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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與劉宗賢、劉長明兩位教授合作的《和諧倫理學宣言》發表后，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褒貶不一。作為一種新倫理觀，和諧倫理當然是也僅僅是倫理學鏈條上一個發展的環節，自有其不完善之處。為了使這一新的倫理觀更加完善，有必要再作如下說明：人類的自私與冷漠是地球生態系統失衡之源；“三者”——仁者、智者和賢者，只是一種愛心大寫意；“三愛”——愛人、愛生兼愛萬物，是有差等的愛；和諧倫理內涵著和諧之善與和諧之美；使非生物生物化，使生物人格化，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和諧倫理學不是一般地反對科學技術，而是反對科學技術的濫用；能者多勞，在維持和恢復生態系統的平衡中，人類應擔負起更大的責任；和諧倫理學固然相對超前，但她代表了倫理學發展的方向，是實實在在的倫理學指歸，而不是倫理烏托邦。

關鍵詞：和諧；萬有價值定律；博愛；和諧倫理

我與劉宗賢、劉長明共同完成的《和諧倫理學宣言——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諧發展》中，提出了一種新的倫理觀——和諧倫理觀。文中指出：“所謂和諧倫理學，就是關于調節人與人之間、人與其他生物之間、人與所有存在之間以及所有存在相互之間關系并使之和諧相處、互動共生的行為準則的學問。”[1]文章發表后，很快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毀譽不一。毋庸置疑，和諧倫理作為一種新倫理觀，自有其不完善之處，這也是預料中的事。因此，對涉及和諧倫理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有必要再作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擬重點探討有關和諧倫理的九個問題，并以此作為對《和諧理論學宣言——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諧發展》的補充。

一、人類與非人類存在：互為主客體的對等的權利主體

如上所述，整個宇宙天地是一個流衍創化、渾然統一的生命系統，這些生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與價值。如果非要問她們為什么存在？那我只能說，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理由。同人類有存在權利一樣，非人之生與非生之物也有與其存在級次相適應的存在權利。每一種生命形式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雖然就局部而言，生物間出現共生、寄生、伴生、抗生等復雜關系，但就全局而言，生物間的關系是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共生性關系。這種共生性告訴我們，整體地球生態是一個活生生的利益整體，其中任何物種的存在都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作為目的，表明某種生物存在著，并需要其他生物也存在著；作為手段，則表明某種生物存在著，其他的生物需要它的存在”[2]。只有大家都在，并和諧相處，互動共生，才是自然世界意志的根本體現。人類與非人類存在，互為主客體，都享有對等的權利。

既然人類與非人類存在是互為主客體的對等的權利主體，那么，我們就應當尊重所有方式的存在，力倡所有存在的和諧共處。雖然處在生態系統頂端卻與其他所有存在榮辱與共的人類，沒有自己特殊的權利，不應該隨意傷害其他無辜的存在，自覺維護與其他所有存在共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

如同所有存在在質上沒有價值等級之分一樣，人類同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在存在的權利上沒有也不可能有貴賤之分，任何一種存在都享有神圣不可剝奪的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倡導“人——物齊一”。由于諸種存在在量上有價值大小的差異，而且諸種存在的價值大小與其在存在鏈條中的級次與關聯系數成正比，因而，諸種存在總是享有與該種存在的級次與關聯系數相適應的權利。現實中，我們經常在各種權利之間做出選擇。有時，基于存在鏈條的有序和共生的需要，會為了一種存在而犧牲另一種存在，為了保障一種權利而犧牲另一種權利，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為了提高人類生存質量，我們要消滅蒼蠅、蚊子等，并且要吃菜、吃肉等，但這種情況恰恰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發展。這實際上是為了尋求各種存在權利的平衡與和諧，在諸種存在的權利之間尋求平衡點。只要這種犧牲是為了更有價值的存在，那么，一物對他物的適當侵害就不應當受到譴責。但即使是這樣，我們也必須“對犧牲者懷著一種責任感和同情心。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出于某種需要，在殺死另一個生命時也必須盡可能采用仁慈的手段”[1]。

由于人類與非人類存在是互為主客體的對等的權利主體，人類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個較高級次上的獨特成員，但不是唯一的成員，因此，人與人之間應當建立一種平等的倫理關系，而人與自然之間也應建立一種合理的倫理關系；人對人負有道德義務，人對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也負有道德義務。

二、人類的自私與冷漠：地球生態系統失衡之源

在我們這顆美麗的星球上，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實讓我們觸目驚心：地球曾經美麗的充滿生機的綠色皮膚——植被被大面積地毀容；曾經健壯的肌體被迅速掏空；江河湖海漂浮著死亡的陰影；我們的動物兄弟在死亡線上掙扎；我們的植物朋友正在荒涼的大地上無奈地呻吟……這個曾經是生命樂園的地球方舟，如今已千瘡百孔，面目全非。

有良知的人們不禁要問：是誰傷害了這顆孕育生命的生機勃勃的星球？是人類！人類的自私與冷漠是地球生態系統失衡之源。全球變暖、臭氧層破壞、酸雨、淡水資源危機、資源與能源短缺、森林銳減、土地荒漠化、物種加速滅絕、垃圾成災、有毒化學品污染被稱為當今世界的十大環境問題[3]，試想，這十大環境問題有哪一個不是由自私而狂妄的人類造成的！

