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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滿族語言文字曾經盛行于東北各地，在黑龍江地區一直使用到光緒年間。關于東北地區“心尚清文”的歷史情況，由于清朝官書“別無記載”[1]，幾乎湮沒無聞。本文擬就滿族語言文字在東北的興廢及其影響作一初步探討，不當之處，敬請專家指正。

一

滿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顏希尹曾參照漢字創制女真文。金亡后，在東北地區仍有少數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葉終被廢棄。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以征討尼堪外蘭為名開始其統一的事業。戰爭的勝利使努爾哈赤的屬民越來越多，與明朝官員及蒙古各部的聯系也日趨頻繁，而此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努爾哈赤命令厄兒得溺和剛蓋兩人創制滿文。據史載：

“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識厄兒得溺、剛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皆知，我國之言寫蒙古文字，則不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剛蓋、厄兒得溺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媽字，此非阿媽乎（阿媽，父也）？厄字下合一脈字，此非厄脈乎（厄脈，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于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制滿洲文字自太祖始。”[2]

努爾哈赤時期創制的滿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寫滿語語音，因無圈點，稱為無圈點滿文，又稱老滿文。

滿文的創制是滿族社會進步文明發展的標志，而且對滿族共同體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滿文創制20年后，“滿洲國自東海至遼邊，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鮮鴨綠江，同一音語者俱征服是年諸部始合為一”[3]。“同一音語”是滿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條件，滿文的出現更增強了滿族共同體成員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滿文老檔》一書，就是用無圈點滿文寫成的。該書既記錄了1607年至1636年間滿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又是滿文創制后即成為后金和清政權官方文字并得到廣泛使用的最好說明。

天命六年（1621年），滿族進入遼沈地區，滿語文也隨之成為遼東地區使用的主要語言文字。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滿族以征服者的身份進入遼東地區，征服者的語言文字必然居于主導和支配的優越地位。二是遼東地區的漢族人口大量地死于戰亂或外逃，仍留居當地的漢人多數淪為八旗官兵的奴仆，不得不順從其主人的語言文字。三是以努爾哈赤及其子侄為核心的滿洲貴族集團討論軍國大政時，雖然吸引投降后金的漢官參加，使用的都是滿語滿文，當時漢官因不通滿語，經常遭到滿洲貴族的岐視甚至侮辱。如有的漢官回憶說：“滿洲國人語言既同，貴賤自別，若夫漢官因未諳滿語，嘗被訕笑，或致凌辱，至傷心墮淚者有之。”[4]皇太極繼位后，采取緩和滿漢民族矛盾政策，重視發揮漢官的作用，但漢官因不懂滿語，收效甚微。天聰六年（1632年），后金刑部承政高鴻中在其奏議中說：“臣不通金語（即滿語），在別部尤可，而刑部時與貝勒大人講議是非曲直，臣一語不曉，真如木人一般，雖有若無。再懇天恩，另擇一通金語者，立于刑部，將臣另辦別事，庶為兩便。”[5]

漢官們為便于參政和仕進的暢達，就要掌握滿語文，并且很快做到了這一點。天聰五年（1631年），后金設置六部，以貝勒管部事，每部分設滿、漢、蒙古承政和參政。為了解決語言隔閡，每部設啟心郎一員充當翻譯，清皇族出身的昭槤稱：“國初，滿大臣不解漢語，故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遇議事，座其中參預之，后多緣以為奸，乃汰去。”[6]清初許多漢軍旗人出身的官員，如范文程、寧完我、沈文奎、李褄風、張文衡、丁文盛、馬柱國、馬鳴佩、高士俊、雷興、鮑承先、宋延慶、羅繡錦等人，或在文館任職，或擔任啟心郎，可以說都很精通滿語文。清政權入關初，“用滿臣與民閡，用漢臣又與政地閡，惟文館諸臣本為漢人”[7]，他們因精通滿語文被委以督撫大員，為清政權的鞏固起了關鍵作用。

