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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參與式發展理論是一種微觀的區域發展理論，與現代化理論的“宏大敘事”不同，它強調尊重差異、平等協商，在“外來者”的協助下，通過當地社區成員的積極、主動的廣泛參與，實現其可持續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發展。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參與式發展理論被“引入”中國，但它并非完全是舶來品，我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實驗者們創造和運用了大量的參與式發展的理論、方法，尤其是作為“鄉村建設運動”兩大流派的定縣實驗和鄒平實驗更是如此。本文試圖探討參與式理論的本土來源與貢獻。

關鍵詞：參與式發展理論鄉村建設定縣實驗鄒平實驗

發展是當今世界性的主題，對發展的結果——現代化即獲得現代性，各發展主體基本上是沒有異議的，但對用什么樣的手段來發展，不同時空條件下的發展主體卻難以取得共識。由于各個國家和地區自然條件、歷史傳統的差異性很大，發展的手段實際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傳統發展理論所包含的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理論背景是二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因此，“傳統發展理論所要求的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核心是經濟增長”，[1](p10)希望通過經濟增長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的‘中心’國家接軌。“如果現代化只包含一個方面的內容，比如只包含經濟發展，事情也許就簡單多了”。[2](p349)但“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它涉及到人類思想和行為所有領域的變革。”[3](p30)而且“這些變革終究會波及到與已擁有現代化各種模式的國家有所接觸的一切民族”。[4](p5)近幾十年的發展實踐表明，真正能與發達國家接軌的只是極少國家和地區。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獲得現代性的過程中出現了“內在殖民化”或“拉美化”現象。所謂“內在殖民化”，是指在一個國家內部，以城市為代表的相對先進的部分、地區和階層與國際資本連接起來，剝削這些國家的落后部分、地區和階層，形成內部的依附關系，造成“兩極分化”。[1](p19)所謂“拉美化”是指社會的階層結構呈現出很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占社會成員人數很少的主導性階層分享殆盡，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城市貧民和農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沒有機會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這種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結構失衡現象被稱為“拉美化”。[6]巴西、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國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著當時世界上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社會階層結構的畸形使其喪失了繼續發展的動力。由于不能使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引發許多社會問題。社會長期動蕩不安，販毒活動、恐怖活動猖獗，左翼游擊隊長期與政府分庭抗禮，販毒集團、恐怖組織和左翼游擊隊都能在城市和農村的貧民中找到自己的后備軍。這些國家仍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艱難跋涉，“并落入為世人詬病的‘萬劫不復’的鎖定狀態”。[7]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良性運行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分享發展的成果，那怕社會的下層分享成果的比重小一些，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改進”。如果不能這樣，甚至以犧牲一些階層的利益為代價來謀求發展，就會陷入一種有增長沒發展的“內卷化”（Involution）1狀態，因此，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傳統發展理論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懷疑。

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參與式發展理論，是作為對以現代化理論為代表的傳統發展理論的反思與批判的面目出現的。與現代化理論相比，參與式發展理論是一種微觀發展理論，它強調尊重差異、平等協商，在“外來者”的協助下，通過社區成員的積極、主動的廣泛參與，實現社區的可持續的、有效益的發展，使社區成員能夠共享發展的成果。[8](p23)

參與式發展的基本原則是：建立伙伴關系；尊重鄉土知識和群眾的技術、技能；重視項目過程，而不僅僅看重結果。[8](p23-26)各國專家、學者對“參與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參與式是人們相互間的一種自愿貢獻；

2，在農村發展中，參與式就是讓人民自主參與項目的決策、實施、利益分配及監督和評估；

3，社區的參與意味著社區人們有權力和責任參與揭示自身的問題，指出自身的需要，評估自身的資源，并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4，參與式就是通過組織起來，通過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創造；強調當地人的參與，由外來者協調和幫助。促進當地人進行調查和分析，分享調查和分析的結果，達到使當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計劃和采取相應的行動。[8](p22)

