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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對清末民初的富榮鹽區城市社會結構的核心一一社會階層結構和作為社會階層結構分析的決定性因素職業結構的變化規律做了粗略的勾畫，并對引起這些變化的因素進行了簡要的分析。富榮鹽區城市是資源型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社會結構變化的規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源型城市社會結構在清末民初的狀況。

關鍵詞：富榮鹽區；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結構；職業結構

清末民初四川富榮鹽區城市(即今天的自貢，1939年設市以前為富榮鹽區，分屬富順縣和榮縣轄制)作為傳統工礦業城市的代表之一，以鹽著稱。其鹽業生產歷久不衰，留下的實物資料和文字資料也為眾多資源型城市所不及。而且鹽業生產經營的歷史，一直是國內外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有興趣探討的問題，研究成果涉及了發展的淵源、生產技術、租賃關系、經營管理、運銷等諸多方面。清末民初四川富榮鹽區鹽業生產迅速發展，城市社會處于劇烈變化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城市社會結構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下面，筆者將簡要分析富榮鹽區城市社會結構的核心一一社會階層結構和作為分析社會階層結構的決定性因素職業結構的變化規律，并對引起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因素作初步探討。

一、城市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規律

社會是由人構成的，而人的社會性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這種關系由社會結構提供的社會經濟制度確定。社會結構就是以人為核心所構成的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其核心是社會階層結構。城市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城市社會結構是社會結構的重要內容，因此在研究城市社會結構時，必然要以城市社會階層結構為核心。

清末民初富榮鹽區的發展帶來了城市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其變化呈現出如下規律。

(一)鹽業資本集團的形成與發展

富榮鹽區鹽資源豐富，鹽業生產的基礎較好。清初由政府組織的大移民，帶來了鹽業生產

勞動力，也為鹽業生產注入了資金，這些資金為鹽業生產準備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清末，四川農村中一部分農民破產，還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這為鹽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天然氣井的大量開采使鹽業生產獲得了優質的燃料，而“川鹽濟楚”擴大了銷鹽市場，因此鹽業生產不斷擴大，鹽業資本也迅速積累。一些人出租土地，一些人憑借技術，一些人建立誠信，一些人開拓市場……在這個過程中，資本逐漸聚斂到少數人手中。到清末，形成“王、李、胡、顏”四大鹽業集團。“王”是以王朗云為代表的王三畏堂，以土地出租和入股起家而“富甲全川”；“李”是以李維基等人為代表的李四友堂，以率先突破陜商包攬運銷、創辦邊岸、開拓楚岸市場而致巨富；“胡”以胡元河為代表的“胡慎怡堂”，靠商界信譽發跡，后經營鹽業而蓬勃發展；“顏”是以顏昌英為代表的“顏桂馨堂”，以對鹽井地質的研究和深井技術的掌握見長，最先開發地層深處的鹵氣資源，在短短的數年間就富比千戶侯①。

經濟上的發展使少數鹽業資本集團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地位，因此除經營鹽業、土地外，少數集團還謀求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的最大權勢。比如胡慎怡堂的胡汝修主持家政時，就花費巨資向清廷請得三代資政大夫誥封，僅孝先加捐一項就達白銀七千兩。官宦滿門，儼然為封建世家。最能說明鹽業資本集團謀求政治地位的是“自貢地方議事會”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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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自流井鹽業世家》第141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自貢地方議事會的設立是富榮鹽區鹽業資本集團為建立地方政權做的一次嘗試。在領導機構組成中，王、李、顏等三大鹽業集團占了議員席位的一半以上，他們在自貢地方議事會的各項活動中起了主要作用。從組織機構看，自貢地方議事會設正、副議長各1人，議員12人，下設審家長、文牘長、庶務長，以及鹽政、財政、交通、學務等科，另外還有自貢地方裁判所、檢事局、軍事局等。可以說，議事會中立法、司法、行政齊備。就議事內容看，政治、經濟決議案占了78％，其核心內容是整頓鹽務，減免苛捐雜稅和擬設合組自貢的行政實體①。自貢地方議事會的這次實踐沖破了封建主義的障礙，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標志著富榮鹽業集團正逐步發展為一個階級，并啟動了自貢鹽區建立行政政權的努力。

