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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投資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直接參與資源配置的手段，它作為社會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渠道之一，對全社會投資的總量和流向、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對生產力布局的合理調整，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宏觀導向作用。現在正值制訂“十五”規則之際，本文側重就我國中長期財政投資的方向和重點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一、支持結構優化和升級是未來財政投資政策面臨的重大使命

當前中國經濟處于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階段，工業化現代化的任務十分繁重。工業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標志。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工業化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工業化在我國仍是一項尚未完成的任務。我們不能因為目前工業產品過剩，出現了“買方市場”，就認為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已經完成。判斷一個國家所處的階段，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工業在GDP中的比重、三次產業結構、城市化水平等。按照世界銀行最新修訂的標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7863125美元之間的國家屬于中等收入國家，即工業化國家。1997年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60美元，1998年大約為915美元。從這單一的指標看我國似乎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從就業結構、城市化水平等方面來看，我國還具有明顯的低收入國家特征。現在我國非農產品的增加值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0％左右，但是非農產業的從業人員僅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50％，城鎮人口只占總人口的30％。上述情況表明，中國當前和未來的經濟發展必須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現代化進程。

工業化的實質是結構調整，也就是從產業的低級形態不斷向產業的高級形態演化。而加速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不僅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中的一個最為緊迫的任務，而且也是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工業化發展戰略目標面臨的一項根本性任務。我國仍是一個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一方面表現在生產力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另一方面表現在產業結構現狀的落后。目前從總體上講，三次產業的分布結構比較粗放和落后，各類產業的整體素質較低，技術落后，設備老化，產業趨同性、產品雷同性、功能單一性問題非常突出，產品結構與市場需求脫節程度越來越大，一般產品生產能力過剩，許多行業和產品的生產能力已大大超過市場容量，但高水平加工能力和新產品開發能力嚴重不足。這說明當前我國產業結構狀況矛盾突出，遠遠不適應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趨勢，不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不適應當今世界技術進步的潮流。據有關研究，21世紀將是一個經濟、科技競爭更加激烈的時代，而世紀之初的一二十年更為關鍵。這一時期是國際經濟全球化趨勢最明顯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與結構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中國的產業發展將面臨著國際國內市場十分嚴峻的挑戰。在國際上，我國面對著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的發展，國際競爭和綜合國力較量日趨激烈，以及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占據優勢，對我們構成巨大壓力的新形勢，許多發達國家和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為了爭奪市場，提高本國的競爭地位，正以推動本國傳統產業向現代高新技術產業過渡為主攻目標，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在國內，中國已進入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階段，出現了需求結構的新的劇烈變動，同時中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的進一步融合，使國內外市場界限逐步消失，出現了經濟市場化、國際化日益強化的新趨勢。在上述國際國內未來發展的新態勢下，中國經濟發展要能夠取得成功，唯一的出路在于：依靠科學進步，加速結構調整步伐，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增強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競爭能力。因此，對我國的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和升級是關系今后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現代經濟發展表明，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場機制在經濟外部性、壟斷、扶植新產業、鼓勵技術進步等情況下，存在失效的現象，為彌補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結構調整方面的固有缺陷，政府以降低社會成本或增加社會效益為準則，依靠產業政策進行主動干預，而財政政策尤其是財政投資政策是政府實施產業政策、推動結構調整的主要手段。如果沒有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缺乏財政的有力配合和支持，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必然會嚴重受阻。因此今后的財政投資政策必須從國民經濟的宏觀全局著眼，把支持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當作自身的一項重大使命。

二、對未來中長期財政投資方向和重點的若干考慮

深入分析，在今后一個時期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過程中，國家財政應把以下若干方面或產業作為投資的主要方向和重點：

