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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以學校決定教學大綱,教師決定課堂進度、課堂內容,教師在主導地位、學生被動學習為主要特征的傳統教學阻礙了教師和學生的發展,背離了外國文學的最初教學目的。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是主體,是教學活動的主要承擔者,目的就是學生學習到知識;教師是客體,是教學活動開展的組織者,為學生服務;教學是載體,也是傳輸帶,將本沒有關系的教師和學生本來聯系起來。因此,一個有效的外國文學教學過程,應該是教師、學生、教學和諧發展的過程。
二、傳統文學教學的改革趨勢:生態教學
1、生態教學的興起
“生態”一詞,源于希臘詞匯οικοs,指“住所”或“棲息地”。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ErnstHaeckel提出“生態學”,主要指研究動植物、環境之間的關系及相互的影響的一門學科。時隔100年,1966年,美國教育學家阿什比(E.Ashby)將生態學基本原理與方法應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中,提出“高等教育生態學”概念;1976年,美國哥倫比亞師范學院院長克雷明•勞倫斯CreminLawrence在其《公共教育》一書中正式提出“教育生態學”這一術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對人與環境、發展的重視越來越高,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教育生態學研究得到進一步拓展和加深;20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生態學研究隊伍更為龐大,例如美國學者C.A.Bowers出版《生態公平和群體教育》(2001年)(EducatingforEco-justiceandCommunity)等幾部著作,研究內容既涉及微觀課堂生態,也涉及對教育、文化、生態危機等宏觀教育生態。(范國睿,2000)。
2、發展健康有效的生態教學模式
針對傳統教學中的一些弊端,為更好促進我國外國文學教育事業的發展,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教學,而良好的外部能夠推動內因更好的轉變,因此教學活動的各個參與者都應積極做出努力。
(1)創建積極有效的生態化教學環境
國家教育部層面和地方教育機關層面,分別從宏觀和微觀上根據實際情況把握和調控教育發展的總方向。國家從宏觀上改革教育制度、轉變教育理念。國家教育部是我國教育發展的核心機構,是否制定符合全民需求的教育方針、制度決定著我國整個教育發展的動向。因此,國家教育部應準確把握文學教學改革方向,改革應試教育模式,推進全面性和人性教育模式,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地方教育部門在不違背國家宏觀的制度和理念,根據本省市的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文學改革措施。高等教育機構層面,人員上,積極引進先進人才,成立專門的教師教學培訓部門,定期對教師進行考核;設備上,積極配置和更新教學設備,競標高端、先進教學設備,例如開展網絡空間學習,建立外國文學學習的資源共享平臺,以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教學安排上,要打破原有的固定性,教師采取輪流制,教材采用推薦制,大班課可改為小班課,充分體現教學的靈活性、人文性。例如,H老師原本只是大學一年級的文學閱讀課,每年使用的教材是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的《美國文學閱讀教程》一書。進行改革后,學校允許外語學系或文學院可以根據本院的師資情況,組織專門的外國文學教學組,可分為英語文學教學組、日語教學組……,并根據實際需要確定組員的人數,每組教師以輪流的形式去給不同的年級上課;教材的選定實行教師推薦、學生決定的方法。在學生第三課堂方面,學校增加在聘請文學大家到校講座的力度,并鼓勵學生社團舉辦外國文學知識競賽、書籍推薦、兄弟院校文學交流會等課外活動。師資管理上,學校定期對專業教師進行培訓,要求教師要堅持與時俱進,不斷“充電”;下方權利,課堂上,教師自己少說,讓學生多說,為學生提供足夠的自主學習空間,激發學生對文學學習的積極性,培養他們的分析能力。
(2)構建“點—面—點”的教學模型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 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 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 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 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 W.Meeker,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 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 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 “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 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 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 格(Frederick 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 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 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 O.Waage,ed.,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 York:1 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 。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 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 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 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 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 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 哈羅德·費羅姆(Harold 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 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 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 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 Contexts,New Approaches)的專題 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 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 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屆全美生 態批評研究會在科羅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舉行。