(二)鹽業工人的變化

首先是鹽業工人身份的變化。古時富榮鹽區的鹽工多為流放之人，或刑徒，或游民。到宋代，由于人口增加，促成鹽業發展，并推動鹽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從事鹽業生產的人才有了正式的稱號：“工匠”。元明兩代明確規定，只有編屬國家匠籍的灶戶才能從事制鹽生產，而整個生產過程主要由官府或豪強大戶組織鹽民進行。到清代，由于社會分工逐漸細密，鹽業工人身份也在發生變化。清代鹽工的來源有三類：一為世代相傳的鹽工；一為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主要是附近或者經親友介紹輾轉而來的尋求謀生之路的農民；一為囚犯充任。除了囚犯外，其他鹽工都有人身自由。鹽區設有“人市”，鹽工和雇主之間可以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后，即可上工。自由雇傭的鹽工，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工資發放也較為自由，要么按班、月、日領取計時工資，或按完成工件的多少領取計件工資。

其次是鹽工人數的增加。從鹽業資本集團的發展可以看到，鹽區工人人數呈增加的趨勢，因為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是以雇傭勞動的相應增長為條件。對于人數的增加，沒有具體統計數據，

僅從有限的零散的材料中，可以窺見一二。嚴如熠在《三省邊防備覽》中載：“川中沃饒，為各省流徙之所聚……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萬人……井灶亦日歲盛一歲所用匠做轉運人夫，實繁有徙，得食其力。”②李榕在《自流井記》中說，富榮鹽場“合計得三四十萬人”③。王仁遠、陳然、曾凡英等認為：明景泰年間約為十幾萬人，到民初達到近三十萬人④。無論鹽區人口數是多少，以上記述給我們這樣的結論：人口在聚集，在增長。富榮鹽區城市是以鹽業為主導性產業，因此增長的人口必以鹽工為眾。

(三)勞資關系及階級關系變化

清末富榮鹽區雖然出現了少數資本家，但鹽業資本集團整體實力還是比較薄弱，表現在資金短缺、生產規模不大、技術改進還較緩慢。因此，生產條件較差，工人工時長，工資低，勞作十分辛苦。如李榕所記：“農人之苦有春秋，灶民之苦無旦晝”，“鑿井之工，歲停出月無日，燒鹽之工，歲不停日，蓋天下之至勞苦者也”⑤。在王三畏堂，“每月所余的米、炭和錢，由職員分去，工人無份。井上招雇權屬山匠，開除權屬管事……工人病時無醫藥，老時無優待，因工負傷隨意付給一點醫藥費后開除，因工致死付給燒埋錢八串，叫做‘廠規’”⑥。在李四友堂，工人的工資比掌柜、高級職員要低數倍至二十倍。這種狀況使鹽區勞資關系經常處于緊張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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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貢市檔案館藏：《自貢地方議事會第一月議事錄》。

②嚴如：《三省邊防備覽》。

③李榕：《自流井記》．載自貢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自貢市志》下冊第1705頁，方志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④王仁遠、陳然、曾凡英：《自貢城市史》第188—18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⑤李榕：《自流井記》，見《自貢市志》下冊第1706頁。

⑥自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自流井鹽業世家》第3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為了改善工作條件，縮短工時，提高工資，工人們先后組織了自己的幫會，最早是燒鹽工人組織炎帝會，繼之是挑水工人組織華祝會，銼井工人組織四圣會等。炎帝會是鹽業井灶燒鹽工人的組織，成立于嘉慶年間。該會會首稱香手，由選舉產生，輪流任期三年，定期有年會。該組織斗爭的目標主要圍繞工作時數和工資福利兩個核心進行，包括工作班次、每個工人管灶口數、工資待遇、伙食等方面；炎帝會提出的這些要求遭到了拒絕，鹽業資本集團還勾結官府對其組織進行逼迫。井灶工人在炎帝會的組織下，進行了三年的斗爭，工人的工資和工時得到了一定的保證。華圣會的組織紀律最嚴密。每年城隍廟會，挑水工人就用圍帕扎成巨龍在街上游行，挑水工人人數眾多，因此游行隊伍聲勢浩大，給各資本家以極大的壓力。在罷工時，他們總是行動一致，資本集團要使出渾身解數，才能使工人放棄或縮小要求①。這從一個側面表明，鹽業工人已形成較強大的階級力量。

