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伯林教授在考慮他提出的這個問題時指出，只有“兩個適當的理由可以證明一門學科的消逝”：(1)“它的主要依據，無論是屬于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或者是邏輯的，都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2)新學科已經開始接替原先由舊學科所承擔的工作。他考慮了我們回答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方法，發現其中有兩種提供了明確的答案，并且把這兩種“非常普遍”的方法稱之為“經驗的和形式的”。但是，在處理哲學問題時，這兩種方法都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地加以運用。“一個最明顯的證明”是，“我們一開始就給弄糊涂了，沒有自動的技術和普遍認可的專門知識可以用來處理這類問題”。在“棘手的哲學”問題中，就有那些必然要提出的價值問題。一些人把這些問題看作是不合邏輯的。可是為什么不合邏輯呢?伯林教授問道。這些問題涉及到使我們迷惑不解的事物。他堅持認為，政治理論如果不在“狹窄的社會學范圍內來加以考慮”，那么在探討諸如什么是人類的特性、為什么是這樣以及是否屬于特定的范疇（如目的性或屬性）對于了解人類是必不可少的這類問題時，政治理論就有別于經驗主義的方法。因而，政治理論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某些人類目的本源、范圍及正確性。而且，從政治理論所關注的問題的特殊性質出發，它不可避免要作出評價。伯林教授認為，鑒于這一比較寬廣的想法，他不僅要對善與惡、被允許與被禁止、協調的與不協調的問題等概念進行分析，還要給這些概念的正確性作出結論．在任何關于自由與公正、權威與政治道德之類問題的討論中，上述問題遲早都得涉及到。伯林教授提出的理由是：“細致入微的經驗觀察再多，大膽和卓有成效的假設再多，也無法向我們解釋那些把國家看作是神授政權的人的想法是什么，他們的話意味著什么，以及這些話怎么同現實相聯系。同樣，也不能解釋下面這些人的信念，他們對我們說，上帝給我們安排這個國家，是因為我們有罪；又說國家是所學校，在我們成熟之前、在獲得自由并能廢棄它之前，我們必須上這個學校；還有人認為國家是個藝術品；或是一種功利的手段；或是自然法則的體現；或是統治階級的委員會；或是自我發展的人類精神的最高階段；或是應受譴責的愚蠢行為。他進一步斷言，除非借助于富于想象的洞察力，來理解“哪些有關人類本性的概念（或缺乏這些概念）是與這些政治觀密切結合的，在每種場合下什么是主導的模式，否則我們就不會理解我們自己所處的社會或任何一個人類的社會。”

伯林教授對于他的論題的說明，對我們的思維和交流思想的方法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他得出結論是，政治理論對于我們來說現在是并將繼續是非常重要的。

（一）

還有政治理論這門學科嗎?在說英語的國家中，這個問題一再攜帶著疑問提出。人們對這門學科存在的證據表示懷疑。這意味著，無論政治哲學在過去可能是什么情況，今天卻已經消亡或正在消亡。支持這個觀點的主要標志是，二十世紀中沒有出現一本政治哲學方面的權威著作。我所謂的權威著作，從一般的概念來說，最起碼是指那樣一本著作，它能在大的范圍之內將似是而非之說變為老生常談，反之亦然。依我看，這正是我們判斷所討論的問題的特征的恰當標準。

然而，這幾乎不能作為確證。證明一門學科的消逝只有兩項恰當的理由。一是它的主要依據，無論是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或者是邏輯的，都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因為它們已經（連同它們屬于其中一部分的世界）凋謝了，或因為它們已不再為人們所信奉或已被駁倒了。另一條理由是，新的學科已經開始接替原先由舊的學科所承擔的工作。這些新的學科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們存在著，起著作用，而且不是繼承就是取代了作為它們前身的學科，并沒有給先前的學科留下絲毫立足的余地。這就是降臨在占星術、煉金術、顱相學（一些新舊實證主義者可能把神學和形而上學也包括在內）頭上的命運。這些學科所賴以建立起來的基本原理或者為論證所摧毀，或者因其它原因而土崩瓦解了。結果，如今它們僅僅被視為欺騙有方的實例。

