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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會計準則的性質是什么？回答至少有“技術規范”、“經濟后果”與“政治過程”、“公共合約”、“產權制度”等，我們對這些觀點進行了剖析，并考察了會計準則的產生與變遷過程，認為會計準則本質上是政府用來保護外部投資者信息產權，以維護資本市場穩定和發展的一種經濟機制。“經濟機制觀”的認識使會計準則的制定得以機制設計理論為指導，為會計準則制定者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理論指南。作者嘗試著構想了一種具體的機制設計方案以闡釋會計準則制定的機制設計思想。

「關鍵詞」會計準則經濟機制機制設計

自從會計準則產生以來，關于會計準則性質一直是理論界研究的一個焦點。由于會計準則涉及到許多會計中的基本問題與矛盾，各學者的觀點也是見仁見智，按實證會計理論（PositiveAccountingTheory）的倡導者Watts和Zimmerman（瓦茨、齊默爾曼，1999）的觀點，理論的價值在于解釋現實和預測未來。作為會計準則理論的主要使用者，會計準則制定者（AccountingStandardSetters）要在許多紛繁復雜、觀點迥異的理論說教中選擇一種用以有效指導工作，常常感到為難。從1992年我國頒布《企業會計準則》算起，我國會計準則建設已逾十年，在準則建設方面已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但隨著我國經濟更全面深入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以及國內資本市場的發展完善，我國會計準則建設將面臨更多的問題和挑戰，對理論的需求日趨強烈。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整合以提供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理論觀點。

一、會計準則性質：一個綜述

對會計準則性質的定位，角度不同，結論迥異。有的從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會計作為一種計量技術，其目的是得出經濟收益的角度認為會計準則是一種技術規范；有的從企業本質上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會計是企業契約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履行契約責任的角度，認為會計準則是一份公共合約；也有的從會計準則的實施可能造成經濟后果來看會計準則的性質；還有的著眼于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認為會計準則是一種政治程序。此外，許多學者從制度經濟學，博弈論等角度分析了會計準則的性質。

葛家澍、劉峰曾對會計準則的性質作了一個較全面的綜述，把會計準則的性質分為“技術觀”、“經濟后果觀”和“政治程序觀”（劉峰，1997）。我們認為，對會計準則性質的認識可歸納為“技術觀”和“非技術觀”兩大類（謝詩芬，2000），“技術觀”強調客觀性，“非技術觀”強調社會經濟性，“經濟后果觀”和“政治程序觀”屬于此類。從會計準則制定者的角度而言，“技術觀”由于其目標的單一性和明確性，更易用于指導準則制定并能突出準則制定者在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地位和獨立作用，但由于未考慮可能帶來的經濟后果而往往在制定過程受到很大的阻力。而“非技術觀”考慮到了實施的影響而使其在現實中更易執行，但準則制定需考慮的目標復雜而不明朗，難以做到前后一致，準則制定者也常因受到各種壓力而難以做到中立和貫徹自己的意圖。雖然實踐證明會計準則的制定受到經濟后果與政治程序的影響，但對于會計準則是否應該考慮經濟后果的影響，仍然存在爭議（Zeff，1987）。考慮經濟后果的影響是否超出了會計所能夠承擔的職能范圍呢？畢竟，經濟公平與效率是政府經濟政策所關心的問題，會計只提供有關經濟事實的信息而已，并且，會計若很好地完成了這一使命，則能達到長期經濟后果的公平有效。反之，如果僅從短期經濟后果來考慮會計準則的制定，缺乏中立的會計信息會扭曲經濟事實，同時給使用者帶來不穩定的預期，倒是可能導致長期經濟后果的不公平和非效率。

