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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方志、文集、筆記、醫書和現代資料匯編等資料，對咸同之際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江南發生的大疫之時空分布、瘟疫種類以及原因和影響做了探索。指出，這場大疫始自咸豐十年，同治元年達到高潮，同治三年，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漸趨平息。它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圍僅次于嘉道之際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數百萬人罹難。瘟疫的種類包括霍亂、瘧疾、痢疾、天花、類霍亂，并可能存在傷寒和百日咳等。戰爭是這次瘟疫大規模爆發流行最關鍵的原因，可以說戰爭導致了瘟疫。同時，瘟疫也可能對戰爭的具體進程產生一定影響。不論站在怎樣的立場上認識這場戰爭，立足于瘟疫這一特殊的災難，我們確實看到了戰爭給當時社會造成的種種慘劇，對此，無論如何都是不應忽視或視而不見的。

關鍵詞：咸同之際太平天國江南瘟疫戰爭

一、引言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戰爭——太平天國起義，較長時期以來，受到了國內學術界，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學界的極大的關注，眾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對對這次起義的背景、經過、失敗原因、影響和意義以及領導人、革命綱領、統治思想和戰略得失等等，都作了大量細致的考證和研究[1]。不過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在強烈的革命和反帝理念指導下展開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對其中豐富的社會史內容有所舍棄和忽略。比如咸同之際，在太平戰爭后期的主要戰場——蘇浙皖地區爆發的那場規模罕見的瘟疫，就很少為人提及。這與疾病、醫療這樣直接關乎生命的論題過去卻一直是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這樣一種狀況，顯然是相一致的。

近年來，隨著國際上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漸趨興盛[2]和國內史學界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重新認識，史學界對這一事件也開始有所注意。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國災荒紀年》一書中，較多地著錄了這次疫災的有關史料[3]。似乎主要是利用了這些資料，謝高潮于1996年發表第一篇專論這次瘟疫的論文《淺談同治初年蘇浙皖的疫災》[4]。其后，張劍光在《三千年疫情》一書中列“咸豐蘇浙皖戰場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國性特大疫災”兩目，專門談論這一疫情[5]。另外曹樹基也在最近的兩篇論文中論及這次瘟疫[6]。

謝高潮的論文是這一問題的先行性研究，他對這一瘟疫的背景、流行狀況、種類、原因和后果等作了論述，認為“咸豐朝迭年而起的自然災害是同治初年瘟疫盛行的前奏”，霍亂、斑疹傷寒和瘧疾是這次瘟疫的主要傳染病，瘟疫的流行除了自然災害外，更重要的還是因為腐敗的政治和殘酷的戰爭，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不過，這一研究基本如其標題所示，屬于“淺談”性質，流于一般性的論述，且在疾病概念的運用上多有混淆不清甚至認識錯誤之處[7]，分析也較為疏略，比如認為斑疹傷寒是這次瘟疫重要的傳染病之一，但在文中除了指出該病的特點外，未作任何分析，而且，對該病病原、癥狀等的描述，多竄入傷寒的內容[8]。張劍光的論著基本只是對疫情的一般性描述，不過對瘟疫種類論述較謝文有所深入，而且還對蘇浙皖以外地區的疫情做了概述。指出，同治初年的疫災，是以霍亂（吊腳痧）為主，摻雜菌痢等其它傳染病的特大的全國性瘟疫，除受災最為嚴重的蘇浙皖外，發生疫情的地區還有直隸、山東、河南、云南、貴州和陜西等地。曹樹基先在一篇論文中提到，“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蘇、浙、皖三省在戰爭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總數的30%，死于霍亂（cholera）占70%。”[9]。之后，進一步認為瘟疫種類除霍亂外，還包括鼠疫、傷寒或痢疾[10]。曹的這兩篇論文均非對這次瘟疫的專論，以上觀點也只是順帶提及，并未作具體的論述。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史學界對這次疫情雖已有所注意，但顯然是初步的，對疫情流行確切的分布地區、傳播途徑等問題還缺乏研究，對瘟疫的種類、戰爭與瘟疫的關系、瘟疫的后果等也仍待進一步深入的探討。江南不僅是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最為發達，人口最最稠密之地，也是太平天國戰爭后期，太平軍和清軍爭奪最激烈、受這次疫災危害最大的地區，故而在此就江南一隅對以上問題作一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二、疫情的時空分布

有關這次瘟疫具體的時空分布情況，筆者根據各地方志、部分文集、筆記、醫書以及部分資料集等文獻的記載，綜合如下：

咸豐十年，五、六、七月間，常熟時疫興起，死亡相繼。無錫六、七、八月，疫氣盛行，死亡相藉。七月，烏程烏鎮大疫，每十家必有死者二。九、十月，嘉興濮院瘟疫盛行。秋冬之間，吳縣大瘟疫，死者甚多。[11]

咸豐十一年，臨安大疫。昌化大疫，死亡無算。秋，嘉興濮院盛行霍亂轉筋之癥。[12]

同治元年，四月間，嘉興有吐瀉等病，不及一晝夜即死。婁縣、上海、川沙、南匯，夏五月大疫。上海霍亂大流行，死者數千人。五月，嘉定大疫。金山張堰夏五月大疫。金山夏秋之間大疫。夏五月，江浦大疫。嘉善正月大寒，人多凍死，夏大疫。石門，夏大疫。青浦蒸里兵亂，田多不治，夏大疫。夏秋之交，吳縣大瘟疫。夏秋以來，常熟時疫流行，無家不病，病必數人，數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間有子午痧，朝發夕死。吳江時疫流行，日死數十人，名吊腳痧，無方可治，不過周時。臨安夏秋疫，時大兵之后，繼以大疫，死亡枕籍，邑民幾無孑遺。昌化夏秋大疫，徙死相望于道，黎民幾無孑遺。六七月，孝豐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烏程、歸安難民均病瀉痢，穢氣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紹興六月大水成災，七月，疫大作，加以窮餓，民死者益多。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軍中尤甚，死者山積。溧水大疫，時寇亂方劇，民皆乏食，死者無算。秋八月既望，昆新淫雨十晝夜，河水暴漲，斗米千錢，道饉相望，疬疫大行，有全家病歿者，瑣尾流離，至斯為極。閏八月間，駐海寧之太平軍瘡痍及瘟疫大發，死者無算。[13]