開始于17世紀的工業革命將人類帶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命運中。大地不再是神圣的生命之源，成了一個飄游著的物質星球；人成了萬物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成了一切事物據以評價的尺度，而事物則喪失其神圣的自主性成了人的對象和客體。黑色的煤和石油從地下被開采出來，轉化成開發地表生命系統的能源，再轉化成黑色的廢氣、污水和垃圾。市場經濟則加速使錢轉化為產品，使產品加速轉化為錢，使貨幣和產品均處在滾雪球式的增長過程中。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專業化、快節奏、高效率使人的存在方式變得越來越單面化。建立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支配、控制、征服自然的體系成了單面化人的唯一目的。于是，生命體系在人的意志偉力之下被逐步裂解。為了得到物質和能量，為了支撐滾雪球一樣指數增長的經濟發展，工業文明不惜毀滅整個大地生態系統。作為高智慧生物，我們掌握著藍色星球上的一切，所有的植物和動物，都是或都應是為我們服務的工具。這種自豪，我們不知道要維持到哪一天？

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本質上是文化危機，其根源在于我們舊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根源于人類私欲的膨脹和對物質的不可遏止的需求。欲望的深壑是永遠無法填平的，人類永遠不會滿足從自然那兒所獲得的一切。自從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被破壞之后，便穿越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挺進，但這“自由王國”的面目已橫遭涂改，信仰被抽空，美學被扭曲，理想被玷污。為了個體、集團的利益，為了社會學層面的成功，把人與人、集團與集團的激烈矛盾轉而變為對自然資源的近乎瘋狂的攫取，而這一過程通常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名義下進行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生命種群萬代不變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天人共生式相對和諧的情境下人們對物質資源的占有和利用。這種非自然的消費欲望不僅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而且使人類多維度多層面的“幸福”只剩下對物質的占有和對商品的消費，除了扭曲的物欲，其他所剩無幾了。環視我們的現實，除了人類的利益，有誰顧及到其他和人類一樣的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利益；除了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有誰顧及全人類的未來；除了小集團利益，有誰顧及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除了一己之利，有誰顧及集體利益；除了一己之物欲，有誰還有精神等方面的追求。這種不同層次的自私心態，在和諧發展之路上預設了重重陷阱，實際上是地球生態系統失衡之源。

人與自然的對立和個人與社會的疏離最終導致了整個生存環境的惡化，也使得人類向自然以及個人向社會的回歸成為一種優勢需要和重要的生活目標，而這也正隱藏著重建生活價值目標的契機。自然生態的失衡和人文生態的斷裂促使我們思考這樣一個也許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問題：經濟社會中人們是否真的比前人生活得更好，或者說，我們為了物質消費上的瀟灑自如究竟付出了多少代價？人們的幸福是否與財富的多寡成正比？生態失衡，以外在強制的方式敦促人類重新審視和修正自己對大自然的主觀認識和價值觀念。

三、“三者”——仁者、智者和賢者：一種愛心大寫意

關于“仁者”、“智者”和“賢者”的稱謂，不是死摳字眼的結果。“三者”的稱謂只不過是一種愛心大寫意。我們無意去咬文嚼字，而是致力于給人類展示一種以仁愛為線索的梯級升華的人類倫理境界。

仁，是孔子提倡的社會學說和最高道德準則。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均無“仁”字。春秋末年，孔子把“仁”加以概括，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仁學思想體系。仁者，也叫仁人或仁士，在儒家典籍中指具備仁德的人。而愛他人是對仁德精神實質的基本規定。《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人”，泛指一般人。孔子認為，仁者的基本要義和精神實質就是愛人，故具備仁德者應堅持“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愛人從“我”出發，自己怎樣對待自己，也就應該怎樣對待別人。

智，是儒家認為君子必備的基本品德之一。《論語•憲問》：“仁者不憂，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中庸》認為：“好學近乎知（智）。”智者通曉事理，故不惑。儒家把智稱為“天下之三達德”之一[4]（p676）。

在儒家典籍中，賢的意思是指德才兼備；賢人，謂德才皆美之人。《荀子•哀公》：“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于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荀子假借孔子之口，說明賢人言行的標準，以及使天下獲益的原則[4]（p699）。只有賢者，才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賢者的美就在于把自己融入天地萬物之中，因而，能夠博愛萬物。

不難看出，“仁者愛人、智者愛生、賢者博愛”中的“三者”雖然與儒家典籍中的“三者”基本吻合，但并不完全一致。作者無意去追求與典籍的一一對應，大體上用的是一種易于為人接受的愛心寫意手法。

