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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城市競爭力；指標體系；因子分析；浙中

一、引言

如何在瞬息萬變的世界潮流中準確地把握全球城市化的走向，進而提升城市自身的競爭力，以使其在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是每一個城市的管理者所面臨的迫切問題。

浙中城市群作為浙江省三大城市群之一，它的發展可以有效促進全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浙中城市群發展非常不平衡，差距將有可能進一步拉大。協調好浙中城市群經濟內部各要素，整合各城市優勢， 實現跨越式發展， 不僅是浙中城市群經濟快速發展、綜合競爭力提高的要求， 也是實現全省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差距， 實現共同繁榮的目標，同時對于做大做強浙中城市群，加快浙中城市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運用因子分析法對所構建的影響浙中城市區域競爭力指標體系進行分析，得出綜合排名和各要素競爭力排名，以利于個浙中城市之間的優劣比較，完善改進，提高各自以及浙中城市整體的競爭力。對浙中區域經濟競爭力的現狀做全面剖析，有利于“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數”，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提供一個新視角和較充實的基礎，有助于提高戰略決策的科學性。

二、指標體系的確定

由于城市競爭力評價的根本目的是城市對照指標找差距，尋找在一定時期內突破城市發展“瓶頸”的主要工作思路及方式方法。因此，區域城市競爭力評價指標及其體系的科學性則是一切問題的關鍵。城市競爭力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本文在綜合考慮浙中城市競爭力的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從經濟實力、增加就業、產業結構、人民生活水平等幾個方面，選取了20個指標來構建浙中城市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見附表）。具體包括：生產總值（億元）X1、土地面積（平方公里）X2、年末總人口（萬人） X3、人民平均生產總值（元）X4、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億元）分別為X5、X6、X7，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億元）X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X9、財政總收入（億元）X10、地方財政收入（億元）X11、地方財政支出（億元）X12、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年末余額（億元）X1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X14、工業企業單位數（個） X15、進口總額（萬美元）X16、出口總額（萬美元）X17、外國和港澳臺地區在華直接投資新簽項目（合同）數（個）X18、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萬美元）X19、從業人員平均人數（萬人）X20。這些指標的數值來自浙江省統計局《浙江統計年鑒—2011》。

競爭者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復發；因素

[中圖分類號]R749.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4721(2010)01(b)-129-01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常見的原因未明的精神病，具有特征性的思維、知覺、情感和行為等多方面的障礙，一般無意識及智能障礙，是重型精神病的一種。其終生患病率為1％，遺傳度為60％～80％。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首次治療后1年的復發率高達22％～55％，提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復發值得臨床重視。本研究通過對本院收治的100例復發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相關的復發因素進行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本院2006年1月～2009年1月收治的100例精神分裂癥復發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性40例，女性60例，年齡23～67歲，平均(35.6±9.0)歲，病程3個月～12年，平均(4.1±1.5)年，首次復發65例，二次復發25例，多次復發10例。所有患者的臨床診斷均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排除初次發病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及癲癇、腦炎、其他腦器質性疾病。所有患者的調查均在患者家屬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

1.2　方法

分別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復發相關因素進行回顧性分析比較，①一般資料的分析：包括患者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經濟情況、陽性家族史、個性特征；②患者病情資料的分析：起病形式、病程長短、臨床分型；③應激性生活事件：家庭問題(如家庭矛盾、戀愛失敗、親人病故等)，工作問題(如同事矛盾、下崗)；④服藥依從性：停藥方式、服藥時間。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 12.0建立數據庫，通過X2檢驗分析，P

2　結果

2.1　10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一般資料與復發的分析

精神分裂癥患者年齡20～35歲、高中以下學歷、離異或喪偶、家庭經濟情況較差、陽性家族史、內向等一般資料是精神分裂癥患者復發的高危因素，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2　10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情資料與復發的分析

精神分裂癥患者急性發作、病程

2.3　10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應激性生活事件與復發的分析

精神分裂癥患者應激性生活事件中家庭問題(家庭矛盾、戀愛失敗、親人病故)引起復發的比率明顯高于工作問題(同事矛盾、下崗)，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2.4　100例精神分裂癥患者服藥依從性與復發的分析

