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對象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社會治理對象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社會治理對象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互聯網革命引發的社會研究方法革命和社會治理思維變革
社會解釋與社會治理實踐是社會治理的兩個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確的社會解釋是有效社會治理的必要條件和理論基礎，而社會治理則是社會解釋所產生的現實成果。社會解釋的任務需要通過社會研究來完成，它的使命是發現和認識社會運行的本質與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以往社會治理的經驗與教訓，為當下的社會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與最佳的方法及路徑選擇。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與對自然界和物質世界的研究相比，我們人類對自身行為與社會運行規律的研究，總體上說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這是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巨型系統，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統都更加復雜和迷離，其規律也難以完全為社會所知曉和掌握。
同時，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會主導性思維方式和科學技術水平的影響。從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再到當代的所謂信息社會或大數據社會，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不斷更新和發展，研究范式不斷更新，研究技術手段不斷進步。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大數據時代與以往最大區別在于，人類社會被計算機和互聯網納入到了一個具有無限空間和行為可能性的體系之中，任何人離開這個體系都將無法生存。處于這個體系中的人與組織，最重要的生存和發展技能是信息處理能力。對此，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識，這就是“社會的信息處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經形成“信息處理社會范式”的大數據時代，社會科學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時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會科學的計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計算社會科學（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與計算社會學（computional sociology）應運而生。
2014年8月，美國社會學界舉辦了“新計算社會學研討會（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與會者來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這次學術會議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跨學科的學術研討，既有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專家，也有來自計算機科學、生命科學、信息科學等學科的學者，谷歌（Google）和臉書（Facebook）的技術專家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新計算社會學”在社會學研究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進行了全面創新，除了大數據的獲取與分析之外，還在質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聯網社會實驗、計算機社會模擬、新型社會計算工具的研發等方面展開探索。
“新計算社會學”試圖創造性地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術、新工具，克服既有社會學研究的局限，以達到對人類行為與社會運行規律的真實認知與科學解釋。
大數據帶來的不僅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對社會治理思維的沖擊，就如我們不能把數學僅僅看成一個計算工具，而應認識到它是一種思維方式―通過把握事物的量的關系來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聯系；同樣，我們不能僅僅把互聯網和大數據看作是一個新工具，僅僅是對傳統研究方法和測量方法的突破，而更應該意識到它將帶給我們的是一種新的思維方法。
讓數據成為知識
盡管互聯網與大數據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發揮效力卻絕非易事。大數據真正“落地”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數據準備；二是“硬實力”，即計算能力強大的服務器集群；三是“軟實力”，即先進、高效的大數據處理技術。
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已經生成了海量數據，并且還在加速增長之中，數據準備已經不是問題。我國政府正積極推動云計算平臺的建設，許多企業正在就此展開戰略布局，云計算技術可以充分調動互聯網上的計算機資源，使普通用戶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獲得強大的計算能力，對于用戶來說，分析、處理大數據的計算機資源已經初步具備，并且將越來越強大和完善，就目前情況而言，硬件資源的能力也已經不是問題。
