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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對拉美背景下的貧困的本質進行了研究，特別談到圍繞資源稟賦和社會排斥與社會融合之間關系展開的爭論。其研究方式是對一種特別的方法，即秘魯經濟學家阿道弗•菲格羅亞的社會排斥理論進行概述和評價。本文簡要概述了菲格羅亞的∑社會模式對在秘魯這樣的發展中社會中持續存在的二重性、不平等和貧窮做出的解釋。這種理論模式對經濟學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它認為二重性和不平等內生于∑社會模式。這是由于秘魯的精英群體熱衷于創造地位差異和文化障礙，以保衛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社會模式告誡，要防止錯誤的樂觀主義，即經濟增長可以解決導致貧困和不公反復出現的結構性動態。本文除了對這一模式進行闡述之外，還認為一個比較現實的框架承認關系協商方面具有較大的靈活性，而不是認為關系是人的資源的固化職能。本文是《發展中國家的福利》一書第九章的修訂稿。該書即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編輯是伊恩•高夫和阿里斯特•邁克格雷格。關鍵詞：秘魯不平等貧窮排斥二重性1.引言關于發展問題的爭論很大程度上都圍繞人們是看重物資資源還是看重社會關系而展開，二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當一個人或組織尋求幫助他人的時候，這些爭論就特別明顯。比如，有人將食品轉移斥責為施惠，也有人贊揚這是社會保護，這要看和食品轉移相伴隨的社會和象征性妥協而定。發展問題從來沒有像看起來那樣簡單。任何一種行為的全部意義都只能作為一個更宏大的分析框架——即貧窮和其他福利是如何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產生的——的一部分進行評估。雖然從根本上來說，本文關注的是如何最有效地確定減少貧困行動的（公共和私人）機遇這些普遍性問題，不過在研究范圍上還是比較適度的。本文首先概述一種貧困結構分析方法（比如秘魯經濟學家阿道弗•菲格羅亞的社會排斥理論），然后對這種方法提出建設性的批評。這樣做是力圖有助于全面認識：厘清資源稟賦存量和分析因資源稟賦的利用而導致排斥/融合的過程一樣有用。拉丁美洲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即強調以物質發展為核心的關系維度的重要性，信奉依附理論、結構主義、解放神學、弗萊雷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和后發展主義理論。在一個由國際勞工組織發起的研究中，菲格羅亞、阿爾塔米拉諾、蘇爾蒙特（2001）將社會排斥思想應用于秘魯，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傳統。他們根據人們占有的人力、物資、政治和文化資源對其進行分類。隨后他們又作了一番探索，研究社會排斥過程如何影響利用資源來獲取文化、政治和經濟等福利結果的方式。他們認為，文化排斥——因種族和民族語言的界線而產生——在秘魯顯得尤其重要，它為社會網絡的橫向/等級分層提供了基礎。社會網絡分層反過來增強了對那些非天生說西班牙語的人的政治排斥。這些人無法享受充分的社會保護和正規教育，而這反過來又強化了經濟排斥，尤其是在勞動市場上。菲格羅亞（2001a，2002b，2003）將這種方法加以擴展，應用到一種更正式、更具普遍性的經濟發展理論中。本文第二部分對該理論的其中一個模式（即∑社會模式）進行了非技術性概述，解釋了持續的不平等和相對貧困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模式的理論創新在于證明經濟二重性可以內生于一般均衡模式。該模式假定所有的行為人在追求物質利益方面都是理性而自私自利的。作為實證分析的一次運用，∑模式獲得的主要實驗性結論，是它不僅能夠解釋秘魯，而且能夠解釋其他拉美國家，甚或拉美之外的其他國家持續存在嚴重不平等的原因。同樣，這一模式反駁了大多數（尤其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的樂觀假定，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沖擊不可避免地削弱經濟的二重性和其他形式的市場分割；認為可以充分地利用經濟發展來獨立分析社會發展。