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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五四”小說弱者心態

論文摘要：“五四”小說是現代小說發展的初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縱觀本時期的小說，其中充斥著大量的弱者的形象，而真正的英雄的形象卻呈現一種缺失狀態，其根本原因在于本時期知識分子身上共同存在的弱者心態，這種心態其實就是“五四”激進思潮的反面，表現在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和對自我的認識上，就是一種深刻的自卑感。而五四時期中國貧弱的現實，以及知識分子在動蕩的大時代中所感受到的“生的壓迫”，是弱者心態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1917年至1926年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頭十年，自魯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4卷第5期發表《狂人日記》拉開“五四”小說的序幕，短短十年中大量文學社團、文學刊物和作家作品開始涌現，現代白話小說的創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五四”小說畢竟是現代小說發展的初期，除了魯迅等作家的創作比較成熟外，許多作家的創作還是比較粗糙和稚嫩的，在閱讀大量“五四”時期小說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大量的小說中充滿著感傷、憂郁、懦弱、頹廢甚至變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形象，往往閱讀的過程就伴隨著壓抑、痛苦的精神狀態，而且始終很難找到真正的英雄形象。不管是本時期創造社作家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等人的作品，還是文學研究會作家葉圣陶、冰心、許地山等人的作品，甚至在魯迅本時期的小說作品中，都充滿著弱者的形象，例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傷逝》中的涓生，他們都是生活中的失敗者，是表面上的孤傲反抗，事實上的懦弱退縮。因此，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為什么在現代小說的開創期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弱者形象，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強者、英雄形象？

郁達夫曾經說過，“一切小說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話說得過于絕對，但可以說一切作品都體現著作家本人的知識結構和文化心理結構。本時期現代小說作者都是受過西式教育培養的“五四”新知識分子，其中許多具有留學的背景，用西方的所謂“現代化”來改造中國傳統封建社會，是這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選擇。但是從傳統文化的陰影下走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以一種強硬的姿態要重塑自我，創造新的歷史的時候，我們在他們身上不期然地發現了不和諧的音符，移植而來的思想資源總是缺少真正的精神底氣，當面對現實的挫敗或西方的強者的時候，這些“五四”知識分子身上就顯露出共同的弱者心態，這種弱者心態彌散在作品中就成為這一時期作品中大量涌現的弱者形象的內在原因。

一、弱者心態的表現

“五四”時代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就像一個輝煌的夢想，一個神話，“它意味著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復歸”，①這是一個激烈變革的時代，是一個充滿激進思想和革命精神的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應該是一個產生偉人、巨人，產生強者的時代，是一個充滿自信的時代。

透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廣泛傳播，知識分子的這種自信也成為社會上一般人的普遍的想法：“一九一九年，標志著中國人政治上和思想上大覺醒的，使前期新文化運動向更深廣的方向發展，社會改造和個性解放的呼聲如同驚雷一樣震撼著赤縣神州。幾乎所有刊物和所有文化社團都積極參加有關人生觀問題以及社會改造、中國出路問題的探討。這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正顯示出‘五四’時代蓬勃的進取的生氣。”②正因為我們對五四時代的這種認識，我們往往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五四”時代又是一個矛盾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一個強調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蕩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以西方啟蒙主義主知主義為楷模，而骨子里它卻帶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識分子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面他們卻極需偶像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饑渴；一方面，他們主張面對現實，研究問題，同時他們又急于找到一種主義，可以給他們一個簡單而一網打盡的答案，逃避時代問題的復雜性。”③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再重新審視“五四”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在這個時代，理想和現實往往以矛盾的方式呈現，在激情的口號背后，經常是現實的疲憊，在普遍自信的外表下，卻有著普遍的弱者心態。因此在一般的理論文章中，滿是強者的口吻，在一般的文學作品中，多的是弱者的形象，因為文學作品更多反映作家對現實的感受，而理論文章則多是反映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在一些作家身上，這種矛盾的現實也不少見，例如郭沫若“五四”時代的詩歌和小說創作，就是如此，《女神》是“五四”時代精神的最好寫照，而《漂流三部曲》就充滿了生活壓迫之下的輾轉哀吟，憤懣感傷。

“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弱者心態是我們長久以來一直忽視或不愿承認的，但它事實上就是“五四”激進思潮的反面，潛藏的弱者心態不斷刺激著“五四”知識分子的焦慮感，那就是要徹底變革，盡快趕上西方現代化國家，盡快擺脫中國貧弱的面貌，實現民族的自強。這種心態使得五四知識分子在短短十年間就引進介紹了西方數百年間的社會思潮和理論成果，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但這種激進的思想也讓中國社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嘗到了激進主義的苦果。概括來說，“五四”知識分子的弱者心態表現在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和對自我的認識上。

