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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作為公民社會的精神蘊涵與價值確證方式，公民倫理通過彰顯獨立主體精神、權利與義務統一精神、契約精神、社會正義精神、市俗倫理精神等基本的精神價值，確證公民社會與公民身份的現代性意義。鑒于中國傳統宗法社會下的儒家倫理無法引申為現代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的價值判據的基本前提，建構中國的公民倫理便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訴求與期待。

關鍵詞公民社會公民倫理價值范式現代性

盡管“公民社會”（civilsociety或citizensociety）直至今日仍是一個歧義紛呈的詞，但公民社會中社會主體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又譯“公民資格”）是得以確證的[1]，這種確證不僅從公民社會的制度安排與社會結構得以實現，而且亦可從公民社會的精神文化形態——公民倫理中折射出來。毋寧說，公民倫理是讀解和探究公民社會的重要精神價值維度。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市場化、全球化、網絡化的現實境遇與生存方式的深化，中國現代化發展與公民社會建構實現了歷史耦合，公民倫理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公民社會建構的基本精神價值訴求，因此，探究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公民倫理的精神價值范式及其現代性意義，也就成了培育中國的公民文化與公民倫理精神的邏輯起點。

一、公民倫理：公民社會的精神蘊涵與價值確證

社會精神形態依賴和根源于社會的物質與制度基礎，而社會精神形態從主觀觀念層面揭示社會存在的本質特征，根據唯物史觀的闡釋，“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2]精神文化形態不僅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以觀念的形式存在著的現實世界。換言之，精神文化的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反映，也是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人們不僅僅通過對現實世界的反映而形成一個精神的世界，而且也根據對精神和觀念創造現實的世界，人類社會的發展正是通過現實與觀念之間的相互創造而達到合目的性發展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精神是對特定社會生活的合理性辯護，是使特定生活獲得合法性和價值性的內在支持。公民社會作為確證了“公民身份”的社會存在形式，其現代性意義不僅體現在結構性要素和制度性存在上，而且也體現在觀念與精神形態上，亦即，公民社會是一個器物存在、制度存在和精神文化觀念的統一。誠如英國學者杰弗里·c·亞歷山大(jeffreyc.alexander)認為的那樣：公民社會“并非只是一個制度領域，它還是一個有結構的、由社會確立的意識的領域，是一個在明確的制度和精英們自我意識到的利益之下和之上起作用的理解網絡。”在他看來，所謂“理解網絡”也就是公民社會的“主觀維度”。[3]愛德華·希爾斯(edwardshils)也指出，公民社會有三個主要要素，除了一套機構和制度外，還有“是一套廣泛傳播的文明的抑或市民的風范(refinedorcivilmanner)。”[4]公民社會作為新的社會生活狀態，離不開相應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文化體系；公民倫理除了從精神和觀念形態維度深刻揭示公民社會的本質特征外，還為公民社會的生成與發展提供合法性與道德正當性支持，為公民社會建構提供價值導引與方法論判據。毋庸置疑，公民倫理是公民社會的精神蘊涵與文化表征，是公民社會的現代性意義與價值的確證方式。