這似乎是一個相當悲觀的發現，不過同樣可以更積極地看待這一發現，將其視作標明經濟發展和減少不公對文化和政治動員（尤其是通過鼓吹人權）的依賴程度的一種方法。這同經濟學家比較普遍的假定截然相反：人權之改善更有可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前提。第三部分用更加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菲格羅亞的∑模式。該模式的部分問題是，為達到經濟學家的苛刻標準，它引入了許多簡化的假定來搪塞其他社會科學家。結論的展示似乎也要排除潛在的重大變革的可能性。我認為在一個更廣泛、更開放的融合/排斥框架內存在重塑這一模式的空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表明同菲格羅亞等人最初的解釋相背離。不過，本文還是運用了基于∑模式的六種評估方法。第四部分簡單評價了融合/排斥方法對發展政策和發展實踐的潛在意義。我認為，這一方法的比較消極和現實的特性有助于確定潛在的“壓力點”和“變革動因”，二者均考慮到他人的系統利益和發展機構自身的局限性。文中展示的一個簡單的圖表模式，目的就是突出這些壓力點。更為精確地來說，我認為∑模式，盡管存在諸多缺陷，但仍然表明，以人權為本的發展途徑的智力基礎不僅植根于道德哲學，而且源于冷靜地分析如何應對經濟發展的主要結構性障礙。2.菲格羅亞關于社會排斥的“∑經濟”模式除了解釋幾個國家的嚴重不公何以持續存在之外，菲格羅亞（2001a，2002b，2003）還熱衷于闡明不同國家間的人均收入緩慢聚中的原因。為實現這一目標，菲格羅亞在國家層次上構建了三種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Ε經濟擁有同質性的熟練勞動力，不過失業仍然是規制工人的一種手段（夏皮羅&斯蒂格利茨，1984）。Ω經濟的特點是勞動力供應過剩，或為資本家直接雇用，或者失業，或者在獲取金融服務受限制的非正規部門中自主就業。∑經濟有兩種類型的勞動力：Y工人是技術工人，和Ω經濟一樣分屬于三種就業形式；而Z工人缺乏獲取高生產力的工作的技術，因此只能通過自主就業獲取收入，另外由于缺乏技術，Z工人往往從事比Y工人普遍低的生產活動（見表1）。那些不能在高生產力部門找到工作的Y工人或者繼續失業或者選擇自主就業。Z工人的生存就業完全是個別的。圖表1：菲格羅亞的∑模型本文主要關注的是∑模式，因為它是三個模式中最詳盡的一個。菲格羅亞認為∑模式符合秘魯及具有相似殖民歷史的國家存在持續不平等的狀況。如此，兩個問題隨之產生。首先，是什么因素阻止Y工人獲得工作技能并因此成為Y工人？換而言之，是什么因素阻止∑經濟轉變成Ω經濟？其次，是什么因素阻止資本積累發展到全部的Y工人或者失業或者在高生產力領域就業的那個點？也就說，是什么因素在阻止Ω經濟變成Ε經濟？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有必要更全面地描述∑經濟模式。針對某一資產的分配和一系列目標的分類而對收入和就業進行分配和分類，被首次應用到靜態均衡中，隨后通過思考這種靜態均衡如何同資本積累，以及各種外來沖擊發生（比如貨幣供應量增加，貿易自由化程度提高）一致性變化來研究經濟發展的動態性。∑經濟包括四大利益相關者：資本家、政治家、Y工人（技術勞動力）和Z工人（非技術勞動力）。資本家追逐利潤。因此，只要不面臨可能被逐出資本家階級的巨大失敗，他們為此甘冒風險。政治家追求政治權力的最大化。工人的效用同收入正相關而同勞動的繁瑣和乏味呈負相關。資本家，自主就業的Y工人和自主就業的Z工人都生產了一種標準產品：B。換句話說，∑經濟模式忽視了生產的具體規格。有三種類型的經濟資產：物質資本，技術型人力資本，非技術型人力資本；兩種類型的社會資產：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政治資本由對政府的征稅、開支和監管等權力施加的影響組成。文化資本主要由等級社會網絡構成——可以通過這一網絡動員、保護和利用政治資本。文化資本同民族、種族和語言這些隨時間而改變的個體屬性緊密相聯。毫無疑問，這些屬性既無法對換，也不能轉讓給他人。最初秉承的社會和政治資產被視作歷史的或基礎的沖擊的結果，典型的是殖民特質（沿種族界線）融入全球資本主義。資本家擁有最多的物質資本，并從利潤中獲得他們的大部分收入。