參與式發展的思想核心就在于：強調了發展過程的主體是積極、主動的人，只有人的發展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得到強化，這種發展才是可持續的、有效益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參與式發展的理論和實踐被引入中國，目前以“反貧困或公益如自然保護、生態恢復等項目為多。項目也逐步擴大，從農業、林業發展到農村能源、衛生保健、婦女、供水、教育等領域，從純粹的自然保護拓展到生產與保護相結合，從單目標擴展到綜合發展，從農村項目向小城鎮發展項目擴展。”[8](p35)雖然參與式發展理論、方法和實踐是伴隨國際合作項目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被“引進”中國的，但筆者認為參與式發展理論并不完全是“舶來品”，在我國20世紀20、30年代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及后來的相關實踐中，鄉村建設運動的實驗者們創造和運用了大量的參與式發展的理論、方法，尤其是鄉村建設運動的兩大流派的“鄒平實驗”和“定縣實驗”更是如此。

“定縣實驗”的領導人大多受過較高水平的現代西式教育，對西方文化有較多了解并深受其影響，晏陽初及其主要同事被認為具有強烈“現代化”或“西化”的傾向，因此，“定縣實驗”也就顯得現代或開放一些；相比較而言，“鄒平實驗”的主要領導人受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響更多一些，梁漱溟及其同仁則被視為“保守派”或“文化守成主義者”，“鄒平實驗”也因此顯得更傳統或保守一些。盡管有這樣的差異，但兩大流派“都比較重視鄉村建設人才的培訓，也都認為農民的主動參與是鄉村建設成功的前提。”[9](p473)兩者都強調其工作人員要workwithpeople，而不是workforpeople，實際上都創造和運用了大量的參與式發展的理論、方法。

作為一名活躍于20世紀上半葉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梁漱溟被稱為20世紀中國“最后的儒家”。一般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差異很大，基本上是現代化的阻礙因素，但20世紀后半葉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實踐表明，儒家的某些思想可以與現代化并存，甚至成為現代化的推動力量。[10]作為20世紀中國“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除了其文化哲學思想非常著名外，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及其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鄒平領導的“鄉建”實驗也是廣為人知，并引起廣泛爭論的。實際上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是有關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一整套設計方案，而非僅僅是為了解決鄉村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所主張的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于鄉村問題而已”。[11](p46)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的崩潰源于中國文化的失敗，要把來自西方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應用于鄉村，構造新的社會組織，復興農業，從農業引發工業，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才能完成中國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復興。

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在山東鄒平的實驗，是一種全方位的社會綜合發展實驗，其參與式發展的理論與方法創新集中體現在其“鄉農學校”的組織結構上。“鄉農學校”是梁漱溟在引進西方文化的長處“科學技術”和“團體精神”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儒家傳統而設計的一個地方自治組織，并非是國民教育意義上的“學校”。梁漱溟認為它與當時的“鄉村改進會”有些相似。這樣的鄉村組織就“是極力啟發鄉村自力為主，極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團體組織，極力讓眾人對團體生活為有力的參加”。[12](P400)梁漱溟認為“鄉村問題的解決，天然要靠鄉村為主力。我們組織鄉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決問題的主力。”[12](P350)但單靠鄉村人自己是解決不了鄉村問題的，因為“鄉村人對于問題只能直覺的感覺到，而對于問題的來源他不能了解認識”。因此“鄉村問題的解決，第一固然要靠鄉村人為主力；第二亦必須靠有知識、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術（這些都是鄉村人所沒有的）的人與他結合起來，方能解決問題。”[12](P351)

“鄉農學校”由四部分人構成：校董會（日常行政管理），校長（監督、訓導），教員（外來者），學生（全體鄉民）。除教員外，鄉農學校的其他成員都是當地的居民。鄉農學校給當地的居民提供了一個聚會的機會和場所，這對于散漫而又無組織習慣的農民來說是很重要的，更為重要的是，“假使他們不十分聚合時，我們的教員（鄉村運動者）要設法從中做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們聚合。假使雖聚合而談不到問題上，則我們要提引問題，促使討論，假使他們雖談到問題。而想不出解決之道，將付之一嘆的時候，我們要指出一條道路，貢獻一個辦法，或彼此兩相磋商研究出一個辦法。因為單使他們設法，往往無法可設；單是我們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和實際而可行。現在我們要與他們和在一起，想出辦法或能合用也。”[12](P352)外來的新知識、新方法必須與當地村民的“鄉土知識”相結合，才能產生解決當地問題的辦法。“好法子的產生，一定要經過：一面是對問題頂親切的鄉村人，一面是有新知識、新方法的有心人，兩面接頭，兩邊逗合；把他們的意見、他們的辦法，經過切磋，經過陶煉，然后才能是一個合用的法子。這個法子，從其效用上說，因為是新的，一定有效用；從其切合實際問題上說，因其是經切磋陶煉的，一定能行的通。”[12](P254)