大數據運用的短板是“軟實力”，我們首先遇到的難題是數據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聯網上生成的大數據是“自然數據”，它不會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條理、有邏輯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隨機的、有噪聲的。要運用大數據，必須先使數據成為知識，否則這些數據就與一堆垃圾無異；對海量數據的處理自然不是人能夠完成的，必須借助計算機高速、強大的運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計算機數據挖掘。
數據挖掘是通過分析，從海量數據中尋找其規律，設計適合的計算機算法，從而自動搜索隱藏于其中的有價值的、潛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識的過程，是數據庫知識發現（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個步驟。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挖掘是最關鍵的工作。
由于問題不同，所需數據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數據有不同的種類和結構，必須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設計計算機算法。例如：互聯網輿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論壇等為挖掘對象，主要是通過文本分析、自然語言理解等技術來搜集、分析數據；而在電子商務中，則以電商交易平臺中的瀏覽、交易等行為蹤跡為主要挖掘對象。前者是對某一政策的社會反應進行調查，后者是對人們的購物行為進行分析。
當前數據挖掘應用主要集中在電信、零售、銀行、電力、醫藥等方面，雖然看似廣泛，但實際上還遠遠沒有普及。在社會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數都是非結構性數據，其難度很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一直在大力開發這類挖掘工具，我國的這項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機構、一般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用戶大多不具備從大數據中發現知識的專業技能，要使大數據真正服務于社會，這是必須解決的難題。我們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否則很可能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各種數據已經可以有償或無償地獲取，大大小小的云計算平臺已經星羅棋布，但是用戶卻不知道如何利用這些條件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目前的情況是：數據量在高速增長之中，云計算平臺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而另外一個條件的準備卻行動緩慢，即將成為發展的瓶頸。三者的發展已經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互聯網對社會生態的改變和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沖擊
互聯網使信息的傳遞徹底突破了空間限制，不僅傳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傳播信息量越來越大，傳遞的成本還越來越低廉，此外，互聯網的信息傳播模式越來越表現出實時互動性的優勢：傳統的公眾信息傳播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很多是單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傳遞信息，另一方被動接受，而互聯網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聯網的這些特點和優勢，它正在改變社會生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類社會從信息匱乏轉變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壟斷正在被打破，互聯網的存在使人為的信息封閉越來越困難，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成為不可能，三是人類社會的整體性正在加強，互聯網把世界連成了一體，對任何一個局部來說，它與整體和其他局部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已經無法排除其他局部對自身的影響；四是“蟻聚效應”，互聯網使普通人獲得了更多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個人力量因“網民聚合”而增強。以往，單個普通人的言論和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現在卻可能通過“網民聚合”發揮出過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應”，在互聯網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為公眾事件，一則利用公眾心理精心編造的謠言可能引發一輪洶涌的輿情；六是“眾籌效應”，通過互聯網，政府、社會組織甚至一個普通人都可能調動社會力量，獲得社會的某種支持和幫助。
互聯網對社會生態的改變，在很多方面給我們帶來了發展的機遇。在政治領域，互聯網和大數據正在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態，“網絡政治”已經顯出雛形；互聯網帶來了公眾監督力的提升，這對社會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公眾監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發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擔政府自身監督的任務，克服自身監督的不足之處。同時，大數據可以使政府變得更有智慧，通過數據的分析，能夠使政府有一雙“慧眼”，準確地認識社會問題；利用互聯網這一高速信息傳播平臺，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傳播更為及時、高效；互聯網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夠快速獲悉民眾對政策的反應，民意、民情調查的準確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聯網的“眾籌效應”，可以集思廣益，擇善而從。
