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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當你觀看日落時,通過旋轉太陽鏡上的偏光鏡你就能看到這種情況。從以上論述我們不能不承認,現代成像技術所制造木星知識的條件性和豐富性。如果用伽利略的望遠鏡來看,木星就是一片模糊,除了能看到木星具有衛星之外已經制造不出更多的知識來了。例如,由木星自身輻射的紅外線即使通過伽利略的望遠鏡也無從知曉,因為對于光學望遠鏡來說,紅外線“無聲無息、無影無蹤”。這就像人無法感知到空中有電波一樣,只有當拿來收音機收到電臺聲音的時候才能感知到存有電波。而在以上所述關于木星的觀測中,只有通過紅外設備才能夠發現和“捕捉”到紅外線,再通過一系列的技術性設計將紅外線所反映的信息“翻譯”成視覺圖像,從而制造和推知出上述關于木星的眾多知識來。很明顯,木星的這些知識都是依賴于現代技術制造、建構、詮釋或翻譯的。對此,伊德說道,“這種新產生的科學知識比以前的例子更清楚和更明顯地說明,這些科學知識只有通過技術為中介,它們對我們來說才是可能的。在這個層次上,科學的技術體現才徹底顯明。”當然,對于簡單的知識來說就可以通過簡單的技術來探知,盡管人們甚至不會覺知到運用了技術,如前面所舉粉筆之類的簡單例子。但是,不管簡單技術還是復雜技術在制造知識的詮釋的本質上都一樣,只是簡單技術制造的是簡單一些的知識,復雜技術制造出來的是復雜一些的知識而已。總而言之,科學知識都是技術體現出來的,沒有相應的技術就不會有相應的科學知識產生。
二、對技術所蘊含科學原理的理論解釋
眾所周知,任何技術總是蘊含一定的科學原理或科學知識的,這是技術“有用”的基礎。如果對技術中的科學原理追求一種本質上的理論解釋,就可能逐漸形成科學理論。西方文明正是循著對生活世界中紛繁復雜的各種現象,追求形而上本質解釋的主線前進的,進而萌芽、發展與形成了現代科學。由此可見,執著追問技術所蘊含的科學原理對于產生現代科學具有重要意義。這是研究伊德科學現象學中技術先于科學的存在論關系的重要源動力。對于技術蘊含科學,伊德闡述了兩層意思:一是,任何技術都蘊含著科學原理,這是技術能夠被實施的根本性前提條件。只不過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技術,其蘊含的科學原理是事先就已明確的,而前科學的技術蘊含的科學原理是不明確的。當然,即使是現代技術,技術的使用者對于技術所蘊含的科學原理往往也是不明確的(如醫生對于醫療儀器的科學原理往往就缺乏了解)。伊德說,技術在存在論上具有優先性,科學原理在人們技術性“操勞”的時候實際上在為技術服務。這也是海德格爾所說的“技術在存在論上先于科學,實際上科學是技術的‘工具’或‘用具’的意思。二是,簡單的技術蘊含著的科學原理較為簡單,越復雜的技術越是包含龐大的科學知識體系。伊德選取了三代典型的技術來予以分析。首先來看弓箭技術的例子。不管是長弓、弩弓、騎射弓、“火箭”或“閉合箭”,這些弓箭技術雖然幾乎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實踐中單獨發展起來的,但是,“在抽象的意義上,所有的弓箭都是‘相同的’技術,在這種技術中,投擲物(箭)是由弓和弓弦的張力來推進的。”從力學原理來講,不管哪種弓箭技術,都是弓和弦在彈性形變的基礎上產生的彈力作用在箭上,從而推動箭射出的。根據機械能守恒定律1/2kx2=1/2mv2或沖量定律Ft=mv,就可以計算出弓箭的威力與箭的射程等。其中:k表示所用弓與弓弦的平均彈性系數;x表示弓弦離開零外力時位置的距離;F表示弓和弓弦共同產生的彈力作用在箭上平均大小;t表示從張滿弓松開手到箭離開弓弦的作用時間;m表示箭的質量大小;v表示箭離開弓弦時的初速度。這樣來看時這些技術并沒有本質差別,換句話說就是:它們都能用相同的科學原理或科學知識來解釋。盡管古人不知道這些科學原理,但并不影響他們制造和使用這些簡單的弓箭技術。其次來看伽利略的望遠鏡的例子。伊德認為,望遠鏡技術是從古代最簡單、最原始的技術到現代最復雜、最先進技術的轉折點上的典型技術。伊德說,“在我所命名的技術-科學中所發生的第二步,是在成像技術中產生了第一次科學革命,這是隨著光學透鏡技術的發明和使用而發生的。”伽利略使用望遠鏡的確發現了很多新的現象,顯然他并不是先知道望遠鏡技術的原理才去觀察的,但是他在發現了望遠鏡的“好處”之后開始了思考光學原理而嘗試改進該技術。盡管科學史家沃爾夫說伽利略在光學研究方面并無成果,但是對于光學原理的思考確實是后來光學技術進步的前提。科學史的事實證明,主動對技術之中的科學原理尋求理論解釋,是現代科學誕生以及技術持續進步的必要條件。最后來看新天文學之類的后現代技術的例子。