近年來，用交易費用理論、契約理論、制度變遷理論來解釋和重構會計理論成為當前會計研究中一種重要且富有成果的方法和思路，其突出成果要數瓦茨和齊默爾曼倡導的建立在契約理論基礎上的實證會計理論。實證會計理論研究會計政策選擇與企業契約之間的關系，形成了當代會計理論中與資本市場研究的“信息觀”和“計價觀”相并立的別具一格的“契約觀”。“契約觀”認為會計信息主要反映了契約履行的需要，會計準則的制定也可從契約履行的需要中得到解釋，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謹慎性原則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廣泛運用，并且沒有證據表明其將退出使用的跡象（Watts，2001），這正符合債務契約履行的要求。但瓦茨和齊曼爾曼并沒有給出會計準則性質的說明。我國學者謝德仁從解決“剩余計量悖論”出發，認為會計理論是廣義企業理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用交易費用理論解釋了會計準則產生的原因，認為會計準則本質上是一份公共合約（謝德仁，2001），從而使會計準則的契約性質得到了一個完整的理論說明。這種分析的角度能給“經濟后果觀”與“政治程序觀”提供一個更根本的理論支持，也使兩者更有邏輯地融為一體。經濟后果的產生緣于會計契約是企業契約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會計對企業產出（剩余）進行計量以決定利益各方（企業契約各方）對企業產出（剩余）的分享。會計規則顯然會影響到計量的結果，因而也影響到相關各方的利益，作為一種公共和通用的會計規則，自然就有了經濟后果。也正因為會計準則是一份公共合約，其產生只能是相關各方共同選擇的結果，這種公共選擇的過程往往是通過某種民主程序實行的，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必然是一個政治過程。這一邏輯過程可圖示如下：

當謝德仁得出會計準則的公關合約性質時，運用的理論工具是交易費用。他認為之所以需要一份公共合約是因為契約各方通過簽訂私人契約來約定會計規則交易費用太高，因此參與各方以隱含的方式委托代表各方共同利益的政府制定一份規范會計規則的公共合約，即會計準則。他通過設計的一個思想實驗及中外會計規則制定權合約安排的歷史變遷驗證了這一過程。但是，歷史事實本身并不能證明歷史事實出現的原因，會計準則的出現并不能給降低交易費用這一假說提供證據。會計準則是否比私人契約及其他市場機制降低了交易費用，要從兩者交易費用的比較中得出。簽訂和執行私人契約需要成本，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行同樣需要成本，并且還要考慮其實施可能引發的一些間接成本（如尋租成本）。事實上，由于交易費用難以量化的特征，并沒有確證表明會計準則降低了交易費用（見瓦茨、齊默爾曼，《實證會計理論》1999年中譯本第149-151頁）。同樣運用的是交易費用工具，劉峰從另一個角度考察了會計準則與交易費用之間的關系（劉峰，2000）。有趣的是，他也是通過設計一個思想實驗來說明會計準則對經濟運行（主要是資本市場運行）成本的影響，借用制度分析中的分類方法，他把會計準則描述成一項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安排。從會計準則制定者的角度而言，這種目的性的描述更能用于指導會計準則的制定。但交易費用本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更兼有難以計量的特性，用交易費用最小化作為目標仍難以給會計準則的制定以直接指導。總之，把交易費用引入對會計準則的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大大拓寬了研究的思路和視野，奠定了會計準則“非技術觀”的邏輯基礎，使之整合為一個完備的理論體系。但在提供一種關于會計準則產生與變遷的解釋的同時，由于交易費用概念和理論本身的局限性，它對指導會計準則制定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

