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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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我國社會中一個龐大的新型社會群體，無論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市市民，還是返回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其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對于我國社會的順利轉型都至關重要。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性培育與全面發展面臨著一系列制約因素，如就業不暢、報酬不公、社會保障不足、社會歧視、教育培訓缺乏等等，必須引起政府、城市社會、農村社會的高度重視，并創造條件，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培育的有效路徑，推動這一群體的現代性培育進程，實現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的統籌發展與和諧發展。
融入城市、成為城市市民，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行為取向和目標選擇。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留不下城，又不愿意回到農村，也回不了農村”，處于十分尷尬的境遇。新生代農民工既是我國城市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期我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陸學藝，2003），也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他們的現代性培育與全面發展是基礎性工作，極具戰略意義。
一、新生代農民工現代素質表現
（一）現代性概念解讀
人的現代性是指人的現代生活中的文化素質，是一個與傳統性相對應的、體現在人的價值觀念、文化精神、思維方式以及行為方式上的概念。它產生自20世紀50—60年代的“人的現代化”理論，代表人物是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根據英格爾斯的觀點，現代人的理想模型應具有如下14個方面的特征：效能感和自信心，不相信命運，樂于接受生活變遷；具有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樂觀的生活態度；時間感；重視技術技能；待人平等；計劃性；尊重他人；對陌生環境不抱戒心，具有信任感；期待子女受教育和獲得現代職業；具有獨立見解，能容納不同意見；興趣廣泛，接受信息能力強；對生活中的問題具有理解力。[1]國內應用現代性理論研究農民工群體問題的較有代表性的是周曉虹教授，他在其《流動與城市體驗對中國農民現代性的影響》一文中，對農民工的現代性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和深刻的探討：現代性概念可以適用于社會，也可以適用于個人；相對個體而言，現代性是一個社會中個人所具有的與傳統相對應的現代屬性。具有現代屬性的個人常常表現為見多識廣、積極參與，具有明顯的個人效能感，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樂意接受新觀念和新經驗；也可以表現為具有平等開放、獨立自顧、樂觀進取、尊重感情和兩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識；總之，一個具備了現代素質或現代性的人應該具有一整套能夠在現代社會中比較順利地順應生活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社會行為模式。農民工的城市務工和流動體驗促進農民增加對變遷社會的適應性和謀生能力，增強了農民對新生事物的接受性，尤其是對異己事物的寬容性，擴大了他們的生活半徑，為他們建立起超越地緣和血緣限制的各種新型的社會關系。[2]
農民工的現代性是指他們在適應城市生活時所形成的一套新的行為方式、心理態度和價值觀念。[3]農民工現代性的獲得和提高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把人的主體性、創造性和自身所蘊涵的能力從現實的自然力的、社會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個體獲得獨立的人格，能自由地發揮自身的全部才能和力量，成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4]
（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征中所包含的現代性元素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群體特點：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職業期望較高、物質和生活享受要求較高、勞動耐受能力較低。[5]但筆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特征應具體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文化綜合素質普遍提高、鄉土依念情結逐漸淡化、轉移行為動因突顯發展理性、社會支持網絡不斷豐富、城市社會認同日漸形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這五個基本特征，都從不同的角度透顯著其現代性的萌芽。
1.文化綜合素質普遍提高，“市民化”信心得到強化。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高，并且促進新生代農民工“自信心、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以及個人效能感”等現代性素質的形成。徐州師范大學法政學院社會調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蘇省徐州市區，開展了一次針對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差異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64．7%認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認為自己是擁有部分非農業收入的農民，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只有3．8%，而在老一代農民工群體中，有56．1%的認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但有22．9%的認為自己是農民工，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更多的人認為自己是城市普通打工者，而不是農民工。這種身份認同上的進步本身就是一種更強的自信心的表現，[6]是群體現代性彰現出的重要內容之一。
2.鄉土依念情結逐漸淡化，城市歸屬感不斷增強。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絕大部分是從“校門”到“社會門”，沒有務農經歷，還有一部分是隨著父輩進城，本身就出生在城市，他們與鄉村的聯系已經僅僅維系于傳統的家庭親情，對農村土地、傳統鄉村文化沒有留念，對城市現代生活充滿著強烈向往，這種“向往”是一種“向上”流動的渴求，本身就預示著一種現代性內涵；同時，新生代農民工鄉土依念情結的淡化，來自于他們城鎮流動中對城市現代生活的體驗和深切的感受，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成長、生活、務工以及流動經歷，有助于他們的個人現代性的培養，正如周曉虹教授分析的：流動以及因流動而獲得的社會閱歷能夠幫助農民脫離土地的束縛，開闊他們的眼界，增加他們對新生事物的接受性，尤其是對異己事物的寬容性，降低他們的行為保守性和心理封閉性，并增加他們的自我依賴感和自我效能感。[2]《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選擇“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新生代農民工為城市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長期的城市建設中，培養了對城市的感情，在長期的城市生活中，逐漸適應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特別是部分“打工精英”的示范效應，更強化了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和對城市的歸屬感，培育了一種開放的現代性心境。