與此同時,第一份正式 的生態文學研究刊物《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問世。該刊物的目的是“從生態環境角度為文學藝術的 批評研究提供論壇,包括生態理論、環境保護主義、自然及對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 然兩分法及其他相關的理論思想。”(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態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版。1996年佐治亞大學出版社出 版了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該書收集了26篇論文 ,分三個部分,分別討論了生態學及生態文學理論、文學的生態批評和生態文學的批評 。1999年洛蘭·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維克主編的《文學與環境 :自然與文化讀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 ,1999)收集了長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說、詩歌、散文、傳記等不同體裁論述了 人類與動物、人類與居住環境、政治與環境、經濟與生態等眾多主題。2000年,勞倫斯 ·庫帕(Laurence Coupe)主編《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The Green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從“綠色傳統”、“綠 色理論”和“綠色讀物”三方面論述了生態文學批評的淵源與發展。1999年至2001年間 出版的倫納德·西格杰(Leonard D.Scigaj)的《持續的詩篇:四位生態詩人》(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1999)、喬納森·巴特(Jonathan Bate) 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學 研究之廣闊領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 000)、戴維·梅澤爾(David Mazel)的《美國文學的環境主義》(American 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的《為瀕臨危險的地球寫 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the U.S.and Beyond,2001)把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除了出版生態批評的專著以外,近年來有關生態文學批評的會議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 關注。例如,在“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的協助下,2000年6月在愛爾蘭舉行了議題為 “環境的價值”的多學科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3月“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在英國 召開研討會,討論“生態批評的最新發展”。2002年9月,該學會的英國分會在利茲大 學召開第三屆年會,會議主題是“創造,文化和環境”,重點研討生態批評、生態詩學 和生態女權主義。“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第三屆年會將于2003年6月在波士頓大學召 開。會議的主題是“海洋-城市-水池-園林”(“Sea-City-Pond-Garden”)。
論文摘要:生態文明時代到來之際文學理論的內在變革已提上日程,與之相關的文學理論教學也需適時而變。總體來說教學創新之處有三:一是教學理念上倡導塑造“天人舍一”的整體生態文論觀;二是教學范式上提出以生態學視角展開研究型教學;三是教學延伸環節上,教學前提倡細讀與生態文學相關的文本,教學后啟發學生進行自主式的生態批評。
當下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催生著生態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學主義為主導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相比,這無疑是一種深刻的文化轉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作為思想學術前沿敏感領域的文學理論界,20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態文藝學”、“生態美學”和“生態批評”,并對此進行了持續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響的理論范疇、命題,并以當代中國生態美學的理論建構為依托,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生態智慧進行了別開生面的清理。文藝學研究中的生態維度,對文學創作、對建設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也成為更新文學理論的教學內容、提升文學理論課程的時代特色的推手,并為文學理論的教學改革提供新的理論資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體生態文論觀
當代著名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哲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創建了意義深遠的自然價值論,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生態整體主義的世界觀。他認為自然是生命的系統,是呈現為完整、美麗的生命共同體。自然之美具有關聯性,起于人與世界的交感中。這種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來觀察世界、解釋世界的觀點和方法,不僅與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會和自然的相互關系作為理論研究出發點的原則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天人合一的觀念。 基于此,在文學理論教學過程中,無論是立足于宏觀層面,引導學生理解把握文論的體系框架、學科品格、研究視角等基礎性問題,還是從微觀入手,引領學生學習若干基本知識要點,如文學的語言特性、詩歌的韻律節奏、文本的二度創作等等,都需樹立一個核心的教學理念,即:通過塑造“天人合一”的整體生態文論觀,向現代社會和未來培養一批著眼整體、承續歷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濃郁生態情懷的知識分子。