同治二年，春二月，婁縣、奉賢、上海、川沙、南匯城鄉鬼嘯，大疫。五月，嘉興疫。時天熱亢旱，酷熱，盛川死疫者經掩埋局收管，三日間計死二百余，余鎮亦每日各有數人，皆半日病而已。諸暨、山陰二月淫雨，夏旱，大疫。六月常熟疫氣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海寧自四月下旬，旱災嚴重，七八月，復遭潮災，米價騰貴。又遭時疫（原注：吊腳痧），亦傷無計。八月，吳江各處時疫流行，死者甚多。新陽信義，大亂初平，繼以大疫，鄉間無槥可售，尸骸枕藉。嘉定大疫，夏，河水生五色蟲。孝豐疫癘盛行。富陽大疫。鎮海秋疫。[14]

同治三年，正月至四月，江陰大疫。四月，自長毛去后，常熟遍處起病，醫者忙極，西南尤甚，死者亦多。春夏靖江大疫。粵寇初平，宜荊癘疫迭起。烏程、歸安六月天炎疫作，每日死者動以百計。七月間，南京軍營中疾疫大作。寶山大疫流行。丹陽大疫，尸骸枕野。象山秋疫。[15]

據以上資料表明，我們將這期間各年瘟疫所波及的縣次[16]制成表1。

表1咸同之際江南大疫各年波及縣數表

年份|咸豐十年|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同治二年|同治三年

縣數|5|3|24|17|9

可見，所謂的同治初年大疫實始自咸豐十年，同治元年達到高潮，同治三年，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漸趨平息。咸豐末年之疫乃這次大疫之前驅期，同治元年為極期，同治三年和四年為緩解恢復期。前后共波及32縣次。有關這次疫情的具體分布情況，可參閱根據以上資料制成的圖1。（見下頁）

從圖1可以看出，有疫地區主要集中在江寧府、蘇州府、松江府、嘉興府、湖州府和杭州府等太平軍和清軍反復爭奪之府縣，其中上海縣雖一直未被太平軍攻占，但戰爭一直未斷，而且，又有大量難民涌入，所以也是疫情多發地區。而相對受戰爭影響較小的寧波府和爭奪不甚激烈的鎮江府疫情相對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浙西西部的孝豐、臨安和昌化等較為閉塞、瘟疫較少光顧的地區，這次也因太平軍的數度攻入而發生了較為嚴重的疫情。常鎮地區，由于沒有出現像在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和杭州等地太平軍和清軍反復激烈爭奪的局面，所以在前期疫情較少，但在后期清軍的收復戰后，也有較多的地區出現了疫情。由此可見，與嘉道之際大疫主要沿交通干線傳播有所不同[17]，這次瘟疫基本隨著戰場的出現和轉移而引發、傳播。

三、瘟疫種類

現有的研究業已指出，這次大疫，不只是一種疫病，謝高潮認為是霍亂、斑疹傷寒和瘧疾[18]，張劍光指出以霍亂為主，菌痢等其他傳染病為輔[19]，曹樹基等人則認為是鼠疫與霍亂和“瘧痢”等[20]。這些研究雖然指出了大疫所包含的部分瘟疫種類，但大多缺乏具體論述，而且也不夠全面或存有誤會。

曹等人認為存在鼠疫的依據僅僅是雷豐《時疫論》中一段話，殊難說明問題，且涉及地區為不在江南范圍之內的衢州一地。在江南地區，筆者尚未發現有鼠疫流行的證據。除了鼠疫，斑疹傷寒的可能性也較小，因為斑疹傷寒主要通過身體中的虱子傳染，常見于氣候寒冷的冬春季[21]。而從上面資料中很容易發現，這次瘟疫大多發生在炎熱的夏季。而夏季的江南，人們常常可以泡在水中避暑，身上長虱子可能性極小。不過在軍人中，因為戰事頻繁，出現一定范圍的流行，也非絕對不可能。至于真霍亂、瘧疾和痢疾，都應是存在的。不過，此外，至少還包括天花、類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傷寒和百日咳等疾病也可能存在。

在以上疫病中，霍亂最為搶眼，記載也多。比如，咸豐十年九月，秀水和桐鄉交界的濮院鎮，“自此月初六雨后，天涔涔雨，陰慘之氣逼人，瘟疫大作，死者日以五六十人，而染者都是寒疾之狀，多則二日，少則一周時許，亦有半日即死者。”[22]同治元年六月蘇州“賊禁食西瓜。夏秋之交，大瘟疫。忠酋書記某食西瓜后染瘟疫死，故禁食之。”[23]雖然未能獲得具體癥狀，不過從食西瓜而染疫死者這一記載看，是霍亂的可能性極大[24]。稍后，在南京的清軍軍營中，“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25]疫情如此暴烈，若不是有意夸張的話，亦當是霍亂。根據以上所述和上錄資料，基本可以認定是霍亂的縣份有：咸豐十年和十一年的嘉興府的濮院鎮，同治元年的嘉興、秀水、上海、長洲、元和、吳縣、吳江、嘉定和南京，常熟則間有之，同治二年的海寧、常熟，同治三年的上海。另外發生在孝豐、臨安和昌化等地的瘟疫也有較大可能是霍亂。對這一地區的疫情，現有的記載較為簡略，還難以確定地判斷其為何種疫病，不過從嚴重程度和“死者什八九”[26]、“每有輿尸于途，舁者竟亦死去”[27]等記載，以及周邊地區多有霍亂流行而且常有軍隊往來于該地區等情況來看，是真霍亂的可能性較大。