在我國，出于對公民社會結構性存在的爭論，或許其制度性特征（主要是公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特征）還難有統一概說，但公民社會的價值維度——公民文化與倫理精神是被較普遍地認同的。在倫理學視閾下，“公民身份”的現代性意義主要通過非現代的“臣民”（subjectman）身份比照烘托出來，公民的精神價值規定與臣民相對，是矛盾關系狀態的兩極。臣民（子民）是君主專制制度下人的無主體性、不自由、不平等的社會存在狀態，它所襯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別、人群對立、政治歧視、消極盲從權威等前現代性特征。而公民的社會角色作為它的對立面，通過對臣民角色屬性的顛覆與否定，在相反向度上呈現與發展它的現代性本質特征。盡管，公民社會在不同思想家中各有側重、歧義紛呈，但其中對公民身份本質的認識上有相當明顯的共識，這就是公民身份在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與平等以及在權利與義務關系上的對等性。從倫理學的學科視角讀解公民社會，它的本質并不在于它的具體形態以及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架構，而在于公民社會中的主體要素——公民獲得了人倫關系上的獨立性、自由性地位以及在權利與義務關系上的對等性質。在公民社會中成員的獨立主體性得到政治國家確認與尊重，人與人交往的公平規則成為社會成員普遍遵從的公共理性，個體的主體性與社會規則體現的主體間性，共同規定了公民社會下倫理形態的基本內涵。不論是黑格爾把公民社會看作是與政治國家相區分的獨立形態，還是哈貝馬斯認為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統合趨勢，公民社會中的公民的主體性地位首先是確定無疑的。公民社會的非政治性色彩的獲得，從根本上說是建立在公民的獨立性人格而非依附性人格基礎之上。只有在獨立人格的前提下，社會成員才能真正成為“公民”，而公民在自愿原則基礎上形成的自治組織和公共領域，才能相對獨立于政治國家，不受國家的任意干預。因此，從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相互關系來界說公民社會本質的政治學的讀解方式，與從人格獨立基礎上形成的公民社會的倫理學讀解方式，在邏輯上是相互貫通的。

公民倫理作為公民社會的精神蘊涵與表征，它雖棲身和受制于公民社會的社會存在，但它又是中國現代化的價值理念、精神導引，是社會主體行為的思想根源，是現代化恒久的精神動力和深層全面現代化所指。任何社會的現代化并非遵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原則，在現代化中伴生的變異的價值形態與無人情味的機制，越發把人置于“鐵籠”（韋伯語）之中。意義的喪失、道德視野的退色、工具主義理性的猖獗、自由失卻，無時不成為現代性的隱憂。[5]現代化伴生的精神病癥雖然無時不存在于公民社會的精神形態中，但它并不是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公民倫理應有的價值內涵，而恰恰是應被現代公民倫理及其精神形態加以滌蕩的對象。公民倫理正是通過現代性精神價值的高揚，一方面開新“前現代”倫理精神，使之獲得與現代公民社會生活相適應的品質與氣質，為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作精神指引；另一方面，又超越和匡正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產生的種種“非現代”的精神形態，剝離現代倫理的精神污泥。對于深受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社會而言，公民文化和公民倫理在傳統社會中的“缺場”，更加彰顯了公民倫理的現代性功能與價值，這種功能與價值不僅局限于它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伴生的種種“非現代”的價值觀念與精神文化的匡正，而且還在于它沖破與超越了傳統“私德主導，公德不彰”的倫理格局，構筑起良序的“公共領域”所吁求的“公共精神”，揭示并導引著中國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

二、公民倫理的價值范式

公民倫理作為公民社會的觀念形態與價值確證形式，正是通過自身一系列基本的精神價值范式來承載公民身份與公民社會的本質要求，為公民社會與公民身份提供觀念形態的論證和價值合理性判據。綜觀公民社會在西方與中國的實然發展與思想家的應然探求，公民倫理在獨立主體精神、權利與義務統一精神、契約精神、社會正義精神和市俗倫理精神等精神價值范式上，彰顯現代性的意義與價值。

（一）獨立主體精神

毋庸置疑，獨立主體精神是公民倫理最主要的原則之一。不論西方還是中國，在公民資格闕失的社會形態中，個體只能是社會共同體中構成部件，個體的社會活動只能以社會共同體為出發點和歸依，個體的非但不會有獨立的權利，而且也無法形成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價值認知與判斷的空間。在中世紀，西方人的主體性囚禁在宗教教義和教皇威權之中；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國人的主體性湮沒在家國一體的社會生存和整體主義的宗法禮治秩序之中。公民倫理作為公民身份的精神與觀念形態的確證方式，基本的前提就是彰顯“獨立主體精神”。個人主義能否作為其具有通約性（commensurability）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范式，在群族價值為先的東方國度歧見頗多，但公民身份及其觀念形態的本質決定，它必然要高揚個體主體性和個體特殊性價值，通過對個體獨立人格體認與頌揚，能返還個體獨立權利與獨立價值，使之真正成為認知與評判的主體。在黑格爾看來，公民社會（市民社會）的原則是“具體的人作為特殊的人的本身就是目的”[6]事實上，個體主體性和個體特殊性價值，也是催生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前提。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就是基于個體主體性基礎上，個體主體性和個體特殊性價值追求衍生出個體自利性，進而驅動經濟牟利活動。根據韋伯的揭示，在資本主義現代化啟動過程中，從新教倫理獲得的思想資源就是，把賺錢看作是人的“天職”（calling），“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7]因此，個體主體性和個體特殊性價值追求，是萌發現代市場經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不僅如此，個體主體性和個體特殊性價值追求又是形成個體獨立權利，保障個體權利不被公共權力消蝕，私人生活空間不被公共生活空間掩蓋，進而促成民主政體的前提與要求。而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又是公民社會最本質的實體性要件。正是因為個體主體性與特殊性在公民社會中有如此的重要性，故此，“公民”的獨立主體性與自由性的品質，之于公民倫理具有根本性意義。