伊德引用了《新天文學》的話說,“新天文學之所以能迅速發展,部分原因是在20世紀30年代偶然發現的來自地球之外的無線電波。”顯然,這是一個截然不同于以往天文學發展的全新例子。因為無線電波不同于可見光,無法通過“自然”技術“看到”,而是需要既有的“人工”①技術來詮釋和體現出來。能夠發現地外無線電波本來就是無線電技術在實踐中“先在地”存在的結果。而對蘊含于感知無線電技術中的無線電波可翻譯為聲音或影像的原理進行本質上的理論解釋卻是后來射電天文學迅猛發展的理論前提。也就是說,只有在具備了承載新天文學的技術平臺之后,再追求對“技術中所蘊含的科學原理”作出理論解釋,這時候人們才可能在這個方向上開辟出“射電天文學”這門新科學來。由此看來,科學就是在對為技術服務的原理進行系統化的理論解釋之后形成的,越是復雜的技術越是蘊含龐大的、多學科的知識,越需要理性的參與和前期積累,也越難自發形成。因此,現代科學只在具有發達古希臘科學文化背景下的歐洲誕生。而望遠鏡技術由于蘊含較少的光學、物理學知識,在實踐中“拼拼湊湊”還有成功的偶然性,所以望遠鏡可以見諸于多個文明當中。至于簡單的弓箭技術只蘊含了一些基本的力學原理,因而不論文明程度如何,都能自發產生,所以才會如伊德說的那樣:所有的古代文化都有弓箭技術。
三、科學與技術的“接力”關系
從以上“技術蘊含科學原理”的論述中,我們應該可以覺察到:古代技術和“第一次科學革命”的現代技術由于所蘊含的科學原理或科學知識較為簡單,較多地表現出了自發的特性,所以在沒有嚴格概念體系和邏輯推演的社會中也能夠產生和存在;“第二次科學革命”的后現代技術由于所蘊含的龐大科學理論體系需要“第一次科學革命”理論產物的“人工”技術平臺,而此較為復雜的“人工”技術平臺又必定是在原有科學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和制造出來的,這完全只有在對概念化的科學體系達到自覺水平的情況下才可能產生,所以,“第二次科學革命”的技術無法在科學處于“經驗層次”水平的社會中產生。也就是說,具有“第二次科學革命”特征的“后現代”技術與科學的關系,表現出互為前提和基礎的交互關系,這類技術完全不可能在科學沒有上升到理論層次水平的社會中產生。正因如此,伊德把當代科學稱為技術-科學,他認為當代的技術與科學是糾纏在一起的一個整體。他說,“技術-科學的秘密,以及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后現代的關系,都沒有被發現。一種文字游戲閃現在我的腦海中:當代科學完全是技術化的科學(technoscience);而大部分當代技術也都是技術化的科學……技術-科學是科學和技術雜交后的產物,在同一個雜交體中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
這種密不可分的關系,類似體育比賽中的“接力”關系。根據科學史可知,若能將簡單技術所蘊含的科學原理與知識進行“提純”,從而促進系統的科學理論產生的話,那么系統的科學理論又可以推動人們設計制造出較為復雜的技術性儀器設備,從而進一步又對復雜技術負載的、體現的、詮釋的新的科學理論進行“提純”,如此不斷螺旋遞進,表現出科學與技術相互促進、相互支撐的“接力”關系。但需注意,這里有一個“瓶頸”,那就是從自發的技術“躍遷”到自覺和自為的技術階段時,有一個對自發技術中所蘊含科學原理的“提純”工作要做。當人們對自發技術中所蘊含的科學原理“提純”不出來時,就只能停留在“經驗層次”的科學階段了,這時候也就無法產生現代的技術。而現代技術不能在實踐中使用的話,所蘊含于其中的科學原理就“無從服務”、“無所依附”,進一步的科學“提純”工作當然也就無從談起,也即科學就沒有了發展的邏輯前提。打個化學上的比方,當人們純粹只是根據經驗從顏色、狀態等層次來把握物質變化時,很難駕馭化學反應制造出想要的物質,也不可能產生現代化學,如古代煉丹術。而只有追問理論本質,逐步地將各反應現象背后的規律、原理弄清楚之后,才有可能產生現代化學,從而駕馭化學反應,制造各種想要的化學物質來。這里經驗層次的技術指的是自發的古代技術,而理論層次的技術則是自覺、自為的現代技術。是否能夠從經驗中進行理論的“提純”決定了是否能夠超越古代技術層次進入現代技術層次,這就是前面所說的“瓶頸”。這個“瓶頸”其實就是古代技術與現代技術(含后現代技術)的分界線,在前已提及的“第一次科學革命”的技術與“第二次科學革命”的技術之間就是非常明顯的。顯然,這個“瓶頸”也就是中國為什么沒有產生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那道跨不過去的“坎”。