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禮治正名以仁釋禮內在和諧

【論文摘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初的“禮”具有道德和法律的雙重性質，從內在和外在兩方面規范著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秩序。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禮”的外在強制逐漸減弱而內在規范卻日益增強和完善。提倡禮治的儒家通過以仁釋禮，把禮從外在的規范約束解說成人心的內在要求，提升為生活的自覺理念，使人們依據禮義文化機制回歸生命的意義世界，從而確立一種精神信仰。在這種倫理規范與心理欲求合而為一的內在精神信念支持下，使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理念的和諧社會的內在和諧得以實現。

傳統的中國社會，從政治學的方面看，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從社會學的方面看，是一個“禮治”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里，社會秩序的維持主要靠傳統的禮，這樣的秩序自然要強調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

一、禮治的歷史淵源與內涵

“禮”起源于氏族社會末期的祭祀儀式。西周時期，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規范，“禮”和“刑”共同構成了當時社會法律體系的基礎。“禮”發揮積極主動的教化功能，“刑”則發揮消極被動的制裁功能。“禮”對于社會成員的舉止言行提出正面的指導性要求，明確應該做什么，應該怎么做；而“刑”則對社會成員背離‘禮”的行為進行必要的懲治與處罰。

儒家一貫主張禮是為政的重要基礎，禮與治國密不可分。“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國之治亂，全系于禮之興廢”。在周代，道德就其形式來說，表現為大規模的、系統化的禮。但三代之禮不下庶人，在春秋時已然崩壞，無恢復可能，在復雜的社會生活條件下，思想家們開始對道德規范加以理論的解釋和宣傳，并使道德規范明確化、系統化。孔子主張維護周禮，想通過重建禮樂教化的努力，徹底轉化現實政治的權力結構，讓互信互賴的道德意識取代強制性的統治模式而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這正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孔子提出“為政先禮”，認為禮是國之所以昌、人之所以立的根本。孔子把他的擁護禮的主張集中成為他所謂“正名”的理論，明確提出為政之道以“正名”為先，認為治理國家必須首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因此，“正名”，是正禮治秩序之名，就是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但是通過“正名”建立的“禮”，僅僅是外在的強制性的制度，孔子認為，“禮”不僅應該是人們自覺地遵守的行為規范，也應該是人們內心的道德感情在外部的恰當表現。

摘要：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對同志的評價,對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

一、思想及其內容

思想，是以為代表的我國第一代領導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的經驗進行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科學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與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作為科學體系的思想，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本內容主要由6個方面組成。

第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思想的基石。從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其基本內容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關于中國資產階級的分析和統一戰線的政策；關于中國武裝斗爭的特點和作用；關于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建設；關于中國革命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

第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具有很大的探索性和先導性。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艱難任務。這方面的理論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創造性地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理論，豐富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創造性地提出兩類矛盾學說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摘要: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約翰•洛克在其著名教育著作《教育漫話》中提出了紳士教育思想,紳士教育的主要內容包括身體健康、德行、學問三個方面。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約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是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生活的年代,英國發生了早期資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制度正式在英國得到確立。洛克在政治上擁護由大資產階級與貴族聯合專政的君主立憲政體,哲學觀繼承并發展了培根的唯物主義經驗論,教育思想受蒙田、彌爾頓等人實利主義的影響,反對空疏的學風,要求教育為現實生活服務,系統地提出了紳士教育理論。在其發表于1693年的著名教育著作《教育漫話》中,洛克總結了自己從事家庭教育的經驗,為英國紳士的培養提供了詳細的方案。洛克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身體強壯、品德及智力良好,具有處理實際事務的紳士、實干家。紳士要具備“德行、智慧、禮儀、學問”等品質,其實質是要求把兒童訓練成具有清晰的理智和堅強的意志、掌握經營工商業的知識和技能,儀態高雅、舉止適度,通曉世故人情,善于處理公私事務、勤奮勇敢的實業家和事業的開拓者,他們的能力既能滿足個人幸福生活的需要,又能促進社會的發展。洛克的紳士教育思想充分反映了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奮發向上的開拓精神。當前,經濟全球化浪潮洶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與競爭在廣度與深度上均在不斷加強,雖然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初見成效,但就我國現代化程度而言,仍處于起步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應該為現代化建設培養什么樣的兒童,如何增進個人幸福,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從洛克的紳士教育思想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1“紳士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洛克十分重視教育在個人及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在《教育漫話》中寫道:“我敢說我們日常所見的人中,他們之所以或好或壞,或有用或無用,十分之九都是他們的教育所決定的。人類之所以千差萬別,便是由于教育之故。”[1](凡只標頁碼均出自此書)他還認為國家的幸福和繁榮也靠兒童具有良好的教育。因此,洛克提出了一系列將兒童訓練成“紳士”的教育內容和方法。

