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論爭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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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結合網絡在當下中國的超常發達，運用“文化工業”理論剖析當下的中國文學和文學論爭的特點，指出“文化工業”下的商業資本的統治本性淹沒了文學所必需的創造個性和文學論爭所必需的獨立公正立場，使得環繞著作權和名譽權的文學論爭成為當下“文學場的可憐點綴和可笑搭檔。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白居易這兩句詩倒恰能形容當下以文學為名的產品在印刷工業履帶的轟鳴聲中和不間斷的拷貝下傳聲里的生產狀況，雖說是萬紫千紅，卻總如粗淺小草，讓人紛亂搖頭，有“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感受。又種種以文學的名義引起的前赴后繼的文壇紛爭，也如迷眼繁花，徒有熱鬧的虛假表象，而少理性的真正論爭。不能不讓人感到:當下的大部分“文學”一邊盜用歷史上的文學名義，一邊還要求新時代的賜福;而當下大部分“文學論爭”，也早已脫離了漫漫復古長路時和蕭蕭革命征程中所凝結而成的主體擔荷價值和嚴肅人文精神，而成為茶余飯后以資笑談的娛樂新聞。而這，正是“文化工業”賦予當下文學論爭的角色—成為“文學”場的可憐點綴和可笑搭檔。
雖然過往歷史上的文學論爭并不能讓人滿意，因為它們頗多政治立場、意識形態、階級劃分等場外因素的干擾，并不完全是真正意義上關于文學本體的文學論爭—古代往往和政治的黨爭和儒學等意識形態的紛爭相連，現代和科學與革命、抗日與救亡等時代主題相連，從新中國成立到上個世紀so年代，階級斗爭、路線劃分等政治立場術語又成為那段時期的主宰—二個時代一脈相承了文學為政治、倫理、教化、風俗等服務的主流言說立場。但我們見到的一個顯著事實是，經濟利益從來沒能成為文壇流行話語權的主宰或潛主宰，即使在號稱半資本主義的現代中國。而這種狀況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步人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階段后有了巨大改變，在當代中國文壇失去了“轟動效應”(實際也是政治效應)進人了多元化時代的同時，文學論爭也進人了以經濟效益占主體的多元化時代。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日趨同步，特別是以手機、網絡的超常發達為顯著標志，文學的商品化人娛樂化特征日益凸露并放大，成為有目共睹的現象。當下的中國文學真正進人了西人所謂的“文化工業”時代，而“文化工業”籠罩下的當下文學論爭，也就呈現出與前所有社會制度不同的以經濟利益為驅動的新特征。
“文化工業”這個概念最先為瞿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啟蒙辯證法》一書提出，其意本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電影和廣播……它們稱自己為工業
據歸納，“文化工業”的基本特點是:傾向于反人本主義，消滅個性的存在;藝術風格趨于“同一”，是一種機械的再生產;實質是商業的市場效益和利潤原則驅動著文化產品的生產目的;而其主要的社會功能是為大眾娛樂消遣。cz}作為文化工業生產中重要一枝的文學，于此再難頂起藝術的神圣光環，而成為“機械技術”社會背景下的“復制”品:個性泯滅，與眾不同的特征消失在一片看似燦爛而實質虛無的商業時空里。更因了網絡的上傳下達，文學產品成為轉眼即逝的東西，激動、深刻、永恒等文學曾經有過的意義已轉化為即時消費，而留存、獲得關注一剎那，也就完成了“眼球經濟”聚光燈下的經濟效益。在幾乎只有廣告是藝術的“文化工業”時代，文學、繪畫等老牌的以藝術號稱于世的、現在仍企圖以藝術號召大眾時，其目的也差不多就是奔商業效益而去的廣告了。是故，我們總能從走馬燈換將的當下中國文壇讀出膩味的搔首弄姿的金錢氣息，以及由此而頻繁引起的喧囂不已的“爭風吃醋”風波。