（二）權利與義務統一精神

“公民”作為個體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特征，權利就成為其“合法的存在狀態”，失卻了正當性的權利基礎，公民資格也將不復存在。公民權利有多樣化的形態，主動的或被動的，法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或參與權利等等。[8]如果說公民權利是公民身份的實體性的核心構件，那么公民權利意識則是公民倫理最本質的價值理念。公民倫理正是由于其對公民權利及其價值的頌揚，而使之擺脫“依附倫理”、“服膺倫理”和“壓迫倫理”而獲得現代性意義。在西方，在資本主義公民社會以前的中世紀，由于個體主體性迷失在神圣的不容質疑的教義和教皇旨意中，個體沒有“我”的存在，與之照應的社會倫理形態自然是高揚“義務”和“服從”為旨歸的“美德倫理”，德性高低的判據絕非個體的權利存在及其實現狀態，而是無條件踐履成為上帝“選民”所應具備的德行規范。直至馬丁·路德、加爾文改革，才賦予人們“新的精神氣質”。在傳統中國，禮治價值與秩序直接對應傳統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個體價值服膺于國家與社會的需要，個體權利不僅由“外在于我”的宗法政治權力、宗法禮治規范來界定，并與個體“身份”直接照應，而且個體權利的價值性不存在于它對個體自我世界的關照，而體現在它服務和貢獻于作為權利淵源的宗法社會與家國，“反求諸己”、“修齊治平”以達“至善”之境。概言之，在整體至上的宗法社會中，并不完整的“權利”實存及其理念是以“義務”的形式作為價值歸依的。“權利意識”與“臣民意識”、“子民意識”和“禽畜意識”是人倫秩序、人我關系狀態的矛度兩極，前者通過對后者的揭批與顛覆使人擺脫王權與神權的束縛，最終開啟現代性社會精神氣質與人倫秩序。但公民倫理并非只駐足于對權利意識的確證與弘揚，“權利”作為在“權利——義務”對應關系狀態下的存在，倘若離開了對義務向度的考量，它將走向無政府狀態——一種跟前現代倫理相反的偏執。故而，公民倫理的現代性蘊涵必然體現在對權利與義務統一的精神的高揚上，公民倫理對權利意識與精神的高揚也僅是出于欲破除前現代倫理圍困的革命性吁求，毋寧說，即便是這一價值訴諸也是基于“權利——義務”關系對等和平衡考量基礎上的。