二、會計準則性質：經濟機制觀的提出

我們認為，對會計準則性質的理解，離不開對會計準則產生和變遷歷史的考察。歷史事實雖然不能給本身的出現提供說明，但歷史過程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示。從世界范圍來看，資本市場是孕育會計準則的土壤，資本市場的形成給企業所有權帶來的影響是：一方面使得企業所有者人數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使得所有者與企業的關系變得更為間接，大量的所有者通過買賣企業證券直接與資本市場聯系，而與企業的關系卻是通過資本市場間接形成的。從第一方面的影響來看，所有者人數增多，導致簽約成本迅速擴大，以致通過私人契約來規范會計規則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不經濟和不現實的。為降低交易費用，作為公共合約的會計準則的出現似乎成為必然，其實并不必定如此。有許多其他機制可以解決私人簽約的困難。首先，現代會計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套比較科學的方法體系，提供了社會廣為接受和認可的計量規則集；其次，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存在和成熟能給計量規則的合理選擇提供一定的保障；最后，經理人才市場等市場機制也有助于形成隱含的公共合約。事實的確如此，在股份公司出現很長一段時間后，雖然股東成員已經很分散，但并沒有出現會計準則，倒是注冊會計師行業有了較大發展（查特菲爾德，1989）。因此，降低私人簽約的交易成本并不是會計準則產生的充要條件。美國資本市場崩潰，導致1929—1932年經濟大危機的爆發，美國國會分別于1933年和1934年頒布實施《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授權成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并制定統一的會計規則，會計準則終于在法律的干預下得以正式產生。由此可見，會計準則的產生是政府為了維持資本市場，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采取的一種管制措施。它與上述資本市場的第二個影響密切相關，由于所有者遠離企業，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缺乏了解，信息不對稱現象非常嚴重。會計信息是作出投資決策的重要信息來源（甚至是最主要的信息來源），會計信息的混亂會導致投資者退出資本市場（逆向選擇）和經理人員的偷懶行為（道德風險），最終減少整個社會的財富和福利。政府為公眾利益計，會設計一種機制以消除信息流通的障礙。制定統一的會計準則便是其可采取的經濟機制，由于問題的根源在于經營者處于信息優勢地位，并且經營者的利益與所有者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政府設計會計準則這一經濟機制的目標顯然是保護投資者得到有用并且真實公允的會計信息，從而保證資本市場正常有效地運轉，最終達到維護整個公眾利益的目的。

會計準則的產生如此，會計準則的變遷也是如此。隨著經濟發展，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會計準則就需不斷地修正和補充。這種修修補補在一定時期內使得會計準則能適應環境變化而繼續發揮其機制作用。若兩者差距不能彌合，而是愈行愈遠，會計準則終于不再能完成機制設計目標，資本市場信息鏈條斷裂，投資者利益受損，危機不斷出現，從整體上重新設計經濟機制的時刻便到了。“安然事件”的出現，引發人們對“規則導向”會計準則的反思，雖然“原則”與“規則”之爭尚未有定論，對其動機的解釋也各有千秋（劉鋒，2003）但新經濟環境下詳細的規則易于規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對會計準則的重新設計已成必然。不論是從美國最近根據《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of2002）成立的PCAOB上溯到FASB、APB和CAP（甚至更早的由美聯儲（FRB）的統一會計[UniformAccounting]），還是從英國1976年的ASB到1990的ASB，每一次會計準則制定的變遷，均是對經濟環境，特別是對資本市場的反應，是對原有機制的一次重新設計，以矯正企業所有權與會計信息所有權的錯位（杜興強，2001），實現資本市場的正常運轉。

我國會計準則同樣是資本市場催生的產物。財政部在1992年便，并于1993年7月起實施《企業會計準則》，同時于1994—1996年完成了30份具體會計準則的征求意見稿，但《企業會計準則》作為一項基本準則，實際上充當了一個概念框架的作用，而具體會計準則的實施并沒有按原計劃進行。真正用于規范中國會計實踐的第一份具體會計準則是1997年6月頒布的《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而這份準則的出臺是緣于此前的瓊民源事件（許多上市公司像瓊民源一樣，利用關聯交易做假賬）。事實表明，資本市場的危機是我國會計準則正式投入運作的直接動力，由此看來，我國會計準則的產生與美國并無二致，同屬于政府設計的用于調控經濟運行的一種機制。