四、“三愛”——仁者愛人、智者愛生、賢者博愛：愛的明明白白，而不是糊里糊涂

有人認為，“三愛”即仁者愛人、智者愛生、賢者博愛是糊里糊涂的愛。而我認為，“三愛”是基于物有不同而實施的梯級升華的愛。

因為物有不同，所以愛有差等；因為諸種存在在整個存在鏈條上所處的級次和關聯系數不同，所以，這種愛應該梯級升華。

仁者就要愛人，愛人是仁者的必備條件。仁愛亦有各種層次。男女之間的愛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是親愛，朋友之間的愛是友愛，大眾之間的愛是類愛。人是萬物之靈，是自然界開出的最美麗的花朵，理應互愛。不道無德，排斥同類，實際上是人類在精神上的“返祖現象”。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同類都不愛，缺乏最起碼的同情和憐憫之心，他就沒有資格做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所有人施以相同性質和相同方式的愛。譬如對罪犯，就對他們施以特殊的愛——帶有懲罰性質的愛。當然，仁愛與正義的懲罰并不矛盾。理由有三：犯罪是對仁愛的違背，是對和諧的破壞，因而不應得到仁愛的照顧；懲罰罪犯恰恰是為了使罪犯重新做人，是教育他（她）如何去為仁，是仁愛的一種特殊表現，至于對罪大惡極的罪犯處以極刑，那是為了在諸種愛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對罪犯的懲罰就是對一切善良人的仁愛，這是一種由社會來實施的仁愛。

智者愛生也是同理。我們總是針對不同生命存在在整個存在鏈條上的級次和關聯度大小施以不同的愛。我們愛大熊貓、金絲猴、白暨豚、青蛙、啄木鳥、貓頭鷹等，但我們會不會愛蒼蠅、蚊子、老鼠呢？誰如果這樣問，我只能告訴他，請你拋棄這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為什么我們硬要在“愛”與“恨”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呢？事實上，就是蒼蠅、蚊子、老鼠，也不能完全消滅。如果這些看似有害的動物消滅了，與此相關的寄生類與衍生類物種也將隨之失去存活的條件。譬如，以這些動物為食的魚類、鳥類、獸類就將無法生存，從而影響到人類自身，并最終打破生態系統的和諧。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生態系統之中，每一種生物都對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發揮著自己特定的作用，都在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交換中發揮著自己的特殊功能。生態系統是一張龐大的、由形形色色的生物交織而成的立體式網絡，每一種生物都是這張網絡中的有機環節，并且環環相扣，彼此關聯。況且，現在的蒼蠅、蚊子、老鼠之所以多得使人討厭，與人類的過度活動有關。人類的濫捕濫獵和濫施農藥，消滅了制衡、控制這些動物的天敵，才造成這些動物的惡性發展。如果蒼蠅、蚊子、老鼠有朝一日真的瀕危了，我們也應該保護它們，拯救它們。因為拋開人本主義的狹隘觀點，我們很難說清每一個物種的益或害。盲目地想當然地把物種分成益、害兩類，是人類幼稚病的典型表現。同樣的理由，“保護就是為了利用”這種目前流行甚廣的說法，也是出自人類本位思想，是狹隘的和不確切的。保護自然的目的包含著利用，但不僅僅為了利用，我們的目標比利用要廣泛和深刻得多。顯然，保護一個物種，就意味著保護了與該物種關聯度強的若干物種，這也就意味著保護了一個生物群落，從而保護了一個生態子系統的和諧；反之，破壞一個物種，就意味著破壞了與該物種關聯度強的若干物種，這也就意味著破壞一個生物群落，從而破壞了一個生態子系統的和諧。有位生態學家打了個比方：消滅一個物種，就好比拔掉飛機上的一個鉚釘，看來似乎問題不大，但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架飛機已經不安全了。縱觀世界的種種急劇變化，現在應該說，地球這架曾經性能優良的飛機已經變得危機四伏。地球本來是個有機的統一體，一切生物都生長、繁衍、進化在這個統一體之中，各個物種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共同維持著自然界的穩定、和諧與發展。在這個五彩斑斕的生物圈中，誰能適應從而成長為優勢物種，誰不適應從而被淘汰出局，這是在自然歷史的長河中物競天擇、不斷演化、不斷優化的結果，既非上帝所創造，更不能由人類來主宰。這就不難理解，大自然為什么擁有物種的多樣性、遺傳的變異性和生態系統的復雜性。放眼宇宙，大小星球無數，又有哪個可以和地球相比？過往歷史無窮，又有什么樣的奇妙想象可以比喻現在的世界？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第一個登上月球，當站在38萬多公里的遠處看到小小的地球時，他深切地感到地球不僅是一個綠洲，一個孤島，而更重要的是，直至目前所知，它是唯一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他說：“我從來沒有像此時此刻那樣突然警覺到，保護和拯救這個家園是如此的重要。”我們作為生物界的精華而又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來到這個宇宙間僅有的地球，很偶然，很幸運，也很自豪。所以，人類理應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生命現象，愛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愛這個統一和諧的大自然。

博愛萬物是賢者的胸懷。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如果有人硬要打破沙鍋問到底，萬物存在的理由分別是什么？我只能回答：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愛的理由。愛及萬物，就要融入萬物之中，去感受萬物，理解萬物。博愛萬物，方顯賢者胸懷。而今天的我們離大自然已越來越遠，現代科技越來越飛速地發展，同時越來越專業化、學科化、縱深化的格局，使人類變得越來越狹隘，越來越跋扈，越來越唯利是圖，越來越在觀念上陷入誤區，把自己從所屬的自然界中“拆卸”出來，甚至凌駕其上。殊不知，人類只有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從大自然中來認識大自然，認識人類自己，懂得只有在總體上協調好人類與其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并在這個基礎上重新調整好人類自己的觀念和生活，人類社會才會有光明的前景。所以人類應正視當前快速生產、大量消耗、畸形消費的病變現實，擺脫物質富裕、精神貧乏的困惑，提倡追求一種精神自在、不受物役、天人共泰的瀟灑生活。因此，賢者的博愛，既不同于“提籠架鳥”、“養貓養狗”的愛，也不同于宗教“普度眾生”的愛，更不同于“只愛益鳥益獸”、“保護就是為了利用”那種人本位的愛，而是從生態學和和諧倫理的觀點出發，保護生態系統，保護生物的多樣性，不隨意去改變大自然諸種存在的存在狀態。自然萬物是相互關聯的，這種保護和破壞，必然會影響到地球的穩定和人類的未來。