皇太極重視文教在治理國家中的作用，他采取譯書的辦法，以解決滿族人學習文化的需要。天聰三年（1629年），后金設文館，皇太極下令達海及剛林、蘇開、顧爾馬渾、托布戚五人“譯漢字書籍”[8]。在這些人中，以達海成就最大。達海，姓覺爾察氏，幼年聰慧，9歲通滿漢文。他自入文館起，到病逝為止，全部譯完的書籍有《素書》、《刑部會典》、《三略》、《萬寶全書》；翻譯未完的有《通覽》、《六韜》、《孟子》、《三國志演義》、《大乘經》。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滿文主要用來記載檔案，政令，并沒有寫成書籍供人們閱讀。皇太極組織達海等人翻譯漢文書籍，從中汲取漢族統治者的施政經驗，使后金統治集團獲益不淺。“初我國未諳典故，諸事皆以意創行，達海始用滿文，譯歷代史書頒行國中，人盡知曉。”[9]達海的譯書活動雖然是為政治目的服務，客觀上也推動了滿文普及。

大量譯書的結果，還促進了滿文的改進與完善。厄兒得溺和剛蓋創制的滿文，因系借用蒙古文字拼寫滿語語音，本身很不成熟，又經常與蒙古文發生混淆。皇太極曾對達海建議說：“國書十二字頭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幼學習之，遇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藝，易于通曉，若至人名地名，必至錯誤，爾可酌加圈點以分析之，則音義明曉，于字學更有裨益矣。”[10]達海根據皇太極的想法，采取在原滿文字母旁邊加圈加點，增加新字母等辦法，使滿字成為發音清楚、表意準確的文字。經達海改進的滿文，因有圈點，故稱為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由于新滿文結構合理使用方便，遂成為與清王朝相始終的官方文字。達海因增定滿文，“滿洲群推為圣人，其子孫，男子系紫帶，亞于宗社，女子不選秀女”[11]。

天聰六年（1632年），達海去世，譯書活動仍繼續進行，并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斗爭及文教事業帶來了重要影響。皇太極組織其他人譯完達海留下的書籍外，還有選擇地翻譯了《四書》、《遼史》、《宋史》、《金史》、《元史》等書。這些翻譯書籍的刊行，不僅彌補了滿文典籍的缺乏，而且在滿族人中間掀起了學習本族文化的熱潮。天聰八年（1634年），后金禮部舉行考試，滿族有4人中舉，剛林和敦多惠為“滿洲習滿書”舉人，查布海和恩格德為“滿洲習漢書”舉人[12]。皇太極很注意讓八旗將領從這些書籍中汲取政治和軍事斗爭經驗，“文皇帝（即皇太極）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政體，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范。”[13]由于清初戰爭頻繁，所以滿文《三國志演義》倍受八旗將領青睞，被當成軍事教科書來學習。

二

順治元年（1644年），清政權定鼎北京，絕大多數八旗官兵從龍入關遷移北京及駐防全國各地。滿族人雖然把滿語文帶到了關內，但為了對人數眾多的漢族實施有效的統治，必須盡快地掌握漢語文。乾隆帝明確指出，“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14]，充分肯定了滿族人入關后就開始的語言文字漢化歷程。清政府于關外陸續設立了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轄區，滿語文的使用并沒有因滿族人大批入關而削弱，反而由遼東一地擴大到整個東北地區。

東北是滿族的故鄉，但清初吉林、黑龍江將軍轄區，滿族因明末大量遷居遼東和從龍入關已經人數甚少。居住在當地的其他少數民族是：黑龍江中上游的索倫、達斡爾和鄂倫春人，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兩岸的赫哲、奇勒爾和費雅喀人，黑龍江入海口和庫頁島上的庫頁人，琿春河兩岸的庫雅拉人，嫩江流域的錫伯人。這些少數民族在歷史上和滿族關系十分密切，如錫伯人“自言與滿洲同祖”[15]，清朝統治者也把他們當作本族人看待。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對出征黑龍江的入旗將領霸奇蘭等人說過：“此地人民，語言與我國同，攜之而來，皆可以為我用。攻略時，宜語之曰：爾之先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甚明，爾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16]因此皇太極把征服的當地少數民族人編入滿洲八旗，崇德時期編入旗的稱為“新滿洲”[17]。吉林、黑龍江的各少數民族語言和滿族相同，就為滿文的使用創造了條件。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后，清政府重點加強了與沙俄毗鄰的吉林、黑龍江地區的設防，并大規模地將當地各少數民族編入滿洲八旗。《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前，吉林將軍轄區僅有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縣）、吉林烏拉（吉林市）兩城駐防，又增設伯都訥（吉林省扶余縣）、三姓（今黑龍江省依蘭縣）、琿春和阿勒楚喀（今黑龍江省阿城市）四城；黑龍江將軍轄區原有璦琿、墨爾根（今黑龍江省嫩江市）兩處駐防處，又增設齊齊哈爾、布特哈（今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呼倫貝爾（今內蒙古海拉爾市）和呼蘭四城。到雍正末年，吉林、黑龍江八旗駐防達到12城。新增設駐防城的兵源基本來自各少數民族，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于蒙古科爾沁王公進獻的14458名錫伯、封爾察和達斡爾壯丁中，挑選可以披甲當差的11850余人編入滿洲上三旗，分別駐防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烏拉三城[18]。乾隆初，吉林、黑龍江駐防八旗兵由順治末年的430人增加到2萬人，絕大多數是當地各少數族兵[19]。