1.1健康教育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洛克是第一個提出并制定健康教育計劃的教育家。洛克認為健康的體魄對于一個紳士來說是必備的條件,是個人幸福和事業的基礎。《教育漫話》的開篇就談到了紳士的健康教育問題,他說:“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體,這是對人世幸福的一種簡短而充分的描繪。”[P1]“我們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須先有健康;我們要能忍耐勞苦,要在世界上做個人物,也必須有強健的體格。”[P1~2]他反對父母對孩子嬌生慣養,主張通過逐漸的訓練,養成孩子健康的體魄,使之能夠適應各種艱苦的條件和多變的環境,成為將來有用的人才。如要求兒童衣著不要過暖,每天用冷水洗腳,多過露天生活,穿寬松的衣服使身體得到自然的發展,飲食要清淡簡單,能夠忍受饑餓,不喝烈性飲料,睡硬板床,少用藥物,使兒童從小就能忍耐勞苦,具有堅強的意志。

1.2道德教育在洛克看來,德行是紳士所應具備的品行中占第一位。在《教育漫話》中,洛克用了多半的篇幅討論紳士的道德教育問題,他是從實用主義、從紳士的個人幸福的角度來討論。他寫道:“權力與財富,甚至德行的本身,其所以被人看重,也都是因為他們能夠增進我們的幸福之故”。[P122]“如果沒有德行,我覺得他在今生來世就都得不到幸福。”[P114]洛克認為紳士應具有理智、禮儀、智慧、勇敢、節制、公正等品德。對于理智,洛克認為人是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具有高貴美善身份的“理性動物”,“要順從理性所認為最好的指導”,去“克制自己的欲望”。[P19]培養兒童的理智感,就是在兒童精神最纖弱、最容易支配的時候,使其習慣于抑制有關財富、服飾和飲食的各種嗜欲,在享受自己的利益與幸福時考慮到別的伙伴的利益與幸福,并要兒童從小不要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使他們具有樂于贈予別人的美德。培養兒童良好德行的方法是形成兒童發自內心的羞恥心和對榮譽的崇尚之情。洛克十分重視紳士良好禮儀的養成。他說:“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種寶藏,但是使他們生出光彩的則是良好的禮儀。”[P68]良好的禮儀主要表現為尊重別人、懂禮節、講禮貌、有風度,“容貌、聲音、言詞、動作、姿勢以及整個外表的舉止都優雅有禮,”[P119]不要使兒童受到粗暴、輕蔑、非難、刁難等不良習氣的影響,要恰如其分地表示一種禮節與尊重,而不可禮節太繁,使人疑心是讒媚、偽善或卑鄙。禮儀的形成要注意榜樣和示范的作用,要多與品行高尚的人交往。禮儀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這對紳士事業的成功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孩子懂得人情世故又嫻于禮儀,“他憑著這一點點成就,門路就可以更寬,朋友就可以更多,在這世上的造詣就可以更高。”[P69]洛克把“智慧”解釋為“使得一個人能干并有遠見,能很好地處理他的事務,并對事務專心致志”,[P117]即要求紳士具有善于處理各種事務的能力與素養。這種“智慧”與“狡猾”是相去甚遠的,“狡猾的計謀只能使你占一次便宜,但是以后永遠要吃虧”,“但是,坦白、公正、明智的人則人人都會為他讓路,他可以直接去做他的事”。[P118]至于勇敢,洛克認為,勇氣和堅韌是“一個真正有價值的人的品行”,[P94]紳士在事業上總是會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危險,他們必須受得住一切苦難,需要從小就訓練他們克服懦弱和膽怯心理,遇到危險的時候,才能鎮定自若,面臨艱險毫不退縮,勇敢前行去獲得事業的成功。關于道德教育的方法,洛克認為,為了教育兒童,首先應該了解兒童,了解兒童的性情與特點,使教育符合兒童的天性與才能;要及早施教,形成兒童的習慣;要使兒童愛好名譽知道羞恥;要獎勵與懲罰相結合,獎勵不要變為引誘,少用懲罰,懲罰不要養成奴性;恩威并重,既要有父母和導師的威嚴,又要有慈愛;以榜樣和說服教育為主,導師與父母要以身作則,讓兒童與有德行的人交往等。

