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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名為“百年綜說”，就內(nèi)容而言說于近20年略于前80年，前80年的《文通》研究成果請參看《馬氏文通讀本》、《馬氏文通評述》及《馬氏文通與中國語法學(xué)》。）

一

《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個世紀了。19世紀末葉，清政府極端腐敗，當時的中國，“其見欺于外人也甚矣”（馬建忠《擬設(shè)翻譯書院議》）。帝國主義的堅甲利炮，轟開了閉關(guān)鎖國的中國之門，也震醒了中國人民，尤其是他們當中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馬建忠作為當時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之一也在探索科學(xué)救國的道路，他認為中國貧窮落后的原因，在于掌握知識的載體——漢語太難，難的原因是“隱寓”在漢語中的“規(guī)矩”（語法規(guī)則）沒有被揭示出來。這就使得國人“積四千余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這樣，要想與“達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yōu)劣有不待言矣”（《文通·后序》）。

馬建忠精通拉丁語、希臘語、英語、法語等多種西方語言，又對中國古籍和中國傳統(tǒng)語文研究有深厚功底，長期從事中、西語之間的翻譯工作從而具有較為明確的語法觀念，更重要的是他把撰寫語法著作視為發(fā)展民族文化、振國興邦的良策之一。加之馬建忠還有一位同樣精通西方語言、著有《拉丁文通》、并多年從事雙語教學(xué)和翻譯工作的哥哥馬相伯可與商酌切磋。所以，經(jīng)十余年的勤求探討，馬建忠終于完成了三十余萬言的《馬氏文通》。如果沒有馬建忠，中國語法體系的建立，恐怕會更晚一些。

語法著作一經(jīng)出現(xiàn)，隨之而來的便是對語法著作的研究與評論，這種研究與評論，姑且稱之為語法學(xué)批評。百年來的中國語法學(xué)批評，幾乎是以對《文通》的評論為主線的。把這成百上千篇（部）的評論文章和著作匯集起來，真可稱得上“《文通》學(xué)”了。

《文通》既是第一部漢語語法書，也是中西方文化開始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因此它首先受到主張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文化的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的熱情稱頌。即使對《文通》多所指責的書或文章也都對它的價值和開創(chuàng)之功給予肯定。楊樹達《馬氏文通刊誤·序》云：“自馬氏著《文通》而吾國始有文法書，蓋近40年來應(yīng)用歐洲科學(xué)于吾國之第一部著作也。”繆子才說：“鄙人對于《馬氏文通》，欽其精博，謂作者心境極虛靈，而眼界極寬闊也。”（注：《〈馬氏文通〉答問》，1931。見《馬氏文通研究資料》。）《比較文法》稱《文通》“是第一部溝通中西之大規(guī)模的創(chuàng)作，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

《文通》出版后的十多年里，因其“文繁而征引舊籍多，今賢所束閣者，故不獨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注：《介紹嚴復(fù)為〈馬氏文通要例啟蒙〉所作的〈序〉》。）可見《文通》曾一度受到冷落。語法學(xué)界真正對《文通》進行學(xué)術(shù)研究和評論，蓋始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而且這些評論，除了指責它以文言文為研究對象外，主要是批評它機械模仿西方語法。

這類批評，時斷時續(xù)，綿延達半個多世紀之久。正如邢慶蘭師所說：“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書，不管是講古文法的也好，講國語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幾乎都要把《文通》罵一頓。”（《中國文法研究的進展》）陳望道也說：“二三十年來，‘憶了千千萬，恨了千千萬’對于《馬氏文通》體系的千萬憶恨纏結(jié)也就從這一部書的出版時候開始。”（《〈一提議〉和〈炒冷飯〉讀后感》）

《文通》長期被批評為“簡單模仿”、“生搬硬套”等，推其原因有二：其一，《文通》確實模仿了西方“葛郎瑪”，這是作者在《后序》中公然聲明了的：“因西文已有之規(guī)矩……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馬氏有許多地方模仿對了，如詞類劃分、句子成分的設(shè)定等都大體正確；也有些地方則模仿得不夠恰當，如把“其”、“所”、“者”單獨列為接讀代字，是照搬西語的關(guān)系代詞。如：“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按馬氏的分析，“其出人也遠矣”是個形容詞子句，“其”是聯(lián)接代名詞，等于英語的who，“圣人”直接“從師而問”。這樣分析，“巧則巧矣，但恐不合于說漢語的人的心理”。（《要略》）此外，把“皆”、“多”、“凡”等定為約指代字，“是受了法語語法的影響，因為法語的tout（皆，凡），plusieurs（多）在用作主、賓語的時候都算作代詞”。（注：王力《中國語言學(xué)史》。）還有，為漢語立“次”，是套用西語“格”的范疇。（注：《文通》模仿失當處，請參看王力《中國語言學(xué)史》及拙文《正確評價〈馬氏文通〉的模仿與創(chuàng)新》。）從這個角度說，人們批評《文通》模仿，可以說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據(jù)的。問題出在不該不分對錯地一概反對模仿，不該以偏概全，把它局部的不適當模仿夸大為全部語法體系的機械照搬，甚至將《文通》貶稱為“拉丁文法漢證”。更不該用他的模仿來掩蓋他的發(fā)明與創(chuàng)新。《文通》除了在一兩處明言是“華文所獨”外，還闡發(fā)了許多漢語獨有的語法規(guī)律。關(guān)于賓語前置，《文通》指出：“凡外動字狀以弗辭，或起詞為‘莫’‘無’等字，其止詞如為代字者，概位乎外動之先。”如“不我擊”、“不已知”。（269，658。此數(shù)碼為《馬氏文通讀本》頁碼，下同。）還指出有例外，如“弗為之”、“不擊我”。（272）《文通》說：“詢問代字凡在賓次，必先其所賓，不先者僅矣。”如“吾誰欺”、“誰與嬉游”。（132）又說：“凡止詞先乎動字者……率間‘之’字。”如“何古之法”（424）。對僅見于《左傳》的介詞賓語前置的“私族于謀”（謀于私族）、“室于怒，市于色”（怒于室，色于市）（438）等幾個句式，馬氏也沒有忽略。此外，《文通》對古漢語各種被動句式作了全面論述（275—284）；對分數(shù)表示的各種方法考察也極為精細（220—221）。兼語式也是由馬氏首先提出的。凡此種種，都是馬氏雖未明言但確實屬于“華文所獨”的，也是無從模仿的。