綜觀中外會計準則的產生與變遷，我們發現會計準則與資本市場相伴相生。會計準則是政府為保護投資者免受信息不對稱的損害，維護資本市場正常有效運轉，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而設計的一種經濟機制。經濟機制觀能更好地解釋和預測會計準則的制定，從而為準則制定者提供更恰當和清晰的理論指導。

三、會計準則制定：機制設計目標與激勵相容約束

經濟機制設計要解決的問題是：對于任意的一個想要達到的既定目標，在自由選擇、自愿交換的分散化決策條件下，能否及怎樣設計一種規則使得經濟活動參與者的個人利益和設計的目標一致，即每個人主觀上追求個人利益時，客觀上也同時達到了機制設計既定的目標（田國強，2003）。我們把會計準則定義為政府設計的一種經濟機制后，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這種經濟機制的目標，也即制定會計準則的目標是什么？根據前面的綜述，我們可知“技術觀”把會計準則的目標定義為某一客觀存在的“真實收益”，這樣就不存在機制設計的問題。而“非技術觀”的目標不論是“經濟后果的公平、合理”，還是“交易費用最小化”都缺乏明確和可操作的含義，難以用于機制設計。從理論上講，由于會計理論是廣義企業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謝德仁，2001），會計準則的目標應取決于企業的目標。由于各國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存在差異，在企業目標的認識上存在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和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分歧。我們認為，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是比較現實合理的一種選擇。麥肯錫公司通過對美國、歐洲（以德國為代表）、日本資本市場的特點（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分布狀況）、股東財富與經濟績效之間關系的考察，認為“增加股東價值與其他利益方的長遠利益并不矛盾。獲勝的公司似乎為所有利益方都創造了較高的價值，包括客戶、勞動力、政府（通過納稅）和資本提供者”。并且認為之所以贊成強調股東價值的美國制度，還因為“股東是公司中為增進自己權益而同時增進每一人權益的唯一利益方”（湯姆·科普蘭，1998）。另外一家非常著名的咨詢公司斯特恩—斯圖爾特也持相似的觀點。實際上，世界各國的企業制度安排與公司治理結構有趨同美國的傾向。從現代企業的契約各方來看，外部投資者擁有企業產權卻難以實現會計信息產權的分享，這一錯位正是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根源，沒有信息產權就很難說完整地擁有了企業產權，而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界定和保護產權。因此，我們認為會計準則制定的目標是保護外部投資者的信息產權，使其獲得決策有用的信息。會計準則產生和變遷的歷史可以驗證這一點。同時，也容易看出，我們推導出的這一結論與美國FASB現行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所界定的目標是一致的。

需要更進一步思考的是，究竟什么會計信息對投資者具有決策有用性的？也即我們需要更具操作性的定義來指導規則設計。規定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相關性與可靠性）并不能給我們太多的幫助，但權益估價（EquityValuation）理論卻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因為投資者的主要決策是證券的買賣或持有，對證券內在價值的估算是做出此類決策的基礎，因而可把權益估價作為可操作性的決策有用目標。至此，我們可把權益估價作為會計準則制定的目標。

經濟學家通常認為一個好的經濟機制應滿足三個要求：資源的有效配置、有效利用信息及激勵相容。有效資源配置要求機制能使資源得到有效利用；有效利用信息要求機制的運行具有盡可能低的信息成本；激勵相容要求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一致（田國強，2003）。第一個方面的要求我們已在上述關于會計準則制定目標的討論中作了分析。第二個方面關于信息的有效利用涉及到會計準則（管制）的運行成本與會計信息供給的市場機制的運行成本的比較，實質上跟我們前述交易費用的討論相關，由于本文不擬討論管制是否合理的問題（會計準則應否存在的問題），而是從現實中存在會計準則這一事實出發來分析會計準則這一經濟機制的設計，因此，我們主要關心第三方面激勵相容的問題。