參與式發展理論認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當地居民積累了豐富的鄉土知識，這是他們參與發展的基本能力。長期與當地的自然資源打交道，能體會到貧困意味著什么，更有發展的迫切愿望，也能夠理解自身所面臨的政策環境，[8](p27)因此，參與式發展理論特別重視當地居民的鄉土知識和已有技術、技能。參與式的過程和方式提供了一個場所和機會，使得各方不斷地進行談判并在發展干預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達成妥協與共識，這是達成有效率的并使目標群體收益的發展干預的前提。[1](p31)“鄒平實驗”正是這樣做的。

經過與外來者的合作，通過當地人積極、主動的參與，找到了解決某一問題的辦法，這樣就促進了村民之間的關系，增加了合作的氣氛，有利于進一步的合作，解決更多的問題。“如此則越作越有組織，越有組織越作”，這樣鄉農學校就充實起來，成為一個“活”的組織，這樣組織是尊重差異、因地制宜的。各鄉農學校不必有相同的課程，“各鄉校事實上必須應付它的環境來解決問題，才能發生我們所希望的作用與效果，故須自有它因時因地制宜的功課。”[12](P356)例如，有匪患的地方就搞自衛訓練，在山區宜林的地方就組織大家造林，在產棉區，就“幫助他選用好種子，指導種植方法，然后再指導他們組織運銷合作社”。[12](P356)“鄉農學校可以隨時成立種種短期的職業補習班，或講習班，在實地作時就與他講解；如養兔、造林、織布、養蠶、烘繭等等。又因此可以隨宜成立種種組織；如林業公會、機織合作、棉花運銷合作、儲蓄會、禁賭會等等數不盡。”[12](P357)各地的鄉農學校應因地制宜確定自己的工作重點和工作方法，“村學鄉學的工作盡可能的作，不勉強著非如何不可”。[12](P357)與此可以對比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政府為掃除農村中的文盲，進行了廣泛的社會動員，也獲得的農村知識分子和廣大農民的積極響應，農村教育得到較快發展，成人識字率也大幅提高。但是，這種成果并未能得到鞏固。因為，“鄉村正規教育完全脫離鄉村生活的實際，它僅僅為學生升入高一級學校服務”。[13](p390)農村學生使用的是與城市學生一樣的“統編”教材，教學的內容完全脫離鄉村社會的實際和農民的生產勞動。如果農村學生預期自己不能升入大學，跳出“農門”，那他讀書的沖動就會大大減弱，這是農村流行“讀書無用論”的重要原因，當然也就是農村中文盲不斷再生、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提高緩慢的重要原因。實際上，鄒平鄉農學校的教育是廣義的，教員的責任也是廣義的教育功夫，兼有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兩方面，而社會教育的內容則包括社會改良運動和社會建設事業兩大類，因此，鄉村建設研究院要求教員們應隨時與村民保持聯系，注重社會活動，多與村民進行溝通、交流。

強調當地人的積極、主動的參與，并不排斥外來專家和學者的作用，這與參與式的原則也是一致的。鄉農學校的教員是一個新知識、新方法的體現者，當地農民通過他與外界建立聯系，來尋求解決當地問題的技術與方法。這個教員是社區外來力量的代表，他來自鄉村建設運動這個大系統，與外界有密切而廣泛的聯系。他“所以能夠常常不斷的新，所以能夠解決問題，不是他本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他是從這個大的系統來的”。[12](P358)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才是落后地區的稀缺資源，獲得這種稀缺資源是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因為鄉村地區的弱勢群體（DisadvantagedGroup）只有通過這些人才，才能夠有機會利用社區外的技術、資本等外部資源，才能成為強大的社會行為者，掌握自己的命運。[1](p19)

強調自主、尊重差異，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通過外來者的幫助，尋求解決當地問題手段與方法，這是“鄒平實驗”的精髓所在，也是參與式發展理論所主張的基本原則。