第一，繼續支持社會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為人類生產與生活提供服務不可或缺的物質載體和基本要素，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產業地位和戰略地位。國際經驗表明，社會公共基礎設施是實現工業化的基礎，特別是在工業化初期，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基礎產業，更是推動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主動力，盡管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科技進步等與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相比，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盡管我國的消費結構多樣化比發達國家來得更快，但這只能加大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難度和緊迫性，要求我國的國民經濟既能夠盡快建立起重化工業基礎和社會基礎，又能夠滿足消費多樣化的要求，而不能跳過工業化初期階段所必須完成的任務。由此可見，大力發展社會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網的建設，城市化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此外，基礎不僅通過自身的發展來推動經濟增長，往往還通過為其它產業提供直接或間接的服務，來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據統計，我國城市自來水供應量的70％，煤氣供應量的77％，液化石油氣供應量的30％，電力供應的80％都是直接用于生產之中。另有一些基礎設施部門雖然不直接參與到生產過程中去，但都是生產所依賴的外部支持條件和技術保障，如電信的發達、道路的通暢都是生產正常進行所必需的基本條件。因此，基礎設施在國民經濟中應處于優先和超前發展的地位。

90年代以來，基礎設施一直是我國政府主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中重要加強的領域。特別是1998年和1999年，國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2100億國債，主要投資用于基礎設施領域，不僅促使社會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新的進展和成就，而且對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必須看到，當前中國的基礎設施整體水平依然不高，與國民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要求還很不適應。農業基礎脆弱的狀況還遠未根本改變，農村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的狀況十分落后，嚴重制約了農村的生產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態環境問題愈益突出。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僅為14％，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全國水土流失面積3．67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38．2％，水土流失使我國每年平均損失耕地100萬畝以上，并加劇了河流泥沙淤積；我國交通運輸仍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路網規模小，技術裝備落后。在鐵路密度、復線率、電氣化率、行車速度和集裝箱、冷藏箱等現代化運輸手段方面，與國外相比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國鐵路網密度分別是美國的1／3，日本的1／5和俄羅斯的1／3。我國的公路建設無論是數量方面，還是質量方面，都存在欠缺。按國土面積計算，目前我國每平方公里國土擁有公路0．12公里，即使是東部沿海地區也只有0．3公里，這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與印度每平方公里擁有公路0．61公里相比，差距也很大。我國至今還沒有一條貫穿南北或東西向的高等級公路，區域性高速公路建設剛剛起步，在121萬公里總里程中，國道主干線僅10萬公里，高速公路6000公里。上述情況表明，我國的基礎設施仍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也仍應當成為下一步國家財政投資的一個重點。

國家財政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既能有效刺激國內需求，迅速帶動經濟發展，又能避免重復建設，有利于調整改善投資與經濟結構，而且投資風險小，長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好，能為閑散資金找出路，為下崗職工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較多的就業機會，有利于增加城鄉居民消費，實現國民經濟的不良性循環長期穩定發展。世界銀行1994年《發展研究報告－為發展提供基礎設施》深刻論述了基礎設施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指出基礎設施與經濟產出是同步增長的－基礎設施存量增長1％，GDP就會增長1％，各國都是如此。該報告甚至還認為，基礎設施完備與否，有助于決定一國成功和另一國的失敗，無論是在使生產多樣化，擴大貿易，解決人口增長問題方面，還是減輕貧困（絕大多數窮人居住在農村地區，農業生產率和農村非農業就業增長與基礎設施的提供密切相關）及改善環境條件方面，都具有顯著作用。因此，借鑒國際經驗，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當前內需不足、社會公共基礎設施總體落后的現實情況，國家財政采取措施，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無疑是一項符合國情的正確選擇。

第二，著力強化農業基礎地位。

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農業自然資源相對稀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這一基本國情決定我國工業化、現代化必須同農業基礎的穩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客觀上要求國家財政應高度重視農業投資。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和弱質產業，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中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尤其在當前農業連年豐收、農產品供大于求的情況下，更需要注意防止忽視、放松農業的傾向。從以往的經驗教訓看，當農產品的供給充裕、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庫存增多時，人們往往容易產生盲目樂觀的情緒，輕率地認為農業已經過關，出現忽視農業的傾向。由此也往往導致豐收之后出現農業徘徊甚至滑坡，結果造成農產品供求關系再度緊張，便經濟工作的全局陷入被動。農業一旦出現問題，往往需要好幾年才能緩過勁來。這幾年我國經濟能夠克服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困難，農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沒有這幾年農業的穩定發展，農產品供給充足，我們經濟生活中的困難就會更大。因此，在當前整個經濟工作中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較多情況下，農業尤其不能出問題，這是關系到整個經濟發展全局的大事。還需指出的是，當前農產品供大于求的狀況只是階段性的、結構性的，還不能說農業已出現了大量剩余，現在我國人均占有糧食只有800斤，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一半。而且從今后的趨勢看，隨著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將會日益突出，農產品供求形勢也將會趨緊。因此，農業問題從中國當前及長遠看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必須切實強化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將農業擺在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

