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文論課程因其與現代接受者文化背景差異及時空間隔久遠而產生現代研習上的困惑與障礙,影響了接受者的學習效果。接受障礙具體表現為:古代語言文字的閱讀理解障礙;歷史文化語境的隔閡;相關文學創作實踐的認知與理解缺失等。基于存在的以上問題,采取如下教學策略:重點理論文字資料的采擇及學習者課下的獨立預習;理論生成文化背景的延展介紹;重點作家的了解與作品的體驗性研讀等。期望在以上措施的實施中,學生的接受能呈現更優化的效果。

關鍵詞:古代文論;接受效果;優化策略

一、問題的提出

(一)古代語言文字的閱讀理解障礙中國古代文論雖顯零散卻自成體系,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綿亙不絕地閃耀出智慧的光彩。

如從《尚書·堯典》中首次提出的“詩言志”命題算起,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為止,發展年限達數千年之久。這樣,理論積累之厚重自不必說,單是其理論表述的手段和媒介———古代語言文字的解讀環節便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尤其對于初習者來說,更是一道難以掃清的障礙。在文論課的教學實施中發現,如不對教學內容進行字面上的細致講解,學生便難以逾越文字層面去理解和感悟內在的理論意蘊。而如果過多地糾纏于這些諸如字音、字意等表層問題,則會使有限的教學時間更顯倉促,直接影響到教學主要目的———理論內蘊的接受效果。

(二)歷史文化語境的隔閡上面已經談到,古代文論話語散布于中國古代整個歷史發展時期。

21世紀已經來臨，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在20世紀末尚無成功的跡象。建設新文論，必須有“對古代文學理論傳統的認真繼承和融合”(錢中文語)，現已成為當代文學理論界多數同仁們的共識。1996年在陜西師大召開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上，幾十位當代文論專家無一置反辭，可是，1997年在廣西師大召開的中國古代文論學會第10屆年會上，卻聽到了一些異議，懷疑能否實現轉換。三年來，筆者讀到務虛務實的討論文章不少，自己在《周易與中國文學•外篇》的寫作實踐中有些粗淺的體會，現將幾點感想與思考陳述如下，聆教于方家。

一、不要將傳統文論過于復雜化

古代文論中有很多觀念范疇，有的充滿了各種異質成分，如“道”就是一個典型，“文以載道”與“文以明道”也有激烈的沖突，但是，并非所有的觀念范疇都是這樣。大多數觀念范疇從它們出現的起點開始，都有一條作為核心的貫穿線，在歷時性的發展中都由此而展開，由于歷論家都對它有所增益，它的內涵更加豐富而外延出現多向性，的確有點復雜化了，但這些增益只要不離開原來的基點，涵蓋它的哲學思想沒有矛盾(所謂沖突.往往是哲學派別的沖突，如“道”的異質，就反映儒、道、理學三派的矛盾)，實際上復雜中還有單純的的一面。以“境界”說為例吧:

“境”或“境界”是中國詩學一個核心范疇，它的起點是道家哲學的“無外之境”，即“覽物之博，通物之塑，觀始卒之瑞……圣人之所以游心”之“境”，有心與物游而人的精神世界為之無限拓展的基本之義，后來佛經翻譯者以“境”代指一種與外物毫不相干的純粹的心靈境界，也是超越一切時空不著一物的精神世界。排斥了“物”，算是出現了異質，但“心”的基點并沒有動，反而更強化了。唐代詩人將“境界”引進詩學，轉換為“詩境”，并且初定為“物境”、“情境”、“意境”三種類型，也是低級至高級三個層次，既請回了“物”，也依循了強化之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心是一切境界的主宰者。宋人完全接受了唐人的觀點，他們作詩有“主理”的傾向，說“詩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因而以“意境”對三境作了簡化。“意”本于心，意之遠近深淺與詩人心游神馳相表里，由宋人元的方回似乎深一層，專作《心境記》，稱意境為“心境”，但還是以對外物的獨特發現與感受為“心境”之本。清初金圣嘆又對“境”與“景”加以區別，強調“境在深入眼底”的心靈性，再至清末梁啟超作《惟心》，林琴南作《意境》，都淋漓盡致地論述詩人五官接物后“惟心所造之境為真實”。王國維繼周濟、況周頤等“詞心一詞境”之論最后完善了中國詩學的“境界”說，他一連標舉了六種境界之名:“有我之境”、“無我之境”;“寫境”、“造境”;“常人之境”、“詩人之境”。其實這就是將“境界”分為“有我”、“無我”兩種藝術類型，“寫”與“造”分別是表達兩種類型之境的方式，“詩人”與“常人”則是作家創作時心境之別與讀者中產生的審美效應之別。王國維雖只字不提前人的“境界”理論，但其說實是對前人之論的發揮和轉換，比如說一切所謂“有境界”，都是“游心”說之發揮;“無我之境”是受叔本華“意志不破裂”而“忘利害之關系”之說的啟示，能動地改造宋代邵雍的“以物觀物”說，又與明清兩代出現的“化境”說相通融，他以新的“話語”更吸引了現代讀者。