如何幫助學生在文學和文論的領域里自覺運用生態的意識去審美,如何使他們在文學審美的層面上認識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實則就是自然與人和諧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眾多,其中的一種“無法之法”是最佳途徑之一。具體來說,“無法之法”中的“無法”當然不是毫無方法,作為“法”之一種,它是更高層次的方法,通過多種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靈活有度的協調綜合,打造理論學習的自由空間。譬如美國當代文藝美學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學四要素及其相互關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知識點,教師可采用多種方法教學:
(1)以先聞道者的身份,結合多媒體教學手段介紹學生多了解我國古代儒家人體天道、親善和諧的主張,道家向往回歸自然的志趣,歷代文人在詩文中表達出的對天人合一真諦的體悟。多閱讀馬列文論中與此相關的章節內容。多接觸當代生態環境、生態哲學、生態文學的熱點問題和相關見解,在全方位多層次了解人與宇宙生態關系的基礎上再回到四要素問題本身時,學生的知識視野已極大開闊,對問題的縱橫維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許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啟發學生結合個人見聞和閱讀、寫作實踐,通過以己及人、以人觀理的過程,以臻“以理觀理”之境,這樣的思考過程因結合個人體會而更易產生超越于書本知識的獨特的切身之感。
(3)以組織者的身份,發起學生之間的交流討論,若條件許可,還可組織學生就此問題專訪某位作家或批評家來加深理解。這種從課堂之內的知識傳授向課堂之外的實踐課程的轉換,將帶給學生新鮮活潑的學習樂趣和生動感受。
(4)以上三種具體方法綜合運用,“獨語式”、“對話式”、“互動式”教學模式交叉使用,授課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時因地制宜。既將“無法之法”化為無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實處。
二、以生態學視角展開研究型教學
在當今大力推進素質和創新教育的時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學范式是相對于以往以單向性知識傳授為主的傳統教學范式提出的一種全新理念。以生態學視角展開研究型教學范式的現代價值不局限于教學方法的創新,而是通過其課程教學過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體生態文論觀的核心理念,將教學和科研統一起來,使教學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滲入課堂內外,從而實現教學目標的創新設計、促進生態文論知識的有效生成。據此,以生態學視角展開的研究型教學范式在結構特性和課程價值方面至少具備以下三點:
(1)教學和科研統一于教學身份的雙重性上。研究型教學實踐中,教師和學生都兼有雙重身份:教師既是教學者,又是研究者,從事的是研究性教學:學生既是學習者,也是研究者,從事的是研究性學習。教學過程不是一邊倒的灌輸知識,而將學生視為平等對話的伙伴,一則有計劃的培養學生的質疑本能和問題意識,比如從根本上質疑:生態文論與過去文論的區別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態學原則都能解釋文學藝術現象?二則有步驟的培養學生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啟發學生由淺入深的思考人們在文學藝術中如何表達了他們的生態意識?怎樣勾勒文學表現生態意識的歷史過程?怎樣解決文學在表現生態意識時所體現出來的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沖突?如何確立生態文論和生態批評的一般理論標準?諸如此類的重要問題不是一時一地憑一己之力所能解決的,這項事業注定了教學與科研的不可分離。只有教師和學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學范式里,教學和科研的有機統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獨立與創新孕育于教學平臺的民主性中。學術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靈魂,民主的教學平臺上,學生擁有充分的話語權和表達權,師生之間可以平等的進行教學溝通和學術討論。正是在這種和諧開放的教學環境中,學生才能養成寶貴的創新精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夠的學術勇氣去解構一直奉為圭臬的人本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才有足夠寬廣的學術胸襟去建構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協調的生態觀。
(3)互動與合作貫穿于教學形式的協作性里。聞道求知是大學的獨特學術品性,開展學習協作是達到這種品性的必要途徑。個人化的閉門式學習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與人互動,才能使個人的研究成果與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對照,從而在更高層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與人協作,才能從更深立意上懂得萬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態智慧。
三、倡導文本細讀,啟動生態批評
建構整體的生態文論觀,除了必要的以生態學視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學之外,還需要在課堂教學的前后環節有所延伸。具體來說以下兩個方面不容忽視:
(1)教學之前倡導學生多讀、細讀與生態文化相關的文學文本。生態文論是對生態文學的理論觀照和規律總結,是“文學研究的綠色化”。因此在進入系統的生態文論學習前,對生態文學文本廣泛閱讀、積累充分的感性體驗是十分必要的。與生態文學相關的文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凸顯生態意識的經典之作,如被譽為西方乃至全球“綠色圣徒”的美國作家梭羅,其代表作《瓦爾登湖》從一部不受人重視的普通浪漫主義之作,一躍成為人類生態文明史上最偉大的杰作。除此外還有不少值得關注的優秀文本,如享譽世界文壇的《與狼共度》(莫厄特)、《寂靜的春天》(卡森)、《訴訟筆錄》(勒克萊齊)等,我國的生態文本如《懷念狼》(賈平凹)、《水中的黃昏》(蔣子龍)、《拯救大地》、《守望家園》(徐剛),《只有一條江》(岳非丘)等。另一類是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本,在現實的生態語境下,可以轉換現代生態視角,重新進行解讀,如《白鯨》、《魯濱遜漂流記》、《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學名著。如何在當下呼吁生態環保、可持續性發展的冷靜期重新審視此類文本中表現出的人對自然的征服?如何歷史的、公允的全面評價?這樣的思考有賴于相關的文本細讀,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學。
(2)教學之后啟發鼓勵學生展開自主式的生態批評。立意高遠的生態批評,是一種深刻的文化批評,它根植于誠摯的現實關懷和深切的憂患意識,從來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顯擺深奧理論的文字游戲。因此,課堂之外教師啟發鼓勵學生展開多種形式的生態批評,不僅有利于培養學生運用理論、駕馭理論的實踐才能,更有利于培養學生寬廣開闊的生態理論視野,在多維度、多層次的生態觀照中,養成一種難能可貴的生態意識、理性精神和詩性思辨。通過展開自主式的生態批評,使理論的學習有了切實的用武之地,有所學,是為了有所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中醫學;生態學
