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版權集體管理和版權保護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版權集體管理”一詞最早在新中國法律中使用，是在1991年5月24日由國務院批準的《版權法實施條例》（見該條例第7條、第54條）。但是，在《版權法》修訂前的10余年時間里，立法機關并沒有給版權集體管理作出一個準確解釋。1992年新中國首家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音著協”）成立。說“音著協”是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根據之一是，她已于1994年被國際作者、作曲者協會聯合會接納為會員。根據該會章程，只有那些版權集體管理組織才能成為其會員。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國際作者、作曲者協會聯合會各成員的特點，就會發現，盡管各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例如，有的是接受版權權利人委托而成立的組織，有的是依國家法定授權成立的組織，但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都有權以其自身名義處理有關版權事務，包括以其自身名義提起法律訴訟。

本書收入的音著協與上海演出公司等版權糾紛案（以下稱“本案”），首先涉及音著協的訴訟主體資格，即音著協是否可以自己的名義提起法律訴訟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的司法審判史上尚沒有可借鑒之前例”（見本書許超的文章）。在此案之前的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在給音著協的一份書面答復中說，音著協在“發生糾紛時，根據合同在委托權限范圍內有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詳見本書所附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復）。這個答復或許對本案的一審判決起了作用。本案一審判決書認定，“原告通過合同的約定和法律規定，對本案系爭的30首港臺音樂作品被用于營業性演出，享有獲取報酬的權利，原告的該項權利受法律保護”（詳見本書所附判決書內容）。

應當承認本案判決的重要意義，但也應當看到，本案并沒有根本解決我國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訴權資格問題。在2001年10月27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通過的新《版權法》中，關于版權集體管理有了明確規定：“著作權人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可以授權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行使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被授權后，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為著作權人和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人主張權利，并可以作為當事人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活動。”（新《版權法》第8條）。從此，包括音著協在內的中國任何一家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訴訟主體資格不再存在問題。

但新的問題仍然會不斷地被提出。本輯中李德成的文章就探討了網絡環境下版權集體管理的許多新問題。例如，向公眾傳播權（李文中使用“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集體管理，網絡遠程教育對許可權與獲得報酬權的影響，等等。這些問題，即使在一個有著很長版權集體管理歷史的國家，也沒有標準答案。

在《版權法》的修改過程中，關于舊法第43條的存廢問題，權利人與使用者曾發生過激烈沖突（請參閱姚紅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釋解》（群眾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235～257頁）。舊法規定，廣電部門非營業性播放已出版的錄音制品，可不經版權人、表演者、錄音制作者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新法則將其修改為廣電部門播放已經出版的錄音制品，可以不經版權人許可，但應當支付報酬。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這項修改雖然確認了版權人從播放中獲酬的權利（這一點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卻把表演者和錄音制作者排除在外。

已有許多文章分析了這場沖突的原因，但有一點可能尚沒有被指出，權利人與使用人的沖突源于對版權的誤解，即認為版權只是作者的權利。

假設有這樣一個小社會，只有三個人，一位作者、一位出版者和一位讀者。當作者創作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他是否享有版權，或者說，版權對此時的作者來說有什么意義嗎？回答只能是，沒有意義。因為那部作品沒有被出版，沒有被閱讀，版權對那位作者來說（如果套用版權自創作完成之后自動產生的理論），價值是零。假設在作品創作完成之后再加進一個人-出版者，版權有意義嗎？回答仍然是，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人去購買、去閱讀那部作品。印好的書（即使印刷精美），不過是一堆垃圾，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也無從體現。只有在作者、出版者、讀者同時存在，大家都參與到作品的創作、傳播與閱讀過程時，版權才真正有意義。《版權的性質》（L.RayPattersonandStanleyW.Lindbeng，TheNatureofCopyright，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1）一書的作者認為，版權不僅僅是作者的權利，它還應當是出版者的權利和讀者的權利。

如果我們把這個小社會放大，用作品傳播者替換那位出版者，用公眾替換那位讀者的話，道理便很明白：版權是我們每個人的權利。

也可以把版權看成是一種市場機制，它通過平衡作者、作品傳播者與公眾的利益，實現繁榮文學藝術，造福于整個社會的目的。版權實際上是一種產業，它可以造就一個很大的市場，版權是與每個人的利益密切相關的。由此看來，（播放作品的）作者與廣電部門的這個沖突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大家都是“版權產業”的參與者、創造者和受益人。

版權集體管理是把諸多作者和權利人不便行使的權利集中到一起行使，這不僅有利于權利人行使權利，也有利于使用者使用作品，更有利于公眾獲接觸到作品，使全社會都從優秀的創作作品中獲得好處。可以說，版權集體管理是版權這種市場機制中重要一環。

應當指出，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是維護版權這種市場機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當各方利益發生沖突時，它扮演了一個裁判者的角色。要扮演好這樣一角色，需要不斷總結與交流已有審判經驗，發現并提出新問題，積極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

讀者從收入本書的兩個涉及音著協的案例分析文章中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兩地的法官，在缺少具體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憑著他們的智慧和對法律精神的把握和理解，正確地做出了裁判。新《版權法》對版權集體管理有了更加明確的規定。一部《版權集體管理條例》正在起草之中。相信要不了多久，這部條例將公布施行，音著協、正在籌備的文字作品版權集體管理組織以及其它有待成立的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將能有章可循，廣大版權權利人與作品使用單位將有法可依。隨著版權集體管理組織的成立與完善，我國的版權產業將有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