（三）契約精神

契約精神折射出公民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的規范主義基本精神價值。契約不僅是規范社會秩序的需要，同時也是保障公民先在的權利與自由的訴求。美國人福山指出：“秩序的產生不是森嚴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權威所委托的自上而下的委任統治權帶來的結構，而是權利分散的個體自行組合的結果。”[9]從契約的本源蘊涵及其所折射出的人類生活的特性與需要的應然向度看，契約不僅是經濟的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同時還是哲學倫理學概念。[10]經濟和政治層面存在的契約，直接起著約束與規范作用，通常表現為法律和制度形態；而以倫理形態存在的契約精神則是一種具有“公共理性”意義的文化存在，能集中揭示和印證一個社會的基本的文化價值蘊涵。按梅因的揭示，既然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status）到契約的運動[11]，那么，契約無疑具有標示社會進步程度的意義。契約關系越發達，契約精神越能得以彰顯，社會也就越發走出身份社會與人情社會——一種棲身于血緣關系、親緣關系而存在的非理性狀態。由于東西方躍入文明社會的路徑差異，西方“古典古代”方式下的城邦制傳統孕育了西方社會的契約精神與文化，契約精神也因而成為了體現西方文化特質的精神觀念。而以“亞細亞古代”方式進入文明社會的傳統中國，在社會精神文化層面占居主導的只能是人情至上的宗法倫理精神形態。在家國一體社會結構與宗法禮治秩序的社會背景下，經濟交往層面的契約及其思想“就跟商人階級一直言微力輕一樣”；在社會政治領域，契約思想“決沒有形成一種引發歷史運動、改變歷史進程的系統理論”；在倫理精神高度，“契約的思想也沒有踏進過哲學和倫理學的殿堂。”[12]在西方社會中，契約精神不但是反封建神學服從型精神價值觀念的犀利武器，同時也是構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理念和思想資源。契約精神的現代性意義并非只駐足于西方社會，它對于正在邁向公民社會的中國而言，對于古老的倫理精神文化的開新，同樣具有革命性動力與現代性指向的重大價值。

（四）社會正義精神

作為體現公民倫理的特質的基本價值范式之一，社會正義通過訴諸于由“合意”而產生的、合乎公共理性的制度與規范，除了保障公民社會整體秩序的正常運轉，還保障差異主體的在公共生活中地位平等、權利與義務均衡，保護個體合法的私人生活空間，確保個體公民身份不被任何不具有“合法性”基礎的外力所銷蝕。顯然，社會正義是公民社會和公民倫理彰顯現代性意義的基本向度，而社會正義又是以制度公正為首要歸依的。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13]“正義原則必須在市民社會的背景制度中給予基本自由和機會以優先性，它們使我們能夠首先成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并根據這種身份將我們的角色理解為個人。”[14]社會正義的價值理念說到底就是公民平等資格的理念，公民身份的平等性只有得到確認，社會正義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正義無可厚非首先主要是“社會制度安排”，但“除了對于制度的原則的契約之外，必定還有一種有關公平和忠誠、相互尊重和仁愛這類概念（均應用于個人）以及有關指導國家事務的原則的契約。”[15]誠信是社會正義在個體身上的要求，它通過每一個體對契約的信守而大大減少社會規則運作成本，實現社會正義最大張揚。如果說制度公正是一種規范倫理的考量，那么個體誠信則表現出德性倫理的特征。社會正義的兩種價值維度共契，共同型塑公民倫理的現代性特征。在身份社會中，人的權利、資源和社會地位均不外由先天的“身份”給定，受制于少數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團意志的制度與規范，并不能體現出“合意”的精神，加之根系發達的人情網絡，極大地消解了制度公正性和個體誠信品質。而社會正義的價值精神，正是通過對身份社會下的人在物質資源、社會地位獲取和在價值評標準上的“不公正性”的摒棄，使制度規范獲得“合法性”基礎，使倫理思想獲具平等、正義的價值。社會正義既棲身于具體的制度規范之中，又超然于制度規范及其形成的文化與精神理念，具有異調文化下的通約性意義。

