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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華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文化斷層的民族，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積累至今可謂汗牛充棟，極其豐富。孟子“知人論世”說作為一種認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家作品，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同樣以文學作家的作品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對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論世成為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的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影響深遠。這篇文章僅以實例為證，簡析孟子“知人論世”說作為一種認知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運用價值。

［關鍵詞］“知人論世”;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獻辨偽

一、“知人論世”的提出與發展

孟子的“知人論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地位可謂舉足輕重。關于“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來源，有文章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而卿大夫們在引《詩》的時候經常斷章取義，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語，而忽視了詩句在整首詩中的意義。孟子認為這種截取詩句表達思想并不是對詩文本義的正確詮釋，歪曲了原意，正是對這種行為風氣的不滿，他提出了知人論世的觀點。”以這種說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論世”說是為了矯正曲解文義的錯誤行為，達到正確理解詩文的目的，但是仔細探源“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出處，我們發現這種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論世”的提出并不是為了找出一個文學批評的準則。我們且以此說法的出處《孟子•萬章下》為證:“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譯成現今通行的說法，這段話的意思是鄉里的優秀人物就和鄉里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國家的優秀人物就和國家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就和同樣是天下聞名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覺得不夠，便可上溯古代的優秀人物與之交朋友。但吟詠他們的詩，誦讀他們的書，卻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么人，這樣可以嗎?因此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并了解其人，這是與古人做朋友。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孟子在這里認為，不同層次的人交友范圍不同，層次高的人更需要溝通古人與古人做朋友，但與古人做朋友，只讀其詩書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們的生存環境，這樣才能讀懂古人的詩書與其進行心靈的溝通，繼而成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論世”的本來意圖是闡釋尚友的方法，“頌其詩，讀其書”只是一種手段，由“知人論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話同時也客觀提示了一種對詩書的讀解方法，并且后一種的意義為后世之人不斷闡釋發展，它的影響已遠遠超過了本意。

“知人”與“論世”是兩個相互獨立卻又聯系的概念。“論世”是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須“論世”。所謂“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經歷、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論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處時代，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因素對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還有了解激發作者產生創作欲望的臨時動因等等。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會有自己一定的動機。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會因為作者情感體驗、生活體驗、生活環境和時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藝術風格方面，不同的藝術道路，不同的審美風格和不同的個性心理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正如魯迅先生曾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樣才較為確鑿。”［3］如果要論文，最好是能夠在通篇考慮的基礎上顧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跡、處世為人，更要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狀態，兼顧了作者的“全人”和“社會狀態”兩個方面再談論文，才更為全面和確鑿。魯迅先生的觀點實則就是肯定了“知人論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論世”這一認知方法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對歷代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與文學思想的發展、演進過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說的古典文學史(包括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文學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對歷代關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思想的研究的發展、演進過程的研究，這就是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4］但學者開始對某項文學現象分析研究時時，不管是分屬文學史還是文學學術史研究都要以具體的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和媒介，如果沒有實體的創作，研究就無從附著，空談而已。自司馬遷的《史記》創造了為作家寫傳記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經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知人論世作為一種認知方法同樣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兩者擁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們將“知人論世”的方法運用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論世”在古典文學鑒賞方面

文學是社會的產物，時代在變化發展，文學創作也在跟著變化發展。我們今天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種文化現象彰顯的不僅僅是各個朝代文學創作的代表成就，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文學創作與時代的關系，文學發展與歷史演變的關系。正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中的記載“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代的變遷，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變都會影響文學的興衰，作家的情感體驗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相應地變化，繼而這種變化會反映在文學創作中，造成的文學現象就是文學隨時代變遷而變遷。所以說，文學是時代的鏡子，能夠反映出文學潮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論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讀文學作品時有助于更準確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龜雖壽》，對詩中“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這一句的解釋涉及到“天”這個字的含義。究竟“天”是解釋為自然還是天命呢?這對把握詩詞的主旨非常關鍵，二者雖然均可解釋得通，但闡釋出來的意思卻截然相反。理解這個問題就需要“知人論世”。通過查閱記載曹操生平事跡的史料文獻，我們發現曹操是一位樸素的唯物主義論者，可見他是不會相信天意、天命這些東西的。如此可見，“天”在這里應該解釋為“自然的”，這樣我們在解讀這首詩歌的時候就不會曲解詩歌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了。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更明確作者的感情傾向。在中國詩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時代環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他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隱晦地將情感暗含詩中，令讀者好像墜入了云霧中，不知該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感情。但是經過知人論世這一環節之后，了解了詩人的生平遭遇及寫作的時代背景，就能撥開云霧，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傾向。比如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整首詩中并沒有出現明顯表現情感的字眼，也并沒有提出想通過張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題目又為何是贈張丞相呢?我們若能“知人論世”，對孟浩然的生平有個簡單的了解，就會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卻一直無官可做的焦急，這樣作者通過詩中“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表達的急切之情就不難理解了。

運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在閱讀詩詞時有助于明曉其寫作方法，把握主題。有的作品意旨深遠，作者往往會采用多種手法含蓄地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讓人難以理解其真實意義，此時就需要我們“知人論世”來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詩》“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通篇用比興的手法以豆自喻，實則是表現詩人自身處境的艱難，沉郁憤激的感情。我們若能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斷出作者運用比興的緣由并且揭開它的本體，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層含義。

(二)“知人論世”在古典文獻學方面

文獻學是研究文獻與文獻工作的諸多方面的一門學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類、編目、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編纂、校點、翻譯和流通等各項內容。在古典文獻學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實踐方法是考據，考據通過對文獻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斷考證對象的真偽是非、謄清其相互關系及發展脈絡以發現或解決問題。可以說考據在文獻工作中的地位極其重要，清代的樸學、乾嘉學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們又不能過分夸大考據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實上古典文獻整理工作的開展也實非考據一種方法就能完成。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開放的、多元的學科，就應該打破研究方法的單一格局，拓展多種方法，融合現代學術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國古典文獻時如果能把考據的實證科學方法和文學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結合，研究或許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們且以《二十四詩品》的辨偽為例。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首次提交《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兩位先生認為《二十四詩品》不是唐代司空圖所作的第一個證據可以說就是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提出的，“《詩品》與司空圖生平思想、論詩雜著及文風取向的比較是顯而易見的悖向。”司空圖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但《詩品》卻是以道家思想為主旨，書中可以很輕易看出作者對道家學說的由衷贊許和自覺認同;從文風取向上來講，司空圖認為作詩要達到圓融之境，作者應該深思極慮，但《二十四詩品》卻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傾向于人為雕鏤;從審美取向來說，司空圖在它的論世雜著中更稱許“澄澹精致”的詩風，尤其對那些沉郁遒舉的詩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詩品》卻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詩風。從這幾個方面來看，二者的確是大相徑庭，讓人不由懷疑《詩品》的作者是否確為唐代的司空圖。陳尚君、汪涌豪兩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詩品》作者之偽說正是對司空圖“知其人”的結果，可見“知人論世”對于古典文獻辨偽中觀點的“破”與“立”十分重要。

總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是一門開放的、多元的學科，我們應該突破單一的研究方式，嘗試多種方法和風格的實踐，但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貶低“知人論世”這一研究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學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據之功，也應重視人文方法的價值，既要提倡嚴謹的學風，又要鼓勵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與詩性、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完美結合，這樣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研究才能長盛不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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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8．

［7］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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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傅璇琮，羅聯添，主編．《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第6卷)論文摘要:大陸部分1991－2000［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428.

作者：殷陸陸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