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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信號理論對醫學教育模型的構建

將醫學教育看做識別醫生技能水平高低的信號，按照受教育水平的程度不同，實現醫生薪酬水平的差異化。不同類型的醫生處在相應的薪酬水平，水平高的醫生不會被水平低的醫生取代，有效地解決醫療衛生領域中存在醫生方面的逆向選擇問題。因此，在此教育模型中，信號理論的作用原理是：由于獲得不同等級醫學學位的成本不同，醫學教育能夠作為區分醫生水平高低的信號。即教育成本的差異化能夠使水平低的醫生無法獲得更高等級的學位，或者說獲得更高等級醫學學位的成本相對低水平的醫生來說太高。

1.1前提假設

醫學教育作為信號，使得水平高的醫生可以通過受教育的程度告訴社會公眾他們的確是高水平的醫生。由此，我們假設醫學學位等級分別有：本科及其以下、研究生，分別代表低水平醫生和高水平醫生，其占總體的比重分別為P，1-P。因此我們應該找出在此信息不對稱條件中的均衡，并且給出高水平的醫生能夠拿到醫學碩士學位，而低水平的醫生無法拿到或者不愿意拿到的證明。因此，在醫生水平良莠不齊的社會中，存在一種均衡，即獲得高等級醫學學位，高水平醫生的成本要比低水平醫生的成本低。我們為此有必要確定其中的成本到底是指什么，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學費，盡管學費的確是成本的一大部分，但學費本身并不能很好地把“高水平”與“低水平”區分開來，因為學費對誰來說都是一樣的，需要找的是能夠影響水平高低之不同的因素。其次，機會成本也可以排除，因為它不能說明問題，高水平醫生獲得更高等級學位的成本一定會大于低水平醫生的機會成本。因為如果是機會成本，高水平醫生完全可以在其它領域收獲更多，而低水平醫生卻并不能，我們也必須假設他們的機會成本都為0。最終，這里所指的成本實際上是在獲得更高等級醫學學位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即醫生在學習中所付出的精力的多少是決定不同類型醫生能夠取得醫學碩士學位的成本因素，由邊際學習能力A和需要努力的程度e，記為C（e）。兩類醫生獲得更高等級醫學學位的成本函數為：C（e）=Ale水平低醫生C（e）=Ahe水平高醫生且，Al>0，Ah>0，Al>Ah，C（e）>0，Ce（e）>0,CA（e）<0。由此個人的總收益可以表示為：R-C（e）。社會公眾相信存在這樣一個教育水平e*，如果醫生的教育程度為e<e*，他屬于低水平醫生，邊際能力是l，受邊際能力決定薪酬Rl也是l；如果醫生的教育程度為e*<e，他屬于高水平醫生，邊際能力是h，受邊際能力決定薪酬Rh也是h（h>l>0，如并非如此，教育作為區分醫生技術水平高低的假設沒有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對稱的情況下，不同類型醫生都不會出于發信號的目的而接受教育，因此均衡的教育水平都是0，是完全信息下帕累托最優水平，此時的教育成本也是0,高水平醫生對應的薪酬是h，低水平醫生對應的薪酬是l。而信號理論是以市場信息不對稱為前提，下面就此前提分析不同類型醫生與社會公眾選擇中存在哪些均衡，均衡的條件以及結果。

1.2無信號均衡

兩類型的醫生都不發出教育信號，或因為學習成本C（e）過低，導致社會公眾無法通過學位來識別醫生的能力水平的高低。此時只能按照期望水平來支付薪酬，即，兩類型的醫生都獲得相同的收益：E[l×P＋h×（1-P）]=h+（l-h）P由于h>l>0可知，h>h+（l-h）P>l，即高水平醫生在此均衡中的收益下降了，特別是當高水平醫生占總體比重下降時，越對高水平醫生不利；相反低水平醫生的收入水平反而上升了。所以在此信息不對稱情況，高水平醫生收益下降了，下降大小為（h-l）P；低水平醫生收益多得（h-l）（1-P）。盡管在此均衡中醫生能力水平不相同，但如果他們不發送教育信號，他們會獲得同樣的薪酬，其實質是高水平醫生在補貼低水平醫生。更進一步，只要教育成本低到一定程度，低水平醫生都有模仿高水平醫生教育行為的動機。