瘧疾，謝高潮在前揭論文中已經論及，不過他所舉的均為軍營中的例子，其實在地方上，也多有流行。比如，常熟龔又村在《自怡日記》中記載，八月十八日，祐兒“感冒”，二十日，“連患寒熱，似有瘧象。”廿二日，“祐兒痁作旋汗，傍晚已平。”[28]似為間日瘧。而他本人，八月十六日，“因寒而熱，得汗而解”，十八日，“予熱又作，飲薄荷湯葛粉，至夕汗出而輕”，二十日，“予仍熱”，廿二日，“至午得汗而熱解”，也象是間日瘧的癥狀[29]。不過瘧疾應該不像謝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傳染性很強、死亡率很高的傳染病[30]，相反，除非是較少見的惡性瘧，死亡率較低，像上面提到的兩人，雖然疾病延續較長，但均無生命危險。痢疾是清代江南夏秋常見的疫病，在戰爭年代，勢必會更加嚴重，在這次大疫中，有關的記載不時出現，比如同治元年，松江，“自七八月以來，城中時疫之外，兼以痢疾，十死八九。十室之中，僅一二家得免，甚至有一家連喪三四口者。”[31]又如，同治二年六月，常熟某地十九至廿三日，“疫氣大作，病者只半日不治”。而不知姓名的作者則于十四日起，患痢疾，至廿四日稍止[32]。

天花這一傳統的地方病也有流行。同治三年四月，常熟“自長毛去后，遍處起病，……本鎮左右近側，亦多病家，更有出自花亦不少”[33]。上海“同治初，天痘盛行，（黃）錞請于巡道應保時，就邑廟設牛痘局，自任施種，捐備苗藥”[34]。上海從同治三年至同治末，未見有疫情發生[35]，因此同治初的天痘盛行應發生在這次大疫期間。

類霍亂即急性胃腸炎，雖是不易發生大流行的傳染病，但在特定條件下，特別是飲用水資源出現污染的情況下，也會出現一定范圍的流行[36]。由于這一疫病與真霍亂類似，而且這期間又有真霍亂流行，所以很容易被視為真霍亂。比如，前面已經談到，從咸豐十年起到同治元年，嘉興的濮院一直有霍亂流行，故同治二年七月因喝了帶咸味的河水而出現的所謂“吐瀉霍亂”一般也就被當作了真霍亂[37]。實際上，沈梓雖明確說“遂有霍亂吐瀉之病”，但只要完整地看看他的描述，就能發現此霍亂非真霍亂。他說：

至今年春季，濮院水即帶咸，然時咸時淡，尚無害于田禾。至七月則竟咸矣，飲之者肚腹率作脹痛，遂有吐瀉霍亂之病。八月為盛，不過周時便隕命，統濮院鎮鄉每日輒斃數十人。他鎮食咸水者，其致病亦與濮鎮相若。……余于八月卅赴烏鎮，舟人飲咸水者皆患肚痛腹瀉，……凡咸水之港，水作紅色[38]。

這里至少有兩點與真霍亂的不相合，首先真霍亂發病多為無腹痛吐瀉，僅少數中毒型或干性霍亂患者，偶有腹痛表現[39]，而當時之人，“肚腹率作脹痛”。其次，被病人或帶菌者吐瀉物和糞便污染的水源是真霍亂主要的傳染途徑，受污染的食物和蒼蠅也能傳播疾病[40]，而當時患者均為飲用受污染的咸水之人，若是真霍亂，致病途徑絕不可能如此單一，污染水源肯定不止是帶咸味的河水，未變咸的淡水一樣會帶菌。當時之河水變咸，雖是因為海水倒灌，但從“水作紅色”看，應該還存在因為環境破壞而導致的其他污染。由飲用同一種受污染的水或食物而引起的吐瀉腹痛，應是較為典型類霍亂（急性腸胃炎）[41]。

此外，在戰爭動蕩的年代，環境污染，人民體質下降，江南地區夏秋季節一向多發的傷寒出現流行也應是情理中之事。不過遺憾的是，我們并未發現明顯證據表明這期間有傷寒流行，只是有些個別的記載透露出存在傷寒的可能。比如，咸豐十年，濮院沈梓之母，自八月初起病，九月十五日，當沈梓見到她時，“寸步不能行，骨瘦如柴，身熱，咳嗽不止，終夜不輟”[42]。傷寒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長期身熱不退，而且老年傷寒常病發支氣管炎和肺炎等疾病[43]。因此，沈母應該不無患老年傷寒的可能。至于百日咳，從龔又村的日記中可得到一些證據。同治元年秋，常熟的龔又村一家有一半多罹疾，其中兩兒兩女均患病在身，除幼女于八月二十五日亡故外，其他三個孩子都于八月初起病，至九月末才見痊愈（該年閏八月），病程近三月[44]。前面已經談到，他本人和其祐兒所患當為間日瘧，實際上，他的其他子女，也有寒熱間作之癥狀，也極有可能患瘧疾。但似乎又不僅僅是瘧疾，因為這幾個孩子均有咳嗽、咳中見血、口疳、口腔潰瘍等癥狀，而瘧疾一般不會出現肺和呼吸道上的癥狀，也少見這方面的并發癥[45]，并且，家中同樣患瘧疾的大人均未見這些癥狀。因此，應不排除這幾個孩子在患瘧疾的同時，患有百日咳的可能[46]。