在經濟領域，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經濟資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經濟形態。從經濟學的觀點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為將提升競爭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營銷模式將被低交易成本的營銷模式所取代，在過去的10年中，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印證了這一原理。互聯網和大數據幫助企業更為科學、更為高效的分析市場、匯集資源、制定計劃，改變原有的營銷模式，其中尤為受到企業的重視的是預測市場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領域，人們對“云課堂”已經不再陌生，“云上課題”更為充分地發揮了有限的教育資源的作用，并使適配式教育成為可能。
在醫療領域，從疾病預防、疫情監測到藥品管理、醫務監督，從醫療專家系統到線上預診服務，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并且其應用面還在持續擴大。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不僅幫助我們降低醫療成本，提高醫療效率；并且還有望在治理醫療腐敗、緩解醫患糾紛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大有作為。
當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來，在帶給人類美好的饋贈的同時，也會不同程度地帶來麻煩。互聯網和大數據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條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傳統的社會治理思維已經難以適應互聯網帶來的迅速而劇烈的變化，因此必須在很多方面及時作出調整。當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數據安全問題和網絡污染問題。
一是數據安全。與互聯網和大數據如影隨形而至的是數據安全問題，一些數據（個人隱私數據、關系國家安全的數據等）如果被惡意利用，將會對社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嚴重的甚至會危及國家安全，這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問題。涂子沛在《大數據》一書中曾提及美國警察濫用個人隱私數據的真實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務數據庫“獵艷”：他們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蹤她們，記下她們的車牌號碼，然后通過查詢數據庫，獲得該女性的住址等個人信息，再人為制造進一步接觸的機會。此外，還有警察利用數據庫查詢政治對手和上司的信息，對相關人員實施威脅。在2001年前后的5年間，涉嫌濫用警務數據庫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華州還有政府官員將公民的個人信息泄露、出賣給賭博公司，幫助他們追債、開發新的顧客。
1995年，歐盟頒布《關于涉及個人數據處理的個人保護以及此類數據自由流動的指令》，2014年，歐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戶的個人隱私擁有“被遺忘權”，要求谷歌公司按照當事人的要求刪除涉及個人隱私的數據。
據剛剛出現的數據交易業稱，我國數據的獲取在一定程度上還處于“法無禁止皆可為”的狀態。雖然這有助于推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發展，但其中潛藏著巨大的隱患。我們應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對數據獲取和使用的權限應進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盡早將數據獲取和使用納入正常、良性的運行軌道。
數據安全不僅關系到個人隱私、企業商業機密，還可能直接影響國家安全。一些看似尋常的數據，如果由專業人員進行匯集分析，可以獲得一些極為重要的情報。因此，一些公司的“過度追蹤行為”引起了各界高度關注。
2014年，我國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這表明我國政府深刻意識到互聯網發展對國家、安全、發展利益提出的挑戰，深刻意識到數據安全對于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經把數據安全提升至了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
二是網絡污染。由于互聯網強大的傳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信息污染，大量虛假信息泛濫成災，治理、控制網絡污染成為信息管理的新難題。
互聯網上的言論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負責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見，也有無稽之談；既有對現實問題理性冷靜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緒發泄。這些言論會不同程度地對公眾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此外，某些境外勢力把互聯網作為謀求其文化霸權的工具，有組織、有策劃地“引導輿論”，欺騙公眾，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試圖破壞我國的社會穩定。因此，互聯網也是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交鋒的戰場，我們對此必須有高度的警覺，要充分認識、研究互聯網輿論戰場的規律，沉著應戰。