這類有系統的取代，實際上是與哲學休戚相關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因此，它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直接的關系。有關的考慮是，至少有兩類問題人們已獲得了明確的答案。第一類已經得到系統的闡述，從而使人們能夠（如果不是經常在實際上，也至少是在原則上）通過觀察或從觀察所得的數據作出推論，給予解答。這些情況決定了自然科學的領域和日常常識的范圍。無論我提出什么簡單的問題，如壁櫥里有沒有食物，在巴塔戈尼亞可能發現什么種類的鳥，或關于一個人所抱的各種意圖；還是提出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如關于物質的結構；社會各階級的行為或者國際市場問題；我知道，為了得到真知灼見，答案必須建立在人對時空世界中存在或發生的事物的觀察之上。有些人可能會說要進行“有機的觀察”，我卻傾向于贊同這一看法：觀察是一種活動，也是觀察者的意圖和理性世界的組成部分。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分歧。盡管這些分歧對于科學性的哲學和關于理性的理論至關重要，它們卻不能影響我的論證。不過，只有通過對數據的檢驗和再檢驗，那些最尖端的科學借助于它們才得以成立的概念、假設和模式才能最終建立起來或者給推翻掉。

【內容提要】同盟歷來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問題之一。傳統現實主義者的同盟理論以勢力均衡論為基礎，其許多內容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近十幾年來，同盟研究取得的重要進展主要體現在新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中，代表性成果有“同盟困境”理論、“威脅均衡理論”以及對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兩種同盟模式的研究等。與傳統理論相比，這些理論具有更強的系統性和實證性。

近年來，面對新的國際政治現實，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也開始進軍同盟研究。它們分別從制度層面和規范、認同層面來解釋同盟，為同盟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同盟理論可以彌補現實主義的某些不足，但新的理論綜合仍然需要以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為基礎。

【關鍵詞】國際政治/同盟/同盟理論

同盟（Alliance）是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注：漢語中與“同盟”同義的還有“聯盟”一詞，為行文統一，本文一概使用“同盟”一詞。）。自多國體系存在以來，國家之間結盟與反結盟的斗爭便貫穿了國家間關系的歷史。合縱連橫和同盟交鋒的結果往往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衰，而大國間的結盟狀況又常常對各個歷史時期國際格局的塑造和嬗變產生直接和深遠的影響。

或許因為同盟與國際政治的聯系過于緊密，由此增加了將其作為單獨對象來分離、界定并進行系統研究的難度。但近十幾年來這一狀況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當今西方國際政治學的主流理論——現實主義的系譜中，在漢斯·摩根索、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Wolfers）和肯尼思·沃爾茲等著名學者有關同盟論述的基礎上，學術界圍繞同盟的起源、分類、結構、功能等一系列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陸續推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格倫·施奈德（GlennH.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論（注：GlennH.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M.Walt）的“威脅均衡論”（balance-of-threattheory）和對“制衡”（balancing）與“看風使舵”（bandwagoning）兩種同盟類型的比較分析，柯慶生和杰克·施奈德（ThomasJ.Christensen&JackSnyder）對一戰前“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型（chain-ganging）同盟和二戰前“推卸責任”型（buck-passing）同盟這兩種導致體系不穩定的同盟模式的研究等（注：ThomasJ.ChristensenandJackSnyder,"ChainGangsandPassedBucks:PredictingAlliancePatternsin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chain-ganging"一詞筆者在國內尚未見到有人使用，本文暫按字面譯出，待方家匡正。），都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同盟的認識。