正如張五常再三強調的，經濟學中的最大化總是局限條件下的最大化。在現代企業兩權分離的情況下，所有者與經營者形成一種委托關系，委托人的利益取決于人的工作努力程度，為此，所有者需對經營者的業績進行評價并予激勵。會計信息是業績衡量的最主要信息來源，同時也是經營者分享剩余的依據（會計信息是企業產出或剩余的替代）。于是會計信息有了投資決策（權益估價）與業績評價（經理報酬契約履行）的雙重任務，遺憾的是，這兩者對會計信息（會計計量規則）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Lambert，2001），從而成為會計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一個基本問題。我們在此所關注的不是會計的目標是決策有用還是受托責任，而是在資本市場范圍內討論會計準則的制定目標和約束條件問題。投資者的利益來源于企業產出和關于企業產出的真實信息，經營者不但通過工作努力影響企業產出，而且直接控制著會計信息的生產，而會計信息會影響到對經營者的業績評價和報酬，進而影響工作的努力程度，最終影響到企業產出和投資者利益。因此，要保護投資者利益，實現會計準則這一機制設計的目標，就不得不考慮會計信息不能歪曲經營者業績這一約束。通過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一約束條件：設企業的產出X可分為兩部分X=X1+X2，其中每一部分產出又受到經營者行為和環境因素影響，即，是企業真實產出的一部分但與經營者行為無關，反映的是外部環境影響。顯然，對權益估價而言，所有與X相關的信息（不論反映的是經營者努力程度還是外部環境）都是決策有用的，因此其信息集為，但對其經營者業績評價而言，是經營者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因素，應排除在外，其信息集僅應包括.上述分析中假設會計信息正確地反映了真實產出X，若會計信息中存在計量誤差，則我們實際得到的產出替代為，無論對權益估價還是業績評價均為噪音，就此而言，會計準則應力爭做到技術準確、減少計量誤差，因為反應經濟真實本來就是會計的基本職能（葛家澍，1999）。

對經濟機制激勵相合約束條件的考慮，是為了機制能得以實施，并且達到預定的設計目標。會計準則制定中考慮經營者業績評價的約束，只能保證會計準則所確定的會計規則不致受到經營者的抵觸，即會計準則本身作為一種機制對參與各方是激勵相容的，但并不能保證會計準則的自動實施，因為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經營者總有違反會計規則的動機，所以審計機制、市場機制、懲罰機制總是會計準則執行所必須的，但對這些機制的討論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圍。

綜上分析，會計準則的“經濟機制觀”就其目標權益估價而言，有重返“真實收益學派”的“技術觀”的意味。但我們僅把權益估價作為會計準則這一經濟機制的一個因素（目標），而不是全部，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激勵相容的約束條件。因此，會計準則性質的“經濟機制觀”是“技術觀”與“非技術觀”的融合，既具有“技術觀”目標明確，便于指導會計準則制定的優點，又兼“非技術觀”對各相關集團利益沖突的考慮，因而也具現實可行性。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把會計準則制定作為一種機制設計的思想總結如下：