從“境界”說的歷時性運動觀，它并沒有糾結不清的復雜狀態，心物互動互補的貫穿線單純而明朗，因此現當代詩人對它的理解和接受元誤，中國新詩泰斗艾青在他早年寫的《詩論》中，就特別談到新詩要注重意境的創造，說“意境是對情景的感興，是詩人的心與客觀世界的契合”，1957年在文學講習所談詩時又談到：“意境，就是把感覺、感情、想象、思想都放在一個更高的境地處理，使事物更美化，使寫的東西更有詩意。”（《詩刊》1995年第5期《談詩》）當代著名女詩人鄭敏在《探索當代詩風——我心目中的好詩》（《詩探索》1996年第2期）一文中，將新詩有無境界，列為審視詩好壞的重要標準之一。她說：‘“詩在脫去邏輯的硬殼之后，需要的是新鮮語言和它所呈現的極富內涵的心靈。每一首傳世之作的中國古典詩詞，都具有這樣一個不會被窮竭的靈魂。”這個“靈魂”就是’‘境界”，她給‘’境界”說下了一個新定義：“‘境界’就是心靈的狀態。”我以為這定義相當準確，既上承《心境記》以來的傳統之說，也更適應于“講究激情抒發”的新詩。談到當代中外詩壇情況，鄭敏說：“后工業時代的中、西詩，普遺患有境界被污染的毛病，或者干脆不知境界為何物。”面對蕪雜的詩歌現象，她用了一個比喻：“‘境界’是沙漠的綠洲，它出現在沙漠里的侵略與壓抑中，但卻代表沙漠的靈魂中暗存的力量與追求。”這正好表明了詩的境界有內在張力，即如王昌齡所說，意境是‘“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鄭敏也體察到了詩的境界與詩人悟性的關系：“詩的境界代表了詩入超常的悟性，穿透了可見可數的事物的表面存在，悟到那潛在的生命力量，自然的深迭不可測與人相對的渺小。”這正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美學精髓富有新見的發揮。