面對互聯網帶來的這一挑戰，政府方面應先準確辨別言論的性質和動機，然后根據具體的情況積極應對。各級官員應不斷從互聯網上傾聽公眾的聲音，推動社會治理的進步，凡事先行一步，臨變快速反應，避免在“倒逼”下被動應付。近些年來的一些網絡事件表明，大多數嚴重后果是因反應不及時和應對失誤所造成。
社會治理對象范文第2篇
關鍵詞：霧霾；社會經濟；影響；治理
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6-96 -03
霧霾，顧名思義是霧和霾。因為空氣質量的惡化，陰霾天氣現象出現增多，危害加重。中國不少地區把陰霾天氣現象并入霧，一起作為災害性天氣預警預報，統稱為“霧霾天氣”。
從2011年左右開始，美國大使館持續播報PM2.5，這一行為引發了社會關注，加之政府終于承認了“霧霾”一詞，霧霾成為被公眾所重視的一種社會現象。2015年柴靜的一部《穹頂之下》引發了社會對霧霾關注的熱潮，引起全民對霧霾危害的思考。今年，由于兩會期間的天氣狀況，霧霾再一次引起全民關注。
本文從霧霾的成因著手，討論無錫霧霾現狀及霧霾造成的影響，最終提出相關的意見和建議。
一、霧霾的成因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收顆粒物PM這三項是霧霾的主要組成，前兩者為氣態污染物，最后一項顆粒物是加重霧霾天氣污染的罪魁禍首。人為的環境污染是霧霾天氣形成的主要原因，加上氣溫低、風力小等自然因素導致污染物不易擴散。
（一）自然因素
1.地理原因
無錫地處東部與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冷空氣勢力較弱，風力較小，大氣層結構穩定，近地面空氣相對濕度比較大，地面灰塵大，地面的人和車流使灰塵攪動起來。
2.氣候因素
無錫地區穩定類大氣條件出現頻率多，易造成污染物在近地面層積累，從而導致霧霾天氣多發。同時，無錫地區冬季天空晴朗少云，有利于夜間的輻射降溫，使得近地面原本濕度比較高的空氣飽和凝結形成霧，溶膠背景濃度高，有利于催生霧霾形成。
（二）人為因素
人為因素造成的污染是霧霾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防范和治理這些人為因素造成的污染是治理霧霾的重要解決措施。本文將從工業污染、機動車尾氣以及產品油質量這三個方面來探討其對霧霾的影響。
1.工業污染
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工業發展、機動車輛猛增，污染物排放和懸浮物大量增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粉）塵等污染物增加，直接導致了大氣能見度降低。無錫市環保局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工業污染源排放二氧化硫7.887萬噸，占排放總量的99.36%；排放氮氧化物2.999萬噸，占排放總量的21.83%；排放煙（粉）塵9.749萬噸，占煙（粉）塵總排放量的97.46%。數據表明，工業污染源排放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粉）塵比重都較重，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煙（粉）塵又是霧霾的主要組成，因此可以看出，工業污染是造成霧霾的重要原因。
2.機動車尾氣
《2015年中國機動車污染防治年報》顯示，我國連續六年保持世界機動車產銷第一大國地位。機動車污染造成了灰霾、光化學煙霧污染，是我國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機動車污染防治刻不容緩。
機動車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使我國城市空氣呈現出煤煙和機動車尾氣復合污染的特點，群眾健康受到直接影響。2014年，全國機動車排放污染物4547.3萬噸，其中氮氧化物（NOx）627.8萬噸，顆粒物（PM）57.4萬噸，碳氫化合物（HC）428.4萬噸，一氧化碳（CO）3433.7萬噸。因而，機動車尾氣是污染物總量的主要貢獻者。
3.產品油質量低
以硫含量來看，我國成品油排放標準是京V標準硫含量要求低于10ppm，國Ⅳ標準硫含量要求低于50ppm，國Ⅲ標準要求低于150ppm。無錫地區硫含量要求按照國Ⅳ標準，但是美國、歐洲實施的成品油排放標準硫含量分別是低于30ppm、10ppm。這意味著，無錫油品的硫含量是美國的1.7倍、歐洲的5倍，油品硫含量較高，質量低。
二、無錫的空氣質量情況
本文選取了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的無錫空氣質量報告數據，并從AQI指數、空氣質量級別、首要污染物三個方面分析無錫的空氣質量情況。
（一）AQI指數
從圖1中可以看出，AQI指數波動幅度較大。每年的第三季度空氣質量明顯較好，由于夏季溫度較高，雨水頻繁，空氣流動性較好，空氣無污染或污染情況較輕。與此相反，每年的第一季度空氣質量較差，由于1月份冷空氣強度較弱，且無明顯雨雪天氣過程，區域大氣擴散條件極其不利，流動性較差，造成空氣污染狀況嚴重，從而引發了霧霾天氣的產生。
（二）空氣質量級別
根據中國環境保護部數據中心數據統計，無錫的空氣質量總體來看還是較差的。從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這817天中，污染天數占了近四成，其中重度污染為3.06%，中度污染為7.47%，輕度污染為27.05%，良和優分別為56.55%、5.88%。這不僅造成霧霾天氣的產生，還對經濟、社會、人類健康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三）首要污染物
從對造成空氣污染的首要污染物的統計來看，PM2.5是形成霧霾天氣的主要污染物，占比55.71%。PM2.5不僅對空氣質量造成很大的影響，還對能見度有重要的影響，危害人類的健康。因此，改善霧霾天氣的首要條件就是減少PM2.5的產生。
三、霧霾對經濟的影響
社會治理對象范文第3篇
我國在五千年的文化長河中，沉淀出了有著自己獨特韻味的文化體系，國學大師張岱年（1990）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自強和以和為貴”。在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中，義利之辨一直是經久不衰的治國之道，也是文人墨客的處世之道。前有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后有董仲舒“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王安石“以義理天下之財”。義利之辨作為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其長久地影響下，早已潛移默化地對國人形成的文化、道德、倫理等方面的深固影響。