從技術中“提純”出科學理論的能力就是突破“瓶頸”的能力,在越過了這個“瓶頸”之后的社會中,科學與技術的相互關系就會表現出強強組合的“接力”關系,也就是“強者愈強”。這是歐美現代科學-技術之所以持續進步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這可以從古代中西方科技發展史的對比中得到印證。中國古代的技術基本上都是在自發技術框架內發展的,缺乏從技術中“提純”出概念系統的科學理論的過程,因而古代中國沒有能夠實現對“瓶頸”的成功“躍遷”,從而只能停留在古代技術的經驗科學水平,無法進入現代技術這一現代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更高技術的新階段。李約瑟先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段話很耐人尋味,他說,“整個說來,中國和西方在科學上相互影響的程度似乎非常微小,以至使人感到這種富有成果的交流根本就沒有存在過。至于技術方面,情況便大不相同了。”為什么會這樣呢?他在書中從幾個地方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說,“在15世紀以前,西歐的技術可以說落后于舊大陸的其它任何地區。從經院哲學中可以看到的過分嚴密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不可能對亞洲思想家有任何吸引力;近代科學確實必須沖破這一外殼才能誕生。希臘和希臘化國家的古典科學作品確實是一項寶藏,甚至比虔誠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取的經典還要寶貴。但在13世紀時,這些科學作品對于西歐人來說,并不是全都可以得到,而且,在文藝復興和維薩留斯及伽利略的時代之前,其中沒有一種著作被充分地吸收到歐洲人的思想之中。當然,這些著作可以從阿拉伯文譯本中得到,中國本來可以比歐洲人更便利地得到這些著作,但是中國人之所以沒有得到它們,或許是因為中國學者對理論缺乏興趣,而這些理論卻補償了歐洲在技術上的貧乏。”好一個“或許是因為中國學者對理論缺乏興趣”,所以,盡管中國與阿拉伯世界實際上有著長長的交流史,希臘和希臘化國家的古典科學作品其實中國都能夠從阿拉伯國家得到,完全可以取西方人之長補己之短,但由于中國對理論不感興趣而“沒有得到它們”。反過來,中國的長處卻恰恰被西方人“取”走了。李約瑟是這樣說的,“在公元后整整十四個世紀的時間內,技術上的發明盡管緩慢地、但卻大量地從東方傳到西方。”
于是特意找了本《李約瑟傳》來看,于是知道了李約瑟的疑問:“為何近現代科學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科技與經濟曾經領先世界的中國”。
張開遜教授在《回望人類發明之路》中說:人類歷史上許多偉大的發明和發現其實都肇始于中國,它們對世界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還這樣定義中國古明:“中國古明是一種基礎性發明。”他將中國重大的科學技術領先世界的時間定義為“上啟春秋,下至南宋”。但在這之后的幾個世紀,我們卻成了“沉睡的巨龍”。
有人認為,近代中國科技落后于西方,應歸結于中國自古以來重文輕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以及“重農抑商”的政策。但是,中國古代不乏科學大家,如祖沖之、張衡、劉徽、秦九韶等,也有領先世界的著述,如《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甘石星經》《天工開物》等。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實行限制工商的政策,比如唐、宋、元時期政府就沒有限制海外貿易。甚至在明朝,也沒有強制執行禁海貿易。1740年,清朝的法律鼓勵私人采煤。
有人講,我們中國古代科學研究的只是博物學,我們的科學技術屬于應用型科學。比如《九章算術》所陳列的都是與生活有關的問題:土地丈量、谷物兌損、房屋建筑的結構計算、分配方案設計等。星相學的領先也是源于朝廷的重視。等等。
其實,人們對科學的興趣原本就更多來自于對實際生活的觀察,即使作為西方科學鼻祖的亞里士多德也是基于對自然的觀察而建立起了他的科學體系。13、14世紀中國的天文學家曾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但在17世紀,當中國人發現自己的天文立法過時了之后,就把朝廷的天文事宜交由耶穌會去負責了)。
中國人在科學探索之路上有求索的精神,也有包容的胸襟,那我們為什么會落后了呢?