其二，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guān)鎖國的政策，使國人對外國的東西知之甚少，存有一種自發(fā)的排拒心理，甚至將這些東西視為異端邪說而要加以“打倒”。細讀某些對《文通》的批評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并未讀完全書，至少是未深入讀懂它。他們引來作為批評目標的，不過是《文通·例言》中“此書系仿葛郎瑪而作”或《序言》中類似的幾句話。其實，“馬氏之書，有理論先后自相矛盾者；有理論不誤而例證說明與之相抵牾者；（案：也有《序》中所說原則與書中所述不同者。）有例證軼出理論之范圍者；有馬氏誤而宜從他人之刊正者；亦有馬氏自成體系，不能謂之誤，而刊正者未悟其旨者……讀者宜一一究心，然后乃能有得”。（注：見孫玄常《馬氏文通札記》。）如果不了解《文通》的這些特點，只看他的聲言，而不看他對語言事實的具體分析；只看局部，而不通讀全書，就去進行評論，那就難免出現(xiàn)偏頗。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問題，馬氏常徘徊于模仿與漢語特點的確認之間，比如對“猶”、“若”“如”后面的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語，馬氏說“以為止詞，或為表詞亦可”。（313）諸如此類，也常令人不解從而加以究詰。不過，有些問題分析起來的確可此可彼，頗為棘手。就是到今天，我們?nèi)匀挥胁簧龠@樣的困惑，何況是百年前“篳路籃縷以啟山林”的馬建忠呢？

熙先生《漢語語法叢書·序》說：“《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文法而為人詬病。其實作為第一部系統(tǒng)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規(guī)模，已經(jīng)大大出人意表，我們實在不應(yīng)苛求于馬氏了。只要看《文通》問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語法著作，無論就內(nèi)容的充實程度論，還是就發(fā)掘的深度論，較之《文通》多有遜色，對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價值了。”這段話可以說是對前期《文通》研究和評論工作的小結(jié)。

二

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愈益頻繁，人們的觀念也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勢必給學(xué)術(shù)研究帶來新的生機。國外文化先進的東西逐漸被引進和吸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和文化氛圍中，作為對一個世紀前中外文化結(jié)合產(chǎn)物之一的《文通》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語言學(xué)界前輩們以其高深的學(xué)問和學(xué)術(shù)上的遠見卓識導(dǎo)夫先路，把《文通》研究引向更科學(xué)的軌道。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xué)史》中說：“人們常說《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語法的。但是我們應(yīng)該深入研究《文通》的內(nèi)容，然后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本來，在語法學(xué)的初期，以西洋語法作為模特兒來研究語法，是不可避免的事。”又說：“有許多人都批評他照抄西洋語法，這其實是沒有細讀他的書；又有許多人批評他不合理論（即不懂語法理論），其實是所見不廣，用英語語法的眼光來看《馬氏文通》。”呂叔湘先生以他博古通今、兼通中西語言的學(xué)識和敏銳的學(xué)術(shù)眼光，充分看到了《文通》在漢語語法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他說：

《文通》……在今日仍然不失為一部重要的著作……除開創(chuàng)之功不可泯沒外，正在于著者自己不意識到其中的矛盾而讓它盡量呈現(xiàn)。繼馬氏而起的語法學(xué)者大都看到了《文通》內(nèi)部的矛盾（不管看到的多或少），把容易解決的解決了，把難于解決的掩蓋起來。他們的體系看起來比《文通》干凈、完整，但是不如《文通》更能刺激讀者的思考。

《馬氏文通》之可貴，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們現(xiàn)在讀《文通》主要也是為了揭露矛盾，通過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問題的本質(zhì)，提到方法論的高度來研討。這樣就有可能把我們引導(dǎo)到解決漢語語法體系問題的正確道路上去，《馬氏文通》也就在這個意義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也許是馬氏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注：見孫玄常《馬氏文通札記》。）