四、會計準則制定：一個機制設計方案的構想

會計準則的制定就是確定通用的會計規則，一般包括確認、計量、記錄、報告四個環節，其中計量是核心，也是理論和實務中觀點分歧的焦點。因此我們的構想圍繞會計計量來展開。對企業產出或剩余（企業收益）的計量最先是通過期末期初資產價值的差額得出的，這種盤存思想很適合于企業業務較為簡單的情況，從而形成了會計發展史上早期的“資產負債表中心”時代。以資產負債表為中心的計量模式，謂之計價模式。計價模式下的收益確定采用“資產負債觀”，即通過資產計價來決定企業收益，收益的計量是資產計價的附帶產品。隨著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復雜化和多樣化以及投入資產周轉期的增長，收益決定的重要性日漸突顯。佩頓（Paton）和利特爾頓（Littleton）合作出版的名著《公司會計準則緒論》奠定了配比原則在收益決定中的基礎地位，從而意味著會計發展史上“利潤表中心”時代的到來。以利潤表為中心的計量模式謂之配比模式。配比模式下的收益確定采用“收入費用觀”，即收益不再附屬于資產計價，而是在權責發生制的基礎上通過收入和費用的配比得出。這兩種模式的本質區別在于對企業價值和業績的不同理解。計價模式把企業置身于經濟環境中，要求會計直接反映企業的價值，其計量的參考體系不應僅局限于企業本身，而應是包含企業與經濟環境在內的一個完整整體，從企業價值的變化來反映企業的業績。配比模式通過計量企業與市場的兩次交換（買入和賣出，反映成本與收入）結果以確定企業業績（收益），認為會計的首要職能應該是反映企業活動的效率，再從業績水平來反映企業價值，因而配比模式對企業價值的衡量是間接的。我們認為，資產、負債和收入、費用各有不同的功用，分別適用于不同目的和業務環境。由于報表之間的邏輯關系以及計量環境和計量技術的限制，片面強調某類要素的計量可能嚴重損害另類要素的功用，若會計準則能做到兩者的適當平衡，則能更好地達到機制設計要求。尋求這種平衡，正是本文試圖要達到的一個目的。

對權益估價的目的而言，會計信息必須有助于對企業價值的評估，從本文第三部分的數字例子也可以看出，此類信息應包含，即經濟環境對企業價值的影響，這與計價模式的思想非常耦合。但在不確定環境中，對企業的直接計價即使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難，例如自創商譽就是直接計價要解決的一個突出問題，但目前的討論仍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而無法納入準則范疇。只有在理想狀況下，直接計量企業價值的信息才是既完全相關又完全可靠的（司可脫，1997）。權益估價本身是一個過程，會計信息只是估價的輸入變量，而不是結果（這正是與直接計價的區別所在），有直接的價值信息固然好，可以減少估計的誤差。若直接估價存在困難，配比模式下關于間接估價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在持續經營前提下，企業投入的生產資產并不用于直接出售，而是為了產生未來的收入流，通過對收益的計量并用權益估價模型得出的價值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中價值的本質含義。但這種間接計價要求收益具有可預測性（一定的穩定性），如果收益的風險很大，當前的配比收益不足以提供權益估價的有效信息，投資者的估價就會存在較大的誤差，導致資本市場效率低下。由此可知計價和配比在特定情況下都能給權益估價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同時，囿于市場環境、技術手段、人員素質、成本效益等客觀因素，目前仍不存在一種能適用于企業所有經濟業務的計量模式。