從康熙中期起，清政府相繼在吉林、黑龍江各駐防城建立起八旗官學，使新編的各少數族兵納入滿文化系統。設立八旗官學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東北各少數民族多以打牲為業，“生長山河，肆意游居，不知律例者多”，故清朝統治者認為，設立八旗官學，對新披甲人“教以禮義，最關重要”[20]。其次，新設各駐防城亟需大批官員管理地方事務，而八旗將領入關后貪圖享受成風，“南方各省，人人愿往，至寧古塔，則不愿者多”[21]，至于比寧古塔更艱苦的黑龍江地區就更無人赴任了。吉林、黑龍江只能建立官學，就地培養官員。最后，編入八旗的錫伯、達斡爾、索倫、封爾察、赫哲和鄂倫春等族人，文化相當落后，還處于沒有文字的發展階段。設立八旗官學，有益于吉林、黑龍江地區的文化事業。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吉林將軍轄區首先于吉林烏拉城設立八旗官學，到乾隆年間，寧古塔、伯都訥、三姓、打牲烏拉（今吉林省永吉縣烏拉街）、鄂摩和索羅（今吉林省敦化市額穆鄉）、琿春、阿勒楚喀、拉林（今黑龍江省五常縣拉林鄉）等地，“均有官學”[22]。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奏請在墨爾根城八旗左右翼各建一學，設助教官，選新滿洲及錫伯、索倫、達斡爾每佐領下幼童一名，教習書藝，“嗣是齊齊哈爾、呼蘭、墨爾根、黑龍江四城均設滿學官一員，有同額缺”[23]。

八旗官學以學習滿文為主，輔之以騎射。吉林各八旗官學“生徒俱于二月上學，習清文騎射”[（24）]。黑龍江地區“凡八旗子弟愿入學者，由各旗協領保送，習清文騎射，日不過一二時為率，多至百有余人”[25]。八旗官學生成為東北各駐防城官員的主要來源。清政府明文規定學好滿文是升遷的基本條件，官學生中“有清文通順字畫端楷者，準按名記檔，如遇各堂司辦事乏人，挨次頂補。不堪造就者，除名”[26]。八旗官學生1年畢業，大多擔任與文字相關的職務，如旗營帖書，官莊驛站領催，各旗署衙門的筆帖式。官學生“資性略慧即超出群類入司行走，額員雖僅十一，額外行走如委筆帖式，委官皆是也”[27]。能熟練運用滿文的八旗官學生成為各駐防城低級官員，源源補充到八旗駐防各級機構，不僅滿足了對文職官員的需求，也使滿文得以成為暢通黑龍江和吉林地區惟一的官方文字。

從康熙中期起，東北各地尤其是吉林、黑龍江地區出現了滿語文的繁榮。清代人稱吉林地區是“滿洲故里”，滿語文通行各駐防城，連本來講蒙古語的八旗蒙古，講漢語的八旗漢軍，“亦皆習為國語”[28]。從關內流放到寧古塔、吉林烏拉等城的漢族文人，為了謀生的需要，也有很多人學會了講滿語。如流人錢德維“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稱為“掌柜”，一年可得銀三四十兩[29]。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工部滿主事一職缺出，吏部掣簽結果應由寧古塔驛站官薩哈那升補。薩哈那卻奏稱：“不識漢字情愿在本處效力。”[30]清朝統治者把“國語騎射”作為滿洲舊俗，但乾嘉年間北京城內的滿族人已經漢化了，工部官員和順、恩騎尉常恩均因滿語騎射平常，受到嘉慶帝的痛斥。嘉慶帝認為：“吉林地方，清語騎射俱好。”他把這些不會講滿語的官員交給吉林將軍秀林管束，讓他們向當地人學習滿語騎射[31]。

