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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互聯網人群的經濟生活相比大眾人群有明顯的四大特征。
特點一:網民消費范圍更廣泛。
對受訪家庭在2013年計劃購買的消費品或消費調查中發現,2013年旅游可能成為最多的消費選擇,占57%,相較于2012年,排名第一的電腦等數碼產品則與其互換了位置,屈居排名第二,占43%,緊隨其后的依舊是家電產品,占41%,而汽車、保健養生、教育培訓都有上升的消費趨勢,由于互聯網人群的特點為年輕化,他們更加傾向于購買時尚與自我享受的消費品和消費。
特點二:網民投資意愿強,偏向于風險高一些的投資。
在問及對2013的投資預期時,46%的受訪者傾向理財產品的投資,34%的受訪者則對股票投資感興趣,另有31%的受訪者準備對基金市場進行投資。與大眾樣本對比發現,互聯網人群信息量大及前沿的特征特點決定他們在投資上更加傾向于理財產品、股票及基金等較高風險的產品,而大眾人群則更加傾向于投資風險小一些的黃金、樓市、國債和做生意等較低風險產品。
特點三:網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信心高。
數字100調查顯示,對于2013年家庭收入的預期,七成的受訪者認為2013年家庭收入會增加,收入增幅的信心指數高于大眾受訪群體。無論是大眾,還是互聯網人群,大家都相信2013年的家庭會越來越好,對2013年經濟充滿希望。
對于2013年房價的走勢,逾6成的受訪者認為上漲幅度在10%以內,只有3成的受訪者認為維持原狀或下跌。由于互聯網人群受信息量大的特征,對物價波動的感受也越明顯,因此他們對未來的預期信心也更高。
特點四:工作待遇好,生活質量更高。
在購車方面,無論是大眾,還是網民,在2013年對30萬以上的車型購買意愿最低,僅占3%-4%,而受訪者購買意愿主要集中在10-15萬之間的車型,占25%,其次是5-10萬的車型,占21%,另有18%的受訪者愿意購買15-30萬的車型,而大眾人群主要購車意愿集中在10萬以下的車型。綜合對比,互聯網人群購買汽車的欲望高于大眾群體,雖然互聯網人群收入相較于大眾人群收入略高,但他們更敢于花錢和炫耀。
在旅游方面,21%的受訪者對東南沿海及歐洲旅游情有獨鐘,港澳臺地區緊隨其后,占20%。從數字100的數據中可以看出,雖然東南沿海是大家的首選旅游區域,但與大眾樣本對比發現,互聯網人群在2013年港澳臺和歐洲游意愿明顯超過大眾人群。他們整體更加注重休閑旅游,因為工作待遇好,收入相對高一些,在選擇旅游區域時,歐洲及港澳臺的出行計劃高于大眾群體(大眾群體歐洲游的出行計劃為7%,港澳臺游為11%)。他們的特征是崇尚民主自由,習慣享受生活。
互聯網人群相對幸福感高,生活困難少
在這場新的科技革命中,劉菁并不是一個人在奮斗。如今,不僅是新興的創業公司,還有國內外不少科技巨頭,都在紛紛搶灘可穿戴設備市場。
不論是三星智能手表Gear、谷歌智能眼鏡Google Glass,還是美國市場銷量第一的智能手環Jawbone Up,每一個新型可穿戴產品的出現都能在市場上引起不小的反響。然而,不少消費者對可穿戴設備依然持觀望態度,并沒有成為真正的發燒友。面對這樣叫好不叫座的情況,創業者們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
正方:智能手機后的下一個主角
當智能手機將人們需要的外界信息成功集中在這個小小的掌上設備里之后,開發者們又在探索如何將人體有關的數據傳遞出去。
可穿戴設備就是這樣一個載體:Google Glass可以記錄下人們看到的一切;Nike+運動鞋可以記錄人們到過的地方;咕咚手環不僅可以監測運動量,還可以利用配套的軟件平臺與朋友分享;康康血壓儀可以讓身在遠方的子女隨時監測父母的身體狀況。采集到的這些數據經過云端處理后,能讓人們的生活軌跡變得有跡可循,將人們的感知數字化。
“用戶要的是可穿戴設備,而不是可穿戴手機,郵箱、拍照等功能就不是穿戴設備應該去解決的問題;可穿戴設備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人體數據化,實現數據的讀取和反饋。”易到用車CEO周航這樣定位可穿戴設備的功能。