為了得到計價模式與配比模式各自的適用范圍，我們從規范分析的角度出發，把企業的經濟活動分為經營活動和金融活動兩大類。哪些活動屬經營活動，哪些活動屬金融活動，應視企業的行業性質及企業的設立目的而定。對于一般的工商服務行業，產品生產、商品購銷、勞務提供是主體性的經營活動，為進行此類活動而發生的資金融通（在經營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融資屬經營活動，如應付賬款），以及不直接用于資產經營目的的投資行為屬于金融活動；對于一些特殊的行業，如房地產開發、石油天然氣、采掘業、農業以及金融業等需要作一些特殊的考慮，許多國家（包括IASB）都有專門的準則規范之。由于這些特殊行業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而復雜，要在這里對其進行具體討論是作者力所不逮的，故存而不論。但我們同時認為，基本的分析思路是可以通用的。企業的經營活動由于投入資產的專用性（包含人力資本及形成的社會資本）往往比較穩定和持久，即使受到市場環境的影響，轉移主營業務也需要一段較長時間，同時投資者得到市場環境變化的信息也不困難，因而可以不必把市場環境納入會計計量的參考體系，這也是由企業性質決定的資產計量基礎由現行市價向歷史成本的轉化（謝德仁，1996）。經營活動的這些特性決定了用配比模式對其計量能夠基本滿足權益估價的信息要求，業務的穩定和持久性保證了配比收益的可預測性，投資者也能夠把未來的收益風險納入估價過程。在物價水平沒有變動或變動不大的情況下，基于歷史成本的配比，能如實地反映經濟現實和企業業績，也可以較好地滿足投資決策（權益估價）的要求。在物價變動的環境中，基于歷史成本配比得到的收益已失去意義，既不能反映現實的經濟事實和企業業績，也無助于對未來收益的預測以用于企業的間接估價，基于現行成本的配比模式，從理論上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在二十世紀通貨膨脹相當嚴重的七十年代，許多國家都試用過這一方案。由于企業持有長期性經營資產的目的并不是用于出售也不能隨時出售，其價值體現在與其他經營資產一起創造的收益，對單項資產進行價值計量意義不大，也無法反映其對企業的整體價值。而像產成品等用于出售的經營性資產，作為生產經營活動的一個關鍵環境——銷售尚未完成，其價值也不能確定。因此，把計價模式引入企業的經營活動缺乏可靠的理論依據。但也有例外，企業擬清理和出售的長期經營資產已不再用于收益創造，對企業價值的貢獻在于其出售的單項價值，對其以價值計而不再以成本計更具相關性。無形資產帶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及其成本收益之間缺乏相關性的特點使其在計量上需要特殊考慮。此外，無形資產往往可單獨出售而不影響其價值，計價模式對無形資產也許是適用的。對無形資產用價值計量而不是成本計量，能降低對未來收益的預測誤差，提前釋放企業風險。從奧爾森的權益估價模型也可看出賬面價值越接近其真實價值，對未來超額收益的估計就越小。總體而言，規范分析表明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用配比模式（基于歷史成本或現行成本）能較好地實現權益估價目的，而一些特定的項目用計價模式更適用。隨著這些項目（如無形資產）在新經濟環境中的不斷擴大和日趨重要，計價模式的適用范圍也將不斷擴大。

企業的金融活動有獨特的性質，它并不重復穩定地發生，產生的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常常存在活躍的市場，能迅速地按市價出清，價值波動大，并與投入的成本不存在相關性（事實上許多衍生金融工具并不存在成本，除了一些手續費和擔保費用外）。對另外一些由融資租賃之類金融活動引起的不存在活躍市場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其未來的利益流入或流出有合約的明確規定，用現值技術可保證其價值的公允性。顯然，在企業的金融活動領域，配比模式沒有存在的理由，對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是與權益估價唯一相關的選擇。即使如此，仍有個別的金融工具，如私募權益投資（PrivateEquityInvestment），由于缺乏基本的可靠性而無法采用公允價值計量。

用規范的思路對為達到權益估價目標所需要的計量模式進行了一番推導后，要把其真正付諸實施，用于準則制定時，我們仍心存疑慮：對投資者使用會計信息方式的假設合理嗎？對投資者權益估價過程的設定是否正確？有沒有遺漏重要的因素和變量？對這些問題難以給出直接的答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證會計研究的成果提供了一些綜合的回答。下面列舉的一些結論摘自巴思（Barth）關于價值相關性（ValueRelevance）實證研究的一篇綜述文章（Barth，2001）。（1）債務和權益證券，特別是銀行和保險公司持有的證券，公允價值（FairValue）比歷史成本（HistoricalCost）更具價值相關性；（2）衍生工具（Derivatives）的公允價值比名義金額（NotionalAmounts）更準確地反映了內含的經濟價值（EconomicAmounts）；（3）無形資產的資本化成本能反映股價中內含的無形資產價值，研發費與廣告費被投資者認為是企業的資產，無形資產的重估值（Revaluation）與股價有顯著的正相關性；（4）有形長期資產（TangibleLong-livedAssets）的現行成本和不變美元估計（ConstantDollarEstimates）缺乏價值相關性。原因可能是經營者有意的操控或估計的偏差導致可靠性的喪失。