縱觀國內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結果，較多的仍是從正式制度視角研究，集中在公司治理（鄭濟孝、高漢祥，2010）、社會責任披露制度（羅金明，2006）等方面。忽視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是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一個誤區（周亞安，2001），義利之辨伴隨儒家文化影響中國兩千年，具有根深蒂固的觀念性。如果不將義利之辨納入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領域中，必然也是研究方面的一個缺憾。所以，本文試圖從義利之辨角度進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
一、義利之辨與企業社會責任
自1924年，美國學者謝爾頓在其著作“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中提出“公司社會責任”的這一概念至今，國際上仍沒有普遍認可的定義，企業倫理界與實踐界對其形成較同一的認知，即企業不僅要對所有者與股東負責，還要對其他利益相關者，譬如，員工、環境、消費者等負責。近幾十年，西方國家興起了各種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如環境保護活動，消費者權益保護活動，這不僅是西方國家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成熟的象征，也是企業社會責任全民化的表現。反觀我國，三鹿假奶粉事件，富士康跳樓事件，霧霾現象等事件層出不窮，可見，我國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與實踐仍與西方具有較大差距。這種差距一是來自起步的時間的差異，二是來自文化背景的不同。企業社會責任基于西方理論提出，被引入中國，具有顯著的文化影響差異。如何將企業社會責任本土化是我國企業對社會責任積極研究回應的一項重點，需要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影響尤其本國文化的影響因素，實際上，作為我國文化精髓的義利之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
義利之辨最早由孔子在《論語?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把“義”看作君子追求的高尚倫理道德，把“利”看作小人追求的卑賤之物。孔子認為“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提倡追求正當之財，對于取得的不正當之財，最終也會在不正當的交易中失去。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更加推崇“義”，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甘愿為“義”放棄生命。后西漢大儒董仲舒提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以強調義利的辯證關系。義利之辨的作用在于告誡人們，即不能輕利重義也不能輕義重利，應當把義利統一起來，義利并重。
絕大部分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的，所以企業在定位上更傾向于一個有商業頭腦的“經濟人”，而企業社會責任所要求企業所承擔的責任是傾向于一個有良知的“道德人”。企業做好企業社會責任即從單純的“經紀人”轉型為“具有道德的經紀人”。義利之辨強調利義并重，利為經濟人所追求，義為道德人所推崇，經濟與道德并行，正符合義利之辨的寓意。由此，義利之辨是可以很大影響上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
二、義利之辨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的作用機理
（一）義利之辨會制約企業的價值目標選擇
孔子認為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對仁義道德的追求。卡羅爾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可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四個層級。道德責任與慈善責任在很大程度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要求。義利之辨將道德約束加至經濟利益中，使經濟人在追求經濟利益時，更多的注意到其延伸出的其他利益。蘋果企業在目標定位時將顧客的體驗放在第一位，使蘋果在世界擁有龐大的“果粉群”。以一個道德人的角度去看經濟目標時，更多注意到的并不是短期利益，而是長期效益以及強大的延伸效益。微軟前CEO蓋茨在辭去職位后一心撲向公益事業，看是與微軟無關，卻在公眾的抬高了對微軟的好感度。李嘉誠說自己有兩個事業，一個是拼命掙錢的事業，另一個是不斷花錢的事業，這個不斷花錢的事業就是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慈善等活動。李嘉誠奉行的就是“義利統一”，追求“利”的同時保全“義”，這一價值目標的選擇會伴隨其企業的發展，成長，壯大。
（二）義利之辨會制約企業的行為選擇方式
企業在交易中會選擇何種方式，與企業的價值目標選擇密切相關，也與道德指導有關。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選擇何種方式與對手競爭，與伙伴合作，與自然共處，這都是一個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以義利之辨為道德指導的企業家會抱著“合能贏大”的思想，不會進行惡意競爭。在每年的雙十一網購活動中，京東與國美每每都要相互惡意壓低價格，打所謂的“價格戰”，對企業的聲譽影響極其惡劣。儒家文化把“義“看作君子追求的高尚倫理道德，把”利“看作小人追求的卑賤之物。孔子認為“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提倡追求正當之財，對于取得的不正當之財，最終也會在不正當的交易中失去。以義利之辨為道德指導的企業家在面對與環境相關的產業時，會兼顧環境的保護，以破壞環境所的來之“利”是“不義”的，終將還是會失去。
（三）義利之辨會制約企業的后續行為選擇