資本家還擁有豐富的政治和文化資本。Y工人雖然只有很少的物質資本，不過都具一定技能。Y工人的政治和文化資本稟賦少于資本家，不過卻多于Z工人——其擁有的人力資本、物質資本、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是最少的。可以分兩個階段來研究每組利益相關者在靜態均衡中位置。首先，菲格羅亞對他所稱的勞動、資本和保險這些基本市場進行評述。其次，他對準市場——權力市場做一番思考，政治家在這一市場中扮演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力掮客。在勞動市場上，培訓Z工人的個人邊際成本超過了資本家獲得的個人邊際收益。結果，Z工人被排除在工資就業之外，而只能在相對低的生產力水平上自主就業。這樣，Y工人面臨三種可能性，這一點我們已經簡單討論并以圖表標示過。他們的第一選擇是按照效率工資W為資本家工作。W的設定要高于可能排除Y工人市場的工資。第二，Y工人可以自主就業，獲取與其邊際產出相等的收入。Y工人獲取資本的能力有限，同時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第三，他們可以選擇失業不過仍然有資本家提供的工作可做。在Y工人市場實現均衡的條件，是W乘以獲取工資的概率必須等于Y工人自主就業獲取的邊際產出。Z工人自主就業并生產出B，不過生產效率不高，而且同樣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支配。Z工人之所以不能轉變為Y工人主要是缺乏教育（見表2），另一個原因是受到排斥，無法在資本主義部門和Y工人的小企業內部獲得利用就業邊做邊學的機會。遷移，正如哈里斯—托達羅增長模式所定論的那樣，伴隨著農村—城市間和部門—部門間的流動。不過，∑模式中的二重性主要是社會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Z工人可以大規模地流向城市，從農業流向服務業，不過，他們仍然面臨獲取技能型工作的巨大障礙——這些準入壁壘可能在Y工人建立起來的同時就為Z工人所摧毀[②]。現在轉到資本市場。受雇于小企業的Y和Z工人獲得信貸的可能性非常低，因為相對于向他們提供信貸的固定成本而言，他們的還本付息的能力不足。這就大大降低了私人部門供應商獲得的風險調整后的凈收益。Y工人和Z工人也沒有多少攢錢的手段和機會。正式的保險市場的分割也是極其重要的。資本家有足夠的財富和收入至少可以部分購買保險來防范風險投資的失敗。結果，資本家不僅投資較多，而且能夠向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投資。相反，自主就業的工人，其風險投資的能力有限，他們擔心失去所擁有的為數不多的物質資本。無力獲取金融服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自主就業的產出比資本家的工資就業的產出少。缺乏物質資本和技能低下可以部分解釋Z工人的生產力低的原因。倘若被排除在資本家控制的信貸和保險市場之外，Y工人和Z工人都尋求其個人的、非正式、相互聯系的信貸和保障形式。由于無法獲得其他機構的幫助，這些互惠機構就成為集體社會保護的一種有效形式，不過“互惠和再分配”的規則限制了個人資本積累的空間（菲格羅亞，2001b）。金融的這種二重性，其本質是復雜的，它因文化資產的分配而增強。所有這些都使Z工人深陷于由非市場交換規則所主導的微觀經濟中，而對Y工人的某種庇護深化了這些規則。Y工人的文化資本使其既能夠獲得相互的社會保護，又能獲得資本家和政府的施惠[③]。為什么政府沒有提高對富人的稅收，以應對上文所確認的市場失靈？一個簡單（實質性）的解釋是，可能因為對底層群體的種族偏見而被壓制。然而，菲格羅亞還熱衷于根據理性的利己主義來闡釋這樣一個結論。有三大政策建議可以考慮。第一，政府提供免費教育，將沒有技術的工人培訓成有技術的工人。第二，政府提供金融服務援助。第三，政府提供社會保護系統。圖表2首先是從每個利益相關者的角度觀察其中的每項政策建議的。圖表2：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分析降低經濟排斥的政策選擇提供免費教育提供金融服務援助提供社會保護

Z工人在每一種情況下，Z工人都會是主要的受益人。不過，菲格羅亞強調Z工人無力將數量優勢轉變成政治資本。這至少是基于兩個原因。首先，除了滿足即時的物質需要之外，貧困限制了他們從事其他工作的動力（馬斯洛，1970）。其次，他們面臨普遍的集體行動問題：不為獲取資源而發起斗爭，打便車是一種理性行為（利奇巴齊，1998；奧爾森，1965）。