3.轉移動因突顯發展理性，物質要求和價值追求逐步提升。所謂“發展理性”，是指在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轉移行為中，要求“地域轉移、職業轉換和身份轉變”三者的同步實現。地域轉移是指農民工的空間變化，職業轉換是指農民工謀生手段的變化，隨著農民工進城行為，這兩者都得到了實現，只有身份轉變不能得到實現，身份轉變就是由“村民”變“市民”的要求，這一直是制約農民工城鎮融入的核心障礙因素，也是農民工城鎮轉移中最難實現的訴求。新生代農民工轉移行為“發展理性”動因，要求這三者同步實現，自身就包含著強烈的現代性因子，是對農民工城鎮轉移行為動因傳統“生存理性、經濟理性、社會理性”的現代升華，同時，實現“發展理性”的要求，更體現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素質培育自我強化意識。
4.社會支持網絡不斷豐富，城市社區融入進程加快。農民工進入城鎮務工就業的社會支持網絡是指：對于農民工離開傳統農村、選擇城鎮非農產業就業這一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社會為農民工這一行為選擇所提供的支撐體系。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社會支持網絡日漸完善、成熟、健全和理性：黨中央國務院關于“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理論界定和地位肯定，從指導思想上為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進入新世紀，新一屆政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關注民生、構建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執政理念，為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提供了基本保證；新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出臺，為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提供了法律支撐和法規要求；各城市地方政府對農民工由“堵”到“疏”、由“控制”到“引導”、由“管理”到“服務”、由“利用”到“依靠”的轉變，為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農民工素質的提升、維權意識的增強、“用腳投票”的理性選擇行為，推進了城市政府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支持網絡建設的進程。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會支持網絡的發展與進步，有力地促進了他們的城市融入，同傳統鄉村生活相比，城市無疑是現代的標志和象征，因此，城市生活體驗、與城市現代生活的零距離接觸，本身也培育著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性。
5．城市社會認同日漸形成，社會經濟地位獲得承認。首先體現在國家和政府對農民工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中巨大貢獻的認同，其次體現在城市市民對農民工在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和日常生活中作用的不可替代性的認同，再次體現在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自我價值的認同。與農村相比較，城市是現代元素的集聚地，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與城市社會、市民的相互認同活動本身就是現代性的培育和獲得過程，在這一交往過程中，農民工增強了“時間感”，更加“重視工作技術技能”，更加“期待子女接受教育和獲得現代職業”、期望子女能立足并扎根于城市社會，“適應環境和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得到增強。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征中蘊涵著日漸增強的現代性元素，特別是“自信心”、“時間感”、“重視技術技能”、“渴望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市市民”等現代性觀念更加突出，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意識到在城市生活中，“不敢面對競爭，將永遠無法擺脫貧困命運”，“競爭主要靠知識、技術和能力”，“知識和智力資本遠比體力型勞動力價格昂貴”。[7]這些都是新生代農民工身上日漸豐富的現代性的具體顯現。
二、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形成與全面發展的因素分析
當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總體狀況是良性的，可以概括為：生存環境正逐步改善，工資待遇正逐步提高，社會不公現象不斷減少，市民化進程不斷加快。根據中國社科院的《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顯示，根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調查，2003年至2006年間，中國農民工人均月工資持續增長，增速逐年加快。與2003年相比，2004年農民工人均月工資增長2．8%，2005年增長6．5%，2006年增長11．5%，并且月工資600元以上的農民工比重上升，2003年至2006年，月工資在600元以上的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的比重由43．2%提高到63．6%，提高了20．4個百分點，2006年工資800元至1000元的農民工占全部農民工的比重上升最快，累計提高6．0個百分點，達到17．2%，2006年，月工資在1000元以上的農民工比重已經達到25．9%。[8]勿用置疑，農民工城市務工、生活境遇的不斷改善為農民工現代性的培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制約農民工現代性培育的因素依然存在，農民工長期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三低”、“三難”：低報酬、低福利、低保障，平等就業難、權利維護難、發展提升難，“三低”“三難”狀況仍然困繞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制約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全面發展和現代素質的培育。
（一）經濟方面的因素
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的因素很多，人的現代性作為文化及思想觀念層面的內容，經濟收入與生存條件是它的基礎和保障，這些基本的條件不能保證，現代性的培育、實現與全面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紙上談兵。一直以來，農民工的收入報酬超低、拖欠工資現象嚴重、勞動時間過長、勞動環境惡劣、非正規就業造成的權利缺乏保障、與城市正規就業產業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勞、同工不同權”的二元勞動力市場歧視等，成為農民工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這些方面有所改進，但遠沒有徹底改觀。目前，這些問題已經成為了制約這一群體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的基本因素。
（二）政治方面的因素
