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青少年生態文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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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安全的脆弱性、風險性和重要性已被認識就生態脆弱性而言，受訪青少年中76.2%的意識到了自然平衡的易損性；86.9%的對“破壞自然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有清醒認知；75.2%的反對“自然界的修復能力足夠強，完全可以應付工業社會的沖擊”這類觀點。而就生態風險而言，86%的認為人類目前正在濫用、破壞環境；38.5%的感到在過去一年里上海的生態環境更加惡化了；且有超過半數的擔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上海可能會出現新的生態事件，其中，最受關注的是空氣污染風險（71.8%）和水污染風險（21.9%）。就人與環境的關系而言，76.8%的受訪青少年認為生態安全與自身密切相關，并普遍感到環境污染、突發性生態危機事件等已損害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且會在整體上影響上海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77.4%）。
（二）生態價值觀介于傳統思維和生態取向之間生態價值觀的本質是對人類中心主義、過分強調優先發展經濟等觀念的反思，強調將實踐重新放回“人－社會－自然”的有機整體中。調研發現，上海青少年的生態價值觀認同度均值為78.75分（最低分0分，最高分100分），總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他們對人類在自然界中地位和能力的警醒與反思已相當深刻：受訪青少年中88.9%的對自然界萬物具有平等的生存權表示認同，85.5%的贊同人類行為受自然規律支配。但是，當被問及人類是否可以為滿足自身需要而改變自然時，持環境整體主義的青少年下降至55%，持人類中心主義的升至27.8%。特別是被問及自然資源是否有限時，僅有46.9%的受訪青少年看到了地球空間和資源的有限性，而32.3%的則認為“人類只要知道如何開發，自然資源就是充足的”。可見，上海青少年的價值觀中已經認識到了要“優先保護環境”、人與自然要共存共榮；但是當追求經濟效益，或者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具體目標難以統一時，他們仍習慣性地把對自然的客體化、資本化視為“理所當然”。
（三）生活方式正在更新，生產方式亟待轉變調研發現，上海青少年對日常生活中的生態知識、行為等的知曉度、認同度、踐行度都比較高，例如，87.9%的受訪青少年知道“少買不必要的衣服”符合綠色低碳生活的要求，認同并實踐的人接近九成；絕大部分青少年認同并有時能做到“珍惜糧食”、購買有綠色食品標志的食物；接近九成的能認同并有時能做到“將空調溫度維持在26度及以上”“不用電器時，選擇關機”。“綠色”“低碳”已然成為上海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在生產方式轉變上，青少年對生態科技在生產乃至消費領域的運用是持開放態度的，然而，對相關知識的知曉度、準確度不高，系統性不強，行動力不足。例如，受訪的上海青少年之中，僅有16.2%的系統了解過生態科技知識，29.6%的青年愿意參與傳播生態科技知識；他們對運用生態科技制造的新商品有興趣，但逾七成要視性價比來決定是否購買。這與其本該扮演的生態科技倡導者、傳播者、使用者和創造者角色有較大距離。
（四）普遍認同環保政策，但環保責任感不強、踐行力不足就環保政策支持度而言，“限塑令”已得到普遍認同，“垃圾分類”制度和“無車日”活動在上海青少年中的知曉度及認同度均較高，但“購買碳排放額度”和“取消燃放煙花爆竹”等尚待了解和認可。就環保貢獻意愿而言，在資金投入方面，青少年群體中呈現出了矛盾和分化：半數青少年認為“如果確信錢能用于改善環境問題，愿意出錢”，但也有半數青少年表示“企業（49.5%）或政府（53.4%）應當對改善環境狀況負責，最好不要花我的錢”，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支持政府增加稅收專門用于改善環境問題，三分之一的反對；在時間投入方面，大部分青少年愿意踐行那些耗時量低、難度系數小的環保行為，如“隨手關燈”“撿起垃圾”“爬樓梯上下樓”，但耗時量增加后，踐行比例就會下降。就環保行為而言，超過七成的受訪青少年有意向參加環保組織，但超過九成的實際上并非任何環保組織的成員；接近七成的青少年愿意為環境清潔支付更高的費用，但真正能做到的僅有45.7%。
二、都市青少年生態文明意識和行為的特點
（一）青少年的生態信息正從被動接受向主動獲取轉變目前，都市青少年主要運用大眾傳媒尤其是互聯網等新媒體獲取有關生態文明的知識和信息。網絡、廣播電視、書報雜志是他們了解生態文明的三條重要途徑，其中，通過上網搜索、微信、微博轉發等途徑了解環境信息的青少年（73.1%）超過經由電視（64.5%）、報刊（48.6%）等途徑獲取信息的青少年。而在學校課堂里學習到相關知識的比例僅為23.2%，經由講座、報告會的途徑了解信息的有15.4%，通過家人朋友了解的有15.1%。傳遞經驗是互聯網交往最大的特征之一，這不僅令青少年在選擇和接收信息時的主體性地位加強，同時，也讓他們在建構生態文明觀念、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能力升級。