1.近現代科學影響與天主教自身變化
天主教與東正教、新教被稱為基督教三大派別,現在約有15億到21億人信仰基督教,占世界總人口的25%-30%。在基督教三大派別之中,天主教又被稱為公教會、羅馬正教,在基督教中擁有極其特殊的地位,其他兩大教派都是從其中分離出的。在基督教歷史發展形成了諸多派別,它們與科學的關系在具有共性的基礎上也存在著具體的差別,不能一概而論,所以專注于研究分析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并且將時間定位于20世紀兩者關系的演變,這既可以提高分析的準確性,同時也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中,天主教在整個現代西方社會與人的內心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保持著極其深刻的影響。在產生與發展過程中,與東方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基督教是建立在一定的理性與現實基礎之上,這與古希臘羅馬所形成的西方人理性、質疑精神與思辨的思維方式有關。同時即使在中世紀發展過程中,神學也走過了從粗陋的教父神學到經院哲學的階段。理性論證信仰,信仰因理性而深化,這使得天主教信仰不僅具有超驗的特性,而且有可能為人的智識和內心體驗所感受,這將能夠更好的搭建基督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梁,也使得信仰本身不僅具有神的屬性,亦潛含人的屬性,這為天主教在走向現代社會過程中,能夠不斷發展,展現理性化、世俗化的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天主教具有現代轉向的內在潛質,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天主教或者說整個基督教具有其他宗教所無法具備的時代特色。
近代自然科學產生以來,科學對天主教的發展施加了極為強大的影響。就作為思想意識形式的神學來說,文藝復興前,天主教即已具有較為穩定的文化思想基礎和理性基礎,作為現實表現形式的教會實體,天主教還具有政治、經濟基礎,神學及其在這一歷史基礎上表現出一種極其穩定的秩序。近現代社會的變革、文藝復興與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動搖了天主教借以存在的這些歷史基礎,使得天主教自身甚至西方社會處在某種秩序失衡所帶來的社會與人內心世界的"動蕩"之中,如果說西方現代國家的興起與政教分離的國策,意大利的統一,教皇國的覆滅動搖與瓦解的是教會實體建制化政治、經濟統治秩序,而宗教改革則是對天主教傳統文化思想秩序的沖擊與動搖,新教與清教是對文藝復興新興人文主義文化思想的適應,而與之相對性的同時期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則是試圖對舊秩序的堅持與維護。中世紀建立在古希臘新柏拉圖主義、新斯多葛主義等唯心主義哲學并經教父神學、經院哲學發展完善的理性基礎遭受了近代自然科學興起所導致的最為猛烈的沖擊。自近代自然科學興起到現在幾百年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教會還是天主教神學都處于一種傳統理性秩序備受沖擊而新秩序不斷形成的現代嬗變過程中。因此全面分析近現代,尤其是20世紀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既是對天主教,對科學的現展進行較為清晰的定位與分析,也可以在此基礎上形成對西方現代文明某一角度的較為準確分析。
20世紀以來,教會世俗權力喪失與教俗分離,使天主教逐步走向了世俗化、理性化的發展道路,天主教思想從傳統走向現代,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并非是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深厚的思想基礎與淵源之上,天主教現代轉向的思想淵源的其中一些思想派別表現為:自然神論的護教思想、克爾凱戈爾信仰主義新正統神學的先聲、實證主義與自然主義科學的宗教解釋嘗試等等,這些思想的發展為20世紀天主教的現代轉向做好了鋪墊。在某種意義上,天主教在現代社會發展的道路就是世俗化、理性化的道路,先后主要經歷了現代派神學主觀主義宗教觀對教廷權威的挑戰,回歸傳統的基要主義合一夢想的破滅以及新正統神學的出現,天主教必須結束自我囚禁的“羅馬囚徒”,走出城堡思維才能適應現代社會。而在與科學的關系上,天主教與科學關系沖突模式基本結束,傳統體制沖突模式基本被現代積極主動、參與建設性制衡所代替。
2.基于對科學與天主教關系模式的分析