清代黑龍江將軍轄區的土著居民分為滿洲、漢軍、達斡爾、索倫、巴爾虎、鄂勒特、鄂倫春、畢喇爾八部落。嘉慶年間，已故大學士鄂爾泰的曾孫西清任職黑龍江期間，對當地盛行滿語文的情況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在《黑龍江外記》中有如下記載：

“土人于國語，滿洲生知，先天之學也。漢軍等部學知，后天之學也。然以都人視之，士人皆生知也。”

“官員歲領清文時憲書，由欽天監十月頒發，明年春始至省轉送諸城。亦有漢文時憲書，商販在都購買，至省較早，然土人惟以清文為重。”

“幕府章奏文移例用國書，而凡奉到諭旨、部復，系漢文，皆譯出存案。近日工翻譯者推四品官果君德興與佐領崔君達興，崔尤習漢文，有戰功，后致仕，果亦物故，今遂無能為繼者。”

“余嘗見土人家清文一帙，敘奇三上書始末甚悉（指布特哈副總管奇三到木蘭圍場向乾隆帝狀告齊齊哈爾八旗官員敲詐勒索事）。且言奇三將上書，請于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湯火，即死，不辱汝父，吾何恨也！’此文疑即奇三作，亦達呼爾巨擘也。”

“土人無問何部翻譯，《通鑒綱目》、《三國志》（案此乃翻清（文）《三國演義》，國初盛行，非陳承祚書。原注），類能強記，剽為議論，而不知讀翻譯四書五經。”

“滿洲曲，類古樂府。如云：阿穆巴摩薩齊斐圖門阿尼牙德伊集密，譯言既伐大木燒億萬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開克什德班集密，譯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長篇短句，意皆類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隨以火不思。”[32]

從上述西清本人親眼所見可知，無論黑龍江各駐防城八旗官員的公務活動，還是當地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全是滿語文。

三

清初關外地廣人稀，“各村莊滿人多，漢人少”[33]，這是滿語文得以通行東北的客觀條件。順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頒布遼東招民開墾令，相繼在盛京將軍轄區設置州縣等民治機構，以安置出關種地的漢民。這次漢民出關并沒有給滿語文帶來多大沖擊，除了人數有限外，還因為清政府在盛京和吉林部分地區修筑柳條邊，限制漢民進入柳條邊外的吉林和黑龍江地區，又在盛京地區實行旗民分界。乾隆五年（1740年），清政府還對整個東北實行封禁。這些措施都為滿語文的發展及繁榮提供了有力保證。

乾隆中期后關內人滿為患，大批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他們紛紛沖破封禁進入東北種地謀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河北大旱，清政府被迫宣布東北弛禁，允許饑民出關求存。北方各省流民得以大規模進入東北，滿語文因此受到強烈沖擊，并逐步被漢語文取代。

大約乾隆中期，漢語文在盛京地區已經出現了代替滿語文的趨勢。盛京地區是清在東北最早建立民治機構的地方，氣候適宜農作，海陸交通方便，成為流民較理想的安家之地。乾隆六年（1741年），奉天府尹所轄民人數約有36萬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為79萬人，嘉慶末年已達到175萬人。流民除自己開荒種地外，也有很多人為八旗官兵傭耕，從而打破了旗民的界限，并使漢語文漸占主導地位。乾隆四十年（1775年），盛京滿洲旗人果爾敏考取筆帖式補放戶部，由吏部引見時，乾隆帝因果爾敏是滿洲旗人又考取專事翻譯滿漢文的筆帖式，就用滿語同果爾敏交談。然而果爾敏除背誦履歷外，其他一概不知，乾隆帝深感“實出意外”[34]。到乾隆末年，連盛京的滿族官員都不會寫滿文了。清政府規定，盛京官員寫奏折要使用滿文，如實在有困難，可以滿漢文兼用。盡管乾隆帝對此三令五申，盛京將軍“琳寧奏折僅用漢字，而所奏報盛京并無蝗蝻萌生一折，亦用漢字”[35]。雖然乾隆帝痛斥了琳寧一番，卻不能扭轉滿族人使用漢語文的趨勢。