目前市場上的可穿戴智能設備主要集中在娛樂、運動、健康等領域。Google Glass的出現讓人們開始期待“不掏出手機”可以帶來什么樣的方便與樂趣。就運動領域而言,不單Nike、Fitbit等運動健康品牌在致力于開發運動檢測儀器,蘋果、三星等科技巨頭也在試水這一戰場,紛紛研發智能手環與手表。健康監測類的可穿戴設備人氣也很高,創業者們并未滿足于如何讓設備記錄并傳遞數據,解讀數據并給出醫療建議的配套服務也在進一步發展中。此外,主打家庭市場、注重兒童和老人安全領域的產品也在市場上嶄露頭角。
艾瑞咨詢的《2013中國可穿戴設備市場研究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可穿戴設備市場規模達到6.1億元,預計到2015年中國可穿戴設備市場規模將超過100億元,達到114.9億元。市場研究公司Juniper Research也預測,2017年全球將售出7000萬臺可聯網的穿戴式設備,而今年銷售量僅為1500萬。
Evernote的CEO菲爾·利賓(PhilLibin)曾在一次采訪中表示,如今的可穿戴設備市場與iPhone出現之前的智能手機市場類似,“在面市之初的兩三年,智能手機曾經是不起眼的小眾市場,現在的可穿戴設備也是這樣。但三到五年之后,這一領域將創造出不菲的收入,這是一次長線投資。”如今,這家云筆記應用公司中,有二十多名工程師正在研發無線手表、心率監測儀等可穿戴設備。
反方:很難得到用戶的心
“有些可穿戴設備看起來是機遇,但對于很多公司來說實際上是陷阱,它會讓你花很多的精力和金錢,但是消費者不會為它買單。”奇虎360董事長周鴻祎說到。
盡管前景一片大好,但目前的可穿戴設備仍處于原始狀態,面臨著不少挑戰。
首先是功能設計不夠專注。在這樣一場激烈的搶灘賽中,為了搶占未知市場,不乏沒搞清楚用戶需求就盲目開發相似產品的跟風者。
“中國企業做手表,一定是功能導向的,短信、日歷、天氣預報、微博、微信什么的都往里頭加,實際盤面和續骯能力都十分有限。所以,我覺得,智能手表除了戴著裝酷,沒有太多作用。”周鴻祎評價到。反觀2013年榮獲紅點設計概念大獎的手語翻譯環Sign Language Ring,它的功能就相當簡單,就是識別手勢動作并翻譯為語音。
其次是用戶體驗不好。虎嗅網作者奧德賽發在其文章中描述過他與小米CEO雷軍的對話,在談到對可穿戴設備的看法時,雷軍提到了Google Glass,并說同行張宏江博士也用過,但隨即表示可以戴兩個禮拜,要是一直戴下去,目前仍然受不了。
用戶接受度低是可穿戴設備的一個突出問題。宏源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易歡歡將原因歸結于相關硬件技術、電池技術、通訊技術等依然處于發展過程中。就電池續航能力,博通公司分銷商管理總監梁天波分析稱,可穿戴設備信號檢測消耗的功率很低,只要幾個毫安,但是數據傳輸消耗的功率就非常大,這對以記錄和分析大數據為主要賣點的可穿戴設備來說無疑是個硬傷。此外,有些產品在社交層面上的體驗比較弱,時、司一長,用戶可能會對產品逐漸失去興趣。
再次是模式不清晰。劉菁認為,目前可穿戴設備領域的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都不夠成熟。
以眾籌平臺KickStarter上的明星項目Pebble智能手表為例,該產品售價為150美元,發行兩個月內售出3萬件,照這樣的速度來看,其籌得的1000萬美元用不了多久就能回本。但不是所有產品都能成為Pebble,單靠銷售產品并不一定能帶來盈利。“因為按照互聯網發展的軌跡,硬件會按照成本價來銷售,這個時候就要通過互聯網的服務來獲得規模性收入和利潤。”周鴻祎說。
“純粹做移動互聯網軟件離錢太遠,大多數都找不到盈利模式。”了inWatch智能手表的映趣科技創始人王小彬坦言,“將來軟件和硬件結合起來會更好一些。”
近半年,電信領域發生了一系列必將影響深遠的大事。2014年6月9日,中國移動宣布通過入股泰國運營商TRUE,正式進入泰國電信市場。僅僅兩個月之前,中國移動剛剛通過其在巴基斯坦的分公司獲得了巴通信領域的3G和4G牌照,正式進軍巴基斯坦市場。在今年2月召開的巴塞羅那通信展以及上海的亞洲GSMA展上,中國移動又高調提出RCS融合通信的概念,這種喊話行為,被業界解讀為是其在向國外電信市場釋放積極信號。緊接著,6月27日,中國電信宣布申請到了全國16個城市的FDD實驗網牌照。而7月18日,“鐵塔公司”的成立則將電信業推到了輿論關注的焦點。人們不禁要問,在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后,特別是電信運營商曾經的核心資源“鐵塔公司”獨立后,電信運營商們究竟該往哪走?