所以，博愛萬物，“物我同舟，天人共泰”，應當成為地球人生存的共識和追求的目標。正是基于這種思考，我們才謹慎地提醒世人：不要簡單地以人的視角和標準把對象物劃分為益與害，并以此為標準對其施以愛與恨。如果我們換一個視角，灑向存在都是愛，那么，其他存在必然會對人類“報之以李”。正如劉長明指出的，僅僅“解放動物”是不夠的，“我們應當解放的是所有方式的存在。對于不同方式的存在，我們都應當給予應有的尊重。作為掌握了威力無比的工具系統的人類，不要輕易試圖去改變其他存在的存在狀態”[5]。只有對其他所有存在施以與其存在級次相適應的愛或尊重，人類才是合格的地球公民。

五、善與美的統一：和諧之善與和諧之美

和諧即倫理，而且是倫理的至高境界。與自然界的其他存在重歸于好，握手言和，是人類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大自然是無私的。無論人類自身多么強大，多么富有智慧，但只要一脫離大自然，脫離對其他物種的依賴關系，也就失去了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愛人、愛生、愛所有存在，不僅直接體現了整個自然和人類一樣具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而且從根本上代表了人類的最高利益，是保證人類發展的基本條件。因為人類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屬性就決定了其生活和勞動都離不開自然環境，離不開自然中的所有存在。因此，人類在開發和利用自然的過程中不應只是為了謀取和擴展人類自己的“私人”的特殊利益，而應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創造一個既屬于自己又屬于“大家”的生存空間。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和諧是倫理的至高境界，那么，是不是意味著為了追求和諧之善，為了尊重所有的存在，我們苛刻地要求人類去過“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呢？回答是否定的。我們要求人類節欲而不是禁欲。事實上，只要人類存在，就必然要消費，也就必然要破壞或剝奪一些生物或非生物存在的資格，改變其存在狀態。所以要保證自然界中每一個生物和非生物個體的存在都不受到破壞既不現實，也不可能。但是，如果這種破壞并沒有危及該存在的滅絕，沒有造成某一區域的生態失衡或影響生態穩定，并且是為了更高層次的和諧，為了所有存在的良性循環和發展，還是非常必要非常值得的。我這樣認為，決不是為人類對大自然的過度侵害尋找借口，也不是為“人定勝天”式的狂妄構筑避難所。相反，我一再強調指出，為了所有存在的和諧發展，人類必須立即停止對大自然的任何過度侵害；人類為了準確地進行自我角色定位，必須徹底反思“人定勝天”之類的虛妄。

值得一提的是，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對“人定勝天”的思想和實踐，有的學者認為“人定勝天”不是人類的盲動和狂想，而是天人關系的一個進步，是人類的自覺和自信。“人定勝天”不是可以任意破壞自然，而是要在適應人類發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的同時，科學地保護自然，以求得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是要在更高的科學和工業的水平上取得人和自然的更加協調的發展。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筆者認為，理論上不妨承認這一觀點的假想，但事實畢竟不容忽視。人類是自然之子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自然這一偉大的造物主，既不偏愛也不歧視她的任何成員，任何生物和非生物存在都不可能獲得超越生態規律之上、之外的權利。自然既不是由人類創造的，也不是為人類所創造的，所以人類永遠無法成為自然的主人。假如人真正能夠勝天的話，便意味著不再是人類服從于自然的意志和法則，而是自然服從于人類的意志和法則，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從邏輯上講，大自然既然孕育了人類，人類就永遠是自然之子。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一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6]。自然是人類滿足需要的對象，更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應切記：人類每一次對自然的開發和改造并不意味著是對自然的戰勝和脫離，而是對自然的剝奪和享用。享用自然是人類和其他存在共有的權利，不同的是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存在是以本能的方式享用自然，而人類則是以實踐的方式享用自然。但剝奪就構成了對自然的侵害，殊不知過度侵害自然就等于間接的毀滅自己。所以萬物和諧才是人類最根本的福利，也是人類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和諧與均衡不僅是善的，具有至高無上的倫理學意義，而且是美的，極具美學價值。大自然處處充滿了美，而自然之美美在和諧。生態系統充滿了無形的秩序，展示著她的和諧之美。從太空中遙望地球，她恰似一顆生機勃勃的宇宙蛋，而“地球之美主要體現在和諧之美和發展之美：和諧之美是靜態美的最高境界，而發展之美則是動態美的極致”[7]。自然界內置著一個十分可愛的程序，一個與她的復雜性匹配的程序。當年，“諾亞受上帝的指派把每樣物種中的至少兩個個體帶到他的方舟上，以使它們免遭滅頂之災，使得物種的多樣性得以保持，地球之美得以延續；今天，在人類一手導演的地球悲劇面前，使和諧與發展的因果鏈條得以維系，以永葆地球之美，已變得刻不容緩”[7]。一樣的生命，同樣的存在，理應共享地球和諧之美。草原、鳥兒、溪流、魚兒、花兒等悠游自在，共同在大地的懷抱里體驗神奇的生機，享受奇妙的和諧，那是何等的美麗！

