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英語誤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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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術語的特征分析
（一）經常使用常用詞匯的不常用的含義
由于法律術語的專業性很強，在我們翻譯法律文件時，也許見到平常經常看到的一些詞匯，然而在法律文件中，它卻有自己獨特的含義。例如：action是我們常見的一個詞匯，它的意思是行動，然而在法律上它指的是alawsuit(eithercivilorcriminal)；alien這個常用詞匯在法律上的含義是totransferpropertytoanother；bill的法律含義是adraftlaw；就連我們最常見的color一詞在法律中的含義也發生了改變，它的意思是apparentlegalright(e.g.undercoloroflaw)，象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
（二）經常使用古英語和中世紀英語詞匯，甚至還有很多外來語詞匯
例如：Aforementioned,Alack,Hereinafter,Howbeit,Nowise,Verily,Withal等等這些詞匯均來源于古英語和中世紀英語，還有例如abinitio(意思是fromthebeginning)，adhoc(意思是forthispurpose)，alibi(意思是elsewhere)，caveat(意思是awarning)等等這些詞匯都是拉丁語單詞和短語，但是這些詞匯卻出現在英文法律文件之中。還有例如：cypres(意思是asnearaspossible),delict(意思是wrong,offense),demur(意思是nottoagree)等等，這些詞匯均來自法律法語的詞匯。這些詞匯在現代日常英語中很少看到他們的影子，但是它們卻大量的被保留在法律語言之中。
（三）法律術語對用語的準確性要求很高
法律語言有一個很大的特征就是它的用語很精確，因為法律涉及到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所以它必須清晰，準確，以便公民能準確的預測自己的行為是否合法。在法律文件的翻譯過程中，如果選詞不準確就會使其原有含義大相徑庭。例如同樣是翻譯公司一詞，是翻譯為corporation還是翻譯為company，可能表達的含義并不相同。同樣是contract這個詞可能在不同的場所就有不同的翻譯，有些法律文件中要翻譯為合同，有的要翻譯為契約，有的可能要翻譯為協議。
（四）法律術語具有其獨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都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息息相關，是其自身特殊國情下的產物，因此，法律術語具有其獨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有些詞匯經過翻譯后可能沒有其相應的譯詞，這就給法律翻譯帶來很大的困難。例如和諧社會，三個代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會議等等，這些詞匯在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中根本不存在，那么如何把這些詞匯翻譯的既簡練又清楚，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1）不熟悉相應的法律知識，法律術語導致的翻譯誤差
我們都知道，法律是門專業性很強的學科，它有很多專門的法律術語，如果僅僅只是有很強的語言能力而不懂法律，不熟悉專門的法律術語就很難準確的翻譯法律文件。例如reasonableperson或reasonableman,有的英漢法律詞典譯成“通情達理的人”,這是按其普通含義譯的,在法律文件中這樣譯就不合適了。在法律文件中reasonableperson或reasonableman應該譯為“普通正常人”，也就是說不是精神失常的人，那么這一詞語的準確翻譯就需要對法律知識和法律術語很熟悉。再如：remedy,有些英漢法律詞典翻譯為“治療、療法、醫藥”,這是按照它的普通詞意的翻譯，而沒有反映出它的法律含義。它在法律文件中的含義是指法律規定的,執行、保護、恢復權利的方法,或補救權利所受侵害的方法,應當譯“補救方法”或“補救”。具體地說remedy(補救方法)包括的內容主要有支付損害賠償金,另外有強制令(injunction)、依約履行(specificperformance)的裁定、法院宣告(declaration)等。
（2）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差別導致無對應的譯詞引起的誤解