像“境界”說之類很多不斷發展，發展中有變化，變化或有繼承的觀念范疇，幾乎都經過由簡而繁、刪繁而精、精用而廣的若干螺旋發展但始終不會凝定，若是凝定就等于它沒有生命力了。每個時代的作家和理論批評家對于自己感興趣的觀念范疇，都會鉆研一番，結合實踐中的體驗和思之再三的理解，加以新的闡釋和發揮，當然也不免要加人自己的主觀意見。王昌齡是這樣，方回、梁啟超、王國維也是這樣，難道就不許今人這樣？季羨林先生在1996年寫的《門外中外文論絮語》中，半路而出要對王國維的“境界”說“提點小小的看法”，他從王氏所舉詩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說：“漢文可以不用主語，如譯為英、德、法等文，主語必赫然有一個‘我’字（I，ich，je）在。既然有個‘我’字在，怎能說是無‘我’呢？我覺得這里不是‘無我’，而是‘忘我’，不是‘以物觀物’，而仍然是‘以我觀物’，不過在一瞬間忘記了‘我’而已。”季老沒有言及“元我”復雜的心理機制而一語中的，瞬問“忘我”的確是王國維的本意體（暫時忘卻“生話之欲”的“特別之我”）。這也是“刪繁就簡”的一個精當之例，季老“自己所愿意看到的”又是“自己賣際所看到的”，是“無我之境”說向現代轉換一次偶爾的成功的嘗試。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如果從1899年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不久之后又提出“小說界革命”算起，已歷盡百余年。誠然，在這百余年之間，有過“全盤西化”的提法，有過以西方文論的馬首是瞻的人物，有過西方文論名詞轟炸的時刻，至今仍有一些年輕的或不大年輕的學者亦步亦趨追趕西方的文論浪潮，這個事實不容回避。但也有比較客觀評介西方文論的著作，把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經過我們的改造，變成中國自己的東西。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百年現代文論的主流是隨著中國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的，它對西方文論話語的取舍，對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取舍，都與時代的發展和現代文學的發展密切相關，與當下的社會文化狀況密切相關。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根”在中國的現實及其發展中，在中國文學的實際及其發展中。可以說，從梁啟超、王國維到魯迅、郭沫若、茅盾、宗白華、朱光潛、馮雪峰、胡風、楊晦、黃藥眠、何其芳、錢鐘書、王元化、蔣孔陽、李澤厚等，再到“”時期被批判而活躍于20世紀50、60年代的所謂“黑八論”的作者，諸如秦兆陽、巴人、周谷城、錢谷融等，再到新時期開始后中國當代新文論形態的建設者，絕大多數都是立意做本土化的中國現代文論的。

不難看出，中國現代文論經過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繼的努力，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傳統。盡管可能我們較多地借用了西方的一些文論術語，但其內涵已經根據中國的民族精神、中國正在發展的現實和中國正在發展的文藝實際而具有中國的特色。如真實性、典型性、審美、再現、表現、形象、形象體系、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藝術思維、審美意識形態、藝術生產、思想性、藝術性、內容、形式、鑒賞、接受美學等等術語，由于與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用以說明和分析與西方不同的中國現代文學，它們的本土化特征是很明顯的，也是多數人所認同的。

就魯迅而論，他在現代新文學的建設中，既創造了優秀的文學作品，成為現代文學最早一批最具藝術實力的成果，又實現了文學觀念的改造。魯迅的文藝理論完全是屬于中國現代的。這樣說的根據何在？在魯迅那里，無論是對于西方文論的擇取，還是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繼承，都是從當時中國的實際出發的，針對性很強，他的闡釋糅進了對于中國種種情況的分析和理解，已經有了新的含義，不是簡單生硬地照搬照抄。魯迅主張現實主義文學，特別提出“真實性”的概念，有過多次精辟、深刻的闡述，使“真實性”成為最早成熟的中國現代文論觀念，并對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為什么這個源于西方的“真實性”概念會最早進入魯迅的視野呢？這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反對封建主義的虛偽的、虛假的、欺騙的和不敢正視現實的弊病，魯迅的“真實性”觀點是在批判封建主義文學的“瞞和騙”的過程中闡發的。在魯迅看來，“瞞和騙”是違反真實性的，是與藝術相敵對的。1925年，魯迅在《論睜開了眼看》的重要文章中說：“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魯迅還重點抨擊中國封建時代的“十景脖和“團圓主義”，指出“十景脖是中國國民性的祖傳病態之一，這種病態的要害是掩飾缺陷；“團圓主義”的“曲終奏雅”，則完全是撒謊，是對黑暗現實的粉飾。這些都清楚說明了魯迅的真實性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所作出的理論選擇，已經有現代的獨立的眼光和立常當一種理論已經扎根于中國現實的土壤中的時候，那么它已經獲得新的內涵，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化和本土化了。如果還說這“歸于西方”，那就失去了理論應有的客觀的態度。再如魯迅對于中國古代文論某些概念的繼承也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而是進行現代轉化，使舊的概念獲得新的意義和內容。“形似”與“神似”是傳統畫論和文論的重要范疇，魯迅根據現代現實主義文學的要求，認為“神似”當然重要，但“形似”也很重要，“神似”與“形似”可以并重，這就超越了中國古代那種單純“文貴神似”的觀念。魯迅對于古典的文化遺產的態度是“棄其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論“舊形式的采用”》）。那么根據什么標準來“棄其蹄毛，留其精粹”呢？這就是中國現代現實的需要。以這樣一種態度去對待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那么我們就可以獲得新的眼光新的內容。，