“定縣實驗”的主要領導者大多是留學歐、美的博士、碩士和國內主要大學教師、學生，1在當時就積極爭取國際力量參與“定縣實驗”，對外交流很多。更重要的是晏陽初從事鄉村改造事業60余年未間斷，與諸多國際發展機構、學術機構和諸多國家政府及非政府組織（NGO）有廣泛的聯系，其鄉村改造的經驗被廣泛應用于亞、非、拉各地，對參與式發展理論的貢獻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晏陽初在法國為華工服務，深感華工不識字的痛楚，首創華工速成識字班，通過一年多的能力，使華工識字人數由當初的20%上升到38%。[14](p27)華工的學習能力和學習意愿啟發了晏陽初回國從事平民經驗的決心。晏陽初回國后即投身平民教育事業，并于1926將“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部遷往河北定縣，把定縣作為中國社會綜合發展的實驗縣。“定縣實驗”很快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鄒平實驗”一起成為20世紀20、30年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兩大主流派別。

晏陽初認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愚、弱、窮、私可以通過教育來克服，要實現“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標，單讓農民識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張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生計教育救窮，衛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晏陽初及其同仁在深入農村、向農民學習的基礎上提出了“四大教育，連環進行，相輔相成”的主張，“逐步發展的四大教育相輔相成過程，明白說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衛生協助農民健康而增加生產。農業生產計劃又協助教育的推行，農民親自體驗識字讀書才能有新知識新技術。教育又協助合作社的發展，如何記賬、經營運銷都需要知識技術能力。這充分表現四大教育互相環結、同時進行的重要性。”[14](p154)實際上，定縣實驗并非僅僅是平民教育實驗，而是一項綜合社會發展實驗。正如晏陽初本人認識的那樣“鄉村建設雖始于鄉村，但并不止于鄉村，它不過是從擁有最大多數人民的鄉村下手而已，它的最終目標當然是全中國的富強康樂，因而奠定世界和平”。[14](p427)這種綜合發展的經驗，對國際發展援助機構有很大的影響，“海外若干機構，如美國的第四點計劃、和平工作團及教會團體都認識這一重要性，力求避免重蹈以前分散、片段分別進行的弊害。”[14](p165)

晏陽初認為，任何社會革新計劃都應有當地人積極參與，否則很難成功，“一項革新計劃，如果沒有本地人的參與，一定是短命的，難以長久，改造工作無能實現”。[14](p154)有了當地人的主動參與，還要發揮專家的作用。為了把科學技術應用到農民的生產、生活方面，晏陽初提出了“科學簡單化，農民科學化”的主張。“定縣實驗”創造了研究、訓練、表證（示范）、推廣這種四步遞進的方法來普及科學技術，“定縣實驗昭示：以訓練做準備，以表證為方法的實施制度，農業科學確實可以深入民間。40年來，這種制度不僅在中國實行有效，即現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若干國家也仿行有效。”[14](p14)

1972年菲律賓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實施的“農民學人”計劃（TheFarmer-ScholarProgram）可被視為定縣經驗的發揚光大。這一計劃的方法是：每一鄉村選擇4-6人，接受某種技術培訓，受訓后即成為“農民學人”，由“農民學人”傳授5名“表證農民”，然后由“表證農民”訓練“推廣農民”。[14](p526)這種方法既考慮了農民的實際需要，又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把科學技術與農民的生產、生活緊密地結合起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要比我們目前的“科技下鄉”、“科普大蓬車”效果要好得多。“定縣實驗”在把科學技術引入農村的同時，強調要重視和利用農民的鄉土知識，“農業的科學化，只可漸進不能突變；以土產及土法應用為研究改進的方法，實為成功的基礎。”[14](p145)“定縣劉玉田號”小麥品種當時被中央農業實驗所認定為“華北小麥珍貴品種”，這個品種就是農民劉玉田在“平教會”專家的指導下培育的。[14](p195)

