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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文化大背景的差異，必然形成藝術思維方式、內容、概念、稱謂、表現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甚至藝術范疇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我們中國樂的美學獨特性，有這樣三大特點：一是自然抽象之再造；二是自我情緒之控理；三是自我自宥之中心。

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萬年，仰觀于天，俯察于地，橫觀人事變化，到了伏羲時代總結出了第一部大書《易》，即宇宙變易的大學問。“圣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記》）這就是因氣設聲律。“六律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右，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中國人用樂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當復雜而又獨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氣和流動變化的思維、情緒、無形的神韻等，都用數規定他們的律，再用測定的律鑄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藝術符號），然后運用這些符號編織成藝術樂章。

先人用樂舞進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僅僅是用來做娛樂的，主要是：“以律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方，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即通過樂舞的作用，以求達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組成人性、情緒、倫理道德、社會行為的有機調控系統。運用這種調控機制達到社會的安治和諧。這種讓人在快樂中自我完善的藝術構架，確是具有獨異思維特點的東方美學。不管樂舞的作用是否可以達到：“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漢書》。或：“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記》）但畢竟得承認祖先在數千年前尋覓出：以道中軸、以歌舞為載體的藝術調控機制，確實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創造，留給我們的藝術創作啟示、法則，以及藝術道德，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

從制律作樂，循章捨瑁枰怨適呂純矗褐泄說拇醋髦魈逡饈妒竅嗟蓖懷齙模锏降囊帳醺叨取⒁帳醯目蒲嘉恰跋亂饈兜那繃鰲彼芰鞒傻奶咸匣坪游幕鰨卜恰胺搶硇浴彼芾淼們逄臁⒌亍⑷蘇飧鲆帳醮笫瀾緄摹U庵鐘貿橄蠓瘧嘀傻囊帳跏瀾紓狡鶉嗣嵌源笞勻緩蛻緇岬母兄蛻釗肴鮮叮允玖酥泄爍叱囊帳醪拍芎投撈氐拇醋饕饈叮渲魈逡饈毒褪牽河杏胛薅旨捌潯韁す叵怠2喚鱸誒治璧男檳獗硌葜鋅梢鄖宄乜吹狡渲魈逡饈兜謀硐鄭詞故櫸ā⑹拇醋饕參薏幻饗緣亓艏親胖泄舜醋韉鬧魈逡饈叮暈薇硐鐘校雜寫嫫湮蕖R源鐨巍⑸竇姹浮⒓婷潰硐殖鱟髡叩娜爍瘛⑶樾骱妥非罄礎V泄說鬧魈迨怯欣硇緣奈鎦侍澹泄說囊帳跏竊詬叨壤硇災湎麓叢斕囊帳酢V劣凇壩行腦曰ɑú豢扌鬧擦梢瘛鋇南窒螅贍苷鍬陜瑯己希災亂醪鈦舸碓斐傻吶既幌窒蟆R俊笆刂甏謾比パ懊俅醋韉某曬Γ揮性凇懊巍崩镎業秸庵幀扒幣饈丁鋇穆懔恕V劣凇懊偽噬鋇暮妹危欽搶硇孕量嘌懊伲投裰囊帳醪聘弧：苣嚴胂笠桓雒揮欣硇緣鬧魈澹躚ブ圃焐嫻納緇岷腿說囊帳酰∥頤塹淖嫦日怯墑智逍訓睦硇災洌旁斐齪蝦跆臁⒌亍⑷說囊帳趵矗⒊晌暈彝晟坪偷骼砩緇嶸貧竦睦鄭ㄏ罰┮帳跛嘉鬧魈濉?