六、以人格化的方式愛及非人之生與非生之物：“使非生物生物化，將生物人格化”何以可能？

和諧倫理學“旨在使非生物生物化，將生物人格化，以便將狹隘的人類倫理法則擴展到生物之間，進而將物種倫理法則擴展到所有存在之間。”[1]針對這一觀點，有學者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地球上40多億年的漫長進化才分化出非生物、生物和人，并借用了列寧的話說這是自然界“自己運動”的結果，你和諧倫理學決不可能通過“兩化”就把非人的世界萬物都變成有人格的，如果世界萬物都人格化了，那么人又緣何以生？盡管疑問者自己也清楚，我們的意圖是將愛的準則施之于非人之生，非生之物，但是，還是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使非生物生物化，將生物人格化”何以可能？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使非生物生物化，將生物人格化”的終極意圖。就是說我們是想通過“使非生物生物化，將生物人格化”使所有存在都變成作為人的存在呢？還是旨在使人設身處地地為其他存在著想，與其他存在換位思考，以人格化的思維方式賦予世間萬物以生命？顯然，后者是我們的本原意圖。我們就是想通過對世間萬物以人格化的思維方式，先他物之憂而憂，后他物之樂而樂——當然，這同時意味著我們賦予了所有存在以靈性。作為處在存在鏈條更高級次上的人類，善待萬物，尊重其他存在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狀態，怎么就不可能呢？以靈長類自居，飛揚跋扈，才是絕對不可能，也是絕對不應該的。有鑒于此，我們建議把“人所不欲，勿施于物”作物處理人與其他萬物關系的金規則。

把地球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來觀察、來認識，說地球是人類的母親，不僅是文學的一種修辭手段，也不僅僅因為地球的龐大軀體和她對人類及萬物的世代不竭的生殖力，更因為地球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她的物質性表現為四季的更替、草木的枯榮、動植物的繁盛、山川河流和自然中的一切；她的精神則充滿了神秘。我們不知道海洋的波動是不是她的呼吸，巖漿地火是不是她的血脈，冰川相撞、地震雪崩是她的歡樂還是痛苦，大陸漂移、造山運動是她的俯仰還是抽搐。“天何言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古人眼中美麗絕倫的大自然。但是，天真的不言嗎？實際上，天地有言，只是目前我們尚未破譯而已；天地有知，只是目前我們尚未探知而已；天地有情，只是目前我們尚未感知而已；天地有愛，只是這種愛博大得我們感覺不到。萬物是極其微妙與錯綜復雜的，天地有大美而人未察，天地有大愛而人不覺，天地有情懷而人無意。譬如，在古往今來的傳說里，海豚就是與人類十分友好的海洋動物。近兩千年前的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在其巨著《博物志》里，就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例：一只海豚游進了盧克林湖，與一個貧窮家庭的孩子建立了深厚友情。后來，孩子因病去世，海豚便常來湖邊憑吊，不久，也郁郁而終。而在古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記述里，海豚表現得更為高尚，感恩圖報：希臘帕洛斯島有個人名叫柯里亞諾，看到漁民們捕獲了一些海豚，便勸說漁民將之放生。不久，柯里亞諾出海辦事，所乘小船遇浪翻沉，船上其他人都葬身魚腹，唯有柯里亞諾死里逃生，被一群海豚推送到岸邊峭壁上一個巖洞里。這就是他所救下的那群海豚所為。更讓人感動的是，當柯里亞諾去世，尸體在海灘火化的時候，這群海豚竟趕來叩別，面向沙灘圍成半圓，俯首發出聲聲長嘆，直到尸體化為灰燼，才郁郁離去。其情其義至于此，讓我們人類社會有些成員也覺得汗顏！法國的帕斯卡爾•諾亞•貝柯維奇的紀實作品《神奇的海豚——奧利娜》，記述的是一只野生海豚與一個聾啞人八年多友好交往的全過程，給人類與海豚的交往記錄添上了最生動、最翔實、最讓人感動的一章。這些鮮活的故事，也許能夠讓我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去憧憬人與動物和諧相處的美好前景[8]。

迄今為止的所謂文明史，不過是或主要是人類逐漸掌握工具與武器的歷史，我們增加了對大自然局部的膚淺認識，對她的整體的感受與愛，卻喪失了許多。當清華的劉海洋把硫酸殘忍地潑向可愛的狗熊時，他的同情心實際上已經泯滅了。盡管可憐的動物無法用人聽得懂的語言說出它們的痛苦，但看到它難以名狀的痛苦動作，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那只被傷害的狗熊所遭受的煎熬。可悲的是，類似的情況還在發生著，千千萬萬個劉海洋的“好奇心”正在威脅著其他存在的存在狀態。

只知索取不思回報的人類，建構起了一個貌似龐大的物質系統，卻喪失了自己的尊嚴與地位。有一位署名“哲夫”的網友在《21世紀誰將與人類同行？》一文中充滿深情和哲理地寫到：