1980年，呂先生為商務(wù)印書館重印《馬氏文通》寫的《序》中，再次向讀者推薦《文通》，說那是“因為我們還可以從它學(xué)到些東西”。他指出了《文通》的三大優(yōu)點：收集了七千到八千個古漢語例句，迄今沒有哪本書超過它；不以分類和舉例為滿足，力求找出規(guī)律。有許多重要的古漢語語法規(guī)律由它首次揭示出來；分析語法，常常涉及修辭。同時也指出它運用術(shù)語不當、某些詞歸類欠妥、既用“詞”又用“次”，疊床架屋、句與讀車翏轕不清等缺點。

為了給社會提供一部更具可讀性的《文通》，從1978到1984年間，呂叔湘先生指導(dǎo)并與筆者一起完成《馬氏文通讀本》。1984年，孫玄常《馬氏文通札記》出版，呂先生作了詳細校批。在呂先生指導(dǎo)并親自參與下對《文通》進行的這長達十余年的“勤求探討”，使我們對《文通》的認識更趨深入和全面，應(yīng)該說《文通》研究因此而向前進了一步。

繼此之后的十余年，《文通》研究又取得了可喜成果。分類簡介于下：

1.《文通》作者問題

朱星《〈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誰》一文提出《文通》的作者不是馬建忠而是馬相伯后，有學(xué)者撰文予以駁正，《讀本·導(dǎo)言》也加以引用，并認為“馬建忠是《馬氏文通》的作者無可懷疑，但不排斥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其兄馬相伯的幫助”。

《文通》作者問題雖不是《文通》語法體系本身，但問題一經(jīng)提出，也就不得不切實加以考證和解決。我們研究《文通》為何而寫、如何寫成的、體系怎樣等，都必然會聯(lián)系到作者的經(jīng)歷、思想、學(xué)識等。如果《文通》與我們研究的作者根本無關(guān)，這種研究豈非近于荒唐？所以在《讀本·導(dǎo)言》發(fā)表后，仍有學(xué)者繼續(xù)研究《文通》的作者是誰以及與作者相關(guān)的問題。

許國璋先生談到三點，證明馬建忠是《文通》的作者：其一，朱星說馬相伯是《文通》作者的依據(jù)是北京圖書館藏《馬相伯傳記資料》，而《資料》里一處談到“兄弟二人合作《文通》”，另一處談到“相伯著《拉丁文通》，供初學(xué)者用”。其二，朱星說，相伯“言語間露出（《文通》）是他寫的”。相伯所指的是《拉丁文通》，而朱星不知有此書。其三，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漢學(xué)功底不深，學(xué)養(yǎng)不夠，難以寫出《馬氏文通》這樣的書。當然，馬建忠在寫作《馬氏文通》過程中，“兄弟之間商量必定不會少，而拉丁語法術(shù)語譯文之訂正，相伯自然會根據(jù)己編《拉丁文通》樂于答問。”（注：見許國璋《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xué)》注①③。以下引述《文通》研究成果只提有代表性的論點，不作全面介紹；只引作者姓名，論著題目見“參考文獻”。）

王憲明近年發(fā)現(xiàn)了中國近代著名進步思想家嚴復(fù)為《〈馬氏文通〉要例啟蒙》一書所寫的《序》，從而為馬建忠是《文通》作者提供了又一證據(jù)：“獨亡友丹徒馬眉叔少習(xí)拉體諾（案：即拉丁語）、法蘭西語，又極嗜往訓(xùn)，淫于故籍，則于是有《文通》之作。”

蔣文野引用方豪所寫的《馬相伯與梁啟超》，證明馬建忠在上海寫《文通》時，馬相伯并不在上海。梁啟超第一次見到馬相伯是在光緒三十三、四年間，從而證明相伯不可能是《文通》的作者。（注：蔣文野說：“有人認為馬建忠的《馬氏文通》脫稿于1898年，而《拉丁文通》撰于1903年……（它）既是為震旦編的講義，那就應(yīng)該在創(chuàng)辦震旦的1903年以后。”許國璋則說《拉丁文通》的編寫“始于他（案：即馬相伯）擔任徐匯中學(xué)樣長之時，即1873年。”陳士林《中國第一位文法學(xué)家》（《光明日報》1951.2.3）說，《拉丁文通》于1903年出版。三人所指如系同一本書，所說《拉丁文通》出版時間相差30年左右，未知孰是。）

在對《文通》作者的考辨與研究工作中，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蔣文野所著《馬建忠編年事輯（增補本）》，它除了對近代重要歷史人物的研究有其獨特價值外，對《文通》研究的作用也是無可替代的。蔣文野還找到了馬建忠遺照（印在《〈馬氏文通〉論集》扉頁），這是當年寫《讀本》時的我“眾里尋他千百度”而始終未能如愿的。