在這里，我們還可以簡要解析一個術語個案。中國現代文論引進了“審美”這個詞語，但引進后“審美”的含義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在西方，“審美”作為一個概念，大致上就是康德所說的“審美無功利”。但自從王國維在上個世紀之初引進“審美”這個觀念之后，“無功利”的含義已經大大被削弱，而滲入了審美也可以“有功利”的思想。這是由于中國自晚清以來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淪喪為半殖民地的境地，亡國滅種的危險日益迫近，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起碼愛國心的知識分子的憂慮。所以他們從西方引進“審美”的觀念，就不僅單是純粹的游戲，完全的逍遙，不能按照西方的“審美無功利”照搬，而要加以改造和變化。王國維提倡審美，一方面也強調文藝審美的獨立性，強調文藝的獨特的功能，甚至也宣揚“游戲”因素，但是他自己又自覺地把“審美”與通過教育改變“民質”相聯系，審美中不能不夾帶著啟蒙，這里就有了功利目的。自此以后，中國的文論家、美學家一般將審美的無功利與有功利視為可以相容的方面，審美無功利和審美有功利并存。王國維和魯迅都先后提出過藝術“無用之用”、“不用之用”的主張，所謂“無用”、“不用”即藝術審美無功利，所謂“有用”就是藝術審美有功利。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美學家李澤厚就明確審美無功利與有功利統一的看法，這個看法被很多人所采用，蔣孔陽先生也采用這個說法，在許多學者那里一直延續到如今。可以這樣說，在民族社會矛盾十分突出的時期，審美的“無功利”一端被放到次要的方面，“有功利”的一端凸顯為主要的方面，于是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如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提出文藝從屬于政治，認為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功利性可謂強矣，但也不是不要審美，只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功利是主要的，但也要藝術，也要審美。這種說法一直延續到“”時期。新時期開始以來，文藝學界為了糾正“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的偏頗，根據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精神，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文學“審美”特征論，其中有的提出“審美反映”的觀點，有的提出“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直到1999年筆者仍寫了一篇《審美意識形態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的論文。所謂“審美反映”和“審美意識形態”，既強調文學的感性特征，同時又強調文學的理性特征；既強調文藝的無功利性，又強調文藝的功利性。就其實質而言，就是要在文學的感性與文學的理性的緊張關系中取得某種平衡，在文藝審美的無功利與功利的緊張關系中取得某種平衡。這些觀點及其在歷史發展中的變化都不是完全照抄外國的教條，它針對的是中國的現實，并獲得了中國本土眼光與內涵。不難看出，“審美”這個外來詞，已經成為了中國現代文論、美論的有機的組成部分。關于中國現代“審美”這個關鍵詞如何被引進，如何隨著歷史的變化而變化，如何獲得區別于西方的“無功利又具有功利”的內涵等等，可以寫出一篇很長的論文來。這個個案分析足以說明中國現代文論雖然用了部分外國的概念，但在在其歷史發展中，已經獲得了本土化的內涵，成為一個新的傳統。