中醫學認為,保持機體內的氣血調和,陰陽平衡是人體健康的關鍵。二千多年前,我國最早的醫學經典《黃帝內經》中就明確記載“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現代生態醫學從生態學的觀點出發,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充分利用有益因素,控制和消除有害因素,有病治療,未病防病,無病保健,延年益壽。兩者理論,不謀而合,十分相似。最近有人提出“廢除中醫”發表“中醫是偽科學”的奇談怪論,可見這些人對中醫理論知之甚少,片面理解。本文作者長期從事生態醫學的研究,也涉足中醫學的陰陽平衡理論,研究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醫學的本質就是生態醫學,決不是偽科學”[1,2]。
1生態學的基本概念
生態學(ecology)一詞是德國生物學家E·Haeckel于1869年提出,其定義是: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由于研究生態學,保護生態環境(宏環境和微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及生命優質有著重要作用。近30年來生態學已發展成為龐大的學科群,并出現了許多分支,生態醫學就是其中重要的分支[3]。
2生態醫學及三層次
生態學分為宏觀生態學、微觀生態學、分子生態學三個層次。生態醫學可從三個層次進行研究,一是以個體和群體為中心同其環境的宏觀生態醫學;二是以單細胞為中心同其環境關系的微觀生態醫學即醫學微生態學;三是以細胞內的生物活性分子特別是核酸分子為中心同其分子環境關系的分子生態醫學;現就生態醫學的三個層次簡要介紹如下:
2.1宏觀生態醫學在醫學和人體健康方面,隨著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引起了人們對生態醫學研究的廣泛重視,作者認為醫學必須將人放在整個生物圈中來研究生命現象,因為人不僅僅具有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更重要的是人是生物圈中眾多物種的成員之一,生物圈對人類的影響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只是在20世紀50年生的環境危機和“公害病”迭次發生以后,人們才認識到生物圈的變化與人類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大氣、土壤、水質的污染,噪音和振動的增多,致癌致畸,致突變的理化因子進入人類所生存的環境,植被的破壞和野生動物的滅絕,臭氧層的破壞,酸雨、溫室效應等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體的健康,影響人體以下的生態層次。另外,人增也將影響到食物的供應,食物短缺可致營養不良和其他疾病的發生,現在許多人生活在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里,這樣的城市中水處理系統、垃圾處理系統、基礎設施、社會秩序和公共健康規劃的使用是嚴重超載的,這勢必會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解決這些問題的理論基礎必須是生態學的基本原理[3]。
2.2微觀生態醫學(醫學微生態學)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的魏曦、康白教授開始從事微生態學的研究,60年代以后美國的DubosR·J等人把大量的生態學觀念和術語引入到微觀生態學研究之中。1977年,聯邦德國VolkerRush博士首先明確提出微生態學即微觀生態學(microecology)一詞,康白教授將其定義為微生態學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與其宿主(人、動物、植物)相互關系的生命科學分支,微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就是醫學微生態學即微觀生態醫學,它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與人體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在長期的生物進化、適應過程中,在正常人的體表和與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不同種類和數量對人體有益無害的微生物群稱為正常微生物群,其中以細菌為主,其數量相當于人體細胞的10倍,正常微生物大部分與宿主細胞密切接觸,交換物質、能量,甚至相互傳遞遺傳信息,正常微生物群對宿主具有營養、免疫、生長刺激、生物拮抗等作用,從生態學觀點來看,正常微生物群,在正常條件下,與宿主保持著生態平衡,一切干擾因素,都將引起微生態失調,從而影響人體健康。
在感染性疾病中,按以往的觀點,是病原微生物所致,但它不能解釋菌群失調所致的內源性感染(條件致病),醫學微生態學認為,感染是微生物對宿主或宏生物的異常侵染所致的微生物與宿主或宏生物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種生態學現象。疫苗、抗生素以及醫療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了一種我們幾乎不受疾病影響的假象,但人們也逐漸認識到抗生素對人類的不利作用。1950年魏曦、康白二位教授曾發現一例鼠型鏈絲桿菌感染的鼠咬熱病人,在用抗生素治療后,雖殺滅了病原體,但終因導致肺炎克魯伯菌(正常情況下為人體正常菌之一,不致病)肺炎進而引起敗血癥而死亡,成為世界上首次發現抗生素治療而引起的菌群失調癥,當時二位教授曾預言到,在光輝的抗生素降臨以后,我們必須注意其給人類帶來的陰影,擾亂正常菌群和引起菌群失調。抗生素的廣泛應用,尤其是濫用抗生素而引起的菌群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這就喚醒人們對正常微生物群的生態平衡和失調等問題的研究,從此,誕生了微觀生態醫學。微觀生態醫學的行為是維護人體的微生態平衡,防治微生態失調,微生態制劑療法,合理應用抗生素等[5,7]。
2.3分子生態醫學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展,以及生態學的理論向分子生物學中的滲透而出現了分子生態學(molecularecology)它是從分子水平上研究和探討生命物質的生態學問題,分子生態學一詞于1988年由中國的向近敏、林雨霖二位教授首先提出,隨后國外的TerryBurke也在《自然》雜志上提出。分子生態學的定義為:研究分子生物甚至生物活性分子同其分子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是生態學的分子層次。它主要闡明生命體與其相關細胞之間的各種活性分子直至分子網絡相互作用的生理平衡狀態和病理失調狀態的分子機制,以及促進生理平衡和防止病理失調和恢復生理平衡的措施和方法,分子生態醫學的醫療行為是利用分子生態制劑以恢復分子生態平衡[6]。
3中醫學的生態觀與現代生態醫學
中醫學的四診八綱就是從人的整體出發,探討人體平衡和失調的轉化機制,并通過中藥使失調恢復平衡,中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陰陽平衡理論,辨證施治的方法以及未病先防、既病防變、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調整陰陽、藥食同源的防病原則都是生態醫學思想的體現。限于篇幅,本文僅就中醫學的生態觀在微觀生態醫學(醫學微生態學)中的體現加以論述[1~3]。