2.《文通》的語言哲學(xué)及語法觀

許國璋（1991）將《文通》的語言哲學(xué)概括為四點：其一，世界一切人種，“天皆賦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其二，凡是語言，都有“其字別種而句司字”這個“一定不易之律”；其三，中國人把時間“消磨于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無暇去學(xué)習(xí)應(yīng)學(xué)的知識，是自取愚昧；其四，西文的規(guī)矩（語法規(guī)則）和華文的義例（文法）是一致的。（見《文通·后序》）

對以上四點，許先生作了如下論斷：

第一點叫人想到今人所說語言是“生來俱有”的（innateness）學(xué)說。第二點可以說開人所稱“普世語法”的先河。第三點極似今人所說“語言是信息的載體”。第四點是馬氏高遠的見識……馬氏認為，一個民族發(fā)展到具有自己的文化認同，就是有了“自群”。中國接受普世文法，“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進而“精求而會通”，就能進入世界文化之“大群”，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如此方不致“為他群所群”，即不致為外來文化所湮沒。

許先生重點論述了《文通》詞類的兩級分類法及其普世性：《文通》先將詞分為實、虛二類，再進行實詞的分類等，這種兩級分類法，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很多語法家（RandolphQuirk等）都采用過，只是他們的第一級分類是分出開放類和封閉類。

許先生探討了《文通》普世語法觀的可能來源。他將《文通》宗旨的表述及名詞、代詞、形容詞、動詞、狀詞的定義，與法國《普世唯理語法》進行了比較，發(fā)現(xiàn)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文通》又遠遠超越了《普世語法》。因此他說《文通》是根據(jù)普世語法的通理，經(jīng)過十余年的勤求探討，創(chuàng)作出的語法力作，并說“‘文通’一詞，不妨就解作普世語法”。

陳國華（1997）引用高名凱“（馬建忠）受了波爾—洛瓦雅爾（Port-Royal）理性主義語法學(xué)的影響”的話，就《文通》中70余個重要術(shù)語與《波爾·洛瓦雅爾語法》（案：即《普世唯理語法》）進行了比較，認為“《語法》與《文通》在體系上大同小異，后者在某些方面（如指示代詞、靜字、連字的再分類）比前者更細密”。也談到“在對語言符號的看法上，《文通》和《語法》就有明顯和重要的不同之處”。他說：“一句話，《馬氏文通》是一部以普遍唯理語法作為理論基礎(chǔ)，摹仿西洋語法體系而充分注意漢語特點，非嚴格意義上的古漢語語法。”

但也有持不同見解者。董杰鋒（1984）說：“馬建忠認為各國語法‘大旨相似’，‘蓋無不同’，這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認識，必然導(dǎo)致實踐上的錯誤，《文通》重詞法輕句法等就是違背漢語實際的毛病。”這種觀點和80年代前多數(shù)語法學(xué)者的觀點較為一致，他們認為：“語法，就其用共同的或近似的形態(tài)或語法成分來代表某種思想范疇來說，固然有其‘一般性’，但語言差異的決定因素，卻是語法的‘特殊性’。馬氏的錯誤在過于忽略語法的特殊性，而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的語法本質(zhì)差異又那么大，所以馬氏治學(xué)雖然謹嚴，在模仿拉丁文法的過程中，總不免有曲為比附的地方。”（注：陳士林《中國第一位文法學(xué)家》。）

3.《文通》的詞類理論及其對漢語詞類的研究

3.1《文通》根據(jù)意義劃分詞類

王冬梅（1996）認為，《文通》不照搬西方語言按照形態(tài)區(qū)分詞類的模式，提出與西語截然不同的按照意義劃分詞類的主張，這是馬氏充分注意漢語特點的表現(xiàn)。意義標準有時帶有決定作用。如：動詞兒化后有的成為名詞，有的仍為動詞。如何判斷呢？只能用詞義：代表一種物品名稱者為名詞，表示動作者為動詞。如：

蓋→蓋兒／畫→畫兒（名詞）

玩→玩兒／顛→顛兒（動詞）

劉永耕（1996）引述了《文通》關(guān)于名字、動字、靜字的定義后說：“這三個定義明確表述了（《文通》）劃類標準是概括意義。”又說：“馬氏說‘字無定義，故無定類。’就是說古漢語中詞絕大多數(shù)是多義的，這些多義詞未入句就無法限定為單義，因而就無法確定其詞性。這樣來討論‘字無定類’，完全符合古漢語實際。”

3.2《文通》不只根據(jù)意義劃分詞類

陳興偉（1996）認為，以往的《文通》研究者抓住其“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的話，把“義”確認為詞匯意義，并以此為根據(jù)，說它僅憑意義劃分詞類，“這種看法帶有極大的片面性”。他的根據(jù)有二：其一，《文通》說：“凡字之有數(shù)義者，未能拘于一類，必須相其句中所處之位，乃可類焉。”（55）又說：“凡字有義理可解者，皆曰實字。即其字所有之義而類之，或主之，或賓之，或先焉，或后焉，皆隨其義以定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當。”（《文通·序》）這表明《文通》的“義”包含兩個條件：A.上下的語義關(guān)系；B.句中所處的語法位置。其二，《文通》給虛字下的定義是“無解而惟以助實字之情態(tài)者，曰虛字”。既無解，即無義；既無義，便無法按意義來分類，只能依句中的位置（如助字在句末）等來分類。因此《文通》的“義”“沒有脫離句法功能，它交給我們的是一個意義與功能互融的分類原則”。