在社會的各種關系中，社會階層關系規定著其他社會關系。社會學者認為，“社會結構的核心是社會階層結構”，“在很多情況下，其他社會關系的實質和形式只有通過階級階層關系才能得到解釋”②。從富榮鹽區階層結構的變化規律中可以看到，鹽業資本集團和工人已成為當時城市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力量，它決定著城市的社會結構，從而成為解釋城市社會各種變遷的基礎。如馬克思說：“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③

二、城市職業結構的變化規律

職業結構是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清代，富榮鹽區井鹽歷經恢復、發展至鼎盛，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由此促進生產技術的不斷改進，生產的分工和專業化不斷發展，井鹽業的輔助性產業和其他相關的服務性行業也隨之興起，職業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另一方面，清末傳統工礦業生產的社會化，帶來了生產的分工和專業化，從而提高了社會生產力。生產的分工與專業化改變了原來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出現了多種獨立的職業。清末民初富榮鹽區城市職業結構的深刻變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鹽業生產內部分工細密是城市職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內容

富榮鹽區城市是因鹽而興的傳統工礦業城市，鹽業生產對城市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因此，鹽業生產內部分工的細密是城市職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內容。

井鹽業是富榮鹽區城市的主導性產業，內部分工較之其他部門分工細密程度更加明顯。清代一般鹽井的正常分工有井口管事、勾水匠、車房管事、拭篾匠、使牛匠、鐵匠、木匠、石匠和雜工、學徒等。就一個灶房而言，一般分工就有坐灶、燒鹽匠、桶子匠、打鍋匠及伙房等工種，另外還有掌柜、記帳、現金、材料、跑街等工種。鉆鑿鹵井的有管事、山匠、碓工、拭篾匠、牛牌子、輥子匠、白水客、炊事員等。為維護鹵井正常生產的有天車工、鍋爐檢修工、逗絲工等工種④。

不同的工種有不同的收入。比如在李四友堂，以光緒年間為例，其職工的月薪如下：掌柜視灶房大下，每月二十吊到三十吊；管帳十幾吊，幫帳五六吊；總灶二十吊，坐灶六七吊，水外場十幾吊；總簽十二吊到十六吊，散簽三四吊到七八吊；師爺七八吊，學徒一吊；燒鹽工人四吊，挑鹵水工人記件工資，看守鹽倉的一吊到一吊一百二十文，打雜工幾百文帶一吊，桶子匠、白水客、伙房等為一吊到一吊多不等；上等廚師三吊，大班八百文到一吊二百文等⑤。從這里的敘述可以看到，工種的不同聯系著收入的不同，占據較好工種的獲得較高報酬，生活之外的剩余報酬就可能用來成為資本原始積累而獲得更多的收入，從而獲得更大的財產支配權，以此為基礎又可以進入更高的社會階層，從而改變著城市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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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流井燒鹽工人的行會組織一一炎帝宮》，載《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第36、39頁。

②鄭杭生、李路路等：《當代中國城市社會結構一一現狀與趨勢》第2—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3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④《自貢市志》上冊第437頁。

⑤自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自流井鹽業世家》第8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二)與井鹽業相關的輔助性產業興起是城市職業結構變化的主要部分

與鹽業相關的輔助性行業的興起，尤其是輔助性行業從鹽業中的分離，是鹽區城市職業結構變化的重要部分。

在井鹽生產過程中，除了選址、鑿井、汲鹵、制鹽等與鹽業生產直接相關外，還有輔助性產業，即木材業、竹子業、牲畜業、煤炭業等。木材主要用于鹽井之建設。竹子在從鑿井、采鹵、輸鹵(包括輸氣)到制鹽等整個過程中都為工具設備的基本原料。在廣泛采用機器汲鹵之前，鹽場汲鹵的主要動力是牛，短途運輸煤、米、蔬菜等也要用牛，因此牛是鹽業生產的主要動力。煤炭是鹽業生產的基本燃料，即使在天然氣使用后，也要大量使用煤做燃料。在清以前，這些輔助性產業與鹽業生產連為一體，沒有分化出來，經過清初生產的恢復與發展，社會分工進一步擴大，原來附屬于井鹽生產的木材業、竹子業、牲畜業、煤炭業、篾索業、牛骨制品業、皮革業、修理業、鐵鋪業等紛紛獨立出來。