國內市場遇瓶頸
截止到2014年4月,我國的3G滲透率為36%,寬帶普及率為55%,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研究院規劃設計研究所市場研究部主任許立東告訴《中國經濟信息》記者,從這組數據分析,中國電信市場已經不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市場了。
依據發達國家經驗,當市場發展到這一階段傳統電信運營商往往會遭遇發展瓶頸。據許立東介紹,隨著用戶普及率趨于飽和,首先是運營商經營效益下滑。移動數據流量收入的增長,普遍不足以彌補話音業務收入的下降,導致企業總體利潤率下滑。其次是互聯網企業的跨界競爭加劇,管道化趨勢明顯,運營商在產業鏈上的主導地位喪失,新的增長點不明晰。這都導致電信運營商發展速度極具放緩。
以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為例,這些地方在手機、寬帶等方面普及率已近100%,電信運營商們都出現了缺少發展動力的現象。特別是在互聯網OTT服務企業的競爭之下,本希望在服務分發和制作內容等領域贏得更多市場的運營商們,基本失去了這一市場。而就在此刻,運營商又不得不將巨額基礎設施建設和營銷費用投入到3G/4G網絡建設上來,這猶如雪上加霜。
當企業面臨這樣的發展瓶頸時,有觀點認為,企業可以沿著新市場、新產品、多樣的業務延伸的戰略繼續前行。
許立東認為,基礎電信企業轉型創新有四個方面:一是基于智能管道技術實現資源動態調配,開展流量精細化運營。二是通過開展外部合作,特別是與互聯網企業的合作共贏,豐富內容和應用。三是開展商業模式創新和后向運營,挖掘產業融合價值。四是以資本為工具,推動業務創新和產業成長。
一些發達國家的電信運營商的確正沿著這樣的發展方向尋求突破。
國外運營商“樣板”
以兩個非常典型的全球領先的運營商為例,NTTDocomo是一家日本運營商,Vodafone則是始于英國,最后發展為在歐盟及眾多英聯邦國家進行電信運營服務,是一家國際化企業。
Vodafone是目前國際化水平最高的運營商,其海外用戶占比超過90%,海外收入占比超過80%。許立東說,他們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幾點:以歐洲為大本營,不斷通過并購、股權合作等方式滲透;投資地域選擇上,選擇與本國地理距離、文化距離、政策差異等較小的區域,以降低國際化風險;擴張方式上,遵循階梯式投資模式;業務領域上,集中在移動業務方面,專業化經營;資金來源上,盡量避免可能導致財務風險加大的現金收購。
NTTDocomo向國外市場擴張十分賣力。據了解,這家公司曾經先后投入幾百億美元拓展海外市場,但往往都因為產品過于封閉,需要從手機生產開始、直至軟件、服務開發等都進行協同努力,這點往往無法被大多數國家接受,所以其所提供的產品也都逐步退出了各個市場。
六年之前,NTTDocomo再次揮師海外市場。這一次他將市場定位于投資當地企業,在亞太地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2008年,其與印度運營商塔塔集團簽訂了協議,以增資擴股的方式獲得了塔塔20%的股權,參與到了印度基礎運營建設領域。
除向海外市場拓展以外,NTTDocomo還將精力用在了電信運營業務之外的領域,依據其最近的一個“五年規劃”,其打算向金融和移動支付業務、多媒體業務、商業服務、醫療健康、物聯網、環境保護、集成與平臺化服務、安保等領域拓展。最終目標是要為用戶的智能生活進行全方位服務。
有日本電信業學者認為,運營商管道化也許是無法避免的現實問題,但是可以通過多樣化業務彌補收入的損失。電信市場必然要重蹈眾多飽和市場的覆轍,價格競爭遲早到來,運營商如果只依靠基礎業務必然難以支撐。
中國企業謀突圍
我國的電信運營領域雖然與日本市場有著眾多不同,但在“鐵塔公司”獨立之后,中日電信運營商的共同之處似乎越來越多。比如,在移動市場都是一大和兩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手機用戶已經接近飽和等等。
就中國移動的發展情況來看,已經很明顯無法再依靠擴大用戶數量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維持高速發展的態勢,即使在眼下,雖然其在國內最早擁有4G牌照,可以進行大規模營銷拓展用戶,也難以掩飾其業務量下滑的頹勢。
為尋求新的增長點,中國移動一方面正在積極籌謀拓展海外市場,將國內已經發展完善成熟的經驗直接照搬到非通信發達地區。另一方面也加強了移動互聯網、移動支付、物聯網、甚至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拓展。