財政的農業投資政策是國家支持和保護農業的重要手段。近幾年農業投資力度雖然有所增強，但由于歷史上欠帳較多，農業投資長時期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由此導致目前農業基礎地位不穩和農業發展后勁的問題并沒有根本性改觀。資料表明，80年代以來，國家財政基本建設投資中，用于農業的投資份額總體上是下降的，1980年為2．9％，1985年為1．6％，1990年為1．4％，1995年1．0％，1997年為1．5％，1998年為1．8％。這種比例與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極不相稱的。由于政府對農業基礎投入不足，一定程度上使我國水利設施嚴重失修，大江、大河、大湖得不到有效治理，農業抗災能力下降，大面積洪澇干旱災害頻繁發生，水土流失狀況嚴重，沙漠化趨勢正在發展，農業生態環境惡化。這一情況表明，為了強化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確保農業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必須高度重視對財政支農投資政策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強化國家財政對農業的資金投入。

財政對農業投資的重點在于，支持那些風險大、投資經濟效益低、對農業發展起著保護性、開發性或有示范效益的項目，如大中型農業基礎設施、農業科研和新技術推廣、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投資，這是其它農業投資主體所難以承擔的，也是政府財政保護農業的重點所在。此外，從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及其中央與地方所處的地位看，不同政府級次的財政農業投資應該有所側重。具體主要根據政府承擔的農業生產建設與事業發展項目的受益范圍大小、外部效果的有無，來劃分各級財政農業投資范圍，充分體現誰受益誰負責原則。就農業建設性、事業性投資權的劃分看，大體應是：中央財政應主要承擔關系國家經濟發展全局、屬于全國范圍或跨地區、地方無力承擔或不適宜由于地方承擔的支出，如大江大河治理、大型生態農業保護工程、帶有全局性、方向性的重點農業科技開發及大型糧棉基地建設等；省級財政掌握的投資，應主要包括全省性及跨地市水利工程建設，全省性農林水利事業發展項目，重大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等；市地縣財政應在承擔本地區域農業工程設施建設與養護的基礎上，重點發展優質高效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及推廣先進適用的農業技術等。

第二，對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給予支持。

支柱產業在不同的國家及不同的發展階段，無疑具有不同的選擇。據有關研究，發展中國家支柱產業形成具有三個要素，即技術關聯、市場需求與國家發展目標。由此出發，中國政府將機械工業、電子工業、汽車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和建設業作為跨世紀的支柱產業，重點加以扶持。無疑也是未來國家財政投資政策需要給予關注和重視的一個重要投資領域。

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社會需求結構也發生變化。加快機械、電子、汽車、石化等產業的發展正是為了適應這種變化。目前中國經過幾十年建設與發展，已建成了龐大的工業體系，但工業生產技術裝備水平仍然比較落后，現在真正達到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期國際先進水平的技術裝備不到15％。80％以上的生產技術裝備仍停留在8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因此，工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都面臨著進行大規模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艱巨任務，從而要求機構、電子、工業部門提供更先進的技術裝備。從消費結構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在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已開始向小康生活過渡。在消費構成中，用于購買衣食的消費支出相對下降，而住、用、行的消費支出則逐年上升，這就對汽車業、建筑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當前強調支持和振興支柱產業是適應中國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正確選擇。此外，還需看到，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貿易額的擴大，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而支持和振興支柱產業是改善貿易結構和提高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關鍵途徑。傳統貿易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生產的產品，只要具有比較優勢，例如資源稟賦條件好，有廉價勞動力，在國際分工與交換中就能獲得較高的比較利益。但是隨著科學技術在工業生產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資源稟賦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的作用逐步減弱，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越來越取決于產品結構、產業組織方式和科學技術開發與應用水平。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的大國，出口產品如果長期停留在以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水平上，那么它的貿易條件將會惡化，在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一問題在中國加入WTO之后將會變得更加嚴峻。即是說，中國的支柱產業如果上不去，不僅影響我們出口結構的優化，而且為外國相應的產品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開了方便之門。要改變和避免這種格局，適應中國加入WTO的形勢要求，必須加快技術密集和附加價值高的支柱產業的發展，與發達國家之間產品生產和交換的分工逐步從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變。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振興支柱產業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跨世紀戰略任務，是提高中國綜合國力水平及其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一環。

