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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是公共物品偏好顯示的兩種方式。由于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和嚴格的戶籍制度所形成的流動性障礙，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兩種偏好顯示機制都存在失靈。要提高我國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必須給予農民消費公共物品的話語權，賦予農民用“手”和“腳”表達偏好的權力。

[關鍵詞]農村公共物品；偏好顯示；用手投票；用腳投票

偏好顯示(preferencerevealing)是公共物品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它要解決的是居民對公共物品的真實需求通過何種渠道反映出來的問題。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低效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民的真實偏好不能正確地反映出來，這也是農民成為社會上最大的弱勢群體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切實提高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這就要求在大力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提供更多符合農民需要的公共物品，這就有賴于農民偏好的正確顯示。因此，研究農民對公共物品的偏好顯示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公共物品的偏好顯示——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

在對公共物品偏好顯示問題的解決過程中，西方經濟學家通過設計各種各樣的投票模型，以公共選擇的方式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偏好)轉化為公共(集體)需求，進而為公共物品的供給提供真實的需求基礎。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林達爾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它們的均衡結果是分別以手投票和用腳投票的偏好顯示機制為前提的。

林達爾均衡模型是將競爭性市場均衡的分析框架從私人物品領域拓展至公共物品領域，將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實際政治決策過程相聯系，為如何在公民之間合理確定公共物品的負擔份額(稅收)及其產出水平提供了思路。該模型有三個基本假定：一是社區有兩個當事人A和B，分別代表各自相同收入和偏好的兩組選民；二是為防止決策的先后次序所帶來的投機行為，假定公共物品的產出水平與其負擔份額作為一個備選方案同時決定；三是每個人都能準確說出自己的偏好。

林達爾均衡模型盡管沒能給出公共物品供給的最優條件，但其通過局部均衡分析將公共物品供給的政治決策過程與公共物品成本的負擔份額巧妙地結合起來，在個人偏好既定的情況下，通過對備選方案的“投票”，確定出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以及個人對公共物品成本的分攤份額。在這一過程中，對備選方案的不斷投票，也就是個人偏好的持續表露，而最終達成“一致”，個人偏好也即匯總為群體偏好。因此，林達爾均衡既是一種偏好顯示機制，又是公共物品的合意供給模型，同時還是一種理想的政治決策程序。

蒂布特模型同樣有著嚴格的假定：第一，消費者在各社區間的流動不受任何限制。第二，各社區的稅收—服務組合的信息是充分的。第三，可供選擇的社區的數量是很多的：社區選擇不影響就業機會；公共物品或服務在社區間沒有外部性；任一類型的社區都有一個最優規模；低于最低規模的社區會尋找新居民以降低平均成本。給定以上假設，蒂布特認為，人們可以將地方公共物品的供應看成類似于私人物品的競爭市場。社區間的競爭將使得各種不同的公共物品都將被提供出來，居民們將通過遷移(用腳投票)顯示出他們對這些公共物品的偏好。這一個過程將導致一個有效率的結果。其原因在于：一是因為公共物品是以最小平均成本提供的；二是因為每個居民都住在正好能滿足自身需要的轄區。

蒂布特模型的偏好顯示類似一種優選機制，通過社區居民不斷遷移，用實際行動顯示出人們對所居住區域公共物品供給水平和供給效率的偏好，并最終尋找到與自己的收入水平、稅負能力、期望的公共服務標準等相適應的社區，經過若干次遷移，達成某種均衡狀態并相對穩定下來。西方社會千姿百態的社區類型是蒂布特模型具有良好解釋力的印證，我們經常談到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某種程度上即是對這一情況的真實寫照。當然，蒂布特模型還是一種壓力機制，尤其是對社區公共物品的供給者而言(主要是地方政府)，在稅收最大化和選票最大化的雙重約束下，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使公共物品的供給符合轄區居民的需求，否則，轄區居民的遷出既減少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使其行政長官失去“票源”。事實上，蒂布特模型是一種雙向互動約束模型，既是社區居民自下而上的公共選擇過程，又是地方政府最大化自身行為的自然結果。

由于這兩個模型都有著嚴格的假定，如林達爾均衡要求對備選方案的一致同意，蒂布特模型則要求居民的流動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在現實的運作中很難實現。但它們借以得出均衡結果的嚴格假設卻為分析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提供了一個標桿，所揭示的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的偏好顯示機制對于分析我國當前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問題也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偏好顯示的雙重失靈

根據以上分析，公共物品供給的決策應通過以手投票的公共選擇機制或以腳投票的蒂布特模型的制度安排，使得公眾對公共物品支付意愿能夠得到真實的表達和尊重，從而使公共物品提供達到最佳規模。而目前在我國的農村，這兩種機制均存在失靈。