（五）市俗倫理精神

在公民社會中，公民身份的前提與特征，使得與之相應的倫理形態所倡揚的價值范式，必然要由身份社會下的神圣型倫理精神向契約社會下的市俗型倫理精神轉化。亦即，公民倫理并非著眼于完滿的至善至圣的人格與德性的建構，而是側重于構筑差異主體在世俗生活層面自由、平等地生存的道德價值規范與精神空間。具體而言，市俗倫理精神也就是底線倫理精神，就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精神。它并不刻意追求德性崇高，而是吁求公民社會日常生活的理性與規范。公民倫理的這種世俗生活面向，并非要把公民倫理的德性訴求降低倒法律條文要求的水平上而消解倫理道德的價值導引功能，而是要拋棄脫離市俗生活基礎的、形而上的、超驗的倫理范式，以使社會倫理精神從少數社會精英分子的面向返回普通大眾的現實生活面向，從脫離現實生活的泛理性化的“天國世界”回到“感性世界”上來，返還倫理道德的社會生活實踐的本性與日常生活的情懷。在現代化進程中，現代科技力量勃興、社會生活快速流變，傳統社會中的缺乏現實生活考量的、至善至圣的“德性”，由于割裂了德性與幸福、道德的精英性與大眾性、道德理性與主體心靈和情感的交融而使其感召力日漸消逝，而由合法性倫理精神構筑的低線倫理對于公民社會規范與價值秩序的運作，更具有基礎性、本原性意義。在社會大分裂時代，“法律和制度的透明框架將取代道德一致，并將產生政治秩序。此種政治制度并不要求人們具有德行，只是要他們具有理性，并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遵紀守法。”[16]與歷史上的道德相比，公民社會的道德接近于是一個最小的同心圓。這一“道德底線”也可以說是社會的基準線、水平線。普遍主義的道德要行之有效是需要建立在人們的共識基礎上的，現代平等多元化的社會則使人們趨向形成一個最小的共識圈。[17]毋庸置疑，在個體主體自覺的多元化時代，具有普遍主義意義的市俗倫理精神，直接進入了公民現實的日常生活領域，貼近了公民社會基本的人倫規范，契合了公民社會規則與秩序運作的需要，具有社會公共理性的蘊涵和平實、平民、民生的價值面向。

三、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公民倫理的進路與期待

如果我們認識到，價值維度是社會現代化內在的、深沉的和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那么，我們對現代化的理解就不會駐足于外在的器物層面，而必然會深入到制度乃至更深層的社會文化和精神價值的領域。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市場化、全球化和網絡化的現實際遇，為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提供了客觀現實條件，同時也預制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公民社會建構的現代性價值與意義。在理論向度上，中國現代化與公民社會的歷史耦合，自然決定了作為公民社會的精神蘊涵與文化表征的公民倫理是這一境遇中的基本吁求，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理論演繹；但在這一演繹后面卻是充滿著深沉的歷史負重和巨大的艱辛與痛楚的過程。因為，“它會根本性地改變或轉換我們世世代代的傳統道德規范與價值秩序”，它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最后一場決戰”。[18]事實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公民倫理訴求，絕非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理論推演，其現實情境是“中國傳統倫理的現代轉型”——這一中華民族百余年來綿延著的“宏大的歷史敘事”。