就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來說,天主教從產生開始就與科學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如果采用一種較為寬泛的科學定義,科學則與人類的產生同步,從這個意義上,科學比天主教的產生要早得多。同時,天主教的教義與思想是建立在古希臘羅馬哲學和當時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的,由于哲學與科學的在其后歷史中各自的發展,使得這一基礎不可避免存在著與后世現實無法適應的問題。在天主教與科學關系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依據兩者關系在不同時期的具體特點,可以將兩者關系史大體分為幾個階段:中世紀之前的相互獨立與平行發展時期,中世紀的穩定發展時期,文藝復興后近代自然科學產生到20世紀之前的沖突時期,20世紀以來的對話時期。當然對上述不同時期的兩者關系的概括對應每個時期并非只有上述一種模式,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在每一個時期都是一種極其復雜的存在,只不過在每一時期都有著不同的主色調而已。
首先對于基督教產生后到文藝復興之前這一段時期,盡管這一時期基督教自身在初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變化與動蕩是極其劇烈的,從古羅馬下層被統治階級的宗教思想經過幾百年的動蕩與沖突逐步成為為統治階級所信奉和利用的宗教。但由于古希臘羅馬哲學體現出較強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加上當時自然科學進展的相對緩慢,與此同時,宗教思想還處于弱小的萌芽發展時期,基督教對當時哲學與科學理論知識還在不斷吸收運用,所以這一時期西方基督教與科學的關系應該是相互獨立、平行發展和缺少沖突的。對于中世紀,傳統觀點一般稱之為"千年黑夜"時期,對于黑夜的定義,似乎有相當一部分是說科學淪為宗教的婢女 ,科學為論證基督教服務,從而導致中世紀科學發展的緩慢。的確在中世紀,天主教或者說整個基督教建制化逐步形成,成為一種極其強大的思想與社會統治力量,對科學起到了限制、約束和阻礙的作用,但是這一時期天主教與科學關系的穩固與平靜,天主教對科學的壓抑并非是唯一的原因,具體來說還包括科學自身發展機制所導致科學發展緩慢,整個社會文明演進、社會經濟進展對科學的需求缺乏。與此同時,教會在對科學制約的同時,教會或者整個社會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對科學發展促進的一面。如從天主教教父神學到經院哲學的發展也錘煉了人的理性思維與思辨能力,鍛煉了人的心智,為后來科學的發展奠定了思維基礎;中世紀將阿拉伯科學著作翻譯成西歐的通用語言拉丁文并在歐洲流傳也對當時和未來的科學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再有中世紀西歐大學的產生、興起與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科學發展進行了思維訓練與人才的儲備。另一方面,在中世紀對于自然世界的研究仍然存在著一定自由的空間,在中世紀,“出現了一個‘神學家——自然哲學家’階層。這通常是在大學內,這些人相信,研究自然世界在神學上是合法的。盡管普遍認為亞里士多德是一個異教徒哲學家(所以對基督教的價值也有限),但他仍然被視為是進一步理解自然世界的一種資源,這樣也就能夠更多的理解創造了世界的上帝。所以,注意到下面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中世紀自然科學界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羅伯特·格羅斯泰特、尼古拉斯·奧雷姆和朗格斯廷·亨利,他們全都是活躍的神學家,但并不認為自己的信仰與對自然秩序的研究這兩者之間有什么沖突。”[1]
3.天主教與科學關系的沖突與緩和
從文藝復興后近代自然科學產生到20世紀之前,天主教與科學的關系進入了沖突時期,沖突模式作為天主教與科學的時代主色調與關系模式并非伴隨兩者關系的始終,而只是階段性的表現,這一時期西方科學與宗教的沖突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自然科學建立在經驗基礎上,改變了過去思辨的形而上的特性,這就使得近代自然科學帶有極強的dylw.net機械性與自我更新的特性,近代自然科學無論是研究基礎還是結論都體現為對天主教傳統理性與現實基礎的一種顛覆,因此必然會導致天主教與科學的沖突,如16、17世紀的天文學進展,17、18世紀經典物理學體系的建立,19世紀達爾文生物進化論都曾帶給天主教以軒然大波,使天主教與科學的沖突上升到世紀論戰烈度。之所以雙方沖突如此激烈,除了上述內在邏輯沖突外,還在于雙方外在的社會性建制沖突,近代社會科學的日漸強大并不僅在于科學知識與思想的爆炸式的增長,還在于科學被整個社會文明所需要,被世俗政權、工廠企業、航海運輸以及軍事戰爭所需要,科學可以帶來革新與進步,因此科學獲得了超越國界全球化的支持,自身的體制力量與建制化也在發展中羽翼漸豐,這使得天主教在沖突中充滿焦慮,而科學體制在充當堅持真理的角色而被迫害的同時不斷前進,在沖突中似乎節節勝利的同時也逐漸遠離了迫害。
