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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21世紀全球化資訊急速蔓延的繁榮景象背后，教育成為唾手可得的“產品”之一，高等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高等師范院校之“師范性”與專業音樂院校的“專業化”于現實層面的模糊界定處于長期僵持的狀態下，文章指出綜合性大學增設音樂專業應根據自身實際狀況就言傳身教的主導人物——“教師”、傳承知識的重要載體——“課程”與轉化理論的有效環節——“實踐”三方面予以明晰定位及全方位的考量，以此突顯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的存在價值，以期謀求長遠的發展空間。

關鍵詞：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音樂教育

中國素來享有“禮樂之邦”的美譽，“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①這句常為后人所引用的經典名句實為先賢重視禮樂的諸多文本例證之一。誠然，禮樂及其教育為哲人們所推崇，周公在樂教中將其與培養國家棟梁之才，即精英教育緊密相聯；阮籍《樂論》則基于他所處的時代環境論及禮樂教育的必要性；王通的禮樂教化思想源于周孔，其言“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②；白居易同樣認為禮樂教化是治國之本；胡瑗進而闡述了人才、教育和學校三者間的聯系，“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③……不僅如此，由官方創設于漢代的教育和管理機構——樂府存在時間約200多年，可謂世界上創辦期最為悠久的音樂教育機構之一。隨著中西方頻繁的音樂交流與文化互滲，終于清末在學校和社會廣泛形成的學堂樂歌活動，成為中國新型音樂教育興起的一大標志，自此中國的音樂教育開啟了嶄新的篇章。可以說，音樂不僅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它同樣于中國漫長的教育發展史中留下了自己鮮明的印跡。

改革開放后，我國高等音樂教育事業步入了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主要有高等師范院校音樂教育和專業音樂院校音樂教育，前者著力于培養音樂教師，特別是以培養中等學校音樂教師為其首要教學目的。這種明確的辦學目標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就已被納入教育部頒發的高校教學大綱中；后者則應將教學的重點聚焦于專業表演人才的選拔與培養。就實踐層面而言，專業音樂院校側重于學生音樂表演實踐技藝的提升，而高等師范院校音樂教育本應傾向于學生音樂教育實踐能力的塑造。然而，“師范性”并未能成功地將上述兩種教育體制區分開來，關于高等師范院校之“師范性”與專業音樂院校的“專業化”于現實層面的模糊界定也初露端倪，音樂教育界人士大都認同這樣一種說法，即：“按實際有效的課程來評價，高師音樂系實為微型音樂學院。”④事實上，造成這種局面并持續到今日，高師音樂教育工作者應首當其沖承擔其不容推卸的責任。專業音樂院校學生們的演奏或演唱等水平往往成為高師音樂教師衡量學生能力的一大尺度，而一些高師學生在頻頻遭遇“音樂技術不如專業音樂學院學生”“文化素質低于其他專業學生”等嚴厲評判后，自甘落后地在專業音樂學院學生身后亦步亦趨，從而徹底拋棄了他們所屬領域的內在特質。

21世紀全球化資訊急速蔓延的繁榮景象背后，教育成為唾手可得的“產品”之一，高等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綜合性大學，特別是原本以理工科專業為主的高等院校似乎無暇顧及高等師范院校與專業音樂院校長期抗衡的狀態，更無心執著于二者辦學理念上的僵持，而是傾注全力參與到增設音樂專業這項浩大的“教書育人”工程中。我們不能否認，在這樣一個充滿競爭與壓力的時代里，每一個人都自覺選擇了不斷提升自我競爭力以獲得個人生存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個人生活質量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所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勢必對個人福祉起至關重要的作用。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的創設意味著在先前兩種教育體制之外，有更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暫時緩解就業壓力并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筆者非常贊同美國教育家貝內特·雷默的教育觀，“每一個教育領域都有義務向自己和他人解釋其價值，并要有通過教育得以獲取那些價值的計劃。”⑤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理應根據自身優勢整合資源并予以明晰定位，以此突顯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的存在價值，以期謀求長遠的發展空間，本文嘗試對此問題進行“教師”“課程”與“實踐”三方面的初步探討，不妥之處還望各位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一、言傳身教的主導人物——“教師”

從現實層面考量，原本擔任藝術類公共選修課程的教師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遠遠不能滿足并適應新增專業的需求，因此綜合性大學在增設音樂專業前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急需填充人力資源。就事實而論，無論是高等師范院校、專業音樂院校，抑或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學生，他們的學習背景大都相仿，多數為獨立拜師學藝，即遵循“一對一”的教學模式，而他們未來的學習生涯很可能為其今后的發展方向奠定基石，顯而易見的是，作為“傳道、授業、解惑”這一行為事項的主體人物——“教師”在他們的成長道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倘若回溯古今中外千百年來教育發展的歷史進程，我們便不難發現，“教師”一經存在就承載了“傳承人類文明”的職業使命。在現今的中國，教師們不但講授知識，他們還富于前瞻性地通過書寫文論記錄教育狀況、研討教學手段并及時更新教育理念等。近些年來，“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已成為各專業教育工作者們暢談的一個熱點話題。此方面文論最初的寫作動機乃在于擺脫由“應試教育”所帶來的系列困擾，并期望透過開放式交流尋求解決問題的合理方案與有效途徑。然而，筆者在不經意間發現，言傳身教的主導人物——“教師”在直抒胸臆書寫教育改革理念中鮮有自我反思的系統闡釋和理論構架。與此同時，在倡導素質教育的今日，我們目睹了高學歷人才的群體性涌現，綜合性大學不可避免地以學歷作為吸納教師的一個首要標準，繼而忽視了對音樂教育這個特殊領域內“教師”的全方位“塑造”與整體性“規劃”，毫無疑問的是通常情況下的短期崗前培訓課程并不能完整代替“教師”們對自身專業教學的認知及定位。假設綜合性大學不能突破高等師范院校與專業音樂院校培養模式的瓶頸，那么它將處于極為尷尬的境地，因為“復制”所謂的高等教育人才只能與當今社會倡導的“創新型”人才相背道而馳，其存在價值也就無從談起。

