，《條例》堅持無償捐獻原則，反對人體器官的有償買賣。為此，《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提供移植之器官，應以無償捐贈方式為之。”這說明，《條例》提倡捐贈者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無償捐獻自己的身體器官，是該《條例》的一項基本原則。

3.人體器官捐獻的自愿原則：除了在人體器官捐獻方面堅持無償捐獻原則之外，《條例》還將捐獻者自愿捐獻器官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為此，《條例》第六條及第八條分別對醫師摘取尸體器官和活體器官的的問題進行了規定。據此，醫師自尸體上摘取器官須滿足以下條件之一：（1）死者生前以書面或遺囑表示同意；（2）死者最近親屬書面同意；（3）死者生前有捐贈的意思表示，且經兩個以上的醫師書面證明的，但死者身分不明或其最近親屬不同意的除外。而醫師摘取活體器官則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1）捐贈器官者須為成年人，并應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的書面證明；（2）摘取器官須不危害捐贈者的生命安全，并以移植于其三親等以內的血親或配偶為限。[1]可見，“自愿”（或“同意”）是醫師從捐贈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最基本要求，只有在符合自愿的前提下，摘取捐贈者器官的行為才被認為是合法的。

4.未成年人生命權益特殊保護原則：器官移植手術是一種高難度的手術，手術過程中會伴隨著一定的風險。未成年人作為正處于生理發育最佳時期的一類特殊社會群體，在如對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對被摘除器官的未來健康需求等許多方面都還具有不確定性的特點，容易引發損害其合法權益的事件發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夠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斷能力和情緒控制能力，對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難以具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和理解，容易遺留問題和糾紛。因此，在人體器官的捐獻方面，各國一般都對未成年人的生命權益給予了較為特殊的保護，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獻器官。《條例》借鑒了國際上的普遍做法，將器官捐獻者的范圍限定于成年人。[2]

二、《條例》的幾點缺陷

作為臺灣乃至中國首部有關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條例》對臺灣島內及整個中國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然而，另一方面，該《條例》也還存在著一些缺陷，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條例》制定的目的不利于該法獲得應有的社會認同

人體器官捐獻法固然應當是一部旨在保障醫師順利摘取人體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的法律，但它更是一部保障器官移植安全、規范進行的法律。人體器官捐獻法的目的不僅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更在于規范人體器官移植行為，保障器官移植安全和規范地進行，保護好器官移植供受體的合法生命權益。而通過以上我們對《條例》制定目的的介紹中，我們不難看到，《條例》重視了對醫師摘取器官以順利施行移植的保障，但卻忽略了對器官移植供受體權益的保護問題，而這樣規定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很容易使公眾產生如下誤解，即：人體器官捐獻法是醫師進行器官移植的保障法，而不是器官移植供受體利益的保護法。這不僅與人體器官捐獻法的實質相背離，且不容易使公眾正確理解和接受器官移植，無益于《條例》的社會認同。

（二）對捐贈者范圍的限定過于狹窄

《條例》對捐贈者的范圍作了比較狹隘的規定，根據該規定，器官的捐贈者必須是患者三親等以內的血親或配偶。這就大大限制了器官移植供體的來源，不利于器官移植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也不利于醫師對生命的救治，這是因為，在患者三親等以外的血親以及其他人員中，有時并不乏自愿捐獻器官以救助患者的人，而《條例》對捐贈者范圍的狹隘界定，實際上是對其他人員捐獻器官的禁止，因此，在患者三親等以內的血親或配偶不愿或無法捐贈其器官時，即使患者三親等及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在其器官符合醫學標準而其本人也愿意毫無代價的捐獻自己的器官以救治患者，依照《條例》的規定，醫師也不能從其身體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這明顯不利于對患者生命的救助，也無益于器官移植技術的進一步推廣與臨床應用。

（三）沒有賦予捐贈者對器官捐贈協議的變更權

器官捐贈的本質是器官捐贈者捐獻對被捐獻者器官的處理。[3]由于傳統的生命觀念與民法理論都禁止將人體器官作為法律關系的客體，使得人體器官的性質在法律上較難界定，不能完全按照物權法的理論與實踐去處理器官捐贈行為。因此，對于器官捐贈者依法簽訂的器官捐贈協議，法律應當予以靈活的保護，在捐贈者毀約而解除捐贈協議時，應視不同情況而給予適當的支持。這既是器官捐贈協議這一特殊民事協議的內在要求，也是鼓勵更多人自愿捐獻器官或遺體的基本需要。因為，只有當人們認為法律是在真正保護器官捐贈者的利益時，他們才樂于作器官捐獻者，樂于捐獻出自己或自己親屬的器官或遺體；而法律賦予他們對自己簽訂的器官捐贈協議以變更權，無疑是給予了他們更大的自主權，這易于使他們認同器官捐贈，從而激發他們捐贈的積極性。正是基于這一考慮，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器官移植立法都對捐贈者變更捐贈協議的權利給予了重視。例如，祖國大陸首部有關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已于2001年3月開始實施）就明確規定：遺體捐獻人應辦理遺體捐獻登記手續，“辦理遺體捐獻登記手續后，捐獻人可以變更登記內容或者撤銷登記。登記機構應當按照捐獻人的要求，及時辦理變更或者撤銷手續。”[4]而臺灣省《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顯然沒有賦予器官捐贈者變更器官捐贈協議的權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臺灣省在人體器官捐贈方面的一個不恰當立法理念，即重在保障器官移植手術對供體器官來源的需要（也就是重在保障器官移植受體的生命利益），[5]而非保障器官移植供體的生命利益。而實際上，相對于受體的生命利益而言，供體的生命利益更應當受到保障，因為無償捐獻器官是《條例》的一項基本原則，在無償捐贈的情況下，供體是甘于付出而又完全得不到回報的一方，作為法律關系當事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平衡器，法律只有優先且重點保護供體的利益才更符合法對公平與正義的追求。而在這一點上，《條例》顯然沒有很好地予以考慮。

注釋：

[1]這里所稱的配偶，是指與捐贈器官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三年以上的人，但結婚滿一年后始經醫師診斷罹患移植適應癥者，不在此限（參見《條例》第八條第2款）。

[2]參見《條例》第八條第1款。

[3]這里包括兩種情況，一是捐贈者對其本人器官的處理，二是捐贈者沒有相應的意思表示但在其死后其近親屬對其遺體器官的處理。

[4]參見《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第12條、第13條與第14條。

[5]當前，在世界范圍內，供體器官來源不足已經成為影響器官移植臨床應用的主要障礙，從短期來看，捐贈者變更捐贈協議無疑會進一步減少器官移植的供體來源，影響到對患者生命的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