“定縣實驗”在推行合作事業時，特別強調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培養農民的自立，注重貧困農民，提倡小宗放款，使需要用貸款的合作社成員都有機會。定縣合作事業的原則是：合作事業是農民自動的，切忌以‘條件允許’、‘越俎代庖’為提倡的手段；應注意這是多數平民的組織，勿使少數人以慈善心理與官場手腕一手包辦，尤須屏絕不良分子參加；對于無產的良好生產者多加注意，勿專為小資產信用打算；村合作單位的經濟活動，應統一組織，連鎖進行，以信用為中心，運用購買連鎖生產三方面。借收資本管理互相為用的經濟效能；應有嚴密周詳的會計制度；實事求是，不論新舊事業的進行，都須具有經濟上的穩妥性；勉勵參加的農民努力與自強，勿稍存競爭牟利觀念，避免外來攻擊。在資金運用上曾規定“應注重農民本身資金的培養，并提倡小宗放款，使有需要的社員都有享用的機會，更應嚴禁用于非生產方面”。[14](p201)“定縣實驗”在衛生保健方面的可貴探索既使對今天中國農村衛生保健事業來說，也有諸多可借鑒之處。實驗期間，在每村培養一名農民保健員，在每區鄉設一保健站，在縣城成立巡回醫療隊。衛生制度建設注重預防，推行實習表演，用農民能接受的方式普及基本衛生常識，在沒有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用簡單的實用技術防治定縣死亡率最高的天花和腸胃疾病，在短短幾年時間里極大改善了定縣人民的健康狀況。而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中國農民的就醫問題還沒有制度化的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仍有待進一步探索，1甚至中國最富裕的浙北地區，村內的環境衛生也很糟糕，“村內通常無公共衛生設施，塘水混濁，路旁的垃圾、污水隨處可見。因此，鄉村公共衛生狀況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因為導致這一變化的條件（包括村民衛生意識的根本改變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的增加等等）尚未具備。”[13](p414)這說明缺乏社區成員積極、主動的參與，缺乏外來者引入的有效方法、手段，即使在富裕的地方也沒能很好地解決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公共衛生問題。

“定縣實驗”不僅大大推動了20世紀20、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在抗戰期間還把其實驗工作推向湖南、四川，并于1940年10月28日在四川成立中國鄉村育才院，培養農村發展人才。晏陽初提出要讓人民擁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并認為“在人民接受文化、生計、衛生和自治這四大教育之后，就能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中國打下牢固的基礎”，[15]更為重要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晏陽初把其在中國從事鄉村改造實驗所取得的經驗，廣泛用于亞、非、拉各國，并不斷加以改進，對參與式發展理論的形成有重要貢獻。194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0）成立時，“定縣實驗”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的瞿世英是中國代表，他根據中國平民教育經驗提出的建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采納，“這是中國推行平民教育的真實價值，影響及與全世界”。[14](p383)晏陽初也曾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身份到世界各地訪問、考察，并據自己在中國的經驗給該組織諸多有益的建議。1952年晏陽初參加菲律賓的鄉村建設事業，1967在菲律賓創辦“國際鄉村改造學院”（HRR），致力于培養世界各國的農村發展人才。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工作人員的九項守則與參與式發展中的參與式農村評估（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的原則頗為相似：①深入民間（GotothePeople），②與平民打成一片(LivingAmongthePeople)，③向平民學習(LearnformthePeople)，④與平民共同商討鄉村工作(PlanWiththePeople)，⑤從農民已知的地方著手(StartWithWhatTheyKnow)，⑥在現有的基礎上建設(BuildonWhatTheyHave)，⑦不遷就社會而是改造社會(NottoConformbuttoTransform)，⑧應注重整體綜合發展(NotPiecemealbutIntegratedApproach)，⑨不應單獨的救濟而應啟發人民的力量(NotReliefbutRelease)。[14](p586-588)國際鄉村改造學院不僅致力于農村發展人才的培養，還將其發展的經驗推向世界，在亞洲除菲律賓外，泰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的哥倫比亞、危地馬拉、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加納等國家都在用晏陽初的農村發展經驗來促進鄉村建設。國際鄉村改造學院不僅與諸多大學和研究機構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還為各國政府和國際發展機構培養人才，“1978年美國和平工作團的17成員到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受訓”，“同年非洲的阿爾及利亞也選送發展官員來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受訓”。[14](p586)“1981年1月泰國政府派社區發展部官員25人到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受訓”，[14](p617)這只是其中的幾例。