當前中國的支柱產業盡管已有了長足發展，但現狀不容樂觀，主要問題有兩個方面：其一，技術創新不夠。機械、電子、石化和汽車工業均屬于技術密集型行業，產品的競爭實際上是技術開發能力的競爭。中國的機械、電子、石化和汽車工業總體的技術水平比工業發達國家要落后15－20年，突出表現在產品的設計和制造工藝落后，技術裝備陳舊，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薄弱。如在我國的電子工業中，關鍵性電子產品的生產技術和產品開發落后，中國目前生產的集成電路芯片，其中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產量不到30％。集成電路芯片產量在國內市場的占有率只有20－25％，70％以上的成電路芯片依靠進口。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落后，已成為制約中國電子工業發展的“瓶頸”。我國的機械工業和發達國家相比亦有較大差距，其主導產品達到90年代水平的只占17％，80年代水平的占52％，30％的主導產品仍為60－70年代的水平。大中型機械企業2000多種主導產品的平均壽命周期為10．5年，是美國一些機械業企業產品生命周期的3．5倍，說明中國機械工業產品更新換代緩慢，不適應市場競爭的要求。由于許多產品性能落后，缺乏競爭力，從而使機械工業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市場被進口產品占領。其二，企業規模結構不合理。當前中國支柱產業發展普遍存在的問題是，生產集中度低，分散和低水平重復嚴重，遠未達到合理的規模經濟要求。我國的汽車行業，整車生產廠家有125，企業數居世界第一，但汽車總量還低于世界上排名第九位的菲亞特汽車公司一家年產量，在其它產業的發展中，也存在著分散化和小型化的問題，這是影響和制約中國支柱產業競爭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國支柱產業的振興是關乎國家競爭能力的一個重大問題。為了有效地解決支柱產業發展的技術創新和規模經濟，必須高度重視資金投入。由于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和建筑業都屬于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并要求起點投資強度高，這樣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經濟規模，采用更先進的技術裝備，否則靠零打碎敲，商品很難有市場競爭力。由于中國投資體制已發生變化，國家預算內的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到10％。在投資主體多元的情況下主要靠企業自籌，但目前國有企業從資本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機制還不成熟。因此如何集中資金加強對支柱產業的投資是振興支柱產業面臨的突出矛盾。基本思路有兩條：一條是將市場化籌資作為基本的資金渠道。包括依靠企業增強自我積累能力，實行滾動式發展；賦予企業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權力，如實行股份制改造，并允許具備條件的企業的股票上市，或者發行企業債券；通過組織企業集團或兼并的途徑，進行資產重組，充分利用現有企業的資產存量；銀行對支柱產業領域的骨干企業實行資金扶持政策；以及繼續積極利用外資等。另一條是作為政府財政，仍應從政策上和資金上扶持國家支柱產業的發展。國家財力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限的，財政對國家支柱產業扶持的投資政策必須突出重點，擇優扶持，避免撒“糊椒面”。此外要注重優化投資結構，將財政投資主要用于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這對于促進中國支柱產業發展，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第四，大力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現代社會是科技高速發展的社會，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看，我國當前和今后的現代化建設，必須更加倚重于科技進步，而大力強化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是推進中國科技進步、促進生產力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徑。