冷戰后國際政治新的現實進一步刺激了學術界在同盟問題上的理論創新。在新的國際戰略環境下，冷戰時期針對蘇聯而形成的各種同盟（最突出的當數北約）將扮演何種角色？這個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各國領導人和專家學者的關注。一般而言，現實主義者對這類同盟的命運大多抱悲觀和懷疑態度，其中肯尼思·沃爾茲的觀點頗具代表性。在論及冷戰后北約的前途時，他說，“從歷史和勢力均衡理論我們得知，贏得戰爭勝利后的同盟很快便會解體，越是決定性的勝利便越是如此……北約（的解體）還沒到按日計算的時候，但是已經可以按年計算了。（注：KennethN.Waltz,"TheEmergingStructureofInternationalPolitics",inMichaelE.Brownetal.(eds.),ThePerilsof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andInternationalSecurity(Cambridge,MA:TheMITPress,1995),pp.73-74.）”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現實的發展似乎與沃爾茲等人的預測有很大出入。冷戰后的北約不僅沒有因對手的消失而壽終正寢，卻走上了不斷擴大、作用不斷增強的道路。東亞的情況與此相類似。1996年4月，日美兩國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對日美安保進行了再定義。1997年9月，兩國又推出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日美同盟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冷戰后同盟理論與現實之間出現的這種反差該如何理解呢？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現實主義的同盟理論受到質疑，而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institution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同盟理論則顯示出其內在的價值。

政治學的歷史演革表明，政治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最為密切，它始終隨著現實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現實的發展而發展。完全可以說，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自己的政治學理論，每一種政治理論也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政治學家由于所處的經濟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場和價值觀不同，分析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對上面這些現實政治問題的認識也極不相同。現當代以來，各國政治學家提出的各種各樣觀點、學說和思想，大體上可歸入以下不同的政治理論或政治思想流派：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精英主義、社群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等。

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近代以后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自我和個人，它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特別是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它認為，個人的自由選擇權以及保證這種自由選擇權在公正的環境中得以實現，是自由主義的根本價值。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一旦個人能夠充分自由地實現其自身的價值，那么個人所在的群體和社會，也必然能最終實現其公共利益。根據自由主義的邏輯，個人的利益和行為是分析和觀察一切社會政治問題的基本視角。一切復雜的歷史事件、社會制度和政治運動等等，最終都可以被約簡為個人行為，所以自由主義的方法論是個人主義或“原子主義”。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繼承了傳統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但它把強調的重點放在保證個人實現自由權利的社會公正上。新自由主義尤其強調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對實現個人權利的極端重要性，主張國家的中立性，反對國家對社會和個人事務過多的干預，積極倡導公民社會的作用，竭力維護社會的多元主義價值。由于它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西方古典價值的弘揚，所以它又被稱為“新古典主義”；由于它始終強調個人主義的價值，所以它也被稱為“新個人主義”；由于它宣揚多元價值和多黨政治，所以它還被稱為“新政治多元主義”。

新保守主義

與自由主義一樣，保守主義也是西方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義的主要特征，是極其重視現存的傳統、秩序、等級和自由的價值，認為這四大政治價值高于其他任何價值，維護這些價值是國家的根本任務。與此相適應，保守主義反對任何激進的社會改革，認為傳統和秩序壓倒一切。由于傳統和現存秩序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社會政治背景下，有極不相同的含義，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保守主義的意義也各不相同。當代的新保守主義在秉承保守主義經典價值的基礎上，特別強調憲政秩序的重要性，倡導一種“憲政的民主”。新保守主義一方面強調國家對于維護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主張加強國家的權威。另一方面，它又竭力反對國家通過大規模干預社會經濟的方式推行福利國家政策，認為福利國家對個人自由具有災難性的后果。新保守主義反對一切激進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反對社會主義、多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認為所有激進的政治思想都是促進人類文明墮落的腐蝕劑。

新馬克思主義

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和推進各項工作的行動指南。在新的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把“三個代表”的要求落實到廣大基層，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們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總體部署，認真學習，熱烈討論。通過座談會、領導談心、個別訪談等方法，多種形式廣泛地、認真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找出了自己存在的突出問題，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下面就結合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實際認真的進行剖析。

