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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對農村貧困形成機理進行研究能為反貧事業提供有效思路。資本缺失是我國農村貧困的重要成因；農民的物質、人文和社會關系資本缺失造成部分農民貧困，并陷入貧困惡性循環陷阱。因此，當前政府的工作重心要向“三農”傾斜，并堅持城鄉同時發展。于是要轉變觀念要構筑全面經濟發展平臺，注重發展質量、擴大農民的政治話語權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等，盡快減少和逐步消除農村貧困。

關鍵詞：資本缺失我國農村貧困向“三農”傾斜城鄉同步發展

一、資本的內涵及其實質

近20年來,盡管有關資本的研究取得了迅速進展，而關于資本的內涵卻沒有形成共識，并且將“社會資本”等同于資本。其主要觀點有：一是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它可以使各種資源要素獲得增值，如Bourdieu說：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1]二是認為社會資本是在社會網絡中執行一定的功能，如Putnam說：“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2]三是將社會資本看成一種攝取資源的能力，如Portes等說：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個人與他人關系中包含著的一種資產,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3］四是從制度視角對社會資本進行定義，如Albrow和Martin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能提供產生社會秩序、社群組織和可靠社會關系的基礎建設的制度。[4]

上述關于社會資本的觀點沒有揭示出資本的本質或“實質”，而且會造成更多的麻煩，似乎有了社會資本就會消除貧困。因此，首先要正確把握“資本”與“資產”、“資源”、“能力”等概念之間的關系。我們知道，資本既不是資產、資源等物質實體的存在物，也不是指個人主觀“攝取資源的能力”，而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其實質是在活勞動中“充當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文中明確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薄百Y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币驗椤胺e累起來的勞動”即勞動的產物（如物質產品）只是資本的“體現”或載體，如紡紗機本身，“只有在一定關系下，才成為資本”。馬克思還強調指出：“資本的實質并不在于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在于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盵5]這就是說，利用資本來消除貧困就要不斷地調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使它“充當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而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如資產、資源“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

這樣，既揭示了資本的實質，又揭示了工具、機器等物質設備、人力（勞動力），以及與“活勞動”密切相關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在一定關系下轉化為資本。于是，物質資本、人文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通過“活勞動”形成為一個整體。因此，資產、自然資源、資金是一種外在于人的實物性客觀存在，人力資源、人的能力和精神是一種與人不可分割的主觀性存在，而資本是一個關系范疇，“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帶來剩余價值即無償勞動的價值，它一旦被資本家占有就成為剝削手段（參見《辭海》）。

第二，要正確區分“社會資本”與“個別資本”或“私人資本”之間的關系。因為“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頁）。這就是說，社會資本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個人資本的總和，一個農戶的買同時就有另外一個農戶的賣，相互依存和交錯的總和才形成社會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還區分過“社會勞動”與“個別勞動”，并認為只有用“社會勞動所必需的勞動量”才能確定商品的價值，而不是個別勞動。而一些國外學者使用的“社會資本”沒有界定，并以“社會資本”取代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是不妥的。