還需指出，在一般情況下，特別是在災荒戰亂之年，發生的瘟疫，即使在同一時期同一地區，也往往是多種傳染病同時出現[47]。比如龔又村一家，就可能有兩種疫病同時流行。又如，同治元年，常熟有霍亂流行，但在龔又村的家鄉，“夏秋以來，無家不病，病必數人，數人中必有一二莫救者”[48]，不像是真霍亂流行。因此，在判斷某次瘟疫為何種疫病時，顯然不能根據個別的記載就斷言其為何種傳染病，而需要持極審慎的態度。

四、瘟疫的原因與影響

謝高潮將這次瘟疫的發生歸咎于自然災害、政權腐敗和戰爭等因素，其實這也是通行的做法。對這類解釋，一般總是難以辯駁的。其實，每一疫情的發生，盡管一般都是在災荒、戰亂因素，人口因素，環境因素和習俗因素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49]，但每次必然有其特殊的機緣，即具體而獨特的原因。我們的研究不僅要指出通常都存在的一般因素，更應深入細致地勾勒出這些原因和結果之間具體的關聯并揭示出其獨特的因素。實際上，一般而籠統的論述并不需要以具體深入的研究為前提，有時甚至不用研究也不難知曉一二。在這三種因素中，與戰爭的關系稍后再論，另外兩種明顯不屬于我們所說的具體而獨特的因素。就自然災害而言，根據對陳高傭等不完全記錄的統計，1854—1863年，江南共發生除瘟疫外的各種天災9次，此前十年和此后十年均為7次[50]，并無顯著的差別。而從各種地方志“祥異”中的記載來看，咸豐年間，主要的災患只有六年的蝗災、十一年冬的大雪以及二年的地震，其中唯六年的蝗災影響較大，然與嘉慶十九年之旱災，道光三年和二十九年之水災仍不可同日而語。與此同時，在一些縣志中，還有不少歲稔的記載[51]。舉例來說，關于咸豐十年的瘟疫，謝高潮將其和雨水偏多相聯系[52]，可事實，當年江南的災情并不突出，譬如，未被太平軍攻占的南匯縣雖秋雨偏多，但歲仍豐稔[53]。其他大多地方志，都未提及當年有什么水災。這一年出現瘟疫的地區，像無錫、蘇州、嘉興和湖州等地，均是受戰爭破壞相當嚴重的地區。顯然，是戰爭引發了瘟疫。至于說政權腐敗，從長遠的觀點來說，當然是有聯系的，但具體而言，當時的政權并不見得比此前或此后更加腐敗。由此可見，戰爭是這次瘟疫唯一直接的主要的因素，盡管此間發生的一些未必嚴重的天災也應當承擔部分責任。實際上，這也是清代江南唯一一次由戰爭引發的大疫。

關于戰爭與瘟疫的關系，謝高潮從三個方面予以了論述：1、幾十萬軍隊在此地聚集，造成了這一地區糧食的緊張；2、湘軍軍紀敗壞，滋擾地方，魚肉良民；3、戰爭使本來很壞的災區環境受到了人為的污染[54]。這些揭示不無見地，不過還顯然存在不少的可以申論和補充的空間。首先，謝總是把戰爭造成的破壞一律歸罪于清軍，這大概是在某種既有觀念指導下而產生的認識。對地方的滋擾和環境的破壞，顯然不會僅是清軍一方造成的。其實，在文獻中，同樣因為立場問題，時人追究的大都是太平軍的責任。比如沈梓嘆言：“凡賊兵攻吳江者，皆以劫掠、放火、殺人、割稻為事，……（黃先生：此后引文刪除）”[55]又如，從江南地區的方志中，可以發現，有相當多的建筑和公共設施都是在咸豐十年的所謂“庚申之難”遭受破壞的。《平賊紀略》中這樣描述了（無）錫金（匱）太平軍攻占前后的變化：

吾邑庚申以前，城鄉民稠地密，半里一村，十里一鎮，炊煙相接，雞犬相聞，市肆繁盛。……遇難以后，附郭周圍，一望平蕪，惟東門外亭子橋存民房百間，西門惠山存祠廟數百間外，其余瓦礫盈途，變成焦土[56]。

這樣，環境的惡化自然不可避免，當年夏季，在蘇州，

遺骸遍道，浮胔滿河。時天晴，炎氣熏蒸，臭穢難聞，好善者方以蘆席裹之，埋以土。過善人橋，見一尸仰臥河濱，一蒙茸肥犬嚙其股；一尸橫岸草間，覆以敗席，上露發蓬松，下露足弓鞋，宛然古詩：發紛紛兮置渠，骨籍籍兮亡居。思之慘絕[57]。

城中府、縣署無恙，唯三大憲署燒毀。賊緣久旱，城河流血，穢臭不堪，欲載行李出城，適廿七日大雨沖而又中止，……[58]