中國現代化與公民社會的歷史耦合直接根源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市場化、全球化與網絡化的現實境遇。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日益深化的市場化的社會存在與生存方式，為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育作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制度提供與精神型塑。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全球化、網絡化的特殊際遇，把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與生長置于全球化的宏觀背景中，創設了跨越疆域阻隔的比照與互動機制，其間孕育的現代開放的價值理念與精神氣質，進一步改變了源自傳統社會的根深蒂固的種種前現代和非現代價值理念。而網絡化的生存方式以其虛擬化、隱蔽化的特征，釋解了現實人倫秩序對個體自由自主特性的約制，激發與強化社會成員的獨立主體意識、獨立權利意識，成為構筑中國公民社會的全新平臺和開闊的精神空間。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多元驅動力量，既解構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與生存方式，也為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與生長準備了從器物到制度到精神的良好條件。盡管中國公民社會的具體形勢及其與國家的關系存在諸多爭議，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市場化、全球化、網絡化際遇與生存方式，不斷驅動著個體主體自覺、公域生活與私域生活分化、權利意識萌生、契約精神彰顯后，作為這些精神價值的確證形式的公民社會趨向，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公民社會發展的客觀性，為公民倫理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價值合理性基礎。公民倫理與中國傳統倫理（主要是儒家倫理）并非是一種同質性的倫理形態。在家國同構境遇中生存的、囿于宗法血緣關系的中國傳統倫理形態，只能是家族倫理、親情倫理和身份倫理，這也是集中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定性結論。在傳統社會中，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均統合于家族生活及其放大了的村社社會生活中。以現代法制為基奠的公共生活的“空場”，使得傳統境遇中的社會倫理哪怕有著深厚的價值合法性基礎和“至善至美”的形態與功能，卻也永遠無法開出具有現代意義的現代公共生活的價值范式。[19]而中國傳統倫理的闕失，恰恰是現代“公民倫理”的價值領域。黑格爾指出：“作為精神的直接實體性的家庭，以愛為其規定，而愛是精神對自身統一的感覺”，“愛是感覺，即具有自然形式的倫理”，“在國家中就不再有這種感覺了，在其中人們所意識到的統一是法律，又在其中內容必然是合乎理性的，而我也必須知道這種內容。”[20]在黑格爾對人在“家”與“國”中的不同聯接方式的界分中，我們不難辨清和厘出家族生活的親緣倫理與公共生活的公民倫理的異質性特質。與人的家庭（族）生活的親緣關系紐帶不同，“國家的、政治的公共生活，只有在通過法律確定了每個公民的政治社會的成員的平等資格，這種資格得到了實際的尊重，并且商業的發展使人們具有了不同于血緣、地緣關系的職業身份時，才是現實的。”而“公民倫理是只有在一些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夠發展成為生活的倫理。這些條件包括社會成員們共同地獲得的社會制度在法律架構下確定每個成員的資格方面的實質進步。”[21]中國傳統倫理作為一種德性倫理的典型，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德性人倫訴求與規范架設上是相當成熟和完備的，統倫理心性層面追求崇高道德人格與“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以及傳統倫理日用層面的德性訴諸，對于現代化的健康發展和個人精神世界的拓展無疑具有相當積極的價值與意義，但傳統社會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和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沒有分化成型、現代意義的公共生活沒有出現的基本事實，又決定了傳統倫理范型只與傳統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有內在一致性，而在家族生活迅速瓦解、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日益分離的現代社會，心性倫理即便在現代社會中似乎仍富含“德性崇高”志向，但由于它開不出現代公共生活（主要體現為政治生活）的價值范式，直接決定了它不適合作為引申公共生活準則的依據。[22]與傳統倫理的基本價值規范比照，上述概括的現代公民倫理的基本價值范式，或許還可繼續在不同向度作出增補和細化，但所有這些范式與傳統倫理范式之間的差異與區分，不外乎可歸結為以依附性、先在性為特征的血緣宗法關系與以獨立性、平等性為特征的法律理性關系，這兩個不同邏輯起點的差異與對立。盡管，傳統倫理的基本德性規范對于公民倫理具有不可置疑的價值性，但兩者不同的邏輯緣起，使之分屬于不同的價值生態與范式。在兩者殊途的志向表達中，人們不難得出倫理精神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界分與距離。

無可置否，如同世界范圍各國現代化一樣，中國現代化和公民社會進程中涌現與萌生的大量“非現代”精神因素，很大程度消蝕和遮掩了公民社會構建的合法性基礎，使公民倫理價值光環黯淡許多，但公民倫理蘊涵和揭示的“現代性”價值、意義與路向，又是十分明顯、重大和確鑿無疑的，這是任何具有辨證思維和理性解析力的人所具有的基本的價值判斷。誠如國內學者所言：“‘現代性’具有其極強的擴張力量，其基本元素，諸如，市場經濟、政治民主、科學理性和無限目的論的現代進步主義文明（化）價值觀念等等，都具有開放、普遍化和無限擴展的特征。但‘現代性’與其說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模式概念，毋寧說是一種社會發展和文化知識進步的定性概念，通過擺脫傳統和古典，它力圖展示并標舉一種具有全新性質的人類文明和文化。”[23]在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日益擺脫宗族村社生活模式并日益分化、疏離的當代中國社會里，傳統倫理在公共生活所吁求的理性價值規則上的闕失，不可避免造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無序、困頓與緊張，但從而也彰顯了公民倫理之于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價值性與現代性意義。在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一些學者紛紛提出各種發展與創新傳統倫理，以使之走出現代社會生活困境，并營建公民社會的公共生活的價值生態的種種訴諸：如臺灣有學者倡導“五倫”之外的“第六倫”[24]、大陸學者提出“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之說[25]，等等。諸種言述，與其說是對中國傳統倫理的繼承與發展，毋寧說是對“現代性”的中國“地方性知識”的探察，更確切說是對現時代東方儒家文化國度的公民倫理精神及其價值范式的覓求與追尋。