自宥于自我中心。這一特點在中華民族生存的全部歷史過程中，都表現得十分突出。這是和我們民族的天圓地方的自然觀不可分的，也是與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頂天立地的生存意識和自信心分不開的。我們民族具有這種自尊、自愛、自信的積極意識，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遠古有西王母族饋我白玉琯，西周有專門研究管理四夷之樂的鞮鞣氏，改夷補中。漢魏晉以后“胡馬度陰山”帶來了“吞刀吐火”雜技百戲。隋唐兩代西域音樂，胡旋舞蹈，已是風靡朝野，更為宋元雜劇積累了雄厚基礎。文化發展是個漸進和積累的長河，封閉意識是需要啟開的，吸收營養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們必須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獨異性是不可能湮滅的。像古代希臘與波斯的戰爭多么殘酷持久，誰又能把一種文明強加于對方？羅馬，土爾其都曾占領過地中海沿岸幾多世紀，奧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跡、文化價值消失了嗎？大不列巔占領印度多么長久，“阿彌陀佛”在次大陸失去了他的靈光了嗎？只要一個民族的人民還存在，它的“鄉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學獨異性就會滔滔流淌不息。這樣的洪流是永遠不會干涸的。我們要求的不是改變黃土地的顏色，只是把“君臨天中”舉向云頭的鼻臉俯向“四極八荒”，采風配律，奏出我中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新樂章。筆者絕不贊成“斷割”“再造”等虛無者的高論。若按某些先生之論，將中國樂（戲）文化來次“割頭換血”，“全方位地再造”，豈不都造成了單一的“海派”色了嗎？

民族樂（戲）的特性，真如人面各異一樣，那么希臘樂（戲）的特異性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正像英國美學家鮑桑葵在《美學史》序言里，對東方美學說過的那句話：“我沒資格從事這件任務。”我們站在遙遠的東方，向云蒸霞罩的奧林匹斯山與碧波蕩漾、深邃莫測的愛琴海望去，除了對人類文明“兒童”的贊嘆外，更深刻地剖析，只有靠他們的歐洲老鄉鮑桑葵先生來說說明白了。他說：“希臘人卻總是以那種冷酷的利己主義，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把每一個妨礙他的人都當作敵人，拒之千里之外，他們僅僅對兩三個有興趣中的一個興趣保有專一的忠心。”(轉第85頁）(接第69頁）英國紳士的話未免刻薄了。這個早熟的“文明兒童”在他的樂文化中確實是有些古板的，專注地發展了悲劇事業。而對同時期的阿里斯托芬的世俗喜劇，則給予了冷淡和輕視，直至羅馬帝國建立之后，這種藝術才得以發展，形成了歐洲又一個戲劇高潮——拉丁喜劇。但人們認識希臘，也使希臘人引以為榮的還是他的悲劇成就！希臘人通過模仿創造出自己的戲劇，用以傳授、教訓、和悅、快感。不可否認，他們的樂文化也是他們民族心態的“面孔”。相信歐羅巴也一樣絕不會丟掉他們的希臘美學根，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希臘文化根的“蕤賓”，莎士比亞的悲劇就是來自希臘神授。盡管在元、明、清我們的戲劇已發展得相當完善了，但西方從來沒有人主張把中國戲劇全套搬將過去。其實沒有必要合二而一，還是各有各的特色，各自保持自己的根，組成一個百花齊放、豐富多彩的世界。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地方，千秋萬代后，這種不同，還會照樣存在。這，與我們的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不會變成藍眼睛、黃頭發、白皮膚一樣。當然，你可以染成其他顏色，但本色你是改不掉的。正如“賈湖古笛”告訴我們的就是這個理。現在談什么都是接軌，我們知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種哲學，造就一種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實踐方式。如《梁祝》《黃河》《茉莉花》等，不但是中國人喜歡的曲子，同樣外國人也能接受。特別是《梁祝》《黃河》，看上去是西洋樂器演奏的，但其作曲方式，百分之百是中國傳統的。與貝多芬《命運》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文化大背景各異，必然形成藝術思維方式、內容、概念、表現手法等方面的差異，甚至藝術范疇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在其《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這樣說：“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而中國文化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像中國的十二律與十二個月；五聲與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腎、喜怒哀樂懼之關系等，都超越藝術范疇的界定了。然而中國藝術是十分強調這種關系的，其力求使自己與道（即易）能和諧，形成自己的生存次序，這種藝術哲學雖然復雜，但他仍以自身特殊的生命力長存于藝術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