20世紀初晏陽初先生所倡導的“平民教育（MassEducation）、”社會實驗室（SocialLaboratory）途徑，特別是他提出的“平民自治（Self-Government）”很大程度上與參與式發展中強調的“自我組織”和“自立”的觀點不謀而合，并且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科學與民主的實施以及以后的農村教育事業都有著深遠的影響。[1](p24)晏陽初以定縣經驗為藍本，以鄉村改造學院為依托，不斷實驗、探索，鼓勵當地人民自發組織起來改進農村社會，培養農民的自立精神，尊重當地人民的意愿并利用人民已有知識技能，為這些地區的農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其經驗被國際發展結構加以吸收利用，是參與式發展理論的形成的重要源泉。

與參與式發展理論所要求的不同，20世紀50年代后，從合作化、到，我們執行的是一種“趕超戰略”，這種戰略要求集中全國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本于少數產業或行業，以達到在短時間內、在某些方面的“趕超”目標。但這種“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受保護產業沒有競爭力，利潤低，經濟剩余少；受壓抑產業沒有資本，也難以形成有效的生產力，因此也提供不了足夠的資本積累。”[16]為實施這種趕超戰略，國家必須加強對農業剩余的控制，其結果是在違背農民意愿的基礎上確立了國家與農民之間強制性的交易關系，因為，無論是合作化，還是化，這種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交易秩序是一種人為的設計，而不是像市場經濟的交易秩序那樣是一種自然秩序或擴展秩序。”[17]哈耶克認為：“這種擴展了的秩序（ExtendedOrder）并不起源于人類的設想和意愿，而是自發地來到人間：它來自人們對某些傳統的實踐，尤其是對道德實踐的無意尊奉。”[18](p1)[顯然，這種制度設計違背了農民的意愿，農民也就缺乏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農民雖身處集體之中，但卻是“被組織”或“他組織”，而不是“自組織”。雖然在集體化時期“國家的征購數量”有大幅度的增長，但這是以農業勞動邊際效益遞減為代價的。[19](p317)改革開放以后，農民獲得的部分生產自主權，但國家同農民之間的強制性交易關系仍未得到實質性的改變，農業生產者所處的談判地位是非常不利的，農業的經濟地位仍然是工具性的。1這說明“趕超戰略”仍然主導著我們的發展思維，其具體表現就是把“發展”理解為片面的經濟增長，試圖把“如何分蛋糕”的問題等同于“如何作蛋糕”的問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對經濟增長的“倫理追問”。實際上，農民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而非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更不能將其等同于技術問題（技術進步、規模經營、產業結構調整等）。這種“趕超戰略”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使中國社會正在變成一個“斷裂”的社會，與改革早期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進”不同，“到了90年代，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能導致社會狀況的自然改善。在經濟增長的成果和社會成員的生活之間，經濟增長和社會狀況的改善之間，出現了斷裂。”[20]與這種“趕超戰略”所代表的傳統現代化理論不同，參與式發展理論雖然是一種微觀發展理論，其價值取向卻是以人為本的，這解決了落后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誰是發展的主體”？“誰是發展的受益者”這樣的根本問題。它在解決區域發展方面的有效性正越來越受到重視。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各地自然條件、文化傳統差異很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當地的各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在當地人民積極、主動的參與中形成一種可持續的、有效益的發展就變得更為重要。

梁漱溟與晏陽初在20世紀20、30年代領導的鄉村建設實驗，其精神遺產是我們今天農村建設的一筆寶貴財富，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沒能很好地繼承和發揚這筆寶貴的精神遺產。在參與式發展理論、方法被“引進”我國，“PRA”(ParticipatoryRuralAppraisal：參與式農村評估)在我國方興未艾之時，我們更應珍惜這筆寶貴的本土精神遺產。正如美國學者艾愷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并非任何事情都宜于根據我們眼見的成敗去認識和估量。多次去鄒平后，我覺得，本來是他對了，他提出的確實是建設中國的長期方案。……他的思想在當時不易被人們所接受。不過，一百年后回顧20世紀中國的思想家，或許只有他和少數幾個人才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而為歷史所記住。”[21](p4)20世紀40年代，晏陽初在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的基礎上，提出應使人民擁有“免于愚昧無知的自由”，其平民教育及農村綜合發展的思想被認為具有革命性的貢獻。1943年，“哥白尼逝世四百年全美紀念委員會”將晏陽初、愛因斯坦、杜威等10人評為當代最具有革命性貢獻的偉人。[14](p341)毫無疑問，艾愷對梁漱溟先生的評價同樣適合于晏陽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