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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從六個方面分析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制約因素，包括：我國居民消費水平低，制約了美商市場尋求型投資；企業生產技術落后、研發能力低下，對美商投資先進技術產業配套能力不強；高素質人才缺乏，不能滿足美商直接投資的需要；外商投資產業政策制約了美商在金融保險業的投資；企業并購難度大，制約了美商通過并購方式投資；美國對華高技術出口的限制，制約了美商在相關高技術領域的直接投資。

關鍵詞：美國直接投資制約因素

美國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相關數據統計，截至2004年底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20182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20.74%。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主要為大型跨國公司，這些大型跨國公司往往具有資金、技術、品牌、營銷網絡等方面的優勢，其投資企業在技術外溢、促進東道國經濟轉型、帶動東道國企業融入全球產業鏈等方面較一般外商來說往往能夠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因而成為世界各國吸納外商直接投資優先考慮的對象。目前美國在華直接投資仍然較少，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05年底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存量為168.77億美元，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0.82%，在亞太地區落后于美國在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韓國等經濟體的投資存量，居第6位。本文主要對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進行分析，供我國有關方面參考。

居民消費水平偏低制約了美方市場尋求型投資

據CIER1994年的抽樣調查，68.9%的美商在華投資企業將中國市場規模作為影響投資決策的三大原因之一，而在所有在華外商投資企業中比重只占36.3%。據CIER1996年抽樣調查數據推算，美國在華投資企業產品本地銷售比重達到84.5%，較其他來源的外商投資企業高出30%以上。廣東是我國出口依存度最大的省份，根據1998年對廣東401家外商投資企業的調查顯示，美資企業平均出口少，僅占27.28%。

我國雖然經濟總量較大，但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5年人均GDP為1352美元，僅相當于同年美國人均GDP的3.21%。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人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大，消費謹慎。近5年來，我國居民最終消費率持續走低；近10年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9.5%，比世界平均消費率低將近20個百分點。我國居民財富分布高度集中，據波士頓咨詢公司《2006財富報告》數據，我國0.4%的家庭（大約150萬戶）占有了70%的財富。由此可見，我國居民總體消費能力大大低于美國，只有少部分居民具有高檔商品的消費能力，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必須根據中國居民的實際消費水平和偏好調整產品設計和產品結構。這一方面增加了投資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造成一些壟斷優勢（如技術）難以發揮出來,影響投資者最大程度地獲取壟斷利潤。據CIER1995年對56家美國在華投資企業的抽樣調查，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中有55.4%根據本地需要生產與母公司完全不同的產品，與母公司生產同類且檔次相同產品的企業占7.1%，與母公司生產同類但檔次較低產品的企業占10.7%，沒有一家公司生產與母公司同類且檔次更高的產品。

技術落后導致對美方投資先進技術產業配套能力不強

制造業是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領域。與我國周邊的國家和地區不一樣，由于與我國相距較遠，出于成本節約的需要，作為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投入的中間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更多地取自中國內地，其產出的中間產品也更多地在中國內地銷售，CIER1996年所作的抽樣調查證明了這一點。

我國制造業主要行業總體技術水平比美國等發達國家落后15~20年，骨干企業的生產技術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一般為5~10年，關鍵技術的差距更大。美國等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研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一般在5%~10%，這些大型跨國公司壟斷了全球絕大多數的技術創新成果。我國企業研發費用投入普遍較少，大型企業投入的研發費用多數僅占銷售收入1%左右；同時，研發人員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獨立的科研機構，企業研發人員少；此外，在研發管理方面普遍水平不高。因此，我國企業產品開發能力普遍較低，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成果。

中、美兩國企業生產技術、研發能力的差距對美國跨國公司在華制造業投資具有制約作用。在美國國內已經成熟和標準化的生產技術不少在我國仍然屬于先進的技術，我國企業仍難以與之形成產業配套，從母國或其他國家地區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向母國和其他國家地區出售中間產品成本又太高。

高素質人才缺乏導致不能滿足美方直接投資的需要

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同時成本相對較低，是吸引美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進行推算，2003年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附屬機構人員年度平均成本為8298美元，同年美國跨國公司所有國外附屬機構人員年度平均成本為34716美元，前者不到后者的1/4。但由于美國經濟、科技發展水平更高，與發展中經濟體相比，其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往往更高，相應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也更高。