3.1中醫“治未病”的學術思想與現代保健醫學中醫從整體觀念出發,建立了預防為主的保健觀點,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預防疾病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未病”的預防思想,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所謂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變兩個方面的內容。微生態學的崛起,促進了醫學的發展,醫學從治療醫學、預防醫學已經發展到現代保健醫學,它必須以生態學為理論基礎,其主要思想為無病保健、未病預防、有病治療、既病防變,這是醫學發展到現代保健醫學的必然規律。微生態制劑由于是來自宿主生理性細菌的制劑,回歸至原生境,修復生物屏障,根據疾病的生態病因的觀點,因而,微生態制劑可達到無病保健、未病預防,有病治療,既病防變之目的。微生態療法重在調整,中醫的核心也是調整,因此,兩者的觀點和理論不謀而合,這是值得互相借鑒的。
3.2陰陽平衡理論與微生態理論陰陽學說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它滲透到醫學領域后,促進了中醫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成為中醫學的重要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借此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和疾病的診斷、治療及預防的根本規律,因此,中醫的陰陽學說是關于認識疾病和防治疾病根本規律的學說[1~3]。
3.2.1闡釋人體的結構及生理功能陰陽學說在闡釋人體的結構時,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陰陽對立統一體。醫學微生態學研究表明,在人體的體表以及與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著大量的正常生物群,構成了除解剖意義上的系統以外的微生態系統,與機體形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中醫認為人體的正常生命活動,是陰陽兩個方面保持著對立統一的協調關系,使陰陽處于動態平衡狀態的結果,物質與功能、陰與陽共處于相互對立、依存和轉化的統一體中,維持著物質與功能、陰與陽的相對的動態平衡,保證了生命活動的正常進行。據瑞典Gustaffson教授研究估計,人類腸道大約帶1kg細菌,其活菌數量達1012~13個,這些正常菌參與了宿主的代謝、免疫、生理生化、生物拮抗等方面的作用,以維持人的健康,此即微生態平衡。
3.2.2說明人體的病理變化人體與外界環境的整體統一和機體內在環境的平衡協調,是人體賴以生存的基礎,疾病的發生就是這種平衡協調遭到破壞的結果,用陰陽學說來說明人體的生理病理,則認為“陰平陽秘”即陰陽的平衡協調是人體生理活動的基礎,這種平衡協調關系一旦受到破壞,使陰陽失去平衡,便會產生疾病。人體微生態系統由于內因或外因的影響使其平衡遭受破壞即微生態失調,便可導致多種疾病,如胃腸微生態系統平衡失調,便可引起多種胃腸道疾病。
3.2.3用于疾病的診斷由于疾病發生發展變化的根本在于陰陽失調,中醫有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八綱,但八綱中又以陰陽作為總綱。微生態學診斷疾病,采用厭氧培養技術對人體某部位正常細菌進行定量(多少)、定性(何種細菌)定位(存在的部位)檢查以確定微生態失調及程度。
3.2.4指導養生防病中醫學十分重視對疾病的預防,取天地自然規律,采取各種養生的方法,借以保持機體內部以及機體內外環境之間的陰陽平衡,達到增進健康,預防疾病的目的。養生防病即為現代的保健醫學,保健醫學必須以微生態學為理論基礎,維持人體微生態平衡,微生態制劑的重要功能就是無病保健,未病預防。
3.2.5用于疾病的治療中醫認為疾病的發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陰陽平衡失調,因此,調整陰陽、補偏救弊、促使陰平陽秘,恢復陰陽相對平衡。微生態療法也是恢復微生態平衡達到治療目的,其方法有營養調整、抗菌調整、內服菌群促進物質、活菌制劑等從而達到糾正微生態失調,恢復微生態平衡。
3.3扶正祛邪理論與維護人體微生態平衡中醫認為疾病的過程是正氣與邪氣相互斗爭的過程,正邪力量的消長決定疾病的發展與轉歸,邪勝于正則病進,正勝于邪則病退,扶正和祛邪是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扶正是為了祛邪,是通過增強正氣的方法,祛邪外出,從而恢復健康,即所謂“正足邪自祛”;祛邪是為了扶正,消除致病因素的損害,而達到保護正氣恢復健康的目的,即所謂“邪去正自安”。
從醫學微生態學角度來認識正氣可理解為人體微生態系統的正常功能態。20世紀70年代中期荷蘭微生態學專家VanderWaaij提出了定植抗力學說,其含義為腸道正常菌群對潛在病原菌在腸道中定植的拮抗作用或抵抗力。研究證明,在正常菌群中,厭氧菌(如雙歧桿菌等)對定植抗力負有重要責任,抑制了厭氧菌,定植抗力便下降,扶持厭氧菌,定植抗力便提高。康白教授提出了生物奪氧學說,因腸道正常菌大多為厭氧菌,因此,他用從土壤中所分離出的一株無毒的需氧芽胞桿菌(蠟樣芽胞桿菌)制成一種生物奪氧的活菌制劑,口服后,腸道氧氣被消耗,提供了供厭氧菌生存的厭氧環境,厭氧菌才能生長,才能維持正常菌的屏障作用和其他功能,從而達到扶正(扶持正常菌群)祛邪(拮抗外襲菌的感染)的作用。由此可見,中醫的扶正祛邪理論與維護微生態平衡原理十分相似。
3.4中醫的脾胃學說與胃腸微生態系統功能脾胃學說是中醫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的脾與消化、吸收、代謝、免疫、神經內分泌有關,微生態學研究表明,中醫的脾與人體胃腸正常微生物有密切關系。胃主受納、脾主運化,是指胃受納食物之后再經脾把水谷化為精微,并將精微物質轉輸至全身。脾氣健運,機體的消化吸收功能才健全,才能為化生氣、血、津液等提供足夠的養料,才能使全身臟腑組織得到充分的營養,以維持正常的生理活動,反之脾失健運,則機體的消化吸收功能便因此而失常,便會出現腹脹、便泌、食欲不振以至倦怠、消瘦和氣血不足等。
醫學微生態學研究證明,在人的胃腸微生態系統中存在許多生理性細菌如雙歧桿菌、類桿菌、乳桿菌、擬桿菌、糞鏈球菌、韋榮球菌等,每克糞便的細菌數量可達1014個,如此大量正常菌產生的各種酶,參與了機體的酶池,對三大營養物質(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類)的消化吸收起著重要作用,如胃腸微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正常,就會發揮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若結構和功能異常如雙歧桿菌等減少時生物屏障作用下降,有利于外來病原菌的侵襲,或與其他腸道菌比例失調或寄居位置的變化如產氣菌大量增殖,就會引起腹瀉、脹氣等表現。
3.5藥食同源理論與微生態學中的營養調整中醫的藥食學,即藥物與飲食關系的學問,藥食同源,藥食互補,藥食互用是其主要內容,藥與食之間并不存在嚴格的界限,把藥物與食物科學地配合起來用以養生、治病是中醫學的重要課題,作者對中醫的醫食同源有以下的理解。
由于不合理的膳食可致冠心病、高血壓、胃腸疾病等,對病人而言,合理營養極為重要。醫食同源、藥食同根,表明合理營養和藥物對于防治疾病有異曲同工之處。醫學微生態學研究證明,營養也是使宿主適應其正常微生物菌群的重要因素。營養失調、營養不良或營養變化都對正常微生物群有影響,在正常時保持微生態平衡,在異常時導致生態失調,在微生態治療法中,用限制營養的辦法抑制過盛菌的繁殖如發酵性腹瀉可限制碳水化合物食物,腐敗性腹瀉限制蛋白質食物等。通過營養對正常微生物群中某些成員的促進作用來調整菌群失調也可取得一定作用,根據不同種群對營養要求的不同,可達到促進某些細菌生長和繁殖的目的。對雙歧桿菌的扶植可用胡蘿卜、乳糖、野芝麻四糖、棉子糖;對乳桿菌的扶植可用乳糖和蔗糖;對腸球菌的扶植可用葉酸、復合維生素B及蜂蜜等多含B族維生素的食物。通過營養的作用來提高宿主對其正常微生物群的適應能力,從而保持人體微生態平衡。