其次，除謝所言及的三點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由戰爭直接造成的后果與瘟疫的發生和傳播密切相關。第一，頻繁的戰事，嚴重地破壞了當地正常的生產和生活，致使饑饉載道，民眾體質普遍下降。從咸豐十年到同治三年間，蘇南和浙西的不少地區在太平軍和清軍占領中數度易手，戰事頻仍，人民或死于戰火，或為躲避戰火而出逃他鄉，必然會嚴重影響農事和日常生活。比如在安吉，“自庚申至壬戌（咸豐十年至同治元年）賊往來不紀其數，民始時死于兵戈，其餓斃者尚少。至壬戌五六月，顆粒難收，民皆食木皮青草，由是八九餓斃。”[59]在嘉興，“（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逃難返鄉之人餓死無算，田坂地角及干枯叢中皆有死尸。蓋自前月廿六日逃難而出，至是已二旬日，而賊猶未退，即有囊資，亦告罄矣。其無囊資者，安得不死。”[60]又如在常熟，同治元年四月，支塘、白窯、雙風、浚儀等處“被零匪焚掠，水多浮尸，翻掘秧畦尋覓財物，致令農散田荒”[61]。第二，由于戰爭嚴重破壞了當地正常的生產和生活，致使各地難民不斷增加，同時，咸同之際，蘇北及江北其它省份時有旱蝗等災發生，大量饑民紛紛南下覓食，特別是同治元年，“各省旱荒，兼受蝗害，災民紛紛渡江，不下數萬，而留養淮揚復十余萬”[62]。難民生活無著，路途奔波，本來體質就差，加之居住條件和環境衛生狀況惡劣，特別容易誘發瘟疫。早在咸豐六年時無錫、金匱的難民營中就有疫病爆發。

（咸豐六年五月）向營退丹陽，上游難民紛紛南下，……旋錫、金派養難民三千余人，分四門寺廟居之，時值亢旱酷熱，臭穢不堪，疾病叢生，急為之醫治，疫氣傳染，死者頗眾[63]。

這一次，難民爆發瘟疫的記載則更為多見，比如，在常熟，“復有留養難民，雜處祠門，藉苫寢地，釀成濕疾，時疫又興，死者相繼，婦哭兒啼，遺溺遍地。”[64]又如在湖州，“利濟寺中難民獨多，天甚炎熱，四處散居，人皆坐臥地上，各相枕藉。又均病瀉痢，穢氣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65]第三，軍隊和難民的流動也直接導致了疫病的流傳。與嘉道之際大疫基本分布在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線上不同，這次在浙西西部的孝豐、臨安和昌化等地也有嚴重的疫情發生。而這些地區，地處山區，相對地廣人稀，交通也較為閉塞，在嘉道之際那場影響面更廣的瘟疫中，均未被波及。該區為浙皖間的重要通道，從咸豐十年開始，太平軍在這一地區數度往來，疾疫極有可能就此從蘇南或嘉興和湖州的中心地區傳入。據上文所述，這一地區的瘟疫是真霍亂的可能性較大。如此，那么它應是由太平軍帶入的，因為在嘉道之際的大疫中，該地區未受影響，而此后江南又再沒發生大范圍的霍亂流行[66]。第四，戰爭使國家和社會對付災荒的能力嚴重下降。清朝雖然有一套較為嚴密的災荒救濟制度，但在戰爭年代，必然無力施行，而且相當多的鄉賢在戰亂中往往自顧不暇，其救濟能力自然也會降低。比如，浙西海塘，在咸豐十一年前就已圮處，一直未能修復，致使鹵水倒灌內河，此后又一再圮塌，導致嘉興的不少地區河水變咸，致生“霍亂吐瀉”之疾。并且還使田稻受損，“海寧海鹽等地三年無成谷”[67]。又如在無錫、金匱，

復城后，各鄉鎮立局，收養流離失所之民，……惟米珠薪桂，終難周全，冬春之饑寒交迫，夏秋之暑濕熏蒸，病死無數，非獨殮無棺木，葬亦開千人坑埋之。且夫役扛尸，嘗以兩尸為一扛，甚至有未氣絕者，夫役曰：“帶去。”或能言未死者，則曰：“早晚一樣。”竟帶去埋之[68]。

這在平常的年代，無疑是難以想象的。

由此可見，戰爭導致了民眾體質下降、環境惡化、惡劣生存條件下的聚居人口增加、大規模人口流動頻繁以及國家和社會救濟能力下降等，這些都便利乃至促發了原本就存在于江南地區的霍亂等疫病的爆發和流傳。致使本來不太可能出現重大疫情的時期，在戰爭的作用下，發生了全區域性的特大疫災。

在戰爭年生如此嚴重的疫情，其后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最顯著的莫過于人口的損失了。從前面引述的一些文獻中，很容易發現瘟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在清代江南的歷次瘟疫中，這是人口疫死率最高的一次，總的來說，這次瘟疫的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約在8—15%之間，一般不會超過20%。當然，在極個別地區，比如嘉興的濮院，疫死率達四五成，也不無可能[69]。太平戰爭前，江南十府一州的人口大約在四千萬[70]，若按疫死率8－15％的疫死率計，疫死人口多達3,200,000－6,000,000。這場瘟疫僅在江南就奪走了數百萬人口的生命，不能不說是一場極其可怕的人間慘劇。

戰爭導致了這場災難，同時瘟疫本身也會對戰爭造成一定影響。軍營是一個人口相對集中的地方，而且，生活衛生條件又相對較差，所以也往往是瘟疫最易爆發的場所。比如，同治元年，據曾國藩奏稱，“大江南岸各軍，疾疫盛行。……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寧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各軍，亦皆繁興，死亡相繼。”[71]將士的大量染疾甚至死亡，必然極大影響軍隊的戰斗力和軍事部署的順利實施。就在這一年，曾國藩曾數次具奏瘟疫的影響，七八月間，“金陵賊匪未撲官軍營盤，曾國荃因營中病勇過多，亦未進攻。……左宗棠在浙，亦苦營中患病者多，不能指撝如意。”[72]他奏言：“今歲夏秋以來，疾疫大作。昔時勁旅，頓變孱軍。”[73]這些都為臣子向上的報告，盡管不免存在為推脫責任而有意擴大瘟疫的危害的可能，但瘟疫對戰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應是可以肯定的。只不過，當時無論清軍還是太平軍都缺乏良好軍事衛生醫療制度和設施，故疾病不可能只對清軍一方造成損害。這一點，朝廷對相關奏折的答復中已經指出，“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阨，賊中豈能獨無傳染？”[74]其實從其他一些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一年，太平軍中同樣疫癘流行，比如，《花溪日記》記閏八月間，駐海寧的太平軍“瘡痍及瘟疫大發，死者無算”[75]。有些研究者甚至把瘟疫看作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76]。不過這位作者只是簡要描述了這次瘟疫的概況，并沒有論及瘟疫的具體影響以及與太平軍失敗的確實關系。因此，至少就這次戰爭來說，瘟疫雖然可能對戰爭的具體進程產生影響，但由于它對參戰的雙方同樣產生危害，所以于戰爭最終的勝負應該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力。