時間是一部金色列車，發車時乘客中還沒有人類，人類是后來強行從樹枝上跳到飛馳的列車之上的一位不速之客。眾多旅客友好的接納了人類，并讓出了一個最好的座席給它。那時的人類還是一支剛剛學會直立行走的猴子，與車上的乘客們相安無事。這些不速之客在列車上除了不遵守乘客守則喜歡調皮搗蛋外基本是無害的。等到越過一座座世紀的高山，穿過一座座時間的遂洞之后，人類開始說話唱歌和耍把戲。人類的歌聲和花言巧語以及把戲吸引了眾多的乘客，它們都圍攏過來看人類表演拿手的節目。當人類的節目告一段落時，那些看過節目的乘客們回身再想坐回原位時，卻發現原本屬于自已的那個座位，已經被滾雪球般不斷膨脹的人類侵占了。它們這才發現上了人類的當。它們傻了，它們只好站著。人類起初還有點不好意思，后來就儼然以先來者和主人自居了。人類不再花言巧語而開始厲言疾色，呵斥役使并吃喝它們，當然也偶爾居高臨下的施一些恩惠給它們。當時間的金色列車喘著粗氣不堪重負地穿越20世紀的遂道，馳入21世紀的高山時，許多原本的乘客，連同它們的衣服以及攜帶的行李等，都已經被人類成功地侵占并消耗掉或是據為己有，人類以為沒用的則永遠丟下車去了。人類在年復一年的慶祝自己的勝利，但不知道這樣的勝利還能慶祝多久？不妨猜猜看，21世紀的金色列車上，誰將與人類同行？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人類繼續一意孤行，不是以人格化的思維方式對待其他存在，與其他存在為友，那么，人類就再也沒有伙伴，沒有同行者，成了一支地地道道的“獨行俠”。其命運可想而知：踏上死亡之旅，孤獨地死去，成為太空的游魂野鬼。

七、科學技術的原罪與非罪：我們不是一般地反對科學技術，而是反對科學技術的濫用

任何科學技術都內涵著反噬自己的種子，科學技術的弊與利如影隨形，我把這種現象稱為科學技術的原罪。但是，科學技術本身無罪，有罪的是對科學技術的濫用和無限夸大科學技術力量的科學技術萬能論者。因此，如果我們簡單地把生態系統失衡的原由歸罪于科學技術，就如同科學技術萬能論者一樣犯了同樣的錯誤。

毫無疑問，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一個個科技夢想的實現使人們陡然產生出傲立于塵寰之上的巨人之感。人類借助于科學技術“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但是，人類在享用科學技術成果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同樣是科學技術結出的苦果。工業的發展帶來水體和空氣的污染；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的發展，不僅使人類面臨涉及人自身尊嚴、健康、遺傳以及生態安全等問題，而且使人類遭遇了一系列空前的倫理尷尬……。

種種跡象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人和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天地萬物都淪為技術改造的對象和被技術加工的原料，人類征服自然的欲望也在不斷膨脹。然而，不幸的是，正當人類為自己的成果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時，忍讓至極的大自然卻開始發出了憤怒的吼聲，人類為此付出了遠比得到而高昂的多的代價。溫室效應、資源匱乏、物種滅絕、環境污染、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沙塵暴……這一切使得人類迫近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愛德華•泰訥曾寫到：就在我們歡慶又把自然世界的混亂削減了幾分之時，我們制造的新機器開始脫離我們的控制，獲得自身生命，通過“報復效應”讓我們嘗到屈辱的教訓[9]（p57）。根據泰訥的推論，人類在技術上的每一次努力都旨在提供對現實問題的解決辦法，但同時也暗藏著抵消這些努力的隱患。例如生物技術的開發和運用，曾為農業的發展展示了一個廣闊的前景：一是農業生物技術將為生產新型、高附加值的農產品提供有效的方法，能創造新品種以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二是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和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據預測，農業生物技術領域的突破將為解決糧食問題和環境問題打下堅實的基礎。然而，生物技術的生態缺陷卻象上帝有意放在瓶中的一個妖魔，如果貪心的人們打開瓶塞，這個妖魔便會飛出來危害人間：一是生物技術改變了自然造物的方式，有史以來第一次按照人類的意志來創造和改變了物種，而這種變革是建立在人類對自然界一知半解基礎上的，這首先就從哲學的意義上注定了人與自然關系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二是生物技術工程式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產出物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相對的單一性，其結果是過分簡化了自然界的生物鏈和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生物的多樣性；三是生物技術及其產品本身對生態安全構成了威脅。“造物原本是大自然——上帝的權利，但是，愈益發達的基因工程使得人類對‘上帝’取而代之。問題在于，人類雖然正在取代上帝造物的權利，卻沒有相應取得‘上帝’的造物智慧”[5]。由此可見，日益復雜的技術文明常常會帶來無法預料的結果，而這些結果與人們當初的良好愿望大相徑庭。導致這種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人們在使用某種科學技術時，往往缺乏對該項技術各個方面的系統了解，盲目的依賴和崇拜科學技術。這種對技術控制能力的缺陷和對新技術的非理性濫用，使得人類永遠陷入了人與自然惡性循環的怪圈不能自拔。這絕不是魯莽的黑色預言，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種種。實際上，生態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需要從根本上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新技術的目的不應該僅僅是忙于應付已經出現的生態和環境問題，更應該是用來防止新的生態和環境問題的出現。