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結構對類桿菌和梭菌有促進作用,這兩種細菌的增多與癌癥和衰老有聯系,因此,要保持對健康有益的正常微生物群,就必須注意膳食結構,合理膳食以利人的健康。
3.6異病同治與使用微生態制劑的微生態療法
中醫的異病同治是不同的疾病在出現相同的證候時,應采用同樣的治療方法。有關微生態學中異病同治的問題,目前研究得較多的是胃腸道疾病及微生態治療。微生態學研究表明,在人體胃腸粘膜上排列著致密的對人體有益的細菌(主要有雙歧桿菌、乳桿菌、糞鏈球菌等)形成菌膜屏障,這種菌膜屏障能發揮生物拮抗作用控制有害菌的繁殖,阻止有害菌毒性物質的吸收,產生乳酸等使體內有害毒物排出體外,具有清潔腸道,保護肝臟,維護人體健康的作用。一旦菌膜屏障破壞,在外襲病因的作用下,就會導致各種疾病的發生如急慢性胃炎、胃潰瘍、腸炎、慢性結腸炎、肝病加重等,鑒于這些疾病有一共同的發病機制——微生態失調,因此,利用宿主體內的生理性細菌(如雙歧桿菌等)作為種子,通過發酵工程,擴大數量,制成活菌制劑,再回歸到宿主的原生境,重建菌膜屏障,就能達到糾正微生態失調,恢復微生態平衡的目的。因此,一種微生態制劑能治療多種消化系統疾病,此謂異病同治。
從以上列舉的醫學微生態學理論與中醫理論來看,兩者不謀而合,極為相似,因此,是值得相互借鑒的,可以用醫學微生態學原理解釋和闡明中醫中的某些理論,也可用微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和技術來研究中醫理論和中藥、藥方。舌象檢查證明,不同舌象,是不同菌群結果,通過中醫中藥療法,可改變舌象,菌群結構也同步改變。四君子湯有扶植腸道生理性細菌的生長作用,小承氣湯在調整腸道平衡方面非常有效。我們可利用微生態學研究方法,從醫學微生態學角度依據生態學原理去研究中醫中藥等方面的問題,為人類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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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內容滯后
財政學是銜接一般經濟理論課與財政專業課的應用理論學科,它不僅包括基本的財政理論知識,還包括與現實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財政現象及與之相應的財政管理方法等。自亞當·斯密創建財政學以來,這門學科已經歷了二百多年的發展歷程。總的來說,理論的發展是緩慢的,財政學的基本理論框架也是大致不變的。但是,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各國在各個時期的財政政策與手段都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在當前的財政學教學過程中,由于財政學教學內容與材料的滯后與枯燥,教學過分強調學生對財政基本理論的學習與掌握,而缺乏對當下財政現象的深入分析與解釋,使得學生對財政學的理解流于表面,不清楚政府為什么要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不理解政府為什么要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和社會進行調控,不能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無法透過現象探索財政本質,達不到揭示支配這些財政現象的規律的教學目的。正因為教學內容呆板與僵化,財政學的教學被禁錮在一個“高大上”的層面,而沒有將開放性的觀念植入教學,教學內容不能與時俱進,最終使教學氛圍和教學效果無法達到最佳狀態。
(二)教學方法單一
傳統的財政學教學方法是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財政學知識,對政府收支活動進行分析與講解。在這種教學方法下,學生主要以被動或被迫的方式獲取知識,不能發揮學習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教學效果不佳,學生對理論與知識的掌握程度也不深。由于存在教學的單向性,而不考慮教學的動態性,教師無法在授課時及時知曉學生對知識的需求與掌握情況,不能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時進行調整,使得教學達不到預期的效果。比如,在講授政府的轉移支付時,教師只是一味地灌輸轉移支付的概念及形式等內容,學生只能單向、被動地接受知識的灌入,對這一問題感覺非常抽象,很難理解清楚。因此,教師應該著重從學生的認知與接受的方面去思考什么時候該用什么樣的教學方法,使學生不僅從理性的角度理解轉移支付,還要從感性的角度主動分析國家進行轉移支付的目的和好處,通過反饋、互動的方式,使學生輕松地學習知識,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教學目標狹窄
財政學的教學目標應與財政專業的培養目標相互銜接和一致。財政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復合型、應用性的高級專門人才,對基本專業素質的要求為具備財政、稅務及經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人才的就業方向是從事財政、稅務、財務、稅務籌劃等方面的工作[3]。具體到財政學的教學目標中,過去我們只注重財政專業知識的傳授,而忽略了專業技能與素質的培養,教師的教學也只是授之以魚,而非授之以漁。這種狹窄的教學目標不僅使學生不具有從事財政包括稅收、監管等方面工作的綜合能力,也不具備復合型與應用性的特征,達不到培養目標的要求。因此,應引入生態學的整體性、可持續發展觀點,擴展財政學的教學目標,注重學生綜合能力與素質的培養,使學生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使財政學教學活動亦能可持續發展。
二、財政學教學的生態性特征
(一)整體性
生態系統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4],整體性是生態系統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整體性是指生態系統內部各組成要素不是彼此獨立的,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組成一個具有一定功能的有序整體。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財政學的教學活動是由教師、學生、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生態要素組成,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構成一個內在關聯的生態系統,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埃德加·莫蘭認為,人們不能把部分孤立于整體,也不能使各個部分互相孤立[5]。整體的功能不是各組成部分的簡單疊加,而是通過各組成部分有秩序、有規律的結合,形成特定的功能。在財政學的教學系統中,教學活動由教師和學生等生態要素、多維生態因子與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組成一個復雜而統一的整體。教師、學生、教學內容等各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功能,在整個教學系統中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各要素都有其特有的生態位,不可互相替代,具有財政學教學的特定功能。只有各生態因子協同發展,才能促進財政學教學系統整體功能的發揮,這是實現財政學教學與發展的基礎。