Y工人基于財政費用而持反對態度。另外擔心自己的就業機會受到削弱（勞工貴族論）就可能提高他們的自主就業前景和低水平的資本積累的意義上持支持態度。不過，對于那些福利可能超過財政費用的補償的人來說則持反對態度。

資本家就存在技術短缺、增加技術工人的供應從而降低工資的意義上來說持支持態度。從自主就業能力的增強提高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進而提高工資，降低利潤的意義上來說持反對態度。對于某些資本家來說，這還可能破壞他們的庇護權力。

Z工人應該得益于對每種市場的政治干預。然而，菲格羅亞指出，Z工人鼓動大眾支持向政治家施壓的能力削弱了，原因是任何個人都專注于物質需求而沒有動力領導這樣一場運動。在提供免費教育的情形中，Z工人還面臨Y工人發起的反對活動。這些Y工人最有可能因為作為技術崗位的準入壁壘的教育逐漸削弱而面臨競爭。在提供金融服務和社會保護的情形下，反對活動是由資本家領導的，他們擔心這種政策會隨之導致技術工人的機會成本上升，因此導致工資上漲。資本家和Y工人這兩大群體擁有比Z工人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資源來保證政治家對其訴求做出反應。假如這種政策代表工人利益索取過多的話，國際資本家可能還以撤資相威脅。這些觀點表明政府解決經濟和社會排斥的任何計劃都可能遭遇難以應付的政治障礙。菲格羅亞從比較靜態的分析轉向動態分析，他假定資本家的利潤在下一個時期全部重新投入，而且有充分的能力抵消資本折舊。投入到高生產力活動的資本存量的增加可能由于技術進步而進一步增強。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對Z工人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不過Y工人從工資就業的增加中獲益。隨著過剩的技術工人被吸納，Y工人的工資也會上漲，而且技術進步還可能提高效益工資的溢價。不過，這種影響可能因為自主就業的Y工人的替代而延遲（理查德的機器效應）。對收入不公的總體影響是不確定的，它有賴于對Y工人的收入產生的“致富和擴散效應”是否超過Z工人下降的收入。不對某一背景進行比較詳盡的說明和分析，就無法預測收入分配的這些變化帶來的政治反應。不過，甚至這一簡單的分析也說明，任何一種收入的相對變化都給當前的社會秩序帶來威脅。這種論斷造成一個潛在的惡性循環：資本主義的發展打亂收入分配，收入分配變化擾亂政治秩序、降低資本家的投資信心，因而資本積累逐漸停止。接下來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政府能否通過降低收入分配變化帶來的失穩效應繼續維持經濟增長。還有一個需要深深地追問：為什么某些國家的政治精英能夠成功地建立減少不公的政治制度，而其他國家常常訴諸暴力鎮壓（巴丹2001；伍德&高夫，2004；諾斯，1990；鮑威爾遜，1997）。這一觀點同比較普遍的假定——經濟增長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因而資本主義的發展肯定具有穩定效應——相反。對這種觀點的一個可行的解釋是，許多工人認為自己被排斥而無法獲得那些新的工作崗位。赫希曼（1973）的“隧道效應”理論（即只要人們認為轉機即將到來，他們會暫時容忍不公）不起絲毫作用。另一方面，作為回應，政府可以有某種程度的自由改變財政和開支政策。資本家應該接受更高的稅收，來為降低對Z工人的文化和政治排斥，進而降低經濟排斥所采取的行動買單——如果這樣可以減少政治不穩定和技術工人短缺的話。不過，假如Y工人支持不斷的資本積累和工作創造的代價，是促成一個削弱自身的文化、政治和勞動市場優勢的政策體制的話，那么他們最終會撤消這種支持。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針對政治家是否有能力維持這種微妙的平衡提出的質疑，菲格羅亞提出一種新的政治經濟的解釋。菲格羅亞說，在富裕社會中，對社會和經濟排斥的反應是一種確立普遍權利的政治過程。不過，對于∑經濟模式中的政治家而言，這并非一定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權力的最大化。權力的政治家而言，首先，沒有人信任那些授權者，因為嚴格地來說，權利是一種天然賦權，而不是贈與的禮物。