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加速與深化，為公民社會的發育提供了越發充分的條件，也對作為其精神文化內核公民倫理有了更為迫切的期待。盡管由于“歷史的惰性力”[26]，使“價值更新”格外艱難，但它作為“中國完成現代化過程中最后一場決戰”，對加速中國的現代化步伐和催生成熟的公民社會具有決定性意義。可以說，實現傳統倫理向公民倫理轉化，將是公民社會在中國最終確立的標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市場化的生存方式的確立與深化以及全球化、網絡化的現實際遇，為公民倫理及其價值范式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生成，準備了最好的物質條件與社會生活基礎。而中國現代化中的個體主體自覺、整體主義價值結構的消融、重義輕利價值標準的改變、生活世界的領域疏離以及權利意識萌生、契約精神的彰顯，均是公民社會趨向中傳統倫理裂變并向公民倫理遞嬗的基本征候，實現了與公民社會倫理精神與公民身份、公民意識和公民人格的有機耦合。但公民倫理作為公民社會的精神內涵，它離不開公民社會趨向下社會主體的應然性的價值追求與行為建構，因此，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實然狀態的倫理變遷與倫理新維，充其量不過是公民倫理零散而不系統的精神質料而已，還遠未形成公民倫理的全貌。根據哈貝馬斯的解釋，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向是一個不斷追求現代社會價值（目的）系統的合理性（合理化）和政治—文化領域的合法性（合法化）的過程。但該項“現代性的謀劃”（theprojectofmodernity）因為社會條件的不充分——主要由于“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化”，即物質商業化（金錢）和政治權力對“生活世界”的入侵與消蝕造成了現代性本身的合法性危機，使之自啟蒙運動開始就成為了一項“未完成的謀劃”。[27]如果說把公民倫理及其根植的公民社會形態，視為中國現代性謀劃的全部內涵，那么，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化”——當下中國社會的道德無序與失范、精神世界的空虛、現代精神病癥的涌現等，極大地沖擊了精神價值世界的文明進程，中國“地方性知識”下吁求公民倫理的“現代性謀劃”的確還遠未完成。

注釋：

[1]“公民社會”是一個歧義紛呈的詞，英文civilsociety和citizensociety均可作“公民社會”譯，語義大體相同，但civilsociety更加常用，在國內更通常作“市民社會”譯，側重從制度層面來讀解，有“祛政治性”的意味；citizensociety則強調社會成員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強調獨立主體的政治與社會權利。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頁。

[3]杰弗里·c·亞歷山大：《作為符號性分類的公民與敵人：論市民社會的極化話語》，朱蘇力譯，載鄧正來、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頁。

[4]愛德華·希爾斯：《市民社會的美德》，李強譯，載鄧正來、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頁。

[5]【加】查爾斯·泰勒著：《現代性之隱憂》，程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6][20]【德】黑格爾著：《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97、175頁。

[7]【德】馬克斯·韋伯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8頁。

[8]本迪克斯將公民權利稱作“合法的存在狀態”，將政治權利稱作“合法的行為權利”，托馬斯·雅諾斯基在此基礎上進而提出公民的四類權利：法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或參與權利。參見【美】托馬斯·雅諾斯基著：《公民與文明社會》，柯雄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2頁。

[9]【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劉榜離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頁。

[10][12]何懷宏著：《契約倫理與社會正義——羅爾斯正義論中的歷史與理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3、12－13頁。

[11]【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97頁。

[13][15]【美】約翰·羅爾斯著：《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5頁。

[14]【美】約翰·羅爾斯著：《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頁。

[16]【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劉榜離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

[17]何懷宏著：《底線倫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18][24]韋政通著：《倫理思想的突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頁。

[19][21][22]廖申白：《公民倫理與儒家倫理》，載《哲學研究》2001年第11期。

[23]萬俊人著：《現代性的倫理話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1頁。

[25]參見林毓生著：《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

[27]j.habermas“modernity——anincompleteproject”,轉引自萬俊人著：《現代性的倫理話語》，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