中國移動投資55億元人民幣獲得泰國領先的全業務通信公司TRUE18%的股權就是其進軍海外的例證。其實,早在2007年,中國移動就收購了巴基斯坦第三大電信運營商,直接獲得了其2570萬用戶,并通過競拍取得了在巴從事3G和4G業務的牌照。2013年,中國移動還與Vodafone共同參與了緬甸電信牌照的競標,但最終未果。
許立東建議我國運營商,在未來幾年必須慎重考慮國際化問題,抓住新興市場高速增長的機遇,促進自己的發展。但需要權衡發展機遇、政府管制要求與國際化經營能力多方面因素后加以推進,量力而行,不可冒進。
在非電信業務領域,中國移動也是動作頻頻。這些年,中國移動進入了眾多網絡服務領域,這些領域包括游戲、閱讀、生活服務、軟件商城、電商、支付、音樂、視頻、車聯網等。其最近還推出了視頻盒子、音頻盒子等硬件產品,甚至可穿戴裝備、云產品等。
在今年的亞洲GSMA展上,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還提出,當流量飽和后,要保持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應該更加注重內容和應用的發展。因而提出了智能管道、開放平臺、特色業務、友好界面組成的中國移動移動互聯網發展策略。
“互聯網+”正在打破數字邊界
坐擁全球數量最龐大的網民群體,世界前10大互聯網公司中中國已占據4席,尤其是“互聯網+”被提出并上升為國家戰略,越來越多的傳統行業開始與互聯網進行深度融合,互聯網的影響力正在以幾何級數增長……中國無疑已經是一個“互聯網大國”。但是,與互聯網飛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網絡安全領域卻明顯發展滯后。
普華永道的一項網絡信息安全狀況調查結果顯示:2015年,中國大陸和香港企業檢測到的信息安全事件平均數量高達1245次,與2014年相比攀升了517%。
市場研究機構Gartner 的數據則顯示,2015年全球信息安全支出達833.78億美元,其中北美地區339.38億美元,西歐地區為225.14億美元,而大中華區為32.15億美元,與經濟體量明顯不相稱,僅為美國的9%。
“不管是‘互聯網+’,還是‘+互聯網’,或是‘產業互聯網’,都意味著互聯網與傳統行業之間將形成不可逆的融合大勢,這個事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越來越多的傳統行業都感受到:這世事真的已經變了!”亞信安全董事長何政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但是,當‘互聯網+’打破企業與數字世界的邊界后,很多企業對風險毫無準備,也沒有概念,不知道自己的數據資產是多么的寶貴,也沒有意識到可能會面臨危險。對于網絡安全,大家思想上的誤區很大,比如對只花錢但不賺錢的網絡安全服務不重視,即便是要在網絡安全上投入,也更情愿買看得見摸得著的設備。”何政說。
在何政看來,目前國內很多傳統企業的信息系統,都很脆弱。“醫療行業、物流行業、零售業等傳統行業,其數據大多是用戶的真實身份,但這些行業的網絡安全意識相對落后,信息技術基礎薄弱,隨著線上業務與線下業務交融,這些行業逐漸成為隱私泄露的重災區。”何政表示。
國家衛計委信息辦副主任高燕婕也非常同意何政觀點。“最近幾年,‘互聯網+’醫療發展得非常迅速,電子化和網絡化滲透至醫院的各個環節,大家明顯感覺到醫療環境的改善,但我們對信息系統的依賴性越來越高,同時也要求醫療機構的信息系統具有更高的可靠性、穩定性和響應度。”高燕婕說。
較量升級:從偷盜竊取到敲詐勒索
“即使最領先的反病毒廠商也不得不承認,傳統反病毒軟件已死。殺毒軟件很難阻止針對特定目標的攻擊,比如高級持續性威脅(APT)和網絡釣魚等。”中央情報局前CTO Bob Flores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今天的網絡安全是一個綜合性的課題,涉及技術、管理、使用等許多方面,一種技術只能解決一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萬能的。”
確實,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的普遍應用,網絡安全也正在迎來新的挑戰。“網絡勒索正處在歷史最高水平,2016年無疑將是一個網絡勒索年。”CLOUDSEC云安全聯盟全球理事Jon Clay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過去,黑客和網絡攻擊者通常是先盜取用戶的密碼,然后攻入賬戶、竊取數據信息,最后再去互聯網的黑市上銷售這些數據信息以獲得豐厚收益。可是最近幾年,他們發現似乎不用那么復雜,他們轉而采用另外一種更簡單粗暴的方法:網絡勒索。