精神分裂癥患者自行停藥導致復發率明顯高于遵醫囑停藥患者的復發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競爭者分析范文第3篇

【摘要】 目的 探討不同發病年齡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臨床特征。 方法 將276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分為早發組（年齡＜25a）172例和晚發組（年齡≥25a）104例；采用自編項目調查表對入組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調查分析。結果 早發組家族史、城鄉及第1胎次均與晚發組有顯著性差異（P＜0.05）。早發組思維貧乏、情感淡漠及行為紊亂較晚發組多見；晚發組幻聽及其他妄想較早發組多見。 結論 不同發病年齡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遺傳與臨床特征方面的差異。

【關鍵詞】 發病年齡；精神分裂癥；臨床特征

Analyses on clinical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cs with different onset ages.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cs with different onset ages. Methods 276 schizophrenics were divided into early(aged <25 years, n=172) and late(aged ≥25 years, n=104) onset groups;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with selfmad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milial history, city or village and the 1st birth order between the early and late onset group (P＜0.05).The poverty of thought ,apathy and behavior disorder were obviously commoner in the early than in the late group (P＜0.01).Auditory hallucination and other delusion were obviously commoner in the late than in the early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heredity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schizophrenics with different onset ages.

【Keywords】 Onset age ;schizophrenia; clinical feature

近年國內外對精神分裂癥的病因、發病機制、癥狀及預后方面研究較多。國外有學者認為精神分裂癥在不同發病年齡之間存在著遺傳和臨床特征的差異［1］。為研究不同發病年齡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臨床特征，本文對不同發病年齡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了回顧性比較研究，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 調查對象系2002年1～12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均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第3版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按入院順序每月抽取前30名，排除獨生子女及資料不全者，共抽取276例。其中男160例，女116例；年齡17～50a，平均年齡28.38±8.00a；病程：1mo～21a，平均病程4.37±4.11a；家族史：陽性52例，陰性224例；生活地區：農村168例，城鎮108例；胎次：第1胎96例，≥2胎180例；文化程度：中專及以上61例，高中55例，初中及以下160例。

1.2 方法 按Corrigall等提出的先天性和成年發作性精神分裂癥的年齡標準［1］，將患者分為早發組(年齡＜25a＝172例和晚發組（年齡≥25a）104例。早發組發病年齡10～24a，平均年齡19.51±2.88a；晚發組發病年齡25～44a，平均年齡31.23±4.97a。采用自編項目調查表（包括性別、年齡、發病年齡、首次精神科就診年齡、職業、城鄉、病程、家族史、胎次、文化程度及精神癥狀,等）對入組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調查分析。所有數據采用t檢驗和χ2檢驗。

2 結果

2.1 兩組性別比較 早發組：男97例，女75例，男：女為1.3：1.0；晚發組：男63例，女41例，男：女為1.5：1.0。兩組經χ2檢驗差異無顯著性（χ2=0.47，P＞0.05）。

2.2 兩組城鄉比較 早發組：城鎮53例，農村119例；晚發組：城鎮55例，農村49例。兩組經χ2檢驗差異有極顯著性（χ2=13.25，P＜0.01)。

2.3 兩組病程比較 早發組：病程1mo～11a，平均4.11±3.25a；晚發組:病程1mo～21a，平均5.03±5.24a，兩組經t檢驗差異無顯著性（t=1.79，P＞0.05）。

2.4 兩組家族史比較 早發組：陽性43例，陰性129例，陽性率25%；晚發組：陽性9例，陰性95例，陽性率8.7%。兩組家族史陽性率經χ2檢驗有極顯著性差異（χ2=11.33,P＜0.01）。

2.5 兩組出生胎次比較 早發組：第1胎次72例（42%），≥第2胎次100例（58%）；晚發組：第1胎次24例（23%），≥第2胎次80例（77%）。兩組經χ2檢驗差異有極顯著性差異（χ2=10.08,P＜0.01）。

2.6 兩組文化程度比較 早發組：高中及以上75例，初中及以下97例；晚發組：高中及以上41例，初中及以下63例。兩組經χ2檢驗差異無顯著性（χ2=0.47,P＞0.05）。