其次，普遍權利條款使庇護權力受到限制。第三，權利不能隨意被撤銷。其他策略包括限制有關政府行政過程（隱藏費用）和鎮壓的知情權[④]。總而言之，∑經濟模式對一種與國內主要行為體的自私行為相一致的不平等發展路徑做出了非常悲觀的分析。Z工人和資本家都可能從勞動市場一體化中獲益。不過，由于彼此孤立——而且即使雙方組成一個不大可能的聯盟——在面對Y工人和政府的抵抗時，他們仍然缺少推動一體化向前的政治資源。菲格羅亞質疑發展機構是否可以幫助克服這些集體行動問題。他暗示，假如主要問題是收入或者資產再分配，那么這可能是事實。不過，考慮到在拉丁美洲借助轉換∑經濟的失敗歷史，他認為關鍵的戰斗必須在敏感的文化和政治領域打響，因為在這兩個領域可能存在反生產性的外部支持力量。當然，也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調動居間的發展機構的積極性。3.對∑經濟模式理論的評價對于經濟學家來說，∑模式的理論創新在于證明經濟二重性可以內生于一般均衡模式，該模式假定所有的行為人在追求物質利益方面都是理性而自私自利的。作為實證分析的一次運用，∑模式獲得的主要實驗性結論符合幾個拉美國家嚴重不公持續存在的現實。同樣，該模式同大多數（尤其西方）發展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向左。而且，這一模式反駁了大多數（尤其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家的樂觀假定——認為資本主義的沖擊不可避免地削弱經濟的二重性和其他形式的市場分割；由此肇始的經濟發展過程可以擺脫文化和政治關系及各種變化，獨立進行有效的分析。假如勞動市場的二重性主要是地域性和部門性的（正如費景漢和拉尼斯以來的大多數經濟發展理論所認為的那樣），那么這種二重性就可能因為人口遷移和投資改善交通運輸而減弱。最初有人力圖構建一個更詳盡地闡釋“永恒的經濟二重性”（伯克，1942）的框架，不過卻遭到破壞，原因是有批評者提出他們的努力完全依賴質疑傳統部門中非資本主義價值的適應力的經驗性證據（希金斯，1965）。相反，菲格羅亞的永恒二重性模式則依賴普遍利用方法論個人主義（即理性追求個人效用）的正統經濟假說。歷史上產生的嚴重不公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模式不可或缺的條件。不過，二重性的持續存在是內源性的，即它是排斥的結果而不是排斥的主要決定因素[⑤]。因此，菲格羅亞在幫助填補坎布爾和麥金托什留下的空白。他們二人注意到“有許多非二重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不過并沒有任何模式假定因素不可移動性和不對稱性是內生的，因而沒有任何模式分析二重性路徑本身。很明顯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領域。”菲格羅亞的經濟模式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金融和勞動市場的）市場分割同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政治權力的根源性不平等存在聯系。不同社會群體的成員均積極地致力于建立地位差異和文化障礙，以捍衛這些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因此，社會發展，比如推動善治或者發動支持社會和經濟權利擴大的社會運動，就成為經濟發展的前提，而不是某種相似卻不相同的發展政策議程的一部分。相反，經濟學家傾向于反向論證：經濟發展（特別是創造就業崗位）是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菲格羅亞暗示這種經濟模式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只有通過政治斗爭才能被打破，隨后他用“理性選擇”的政治經濟觀點來解釋為什么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雖然菲格羅亞用清晰而嚴謹的∑經濟模式對社會排斥理論的詳細解釋，使這一理論更容易為經濟理論家所理解和深思，不過同時它還有疏遠其他社會科學家和發展實踐者之虞。比如，有人強調，刺激不同群體采取集體行動的方式的變化使得文化、政治和經濟的二重性永遠持續下去，進而批評這種模式沒有注意到，個人可以通過邊做邊學和非正規的平行發展網絡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⑥]。