第三，資本的內涵及其“實質”揭示了脫貧致富的機理。上述這些觀點的根本性缺失是沒有揭示資本與脫貧、致富的機理問題。按照他們的說法，似乎有了社會資本就擁有了財富，也就能脫貧致富”。其實，這是兩回事。盡管有學者也提到“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但是這種“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如何“協調和行動”呢？即沒有形成機理。第一個把社會資本同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聯系起來的學者woolcock認為，一個地區或國家如果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本，也就在面臨貧困和經濟脆弱時處于更有力的地位。[6]格魯特爾特和貝斯特納爾認為“以信任和社會紐帶為特征的民間社會資本在減輕貧困程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政府社會資本則在消除絕對貧困方面起著作用”。[7]然而，他們都沒有提出社會資本與脫貧致富、“民間社會資本和政府社會資本”與“減輕貧困程度”之間的作用機理問題。筆者認為：自然物質資本、人文精神資本、社會關系資本（或者自然物質資源、人文精神資源、社會關系資源），在每一個現實活動中“三者同時存在”與變化發展著的，財富的形成就是“三者”在一定的外部環境下由“人通過人的勞動”（馬克思語）的整合過程和結果。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盵8]顯然，在生產活動中，“人們”或“他們”（人文界）、“自然界”、“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社會界）“三者同時存在”與變發，而且“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這就是生產過程即財富形成的作用機理（見圖1）。如圖1所示，生產過程或財富形成是將“三者”同時輸入并轉化為產出的動態過程。其中的轉換器就是“人通過人的勞動”或“活勞動”，這個根本和關鍵問題往往被人們“完全忽視了”或忘記了。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完全忽視了人的活動對他們思維的影響；它們一個只知道自然界，另一個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單獨是自然界本身……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類本身都不斷地變化，而且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動，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這個時期中沒有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變化，實在是微乎其微的?！盵9]遺憾地是國內外許多學者在談到生產過程、財富形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自身發展等諸多過程的機理時，都忘記了或“完全忽視了人的活動”。正如恩格斯接著指出的，這種“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片面的”，因為“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边@就是學術界目前存在的撇開“人通過人的勞動”談論“經濟社會發展”，即“去人化”傾向的主要原因。圖1中的“產出”，傳統觀念只認為是農產品。其實，應該包括農林牧副漁等初級產品，又包括這些產品的加工、流通、營銷等，并形成一體化。只有減少中間環節，農民才會獲得自己創造財富的全部。目前農民貧困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只靠賣一些初級產品，而加工、流通、營銷諸環節中的大部分利潤被中間商拿走了。這項工作本來就是鄉鎮、村政府或農民行業組織的職責，現在卻被空虛化，為中間商的獲利提供了機會。筆者認為：當前農村改革的根本在于還權于民、還富于民和取信于民，大力推動農民的聯合、產通銷的一體化。

財富的形成或脫貧致富與其外部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圖1中的“外部環境”如同資本系統和資源系統一樣也是“一主兩翼結構”，即以人文環境為主體、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為兩翼的整體環境，而學界往往是僅指自然環境。因為是“人的活動”，不能將“人”視為一般動物。正如復雜性思維的創立者E?莫蘭指出的，要“把任何事件、信息或知識放置于它們與其環境不可分離的聯系之中，這個環境是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當然還是自然的?！盵11]顯然，財富形成的機理就是資本系統或資源系統在整體環境下“人通過人的勞動”的整合效應。因此，脫貧致富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要把包括資本在內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社會因素及其外部環境等方方面面的力量“協調和集成起來”。

二、農村貧困者的資本缺失

馬克思在提出“社會活動”或“活勞動”中“三者同時存在”與變發論時，還明確指出：“從歷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時，三者就同時存在著，而且就是現在還在歷史上起著作用?！盵10]這里的“三者”是指自然界、人文界和社會界。馬克思闡述的“活勞動”過程和“整個世界”形成中“三者同時存在”與變發的思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然而，學界長期缺乏“三者同時存發”意識，如有人認為：“世界即自然界”，“科學技術僅指自然科技”，“在生產中僅僅是人同自然界發生關系”，“社會資本就是自然資源的集合”，或者指物質設備、貨幣資金等等。我們按世界的基本構成——自然界、人文界、社會界將資本分為物質資本、人文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三大門類，并由“人通過人的勞動”形成“一主兩翼”立體結構[12]，即以人文資本為主導（體）、物質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為兩翼的內在整體（見圖2）。下面就分別討論。

注：示“人通過人的活動”形成為內在整體。

第一，物質資本缺失。受到弱勢社會地位的影響，農民占有的物質資源、資本相對較少。

1.農產品的價格長期被壓低，致使農村貧困者增加。自計劃經濟時代起，國家實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農民在產品價格決策中失去主動權，農村貧困者收入提升乏力。據統計,1952——1990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村積累資金高達11594.14億元。［13］近年來,這一狀況隨著惠農政策的實施雖有所改變,但工農業產品價格比依然不合理：按投入法計算，農產品價格只有工業產品的46%，農民收入因此縮水21.2%。［14］

2.農村貧困者缺少就業機會。作為計劃經濟產物的戶籍制度嚴重地約束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成為其城鎮就業不可逾越的障礙。近年來，戶籍制度有所松動，農村勞動者在城鎮就業的機會增加，但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狀況并不理想，并視為“二等公民”，勞動報酬較低，甚至是同工不同酬。而且由于“教育不公”致使農村貧困者的勞動素質較低，造成城鎮就業機會困難，只能從事重體力勞動，嚴重約束了其收入水平的提升。