3.3《文通》究竟主張“字無定類”還是“字有定類”

歷來多數(shù)學(xué)者認為《文通》是“字無定類”說的始作俑者，說它把字類與句子成分機械地一一對應(yīng)起來；A類字只能充當甲種句子成分，如果由他類字充當甲種句子成分時，它就成為A類字了。近年來有學(xué)人提出不同看法。

陳興偉（1996）認為，《文通》用字類和句子成分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確定典型詞類，但它并未停留于此。它已認識到名詞不僅可以充當主語、賓語，也可作定語，所以名詞作定語時，仍稱名詞（案：并不都是如此。在靜字節(jié)，馬氏說作定語的名詞如“臣德”“堯服”的“臣”、“堯”是用如靜字的。199）；代詞作定語時（如“是心”的“是”）仍稱指示代字。繼《文通》之后，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只依詞充當何種句子成分定詞類，從而得出“依句辨品、離句無品”的結(jié)論。因此，陳興偉說：“實施詞類句子成分一一對應(yīng)模式的是黎先生，而不是馬建忠。”另有學(xué)者說：“其實《文通》是主張字有定類的，正是立足于字有定類，他才提出了字類假借說。果無定類，還有什么假借可言呢？”（注：何九盈《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xué)史》。）

也有人仍認為《文通》是主張字無定類的，并探討了導(dǎo)致“字無定類”的原因。趙惜微、陳一（1987）認為，《文通》的“字無定類”說是從“一字多義”說出發(fā)的。由于馬氏擴大了“一字”的范圍，又擴展了“多義”的外延，便得出“字無定類”的結(jié)論。“一字”本指同一個詞，不應(yīng)包括字形相同的兩個或幾個詞，而馬氏以“求之與，抑與之與？”為例，說“與之”的“與”和兩個句末的“與”是一字多義，顯然不妥。因為這兩個“與”是字形相同、意義毫不相干的兩個詞。“多義”本指一個詞有多種詞匯意義，然從《文通》所舉“多義”之例中，有指“無義可解”的虛字義與實字義為“多義”的（如指語氣助詞“與”和動詞“與”為“多義”）。此外，馬氏把類義的“義”和個別義（即詞典中同一個詞的不同義項）的“義”混而不分。當它說“一字有不止一義”時，似乎是指的個別義；而說“義不同其類亦別焉”時，似乎又指的類義。其實，古漢語中存在大量一字多義卻不多類的情況。再者，《文通》混淆了固有義之間的“義不同”與固有義和臨時義之間的“義不同”。如：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兩“將”是固有義之間的不同。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兩“門”是固有義與臨時義之間的不同（案：只是趙、陳兩位沒對固有義和臨時義作出明確界定，理解上可能會因人而異。）。

3.4《文通》的實詞虛化理論

劉永耕（1996）指出，由于馬氏具有相對科學(xué)的語言觀和研究方法，使他對古漢語虛詞的總體認識不斷加深，關(guān)于實詞虛化規(guī)律的揭示就是突出表現(xiàn)之一。馬氏認為虛字大多由實字虛化而來。《文通》說：“虛字概皆假借于有解之字（案：即實字）。”在論述“焉”字時說：“焉，代字也，及為助字，概寓代字本意。”（案：馬氏確實看到了實詞與虛詞間的聯(lián)系與演化。除上所引“焉”字外，還有許多類似表述。馬氏沒有用“虛化”這一術(shù)語，多用“假借”一詞。如果說這些還不足以稱虛化理論的話，起碼可說馬氏已初具實詞虛化意識。）

4《文通》的句讀論

沈錫倫（1986）揭示了《文通》句讀論矛盾的根源，是“模仿與創(chuàng)新兩方面沖突的必然結(jié)果”。中國傳統(tǒng)的句讀是“凡經(jīng)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是意義群和呼吸群”。而馬氏把它同印歐語的sentence、clause或phrase混合在自己的句讀理論中，勢必產(chǎn)生矛盾。讀既是吟誦時的停頓，便不牽涉語法結(jié)構(gòu)的完整與否，也不必起詞、語詞兼?zhèn)洌鴆lause則是要兼有主語、謂語的，于是馬氏只好說讀也要有起詞、語詞。當他遇到起詞、語詞不全而又須稍作停頓的情況時，只好不顧界說，把不同于clause的結(jié)構(gòu)也說成讀了，從而構(gòu)成了一系列的矛盾。

5.《文通》的研究方法

5.1比較法。筆者（1988）對《文通》運用的比較法，作過考察。其法為三：

其一，共時比較。《文通》對時代相近、內(nèi)容略同的《公羊》《谷梁》《史記》《漢書》等都就某些語法現(xiàn)象進行過比較，指出諸如“《公羊》之特筆”等專書語法特點。

其二，歷時比較。《文通》對表示自稱的“朕”、“臣”的歷史變化是這樣說的：“‘朕’‘臣’兩字，亦發(fā)語者自稱也，《書經(jīng)》用之。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秦始皇26年，定‘朕’為皇帝自稱，臣下不得僭焉……古者‘臣’字亦對人之通稱，非如后世之專指臣下也。”（88）