在對國家民族的認識上，自鴉片戰爭以來，睜眼看世界后的知識分子發現中國社會遠遠落后于世界強國，甚至連日本也打敗了中國，國家民族的屈辱歷史不可能不使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出普遍的自卑感。所以，在向西方學習的口號下，其實就是承認國家民族的弱小地位。辛亥革命雖然成功但并沒有給中國社會帶來根本性的變化，到了“五四”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自卑意識仍然強烈，甚至延伸到文化領域，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一力引進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社會，所以我們看到“五四”知識分子在面對傳統文化時的咄咄進逼的姿態。但不難發現，正因為缺少自身文化作為內在支撐，“五四”知識分子在回轉身面對西方文化時就表現出明顯的虛弱和缺少自信，盲目推崇西方文明。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以西洋民族和東洋民族（指中國）的民族性互相比較，“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雹苎哉Z間將西洋民族尊為強者的態度甚為明顯，在談到本民族時，往往不惜自辱“西洋民族性，惡侮辱，寧斗死；東洋民族性，惡斗死，寧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無恥之根性，尚有何等顏面，高談禮教文明而不羞愧！”文學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對本民族文化的態度如此，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們對待文學的態度當然不會有足夠的自信，始終無法做到平等面對西方文學。

也正是出于對國家民族貧弱現狀的認識，作家們更關注社會底層民眾的血淚生活，小說中描寫了大量生活貧困、苦苦掙扎的底層人物形象，其中最多的是農民和城市貧民的形象。弱者的苦難和悲哀，灰色、壓抑甚至死亡是其共同的精神氛圍，從早期的“問題小說”潮流到后來的“鄉土寫實小說”，文研會作家和受文研會影響的青年作家是寫作這類作品的主力。從葉紹鈞、王統照、冰心到王魯彥、許欽文、許杰、蹇先艾等，他們筆下眾多的弱者形象構成了“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的一幅悲哀畫面。

在對自我的認識上，“五四”知識分子中許多人都表現出大時代中的渺小感，以及不滿生活現狀但又無力改變，甚至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悲劇感，作家們尤其明顯。魯迅有著名的關于“鐵屋子”的比方，正是說明了個人對于時代的無能為力的悲劇感，《在酒樓上》、《故鄉》、《孤獨者》、《傷逝》、《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公，莫不如此。相比于魯迅，這時期的許多作家不光有理想無法實現的痛苦，還真實地面臨著生活的窘境，甚至連基本生存都成問題。郭沫若《漂流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我”從日本回國，卻找不到工作，無法養活妻子兒女，不得不又把妻兒送回日本。郁達夫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中主人公回國后一直失業，賃居于狹小的閣樓，靠賣文為生的遭遇正是作家本人的真實寫照。因此郁達夫小說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的形象，他筆下的“零余者”形象潦倒落魄得很，充滿弱者的自卑感，這些“零余者”的生平經歷和思想境界，大都有作者的真實生活和思想在內，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自我的認識。除了郭沫若、郁達夫之外，這時期還有大量作家處于類似的境遇，有著這種共同的弱者心態，如創造社作家葉靈鳳、張資平、陶晶孫、周全平、倪貽德等人和另外的青年作家陳翔鶴、陳煒謨、馮至、滕固、劉大杰等，他們筆下寫出了大量類似于郁達夫筆下“零余者”的弱者人物形象。

二、弱者心態產生的根源

社會現實是作家思想產生的土壤，作家的思想和情感也必然分解沉淀于作品中的各色人物的身上。“五四”時期中國貧弱的現實，以及知識分子在動蕩的大時代中所感受到的“生的壓迫”是弱者心態產生的最根本原因。

“五四”時期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有過留學的經歷,在他們對留學生活的描述中在異國感受到的屈辱與歧視，感受到的“弱國子民的悲哀”幾乎成為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后來成為作家的那些人的共同的心理體會。在魯迅、郁達夫、郭沫若、聞一多、朱湘等人的傳記材料中，都記載有在異國被歧視的經歷。

郁達夫自敘傳小說《沉淪》、《銀灰色的死》、《南遷》、《風鈴》中有大量這方面的描寫，在20世紀20年代其他作家的小說中，我們也能輕易找出這方面的例證。如鄭伯奇的《最初之課》，寫一個叫屏周的留學青年在日本學校中所受到的侮辱與輕蔑。張資平的小說《木馬》中寫到日本學生都不愿和中國留學生同館子住，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當時中國留學生們面對的歧視和侮辱不光來自某些個人，而是來自整個環境（包括那些女人、孩子，各行各業的人），他們所面對的，其實已經是一個“無物之陣”。

面對這種來自整個環境的壓力，中國的留學青年們，大都選擇逃避與忍受，就像《最初之課》中屏周的反應：“他立刻想站起來和他爭論，但是他用力把自己的氣頭按納下去?！倍?，往往在“無物之陣”中，即使想反抗也找不到明確的目標，如《銀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因為酒店女侍靜兒能夠經常聽他傾訴苦悶、委屈，而對靜兒產生了好感，但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看到她同別的男人說笑，他心中又感到了傷害，以至像“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地走了，并且與靜兒“絕交”，酗酒，以此作為對靜兒的報復。在一個普遍地受到歧視與侮辱的環境中，主人公已經無法區分正常的愛與同情，連唯一對他同情，能給他些許理解和溫暖的人，也能給他帶來傷害。這種心理的扭曲與變態，直接促使主人公酗酒后倒斃在街頭。