根據研究公司Malware bytes的調查,目前網絡上60%的惡意軟件都是勒索軟件。因為網絡勒索非常有利可圖,可以給攻擊者帶來每年上百萬美元的凈收入。據Malware bytes公司委托Oster man所做研究的最新數據表明,2015年一共有39%的公司受到過勒索軟件威脅。在這39%的公司當中,有40%的公司選擇了支付贖金。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黑客和網絡勒索集團并非總是會采取固定不變的攻擊套路,而是會根據個人消費者及企業的安全防御措施改變攻擊方式,他們會不斷想出更多新的方法使得每一次的攻擊會變得更‘個人化’。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型攻擊方式,逼迫防御手段不斷轉型升級,同時也逼迫網絡安全行業轉型。”亞信安全CTO張偉欽說。
“不知不覺,‘棱鏡門’事件已經過去3年,但國際網絡攻防對抗和沖突仍在逐步升級,跨境網絡攻擊活動日趨頻繁,云計算、移動互聯網、萬物互聯……也讓網絡防御邊界日益模糊,特別是隨著‘網絡強國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大數據戰略、‘中國制造2025’等戰略的實施,可以說,網絡安全已經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形式之一,網絡安全關系國計民生的各領域。”何政說。
但何政也指出,對于中國的網絡安全產業來說,最大問題是總體規模太小,龍頭企業不夠大、也不夠強。但目前,政府更加重視網絡安全法律及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多的企業也將把網絡安全防護作為重要的企業戰略。
網絡安全如何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昌祥:
面對全新的網絡安全形勢,以前那種封堵查殺、被動防護的方式已經過時了。目前“可信計算”(Trusted Computing,是指在計算和通信系統中廣泛使用基于硬件安全模塊支持下的可信計算平臺,以提高系統整體的安全性)是一個熱潮,它是一個防御、運算并行的“免疫計算模式”,就像人體一樣,有針對病毒、癌細胞等的免疫系統,所以病毒等不會輕易入侵到人的身體中。
在這方面,中國也有大企業在跟進研究,而且中國也有自己的創新。我們經過長期的攻關,軍民融合,形成了自主創新體系。比如國家電力調度系統在5年前就有了可信計算保障,有效提高“主動防御”的能力。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江興:
我國的網絡和信息化建設經過多年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科技強國先發技術優勢和咄咄逼人的攻勢戰略面前,我國網絡安全水平和防御體系整體上尚處于戰略弱勢。
網絡安全最本質的安全威脅問題是安全漏洞或者后門。“棱鏡門”事件披露的黑幕信息給了我們警示:大部分后門和漏洞都是未知的。面對未知的漏洞、攻擊等安全威脅,靜態、相似、確定的IT系統架構成為網絡空間最大的安全黑洞。被動防御只能獲得后天性免疫,不斷亡羊補牢、不斷地找漏洞、不斷地打補丁。
但生物擬態現象為破解安全網絡難題提供了啟示,擬態防御內生機理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網絡空間攻防不對稱。目前,我國的擬態計算關鍵核心技術已經取得重大突破,為網絡安全防御提出了新思路,能夠有效降低未知漏洞和后門帶來的安全風險。擬態安全防御的實施在降低網絡空間安全風險的同時,還將扭轉當前市場由國外信息技術產品主導的局面。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CTO Bob Flores:
很多企業了解網絡安全風險的程度是不夠的,比如網絡風險是否已納入企業當前的風險管理架構?企業有沒有網絡風險保險?什么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你控制好了自己的網絡安全,但你的供貨商和服務提供商呢?……
隨著通信技術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M2M技術理念得以進一步實現,通過在機器內部嵌入無線通信模塊,以無線通信等為接入手段,為用戶提供綜合的信息化解決方案,以滿足用戶在數據采集、實時監控和遠程調度等方面的信息化需求。到2014年底,全球M2M的連接數將從2013年的1.95億增加至2.5億。中國是這一市場的排頭兵,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M2M市場,連接數量達到5000萬,超過了美國和日本的總和。