我們國家的法律體系主要是借鑒和參照了大陸法系國家的規定，然而正是由于兩大法律體系的不同法律規定和法律制度，有時如果對兩大法系的區別把握不準就會發生誤譯現象，例如我國刑法有一個罪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有的人就把這個罪名翻作burglary,burglary一詞來源于英美普通法，實際上在英美普通法中,burglary指的是"thebreakingandenteringofthedwellinghouseofanotherpersonatnightwiththeintentiontocommitafelonyoflarcenyinside",即行為人以犯重罪或盜竊為目的破門窗闖入他人住宅的行為。當今的法律修改后規定：為了傷害、強奸甚至殺害某人而進入他人住宅或其它建筑物(不一定是使用暴力的強行闖入),同樣也構成burglary。而我國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與英美普通法上的burglary的含義并不相同,因為根據我國刑法,所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指未經主人同意,沒有正當理由擅自闖入他人居住的場所,影響他人生活安寧,或者經住宅主人提出要求退出,但無理取鬧拒不退出的行為,而且侵入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實施其他犯罪,如盜竊、殺人、搶劫、強奸等,因為如果是為犯其他罪,如盜竊、殺人、搶劫、強奸等而進入的話,則按后者定罪,而不按數罪并罰處理,這一點恰恰與burglary的犯罪構成相反。
（3）同義詞匯導致的翻譯偏差
一個中文的詞語如果翻譯為英語，往往會有很多相近的詞匯與它相對應，如果對這些相近的詞匯把握不準往往會發生翻譯誤差。例如：“合并，兼并”可以翻譯為acquisition,consolidation,merger,但是在“A公司與B公司合并為一家新的公司－C公司”此句中，如果翻譯為“CorporationAandBmergerintoanewone-corporationC”,那么此翻譯中的merger一詞翻譯的并不準確，事實上merger所指的是一個公司對另一個的兼并，其多以被兼并公司的消亡形式進行，被兼并的公司失去其法人身份，不再是獨立的商務實體。而acquisition多指一個公司以收購某公司股份的方式進行接管或達到控股的目的，其結果是兩個法人實體在合并后仍可同時存在。而恰恰是consolidation一詞是指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合并成為一家新的公司，而原有的諸公司都得宣布解散。所以此句如果翻譯為“CorporationAandBconsolidateintoanewone-corporationC”則比較貼切。
（4）由于一個國家特殊的國情和政策而找不到合適的對應
譯詞導致翻譯困難各法律語言均有一系列專用術語，這些術語固化了相應的概念，每種法律語言的一套專用術語相對應的是一套法律概念系統。與其他詞語相比，法律專用術語更能夠體現某一法律體系或體制的典型特征。法律法規翻譯的難題之一就是法律體系（或體制）間術語的不對應性，如法律漢語中的‘差額選舉’、‘等額選舉’、‘統籌安排’等在法律英語中就缺少對應的術語。另有一些如，‘厲行節約’、‘量入為出’、‘定罪量刑’、‘供認不諱’等，是法律漢語中固化的概念，常用四字詞組表達，但蘊含豐富，譯成法律英語的普通詞語時，意義即會喪失。反之，法律英語的許多術語也沒有對應的法律漢語術語，如tort,alibi,ombudsmen,lobby,equity,sheriff,mandamus,mansard,recorder，solicitor等，只能采用意譯、解釋性翻譯、創造新詞語等方法。這樣，就無法完整表達這些詞語原有的相對固定的概念，但是正是由于這種情形，大量的誤譯現象就出現了。
（5）由于法律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錯誤
語言上的障礙可以通過翻譯來解決,而文化差異則是翻譯中的一大攔路虎。比如,英美國家的律師分為兩種:solicitor和barrister,對于這兩個詞的翻譯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香港將前者譯為“律師”,而將后者譯為“大律師”,這樣使人們產生一個錯覺,即后者比前者地位高、水平也更高。而內地則將前者譯為“事務律師”或“訴狀律師”,將后者譯為“出庭律師”或“辯護律師”,這種譯法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兩種律師分工的不同,但也不是絕對的。于是有學者另辟蹊徑,采用音義結合的方式,將之分別譯為“沙律師”和“巴律師”,但或許是由于念起來像是對某人的稱呼的原因,因此似乎至今尚未得到普遍接受。順便提一句,雖然lawyer這個詞在美國英語中使用的頻率非常高,但是很少在律師的名片上使用,他們一般用attorney－at－law,而我國許多律師的名片用的都是lawyer,這也許是不了解美國的法律文化吧。
三、避免法律術語誤譯的對策
由于法律英語具有與普通英語不同的語言特點，因此對翻譯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當然，正如普通翻譯一樣，法律英語翻譯也具有一定的技巧。只有當翻譯人員在翻譯工作中能熟練掌握并靈活運用這些技巧，譯文才能達到“忠實、通順和流暢”的效果。為此，翻譯人員必須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加強語言學習的同時應加大對法律專業知識的熟知一些英語語言非常好的人，為什么一翻譯起法律文件來就錯誤百出，究其原因是對法律知識不熟悉，所以對一些句子和詞匯沒有深入的理解，再加之翻譯者對專業術語不熟，所以往往就會鬧出很多笑話，如將action翻譯為行動,而其在法律語言中的含義是訴訟,demise(原義是死亡),然而在法律中的含義是遺贈,present(原義是禮物),然而在法律中的含義是此法律文件等等。如果譯者不熟悉這些專業術語，而只是用一般的常用語去翻譯，必定會發生誤譯，所以翻譯人員既要精通英語語言知識，又必須掌握一定程度的法律知識，同時還要大量的實踐，才能逐步提高法律英語翻譯水平。