內容摘要：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治國安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當代中國治國實踐仍有一定借鑒意義。儒家德治思想內涵可以從德制、德政、德教和社會理想四個方面來論述。

關鍵詞：儒家以德治國

中華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動中華文明向前發展。儒家德治思想產生于奴隸社會，幾經曲折，最終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統治中國兩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治國安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具有當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內涵豐富，本文從德制、德政、德教和社會理想四個主要方面予以論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國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順利實施。這套制度，姑且稱之為德制。德制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禮”。《禮記》是儒家“五經”之一。禮，甲骨文形狀是一個器具里裝著兩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為獻給神的禮物。禮產生于祭祀活動，其本義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時代，祭神是神權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禮儀不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動中有不同的祭禮資格，并由此而逐漸演化出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等級秩序及其相應的行為規范。這樣，禮就不僅僅是一種日常的生活禮儀、禮節，而成為一種維護神權統治的政治謀略和手段。作為我國奴隸制時代政治文化核心本體的殷周之禮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備，由之而擴散。從古老的祭祀活動中延伸出來的具有政治意義的禮，隨著社會發展，逐漸演繹為一整套用以規范人們行為的政治法則和倫理規范。

禮，起源于治國。古人對于禮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有的把禮的起源說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說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學的集大成者，曾經建立了完備的禮學體系，他對“禮”的論述較為精當，對后世影響很大。荀子這樣論述“禮”的起源：“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1]荀子認為人生來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們的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產生爭奪，爭奪則會引起社會混亂和貧困，因此，統治者就制定了“禮”。荀子又說：“故禮者，養也。”[2]意為“禮”是用來調節人們的欲望、滿足人們需要的。荀子認為，禮起源于圣人對人之所欲的調節，禮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3]“凡禮義者，是生于圣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4]

論文關鍵詞：鄧小平理論時空政策“三步走”“兩個大局”

論文摘要：在時間上“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和空間上“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是鄧小平時空政策思想的基本內容；空間上的“兩個大局”圍繞時間上的“三步走”運行，以及“兩個大局”互動的思想，是鄧小平時空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也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理論依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和黨的基本路線，是鄧小平時空政策實施的根本保證。當前，以鄧小平時空政策思想為指導，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時空政策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揭示了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的客觀規律，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原則，并指出這一原則的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深刻地揭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并提出了在時空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實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發展戰略。

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鄧小平就開始考慮制定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的戰略步驟問題。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他的看法逐步趨于成熟。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指出:“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O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人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m[2」也就是說，在時間上，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

鄧小平在提出時間上“三步走”發展戰略的同時，也創造性地提出了空間布局上“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要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促進共同富裕。他一再強調，“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3]1988年9月，鄧小平在聽取經濟工作的匯報時又提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Ca7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鄧小平的時空政策就是以這樣的時間和空間為載體，以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人民生活的共同富裕為目標，而在政治行為和政治謀略上做出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