近代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分化出來,并逐漸發展,事實上還意味著社會主流思維方式的轉變,即思辨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轉變,建立在經驗歸納基礎上的近代自然科學在對宗教取得勝利的同時,科學本身或者與科學相關的近現代哲學的發展也使得現代社會陷入了理性的危機,科學或許并不是和宗教完全絕緣與對立,科學在現代也在某種程度上和宗教面臨著同樣需要自我辯護的現狀,在發展過程中,科學雖仍堅持其經驗歸納的基礎,但新物理學、現代天文學等等方面的進展仍然在某種程度上需要借助思辨的方法,研究領域也在一定范圍內與神學不謀而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某些方面或許科學在走向神學。另一方面,19世紀末到20世紀天主教與科學的沖突表現暫時還算平靜的時候,天主教也需要重新整理與思考如何走向現代社會,只有接受現實社會才能融入現代社會,才能重新爭奪社會影響力與話語權,保持其地位,恢復影響力與發揮作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于天主教還是科學,雙方關系迎來了對話與整合的時代機遇。從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到現代社會,天主教與科學關系從沖突走向對話也就成為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
關鍵詞:生態問題;天人合一論;儒學;生態消費
一、中國的自然條件基礎和社會基礎
(一)自然條件基礎
我國陸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遼闊的國土為各種自然地理過程的空間基礎,各個自然地理要素的表現以及各類自然資源的蘊藏提供了場所。我國主要為季風氣候。季風在一年中的交替和進退,對于自然地理環境形成和地域差異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區面積廣大,給交通運輸和農業發展帶來一定困難,但山區可提供林產、礦產、水能和旅游資源,為改變山區面貌、發展山區經濟提供了資源保證。
(二)社會條件現狀
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GDP在2008年達到300670億元。工業增值在2008年也達到了129112億元。我國已經是世界上許多產品特別是糧食、能源和基礎原材料的生產大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使國民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工業中期階段的基本特點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產業結構以基礎產業為主,各項建設規模大,經濟總量和人均國民收入、人均消費等增長快。這就決定了這個階段資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量大,日益龐大的經濟總量和以基礎產業為主的增長導致大量的資源需求和環境負荷壓力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管理工作的滯后,導致了相應的環境污染和大量的生活垃圾。
二、發展中的中國表現出的生態問題
(一)生態環境出現的新特點
由于我國發展基礎弱,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近幾十年來主要完成的是工業化準備階段和工業化初期、中期的任務。而且,不同階段的任務幾乎是同時去做,使得我國發展帶有多元性質,這種多元性質也體現在生態環境發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了以下主要特點:首先,由單純的工業污染過渡到工業和生活并存。其次,水體污染由工業污染到工業、農業復合污染。最后,生態和環境問題由局部擴展到更大的范圍。
(二)中國發展的趨勢和對生態的壓力
從我國的產業結構、產業水平和人均國民收入等指標衡量,目前我國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這個階段有的特點有:國民經濟可以取得較高速增長;以基礎產業為主,但是這個時期,需要大量的基礎產業的產品。這些產業可以導致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又是資源消耗量大,對環境和生態壓力大的產業群體;由于消耗基礎原料較多,生產過程排放出的廢棄物就多,也就是對生態的壓力就大。
三、從傳統哲學出發,深思生態問題
(一)“天人合一論”
眾所周知,中國哲學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論”。“天”在這里不是宗教意義的神,也不是單純的天文學意義的概念。從儒家創始人孔子開始,天已經從宗教神學的意義上轉變為具有生命意義和倫理價值的自然界。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里所說的天,就是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產物,屬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時,“天”也指自然規律。在近現代以來的文化中,“人類中心論”是西方現代化的精神支柱。其根本特征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始終堅信人是一切的中心,是一切的主宰。自然界要被人所用,為人服務。
(二)“仁”中體現的生態思想