其三，中外比較。《文通》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漢語與西語比較研究的產(chǎn)物。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漢語與西語之間的共性，也找出其差異，從而構(gòu)建了漢語語法體系。全書進行中、西比較的文字有多處。如：“泰西文字……名、代諸字各變六次，中國文字無變也，乃以介字濟其窮。”（414）“惟其（案：指西語）動字之有變，故無助字一門。助字（案：指句末語氣詞）者，華文所獨。”（536）

5.2變換分析法。

于廣元（1988）認為，《文通》采用變換分析法，具體表現(xiàn)在“A猶云B”或“A者B也”這類表述格式中。關(guān)于語法的變換，他談到3種：

1）動賓結(jié)構(gòu)與主謂結(jié)構(gòu)的變換。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猶云‘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也’。”馬氏認為“有”“先后乎其止詞無定”。目前，現(xiàn)代漢語研究也作同類的變換分析，如“來客了→客來了”。

2）介賓短語在動詞前或動詞后的變換。如：“‘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猶云‘有戚戚焉于我心也’。”馬氏說：“今先置者，亦以明意之所先也。”現(xiàn)代漢語研究中也有作類似轉(zhuǎn)換分析的：“他在郊區(qū)住→他住在郊區(qū)。”

3）雙賓語與動賓補短語的變換。如：“‘子噲不得與人燕。’猶云‘子噲不得與燕于人’。”現(xiàn)在也有類似的變換分析：“他寄給老張一個包裹→他寄一個包裹給老張。”

此外，他還談到語義的變換、語用的變換等。

5.3層次分析法。

有的學(xué)者認為《文通》雖不自覺，但客觀上確實運用了層次分析法。如：

《孟·梁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民”，起詞；“恐”，其語詞。所恐者何？非第曰“王”也，乃“王之不好勇”也。故以“王不好勇”一讀為“恐”之止詞。“王”乃讀之起詞，“不好勇”其語詞也。“不”狀字，以狀“好”字也。

5.4《文通》的標注示例。

《文通》在給字（詞）、詞（句子成分）、次、句、讀下了23個定義（界說）后，對《史記·孔子世家贊》分別進行了詞類、次、句子成分和讀、句的標注示例。在講完句讀以后，又作了大量的分析示例。如：

1.余代讀外動孔氏名書名……

2.余主次，居首讀語詞，后置孔氏偏次，在先書讀之止詞，在賓次，又為正次，故后之……

3.余讀孔氏書此讀也，既以言“想見”之時與“想見”之由，皆所以狀“想見”也，故先之。想見句中語詞其為人自成為讀，乃“想見”之止詞……（64—66）

對馬氏的這種作法，許國璋（1991）給予很高評價，他說這表明馬氏“用力之勤和創(chuàng)業(yè)的膽識，真可稱中國語法勇敢的先驅(qū)！這里面有西方文法教育的千年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在蘇聯(lián)一直保存著，五十年代初期傳到了中國的外語學(xué)科。學(xué)生須逐段逐句逐詞分析，苦則苦矣，而語言學(xué)到了手！學(xué)古漢語也是如此就好了”。

除上所述，還有學(xué)者對《文通》與漢文化、《文通》語法與修辭的結(jié)合以及《文通》中某些具體問題如詞（句子成分）、次等的研究。限于篇幅，難以盡述。

三

回顧百年來，尤其是近20年來《文通》研究的歷史，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一個世紀以來對《文通》的研究與評論過程，體現(xiàn)了我國漢語語法研究與語法學(xué)批評不斷發(fā)展、不斷向更高科學(xué)水平攀登的過程。不論是80年代以前對《文通》模仿的批評與指責，還是近20年來對它模仿的理解與對它創(chuàng)新的肯定，都是積極的，都是對《文通》認識過程的必經(jīng)階段而不可或缺。

陳望道把3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通》研究分為修正派與革新派，前者對《文通》進行諸多究詰打算予以糾正，后者更對它全盤否定，決心重起爐灶。但實踐的結(jié)果，革新派并未建立起新的漢語語法體系，修正派也未作出像樣的修正，拿它們幾部書的語法體系與馬氏體系相比較，會發(fā)現(xiàn)“面貌非常相似，除了小小的幾點外，幾乎完全相同”。（注：陳望道《〈一提議〉和〈炒冷飯〉讀后感》。）通過20年來的探索實踐，使大家不得不改變思路：先把《文通》的理論依據(jù)和體系來源摸清，對它的矛盾和猶豫不決，給以充分的理解與合理的解釋，總之，先讀懂它，再來評論它的是非優(yōu)劣。并讓這種評論有益于日后的漢語研究。這正是80年代以后學(xué)界泰斗所倡導(dǎo)的《文通》研究新思路。這新思路的得來，離不開前期的實踐。從而再次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然，這里所說的真理，是指《文通》對古漢語詞類的劃分（9類）、句子成分的設(shè)立（7個）以及古漢語語法體系的總體構(gòu)建目前（而不是永遠）看來是大體（遠不是完全）合理的，它的研究方法也是較為先進和科學(xué)的。但真理是相對的。以往的實踐，使我們向真理跨進了一步；更高層次的真理——《文通》精華的進一步發(fā)現(xiàn)與吸納、對《文通》矛盾原因的更深入探討與解釋、《文通》缺漏的補苴及其失誤的勘正，一個更為完備的、科學(xué)的古漢語語法體系的建立，還有待于今后更好的科學(xué)實踐。