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時，有時為短期挽回企業形象或追求短期的營銷效果，會采用作秀的方式為企業加分。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持久的工程，應當與企業共存，義利之辨便是內在的動力所在。義利之辨，實為義利同重，不要因企業營利而放棄對“義”的持續追求。追求短期利益的企業仍將“利”置于第一位，將“義”看做一種工具，殊不知義利同重，圖一時之利只會放棄長期的發展。遵循義利之辨為指導思想的企業會本著長遠發展的目光，從企業根本上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實現企業自身價值。
社會治理對象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社會支持 大學生 心理健康
關于社會支持尚無統一的定義。一般認為,社會支持對應激狀態下的個體提供保護,即對應激起緩沖作用,另一方面對維持一般的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社會支持從性質上可分為兩類[1],一類為客觀的、可見的或實際的支持。包括物質上的直接援助和社會網絡、團體關系的存在和參與,這類支持獨立于個體的感受,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另一類是主觀的、體驗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是指個體在社會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體驗和滿意程度,與個體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對這兩類支持的重要性,一般認為感受到的支持比客觀支持更有意義,因為雖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觀現實,但“被感知到的現實卻是心理的現實,而正是心理的現實作為實際的(中介)變量影響人的行為和發展”。[2]人的應對方式和精神癥狀之間存在選擇性相關,總體評價是尋求社會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目前其主要壓力源排在首位的是就業壓力。而就業對于當前處于人生轉折期的大學生來說,是關系到其前途與命運的重大事件,造成其心理波動十分顯著,很容易導致各種不良的應激反應,對他們身心健康的形成有不良影響。本文就社會支持程度對大學生心理健康影響進行調查分析,以了解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這對做好大學生就業工作,維護和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構建和諧社會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對象與方法
1.對象
采用整群隨機取樣法,選取某高校968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團體測試,由心理學專業人員擔任主試,量表當場發放,當場收回。在對全部問卷質量審核的基礎上,剔除無效問卷68份,收回有效問卷900份,有效調查率是92.98%。在所調查的大學生中,按生源分高職藝術生270人,高職文科生170人,高職理科生230人,高職職高生230人。其中男生456人,占50.67%;女生444人,占49.33%;城市287人,占31.89%,農村613人,占68.11%。
2.方法
(1)依據肖水源設計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3],結合大學生就業過程中社會支持的情況,編訂了社會支持問卷。社會支持問卷分為: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三個維度。主觀支持主要指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感受到的被支持、被理解、受尊重的情感體驗和滿意程度,包括9項(Cronbachα=0.876)。客觀支持是指客觀的、可見的或實際的支持,包括物質上的直接援助和社會網絡、團體關系的存在和參與,包括9項(Cronbachα=0.867)。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是指大學生對社會資源的主動尋求與利用,包括9項(Cronbachα=0.856)。社會支持問卷27個項目,全部采用5級評分“非常不符合”為1分,“非常符合”為5分,內部一致性度Cronbachα=0.886。(2)采用汪向東修訂的癥狀自評量表(SCL-90)[4]。該量表共90個條目,包括軀體化、強迫、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及精神病性9個因子。采用5級評分制(1分=無、2分=輕度、3分=中度、4分=偏重、5分=嚴重,以≥2分為陽性,≥3分為中度以上需要幫助的心理問題)。(3)采用陳仲庚等翻譯修訂的艾森克人格問卷(EPQ-R5C)[5]。該問卷包括4個分量表,E量表測量內外向維度;N量表測量神經質維度,也稱情緒性;P量表測量精神質維度;L量表主要測量被試的掩飾性。
3.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進行處理。
二、結果
1.大學生社會支持程度的比較
分析顯示,男生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明顯低于女生,P
表1不同專業學生在社會支持評分(-x±s)
2.大學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狀況的關系
大學生社會支持與SCL-90相關系數均為負值。除利用度與敵對和恐怖兩因子無顯著相關性外,社會支持的各維度與SCL-的其他各因子均呈顯著負相關(表2)。
表2 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與社會支持的相關分析(n=900)
3.大學生社會支持與人格特征的關系
EPQ人格維度中,除L維度(掩飾性)外,P維度(精神質)、E維度(內外向)和N維度(情緒情)與社會支持4項指標均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其中E維度與社會支持呈顯著正相關,而P和N維度與社會支持各項指標則呈顯著負相關(表3)。
表3 社會支持與人格特征的相關分析(n=900)
三、討論