國內外理論研究和實踐表明，科學技術進步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提高社會勞動生產效率。近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不是靠勞動者人數和勞動量的增加,而是靠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根本途徑是建立在科技進步的基礎上。有關研究說明，二次大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科技進步。目前，發達國家中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為60％－70％，發展中國家也達到30％左右。二是推動了生產的社會化進程。傳統的生產是一種相隔絕、相互孤立的個體生產。而現代生產則是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社會生產。在現代社會中，生產分工的細化和生產協作的加強，使整個社會生產成為一巨大的有機網絡，任何一個企業都很難單獨承擔一種產品的全部產生過程，而只能承擔其中的若干作業；同時，原材料的取得和產品的銷售也日益國際化，各個國家在國際經濟大網絡中的依賴性日益增強。三是改變了經濟結構。科技進步直接影響著一個國經濟結構的狀況。戰后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的比重急劇下降，第二產業相對穩定，第三產業的比重急劇上升。這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個產業的發展中，技術裝備程度和科技含量顯著上升，這對于優化生產結構和出口結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人類面臨的一些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解決，相當程度上依賴科學技術的發展。例如，為解決日益嚴重的人類能源危機，通過新能源技術的開發，太陽能、風能、海洋能、生物能，尤其是核能將成為基本滿足人類需要的新能源。歷史和現實深刻地表明，科學技術不僅本身就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

正因如此，當今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調整科技政策和發展戰略，促進科技事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尤其是在當前以信息革命為主導的新技術革命推動下，各國政府特別是發達國家一方面把強化研究開發投資，奪取下個世紀產業的技術制高點作為國家戰略的重點，發達國家每年用于研究開發的投資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2．3％以上；另一方面，他們又非常注重高技術的產業化，不斷擴大高技術產品的市場份額，積極運用高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經過80年代的調整和發展，目前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結構的高技術趨勢已十分明顯，從1985年到199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制造業中，高技術工業的生產和出口所占比重增加一倍以上，達到20％－25％左右，計算、電子和航空航天等技術工業成為發展最迅速的產業。美國的表現尤其突出，高技術工業的增加值占制造業的比重由1970得和18．2％增加到1994年的24．2％，高技術工業的出口占制造業的比重由1970年的25．9％增加到1993年的37．3％。

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缺乏靈活、有效的風險投資機制以及科技與經濟結構還存在不少體制障礙等，現行的投資、信貸體制基本上只支持風險小且有擔保的傳統企業，而對于風險大、目前無明顯效益且無人擔保的高技術企業缺乏必要的支持。1978年到1988年，國家財政用于科學研究的支出增長了1．23倍，年平均增長2．6％，遠遠落后于國民經濟增長和其它投資增長的速度，也根本不能滿足科技發展的需要。從科技部門在基本建設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看，1981年為2．2％，以后逐年下降，到1997年下降為0．7％；從科研經費占GDP的比重看，1997年我國只有0．5％，而美國1988年為2．6％，日本為2．8％，英國、法國均為2．3％，就連印度也達到0．9％；從高技術產業本身投入來看，1995年我國高技術產業中R＆D經費最高的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其R＆D經費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也不足3％，而OECD國家1980年即達到20％左右。1997年我國基本建設投資中，用于制造業的投資1532億元，占全部基本建設投資比重為15．4％，而同期用于高新技術產業投資（主要包括飛機航空器制造、辦公及計算設備制造、通訊設備制造、醫藥品制造、科學儀器制造、電氣設備制造的投資等）均為82億元，占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僅為0．8％。可見，投入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高科技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必須下大力氣解決。

從長期看，隨著科技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科技投入體系的多元化發展，我國科技投入將由以政府投入為主逐步轉向非政府投入為主，并呈現出多元化的投入格局。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的科技投入體系尚處于發育時期，近期政府舉辦的科研機構仍將是主要的科技力量，重大科研項目也將由政府組織實施。這就決定了財政部門在促進科技進步中擔負著重要職責，財政科技投資在全社會科技投資中仍將發揮主渠道作用。特別是在國家科技發展計劃的實施、科技工程的運轉以及科研院所的發展上，財政科技投資起著主導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產業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客觀上要求各級政府切實強化財政科技投資。一方面要增強預算的科學性，確保預算安排的科技投資增長高于經常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在財政超收部分的分配上，要確保財政超收部分分配中按規定的比例安排科技投入。通過上述措施，促使財政科技投資比重逐步提高，從而加速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進一步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在發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