帶著在異國受到的心理創傷回國的知識青年，回國后所見到的祖國的現實情況又是極端令人失望的。隨著“五四”退潮，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懷有的熱烈的感情、美好的向往大都消失不見了，前途渺茫無望，使他們陷入深深的憂郁苦悶之中，所以20年代前期被認為是一個“感傷的時代”。在激情消退之后，很自然地加深了20年代作家的無力改變現實的失敗感和弱者的意識，并在作品中人物形象身上體現出來。更何況這個時候他們還面臨著最現實的問題：如何在動亂的時代、冷酷的社會中求得生存？

在一個動蕩的時代中，謀職求生、養家糊口，“生的壓迫”讓人喘不過氣來。郁達夫筆下的大量“零余者”的形象就是飽受“生的壓迫”的典型形象，其中大都包含著作家自己的親身經歷。其實，這種無以為生，在社會的底層苦苦掙扎的遭遇又何止郁達夫一人，這是許多作家共有的體驗。王以仁的小說《落魄》，給我們細致生動地描繪了失業文人的生活窘境，口袋里只有幾十個銅子，衣物要送進典當鋪換有限的幾元錢來維持生活，交不出房租就被客棧主人趕出去露宿街頭，沒有錢吃飯的時候只好連續幾天忍饑挨餓。這時他對現實的認識就是“現代社會的生活除了金錢和資格以外，是沒有別的條件了”，金錢，是對人最大的壓迫，使他變得自卑又敏感，對社會充滿仇視。

當人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取得適當的位置的時候，一面會產生對社會的憤怒，一面又會產生對自我的悔恨與責備。郭沫若小說中的主人公“愛牟”從日本回國后生活毫無著落，不得不把妻兒又送回日本，從此就“沉沒在悲哀的絕底”里。在朋友招飲的酒席上，愛牟觸到傷感處，不禁又痛飲起來，酒醉后狂態百出，但“一面也在自己哀嘲：看你這個無聊人究竟要鬧到怎樣？你在這兒享樂么？你的妻子還在海外受苦呢！”無法養活妻兒，照顧家庭始終是主人公痛苦的根源，其實也是作者初回國時的生活經歷的真實反映。

當憤怒和悔恨自責的情緒不斷累積而成為無法負擔之重的時候，有些人就會尋找發泄和逃避的途徑，為自己開脫，減輕自己的精神壓力。郁達夫在安慶法政?？茖W校任教的時候，正是內憂外困、飽受世人指責的時候，又和胡適發生了一場論戰，被胡適稱為“淺薄無聊而不自覺”。心情壓抑，回到家，妻子就成了他發泄的對象，一旦神經激動起來，就破口大罵：“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頭的日子?！庇辛撕⒆雍?，如何養活孩子，又成為擺在面前的問題，不久后失業，更是沒有辦法，終日在家喝酒，喝醉了就大罵妻子和剛出生的孩子是他的腳鐐，要趕妻子帶著孩子回老家去。郁達夫的妻子孫荃無法忍受丈夫的精神虐待，有一次半夜就去跳河，幸虧為人所救。

這種發泄，本質上還是自卑和懦弱的心態。不光是郁達夫這種類型的作家有這種表現，即使如魯迅這樣堅強的性格，有時候也不免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說出逃避責任和懦弱的話來。魯迅的小說《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當他們沖破封建家庭的阻力，結合在一起之后，馬上就面臨了失業的困境，當基本的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原本美好的愛情也變質了。在涓生的眼里，子君變了：“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當愛情逐漸消失之后，涓生想到的是獨自一人出走：“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后，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F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卻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于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钡聦嵣?，當他對子君說出“我已經不愛你了”的時候，就是把真實的重擔卸給了對方，而直接造成了子君的最終死亡。所以《傷逝》中的涓生即使在他說著要勇敢面對生活的時候，其實還是卑怯的，并不比子君更勇敢。

總的說來，“五四”時期作家的這種弱者心態主要來源于現實環境，但這并不是說其中沒有作家個人性格以及傳統文化和文學對作家精神人格的影響。正如有論者指出，這是跟“新一代知識者自身的脆弱性及傳統文人柔弱心理的習染也是有關的”⑤。中國傳統文學本身就缺乏對現實的抗爭的精神，退讓、隱逸、與世無爭、奴性等思想還從內在心理上影響著現代作家，這讓作家們面對現實時所積聚起來的勇氣很容易在現實的打擊面前失落，并轉向個人精神世界去咀嚼內心的悲哀與苦痛，或在幻想中扮演強者。魯迅就深刻地指出過：“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雹薜珰w根結底，五四作家的這種弱者心態還是來源于現實環境，個人性格和傳統文人心態的影響只是附著在現實之上進一步發揮著作用。

注釋：

①汪暉．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A]．許紀霖．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C].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

②許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學[A]．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第一卷[C]．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③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A]．許紀霖．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C].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

④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A]．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一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⑤錢理群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⑥魯迅．墳·論睜了眼看[A]．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