第二，《文通》雖只是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但對它的關(guān)注卻并不限于語法學(xué)界，政治領(lǐng)域、思想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孫中山、梁啟超、嚴復(fù)等，都對它進行過評論與推薦。80年代后，不僅漢語語法學(xué)界研究《文通》，以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為主業(yè)的學(xué)者也加入到《文通》研究的行列中來，他們以其兼通中、西語言和熟悉國外語言研究動態(tài)的優(yōu)勢，拓寬了《文通》研究的領(lǐng)域。如果說80年代以前的《文通》研究基本上囿于詞法、句法的話，80年代以后的研究還涉及《文通》的語言哲學(xué)、語法觀、語法研究與修辭研究的結(jié)合、研究方法，以及《文通》與漢文化等等。其中，對《文通》語言哲學(xué)與語法觀——普世唯理語法的研究，尤為令人矚目。它將使學(xué)界對《文通》體系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chǔ)有一個新的認識，引發(fā)學(xué)人對這個問題的新的思考；它將使學(xué)界對《文通》模仿“葛郎瑪”問題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各種語言間既然存在共性，在漢語語法體系初創(chuàng)時，參照西方已有語法，將那些帶有共性的東西“拿來”為我所用，的確不失為一種聰明之舉和有效方法。當然，普世語法觀在強調(diào)諸語言間存有共性的同時，也并不否認諸語言間，尤其漢語與西語間，在語法上又各有個性；這種個性是得以劃分為各種語言的重要依據(jù)，是各種語言的特征所在，是無法彼此模仿的。應(yīng)該說，馬建忠在寫《文通》時是看到了這一點的。他在《后序》中說，他除了“因西文已有之規(guī)矩，于經(jīng)籍中求其所同”外，還從大量的古漢語語料中尋找自身的語法規(guī)律，求其與西文“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事實上，他確實也幾乎沒有遺漏地揭示了“華文所獨”的古漢語語法規(guī)律。戚雨村（1992）在重新審視《文通》以后說，馬建忠清楚地認識到“漢文與西文之間有共同點和不同點，擺正了語言研究中共性與個性的關(guān)系”。這個評價總體說來是中肯的，但在具體問題的分析和處理上，《文通》還有不少失當之處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這里牽涉到一個漢語與西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圍內(nèi)存在共性，因而是可以仿效的；哪些地方又是漢語的個性所在，因而是無法照搬西語的，即使搬來也會是蹩腳的。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與合理解決，不僅會使《文通》研究前進一大步，對建立一個更科學(xué)的古漢語語法體系也會產(chǎn)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80年代以后的《文通》研究，除了拓寬領(lǐng)域外，對原有的一些論題，如詞類理論與詞類劃分問題等，研究也更趨深入，提出不少新觀點和新論據(jù)。

第三，我們對《文通》不應(yīng)是“把它當作考古學(xué)標本”來研究，而是要以它為借鑒，更好地促進今天的語言研究，去解決那些急需解決的卻迄今未能解決的問題。比如，迅猛發(fā)展的中文信息處理、語文教學(xué)、詞典編纂工作等，都迫切要求語言學(xué)界盡快地科學(xué)地解決漢語詞類問題：不只是漢語應(yīng)設(shè)幾個詞類的問題，這個問題目前看來爭論不大；“而詞類轉(zhuǎn)變是相當復(fù)雜因而爭論也比較多的問題。”（注：見《漢語語法分析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首先見于《馬氏文通》，它稱為“字類假借”。但仔細研究會發(fā)現(xiàn)，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兼類與活用，跟《文通》的“假借”內(nèi)容并不完全吻合。下面列表分項對照說明《文通》“字類假借”的內(nèi)容和今天的一般看法：