至于其他方面的影響，比如環境、經濟生產、醫藥衛生、民眾心態等等，或上文已有涉及，或需專文深究，限于篇幅，于此不論。

五、結語

瘟疫既是天災，亦是人禍。說其是天災，是因為瘟疫都有自然存在的致病微生物所致，非人力所完全能控制。但另一方面，瘟疫在人群中的爆發流行又都與一定人為因素相關，比如戰亂、人口聚集、人口移動、人為因素造成的環境變動和風俗習慣等等，所以又是人禍。就這次大疫來說，顯然人禍的因素更大一些。若沒有戰爭，當不至于有如此慘烈的瘟疫發生。這次大疫，是清代江南涉及范圍僅次于嘉道之際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77]。在多種瘟疫中，真性霍亂無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冷面殺手。由于人體對病原體具有自然的免疫力和調適力，所以一般情況下，某種瘟疫首度造訪該病原的“處女”人群時，殺傷力最強。然而，真性霍亂自嘉道之際傳入江南至此時，已有三四十個年頭了，疫死率不降反升。顯而易見，此中戰爭的作用至關重要。不論怎樣認識這場戰爭，立足于瘟疫這一特殊的災難，我們確實看到了戰爭推動天災，天災又加劇了人禍，人禍夾雜著天災致使家園損毀、民眾流離、河山殘破、生靈涂炭，腥風苦雨，一時布滿人間。

關于太平天國運動的功過是非，眾多的專家學者已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論述，筆者無意也無力于此置喙，只是希望從瘟疫這一側面，揭示出戰爭的一些后果，以進一步表明，對戰爭所造成的人間慘象，無論持怎樣的立場都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注釋

*拙稿撰成后，曾就教于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鄭金生教授，他對拙稿，特別其中涉及醫學的內容，給予了不少富有教益的教正，謹此說明并致謝。當然，所有的缺點和錯誤均有筆者自己負責。

[1]關于1949年以來的國內太平天國研究的狀況，可參閱茅家琦《太平天國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編輯部：《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述評》，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56頁。

[2]有關情況可參閱拙稿：《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紀以來的明清疾病史研究》，《社會史研究通訊》第3期，2000年7月。

[3]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國災荒紀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10－245頁。

[4]《歷史教學問題》，1996年第2期，第18－22頁。

[5]張劍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28－537頁。

[6]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1頁；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自然災害與中國社會歷史結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46－148頁。

[7]如，認為史書上記載的各種“痧癥”就是真霍亂，瘧疾為瘟疫家族傳染性強的疾病等，對傷寒與斑疹傷寒完全是兩種疾病缺乏認識。（參見該文第20頁）實際上，雖然嘉道以來常稱真霍亂為“吊腳痧”、“癟螺痧”等，但痧在清代的文獻中應用很廣，如“疫痧”、“爛喉痧”、“痧疹”等等。晚清的張魯峰曾指出：“乃近二十年來治痧之術盛行，無論老幼男婦，冬寒夏暑，遇有心痛腹痛，肝胃氣痛，以及感冒發熱吐瀉等病，率皆名之曰痧。”（張魯峰：《香曷塘醫話》，曹炳章校刊《中國醫學大成》（以下簡稱“醫學大成”），第4冊，第639頁）以致范行準先生認為“當時凡是傳染病多以‘痧’字名之”。（《中國醫學史略》，第247頁）一般來說，瘟疫“屬溫病中具有強烈傳染性、病情危重兇險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類疾病。”（《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傳統醫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502頁）大致相當于現在所謂的急性傳染病，而根據衛生部1978年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急性傳染病管理條例》，在我國規定管理的25種兩類急性傳染病中，以甲類3種鼠疫、霍亂及副霍亂和天花傳染性和危害最大，瘧疾只是乙類的22中之一。（王季午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傳染病學》，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6頁）因此，在瘟疫家族中，瘧疾的傳染性只能說一般。

[8]最典型地表現在認為斑疹傷寒是“由傷寒桿菌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實際上斑疹傷寒的病原為普魯瓦立克次體，由傷寒桿菌引起的乃是傷寒。（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96、132頁。）

[9]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第31頁。

[10]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第148頁。

[11]龔又村：《自怡日記》卷13，太平天國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以下簡稱“叢編簡輯”），中華書局，1963年，第4冊，第353、358頁；佚名著：《平寇紀略》（上），“叢編簡輯”），第1冊，第267頁；沈梓著：《避寇日記》卷1，“叢編簡輯”，第4冊，第27、45－48頁；蓼村遁客：《虎窟紀略》，《太平天國史料專輯》（以下簡稱“史料專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頁。

[12]民國《杭州府志》卷85《祥異》，“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以下簡稱“叢書”），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974·1983年，第199種，第1664頁；民國《昌化縣志》卷15《事類·災祥》，“叢書”第184種，第1082－1083頁；王士雄：《隨息居霍亂論》卷下，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醫學大成，第4冊，第679頁。