二、傳承知識的重要載體——“課程”

一般意義上的學校教育均以“課程”為教育的基本單位，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課程的有機組合建構起與各專業相對應的知識體系。在音樂教育系統領域內，學科特色往往透過課程設置得以體現，并借助后者達到既定的培養目標。鑒于高等師范院校與專業音樂院校在公共課程和專業課程存在諸多交叉、重疊的現象，綜合性大學音樂教師對此當格外警醒。在保證學生掌握音樂學學科基礎知識外，教師應對本學科的前沿信息有著敏銳的感知力，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加強與其他專業教師的溝通并適時地與學生們分享音樂學與其他學科的交融互動，以此增強學生們的實際應用能力。其中，跨學科專業課程，如音樂治療學、計算機音樂制作等均是比較不錯的課程選擇，現今人們在應對各種內、外挑戰中往往承受著心理上的巨大壓力，音樂療法為緩解人們的心身疾病貢獻著自己的能量，因而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以往專業院校學者普遍范圍內視計算機音樂制作為“娛樂項目”，忽視其潛在價值，殊不知透過互聯網的傳播，計算機音樂占有著極大的市場份額。綜合性大學若能整合其資源優勢，勢必將在今后的發展歷程中為普羅大眾培養大量的實用性人才，其存在價值可見一斑。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綜合性大學設立音樂專業尚處于草創階段，相應地，關于課程設置的整體性規劃和階段性實施都有待于補充和完善。

三、轉化理論的有效環節——“實踐”

幾乎每一個專業都強調“實踐”的不可或缺和積極意義，音樂專業尤為如此。無論是感性呈現，還是理性表述，音樂表演、音樂創作與專業論文寫作等均為音樂實踐活動的特殊產物，學生經由被動的學識引入轉至主動的技藝詮釋，這不但從視覺上建立了“教與學”的評價體系，更奏響了他們踏上工作崗位前的有力“前奏”。基于此，實踐活動毫無疑問地增強了學生們的理論轉化能力，結合有效的課程設置從整體上完善了教育對象大學四年的音樂學習生涯，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他們的學術視野，由此激發年輕學子們的想象力與創造力。

“實踐出真知”的理論與應用的雙重價值固然不言自明，值得綜合性大學音樂教育工作者們深思的則是除了傳統意義上以舞臺為依托的表演場域，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學生們轉化理論的實踐平臺又在哪兒呢？據筆者所知，有些綜合性大學音樂教師曾帶領學生們親歷樂器制作現場關注樂器制作全過程及樂器廠運營方式、參與社區音樂文化活動等。這種基于“文化在民”的教學理念以回饋社會為主旨的實踐活動著實值得推廣，它為綜合性大學尋找到有別于高等師范院校、專業音樂院校的實踐基地開拓了新思路。

本文簡要闡述的三方面內容：言傳身教的主導人物——“教師”、傳承知識的重要載體——“課程”以及轉化理論的有效環節——“實踐”，在綜合性大學音樂教育的實際教學過程中總是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注重前瞻性的招聘與招生方案以及切實可行的評價標準（兼顧教師、學生兩方面的考核），都應與突顯綜合性大學之存在價值相契合。

的確，立足現在，著眼未來，信息時代語境下的大學音樂教育可謂任重道遠。筆者認為，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在承襲中國千百年來音樂教育的豐碩成果的同時，當就新世紀現實語境中音樂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富有見地的理性反觀，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續歷史積淀的深厚學養與成就文化傳承的重大使命。雖然美國哈佛大學啟動于1967年的《零點項目》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音樂系等藝術教育為中國綜合性大學音樂專業發展模式提供了可借鑒的范例，但我們在冷靜思慮我國高等教育不斷擴招的“熱”現象的同時，同樣也應對祖國的音樂教育給予最美好的祝福。最后，筆者愿以貝內特·雷默的話作為結束語，以此與教學同行共勉，那就是“音樂教育最深刻的價值，同所有人文藝術學科教育最深刻的價值一樣：通過豐富人的感覺體驗，來豐富他們的生活質量”，⑥“……當我們的目標變成將所有學生引向所有人文藝術學科的幸福性時，我們對年輕人生命質量的貢獻就可以無限放大。”⑦

注釋：

①論語·泰伯.劉再生.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9：79.

②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33.

③王定華，田玉敏.中外教育史[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134.

④劉沛.關于高師音樂教育的思考[J].中國音樂教育.1990(5)：7.

⑤⑥⑦(美)貝內特·雷默，熊蕾譯.音樂教育的哲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274，75，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