市場預測前景廣闊
從近日全球移動通訊運營商沃達豐(Vodafone)的M2M Adoption Barometer 2014報告中了解到,現在M2M技術的部署對比同期竟然上升了80%,而有超過五分一的公司已成功部署了支持M2M技術的設備。
盡管各種市場預測對M2M 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但IEEE(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會士、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國工程技術學會會士William Webb認為實現機器聯網還缺失了重要一環――具備低成本(2美元的硬件費,2美元/年的聯網費)、長達十年的電池壽命以及全方位覆蓋三大特征的廣域無線解決方案。
William表示,成本、電池壽命和覆蓋面的問題仍然存在。只是在某些應用中,這些問題變得不那么重要,比如自動售貨機等。“我們將看到在這個細分市場中的一些增長,但這僅代表著M2M總體市場中最多10%的份額,甚至可能更少。”
截至2013年全世界M2M連接總數達到1.89億,其中亞洲市場占比40%,成為全球最大的地區M2M市場。2010年至2013年,亞洲新增了5500萬M2M連接數,而中國加了近3900萬的M2M連接數,成為全球新增市場的主力。
而在國家政策導向、關鍵技術研發、相關標準推動和產業化推廣等方面M2M都受到了廣泛的重視。
政策方面,在工業和信息化部制定的《物聯網“十二五”發展規劃》中明確指出,我國已形成全球最大的M2M市場之一,在后續產業發展進程中,要繼續推動M2M終端、通信模塊、網關等產品制造能力的提升,推動基于M2M等運營服務業發展。
技術方面,現階段對于M2M關鍵技術的研發已經從多層面同步展開。首先,針對M2M整體架構的研究普遍基于物聯網架構進行改進和完善,為M2M整體環境建設提供理論指導;其次,針對M2M終端設備的研究主要包括設備抽象描述、功能拓展、通信模塊優化和設備標識識別等工作,目的是使M2M終端設備能夠更好地獨立運行并完成數據交互,為M2M應用提供底層支撐;再次,針對接入網絡的研究基于通信技術、傳感網技術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等,致力于為M2M設備提供隨時隨地的網絡接入;最后針對M2M環境中存在的泛在異構性(異構設備、異構網絡、異構應用),中間件的研發能夠提供不同協議之間的轉換接口,實現異構體系之間的兼容和互聯互通。
標準方面,CCSA早在2009年完成了M2M的業務研究報告,2012年,工信部了《M2M業務總體技術要求》系列標準,規定了在提供M2M業務時,對通信網的業務功能要求、系統功能架構、系統邏輯功能模塊、計費要求、接口要求、業務安全等技術要求。
行業應用呈現差異化
對于中國政府對M2M的大力支持,William認為每個國家的M2M會因為具體情況和需求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一些城市的交通堵塞問題比較嚴重,那么交通管理就會相對重要。在某些重視農業的國家里,輔助農民的應用會得到更快的發展。在美國,醫療保健的成本非常昂貴,因此能夠降低醫療保健成本的M2M解決方案就應該更早在美國出現。
而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智慧城市建設,恰恰智慧城市應用是M2M有明顯發展趨勢的應用。
William介紹說,智慧城市是共用無線基礎設施的數以千萬計的不同應用的集合。“哪些應用將會是最重要的目前還不清楚,而且這個可能因不同城市而異。但目前一些早期的應用已經出現了,包括智能停車、智能垃圾桶、智能路燈、智能交通等。”
智能停車是指在每一個泊車位都配有一個傳感器,它可以探測車位是否空著并把司機直接引導到空的泊車位。智能垃圾桶能夠在垃圾桶即將裝滿的時候自動發送信息,優化垃圾收集的時間,達到節約開支的效果,并確保垃圾不會外溢。智能道路照明能自動監測路燈的開關操作,優化它們開啟或關閉的時間以達到節電效果。智能交通能夠隨著車流的改變自動調整紅綠燈的切換時間,可以應用在例如體育賽事結束后大量人流離開體育場時的自動響應。
“現在談論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方向可能還太早了。在最開始的時候,M2M只是讓它運行得更好,但隨著時間推移,基礎設施本身可能會逐步形成并反映出設施之間的連通性。” William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