以上簡要的論述說明，中國現代文論就是符合中國現實發展和現代文學發展實際的文論，就是與中國的民族精神結合的文論，它植根于中國自身的民族奮斗的現實中，它是歸于中國的，而并非西方文論的延伸，并不能不加分析就說歸于西方。要是我們中國現代的文藝理論是失語的，是歸于西方的，并不存在中國現代文藝理論，那么社會科學中文藝學作為一個學科，還能不能成立呢？當然，我并不認為中國現代形態的文論已經完全成熟，它仍在途中。也正因為還在途中，還在發展中，所以我們覺得創新的必要。如果我們根本沒有“五四”以來現代的文論傳統，甚至一點基礎也沒有，根本就不具有“接著說”的前提條件，那么我們的創新就要變成“憑空”說了。根據我個人的體會，所有的“創新”都不可能是憑空的創造，創新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舊中之新”，而不可能是絕對的“新”。

“原創”可能還會有，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原創”的時期似乎已經過去。對于文藝理論界來說，我們多半只能在“五四”所開創的文藝理論新傳統的基礎上“接著說”。

摘要：任何研究必須以現有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否則亦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那么，文學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論為框架，所應用理論是否必須為西方文論，卻值得深思。對于國內當代的外國文學研究者而言，西方經典文論向來被奉為圭臬。然而，中國古典文論歷經數千年沉淀，學術價值厚重深邃，卻緣何未受到國內外文學研究者的正視。文章以我國文學學界亟需反思的這一問題，以文學的創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國文論為指導，如何重構中國文論的話語并重塑自信作論析。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深挖中國古典文論資源，借鑒西方文論的優秀思想和科學方法，構建學術話語體系，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理論指導；西方文論；中國古典文論

引言

在文學研究領域，改革開放以降，西方文論充斥整個學界。中國經典文論盡管曾經遠播海外，如今卻患失語重癥。在倡導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時代，中國文論不應當僅限于中國文學研究，也應當引入對外國文學的探討中，這是筆者一直思考的問題。這樣既可以充實本國的外國文學分析探賾，也能夠給世界貢獻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和成果，進而建構起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新范式和文論話語權，催生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匯通中外，發出屬于中國自身的聲音，從而獲得在世界文學及外國文學研究學界的更高層次的文化交流平臺和話語權地位。隨著國內外文學研究迅速發展，論文和專著量增，筆者閱讀了近百篇論文和部分專著后深深感到，中國文論雖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動言及并積極引入世界或外國文學的研究卻鮮有生動實例。筆者認為，中國文學積淀深厚、歷史源遠流長，曾對世界產生過深刻影響，西方文學中也不乏中國元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將中國文論的精髓引入外國文學研究當中，為世界文學研究貢獻睿智的思想和科學的方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尤其在當今，全球規模的文化交流與傳播高效簡便，溝通頻仍，中國的文學成果流傳域外，呈幾何級數上升態勢。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國鏗鏘地展現強國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現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基礎上，“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給世界文化帶來能動性的正面影響。在這樣的背景情況下，提出中國經典文論，于文藝批評，人文倫理實踐以及人文精神構建，乃至人類文化進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論和睿智的思想資源。推進這個課題研究，學界需要應對和處理的問題，也許體系會比較龐大，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焦慮癥和失語癥之種種弊端必然日益顯現。抑或從簡單到復雜，至有層次，有方法論，有分析思路，構成中外文藝匯通的文理脈路。課題提出本身是一個創新的挑戰性課題，辯證地看，焦慮與疑惑一方面是一種壓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受到推動，求發展的動力，亦是文學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健康成長所不得不應對和處理的問題。文章以揭示國內文學研究對西方文論的崇拜所致后遺癥和問題為意旨，挖掘中國古典文論的思想及其可貴之處，古為今用，中西結合，充分交流，互相補充，互相闡發，以發展中國文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一國內文學研究的現狀之我見