農民工游離于城市與鄉村兩大區域之外，成為“雙重”“邊緣人”現象，越來越嚴重。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由于其較強烈的脫離農村、進入城市社會的意愿，更使他們既不愿回到農村、又難以融入城市，成為“懸空的一代”、“漂泊的一代”、“失落了家鄉的一代”、“無根的一代”。這樣的生存狀態造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正當權利訴求無法妥當實現、民主參與渠道嚴重缺乏、社會責任意識不能合理表達。這些問題和不足，隨著農民工“用腳投票”獲得經濟待遇不斷改善的同時，逐漸成為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的核心因素（三）社會方面的因素
農民工沒有與城市產業工人公平分享我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其低報酬、低權利、低保障、低福利狀態嚴重制約著他們的全面發展和現代性培育。造成這種“四低”狀態的因素很多，但長期以來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制度帶來的制度性歧視是根本原因。目前仍存在一定程度歧視性的制度主要有：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培訓制度。
（四）文化方面的因素
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現代化大工業生產和城市文明是農民工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對于文化素質整體較高、接受新生事物能力較強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城市生活體驗是其現代性培育的重要渠道。但是，在我國城市社會生活中，農民工群體與城市市民群體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心理隔閡”，形成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另一種“內卷化”狀態和“心理孤島”現象。農民工在城市居住“有居所沒有家園”、在城市工作“有職業沒有事業”、與城市市民共同生活“有交往沒有交流”，農民工在城市處于一種“鑲嵌式”狀態。特別是長期以來的城市社區建設和管理、城市義務教育體系、城市職工在職進修與工作技能培訓體系，沒有把廣大農民工群體納入服務對象，使這一群體缺乏與城市市民的溝通交流平臺和素質提升渠道，這些恰恰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最為渴望的要求和全面發展以及現代性素質培育的重要途徑。
三、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培育與全面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創新農民工相關政策、法規，為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提供制度支撐
政策和體制是影響農民工流動行為的重要因素，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創新。農民工階層自我國1978年實行農村改革而產生，并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而發展壯大，逐漸形成為我國社會的一個新型社會群體。我國農民工制度則隨著農民工現象、農民工群體、農民工問題的發展而不斷創新，大體經歷了控制流動、允許流動、控制盲目流動、規范流動和公平流動五個階段。[9]政策與體制創新的核心指導思想也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升，經歷了由“堵”到“疏”、由“控制”到“引導”、由“管理”到“服務”、由“利用”到“依靠”的變化。由于制度的慣性作用以及制度創新的路徑依賴特點，目前，我國的農民工制度仍需大力完善和進一步健全，建立既有助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也有利于農民工個人前途命運的農民工制度，有利于農民工群體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承認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現實，承認不同社會群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護其權利，就不同群體表達自己的利益，以及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壓力做出制度性安排是社會發展的必然。[10]當前，建立以農民工權利保障為基礎的制度安排，為農民工各項權利訴求建立合理、通暢的表達渠道和實現機制，是我國農民工制度創新的核心指導思想，也是農民工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農民工群體的權利訴求，包括生存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也包括發展權利，在農民工發展權利中，現代性的培育和全面發展又是核心內容。
（二）創建公平合理的農民工報酬、就業、培訓、社會保障機制，為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提供物質保證和基本渠道
農民工問題，由農民工群體產生之初的尋求生存問題，到隨后的經濟收入問題、社會權利保障問題，發展到了當前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問題。勿用置疑，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出路基本是兩條：融入城市、成為我國現代城市市民，或返回農村、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者，基本結論都應該是農民工群體經過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的培養、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熏陶，無論是成為新型產業工人還是新型農民（主要應該是農業產業工人），都應該具備基本的現代社會國民素質，成為我國新時期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基于這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和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作用的基本定位，必須公平對待農民工、構建合理的農民工工資報酬制度、規范有序的就業制度、平等的人力資本投入制度和開放的社會保障制度，讓農民工合理分享我國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性培育與全面發展及把新生代農民工培養成為現代社會人提供物質保證和基本渠道。
（三）健全城鄉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為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培育和全面發展提供有效服務
我國當前仍然處于轉型經濟時期，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宏觀作用仍十分強大和重要，特別是對于社會弱勢群體，政府的扶持和幫助更是十分必要。當前，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作用和社會地位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和提升，但他們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對于這一弱勢群體的保護和扶持，是“民生”政府的重要職責。在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的培育和全面發展中，政府應著力加強如下幾個方面的建設：第一，綜合改善農民工的生產、生活環境；第二，全面創造有利于農民工發展的必要條件；第三，整體提升社會經濟發展理念，建立公平公正的國民收入分配機制，真正體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一切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同分享”的價值觀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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