（二）女性青少年比男性在意識和行動上更接近生態文明女性在生態文明認識觀、價值觀、參與觀上均比男性更接近生態文明的核心內涵和具體要求。81.4%的女性青少年已經認識到了生態安全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十分密切，高出了男性青少年9個百分點（男性比例為72.5%）。對生態價值觀符合度進行評分時，高分區間內女性比例普遍高于男性，低分區間內女性比例卻低于男性。不過，男性青少年接受過系統的生態知識教育比例（18.2%）高于女性（14.1%）。從生態行為上看，女性青少年相較于男性青少年更愿意為環保花錢，如當被問及“如果確信錢能用于改善環境問題是否愿意出錢”時，女性青少年表示“不愿意”的比例為12.4%，男性的則為15.6%；被問及“如果政府增加稅收專門用于改善環境問題是否同意增稅”時，女性青少年表示“不同意”的比例為29.6%，男性則為33.1%；而51.3%的男性青少年認為“企業應當對改善環境狀況負責、不應該花公眾的錢”，但女性持此觀點的比例僅為47.6%。此外，女性青少年相較于男性也更愿意為環保花時間。
（三）年齡與生態文明意識成正比，與參與行為成反比西方的研究結果通常是：年輕人比年長的人更容易接受生態文明的理念，但本次調查的結果卻恰恰相反。“70后”（79.7%）比“80后”（77.5%）“80后”比“90后”（71.4%）對生態安全有更充分的認識。對生態價值觀符合度進行評分時，得分在90分以上的“70后”比例（29.5%）高于“80后”（23.6%）“80后”高于“90后”（15.6%），而得分在60分以下的“70后”比例（7.3%）卻低于“80后”（8.0%），“80后”略低于“90后”（8.1%）。此外，“70后”對生態文明建設的認同度也比另外兩個世代的比例更高。但是在生態參與觀和環保行為方面，“90后”比“80后”“80后”比“70后”的意愿更強、踐行度更大。例如，55.4%的“90后”50.5%的“80后”35.3%的“70后”愿意為環保花錢，這表明，相比其他兩個世代，“90后”青少年更愿意為環保花錢；同時，他們也更愿意為環保花時間，因為當環保行為要花2個小時以上時，仍愿意去做的“90后”占48.1%，“80后”占45.5%，“70后”僅占35.3%。
（四）高學歷青年的生態文明意識強，但主體責任意識相對較弱文化水平越高的人生態知識越豐富，對自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辯證關系認識越深入，環保意識和能力越強，對建設“美麗中國”等的認同度也越高。但也存在學歷越高、主體責任意識相對越低的問題，高學歷青年中有部分人尚未認識到自己就是建設“美麗上海”的主體力量，而傾向于把生態文明建設責任推給政府或企業。例如，學歷層次為研究生的青年把生態責任歸咎為企業（57.1%）的比例最高，本科為52.6%，大專/高職為50.4%，高中/中專等為40.4%，初中及以下為39.8%；當被問及“政府應當對改善環境狀況負責、不應該花公眾的錢”時，學歷為研究生的青年中表示認同的比例高達61.3%，本科為55.1%，大專/高職為54.7%，高中/中專等為45.3%，初中及以下為40.3%。
（五）黨團員青少年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力量青少年中的中共黨員和團員在生態文明意識的各個層面上表現均強于其它政治面貌的青少年，環保行為上也表現出更強的自覺性和責任感。例如，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有信心和非常有信心”的青少年中，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的占76.5%，團員的占72.7%，非黨團員的占61.6%，派的占61.6%；而表示“沒有信心和非常沒有信心”的青少年中，中共黨員的僅占3.7%，團員的為4.2%，非黨非團員的占7.2%，派的占30.8%。可見黨團員青少年確實是黨和國家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可以信賴、能夠依靠的主體性力量。
三、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知行不統一，價值觀轉向是關鍵無論在生活、生產還是政策執行中，對什么是符合生態文明要求而言，青少年一般有清醒的認識，但是真正做到的比例相對較少。例如，在保護環境和發展經濟之間面臨兩難時，受訪青少年中77.5%的在認識層面會支持政府選擇前者，僅9.1%的支持后者，13.4%的態度不明；但在具體情景中，堅持“環境優先”的下降至59.8%，而實際滑向“經濟優先”的升至15.7%，且有24.7%的不確定該怎么辦。這與青少年的生態價值觀仍處于過渡性階段密切相關，調研發現，越傾向于生態價值觀的青少年生態認識越合理、參與觀越強、踐行度越高。可見，幫助青少年更加堅定地轉變傳統生態觀念，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是當務之急。
（二）青少年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責任意識須強化生態危機并非天災，而是“人禍”，資源開發者、生產者、管理者、消費者，企業、政府、個體都是“共謀”。因而，各主體都應反思自身的生態安全責任，積極承擔生態文明建設的義務。但從調研來看，雖然青少年意識到了自己的“生力軍”角色，可在“節約資源”“減少污染物排放”“充分使用，多次利用”“分類回收，循環再生”“保護自然，修復生態”等具體實踐中，他們卻大多有意或無意地將環保義務轉移給了政府，寄希望于城市政府來推動生態事業的發展，而對自身的主體性責任隱而不宣。這種強調政府在生態保護上的主要責任、減輕個體職責義務的意識和做法，不僅不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有效推進，還可能在具體的環境事件中引發“鄰避效應”甚至“官民對抗”。因此，增強青少年的生態責任感和責任能力，是當前生態文明教育工作繞不開的著力點。