道光年間，吉林地區滿語文也出現了危機。乾隆末，清政府被迫對東北弛禁，吉林將軍恒秀奏報，“上年直隸歲欠，蒙恩聽求食流民出關，計到臣所屬地方者萬五千余人”[36]，而實際人數遠不止此數，嘉慶時，吉林漢民已達30多萬人。吉林將軍衙門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擬罪名、立案，多用漢文”[37]。將軍富俊特地在吉林八旗左右翼官學內添設滿漢文翻譯課程，以適應滿文向漢文的轉變。吉林地區的滿族官員強烈地感受漢語文的影響，據當時人記載：“近數十年來流民漸多，屯居者已漸習為漢語，然滿洲聚族而處者猶能無忘舊俗。至各屬城內商賈云集，漢人十居八九，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二三十里內，侵晨赴署辦事，申酉間仍復回屯。其四品以上職任較繁者不得不移居城內，子孫遂多習漢語。”[38]

滿語文在黑龍江一直使用到光緒年間。黑龍江位于東北最北部，氣候嚴寒，交通不便，鴉片戰爭以前，種地漢民甚少。咸豐十年（1860年），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請招民開墾，河北、山東農民陸續前來。黑龍江各城漢民漸多，只是滿語文廢棄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東北地區漢語文取代滿語文已成大勢所趨。曾經竭力倡導“東三省以騎射清語為重”的清政府，到光緒初年“于滿文概不收閱，例行滿文亦多發回，改行漢文”[39]。光緒四年（1878年），任奉天學政的王家璧竟稱：“奉天、吉林人才彬彬日盛，而黑龍江二百余年尚未設立學校”[40]，視黑龍江各城專學滿文的八旗官學過時無用。光緒七年（1881年），黑龍江將軍定安始提出設立漢官學，兩年后建成。漢官學“學舍宏闊，視滿官學為勝”[41]，以后各城漢學興起，滿學終廢。

如果從1599年努爾哈赤下令創制滿文時算起，截止到光緒中葉，黑龍江地區“語言文字俱從漢俗”[42]，滿語文在東北地區幾乎使用了300年之久，對滿族及東北各民族的歷史和文化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首先，滿文的創制為滿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達海等人譯書活動和這些書籍滿文版的刊行，不僅迅速普及滿文，而且使滿洲貴族集團從中學會漢族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經驗，為清政權入關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其次，清入關后在東北各駐防城建立的八旗官學，在許多地方是當地惟一的教育機構。八旗官學既為東北軍政衙署解決了人才缺少的問題，擴大了滿語文的使用范圍，還滿足了東北各民族學習文化的需要，使東北出現了滿語文的繁榮局面。第三，滿文作為清政府在東北使用的主要官方文字，真實記錄了清代東北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及清政府對東北的管轄、封禁及開發的活動，是我們研究清代東北史的珍貴文獻。最后，我們還應提到，滿族使用漢民族語言文字，使滿族納入更先進的文化系統，這是滿族善于學習不斷進取的結果。

注釋：

（1）徐宗亮：《黑龍江述略》卷6。

（2）（3）《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2；卷3。

（4）（8）（9）（10）（12）（16）（17）《清太宗實錄》卷10；卷5、卷12；卷11；卷18；卷21；卷52。

（5）《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高鴻中陳刑部事宜奏》。

（6）昭槤：《肅亭雜錄》卷2《啟心郎》。

（7）《清史稿》卷239。

（11）《清史稿》卷228《達海傳》。

（13）《嘯亭續錄》卷1《翻書房》。

（14）（26）（30）（34）（35）（36）《清高宗實錄》卷443；卷195；卷229；卷983；卷1427；卷1440。

（15）（29）楊賓：《柳邊記略》卷1。

（18）（21）《清圣祖實錄》卷155；卷112。

（19）詳見乾隆元年版《盛京通志》卷19。

（20）《吉林通志》卷51。

（22）《嘉慶重修一統志》卷67。

（23）（25）（41）《黑龍江述略》卷2。

（24）薩英額：《吉林外記》卷6。

（27）（39）《黑龍江述略》卷3。

（28）（38）《吉林外記》卷3。

（31）《清仁宗實錄》卷64、卷169。

（32）西清：《黑龍江外記》卷4、卷5、卷6。

（33）吳桭臣：《寧古塔記略》。

（37）《清宣宗實錄》卷97。

（40）《黑龍江志稿》卷24。

（42）民國《呼蘭府志》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