2.7 兩組精神癥狀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精神癥狀比較（略）

由表1可知：早發組思維貧乏、情感淡漠、行為紊亂出現頻率顯著高于晚發組（P＜0.05或0.01）；晚發組幻聽及其他妄想出現頻率顯著高于早發組（P＜0.05），但被害妄想及關系妄想等，兩組差異無顯著性（P＞0.05）。

3 討論

越來越多的學者報導［2］精神分裂癥在遺傳方面存在異質性。在對精神癥狀的首次出現或首次住院年齡進行研究中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在性別和家族史方面存在差異性［1］。本研究結果顯示：早發組與晚發組患者性別比例差異無顯著性，與上述結論不一致，但與彭超英等［3］報告一致。而早發組精神疾病家族史陽性率為25%，晚發組家族史陽性率為8.7%，兩組差異有顯著性（P＜0.01），這與有關文獻［3，4］基本一致。提示不同發病年齡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之間存在著遺傳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早發組第1胎次為42%，≥第2胎次為58%；晚發組第1胎次為23%，≥第2胎次為77%，兩組間差異有極顯著性（P＜0.01）。說明早發組第1胎次多見，換言之，即第1胎次者發病年齡較小，這與王剛平等［5］報告第1胎次者發病年齡較小基本一致。提示兩組間存在遺傳異質性。

精神分裂癥具有多基因遺傳素質，疾病的發生是遺傳的易感性與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研究結果發現，兩組城鄉間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1）。早發組以農村多見，可能與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狀況相對落后，使患者過早地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過早地步入社會有關。與沈漁［6］認為精神分裂癥與其經濟文化呈負相關相一致。兩組間文化程度無顯著性差異（P＞0.05），這與我們預期結果不符，可能與晚發組患者受他們當時所處社會教育體系及經濟水平等條件的制約有關。兩組間病程差異無顯著性（P＞0.05），但精神癥狀有一定的差異性。早發組以思維貧乏、精感淡漠及行為紊亂多見；晚發組以幻聽及其他妄想多見，這與陶國泰等［7］報導基本一致。

綜上所述，早發組無論從家族史、城鄉、胎次及精神癥狀方面均與晚發組有顯著差異，這對今后我國精神衛生防治工作似有一定的啟示。

參考文獻

［1］ 金衛東.精神分裂癥亞型的兩維劃分［J］.國外醫學・精神病學分冊，1998，25：66

［2］ 江三多，王樞，張兆麟，等.遺傳與精神病［M］.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320～326

［3］ 彭超英，賈秀珍.不同年齡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父母育齡及胎次效應的比較［J］.中華精神科雜志，1999，32（1）：170

［4］ 劉燕花，鄧沛榮，遲秀芝，等.兒童期與成人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臨床特征差異分析［J］.四川精神衛生，2003，16（2）：82

［5］ 王剛平，頡瑞，王華永.不同胎次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特征分析［J］.上海精神醫學，2004，16（3）：177

競爭者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自殺行為；特征

精神分裂癥，在重性精神障礙中患病率最高，終生患病率為1 %，對病人、家庭及社會危害大，有20 %以上的病人最終自殺死亡。為進一步研究精神疾病病人的自殺原因并制定有效的護理干預措施，現將我們分析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520 例，應用統一的調查表進行回顧性調查，凡病史中或住院期間發生自殺行為者，視為陽性病例，病人的其他特征查閱病案獲得。

2 結果

2.1 自殺行為的發生率及特征

52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發生自殺行為者42例，發生率為8.08 %。

性別分布：520例患者中，男392例，發生自殺行為者27例，發生率為6.89 %;女128 例，發生自殺行為者15例，發生率為11.72 %。女性高于男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6，P＜ 0.05)。

年齡分布：不同年齡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見表1，各年齡組間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 = 7.22， P＜0.05)，提示年齡越大發生自殺行為的危險性越大。表1 不同年齡組患者自殺行為發生情況（略）

職業分布：不同職業的精神疾病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見表2，發生率由高到底依次為:農民、教師、干部、工人、學生，但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 1.66，P＞0.05)。表2 不同職業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略）

婚姻狀況：自殺行為以離婚發生率最高，未婚者次之，已婚者少，但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4， P ＞0.05)（見表3）。表3 不同婚姻狀況患者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略）