3.農村貧困者收入提高缺乏基礎設施支撐。由于歷史因素的影響，我國農村基礎設施相對缺乏，己有設施也由于維護不力而毀損嚴重,致使農村貧困者在提高收入時缺乏交通、水利、用電、灌溉及通訊等方面的支撐。近年來，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用于貧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其狀況稍有改善。但是目前的基本狀況是城市建設日新月異，農村、特別是邊緣地區山河依舊。由于貧困者的社會地位較弱，即使有點政府資金支持也被強勢群體擠占貪污，沒有發揮應有的功效。

4.農村貧困者提高收入缺乏金融支持。我國金融體系的二元結構使得農村信用系統的資金也被大量流向城市現代化。據統計，1990——1998年間，農村外流的金融資金為3517.72億元［15］。即便是有限的農村剩余資金也為強勢群體所控制，農村貧困者只能依靠有限的民間借貸獲取發展資金，數量極其有限，很難滿足其改善物質資本和人文資本的需求，貧困者的收入水平提升困難。

5.農村貧困者提高收入缺乏財政稅收支持。長期以來，農民不但要負擔以農業稅和攤派為主的各種稅費，而且由其弱勢社會地位只享受國家財政支出的很小部分。近年來，農民負擔有所減輕，國家的農業補貼、退耕還林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正在落實，但這些政策所支配的資源又為強勢群體所掌控，農村貧困者真正分享的實惠較少。

第二，人文資本缺失。長期以來，農村建設的地位被邊緣化，農村貧困者更處于弱勢群體地位，眾多的社會權益得不到保障，從而使其人文資本嚴重缺失。

1.農村貧困者受教育權缺失。我國農村與城市相比，在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方面存在顯著差距，農村貧困者應當受到的教育嚴重不足。與城市相比，農村義務教育在師資、設施和資金等方面存在嚴重不足，農村學生受教育水平低；高昂的高等教育收費超出了貧困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得不放棄學業或承受高額貸款，陷入選擇性貧困；農業生產技能培訓形同虛設，更談不上非農就業培訓。薄弱的受教育狀況導致農村貧困者的低質人文資本，從而無力提高收入水平。

2.農村貧困者文化共享權缺失。正如貧困文化論所表明的那樣，我國的貧困者大都聚集在相對集中的農村，他們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套由特定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組成的具有自我維持特征的文化體系。這種文化與主流社會的文化存在較大差別，因此農村貧困者很難共享社會文化發展的成果，其收入提升缺乏精神支持。

第三，社會關系資本缺失。所有的方針、政策、舉措都是借以調整人們的社會關系。在此只討論兩個方面。

1.民主政治資本缺失。受弱勢社會地位的影響，我國憲法規定的平等政治權利在農民中沒有得到充分體現，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權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比如，1995年的《人大代表選舉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名額按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于城市的原則進行分配。同時，代表農民利益的群眾組織很少,在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中,農民從整體上處于弱勢地位，從而導致各種坑農、傷農和農民利益無法保障的事件時有發生。有些農村基層組織基本上處于“名存實亡”狀態，未能起到幫助農民致富的組織作用，農民的致富事業仍然處于單干無助的狀態。

2.社會保障權缺失。長期以來,除五保戶和特困戶享受低水平救濟以及范圍窄、水平低的醫療保險外，農村養老、醫療、失地、住房、用工、生育和殘疾等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近年來，農村醫療和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正在推進，但與城鎮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統計數字顯示,目前在農村,僅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人口已經占到貧困人口的約50%。［16］薄弱的社會保障狀況導致農村貧困者缺乏災、病抵御力，極易返貧。