上述證據基本上驗證了我們的分析結論，但長期有形資產現行成本的實證結果與基于現行成本配比模式的要求不符，根源在于計量的可靠性。隨著計量技術和相關監督機制的完善，這一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因此我們在設計方案中仍保留基于現行成本的配比模式，在證據表明缺乏基本可靠性的條件約束下，選擇基于歷史成本的配比模式。

我們已經以權益估價為目標，從計量的角度對會計準則制定進行了粗略的框架設計，這些設計尚未考慮約束條件——業績評價的要求。前已闡明，業績評價與權益估價的根本區別就是須剔除外部環境因素對企業業績的影響。在配比模式與計價模式中，配比模式能較好地滿足這一要求，但物價變動會影響配比收益，因而用現行成本與現行收入配比從理論上講更能反映經營者的努力程度。然而，在業績評價中，可靠性的要求比在權益估價中更高（主要是因為用于業績評價目的的會計信息更易引起經營者的操縱）。這是現實中基于歷史成本的配比模式根深蒂固的原因。但無論是用于權益估價還是業績評價，基于現行成本的配比都具有更大的相關性，更能反映經濟真實，而反映經濟真實是會計的基本職能。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提高計量水平和完善監督機制。適用計價模式的資產負債價值的變動大多反映的是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難以為經營者所控制，其價值變動與配比收益應分別列報，以利業績評價。總之，會計信息用于業績評價這一激勵相容約束條件要求對環境影響和經營者努力程度分別作出反映，由物價變動等外部因素引起的成本變動（現行成本與歷史成本之差）和價值變動同配比收益應列入不同財務報表，以供不同目的使用。

最后，我們用兩個表作為對從機制設計角度構想會計準則制定的一個總結（詳見表1、表2）。值得說明的是，這種構想是很粗糙和概括性的，顯然有不盡人意之處，其目的在于闡述準則制定的機制設計觀，以拋磚引玉，盡快建立起我國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體系。

表1會計準則制定的計量模式設計

活動類型一般項目特別項目

經營活動基于歷史成本配比（物價變動小或公允價值缺乏基本可靠性）基于現行成本配比（物價變動大并具有合理可靠性）公允價值計量（如待售長期資產、無形資產等）

金融活動公允價值計量歷史成本計量（如私募權益投

表2會計準則制定的財務呈報設計

計量模式呈列報表信息的主要使用目的

報酬契約履行權益估價

配比配比收益利潤表業績評價永續收益模型

模式成本變動綜合收益表企業產出（剩余）計量結果奧爾森估價模型

五、結束語

本文以資本市場為背景，從經濟機制的角度給出了會計準則性質的一個闡釋。會計準則的“經濟機制觀”能更好地解釋會計準則的產生和變遷，它同時結合了“技術觀”與“非技術觀”的優點，更有利于指導會計準則的制定。無疑，這給會計準則理論的主要使用者——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提供了另一種可供選擇的行動理由。制定一套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體系是我國會計理論界、實務界和政府主管部門共同追求的一項宏偉目標。雖然我國資本市場還不發達，會計準則也不僅僅適用于上市公司，但市場導向的改革目標已不容動搖，現代企業制度終將建立，以股東利益（公眾利益）作為準則制定的目標能為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創造良好的信息環境，世界經濟的發展證明了這一目標的正確導向作用。把準則制定看作一個機制設計過程，其中隱含的一個前提是準則制定者（政府）是公眾利益的代表，如果說在西方對這一前提還有懷疑的話，則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社會主義政府代表的我國準則制定機構完全符合這一前提假定，我國的準則制定應該比西方國家能更好地實現其目標，完成會計的歷史使命，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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