本文對“文化工業”不擬作深入的形上意義追尋(諸如現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性、啟蒙等神圣功能的喪失、大眾文化、后殖民主義文化等問題)，而只談其所影響的當下文壇和文壇紛爭的特點
戰斗了一生的魯迅先生當初曾說，只要有一個“壇”，便不免有斗爭，甚而至于漫罵，誣陷。其所針對的無疑是置身革命文學背景下他的個人和文學境遇，其背后氮氫的是文學人格嚴重對立下文學觀念的嚴重對立，有著嚴肅深刻的思想斗爭內涵。從表面看，眼下的這個文“壇”也在斗爭，謾罵，誣陷，似乎也在叫嚷某些深刻的思想理念—譬如余秋雨要求的文化大散文、王朔要求的精英閱讀等，然而在“峰巒如聚，波濤如怒”的宣稱內容中，要求的大多是個人切身利益和名譽的現代法律''''l于此，觀眾也就立刻洞徹了在其慷慨陳詞、義憤填膺的背后，有一個人人皆知的渺小:其所要求的不會是基于文學本身的藝術立場，也不會是所聲稱的法律和名譽，而是自稱為文化人所不能正面宜揚的經濟利益。進而，人們了然于當下這個文壇的論爭人格之屏弱和追求之切實。
事實如此，當下的文學論爭不愿再駐足于藝術的神圣殿堂，它來到了活動的簍鍵人間，顯現出“文化工業”下的論爭本相:不再關注文學文本的形式構成、意義建構，它從對“雞蛋”的關注轉到對生產“雞蛋”的“雞”的關注，到這個“雞蛋”到底是誰生的和這個“雞”到底如何。于是當下的由所謂文學引起的論爭，多是圍繞作品的著作權和作者的名譽權。而無論是那種權，關涉的都是經濟問題和面子問題，而不是文學本身的問題。
雖然迄今為止都未有一個讓人滿意的文學定義，但文學之于人類生活有特殊的超越意義卻一直為人們所接受。只是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文學又總和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紙筆、印刷術等)、人類其他的精神活動(如繪畫、書法、學術、文化等)密切相連，.以至文學的邊界才顯得不那么清晰。所以，如果要談文學論爭的本義，依筆者淺見，應該是爭論文學的本體性和藝術性。所謂藝術，性的論爭，就是要探討文學這門特殊藝術所具有的藝術特質，也即以文學的語言為中心，探討它如何既能親近人類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建構，又能親近人類感性生活的安寧，以及在和人類的接觸中，如何更好利用其語言為人類的精神和感性生活起更好的撫慰和提升作用。而本體性的論爭，就是要闡明文學作為人類精神活動中極為特殊的一門，與其他人類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的差異性，具體說來，就是要探討文學和政治、道德、經濟、文化、其他藝術門類之間的邊界，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純粹的不與其他人類社會活動搭界的文學自然不存在、但文學的純粹卻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質—語言，藝術性的區別于日常的語言，它會帶來藝術對現實的疏離甚至是否定。阿多諾認為，可靠的藝術作品的特征，在于“它··一對一個有負罪感的社會和現實的否定，而這一現實卻在盲目而且無情地不斷自生自長;藝術作品也維護著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堅持同由諸多動機和目的性所主宰地現存社會的分離。",(31藝術成為人類唯一可能在其中獲得自由的精神領地。雖然筆者對阿多諾關于藝術允諾的判斷并不完全同意，但認為其對藝術特征—之于人類確有二種不同于社會現實的“分離”和“否定”特征—的歸結是可信的，這可從意義、作用上去判定什么是藝術、什么是非藝術。
由此，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發現當下的文壇紛爭實在是與前此熟悉的文學論爭有了本質的區別。文學已不再負載如古典文學時代常居主流的政治權力維護、道德風俗教化的沉重意義，也不再如負載革命、思想時代的革命和思想啟蒙的嚴肅企圖，甚至它也不再負載現代主義時代所表達的與現代社會決裂的絕望，總之它確實脫離了沉重、嚴肅甚至是絕望。在發現無論何種個人的思想企圖都不足改變外在的冰冷現實后，人們徹底投人了大工業社會的統治懷抱，把文學真正當作一場游戲一場夢，而心甘J清愿的謀求與社會的合作，成為大工業生產機械下必然的鏈條和螺絲釘。正因為如此，提出“文化工業”概念的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才會說文化工業實質是“偽啟蒙”，是一種“欺騙大眾的啟蒙精神：。