這些現象反映在國家政治架構中表現為：農民缺少自己的組織和利益代表,缺乏應有的話語權,始終處于被動接受的弱勢和失語地位，占有較少的民主政治資本，以致在不利的政策偏離面前卻無法采取措施保護自身利益。貧困者、乃至于農民，似乎象一個被遺棄的“孩子”。這種不利的政策偏離在改革前表現為工業對農業的高積累政策，在改革后表現為改革重心迅速從農村向城市轉移，而在各個時期都有的表現則是城鄉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懸殊。這種政策偏離造成對農村、農民的歧視，從而導致了城鄉和市民與農民之間的巨大差距，于是使人才和資金等各種資源不斷向城市、工業領域傾斜。在這一背景下，貧困者由于收入較低，無力改善其物質資本、人文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無法為其本身的政治參與和關聯者（包括相關農民組織）的政治訴求提供資金和精神支持，從而使其政治方面的弱勢和失語地位不斷強化，陷入路徑依賴、甚至路徑鎖定的局面，導致貧困農民的社會關系資本更加缺失，以致出現或形成惡性循環。

三、致富機理不健全造成農村貧困惡性循環

農村貧困者的三類資本缺失，難以形成資本系統的整體和致富機理，再加上歷史因素和環境因素等的合力影響的約束限制,導致農村貧困者陷人了惡性循環之中。

受弱勢社會地位的影響，農村貧困者的物質、人文、社會三類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缺失，陷入貧困陷阱。政府社會資本的缺失又導致了貧困者物質資本、人文資本和社會關系資本的缺乏，再加上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貧困者收入水平提高困難，進而陷入貧困之中。貧困者一旦陷入貧困，其社會地位又進一步弱化，從而進一步導致其三類資本和政府社會資本的缺失，這樣貧困者就陷入了一個貧困惡性循環之中，處于相對落后狀態而難以脫貧致富。正因為資本系統、社會資本本身的缺失，外界環境中又只關注自然條件，缺乏物質資金的支持、人文精神的激勵、社會和諧氛圍的營造。在“打破大鍋飯”的同時也消解了“共同勞動并交換其勞動”的協作共贏精神，農村基層組織也未能發揮共同富裕的組織作用，許多農村沒有成立農民的行業組織，農民處于無組織的“單干”狀態，加上農村的文化、教育、職業培訓等相當滯后等等，使得目前的農村缺乏致富機理的形成條件。

四、結論與建議

如前所述，受弱勢社會地位影響，農村貧困者存在物質、人文和社會關系資本和社會資本缺失，并陷入貧困惡性循環陷阱。此時，只有政府將農民組織起來并給予物質、資金、政策等多方面的具體支持，這種惡性循環才會被打破。因此，當前各級政府的工作重心應由城市、工業、市民向農村、農業、農民傾斜，促進實現城鄉、工農業、市民農民的同時發展或同步發展。筆者認為：這才是“科學發展”。為此，我們建議：

第一，構筑全面的經濟發展平臺，注重發展質量和關注民生，消除貧困者物質資本缺失。首先要穩打穩扎地進行價格疏導，使工農業產品價格比恢復到合理水平上來，為提升農業競爭力和貧困者創收能力提供基礎。其次要規范農村勞動力市場，通過法律、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引導農民工城市就業，實現城鄉勞動者的同工同酬制和市場的統一協調運轉。當前要著力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和幸福感。再次要增加和規范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政府投入，防止資金擠占貪污，并通過利益分享機制動員民間資金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最后要規范農村金融并堅持為農民服務的方向，拓展貧困者融資渠道，并通過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大農村地區財政支出比例。

第二，擴大農民的民主政治話語權，消除貧困者政治性資本缺失。首先各級人大和政協要改變過去“精英化”結構，吸收農村貧困者參與并表達其群體利益，充分體現兩會的“人民”性質。其次要有序地發展農民組織（正如工會組織一樣），使其在政治參與中具有團體意識。再次要完善農村貧困的權利救濟機制,確保其法律援助和保護得以實現。

第三，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消除農村貧困者權益性資本缺失。首先要擴大和健全農村醫療衛生保障機制，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使農村貧困者病有所治，老有所養，養有所樂。其次要在師資、設施和資金方面切實加強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擴大貧困學生的助學金和貸款范圍，增加貸款力度。再次要增強農業生產的技術支持，建立和完善農村生產—流通—營銷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險）制度，確保“三農”全面發展，切實促進糧食生產。

第四，關鍵在于縣、鄉（區）、村各級領導轉變觀念，切實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依靠農民、通過農民并且為了農民的根本理念，并將脫貧致富的狀況作為縣、鄉、村三級干部考核政績的主要內容，以農民的滿意度作為晉升加薪的客觀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