清代中期，生產技術有較大改進，鹽業分工和專業化逐步發展，而且大量天然氣的開采，使鹵井和熬鹽的燃料在空間上有了分離，促成了“西鹵東運”的局面，由此產生出井、灶、枧、運銷等獨立的產業。其中井與灶為鹽業生產主業，枧與運銷為輔助性行業。所謂“枧”指的是輸鹵業，光緒(1875—1908年)初年，富榮鹽區有十大枧業：大川、大昌、大通、元通、裕和、元昌、大生、濟通、源遠、同富①，可見枧業之發達。清末民初，鹽區內部交通工具逐漸改善，重慶開埠與“川鹽濟楚”等因素又使運銷業得到較大的發展，并形成專門經營鹽運銷的鹽號。枧業和運銷業從鹽業生產中分離出來成為重要的輔助性行業，在清末民初有極大的發展，而且枧業的興起和發展使挑鹵工人大量失業，運銷業的發展使龐大的運輸業人口急劇減少，從而影響和改變著城市的職業結構。

(三)各種服務性行業的相繼出現使城市職業結構異質性增強

在鹽業發展和相關輔助性產業興起后，各種

服務性行業也相繼出現，如商業、金融、飲食、運輸等。下面以郵政業、銀行業、電報業、商會、西醫業作為代表進行說明。1902年，西醫、西藥傳人，貨源主要來自重慶，成都次之，并從上海、廣州一些藥房函購部分藥品。藥械多數從成都、重慶兩地購進，偶爾從當地補進短缺品種。教會醫院的藥械由上級教會調撥。1903年8月7日，自流井郵政局、貢井郵政局、筱溪郵政局成立，始辦郵政業務，主要干線有兩條：一條是自流井一隆昌，郵路分三日班，全長64公里，另一條是自流井一資州(今資中)。自流井還是資州到敘州(今宜賓)郵路上的交接點。1905年，浚川銀行在自流井設立分行，這是自流井最早開業的銀行，主要為清政府服務，除承匯公私款項外，也辦理存、放業務。1908年，大清銀行自流井分處在陜西廟側(今西秦會館)設立，其主要業務是國庫代收鹽務款項，發行銀元和銀兩兩種兌換券。1909年，自流井電報局成立，開通自流井至內江電報線路。1911年3月(陰歷)，四川通商會聯合會自貢商務分會成立，實行總理會董制。次年，各幫代表公舉總理、協理，分會設立商事公斷處②。這些服務性行業逐漸發展成第三產業，推動著職業結構發生變化。更為重要的是，金融、郵政等行業的興起推動著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從而促使城市實現社會的轉型，其核心即為城市社會結構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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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貢市貢井鹽廠廠志編纂委員會：《貢井鹽廠志》，自貢市科益彩印廠，2000年1月印。

②《自貢市志》上冊《大事記》。

清末富榮鹽區城市職業結構變化過程讓我們看到，一方面，清末小手工業開始向使用機器過渡，于是各種工業逐步分化開來，形成專門的體系。與此相適應的是各行業工人和經營者的出現。隨著工業的發展，城市商業、金融業、郵政業、電報業等行業興起并迅速發展，于是各類職員、大商人、金融家等相繼出現。這樣在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發展二者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城市職業結構逐漸復雜化。另一方面，職業結構決定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收入，但職業結構對社會分層結構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不同職業之間的不同收入，更為重要的是不同職業者所享受的不同權利，權利決定社會階層的分類，因為“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①。

三、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原因

城市社會階層結構和職業結構的變化是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原因可歸結為如下。

(一)社會分工是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基本前提

社會分工源于社會生產中交換關系的發展。隨著社會生產技術的發展，人們生產的東西有剩余，于是交換出現。由于交換的出現，人們不必自給性生產所必須的所有東西，因此就出現了社會分工。比如富榮鹽區自宋元以后既有分工，到道光(1821—1850年)年間，溫瑞柏在《鹽井記》中記載：“其人有司井、司牛、司梆、司篾、司澗、司鍋、司火、司飯、司草；又有醫工、井工、鐵匠、木匠。”②到20世紀初，采用機車汲鹵后，又增設開車師(司機)、機車拭篾(副司機，專門操作剎車)、機車打雜、生火師(司爐)、白水客和機車修理工等③。這樣細密分工的結果就是人們注意自己從事某個專門領域的生產，不同行業和不同工種就逐漸分化出來。由此產生新的行業，形成新的職業，出現新的社會階層。從這個角度看，社會分工是新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成和變化的基本前提。