自1999年起,我國連續擴大招生規模,全國高校招生數從擴招前1998年的108萬人,一路飆升到2008年的600萬。經過10年擴招,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擴招前的8%迅速達到23%,擴招累計招生約為4010萬,占改革開放30年以來招生總數的75%,實現了由精英教育階段到大眾化教育階段的跨越。目前高等教育在校學生總規模超過2700萬,實現了高等教育總規模位列世界第一的業績。然而盡管我們是世界高等教育大國,但遠不是高等教育強國,伴隨擴招而來的大學畢業生人數逐年劇增,就業競爭日趨激烈。相當一部分學生在付出高昂學費獲得大學畢業生身份之后,找不到理想工作,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他們對自己讀大學是否值得產生了懷疑。同樣的問題也上移至碩士生和博士生。與此同時,畢業生就業工作中還存在著一些長期累積的困難和問題,結構性矛盾突出;一些地方和高校對就業工作的重視不夠,工作不到位,機制不健全;一些地方限制畢業生就業的政策性、體制還沒有完全破除,不能形成有效的社會支持系統。本研究結果表明:由于目前我國缺乏有效的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在就業過程中大學生會遇到種種不公與就業歧視,而他們依靠自身的力量難以改變處境。加之部分大學生本身在身心素質上的脆弱性,使得他們適應社會的心理壓力高于一般社會群體,造成了部分人在心理上的高敏感性,使他們覺得自己是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或者感到自己被社會所拋棄。他們有比較嚴重的相對剝奪感和較為強烈的受挫情緒,在社會生活中缺乏社會支持感,而“具有較低社會支持感的人對他人的評估比較消極;對自己本身,則產生人際交往無能、焦慮及社會排拒感”[6],在心理上容易產生不滿、苦悶、焦慮、急躁情緒,難以自我調適,在心理上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同專業大學生在社會支持水平上的差異,可能是專業特色的反映。在性別方面,女生表現出在支持利用度上的優勢,可能與性別角色、傳統觀念和社會期望有關。在研究中發現,在社會支持方面,女生對社會支持的尋求顯著高于男生,遇到就業壓力時的應對方式也不同。男生越來越集中注意力或變得孤立、沉默,對提升感覺的需求與女生不同,男生借助解決問題來讓自己感到減輕就業壓力;而女生比男生更傾向于主動尋求和利用各種途徑的支持,并借助談論來使自己感到減輕就業壓力,多喜歡向自己親密或信任的人傾訴,尋求情感支持,需要理解和關愛,也許對方不能解決她的壓力,但只要能夠用心去聽,她們就會產生滿足感。而且她們在談論壓力時往往談論就業的詳細經過,任何一個細節都會記起并愿意說出來,這樣她們會感到自身的壓力得到極大地舒解,而往往這時,男生就會覺得不耐煩,就會急于出主意想辦法,女生當然也需要解決問題,但談論就業壓力的過程會讓她們感到心情變好。因此,在提供社會支持時,要注意針對男女生的不同心理,有針對性地開展大學生就業心理指導工作。高年級學生的社會交往更為廣泛,這使得他們從社會關系網中獲得的客觀支持更多。但由于獨立意識和自立能力的逐漸增強,他們往往更愿意依靠自己,而容易拒絕他人提供的幫助,這可能是造成他們高客觀支持度和低利用度的原因。農村學生的高主觀支持得分,表明他們對獲得的社會支持有著更多的積極情感體驗和更高的滿意度。研究證明,學生獲得支持越少,其心理健康問題越多,反之則相反。社會支持一方面為應激狀態下的個體提供保護,即對應激起緩沖作用,另一方面對維持一般的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社會支持的這種心理保健功能已得到公認。個性外向的學生較易獲得社會支持,并且對支持有良好的情感體驗,能獲得較好的滿意度和利用度;而具有精神質和情緒不穩定傾向的學生則社會支持不良。
隨著全球金融海嘯的爆發和我國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大學生就業難累積的問題日益凸顯,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產生難以估量的沖擊,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的重要風險因素之一,并且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因此,能否有效地解決大學生就業的社會支持問題,不僅關系大學生的身心健康,而且事關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到中國能否實現長期高效有序的發展。因此,只有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大學生社會支持網絡,從政策和制度上解決大學生的社會支持,才能維護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促進社會發展。
參考文獻:
[1]Kessler R C.The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7: 48:191-211.
[2]Lazarus R S. From Psychological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93,44:2-19.
[3]肖水源.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114.
[4]汪向東,王希林,馬弘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127-129.
社會治理對象范文第5篇
關鍵詞：商業銀行 薪酬制度 社會福利
一、我國商業銀行薪酬現狀分析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2011年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行業收入差距由上世紀80年代的1.6、1.8倍擴大到4.2倍，而且這一差距仍在拉大。縱觀2011年16家上市銀行半年報數據發現，薪酬排名最低的農業銀行，職工半年人均工資收入超過了5萬元；排名最高的民生銀行，人均收入高達19萬元（高管薪酬均計算在內）。同時，上述16家銀行中，大多數銀行職工薪酬呈上漲態勢，其中華夏銀行、招商銀行漲幅分別超過了50%、30%。而同時期的農林牧漁業平均工資僅為17345元。
商業銀行憑借壟斷優勢能夠輕易獲得超額利潤，擁有豐厚的資金來提高本行業職工的工資福利水平。但是商業銀行的高薪來源于其超過生產制造等行業的利潤，而商業銀行的超額利潤也已經擠占了生產制造行業的利潤空間，這對于社會而言無疑是高額交易成本的體現，對社會福利也造成了損失。而且，商業銀行的高薪酬已經引起了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滋生。