一、存在的突出問題。

1、理論學習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對政治學習不夠主動，學習不能經常化。以前自己對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只注意主要觀點的學習，只是把學習當作一種任務去完成，不能主動的、經常的、系統的去認真學習和研讀，注重業務知識和計算機技術方面的學習，淡化了政治理論學習，有時還把政治理論學習當成一種負擔，認為是占了自己的時間。往往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一忙起來，就把政治理論學習放松。二是理論聯系實際不夠。沒能把政治理論學習同自己的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自覺的運用馬列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去認識事物、分析問題，用理論去指導解決在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遇到問題有時無從下手或者工作結果與付出的努力有一定差距。

2、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行業存在的不正之風，社會上出現的各種丑惡現象，特別是解放后已經徹底消滅的、販毒吸毒又死灰復燃。在黨內政令不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部分地區和部門時有發生。這些現象使我對黨能否消除腐敗有些擔心。二、對反對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動的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認識不足。總以為自己是堅決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但沒從思想深處去想。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區，國際反動勢力把新疆作為對我國推行“西化”、“分化”戰略的主要目標，公開支持新疆境內外的民族分裂主義的活動。自從目睹了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種種表現和危害后，我才認識到這場斗爭是多么復雜，必須堅持長期斗爭。三、對“”的危害性認識不足。黨中央英明果斷地做出的“關于取締非法組織的決定”是深得人心的。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初聞時，認為練練功有什么問題。通過學習才知道李洪志及其“”是什么貨色，逐步認清了李洪志的歪理邪說及“法輪大法”反科學、反人類、反政府的反動本質及危害。我才認識到這場斗爭的尖銳性、復雜性。

3、工作作風不夠扎實，存在急于求進的情緒。一是接到任務，有時首先想到的是怎樣盡快完成，而不是怎樣做到最好，特別是任務多、壓力大的時候更是如此，存在應付以求過關的想法，導致工作缺乏耐心，產生急躁情緒，影響工作效果，沒有時刻以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二是欠缺創新意識，沒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局限于上級布置什么做什么，有時產生的新想法也只是停留于心動而無行動的狀態；三是對有關的政策法規研究少，工作方法簡單，致使工作效果不佳。

4、公仆意識淡漠，群眾觀念減退。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由黨的根本宗旨決定的，也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近幾年，受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的影響，自己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追求現實，隨大流，對工作的熱情降低了。以致于公仆意識淡薄、群眾觀念減退。沒有密切聯系實際，關心群眾疾苦，幫助解決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以及群眾切身利益方面的問題，主動性和自覺性遠遠不夠。如對窗口的同志，一般電腦有問題，都是他們找上門來了，才去處理，缺乏主動到窗口去找問題，發現問題，缺乏自覺到窗口去幫助同志學習電腦知識。

一、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的基本內容

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的思想觀點相互關聯、相互貫通，與馬列主義、思想所包含的國際政治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有三句話，第一句是反對霸權主義，第二句是維護世界和平，第三句是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或者叫聯合和合作。”[1](P415)這三句話不僅是中國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的基本原則,也是鄧小平國際政治思想的高度概括。據此，我們把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鄧小平國際政治理論的基本出發點。

冷戰時代結束以后，世界加快向多極化發展，但國際局勢依舊動蕩，地區性沖突與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強，而心的矛盾和沖突都具有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色彩。對此，鄧小平指出：“現在不發達國家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是發達國家的需要。發達國家欺侮落后國家的政策沒有變。”[2]（P319）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在許多國家煽動動亂，實際上是搞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要控制這些國家，把過去不能控制的國家納入他們的勢力范圍。”[2]（P348）

推行強權政治的一些國家，往往借口“人權”、“民主”等問題，任意干涉別國內政，對發展中國家說三道四。鄧小平認為，就民主而言，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并不是不需要民主，“民主是我們的目標。”[2]（P285）但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世界上那末多伊斯蘭國家就根本不可能實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P359）就人權而言，“真正說起來國權必人權中要得多。”[2]（P345）“西方的一些國家拿什么人權、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搞強權政治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資格講人權，他們上海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從鴉片戰爭心略中國開始，他們傷害了多少中國人的人權！”[2]（P348）在鄧小平看來，談人權離不開國權，人權首先由國權保障的人的生存權、發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