(二)開放性
生態系統本質上是開放的系統,開放性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特征。任何一個生態系統都必須保持內外的開放,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才能保證系統的生存和發展,保持其生命力。任何一種生物都不可避免地與外界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系,沒有完全孤立發展的生態系統。教學系統不可能將教學活動與外界完全隔絕,財政學教學活動也是如此。財政學的教學活動是教師、學生與環境之間物質流、能量流與信息流的傳遞過程,是教學主體對內部各種教學因子及外部經濟、社會、自然環境等信息的采集、編碼、翻譯和利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系統必須處于開放狀態,各生態要素要與系統內外部不斷進行信息的輸入與輸出,才能使財政學的教學活動正常開展。作為一種生態系統,財政學的教學活動不是封閉的、孤立發展的,它始終處于教師、學生、教學內容以及社會、經濟環境等內外部因子共同作用的開放系統中。
(三)動態平衡性
在一定的條件下,生態系統保持著能量與物質輸入、輸出的動態相對穩定狀態,即生態平衡。任何一個生態系統都遵循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的演變規律,從而形成有層次、相對穩定的動態平衡,即系統總是在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發展過程中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推動自身的變化和發展。財政學的教學系統是一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完善的動態系統。隨著社會的進步,影響教學系統的因素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既有教師水平、學生狀況、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等內部系統的變化,也有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發展情況、財政收支結構與規模、財政政策等教學系統外部環境的變化,它們直接影響財政學教學中各生態因素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最終影響教學的質量與效果。依照生態學理論,教學生態系統應處在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并且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平衡狀態。那么,如何使這些生態因子處于相對平衡,并達到更高級的平衡狀態,這是財政學教學應注意的問題。
(四)可持續發展性
在生態系統中,可持續發展是指在自然資源與其開發利用程度間尋找平衡,是一種不超越環境和系統更新能力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只著眼于當前利益,還要放眼未來;不只局限于系統本身,還要強調與環境、經濟、社會的協同持續發展。在財政學的教學生態系統中,系統的發展不能只強調學生對每堂課教學知識點的掌握,更應注重學生綜合素質與能力的培養,這才是教學的發展方向。同時,應將財政學的教學活動與外部的經濟、社會等政策環境相結合,尋求教學活動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從可持續發展觀來看,事物發展的各階段都是相互依存的,目前的發展是將來的基礎,必須保證事物持續性的發展。發展要具有整體性和協調性,任何一方的發展變化都會作用于整體,不能因為某一方的發展而損害另一方甚至整體的利益。在財政學的教學課堂上,學生的學習是將來發展的基礎,應將學生、教師及教學內容整合起來,使之具有整體性與協調性,將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培養提升至更高的教學目標層次。此外,教學系統不能因為片面追求教學形式或教學內容的多樣、豐富而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應將教學活動的可持續發展作為財政學教學的最終目標。
三、生態視域下的財政學教學改革途徑
(一)強調整體性,營造和諧的教學環境
財政學教學要注重系統的整體性,從多個方面進行生態教學。首先,財政學教學系統中的學生作為最重要的生態因子,其本身就是一個有機、系統的整體,體現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整體性。在該系統中,學生應是教學的出發點與落腳點,不僅要關注學生對財政基本理論與知識的學習與掌握情況,更要把學生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有機體,注重其能力的培養與價值觀等方面的發展,這才是生態視域下財政學教學的基礎和歸宿。其次,在生態視域的財政學教學系統中,教師與學生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師生關系融洽是構建和諧教學環境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有效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應置于平等的位置上,以學生的學習需求為中心,營造民主、和諧的教學氛圍與環境,構建生態主體間平等對話和交流的平臺,由此建立具有整體性的生態型師生關系。只有優化整體的師生關系,才能實現師生的“共生”,營造出和諧的教學環境。再次,財政學的生態教學要從整體性的角度出發,用多種不同的要素組成統一、整體的教學環境。就教學系統內部而言,要實現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教師與學生精神環境的統一,注意內部的整體與協調。外部系統包括與教學活動有關的一切事物———經濟、社會及政策等各方面的環境因素,要讓學生認識到其不僅生活在這些環境中,更重要的是財政知識大多來源于其生存的外部環境,應該注重教學活動與外部環境的統一與協調。在這個由人與環境共同組成的教學生態系統中,我們應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體驗并享受教學環境的和諧。學生通過課堂的知識學習,結合外部環境的財政現象、財政政策等內容,更好地掌握專業知識,發展自身能力。總之,應從尊重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的角度出發,為學生學習知識和發展能力營造一個和諧的教學環境。
(二)注重開放性,充實教學內容