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關鍵理論均來源于西方，其儼然已被國內文學研究者奉為圭臬。然則，身為全人類共通的溝通語言，文學理當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當的文論皆可作為文學研究的指導工具。遺憾的是，中國文論在同西方文論碰撞之初就已對西方文論頂禮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漸在文學研究中遺失了自我。誠然，中西文論交流之初，彼時國家社會科學進展較為緩慢，故文學理論發展頗為遲滯。當文學界遍地充斥著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及后現代主義文學等西方文論話語時，中國文論便已然喪失了話語權。除受到西方沖擊外，亦因其未重視優秀傳統經典，沒能建構一套自身特有的話語體例，從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論的話語體系。誠如學者所言，“如果我們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論，鸚鵡學舌，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大眾文化為批判對象，那么首先這個對象就錯位了，理論也必然就錯位了。”[5]8中西“詩學”委實孕育于差別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謂‘詩學’，并非僅指稱狹義的關涉“詩”的學問，更是廣義的關乎文學全部內在理論的通稱。”[11]73）在西風東漸的過程中，西方“詩學”一直以來位居核心焦點位置，中國“詩學”并未找準自我定位，因而逐漸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帶。孫紹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過去了（按：從1995年“失語癥”一說至今），重建中國文論新話語的口頭響應者尚屬寥寥，實際踐行者則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對西方文論過度迷信，有越來越猖獗之勢……老朽已老！年輕人，請站出來，跟西方文論家對話、爭鳴！”[6]學界理當摒棄盲目崇拜，理智對待文論，明晰理論指導并非只有西方文論不可，拋棄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處今日之信息爆炸、異域文化紛至沓來的時代，應當審慎思考。全盤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穩健的而非輕率的、情緒化的對待才是良方。然而，當前研究論文多數存在理論與文本“兩張皮”的現象，或因研究者理論造詣不夠，或因理論與文本缺乏有機結合。而造成問題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論植根的土壤迥異于中國傳統，故在指導文學作品研究時不能對悉數繁雜語境統統適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培養對批判思維之鍛煉有所欠缺。問題存在于當今研究生培養模式，即：教授們經由課堂講授，把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通過教材抽象概括出來，而抽象性理論通常是分隔時空條件的一般性結論和客觀性規律。的確，學生掌握這些抽象出來的理論，把握住了一些文學研究領域的新觀點，建立了一些理論基礎，卻不會活學活用，未能將理論有機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強努力，也難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經常出現理論闡釋與文本分析是兩層皮的問題。此欠缺或將使研究者產生理論焦慮癥的后果。雖說不同的文學研究者居于各異的研究階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論指導，亦有研究價值性的尋覓與需要。因而，打消價值疑惑難題須因研究個體、研究對象而異。若是處在文學研究的實踐過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義的研究對象，繼而在龐大繁雜的文學理論中，尋找貼切理論指導而迸發思維火花。文學理論指導下的文學研究成果若不僅能啟發本學科研究，且于跨學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導力，那么該文學理論于文學研究便充滿價值，無需糾結是否必須采用西方文論。但觀照筆者周遭的文學研究環境，不少研究者已然產生了理論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現代主義強調“解構主體”以來，這種理論的價值焦慮癥已比比皆是。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王寧認為：“進入本世紀以來，對理論的未來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態度越來越悲觀。這尤其體現在畢生從事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英國文學理論家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的著作中。”[9]6文學理論僅僅只能引導本學科嗎？是否可以給其他學科一些啟示與借鑒？若是文學研究不能提供給其他學科啟迪與指點，研究是否有意義？以上種種疑惑都反映了文學理論的價值受到了懷疑和質詢。學界出現“理論焦慮”和“價值焦慮”的背后是中國文論欠缺本體意義的理論歸納及同西方文論的平等交流，對西方理論崇拜的錯舛造成了對自身文論優勢的掩蔽與忽視。學者指出“中西詩學中許多豐富而又復雜的本體意義”[15]20。在當下詩學研究中尚處于遮蔽狀態，不難看出，理論焦慮與文學研究者的現實關切和身份認同聯系緊密。客觀說來，深入到哲學層面或涉及到社會、歷史和文化層面的文學理論因面臨和解決的困難大大高出文學自身，故理論因其深刻性便對當今文學研究產生長足影響。日新月異的21世紀亦為社會文化“大轉型”時期，理論自身亦需蛻變而處于“大轉型”中。“模仿馬克思的說法，可以說文學理論中‘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馬燈般變更的文學理論中，關鍵點并非流派或稱謂，而是理論的內在價值。在這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大變革時期，正是中國文論重塑話語權的機遇期。賀學峰教授說：“我國社會科學應著眼于大循環階段，以建立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3]10中國文論主體性的建構需歷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國古典文論首先整理出屬于自己的詩學話語，古為今用；另一方面是將西方文論中國化，中西結合，此即文論研究探尋出路的兩大策略。