這等于提醒，持續的人口增長成為一種補充Z工人數量的機制，資本主義部門中資本高度密集型企業的增長限制對勞動力的吸收，某種程度上在阻止∑模式轉變成Ω模式，并最終阻止其轉變成Ε模式。不過就生產能力而言，社會關系可能是比經濟因素（比如教育、工作前景，給孩子帶來的潛在回報）更重要的因素——社會（特別是性別）關系并非像經濟因素那樣內生于菲格羅亞的理論。有一種方法可以反復強調菲格羅亞理論中社會排斥思想的潛在的更廣泛的意義，而同時卻并不降低相對于物質資源的關系的重要性，既可以將其社會排斥思想僅僅看作是，在比較宏大而獨特的思考發展問題的排斥—融合方法框架下，一次相對狹小的理論發展。本節最后一部分提出了6種觀點支持采取這種立場。這些對菲格羅亞的一般理論提出的建設性批評，某種程度上可以回溯至他與人合寫的有關社會排斥的最初文稿中。不過，本文同樣可能因為過于狹隘地討論如何再造不平等地獲取多重資源的手段而備受批評。支持廣泛的社會融合/排斥框架的第一種觀點，部分是而不全部是語義上的。嚴格地說，排斥一些人必然導致對另一些人的特別眷顧：一方是商業精英團體，以及由政治家和勞工貴族組成的抽租聯盟，一方是地方的、低成本的自然資源管理形式和互惠的社會保護形式。雖然大多數人都被迫效力于一個或另一個“俱樂部”，不過其他人同樣可以利用自己承繼的資源稟賦大力打造他們確立中間地位的能力，維持多樣文化表現的能力，以及在不同團體間居間調停的能力。第二個，也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是，“社會排斥”一詞暗示融合總是好的，而排斥自然可能是壞的，滿是剝削味兒。應對這種批評的一個方法是，強調經濟領域的強迫性融合之所以產生，正是因為它以排斥的形式植根于政治和文化領域。因此，一個更廣泛的融合—排斥框架可以輕松地應對“逆向融合”以及對社會排斥理論的其他批評。這些批評主要來自于南亞，不過在早期關于拉美內部殖民主義和融合性依附的討論中也附和者甚多。同樣，以庇護人—被庇護人關系形式存在的政治融合深植于地位不平等（文化排斥）和/或經濟不平等（經濟不平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可能是有害的。第三，與植根于∑模式中的融合—排斥框架相比，擴大的融合—排斥框架可以輕松地對社會身份和社會網絡加以全面而流暢的分析。語言不過是種族和階級分立的指標之一，它旨在保護不同程度和交叉的市場準入、政治影響和社會保護（阿爾塔米拉諾，科佩斯塔克，菲格羅亞&懷特，2004）。例如，很明顯，安第斯地區并非同等的貧困，在地區內部也不是所有農民都一貧如洗（巴炳頓，1997）。一個更宏大的框架還考慮通過邊做邊學獲取技術，進而在勞動市場上實現某種程度的向上流動。接下來的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這種流動對相對工資，進而對不平等的影響是否足以抵消人口增長、持續建立并鞏固的市場壁壘。第四，雖然菲格羅亞認為，下層群體的集體行動、尤其是政治行動的活動空間有限是在告誡民眾主義莫要癡心妄想，不過很明顯這種思想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挑戰。其中一個原因是，要適應拉丁美洲的土著人運動——某種程度上是由于外部聯盟和占有話語權激發的——越來越強大的現實，它足以吸引《經濟學家》雜志（2004）的關注。一般而言，用過于狹隘的理性選擇方法分析政治和國家，可能低估領導力、文化、大眾反抗，以及政治過程和結果中的意外事件帶來的影響，制度經濟學家諾斯（1990）和鮑威爾遜（1997）[⑦]對此坦然承認。第五種觀點關注的是幸福的本質。和馬克思與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樣，菲格羅亞的經濟模式強調物質財富第一[⑧]。∑模式突出文化和政治關系，并將其看作是改善物質關系，進而改善物質成果的手段。然而正如本書其他章節所詳細論述的那樣，∑模式難以擴展分析框架來考慮物質、文化和政治關系的工具性和固有價值。框架擴展的支撐力量來自于構建普遍幸福理論的各種努力。因此，對于多亞爾和高夫（1991）來說，首要的普遍需要既是物質的（生產力），又是關系的（自主性）。同樣，自決理論不僅強調能力，而且強調兩種關系變量——相關性和自主性（賴安&薩普，2007）[⑨]。