目前我國一方面創新型人才缺乏，以微軟公司為例，2003年底在中國成立亞洲工程院，其主要功能是把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科研成果開發成關鍵技術，并孵化出核心產品。按照當初的設想，微軟亞洲工程院在2003年7月份應該招聘到位100名軟件工程師，可最終從1萬余名應聘者中只招聘到50多人。另一方面則是技能型人才的缺乏，根據美中商會的抽樣調查，熟練勞動者的短缺是美商投資中國的主要障礙，在投資沿海的美商中，有1/3以上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沿海地區是中國文化發達的地區，勞動力的素質相對較高，其他地區可想而知。技能型人才的短缺是我國長期忽視職業教育的結果，目前中央政府已充分認識到職業教育的重要性，2005年9月國務院原則通過了《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但目前不少人還存在認識上的誤區，將職業教育看成是低層次的教育，十分不利于技能型人才的培養。

外商投資產業政策制約了美方在金融保險業的直接投資

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采用北美行業分類標準，即NAICS），截至2005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行業依次為控股公司(holdingcompany)、制造業、金融保險業（不包含儲蓄業），分別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30.25%、21.91%和19.11%。截至2005年底，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直接中控股公司、制造業、金融保險業（不包含儲蓄業）分別占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存量7.55%、52.38%和0.08%。控股公司比重顯著偏低，反映出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規模還不大，一些跨國公司尚未在華設立控股公司統一協調附屬機構的行動。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在制造業中高度聚集，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在吸納生產型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采取特殊的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稅收優惠、土地使用價格（租金）優惠等方面。美商在華直接投資在金融保險業分布極少，主要因為長期以來我國對外商投資金融保險業予以限制，目前證券公司外資比例仍不得超過1/3，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比例控制在49%以內，壽險保險公司外資比例不得超過50%，禁止外商投資期貨公司。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05年美國對我國金融保險業（不包含儲蓄業）直接投資為0.09億美元，僅占當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額的0.56%。根據我國加入WTO做出的承諾，外商投資金融保險業的限制在不斷放松，但放松是逐步的，美國跨國公司今后在金融保險業的投資增長也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企業并購難度大制約了美方通過并購進行直接投資

相對于新建投資來說，跨境并購能夠迅速形成生產能力、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降低市場競爭程度，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進入方式，其重要性超過新建投資。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統計，1987-2002年期間，美國跨境并購收購額達9910億美元，相當于同期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4。美國等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潛在對象主要是我國各個行業中的骨干企業，這些骨干企業大多數屬于國有企業或國家控股企業，這些企業的并購難度比一般的私營企業難度更大。一方面，因為這些企業的并購把握不好可能導致國有資產、特別是國有無形資產的流失，可能威脅到國家相關產業的安全，因而審批條件更加嚴格、審批的過程更為謹慎。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并購活動往往會因觸犯在職管理人員及相關政府部門實際上對企業享有的控制權收益而受到阻擾；并購發生時，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監督，在職管理人員及相關政府部門操縱的現象普遍存在，外商難以得到公平的競爭機會。外資進入我國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1994~2003年期間，外商在我國并購額185億美元，相當于同期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4.2%，2004年外商并購型投資達到創紀錄的67.68億美元，也僅僅相當于當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11%，表明外資在我國實施并購的難度仍然較大。

美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制約了美方在相關領域的直接投資

長期以來，美國根據《出口管理法》對中國的軍品、軍民兩用品以及無線、芯片、軟件、安全、雷達等高科技領域采取限制出口政策。“美國要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領域保持30年的領先地位，一般以此決定對華出口”，美國防部戰略管理司司長約翰·康法拉在20世紀80年代末加緊對中國高技術出口時說的這番話，一直被美國視作對華高技術出口限制的原則。我國科技部數據進行統計表明，近年來我國高技術進口產品中美國所占比重呈下降趨勢，2005年僅占8.1%，落后于東盟、日本、中國臺灣、韓國和歐盟。跨國公司是美國技術出口的主體，其技術出口與對外投資相互關聯：一方面，美國跨國公司為了開拓海外市場，在對外直接投資時常常把先進的技術、新工藝轉移給海外子公司；另一方面，一些跨國公司的母公司直接以技術作為投資，實現對子公司生產經營的控制。美國對華高技術出口的限制必然制約美國跨國公司在相關高技術領域的直接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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