病史分布：520例患者中有陽性家族史者124例，發生自殺行為者13例，發生率10.48 % ，家族史陰性者396例，發生自殺行為者29例，發生率7.32 %，兩組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37，P＞0.05)。520例患者中伴發軀體疾病42例，發生自殺行為者3例，發生率7.14 % ；不伴軀體疾病者478例，發生自殺行為者39例，發生率8.16 %，兩者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2， P＞0.05)。

病種分布：各病種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見表4，發生率由高到低依次為:情感性障礙、嗜酒所致精神障礙、癲癇性精神障礙、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癥、反應性精神障礙、神經癥，各組間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0. 51，P＜ 0. 01) 。表4 各病種自殺行為的發生情況（略）

2.2 自殺者特征

42例自殺時年齡21～58歲，平均32.75歲。自殺距起病時間2天～20年，其中發生在起病1月以內者9例、占21.42 % ， 1月～1年者14例、占33.33 % ， 1年～5年者8例、占19. 05 % ， 5年以上者11例、占26. 19 % ，多發生在起病1年之內。

自殺季節：發生于春季者15例（占35. 71 %），夏季13 例（占30. 95 %）， 秋季者6例（占14. 29 %）， 冬季者8 例（占19.05 %），春夏季發生率顯著高于秋冬季（χ2=15.32，P＜0.01)。

自殺原因：受精神癥狀支配31例（占73.81 %)，其中幻覺妄想等癥狀支配者19例、焦慮抑郁者12例；因生活事件、心理負擔所致7例（占16.67 %），疾病恢復期、對治療缺乏信心、藥物不良反應所致各4例（占9.52 %）。

自殺方式：自縊15例（35.71 %）， 服毒6例（14.29 %），投河投井6例（14.29 %），觸電4例（9.52 %），割腕3例（7.14 %），跳樓3例（7.14 %），跳崖1例（2.38 %），撞墻2例（4.76 %），撞車1例（2.38 %），絕食1例（2. 38) 。

自殺結果：自殺未遂者28例（66.67 %），輕傷者5例（11.90 %），受傷致殘者3例（7.14 %），自殺身亡者6例（14.26 % )。

3 討論

競爭者分析范文第5篇

[關鍵詞]經濟發展 信貸 單位根檢驗 協整檢驗 建議

一、理論背景及現狀

信貸渠道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途徑之一,資本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可以從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 (K,L)=AKαL(1-α)中得出。用α來表示,當資本增加1個百分點,實際產量會增加α個百分點。因此,信貸對經濟的貢獻主要應從銀行信貸是否影響到了經濟和經濟中有多大份額依靠銀行信貸取得這兩方面入手。

在利率機制失衡的情況下,金融變量對宏觀經濟的貢獻主要通過信貸配給機制對投資的影響來實現。凱恩斯主義認為,外部貨幣政策與信貸配給的互相作用會使小的外生沖擊產生較大的宏觀經濟影響。施蒂格利茨將信貸配給的這種作用稱為信貸配給的乘數效應,這是造成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國內外有多名學者進行了信貸擴張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Bernanke和blinder認為在信息對稱情況下,銀行通過信貸來調節企業和個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從而影響總需求的變動。Edwards S.和 C.Vegh(1997)通過模型模擬的方式認為,信貸規模的波動會直接影響經濟產出。Levine和Zervos(1998)的進一步研究表明,銀行發展水平和股票市場流動性與經濟增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他們認為金融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浙江省的經濟與別的省份有所不同,浙江以小企業發達揚名,中小企業在浙江經濟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融資難是中小企業中普遍遇到的一個瓶頸,因此浙江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為企業融資提供便利政策,增加信貸的靈活性與規模性。那么,浙江省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是否與其信貸規模的擴大有著某種聯系呢?本文以浙江省為考察對象,通過實證研究,用計量方法對浙江省省1978年～2009年間信貸和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嚴格的檢驗,以考察信貸增長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方面所起到的效果,并針對分析結果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廣西省信貸和經濟發展關系的因果關系分析