摘要：任何研究必須以現有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否則亦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那么，文學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論為框架，所應用理論是否必須為西方文論，卻值得深思。對于國內當代的外國文學研究者而言，西方經典文論向來被奉為圭臬。然而，中國古典文論歷經數千年沉淀，學術價值厚重深邃，卻緣何未受到國內外文學研究者的正視。文章以我國文學學界亟需反思的這一問題，以文學的創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國文論為指導，如何重構中國文論的話語并重塑自信作論析。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深挖中國古典文論資源，借鑒西方文論的優秀思想和科學方法，構建學術話語體系，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理論指導；西方文論；中國古典文論

引言

在文學研究領域，改革開放以降，西方文論充斥整個學界。中國經典文論盡管曾經遠播海外，如今卻患失語重癥。在倡導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時代，中國文論不應當僅限于中國文學研究，也應當引入對外國文學的探討中，這是筆者一直思考的問題。這樣既可以充實本國的外國文學分析探賾，也能夠給世界貢獻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和成果，進而建構起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新范式和文論話語權，催生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匯通中外，發出屬于中國自身的聲音，從而獲得在世界文學及外國文學研究學界的更高層次的文化交流平臺和話語權地位。隨著國內外文學研究迅速發展，論文和專著量增，筆者閱讀了近百篇論文和部分專著后深深感到，中國文論雖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動言及并積極引入世界或外國文學的研究卻鮮有生動實例。筆者認為，中國文學積淀深厚、歷史源遠流長，曾對世界產生過深刻影響，西方文學中也不乏中國元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將中國文論的精髓引入外國文學研究當中，為世界文學研究貢獻睿智的思想和科學的方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尤其在當今，全球規模的文化交流與傳播高效簡便，溝通頻仍，中國的文學成果流傳域外，呈幾何級數上升態勢。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國鏗鏘地展現強國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現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基礎上，“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給世界文化帶來能動性的正面影響。在這樣的背景情況下，提出中國經典文論，于文藝批評，人文倫理實踐以及人文精神構建，乃至人類文化進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論和睿智的思想資源。推進這個課題研究，學界需要應對和處理的問題，也許體系會比較龐大，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焦慮癥和失語癥之種種弊端必然日益顯現。抑或從簡單到復雜，至有層次，有方法論，有分析思路，構成中外文藝匯通的文理脈路。課題提出本身是一個創新的挑戰性課題，辯證地看，焦慮與疑惑一方面是一種壓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受到推動，求發展的動力，亦是文學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健康成長所不得不應對和處理的問題。文章以揭示國內文學研究對西方文論的崇拜所致后遺癥和問題為意旨，挖掘中國古典文論的思想及其可貴之處，古為今用，中西結合，充分交流，互相補充，互相闡發，以發展中國文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一國內文學研究的現狀之我見

