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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正相關關系，不僅為發展經濟學所證明，而且為中國和世界的經濟發展所證明。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如何城市化。這種討論對于中國這種正在城市化，行政力量又起主導作用的國家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城市化一定要有產業支持，堅持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三位一體，切忌“空殼”化 產業發展的順序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沒有城市化，二次、三次產業就失去了發展空間和載體。城市化與相關產業本當融為一體，沒有產業支柱的城市化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也是發展不起來的。道理很簡單，沒有產業支持，城市的人口就很難充分就業，就沒有足夠的收入，就很難刺激消費，而沒有消費就沒有再生產。筆者的這一番議論絕非空穴來風。現在有的地方搞城市化，沒有產業支持，民間戲稱為“一條大馬路，兩行卷簾門”。這樣的城市化恰如當年形式主義的大辦開發區，是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那么，一個城市在產業選擇上應當遵循什么樣的原則呢？首當其沖的是比較優勢，是有利于勞動力的轉移。比較優勢是市場經濟的真諦。簡單地說，市場經濟就是各市場主體都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然后進行交換。不僅自己的蛋糕可以做大，整個社會的蛋糕也可以做得比原來更大。按照發展經濟學家約翰·劉易斯的看法，所謂發展就是把傳統部門、即農村的無限供給的剩余勞動力通過發展現代部門不斷地予以轉移。從實踐來看，這種供給必須是有效供給。所謂有效供給就是選擇的產業層次對從業人員素質的要求與轉移出來的人員的素質相適應，可以有效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如果選擇的產業對人員素質的要求太高，即使城市有很多這樣的企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也轉移不出來。剩余勞動力在素質上的不適應是一種結構性失衡。從實踐來看，我國浙江溫州、臺州、寧波等地是城市化、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功的典范。這里基本上不存在農民問題，因為很多企業就是農民辦的。農民辦的企業自然與農民的素質相適應，故而順利地實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加之勞動力成本低（對于真正的企業家來說，如果用機器合算就用機器，用勞動力更合算就用勞動力），產品有競爭力，其客觀效果是經濟發展得很快。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與人員素質再不斷提升。這一典型案例告訴我們，任何技術都是適度技術，是經濟技術，即有經濟效益的技術，不是技術含量越高越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西部的一些省份在產業選擇上無視本地地域偏遠、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素質不高的特點，非常時髦地選擇高新技術產業作為支柱產業。這樣的工業化是把現代部門鑲嵌到傳統部門，是計劃經濟早期發展工業化的做法，是在復制“二元經濟”。 兩種不同選擇的深層次差異是誰在進行選擇。浙江的選擇主要是老百姓根據市場需求自發選擇的，選擇的結果與選擇者的利益休戚相關。后者的選擇是地方政府決策的，地方政府首腦在進行選擇時，首先考慮的是政績，與老百姓的目的、動機是有差異的。 其次是準確的戰略定位。戰略定位是發揮比較優勢的邏輯必然。一個城市的戰略定位就是要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尋找到在一個經濟區域中自己的城市所能扮演的角色，找到適合與自己城市的位置，形成城市的品牌和形象。由于在一個經濟流動圈中各個城市與生俱來的特征不同，決定了各自擔當扮演的角色不同，都當龍頭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們應當從自然經濟相對封閉的自成體系的思維方式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思維方式：龍頭城市和配角城市都是獨立的主體，是基于自己利益的交換行為，交換的結果是雙贏的。嘉興選擇服務于上海，把上海作為自己的大市場，效果相當不錯。最后，筆者還想強調的是，在產業選擇上一定要正確認識傳統產業、夕陽產業和知識經濟的關系。傳統產業并不等于夕陽產業，比如煉鋼確實是傳統產業，但并不是夕陽產業，關鍵是怎么用最新的技術去裝備和改造傳統產業。這個問題對于老工業基地特別重要。總之，我們不要一聽新經濟就盲目地興奮，一聽傳統產業就黯然神傷。

鍛造和提高城市競爭力 城市競爭力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概念。筆者以為城市競爭力應當包括一個城市的區位、基礎設施、比較優勢、交換費用的大小以及開放的程度。 城市的區位、基礎設施、比較優勢對城市競爭力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本文擬重點探討的是交易費用大小和開放程度對城市競爭力的影響。“交易費用”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教授在《企業性制裁》中提出的一個樞紐性概念，是指企業在市場上搜尋信息、簽約履約、甚至包括打官司的種種費用。一個城市的交易費用指明經濟行為主體在該城市的生存環境，包括市場秩序、社會信譽、依法行政、減少辦事環節、提高辦事效率等等。如果一個城市市場秩序混亂、假冒偽劣充斥，缺少信譽，政府部門基于本位主義的利益，壓制企業，竭澤而漁，或互相扯皮，就會加大企業的交易費用，這樣的城市其競爭力就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相反，則可能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城市競爭力的大小與交易費用的大小成反比例關系。在如何降低城市的交易費用問題上有一個思維方式的轉變問題。應當承認，為了提高城市競爭力，大多數城市都采取了提高辦事效率，例如集中辦公等，這當然是十分可貴的。但這樣做的結果時有反復。如果換一種思維方式，例如政府少管一些事情，那就自然減少了環節，減少了依附在各個環節上的人，效率自然就高了。少管事，管自己應當管的事，才是市場經濟對政府的要求。 構成城市競爭力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城市的開放程序。研究發現，哪一個城市開放，哪一個城市就發展得快；哪一個城市封閉，哪一個城市就相對落后。原因在于開放可以接受最前沿、最新鮮的觀念此外，開放與流動相結合。有了流動就有了活力，就有了資源的最佳配置。因此，一個著力于提高城市競爭力的政府應力促開放。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我們的城市化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進行的，這樣的特征決定了地方政府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重要的作用可以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我們通常所講的政府職能，例如搞好基礎設施，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努力降低交易費用。二是企業家的職能。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扮演著企業家的角色，發揮著企業家的功能。具體表現為吸引資源，組織資源，發現、創造并展示城市的賣點，把整個城市像商品一樣推向市場。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如何扮演企業家的角色呢？要發揮企業家的功能，就必須像企業家那樣思考問題。比如引進人才，我們可以按照傳統的方式，以比較優惠的條件，連同人才的所有權一并吸引（這是目前很多地方依然采用的方法）。也可以換一種思路，例如以服務一段時間，服務于一個項目的方式，組織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源。采用這樣的方式通常可以找到具有獨特優勢的人才。因為用人單位不會給這些人父愛主義的保護，有一個很好的退出機制，例如，如果所用人才不符合要求可以及時地終止合同。再比如城市的發展規劃，城市建設的重大舉措，都可以以市場的方式利用社會上的人才，即利用外腦進行設計、規劃、咨詢。最后，一個城市的政府作為企業家不能僅僅是做好一般性工作，其主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工作是經營城市，要像商人那樣不斷發現和創造出城市的賣點，把城市推向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