從現代意義來說,儒學的核心價值是仁,這既是人的感情需要也是自然賦予人的使命。仁的本質是愛,是關懷,是尊重。包含了三個層面的意義,首先是自尊自愛,因為仁是我所具備的。其次,仁是對他人的愛與尊重,這是一種社會關懷,目的是和諧的社會發展,人人各得其所。但是除此之外,人的意義與使命還沒有完整的體現出來,人最后的使命還沒有完成。人要實現全部天賦,還必須尊重、關懷和愛護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包括無生命的山河大地。這既是自然界所有動植物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人類能夠生存的根本。
(三)儒學中的生態消費觀
生態問題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生態消費觀。這個消費指的是自然資源的消耗,也指生活中的需求購買。關于消費,是人的修養境界和生活態度的問題。孔子不反對求富,但是他反對奢侈浪費,更反對統治者“聚斂”。孟子對于自然資源的消費也有自己的看法:“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闖兀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講就是如何使用自然資源.這是很普通的道理,但是包含了正確的資源消費觀。人不僅要為自身的利益考慮,也要為自然界的發展打算。現代社會飛速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物質財富增長了,但是奢侈浪費的現象到處可見,人只知道向自然界掠奪,卻不知自然界賜予的一切,這樣的生活方式正是人自掘墳墓的表現。回顧和反思儒學中的可貴思想,對現代人的觀念是一劑治療“設施消費觀”的良藥。
四、小結
中國的生態哲學要與時俱進的進入“現代化”,對現代的人發生作用就必須實現“現代化的轉變”。我們必須處理好人與自然在生態系統中的關系,并且使前現代文明特別是生態文化成果為現代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現代社會更健康,更加符合人性,這也就是恢復人類文化生命的連續性。中國哲學沒有能發展出近代的科學技術,但是在維護生態系統,保持人和自然的統一上卻有寶貴的價值資源。我們不能說農業社會就是絕對落后,工業社會只有先進的一面。現代文明更需要好好的繼承農業文明的積極成果。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逐漸匱乏的自然資源和人們不斷膨脹的消費欲望,在用理性工具解決生態問題的同時,我們還要從人們內心精神層面拓展新途徑,去反思我們的生活態度和德行修養問題,吸收傳統文化給我們帶來的積極正面的意義。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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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辯證法揭示了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對立與統一、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三個基本規律.唯物辯證法指出:對立與統一規律是事物發展的動力與源泉;質量互變規律是事物發展基本性質;否定之否定過程是事物發展的過程與方向.物理學是一門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它的發展自然遵守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高中物理教科書中自然滲透著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促進人們思維發展的唯物辯證思想.對這一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一線教師教學方法的改變,在教學中有意識地、有傾向性地滲透唯物辯證的思想有利于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形成,從而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1對立與統一的高中物理知識
古之圣賢老子提出:“有無相生,難易形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后相隨.”世間萬物總是相互依存,各以自己的對立面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高中物理中關于運動的問題就體現出對立與統一的觀點,運動是相對的,絕對的靜止是不存在的.為了使研究的問題變得簡單,通常我們選擇地面、地面上靜止的物體、相對于地面做勻速直線運動的物體或地球做為參考系來研究物體的運動情況.縱使物體相對于地面或地球是靜止,由于地球自轉或公轉這些靜止的物體也處于不停地運動過程中.行星圍繞著太陽轉動,太陽-行星系統又在圍繞銀河系的中心轉動.宇宙大爆炸理論指出:整個宇宙的形成是從一個星球的大爆炸開始,宇宙大爆炸中所分裂出來的各個星球就以爆炸中心向外運動.整個宇宙就在這種相對靜止與絕對運動的對立與統一關系中發展變化.