（三）共青團需要思考推進青少年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切入點和長效機制縱觀整項調研，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在青少年中達成共識，共青團組織有責任、有義務將這種共識轉化為廣大青少年投身生態文明建設的激情、智慧與活力。但調研發現，認為共青團開展的環保活動更有吸引力的僅為15.9%，覺得青年社會組織舉辦的同類活動更有吸引力的達25.2%。環保類青年組織作為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新生力量，在有效動員、環境保護、協同治污、生態教育等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但同時也面臨著公信力不足、資源不足等問題。事實上，有高達72.8%的受訪青少年提到“共青團組織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大有可為”。因而，充分認識共青團在推動青年、青年社會組織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找準工作的切入點和發力點，逐步形成共青團組織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長效機制，顯得非常有必要。
四、對策與建議
如何進一步煥發都市青少年的青春智慧與創造活力，讓他們以更為積極的主人翁姿態，更加自覺地投入到保護環境、珍惜地球、愛護生命、構建和諧社會的生態文明建設中去呢？基于經驗數據和邏輯分析，我們認為，青少年以及全社會需要繼續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青少年要拓展生態認知，倡導生態觀念一方面，要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協助青少年了解如何利用、保護和美化生態環境的基本知識，引導他們去認識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及其嚴重后果。同時，也要讓其知道全球社會在生態危機之中的反省、覺醒以及應采取的積極應對之策。另一方面，青少年不僅自身應樹立生態文明觀，還應成為宣傳者、倡導者、引領者，促進全社會成員共同提升自我的生態文明素質。
（二）青少年要豐富生態體驗，踐行生態活動首先，廣大青少年，特別是在崗青少年要增強珍惜資源、循環使用資源的觀念，圍繞“增收節支、節能降耗”的目標，不斷提高自己綜合運用資源、有效使用資源的能力和水平。與此同時，在生產過程中開展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服務創新，推動生態科技進步和綠色經濟發展。同時，還要繼續轉變生活方式，遵行低碳生活方式，養成理性的綠色消費習慣，杜絕奢侈浪費，積極參與生態環境優化。其次，青少年自身在生產、生活等多種形式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努力培育起熱愛生命、崇尚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內在情感，使保護環境、關愛生命、善待生命成為發自內心的自覺行動。
（三）針對青少年特點，調整宣教的內容和形式黨和政府、社會各界要為青年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營造更好的環境，創造更多的機會，搭建更廣的平臺，特別是要根據青少年獲取信息渠道的改變，調整宣教策略，做到精準傳播。充分發揮數字新媒體的平臺，主動探索利用新媒體進行環境信息傳播、在線互動交流、環境輿情監測和環境應急響應等方面的辦法。通過政府、社會組織與電信、新媒體等渠道商、內容制作商密切合作，通過移動互聯、移動終端、開辟環保微博、微信、APP等加強宣傳、溝通、調查、互動等，從青少年的角度設置議題，從青少年輿情中捕捉話題，用青少年聽得懂、愿意聽的話進行報道、推廣，讓有意義的事更有意思，從而將生態文明意識和理念滲透到青少年的日常工作、學習、娛樂和生活中。
（四）共青團需著力探索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機制作為青年組織，共青團理應肩負起團結帶領廣大團員青年、青年志愿者為生態文明建設作貢獻的歷史重任。為此，共青團需要通過更新組織協調機制、調整目標考評機制、完善項目帶動機制和拓展宣傳引導機制等，構建與都市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相適應、服務能力更強、社會化水平更高、青年參與面更廣、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青年工作運行機制，保證共青團推動青年參與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化、常態化和規范化。另外，共青團可定期課題或召開論壇，來整合高校、智庫、青年社會組織等力量，圍繞如何進行生態現狀教育、生態意識教育、生態道德教育、生態消費教育、生態法制教育等專題進行研討，厘定適應青少年需求的教育內容。通過開發多樣化的培訓方式，建立綠色志愿者總隊等來加強實踐育人，提高青少年節能、低碳、增效的能力和責任感。
作者：鄧蕾單位：上海師范大學青年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