[13]沈梓著：《避寇日記》卷二，“叢編簡輯”，第4冊，第153頁；光緒《松江府續志》卷39《祥異》，“叢書”第143種，第3905頁；同治《上海縣志》卷30《雜記·祥異》，“叢書”第169種，第2631頁；光緒《川沙廳志》卷14《雜記·祥異》，“叢書”第174種，第708頁；民國《南匯縣續志》卷22《雜志·祥異補遺》，“叢書”第425種，第989頁；范日新：《上海市霍亂流行史及其周期性》，《上海衛生》1947年第1期，第4頁；伍連德：《中國霍亂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療法概況》，《同仁醫學》第8卷第4號，第26頁；民國《重輯張堰志》卷11《祥異》，“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以下簡稱“鄉鎮志”），上海書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冊，第409頁；光緒《金山縣志》卷17《志余·祥異》，“叢書”第405種，第774頁；光緒《江浦埤乘》卷39《雜記上·祥異》，“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專輯”（以下簡稱“江蘇府縣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冊，第386頁；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34《祥眚》，“叢書”第59種，第682頁；光緒《石門縣志》卷11《雜類志·祥異》，“叢書”第185種，第1883頁；宣統《蒸里志略》卷12《雜志·祥異》，“鄉鎮志”，第2冊，第776頁；蓼村遁客：《虎窟紀略》，“史料專輯”，第42頁；龔又村：《自怡日記》，“叢編簡輯”，第4冊，第453、466頁；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書局，1959年，第72頁；《庚癸紀略》，《太平天國資料》，第105頁，轉引自李文海等編著《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第231頁。民國《杭州府志》卷85《祥異》，第1664頁：民國《昌化縣志》卷15《事類·災祥》，第1083頁；光緒《孝豐縣志》卷8《祥異志·災歉》，“叢書”第599種，第1125頁；沈梓著：《避寇日記》卷3，“叢編簡輯”，第4冊，第169頁；鄒身城：《太平天國史事拾零》，第156頁，轉引自李文海等編著《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第231－232頁；光緒《金陵通紀》卷4，“叢書”第37種，第564頁；光緒《溧水縣志》卷1《輿地志·庶征》，“江蘇府縣志”第1冊，第91頁；光緒《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祥異》，“叢書”第19種，第925頁；馮氏：《花溪日記》，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匯編》，鼎文書局，1973年，第6冊，第707頁。

[14]光緒《松江府續志》卷39《祥異》，第3905頁；同治《上海縣志》卷30《雜記·祥異》，第2631頁；光緒《川沙廳志》卷14《雜記·祥異》，第708頁；光緒《金山縣志》卷17《志余·祥異》，第774頁；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第1484頁；沈梓著：《避寇日記》卷4，“叢編簡輯”，第4冊，第293頁；光緒《諸暨縣志》卷18《災異志》，宣統三年刊本，第12a－12b頁；紹興市衛生志編纂委員會編《紹興市衛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第2頁；光緒《嘉定縣志》卷5《禨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專輯”（以下簡稱“上海府縣志”），上海書店，1991年，第8冊，第130頁；佚名（常熟人）著《庚申避難日記》，“叢編簡輯”，第4冊，第561頁；馮氏：《花溪日記》，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匯編》，第6冊，第716頁；倦圃野老：《庚癸紀略》，《太平天國資料》，第112頁，轉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第237頁；宣統《信義志稿》卷19《災疫》，“鄉鎮志”，第8冊，第490頁；王微：《孝豐志稿》卷首《大事記》，轉引自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災害與社會”學術討論會論文，上海復旦大學，1999年12月，第8頁；民國《杭州府志》卷85《祥異》，第1664頁；民國《鎮海縣志》卷43《祥異志》，“叢書”第478種，第2889頁。

[15]光緒《江陰縣志》卷8《祥異》，“叢書”第457種，第932頁；佚名著《庚申避難日記》，“叢編簡輯”，第4冊，第579頁；光緒《靖江縣志》卷8《祲祥》，“叢書”第464種，第155頁；民國《光宣宜荊續志》卷9中《鄉賢·義行》，“叢書”第23種，第613頁；沈梓著：《避寇日記》卷4，“叢編簡輯”，第4冊，第313頁；曾國藩撰《曾國藩全集·家書》[二]，唐浩明整理，岳麓書社，1985年，第1144頁；光緒《寶山縣志》卷10《人物·游寓》，“叢書”第407種，第1121頁；民國《丹陽縣續志》卷17《義舉》，“叢書”第135種，第190頁；民國《象山縣志》卷30《志異》，“叢書”第196種，第3134頁。

[16]同城而治之縣（二或三縣）作一縣計。

[17]參閱拙稿《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4－6頁。

[18]謝高潮前揭論文，第19頁。

[19]張劍光前揭著作，第537頁。

[20]曹樹基李玉尚前揭論文，第146－148頁。

[21]參閱李夢東：《傳染病學》，第132頁。

[22]沈梓著：《避寇日記》卷1，“叢編簡輯”，第4冊，第47頁。

[23]蓼村遁客：《虎窟紀略》，“史料專輯”，第42頁。

[24]有關西瓜與真霍亂的關系，可參閱拙稿《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第7頁。

[25]王定安：《湘軍記》，第123頁，轉引自李文海等著《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第231頁。

[26]王微：《孝豐志稿》卷首《大事記》，轉引自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災害與社會”學術討論會論文，上海，1999年12月，第8頁。