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關鍵理論均來源于西方，其儼然已被國內文學研究者奉為圭臬。然則，身為全人類共通的溝通語言，文學理當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當的文論皆可作為文學研究的指導工具。遺憾的是，中國文論在同西方文論碰撞之初就已對西方文論頂禮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漸在文學研究中遺失了自我。誠然，中西文論交流之初，彼時國家社會科學進展較為緩慢，故文學理論發展頗為遲滯。當文學界遍地充斥著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及后現代主義文學等西方文論話語時，中國文論便已然喪失了話語權。除受到西方沖擊外，亦因其未重視優秀傳統經典，沒能建構一套自身特有的話語體例，從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論的話語體系。誠如學者所言，“如果我們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論，鸚鵡學舌，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大眾文化為批判對象，那么首先這個對象就錯位了，理論也必然就錯位了。”[5]8中西“詩學”委實孕育于差別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謂‘詩學’，并非僅指稱狹義的關涉“詩”的學問，更是廣義的關乎文學全部內在理論的通稱。”[11]73）在西風東漸的過程中，西方“詩學”一直以來位居核心焦點位置，中國“詩學”并未找準自我定位，因而逐漸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帶。孫紹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過去了（按：從1995年“失語癥”一說至今），重建中國文論新話語的口頭響應者尚屬寥寥，實際踐行者則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對西方文論過度迷信，有越來越猖獗之勢……老朽已老！年輕人，請站出來，跟西方文論家對話、爭鳴！”[6]學界理當摒棄盲目崇拜，理智對待文論，明晰理論指導并非只有西方文論不可，拋棄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處今日之信息爆炸、異域文化紛至沓來的時代，應當審慎思考。全盤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穩健的而非輕率的、情緒化的對待才是良方。然而，當前研究論文多數存在理論與文本“兩張皮”的現象，或因研究者理論造詣不夠，或因理論與文本缺乏有機結合。而造成問題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論植根的土壤迥異于中國傳統，故在指導文學作品研究時不能對悉數繁雜語境統統適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培養對批判思維之鍛煉有所欠缺。問題存在于當今研究生培養模式，即：教授們經由課堂講授，把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通過教材抽象概括出來，而抽象性理論通常是分隔時空條件的一般性結論和客觀性規律。的確，學生掌握這些抽象出來的理論，把握住了一些文學研究領域的新觀點，建立了一些理論基礎，卻不會活學活用，未能將理論有機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強努力，也難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經常出現理論闡釋與文本分析是兩層皮的問題。此欠缺或將使研究者產生理論焦慮癥的后果。雖說不同的文學研究者居于各異的研究階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論指導，亦有研究價值性的尋覓與需要。因而，打消價值疑惑難題須因研究個體、研究對象而異。若是處在文學研究的實踐過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義的研究對象，繼而在龐大繁雜的文學理論中，尋找貼切理論指導而迸發思維火花。文學理論指導下的文學研究成果若不僅能啟發本學科研究，且于跨學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導力，那么該文學理論于文學研究便充滿價值，無需糾結是否必須采用西方文論。但觀照筆者周遭的文學研究環境，不少研究者已然產生了理論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現代主義強調“解構主體”以來，這種理論的價值焦慮癥已比比皆是。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王寧認為：“進入本世紀以來，對理論的未來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態度越來越悲觀。這尤其體現在畢生從事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英國文學理論家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的著作中。”[9]6文學理論僅僅只能引導本學科嗎？是否可以給其他學科一些啟示與借鑒？若是文學研究不能提供給其他學科啟迪與指點，研究是否有意義？以上種種疑惑都反映了文學理論的價值受到了懷疑和質詢。學界出現“理論焦慮”和“價值焦慮”的背后是中國文論欠缺本體意義的理論歸納及同西方文論的平等交流，對西方理論崇拜的錯舛造成了對自身文論優勢的掩蔽與忽視。學者指出“中西詩學中許多豐富而又復雜的本體意義”[15]20。在當下詩學研究中尚處于遮蔽狀態，不難看出，理論焦慮與文學研究者的現實關切和身份認同聯系緊密。客觀說來，深入到哲學層面或涉及到社會、歷史和文化層面的文學理論因面臨和解決的困難大大高出文學自身，故理論因其深刻性便對當今文學研究產生長足影響。日新月異的21世紀亦為社會文化“大轉型”時期，理論自身亦需蛻變而處于“大轉型”中。“模仿馬克思的說法，可以說文學理論中‘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馬燈般變更的文學理論中，關鍵點并非流派或稱謂，而是理論的內在價值。在這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大變革時期，正是中國文論重塑話語權的機遇期。賀學峰教授說：“我國社會科學應著眼于大循環階段，以建立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3]10中國文論主體性的建構需歷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國古典文論首先整理出屬于自己的詩學話語，古為今用；另一方面是將西方文論中國化，中西結合，此即文論研究探尋出路的兩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