于是，當中國文壇喪失了一度標榜的先鋒精神后，文學也喪失起碼的個性與原創力，而不得不停留在模仿煽情的出發點。
上海的衛慧、北京的綿綿率先用身體撞開出版界的大門后，“性”成了市場的香悖悖，下半身、肉、木子美、上海美男，就一個賽一個的出爐，“快感”之后要“尖叫”，身體之中必“乳房”。當青春不小心成了可愛的字眼，大學生的校園戀情寫作一路暢通，中學生、小學生也聞雞起舞，紛至沓來。當下寫作坊的招牌就像舊時沒有節操、專奔錢去的妓女，一日三換賓客。區別只在于，前一系列招搖的無非是泛濫的性，后一系列招搖的無非是青澀的情。文壇學會了姿態不一的“秀”(show)，目的只有一個，捉住五心不定的讀者不斷游移閃躲的眼球。
文壇流行的“搭車”、“跟進”、“克隆”等現象，就是這種失去原創力之后的模仿產物。弄到極至，連作家的真實姓名也來“拓片”，金庸之后有全庸，陳燕妮之外有“陳燕妮”。而這也不止于文壇，它遍及整個文化工業領域，在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這種趨勢的流行。從古人論文章之三“偷”來說，“搭車”既屬于“偷語”，也屬于“偷意”，而從目的來說，那是“偷勢”川，借別人辛辛苦苦闖出來的經濟“形勢”，為自己的錢財開辟兌現的道路。
而這種情況在著作權和名譽權意識日益昌明的今天，怎不引起重重官司呢?于是，自失去轟動效應后本有些寂寞的文壇就此熱鬧了起來。不過，這熱鬧里有作者們的功勞，也有所謂精英的批評者們從旁煽風點火的功勞，還有整個媒體(特別是網絡)整個社會(包括觀眾讀者等所謂大眾)飽看的功勞。
作者之為著作權、名譽權而與批評者一爭似乎還可理解，如韓少功之與評論家張頤武，畢竟那關乎作者的清譽和實在的利益，而看似不相干的作者主動向另一作者挑釁，發起筆仗，如王朔之和金庸，余杰之和余秋雨，卻無論如何讓人聯想到其動機的不純，更何況王、金之戰中王用詞之鄙便確實也得罪了大批觀眾的視覺，二余之戰中為歷史問題的清算出動了大批人馬，又使人感到古代文學史上以“節操”論人的生命力之頑強。但這一切都是在媒體的助威加盟和社會強烈的看客心理中上演的。而這才見出“文化工業”巨大的同化能力。
以多事之秋的2003年文壇紛爭為例。人們說:"2003年是惹是生非的一年”。對文化界來說尤其如此，“口水”惹出了要打官司的“猛獸”，“猛獸”卻引來了經濟效益。這“一方面是文化商人利用宣傳機器與受眾進行溝通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有一批聞風而動的文化界人士，先期制造事端溝通受眾，然后守株待商的結果。于是‘口水仗’在2003年成為了溝通作者、商人和受眾之間的橋梁，為各式各樣的人制造著食糧，或者是精神食糧，或者是物質食糧。”下半年的四起重要戰役:《沙床》炒作之爭、郭敬明抄襲案、貝拉事件、新浪文化偶像事件，就是社會共謀的典型結果。(6)這種社會共謀，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所斷言的文化工業本性發展與控制的必然結果。他們說的“文化工業”不是像康德所說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而是“有目的的無目的性”，也即，商業目的通過娛樂消遣的形式收買了無目的性的王國。(7)這個“無目的性的王國”就是包括普通大眾和所謂精英在內的整個社會。超級秘書網
對當下的文壇和文壇紛爭狀況，人們愛用兩個詞來形容飛“亂”與“爛”。但當我們用“文化工業”來解釋時，就會發現這“亂”與“爛”也有一個核心的動力源，那就是文化工業本性所必然導致的市場化和商品化。文化工業不僅統治了作者的商業意識(主要體現為著作權和名譽權意識)。也消解了批評者、文化媒體這些社會精選的“解釋團體”的獨立立場，更進一步讓大眾成為這些“解釋團體”和創作者表演的共謀者和津津有味的看客。
于是，“文化工業”籠罩下的當下文學論爭不再是關于文學本體的藝術論爭，而是為個人的商業利益而刻意演出的文壇紛爭;文學創作者也不再是精神靈魂的撫慰者和提升者，而是娛樂大眾感性的娛樂明星。“文化工業”在以其技術優勢贏得商業市場的同時，也把整個人類的精神世界商業化了。文壇不可避免地成了金錢意識的表演臺、決斗場，文學論爭也歷史性地進入了商業資本患意飛舞的文壇紛爭時代:成為文學場的忠實搭檔并點綴欺騙大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