教學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一樣會受到外部環境系統的影響,并通過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的輸入輸出與外部保持密切聯系。系統只有開放,才能吐故納新,增強內在生命力[6]。財政學的教學活動也只有開放,才能使教學內容和手段得到豐富和拓展,從而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加深其對財政知識與財政現象的理解。在財政學的教學系統中,生態教學要求生態系統要向外部環境開放,而不能是封閉的。這里所說的開放不僅包括作為重要生態因子(教師和學生)向外部系統的開放,還包括教學內部系統向外部環境的開放,使各種信息流通暢地傳遞,最終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與目標。一是生態要素與外部系統的開放。教師和學生作為社會性的個體都有不同的家庭和社會背景,擁有不同的知識背景、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財政學的生態教學要求具有一定社會屬性的教師和學生要有專業而敏銳的眼光,發現身邊、生活或學習中與財政相關的現象和政策。有了這種認識與意識,師生的關注點就不會局限于教材,這不僅使財政學的教學內容更豐富并具象,還能使師生成為教學資源的收集者和創造者,易于教學和學生的理解。二是教學內部系統與外部環境的開放。財政學涉及的范圍不僅包括經濟、社會,還包括文化、制度等,教學活動需要與外部生態環境進行信息的輸入輸出來充實教學內容。財政學的生態教學強調教學內容來源的開放性,即教學內容應隨著經濟的發展、政策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或改變,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財政學的教學內容,為教學內容的更新、學生知識面的擴展提供了便捷的途徑。內容的開放性要求學生將財政專業知識與生活和社會聯系起來,并加深對這些理論的理解與運用。另外,開放性要求課堂教學內容要與社會實踐相聯系。以往的課堂教學內容只重視理論與基本知識的灌輸,獨立于社會經濟生活之外,與鮮活的社會經濟相分離。比如“,土地財政”這一概念以前沒有出現過,這一財政現象是與當前的經濟、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這要求我們將開放的眼光投向這個開放的財政學教學系統,用財政專業理論和知識來解釋這一現象。因此,財政學的教學應具有開放性,打通課堂通向社會的通道,使課堂充滿生命和活力,通過師生共同努力,于現實生活中尋找教學案例,豐富教學內容,溝通書本與現實生活,使“兩個世界”相融合,以此來培養學生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三)基于動態平衡性,創新教學方法
任何一個生態系統都處在不停的運動與循環中,進行著永不停歇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傳遞與轉化,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遵循著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規律,維持著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轉。生態平衡是動態的,維護生態平衡不僅要保持其初始穩定狀態,更要在人為的影響下建立新的平衡,形成更合理的結構,發揮更有效的功能,取得更好的生態效益。財政學教學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也是在動態平衡中求發展的教學過程,以期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在這個系統中,教師以教學內容為媒介、以教學方法為手段架起與學生聯系的橋梁,系統通過兩者的相互作用、影響進行動態調整,最終達到教學目的。基于動態平衡原理,教師的“教”要以學生的“學”為基礎,以學生為中心,根據教學需要和學生的實際情況,對教學方法的使用、教學語言的選擇和教學手段的取舍做出靈活的調整。另外,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行為和學習興趣也會影響教師情緒的變化與教學能力的發揮,通過教師與學生的相互作用,教學呈現出由矛盾到平衡、由新的矛盾再到新的平衡的過程,教學在動態平衡中不斷前進,最終完成教學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教師教學方法的選擇對教學效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單一的講授型教學作為傳統的教學方法,也是一種教學的動態平衡,但這種平衡是一種低水平的平衡,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迅速、資訊豐富的今天,這種方法已不能滿足財政學教學的需要。因此,教師應根據學生的特點,包括學習能力、情感體驗及掌握知識的具體情況,調整教學方法,為教學系統的發展和優化提供動力。另外,應結合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培養目標的要求,通過創新教學方法,將案例教學、情境教學、任務教學、討論教學等多種方法結合起來,將課堂與課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通過心靈的溝通、意見的交換、思想的碰撞,師生相互促進、協同發展,實現知識的共同擁有與個性的全面發展,將低水平的教學平衡發展成為高水平的教學平衡。教學方法的改變,使教學由單向的知識傳遞過程變成雙向的互動過程,課堂不再是教師唱獨角戲的舞臺,而是師生互動交流的平臺,教學內容也不再是一堆枯燥的理論,而是豐富生動的具體現象。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教師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將知識傳遞的關系轉變為教生間關于共同話題的對話關系,通過各種物質流、能量流與信息流的輸入輸出及動態調節,最終達到財政學教學系統的高級平衡狀態。
(四)堅持可持續發展,設置教學目標
生態系統是一個動態系統,經歷著從簡單到復雜、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育過程。可持續發展是這一過程中的最佳狀態,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協調互動狀態的功能體現,它要求系統不僅要保持自身發展,還要與周圍環境相互協調,保持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涉及到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科技、政治等諸多方面,已得到全世界的認可與接受,并成為全人類的行動指南。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態主體,即人的因素。在財政學教學中,教師和學生作為生態主體對整個教學活動起著決定性作用。一方面,財政學教學擔負著培育生態主體之一———學生的重任,會對生態主體的觀念、素質和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另一方面,財政學教學活動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生態主體的協同與合作。按照財政專業培養復合型、應用性高級專門人才的標準,要將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學觀點運用到財政學教學中,必須重新設置教學目標。首先,教學目標設置應是多層次和多元化的,要根據不同學生的水平設置不同層次的教學目標,并把學生的情感、價值、意志等素質作為重要的培養內容。其次,教學目標不應是預設和一成不變的,它應隨著師生的發展和具體的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再次,教學目標應具有整體性,不僅包括財政、稅務、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專業素質要求,還包括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自學能力的培養,使學生的基本素質和個性品質得到充分、全面和可持續發展。最后,教師、學生、環境和其他生態因子都是財政學教學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教師和學生的發展不能以犧牲教學環境或其他因子的利益為條件,師生和其他因子是統一的整體,任何一個因子的缺失或損壞都會引起整個財政學教學的紊亂。因此,財政學教學的可持續發展應當兼顧全局,注重整體效益的發揮。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