我們一方面盡情地吮吸著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甘露，另一方面又飽償科學技術的誤用和濫用而釀就的苦酒。但是無論怎樣，科學技術仍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發展，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大。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知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世紀初僅為5%至20%，而目前在一些發達國家已上升到80%至90%。過去10年間，信息產業取代傳統產業上升為世界頭號產業。信息技術的發展前景依然十分誘人，而以基因和納米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將日臻成熟。今年初美國又提出了“國家納米技術促進計劃”。這是繼信息高速公路和人類基因組計劃后美國政府的又一項全國性科技促進計劃。隨后，中、日、法、英等國也都加大了納米技術的攻關力度。專家們認為，納米技術具有徹底改變物質生產方式的巨大潛能，它有可能在新世紀引發一場新的產業革命。由此可見，科學技術已成為時代的象征和支柱，它的缺失必然會導致文明的荒蕪，導致人類生活失去根基。那么，現實生活中我們究竟應當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怎樣的規定和價值期望呢？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必須以謹慎的態度對待科學技術，趨科學技術之利，避科學技術之害。面對科學技術這把雙刃劍，人類有責任在打破一切阻礙科技進步的羈絆、卓有成效地推進科技發展的同時，堅決制止或盡可能減少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危害和負面影響。

人類是聰明而偉大的，依靠自己的智慧創造了一切的人類，應當而且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防范一切。

八、能者多勞：人類在維護和恢復生態平衡中的責任

不能否認，在自然萬物之鏈上，由于人類“可以借助于語言文字等符號進行思維活動、借助于完備的工具系統進行復雜的創造活動”[5]，這使得人類處在較高的存在級次上，“與眾不同”。人類的“與眾不同”并不是人類能夠享有和濫用特權的理由。正如劉長明所說，“人類在思想和活動方面的這兩點‘與眾不同’……只是為人類履行自己的職責提供了可能”。“除了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的權利，人類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特殊的凌駕于其他存在之上的權利。但是，由于人類在思維和活動方面的特長，使得人類在實現人文生態與自然生態的宏觀和諧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見，人類的‘與眾不同’意味著也僅僅意味著人類應當也有條件在實現人文生態與自然生態的宏觀和諧中履行更多的職責，自覺擔當起大自然守護者的責任”[5]。就是說，人類的這種獨特地位賦予他的，不是掠奪的權利，而是保護的義務。能夠超越生物與生俱來的本能而狹隘的自私自利，把生命的價值從麻木而黑暗的深谷中提升到同情的光明峰頂，自覺地關心和愛護其他生命，尊重其他方式的存在，這是人真正優越于其他生命之所在，是人所具有的獨特價值的體現，是人應該追求的完美境界。人為“天地之秀”，是大自然的神經和良知，他應當成為地球的守護神，而非占有者。他的尊嚴和價值應當在護衛地球這葉扁舟的行動中，在愛惜其他存在的“大慈大悲”中體現出來。地球是人類的母親，我們是地球的兒女，維護地球生態系統的和諧是我們必須履行的道德義務。

否認人類的特權而強調責任與義務，并不意味著人類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辱沒了人之為人的尊嚴。相反，確立人類與其他存在的平等地位，“恰恰能夠真正體現人的尊嚴，不斷在和諧中實現人的價值”。“人類真正的尊嚴就在于用腦思想和諧的意義，用手創造和諧的事實，借助于語言唱響和諧的主旋律；在于獨有的精神家園”[6]。

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已逐步實現了對“部落中心主義”、“種族歧視主義”、“民族中心主義”的超越，我們為什么要為人的道德關懷劃定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呢？理性、道德自治力和自我意識也許是獲得道德權利的充分條件，但不是獲得道德關懷的必要條件。許多不具備這些條件的人（如白癡）和組織（公司、社團、國家、聯盟）同樣也擁有權利，盡管他（它）們不能親自捍衛其權利或用語言來表達其要求。但對于這些權利主體，我們通常是指定或選定一個人來捍衛他（它）們的正當權利。我們為什么不能把這種“權利”的做法推廣到非人類存在物身上去、并承擔起維護它們的道德權益的“道德人”的使命呢[10]（p62-78）。也許，智慧的大自然——上帝，進化出人類的目的（我想，任何看似偶然的自然進化都有其進化的理由和目的，目的性在人類進化這一個案中同樣存在）就是為了使人類行使這種“和諧人”的角色。如果人類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不準確地進行角色定位，那么，人類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踏上一條不歸之路。我們沒有權利辜負“上帝”的期待！

九、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和諧倫理學是實實在在的倫理學指歸，而不是倫理烏托邦

相對超前的和諧倫理究竟是一種倫理臆想，還是經過努力人人能夠達到的境界？我認為，和諧倫理既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也是人人能夠做到的現世倫理。