1.數據說明

在進行計量分析之前,現對所采用的數據和指標進行簡單的說明。本文分析使用的樣本區間為1978至2008年,數據均來自1978至2008年同期《浙江統計年鑒》。以浙江省各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代表經濟增長,同期金融機構貸款總額代表信貸總量。本研究各指標的統計口徑均包括中國人民銀行、政策性銀行、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其他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租賃公司、郵政儲蓄機構。所用的實證分析皆借助Eviews6.0完成。

2.計量模型

本文主要試圖驗證以下兩個問題:(1)浙江省信貸發展與經濟增長是否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2)在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前提下,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怎樣的因果關系。

3.實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unit root test)

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要先分析數據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單位根檢驗法來檢驗GDP和信貸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如果ADF統計值小于各個顯著水平的臨界值,就拒絕時間序列有單位根的原假設。對GDP和信貸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它們的時間序列有單位根,也就是非平穩時間序列,對它們的一階差分后的序列檢驗,同樣是非平穩序列。對它們二階差分后的序列檢驗,表明二階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穩序列。對于這樣的經濟變量關系應采用協整檢驗進行分析。

(2)協整檢驗:

上述變量雖然存在不平穩性,但是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可能是平穩的,即存在協整關系。我們利用EG兩步法對其協整關系進行檢驗。

第一步,Ly與Lx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 Ly與 Lx是平穩的,用OLS法對協整回歸方程

進行估計,得到殘差序列

第二步,檢驗的穩定性,結果如下:

為平穩序列,說明Ly與L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在5%顯著水平上,Ly與Lx之間的協整方程為

以上方程中的t統計值大于臨界值,說明方程的各系數是是顯著的。

由協整方程我們可以得出,信貸和經濟增長存在長期關系,且兩者是正相關,由于對時間序列進行了對數處理,所以信貸每增長1%,經濟總量會朝著相同的方向增長80.6% 。

三、結論和建議

本文實證檢驗的結果表明:1978至20O8年間浙江省信貸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一種長期的均衡關系,信貸發展極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充裕的信貸資金有效助推了浙江省內經濟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省外經濟快速發展,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化進程,也導致了資金過剩的浙江資產要素泡沫大量出現和經濟虛擬化。如果脫鉤程度過大過深,泡沫成分太多,引發資金鏈斷裂,不僅將嚴重損害實體經濟并失去大量財富,也將失去此次金融危機帶來的發展機遇,需要采取相應措施加以避免。

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的根本,虛擬經濟應是以推進實體經濟的發展為基本目的。當前,在國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進程較為緩慢,國內外宏觀金融風險依然存在,浙江舊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并未得到有效轉換和新的大規模生產力并未有效形成等前提下,對于本身具有高度流動性、高風險性和投機性等特征的虛擬經濟,都將使經濟運行有很強的波動性,破壞實體經濟發展。因此必須高度警惕和加強金融監管、抑制資產過度泡沫出現,保持信貸投放節奏、透明性和可持續性,防止浙江陷入可能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應千方百計優化制造業投資環境,重新培育形成類似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各類人才爭先恐后“下海”進入實體經濟領域的繁榮局面。

處理好省內經濟與省外經濟關系。省外經濟已經成為浙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實施有利于浙江省外(境外)經濟發展的導向型戰略。未來一段時間內,對外投資貿易、資本輸出或發展省外經濟有可能彌補省內出口部分動能的損失,成為今后推動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的助推器。同時,加大區域間技術經濟合作交流和吸引外資進入本地第三產業,或鼓勵有實力的企業發展跨省經濟、跨國經濟。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疏通資本流動渠道、緩解本地過高的資產要素價格上升壓力,化解區域金融風險隱患。

處理好短期增長與長期經濟發展的關系。實施有利于培養經濟內生能力的長期發展戰略。在短期保增長的基礎上注重調結構,實施制造業技術集約化、工業結構高級化的一系列提升工程;更加注重加快社會發展、提升居民收入消費能力的民生工程,促進創業就業。浙江的民營經濟發展較快、制度創新領先一步是浙江率先崛起的制勝經驗。因此,應加快推進有利于科學發展、有利于民生、有利于民營經濟的改革試點,加快形成浙江經濟新的增長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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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芳芳:江蘇省信貸和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才智,2008(5)

[3]麥金農: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