[27]王微：《孝豐志稿》卷四，《黨政志·兵事》，轉引自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災害與社會”學術討論會論文，上海，1999年12月，第8頁。

[28]龔又村：《自怡日記》卷21，“叢編簡輯”，第4冊，第458頁。

[29]龔又村：《自怡日記》卷21，“叢編簡輯”，第4冊，第457—458頁。

[30]參閱本文第2頁注2。

[31]姚濟：《小滄桑記》，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匯編》，第6冊，第507、513頁。

[32]佚名著《庚申避難日記》，“叢編簡輯”，第4冊，第561頁。

[33]佚名著《庚申避難日記》，“叢編簡輯”，第4冊，第579頁。

[34]民國《上海縣續志》卷18《人物》，“叢書”第14種，第992頁。

[35]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附錄一“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博士學位論文，南開大學歷史系，2000年）第212－213頁。

[36]李家庚、余新華等：《中醫傳染病學》，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365、373－374頁。

[37]如張劍光認為是“典型的霍亂癥狀”，（前揭論著第535頁）雖沒有明確說是何種霍亂，不過從其后文“霍亂（吊腳痧、轉筋痧）”這樣的說明來看，無疑說的是真霍亂。

[38]沈梓著：《避寇日記》卷4，“叢編簡輯”，第4冊，第275頁。

[39]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105－106頁。

[40]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103－104頁。

[41]參閱李家庚、余新華等《中醫傳染病學》第363頁。

[42]沈梓：《避寇日記》卷1，“叢編簡輯”，第4冊，第45—48頁。

[43]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98頁。

[44]龔又村：《自怡日記》卷21，“叢編簡輯”，第4冊，第457—469頁。

[45]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153－156頁。

[46]根據現代醫學的認識，百日咳是由百日咳嗜血桿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傳染性較強，病程一般長達2—3個月，多發于小兒。初起惡寒、發熱、咳嗽，有如感冒，一二周后，感冒好轉，咳嗽卻日漸加重，并逐漸呈陣發性和痙攣性。痙咳時，舌系帶由于反復和門齒摩擦，常導致潰瘍。（參閱李夢東主編《傳染病學》，第85－87頁；南京中醫學院編《溫病學》，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第202－204頁）

[47]嘉道之際出現的單一霍亂大流行，是一種比較特殊的例外，這應與該疾病自海外傳入密切相關。（參閱拙稿《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

[48]龔又村：《自怡日記》卷21，“叢編簡輯”，第4冊，第453頁。

[49]有關瘟疫的成因，可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略》，《中國社會史新探——慶賀陳捷先、馮爾康教授古稀之年學術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待刊）。

[50]陳高傭等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書店，1986年，第1631—1649頁。

[51]比如光緒《寶山縣志》中記載的歲稔年份有咸豐四年、五年和八年。（卷14《祥異》，第4冊，第1561—1562頁）光緒《南匯縣志》在同治元年條中記載：“嗣是連稔三年。”（卷22《雜志·祥異》，第1483頁）

[52]謝高潮前揭論文，第19頁。

[53]光緒《南匯縣志》卷22《雜志·祥異》，第1483頁。

[54]謝高潮前揭論文，第21頁。

[55]沈梓：《避寇日記》卷4，“叢編簡輯”，第4冊，第274—275頁。

[56]佚名著《平寇紀略》（下），“叢編簡輯”，第1冊，第316—317頁。

[57]蓼村遁客：《虎窟紀略》，“史料專輯”，第19頁。

[58]龔又村；《自怡日記》卷19，“叢編簡輯”，第4冊，第351頁。

[59]同治《安吉縣志》卷18，《雜記》，同治十三年刊本，第40a頁。

[60]沈梓：《避寇日記》卷2，“叢編簡輯”，第4冊，第86頁。

[61]龔又村：《自怡日記》卷21，“叢編簡輯”，第4冊，第445頁。

[62]《劉翊宸致金逸亭書》，“史料專輯”，第473頁。

[63]佚名著《平寇紀略》（上），“叢編簡輯”，第1冊，第235頁。

[64]龔又村：《自怡日記》卷19，“叢編簡輯”，第4冊，第353頁。

[65]沈梓：《避寇日記》卷3，“叢編簡輯”，第4冊，第169頁。

[66]參閱拙稿《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第8頁。

[67]沈梓：《避寇日記》卷4，“叢編簡輯”，第4冊，第275頁。

[68]佚名著《平寇紀略》（下），“叢編簡輯”，第1冊，第304—305頁。

[69]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2期）第36－43頁，特別是第41頁。

[70]嘉慶二十五年，江南人口為38,100,000（參見王業鍵、黃瑩玨《清中葉東南沿海糧食作物分布、糧食供需及糧價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6月，第376－377頁），道光期間應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長，故估計在四千萬左右。

[71]曾國藩：《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成曉軍等整理《曾國藩全集·奏稿五》，岳麓書社，1994年，第2606頁。

[72]曾國藩：《金陵及各路近日軍情片》，成曉軍等整理《曾國藩全集·奏稿五》，第2797頁。

[73]曾國藩：《附陳近日軍情仍請簡派大臣會辦諸務片》，成曉軍等整理《曾國藩全集·奏稿五》，第2797頁。

[74]《附錄廷寄答李元度軍請獎及各營疾疫盛行并請簡派大臣會辦諸務等折片》，成曉軍等整理《曾國藩全集·奏稿五》，第2615頁。

[75]馮氏：《花溪日記》，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匯編》，第6冊，第707頁。

[76]康沛竹：《災荒與太平天國革命的失敗》，《北方論從》1995年第6期，第54－55頁。

[77]參閱上文所述以及拙稿《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代江南瘟疫對人口之影響初探》以及“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附錄一“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第205－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