和諧倫理學固然超前，但她是實實在在的倫理學指歸，而不是倫理烏托邦。她的產生意味著人類的倫理視野發生了新的變化，是一種把道德關懷擴展到人之外的各種非人類存在對象上的倫理學說，其道德關系從單純的人與人之間拓展到人與其他生物之間、人與所有存在之間以及所有存在相互之間。這可以說是對傳統倫理學的一次超越或革命。但這種超越并不意味著對傳統的否定或脫離，而是在傳統基礎上的更高層次的升華和突破。從表面看，傳統倫理學所研究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旨在規范人的行為準則，但從深層次看，它卻是從形而上的意義上來關照人類的生存，賦予人類進行價值評價的權利和尺度，使人類在善與惡的抉擇中實現人性的升華。如果說，傳統倫理學是一門使人光榮的科學，它充滿了哲學和價值學的意蘊的話，那么和諧倫理學則是一門使人升華的學問，從更高層次上使人性得以張揚。雖然她的倫理視野發生了轉換，但她的功能仍然要規范人的行為，并且要求人類從更廣闊的空間來思考人與自然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反思自己在對自然的錯誤行為中因維護人類自身的價值和尊嚴而犧牲了其他存在的價值和尊嚴，或者干脆說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害甚至毀滅了其他存在，這才是最大的倫理和道德。而對自然萬物的尊重是每個正常的人都能做到的。用和諧倫理規范自己的行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所以說和諧倫理學不是空穴來風，子虛烏有，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需要和標志，既是人類最高倫理智慧的超前起飛，也是實實在在的倫理學指歸。

當然，我們提倡和諧倫理并不是要吹捧極端的生態主義神話，不是要建立凡生命（甚至包括蚊子、病毒）和凡自然之物（包括洪水、沙漠）都必須崇拜和保護的現代泛神論，也無意全盤否定工業文明和人類追求適度的日益舒適的物質生活的合理性。但是，人與自然的相對和諧、經濟發展與優化生態的相對平衡，不也是“舒適”的應有之意嗎？而且，這種質樸的天人和諧，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在現實生活中也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今天，無論是在云南、湖南，還是在新加坡、瑞士，我們都可以看到某些局部地區有很多和諧發展從而增進了當地人民福祉的生動事例。自古以來，麗江民間和東巴經中就有不破壞生態環境的風俗習慣和鄉規民約，如不能在水源頭洗臟東西和殺生，忌把痰吐到水中，早晨不能在河中洗嗽。而麗江古城中的三眼井被認為是納西人利用自然、保護自然的典范：第一眼井汲水飲用，第二眼井洗菜，第三眼井洗衣物。水資源循環利用，各得其所。新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怪說：“云南十八怪，木石來崇拜。”古老的東巴經把人以外的所有精靈稱為“署”，亦即今天我們所說的大自然，它們與人一樣，有生命，有感識。人與署（自然）是兄弟，不能互相殘殺，人類必須對自然履約。這一美麗的民俗約束著一代又一代的納西人。居長江上游的麗江，今天的森林覆蓋率接近74.5%，是云南省第二大林區，被稱為“長江上游最后一座綠色堡壘”；在國際植物學界，以麗江的山、水、地命名的植物新種和變種就達上百種。如今的麗江，遠離都市的喧囂，萬物和諧共進。可見，和諧倫理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每個現實的人經過努力隨時可以達到的境界。

縱觀社會發展的歷史，人類之所以把上下內外的高度和諧作為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生活的最佳狀態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而矢志不渝地追求，中國儒家之所以把普遍和諧作為處理各方面關系的一貫原則、治國安民的最高目標、有道社會的理想模式而不懈的為之奮斗，這不僅僅是由于他們厭惡無休止的傾軋和暴力，向往和諧和安寧，而主要是因為，人類主觀上的這種愿望和期盼，是以人類對于客觀世界的科學認識與實踐體驗為前提和基礎的。換句話說，客觀世界向人類展示了一幅幅和諧存在與發展的美好圖畫，表明和諧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和趨勢的必然結果，是不斷在實現而又可以不斷去追求的現實目標。和諧實實在在地存在于事物的屬性和功能之中，存在于事物之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之中，存在于事物的運動、變化和演進之中。誰不向往青山綠水、藍天白云、鳥語花香；誰不理想人我共生、天人合一、日月同輝！可見，和諧是經過努力隨時可以得到的幸福。這不僅是我們對未來的期盼，對子孫的貢獻，更是對生存價值和生命意義的最好詮釋。

和諧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人類與其他方式的存在共享同一個地球，若強行破壞萬物的平衡關系，掀翻和諧的天平，必將導致不可逆轉的生態災難，最終走上一條不歸之路，恰如當年不可一世的恐龍。有一則童話，叫《獵人海力布》，講述的是優秀小獵手海力布得到了一根神奇的雀翎，這雀翎使他聽懂了鳥語獸言，起到了溝通人類和動物世界的作用，從而消解了大森林中的殺戮，使人類和自然界和諧相處；無獨有偶，日本的玩具生產商takara及其余兩個機構推出的狗語情緒翻譯機，能通過測量狗吠的聲調來了解其情緒，于是，“搞笑諾貝爾獎”委員會把2002年度的和平獎頒給了他們，以表揚他們對促進人狗和諧共處所做的貢獻，該機已在日本上市，其英文版的“bow-lingual”也將在不久的將來推出。這意味著人類力圖理解自然萬物，產生了和諧的倫理內需。和諧倫理觀，旨在給予每一個地球人這樣一根能聽懂所有物語的“雀翎”和這樣一臺理解他們的情緒翻譯機，提供一把能讀懂大自然的鑰匙，進而達到一種平實而偉大的和諧倫理自覺。億萬個地球兒女對和諧的倫理追求，將奏出和諧發展的主旋律，叩開和諧文明的大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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