標號《文通》的字類假借現(xiàn)在的一般看法

A名借靜不知鞍馬之勤形容詞的名物化

B名借動圣賢之能多動詞的名物化

C名借狀天之蒼蒼動詞的名物化

D動借公名使之年名詞活用作動詞

E動借本名爾欲吳王我乎專有名詞活用作動詞

F動借代相與吾之代詞活用作動詞

G動借靜老吾老形容詞活用作動詞

H外動借狀甚鄭伯之處心種慮形容詞活用作動詞

I內(nèi)動借狀而視茫茫形容詞作謂語

J靜借名臣德名詞作修飾語

K靜借動吾國代詞作修飾語

L靜借動饑色動詞作修飾語

M靜借狀腹猶果然形容詞作謂語

標號說明

A

B

C“蒼蒼”非狀字，為靜字

D

E

F

G

H“甚”此非狀字，為靜字

I“茫茫”非狀字，為靜字

K

K

L

M“果然”非狀字，為靜字

從上表看，除C、I、M幾項屬于馬氏劃類不當姑且不論外，現(xiàn)在一般認為屬于詞類活用的只有D、E、F、G這四項，是他類詞活用作動詞的；另有A、B兩項，現(xiàn)在一般認為是動詞、形容詞的名物化。至于名詞、代詞、動詞作修飾語的J、K、L三項，現(xiàn)在一般人并不認為是詞類轉(zhuǎn)變。呈現(xiàn)這種錯綜復(fù)雜情況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詞類的二分法，第一次如何分，也不是沒有問題。《文通》是分成實字、虛字兩大類，被不少學(xué)者贊為“首創(chuàng)”并沿用至今。呂先生在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后說：“看來在‘虛’、‘實’二字上琢磨，不會有明確的結(jié)論；虛、實二類的分別，實用意義也不很大。倒是可列舉的詞類（又叫封閉的類）和不能列舉的詞類（又叫開放的類）的分別，它的用處還大些。”（注：見《漢語語法分析問題》。關(guān)于各家對實詞、虛詞的劃分，參看拙著《馬氏文通與中國語法學(xué)》〔5·9·3〕節(jié)。）這種第一層先分為封閉與不封閉兩大類的主張，倒與某些西方語法的分法相吻合。足見模仿未見得不好，只要它對路。

還有主語、賓語問題，雖不少看法漸趨統(tǒng)一，但遠沒有解決。先說主語。問題的焦點是話題是主語，還是施事者是主語。《文通》在這個問題上時此時彼。他有時說“言其行所自發(fā)者曰起詞”（247）或“動靜之情……所從發(fā)者，起詞也”（636），這是指施事者；有時又說“凡以言所為語之事物者，曰起詞”（56），這是指話題。在實際分析上，也時有矛盾。如“王者莫高于周文”。馬氏不把“王者”這個話題看作起詞（主語），而是解作“在王者之中”，從而看作偏次。而對“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馬氏卻說：“‘夫顓臾’三字冒起，一若起詞者然。”似乎是以話題為主語的。賓語問題，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受事為賓語呢，還是動詞后面的體詞性成分為賓語？《文通》徘徊于兩者之間。有時說“凡名、代之字，后乎外動而為其行所及者，曰止詞”，這是指受事；有時又說“語詞而為外動字者，則止詞后焉”，這又像是把動詞后體詞性成分看作賓語的。在實際分析上，馬氏也常陷于矛盾中。“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馬氏說“所……者”為“有”的止詞，并說此句無起詞，可見是把受事作賓語的。但對“君三泣臣矣”，認為“泣”是內(nèi)動用作外動，并說“臣”是止詞。其實“泣臣”是“為臣泣”之義，“臣”并非受事。至于他說“逃王”（使王逃）的“王”是“逃”的止詞，就離“受事為止詞”的主張更遠了。馬氏在主、賓語觀點上的矛盾，在分析某些句子時會出現(xiàn)尖銳的對立。“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如照話題為主語來分析，“圣人”應(yīng)為主語，但馬氏卻說它是前置的止詞（賓語）。

總之，需要研討和解決的問題還很多。上文所述80年代以后《文通》研究涉及的一些問題，都還有待深入。《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中所談問題，給《文通》研究和整個漢語語法研究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和具體的任務(wù)。

【參考文獻】

〔1〕董杰鋒1984《〈馬氏文通〉與〈新著國語文法〉說略》，《遼寧大學(xué)學(xué)報》，第3期。

〔2〕呂叔湘、王海棻1986《馬氏文通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3〕王海棻1988《〈馬氏文通〉的研究方法及其影響》，《吉安師專學(xué)報》，第4期。1991《〈馬氏文通〉與中國語法學(xué)》，安徽教育出版社。

〔4〕沈錫倫1986《論〈馬氏文通〉的句讀論》，《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第2期。

〔5〕趙惜微陳一1987《〈馬氏文通〉中的“字無定類”與“字類假借”》，《學(xué)術(shù)交流》，第2期。

〔6〕于廣元1988《試談〈馬氏文通〉的變換分析》，《揚州師院學(xué)報》，第3期。

〔7〕許國璋1991《〈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xué)》，《中國語文》，第3期。

〔8〕戚雨村1992《〈語言的共性研究和對〈馬氏文通〉的重新評價》，《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第1期。

〔9〕蔣文野1995《〈馬氏文通〉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0〕劉永耕1996《〈馬氏文通〉對漢語詞類研究的貢獻》，《福建師大學(xué)報》，第1期。

〔11〕王憲明1996《介紹嚴復(fù)為〈馬氏文通要例啟蒙〉所作的序》，《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第2期。

〔12〕陳興偉1996《〈馬氏文通〉詞類理論再研究》，《古漢語研究》，第2期。

〔13〕王冬梅1996《論〈馬氏文通〉對漢語詞類研究的理論貢獻》，《徐州師院學(xué)報》，第3期。

〔14〕陳國華1997《普遍唯理語法和〈馬氏文通〉》，《國外語言學(xué)》，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