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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和：對符合人性美的健康情感的合理抒發

《詩經》首篇《關雎》是一首歡快的愛情詩，孔子贊美此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家都知道“淫”是放縱、恣肆的意思，但是通常卻容易誤解“傷”的意思，在這里“傷”的意思與“淫”相通，是“太過”之意。孔子贊美此詩快樂而不放縱，悲哀而不過分。抒發追求愛情時的痛苦沒有聲嘶力竭的痛哭，僅止于輾轉反側的纏綿，表達得到愛情時的歡樂沒有迷狂和放縱，只有鐘鼓齊鳴。可見，此詩對愛情的表達符合儒家中正平和的禮義道德，符合人類美好德行。中和的情感表達要求會不會壓抑人性，給人虛偽做作之嫌呢？《詩經》中《小弁》和《凱風》都是涉及兒女對父母情感態度的題材內容。《小弁》寫的是父親聽信讒言放逐了兒子，兒子表達心中憂憤的一篇作品。《凱風》寫的是母親因過不得志于其夫而處于痛苦處境，兒子哀憐其母，并自責當初不能勸諫母親以使母親不至陷于痛苦處境的一首詩。關于這兩首詩，《孟子•告子上》中有這樣一段評論：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在這段對話中，公孫丑也認為《小弁》的作者表達了對父母的怨恨不滿之情，所以這首詩的作者不孝。而《凱風》的作者卻沒有怨尤母親，所以《凱風》的作者孝順。孟子堅決反對這種看法。孟子認為，父母有很大的過錯，兒女不予指出，也不抱怨，其實這是在情感上對父母的疏遠，實則不孝；相反，父母過錯很小，做兒女的卻發怒、抱怨父母，傷害父母的情感，這也是不孝。在這里做兒女的面對父母的過錯，不是表達了怨憤不滿就不好，而是要有一個“度”。它要根據父母過錯的大小來決定，父母過小而怨或過大而不怨，這兩種情感態度都不中正，都走了極端，所以都沒有達到“孝”的情感標準。中國有句古語，“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三不孝”中的另外兩種不孝，東漢經學家趙岐在《孟子注》中說：“于理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這里明確指出，一味順從，見父母有過錯而不勸說，使父母陷入不義之中，這實是一種不孝。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化中所主張的情感表達的中和之美，其實是對符合人性的健康的真情實感的抒發，絕不是委曲求全，壓抑人性。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這種符合中和之美的抒情原則是進步的，是完全符合人類文明與文化的發展要求的。

二、酒神和日神精神統一：發揮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

西方的文學精神也有一個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雙重組合。所謂的酒神精神就是對人類原始情感的宣泄，所謂的日神精神則是對人類欲望的理性制約。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多位哲學家確立了西方文學中日神精神的地位。柏拉圖指控了古希臘詩人的罪狀，說他們“褻瀆神明，描寫神欺騙、嫉妒、貪婪、撒謊、喜怒無常、挑撥離間、奸淫劫掠、無惡不作，這些描寫傷風敗俗，教壞了青年人，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因此，柏拉圖主張藝術應該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和審美教化功能。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悲劇時提出了文藝的“凈化”說。他認為：悲劇“應摹仿足以引起恐懼與憐憫之情的事件”，并“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使觀眾的情感得到凈化”。亞里士多德的所謂凈化，主要是指悲劇經由審美愉悅給人以一種“無害的快感”，它能使情感凈化，給人以崇高感，從而達到道德教化的目的，這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使人在這種充滿快感的審美欣賞中，在受感動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提高道德水平。這也正是悲劇之崇高的目的和作用。亞里士多德所要求的在快感中必須使情感和心靈得到升華和凈化，這又顯然是文藝作品中的理性意志對自然情感與欲望的一種適度的約束與提升。這與我們中國對中和美的要求是一致的。

作者：王慧單位：空軍航空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