除相對運動以外,我們還可以在高中物理知識點中找到許多對立與統一規律的實證.作用與反作用、加速與減速、合成與分解、平衡與不平衡、正功與負功、守恒與不守恒、正電與負電、導體與絕緣體、電生磁與磁生電、引力與斥力、吸熱與放熱、熱脹與冷縮、經典物理學理論與現代物理學理論.這些對立與統一的觀點滲透于高中物理教材中對于促進學生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看待事物的思維方式的形成是毫無疑問的.
2高中物理知識中所呈現的質量互變規律
古人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講的就是量變與質變的關系.呈現于物理教材中的一個簡單的物理計算公式、簡捷的物理規律,并不像書寫文本內容那樣只要你有感而發你便可以揮灑筆墨一蹴而就.實際上自然科學發展到今天,凝聚了無數科學家們的不遲辛勞與汗水.我們可以從力與物體的運動的關系的得出中體味到這份艱辛.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公元322-384年)首先提出了“力是維持物體運動的觀點”,這一觀點統治人們思想近兩千年.16世紀末,開科學實驗之先河的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在其“理想斜面實驗”的基礎上,嚴厲的批駁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提出:物體的運動是不需要外力來維持的.17世紀,英國物理學家牛頓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簡捷而明了的牛頓運動定律(牛頓第一定律:一切物體總保持勻速直線運動狀態和靜止狀態,直到外力迫使它改變這種運動狀態為止;牛頓第二定律:F=ma;牛頓第三定律:一對相互作用力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條直線上).從力與物體運動關系的探索的歷史我們可以意識到自然科學的發展史是一部無數次的實驗上的量變到理論上高度濃縮的質變的歷史.
在高中物理知識中我們還可以見到質量互變規律的許多見證,如: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畢其一生星置觀測到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的提出;法拉第歷經10余年的電學實驗研究才得出電磁感應定律;焦耳400余次熱功當量的實驗測量到能量守恒定律的提出;赫茲21年的潛心實驗到證明電磁波的存在等等.這些呈現于物理教科書中的物理史實對于學生樹立量變到質變的人生價值觀是極具價值的.
3否定之否定規律支配下的高中物理知識
恩格斯說:“事物做第一個否定的時候,就必須做的是使第二個否定可能發生或者將有可能發生”,自然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應該是一個從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不斷完善與發展的過程.高中物理知識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規律在學生面前的展現.例如:關于光的本質的認識,17世紀牛頓提出“光的微粒說”――解釋了光的直線傳播、反射、折射等幾何光學的問題.到了19世初,“微粒說”的觀點不能解釋光的干涉與衍射現象,惠更斯提出了“波動說”.19世紀60年代,麥克斯韋預言了電磁波的存在,并提出光是一種電磁波.此后,赫茲用實驗證明了這種假說,至此光的“電磁說”使得光的波動理論幾乎達到了完美的境界.但是到了19世紀末,新的物理現象――光電效應,又不能用光的波動學說來解釋,20世紀初愛因斯坦提出的“光子說”成功地解釋了光電效應現象.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從關于光的本性的認識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對于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不是一次性的、肯定的、絕對的一個終結性的判定,而是經歷了一個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認識發展過程,這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的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的發展過程,體現出認識事物發展的曲折性.
當然,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證:亞里士多德越重物體下落越快――伽利略辯證性批駁;托勒密“地心說”――哥白尼“日心說”――開普勒“行星運動定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熱質說”――“分子動理論”――“近代物理理論下熱質說”;經典物理學理論――近現代物理學理論等等.在這里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否定之否定理論并不是全盤否定原有理論,而是我們應該隨時具備這種批判的思想,敢于挑戰所謂的“真理”.否定之否定規律滲透于高中物理知識中有利于學生敢于提出新問題、敢于對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辯駁,有助于促進學生個性思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