支持更廣泛框架的第六種觀點是，不能含混地對各種活動進行分類，將其歸屬于界限分明的文化領域、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更確切地說，多數活動同時產生這三種影響。確實，將活動劃入不同領域是一種潛在的危險，因為這似乎認可狹隘的學科分析可以凌駕于綜合分析之上。比如，為獲取信貸而加入鄉村銀行必然會卷入一個復雜的社會關系網。比如，通過提供食品援助介入物質領域而同時并不評估這一行為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就可能產生許多出乎意料的，潛在的反生產效應。這些可能的確非常有害，足以使人認為如此考慮不周的介入是極不負責任的。因此，比較可靠的分析框架是強調任何活動在三個領域都有影響。從這一點來說，質問社會排斥思想尚存什么東西并無不當之處？因為它并沒有被其他思想框架所吸納——其他思想框架吸納的是發展思想的關系維度的詞匯，比如“社會資本”，“文化資源”和“政治資源”。社會排斥思想和其他思想框架的區別或許主要在于是語義上的，不過“資本”甚至“資源”這個詞都暗指諸多可以積累和交易的東西，而“融合”和“排斥”則強調的是社會關系，即互動過程。資源不能被孤立地使用：資源對其他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影響。盡管∑模式的假定存在局限性，但仍然強烈地暗示：個體的資產稟賦存量不過是分析貧困問題的起點，只有當全部挖掘出從與其他各方的互動中產生的變革機遇和變革障礙之后，這種強烈的暗示效應才會消隱。更為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對社會資產是否以充分地、可預見性地進行交易展開自由辯論，以使社會資產的評估變得可行或可用。4.對發展政策和發展實踐的意義發展組織面臨著一種持續、聯合地行動（與對它們目前行為的普遍理解相一致）和靈活地行動（對局部了解做出反應）[⑩]相對峙的緊張態勢。如果這些發展組織對它們力圖獲得的東西有清楚、普遍而可測的指征，那么它們通常更能夠高效、持續和更大規模地運作。同時，正是對可測目標的詳細描述可能嚴重限制這些發展組織的活動范圍，包括邊做邊學和對地方優先事務和需要做出回應。某種程度上來說，發展工業的歷史可以被視作對確定目標和手段的不同框架的愛憎變化。比如，《千年發展目標》體現著對福利和基本需求的多維度的理解（根據生產力理論可知）。這在某種程度上推遲了對GDP增長和收入的全部關注（根據現代化理論可知）。同時，世界銀行的《全面發展框架》意味著視角的轉變，即從多元角度看待公共組織、私營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在不同背景下推動發展的各自作用。展望未來，當前的學術爭論指向一個嶄新的思想框架，即更加看重發展的個人維度（包括關系的質量）而不是曾經的事實——個人維度既是目標又是手段。影響越來越大、以權利為基礎的方法可以被視為這一框架的一部分，而發展也越來越關注參與、過程和靈活性。新的思考和運作方法有助于推動潛在的范式轉換，其中的一種努力就是由ESRC資助的《發展中國家的福利》研究。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本研究計劃的靈感并不主要是來自社會排斥思想。這是因為這一思想的貢獻主要是分析而不是有目的的描述。如果社會排斥思想的核心目標是解釋不平等和相對貧困持續存在的原因，那么分析有效的發展干預空間時持悲觀態度就決不是偶然的。∑模式從形式上把不平等的再生產過程看作是低水平的均衡陷阱，進一步增添了這種悲觀論調。然而，∑模式部分程度上有價值的，正是因為它反對由發展機構構建并為其服務的樂觀的分析框架，反對過分強調機遇大于阻礙。如果一種方法能夠為更精確地確定積極干預的可能范圍以及如何適應更大的政治圖景提供比較現實的分析基礎，那么這種看起來比較消極的方法同樣可能是建設性的。∑模式提出了不公平何以持續存在的綜合理論，從而鼓勵實踐者確定可能受到挑戰的局限性假設。這應和了當前的潮流，即更有戰略、更有選擇地確定發展的“變革動因”或“壓力點”。對于發展機構來說，將融合—排斥思想吸收到發展實踐中的一個適當步驟是，把發展機構自己和其他行為體納入分析框架。圖表3[11]對此給予了全面的展示。這已經超越了本文目前討論的范圍，因為它明確承認這對一切行為在象征、物質和社會維度的發展的重要性。各發展發機構（包括居間開發機構）是根據其價值觀念，關系和資源進行定位的。這些價值觀念不僅包括正式的目標，而且包括對不同國家和角色的潛在意義。關系既可能是積極的（比如戰略網絡和聯盟的成員身份）又可能是敵對的。