1.3有信號均衡

學習成本，即個人需要付出的努力，高水平醫生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相對低水平醫生要少，即學習成本與個人能力負相關。在發送教育信號的前提條件下，低水平醫生不發生教育信號是擇優選擇，而高水平醫生發送信號，即發送研究生學位信號而不是本科學位信號，才是最優選擇。基于這樣的思考，均衡可以理解為：低水平醫生：l-Al（0）>h-Al（e*）高水平醫生：h-Ah（e*）>l-Ah（0）解得：（h-l）/Al<e*<（h-l）/Ah此時，社會公眾支付不同類型醫生的薪酬為：Rl=lRh=h-Ah（e*）也就是只要教育門檻e*滿足上述條件，高水平醫生選擇教育水平略高于e*，社會公眾便能明顯區分醫生類型水平。此外，如果需要高水平醫生在發送教育信號的前提下總收益增加，P需要滿足以下條件：h-Ah（e*）>h+（l-h）P經計算得：P>Ah（e*）/（h-l）可得P>Ah/Al其中P是低水平醫生的總體比重，Ah、Al分別代表高水平、低水平醫生邊際學習成本。且上文中假定的事實：高水平醫生所占人數比重少于低水平醫生（即P>50％）。一旦高水平醫生比重過高，發送教育信號就不是最優的選擇，所以高水平醫生的比重相對很低，而低水平醫生的比重需要足夠高。因此，可以認為，一旦C（e）給定，政府可以判斷當前各級醫學教育的規模合適與否，并可以通過改變入學率來對P進行調節；P值既定，則需要調節C（e）來實現均衡。

1.4數值驗證

1.4.1C（e）既定，均衡時P值為此，我們假設

社會公眾愿意支付高水平醫生50單位薪酬，且他們獲取更高學位的邊際學習成本是5個單位；愿意支付低水平醫生30單位薪酬，獲取更高學位的邊際學習成本是10個單位。且假定獲取高等級醫學學位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時間e）是3年。因P>Ah/Al，即P>5/10，即P>50％。在不發出教育信號的情況下，不同類型的醫生獲取的是相同的期望報酬：50×(1-P)+30×P=50-20P在發出教育信號的情況下，高水平醫生如果選擇去獲取一個研究生醫學學位，他的收益為：50-5×3=35，如果他不選擇獲取更高等級醫學學位，他的收益就只是：30；低水平醫生如果選擇去獲取一個研究生醫學學位，他的收益為：50-10×3=20，如果醫學生不選擇獲取更高等級醫學學位，他的收益就是：30。均衡的實現還必須滿足50-20P<35，即P>75％。因此在此均衡中，政府應該將研究生醫學學位的錄取水平控制在1-P即25％以內，才能使得高水平醫生選擇獲取研究生學位的優勢策略，得到35單位收益，低水平醫生選擇不去獲取研究生學位的優勢策略，獲取30單位收益。

1.4.2P值既定，均衡時C（e）的要求同樣假設

社會公眾愿意支付高水平醫生50單位薪酬，且他們獲取更高學位學習成本是Ahe，數量占總體10％；愿意支付低水平醫生30單位薪酬，獲取更高學位的邊際學習成本是Ale，數量占總體90％。在不發出教育信號的情況下，不同類型的醫生獲取的是相同的期望報酬：50×10％+30×90％=32在發出教育信號的情況下，高水平醫生如果選擇去獲取一個研究生醫學學位，他的收益為：50-Ahe，如果他不選擇獲取更高等級醫學學位，他的收益就只是：30；低水平醫生如果選擇去獲取一個研究生醫學學位，他的收益為：50-Ale，如果醫學生不選擇獲取更高等級醫學學位，他的收益就是：30。均衡的實現還必須滿足:50-Ahe>32，且50-Ale<30解得：Ahe<18，Ale>20可知，獲取研究生醫學學位的邊際學習成本（A）和付出努力（e）是調節均衡的關鍵。如果假定Ah仍是10，Al仍是5，可知2<e<3.6，即在醫生能力水平和數量既定的條件下，學校教育使得e值（研究生的醫學教育時間）在此范圍內，才能保證均衡的實現；如果既定e值為2，可知Ah<9，Al>10，既醫學教育想把獲取研究生學位的培養時間（e）縮短，必須確保不同類型醫生邊際學習能力受限制于—Ah<9，Al>10，才能保證均衡的實現。

2結論

分析表明，醫學教育要成為區分不同類型醫生的信號，實現社會公眾支付不同類型醫生的薪酬的差異化和科學化，必須充分考慮到三種因素：不同類型醫生所占的比重，獲取高學位的邊際學習成本和所需的努力程度（時間）。通過確定三個因素中的任意兩個因素，都已可以得出實現均衡所需要另一因素的變化范圍。醫學教育信號的意義也在于存在一個合適的教育門檻，能夠合理地分配醫學教育資源，實現醫學人才結構的均衡化。為此，必須慎重考慮P值增大（醫學教育的擴招）、e值減小（醫學教育時間的縮短）、A值變低（醫學教育質量下降），可能造成的學位膨脹問題，重視由此引發醫療衛生領域醫生的逆向選擇難題，保證醫學教育朝著正確的發展方向前行。

作者：熊雄傅琛單位：江西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