二.學會轉譯，換譯，省譯，補譯等方法，跨越文化障礙在法律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發現在將源語轉化成譯入語時有些領域能很好地對應,但有些卻不對應,這意味著源語文化中有某些因素在譯入語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對這些因素的語言表達在譯入語中“是空缺(gap)”“或空白(void)”的。這時如果逐字硬譯,往往會出現看似準確貼切,實則貌合神離的“假等詞”。正如將“Oil-PollutionLaw”譯“成油污染法”就容易引起誤解,此時結合我國的國情應將此進行轉譯，實際上正確的譯法應當是“油污染防治法”。再如CrownCourt(s)不是按字面的意思譯為“(英)皇家法院”或“皇室法院”,而應譯為“(英)高等刑事法庭”,因為我國和英國屬不同的法系，有著不同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我們如果不熟悉這一文化上的區別，就容易發生理解和翻譯錯誤，此時我們應該改直譯為換譯，而不能嚴格拘泥于其字面意義來翻譯。
三.釋義(Paraphrase)翻譯法，解決譯詞對應難問題釋義是指舍棄源語中的具體形象,直接用譯入語將其意圖內涵表達出來。在翻譯一些具有鮮明國家或民族特色的法律術語時,如果直譯不能使譯入語讀者明白,加注又使譯文冗長繁瑣時,就可采用釋義法。它既可使法律譯本簡練,又不損害對源語信息的表達,是解決缺少確切對等詞的一個有效方法。例如,在翻“譯quietpossession”時,如果按字面理解譯“為安靜占有”,就會帶來理解上的困難。實際上,在法律文本中,該術語表“示不受干擾的占有使用”。又“如PowerofAttorney”一詞,看來似乎意為“律師的權力”,其實指“授權委托書”。在采用釋義法時,譯者必須準確把握源語的實質含義,以免造成誤譯。同樣,在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帶有明顯時代烙印并頗具中國特色的術語,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82條中出現的“勞動教養”在英語中就無法找到有相同內涵的對等詞,目前較通用的做法是譯“為reformthroughlabour”。在相關行政規章中頻繁出現“的掛職干部”一詞也只能采取釋義的方法,即“cadreservinginalowerlevelunitforaperiodwhileretaininghispositioninthepreviousunit”。
四.求同存異原則。求同存異原則是指在不同法律體系(體制)間的法律翻譯中,法律之間存在很多差異。因此,譯者應該盡可能尋找兩者共同點,在基本保證共同認可的情況下,允許差異存在,即譯者在處理法律差異時,不得已可以運用與目的語有一定差異的表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譯為“thePresident’sOrder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而不是譯為“StateChairman’sOrder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過去,我們“國家主席”的官方譯名確曾是“Chairman”,但這個譯名在英語來說是不通的(有哪個或之類的會議是給我們這位“Chairman”去當“Chairman”的?)。現行憲法的英譯有鑒于此而痛改前非——革掉“Chairman”作為“國家主席”的命而把“President”推上了漢譯英舞臺,這是個很大的進步。為了滿足翻譯的需要,譯者有時可以生造一定的術語。如:Bilateralcontract譯為“雙諾合同”而非“雙務合同”。法律交流的這幾個原則并不是法律術語翻譯的原則,但對法律術語翻譯中存在的文化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定的借鑒作用。
四、結語
法律文本的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主導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交際過程,也是譯者在既定框架內創新的主動思維過程。要使法律術語的譯入語在準確傳達源語立法本義的前提下保持法律文本的語言風格,譯者不僅要熟悉相關法律體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掌握主要的翻譯技巧,還應當遵循法律術語翻譯的一致性和連貫性原則,這是由法律語言體現權威所決定的。這種一致性和連貫性不僅體現在某一部法律法規之中,而且還體現在不同的法律法規之間。由于法律文體明顯不同于其他文體，法律文本的語言表述必須表現其特殊性，這就要求翻譯人員認真研究法律英語的語言特征，在翻譯實踐過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譯質量。在翻譯法律英語時必須考慮到其在語言風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方面的差異，努力尋求搭建這些差異的橋梁和通道，使譯文能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靈活運用一些翻譯技巧。翻譯人員只有通過多實踐、多積累、多摸索，其翻譯水平就一定能快速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