城市不是從來就有的，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的分工，如馬克思所說：“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城市從農村中分離出來，成為聚集中心。列寧論述：“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④社會分工使城市作為聚集中心，結果使生產資料社會化，生產過程社會化，生產產品社會化。城市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使城市成為人口的聚居中心，社會流動加強，城市中社會階層結構就發生變化。從而影響著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

(二)工業化和社會化生產是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根本動力

工業化的核心是技術的變革。富榮鹽區鹽業生產技術變革有三次，即西漢鑿井技術的使用，北宋中期機械鉆井的使用，到清末是鹽業生產的第三次技術變革，即是20世紀初機器汲鹵的運用。雖然機器使用剛開始，但這也是生產技術的大變革，工業化進程雖然艱難緩慢，畢竟因此而啟動了。機器生產必然促使生產組織形式發生變化，即是工廠組織的出現。在這種組織中，鹽業資本集團與工人階級形成兩大對立的力量，影響著城市社會階層結構的組成。

伴隨著工業化的啟動，城市經濟突破自然經濟的束縛，創造了嶄新的生產形式，打破了“自給自足”狹隘的市場意識，代之以開放的市場系統，社會化大生產逐步形成。機器生產促使城市工業迅速崛起，并帶動貿易業、金融業等產業的發展，從而要求人口、資金等各種要素在城市相對集中，因為集中可以帶來顯著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僅清末二三十年間，有鹽井1707眼，煎鍋5590口，年產鹽20余萬噸，較道光年間，產量增長了三倍以上⑤。就銷量而言，鹽區銷鹽產量占全省的4／10，鹽稅的7／10，為全國銷鹽的1／5，被譽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華之地”⑥，因此獲得“鹽都”的稱號。鹽業技術的根本性變革使城市經濟成倍增長，經濟的增長使城市社會處于急劇而經常的變動之中。

(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變化刺激著城市社會結構變化

生產資料的占有涉及所有制和所有權的問題。所有制是指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所有權是指生產資料由誰占有的問題。清末，封建皇族和地主仍然把握著中央政權，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為他們所占有，封建所有制為他們占有生產資料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和新的經濟因素(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出現，并掀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會變革，和辛亥革命即為代表。這種社會變革使清政府在20世紀初被動推行“新政”，但“新政”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后，政權為袁世凱篡奪，歷史進入北洋軍閥紛爭的階段。政治變革的滯后和相繼失敗，使新的所有制結構未能形成，新出現的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就沒有得到相應的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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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第81頁，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

③《自貢市志》上冊第437頁。

④《列寧全集》第19集第264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⑤《自貢鹽場井區發展變化》。載《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7輯。

⑥林振翰：《川鹽紀要》，民國8年3月。

清末富榮鹽區大部分財富已被少數鹽業資本家所聚斂，但舊的封建政治制度卻阻礙著新的所有制形成，影響著城市社會結構的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是銷鹽市場的限制。咸同時期，淮鹽不能人楚，故川鹽突破引岸制度的限制，進入兩湖廣大地區，鹽銷數百縣，富榮鹽業由此獲得空前發展。“川鹽濟楚”后，清政府實施川鹽進入楚岸“重抽厘金”、“以征為禁”政策。曾國藩先后提出楚岸“分界行銷疏”和“收回淮南引鹽地施疏”①。至光緒二年，沈葆楨舉“收回淮南引地應遵部議迅速舉行疏”②，楚岸最后全部復歸兩淮。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川鹽的繼續發展，川鹽的產量略有下降。其次表現在行政管理的分散。清末“鹽都”的稱號已表明富榮鹽區城市已成為鹽業發展的經濟中心，但自流井和貢井兩個井鹽中心卻分

屬于富順縣和榮縣。行政管理的分散使鹽區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與城市發展極不適應，新的階級要為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料尋求相應的制度保障，其努力表現之一就是在1911年底成立的自貢地方議事會。

從分析中看到，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和缺乏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制度保障在清末民初之際存在矛盾沖突，嚴重影響著富榮鹽區城市社會結構的發展，從而制約著城市的進一步發展。

本文僅從職業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的角度對清末民初富榮鹽區城市社會結構變化的規律做了簡要的描述。富榮鹽區城市是工礦業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社會結構變化的規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礦業城市社會結構在清末民初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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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國藩“楚岸鹽引淮川分界行銷疏”和“請收回淮南引鹽地施疏”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十四第1176頁、1180頁。

②沈葆楨“收回淮南引地應遵部議迅速舉行疏”《光緒二年》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十四第1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