(一)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導致用手投票的渠道不暢

目前我國農村市場經濟得到了一定發展，作為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農民對公共物品的需要都是取決于各地資源狀況以及自己所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然而，現階段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不是根據農村社區和農民生產與生活的需要來決定，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供給決策路徑，由上級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決策者根據考核指標、政績、任期的需要安排供給。這種通過計劃和行政命令安排的決策體制在計劃經濟時代無疑具有高效率，但這種強制性外部供給并沒有充分考慮農村生產與生活的具體需求，而是以政策規定的形式下達指標，這決定了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決策帶有強制性、統一性和主觀性的特征。遠離農村的各級政府和組織不可能完全、準確地了解和掌握農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狀況，對不同類型、不同條件、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都是按統一要求執行。稅費改革的實施也只是在引起農民負擔的公共資源籌集機制上進行改革，并沒有改變傳統的公共物品自上而下行政性供給機制，在政治利益、個人利益、政績等因素的影響下，這種供給機制將繼續保持原有的慣性，使本來就有限的農村公共資源無法得以合理有效地配置。在這種取向的供給體制下，一些容易出成績的短平快公共項目頻頻問世，而一些期限長、見效慢的長期項目或社會福利型的項目則經常被剔除出決策者的選擇范圍，如農村水利建設、科技推廣、社會保障等，而這些才是農村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根本所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決策制度從體制上決定了供給與需求的脫節是必然的，不但公共物品的供給總量和結構不可能真正滿足農民的實際需求，而且往往超越農民的實際承受能力，導致絕對供給不足和相對供給過剩并存的矛盾，造成農村公共資源配置低效、公共物品供需脫節。

(二)流動性障礙導致用腳投票難以實現

蒂布特模型中提到地區間的人們可以自由流動，他所指的是人們通過在地區間直接遷移，以此來表達對于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需求偏好。但是我國現行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鄉不同的身份制度、就業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保障制度、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差別。這種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極大地限制了農民自由遷徙的權利，而且也使農民失去了平等就業的機會和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它不僅不利于農民公民權利的保障，而且不利于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三、我國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偏好顯示機制的構建

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村公共物品偏好顯示機制，實質上就是讓農民擁有公共物品消費的話語權，賦予農民用“手”和“腳”表達偏好的權利。

(一)完善民主決策機制，擴大農民的參與決策權

在建立、完善村民委員會和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農村公共物品的需求表達機制和決策、監督機制，使農民能夠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渠道，充分表達自己對承擔公共物品成本的意見，實現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決策機制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轉變，讓受益人直接參與到受益項目的決策過程中。在具體做法上可以采用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相結合的靈活方法。如在最基層的自然村，可以實行直接民主，全體村民進行投票，按多數原則確定出本村公共物品供給的方案；在鄉一級，可以實行代議民主制，即由各村的代表共同決定最后方案。此外，還應該建立能夠代表農民利益、能與國家政權對話的民間組織，這一組織有反映農民意愿的信息機制，能夠代表廣大農民參與公共物品的決策，以擴大農民在公共物品供給決策中的參與決策權。

(二)改變基層領導人的產生機制

當需求意愿通過某種方式表達出來以后，最后的決策還得由基層政府作出。但我國目前，基層干部不是公共選擇的結果，而是由上級機構任命，村委會雖不是行政機構，但村支書仍多由鄉鎮黨委任命，村委會的其他干部由村支書任命(即使通過村民選舉，也不過是流于形式)，官員的升遷調任亦是看其迎合上級官員的偏好程度而定。在這樣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村委會實際上成了鄉政府決策在村一級的執行機構，偏離了其作為村民公共需要的供給決策者及代言人職能。因此，必須進一步改革基層領導人的產生機制，改變農村基層領導人由上級部門指派安排的做法，把主動權交給農民，由農民自己選舉出能真正代表農民利益需求、對農民負責的干部。這樣，基層領導人的當選與否完全取決于農民，而與其他因素無關。通過這種選舉約束，使他們真正對本地村民負責，把本地村民的公共需要擺在首位。

(三)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

蒂布特以著名的用腳投票理論論證了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這是他對公共物品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其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邊際成本為零推動了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物品供應上的相互競爭；二是以自由遷徙為前提的用腳投票。蒂布特認為在地方政府之間提供公共物品的競爭和以自由遷徙為前提的用腳投票的相互作用下，地方公共物品的供應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以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應盡快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人為差別，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真正擁有自由遷徙的權利，從而使蒂布特模型發揮作用。這樣用腳投票將使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更多地考慮居民的需求意愿，使不同偏好的消費者找到最符合個人需要的社區，同時，用腳投票在客觀上也促進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使其不斷提高效率，降低公共物品的供給成本。

(四)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實現農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理性

當前我國農民由于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受傳統思想影響較深，在公共物品選擇上往往存在非理性需求。如農民收入水平低，使他們更愿意購買有利于農業生產的公共物品，如優良品種、農業新技術，但對于具有長期效益或隱性效益的農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則需求不足。有的農民存在對公共物品“搭便車”的心理，認為個人即使不參與公共物品供給決策，也可以在公共物品被提供后享受其帶來的益處，從而造成公共物品需求信息的失真。因此，要不斷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引導他們積極參與有關決策活動和對公共事務的監督、管理活動，增強其參政議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