資源包括對物質資產，自然資產，人力資產，以及個人能力的主張。這些因素共同影響不同的機構隨著時間的流逝如何采取行動和進行互動，有了這些（象征性的，關系的，物質的）結果就可以反過來改變這些因素的狀態[12]。如果發展機構什么也不干，那么行動周期、結果和其他因素被改變的狀態即使沒有發展機構的存在也繼續存在。不過，向下的虛線提醒我們，僅僅發展機構的存在可以影響其他機構看待自身和自身表現的方式。而向上的虛線則提醒我們，發展機構如何看待其他機構同樣可以決定發展機構的價值觀念、關系和資源。圖表3：發展干預的靈活評估框架本文探索的融合—排斥理論為這種分析提供了一些最初的意見。發展機構的存在增強了某些價值觀念和潛在關系卻削弱了其他的價值觀念和潛在關系。這些象征效果和關系效果通過語言選擇，員工招募，以及咨詢與合作形式得到了增強。因此，發展機構不可避免地增強或削弱總體的社會階層，以及對不同群體的相對政治影響。這些象征性和關系效果可能比預想的物質效果（在對幸福的直接和間接影響方面）更加重要，然而它們仍然常常被忽略或不予重視。如果一個群體利用其資源和關系作手段來達到給其他群體增加資源和關系的話，那么就依然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提高我們對負面和正面影響的分析。（作者系英國巴斯大學經濟學經濟學和國際發展系教授。譯者：郭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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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得益于對早期草稿的無數批評，特別是阿里斯特·邁克格雷格的批評，盡管我并不能對所有這些批評做出公正的評判。[②]即使Z工人成功地進行自我教育和提高個人技能，Y工人仍然會通過更高層次的自我教育抬高準入壁壘。因此，這種模式解釋相對貧窮的再生產比解釋絕對貧困的再生產更有效力。[③]Y工人符合伍德（2003）所稱的窮人的“浮士德式交易”（浮士德是歐洲中世紀傳說中的人物,他為獲得知識和權力,向魔鬼出賣自己的靈魂。該詞最早由美國科學家艾爾文•溫伯格提出，狹義常指“以良心換取富貴和權力”，現在常用來泛指“犧牲長遠利益以獲得近期利益”。——譯者注），即以犧牲自主權換取安全。[④]此處提出的觀點忽視了外部力量在塑造政治文化方面（積極和消極）的重要性。不過，這種觀點的要義，不能單單依賴刺激地方經濟來降低不平等。[⑤]這并沒有否認，在拉美和其他地區，種族是發展的核心問題。關鍵是，不僅文化惰性，而且資源分配與每個群體習慣性的物資自利行為的結合，使得種族和民族差異（當然也有性別差異）永遠存在。這種理論的一大長處是，甚至當種民族界線變化不定之時，仍然可以解釋不平等持續存在的原因。[⑥]這同理查德“梯子理論”的動態比較優勢非常相似。當然，某些社會群體（國家）成功地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有能力從事高生產力活動。不過，它們的這種成功并不能促使這些形式的就業（部門）變得更具競爭力，并因而獲得更高的報酬。與此同時，高地位群體（富國）已經漸漸地涉足能夠獲得更高回報的新領域。因此，絕對增長是可能的，不過不平等狀況繼續存在。[⑦]巴蘭特斯和伊吉尼斯（2004：145）也指出：……菲格羅亞對減少社會排斥的政治可能性非常悲觀。盡管如此，仍有必要研究被排斥群體的特征及其藉以補救自身處境的手段。[⑧]反過來，財富不僅帶來收入，而且帶來自由（比如免于強迫雇傭勞動的自由）。[⑨]盡管自主權僅被狹隘地定義為免于強迫，但自主權的普遍性，特別是其在集體主義意識比較強烈的文化中的意義，仍然是一個爭論的話題。爭論的部分問題或許可以歸因于這一西方傳統：借助于對個體行為的社會認可，歸屬感（即相關性）得到象征性的確認，而這種認可要求個體擁有自主權。個體自主權并不是這一注釋爭論的核心，因為它只是力求強調關系（是否自主或建立在歸屬感之上）和資源的獨立的重要性。[⑩]邁克格雷格（2004）探討局部或普遍性的理解的思想，特別集中于貧窮的概念，而科佩斯塔克（2005）則更全面地探討發展實踐中連貫性和靈活性之間的緊張關系。[11]這個圖表不同于邁克格雷格（2004）的福利發展概念框架但完全與該分析框架相容。邁克格雷格的概念框架更熱衷于“安排秩序思想”而不是“信息行動”。[12]見貝文（2004b）對時間維度的全面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