二、商業銀行薪酬制度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分析
第一，高管薪酬水平過高，員工薪酬水平相對較低，但帶有短期激勵性質的獎金和績效薪酬較高。且高管與員工間的差距正逐漸拉大。從歷年數據中可以看出，商業銀行的薪酬水平呈逐年遞增的態勢，而且已經出現了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現象，如果放任這種收入差距無限擴大，將對社會福利產生不良的影響。
第二，對員工業績考核指標和方式簡單而落后。這就可能造成銀行從業人員為了追求業務量或者市場份額而做出有道德風險的行為，美國的次貸危機就是前車之鑒。銀行從業人員的行為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客戶的切身利益，而且銀行的行業特殊性使銀行與社會上各行各業都有緊密的聯系，一旦銀行從業人員為了追求短期激勵而做出盲目的行為，整個市場很可能都會受到影響，這時社會福利就會遭受極大的損失。
第三，薪酬披露透明度低。目前，我國非上市商業銀行的高管薪酬信息基本上都是保密的，這顯然不利于投資者和公眾對商業銀行高管人員的薪酬水平與業績情況等進行有效的監督。從社會福利視角看，商業銀行的壟斷市場勢力會帶來三方面的負面效應，社會福利的凈損失和收入再分配效應導致配置無效率、無動力削減成本戰略所導致的生產無效率以及為了維持壟斷地位而付出的浪費性支出或尋租行為。
第四，成本過高，我國商業銀行現行的管理層主要實行黨委審查和行政任免制，董事會和行長的管理層可以由政府直接委派，而政府無需為商業銀行管理者的行為負責。這顯然是以行政干預的方式在無形中增加了商業銀行的成本，不利于我國商業銀行的健康發展。
三、政策建議
1、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
監管當局應將商業銀行薪酬制度納入監管范圍，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加強對商業銀行薪酬制度的規范。針對銀行高管一味追求利潤和高薪而忽視對風險的控制等情況，對銀行高管和員工薪酬進行嚴密監控并實施風險問責制度，將可能產生的風險控制在最小范圍內并制定應對風險的措施。對于因過度追求個人利益而導致金融風險甚至產生金融動蕩的商業銀行高管，應依據其對社會危害的程度和所承擔責任的大小，追究其法律責任并收繳其全部或相應所得。
2、逐步將商業銀行納入國有化范疇
首先，國有企業資本金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投資、借款和發行債券，在應對危機時更容易得到政府的資金和政策扶持。其次，國有企業往往能通過進行企業行為達到當局直接以行政或法律手段干預經濟和社會所難以達到的效果。實踐證明，國有企業在增加就業、引導投資等可以促進社會福利快速健康增長方面，能夠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最后，國有企業能夠以國家行政手段控制高管和員工的薪酬，防止銀行高管等人因短期利益做有較大風險的行為。
3、對銀行的超額利潤和超高薪酬征收重稅
為了減少商業銀行的盲目逐利行為導致的交易成本，恢復商業銀行正常的運行秩序，進而確保社會福利穩定增加，政府有必要對商業銀行的超額利潤和超高薪酬進行控制，通過行政和法律手段進行干預的同時，還應為商業銀行的超額利潤和超高薪酬征收重稅。通過稅收手段對商業銀行的逐利行為進行調控，將商業銀行的過高收入轉而投向社會福利事業，實現社會福利的穩定增加。
4、停止或減少對銀行的財政補貼
政府對商業銀行的財政補貼會受到銀行經理人尋租行為的影響。這是由于政治家與經理人有可能產生相互交易甚至合謀,在完成政治家的政治目標的前提下使國家財政補貼最大化以謀取政治家或經理人的私利。這樣就形成了政治家和經理人的雙贏但納稅人和社會福利雙輸的情況。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與銀行高管及員工都在會不同程度上達到目的,而這種目的無疑是以社會福利凈損失的增加為代價的。
5、以稅收減免等方式鼓勵銀行參加社會福利事業
日本等國家通過稅收減免等方式鼓勵商業銀行進行捐贈等社會福利事業，促進了社會和企業的共同繁榮。而且在長期內培養了國民對福利事業的責任感。這一點值得我國效仿，一方面可以使商業銀行有動力參加社會福利事業，另一方面則可以促進社會福利的快速健康發展。
四、對健全商業銀行薪酬制度的建議
1、優化薪酬激勵依據，
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參考系統風險系數，建立與風險性指標緊密聯系的激勵機制。重視對風險控制中心員工的薪酬激勵，適當提高風險部門員工的薪酬比例。在薪酬支付方面，有必要留存一部分薪酬延期支付，同時，績效薪酬必須統一經過風險考核確保合格之后才能向員工發放。同時，商業銀行應杜絕同行業之間員工的薪酬攀比心理。必須綜合考慮當地人力資源市場的競爭等因素，盡量避免產生因業內薪酬超高而引起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2、加大對薪酬信息的披露程度
商業銀行不僅要公開銀行年報中的財務報表等信息，更應該應社會公眾的要求公開高管和員工的薪酬具體報告等信息，接受金融投資者和社會的監督。這種方式不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和高管和員工在薪酬水平的差距上產生的內部矛盾和銀行行業內外的矛盾和沖突。而且，商業銀行披露薪酬信息可以提高商業銀行的社會公信力，進而獲得更大的競爭力。
3、更加關注社會福利
商業銀行應該更加關注社會福利，鼓勵和引導員工參與社會福利事業。銀行通過參與社會福利事業可以將一部分財富轉移到邊際效用較大的享受社會福利群體，可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水平，進而達到社會財富的邊際效用最大化。當參與社會福利事業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處于邊際效用遞增階段，銀行可以選擇參與社會福利事業承擔社會責任。銀行做為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金融企業，在追逐自身利益和實現經營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應該積極投身于教育、環保、健康等社會福利事業，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的快速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李華民.國有商業銀行薪酬體制改革及激勵目標改進[J].金融論壇.2003,(8).
[2]茍開紅.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薪酬結構及長期激勵研究[J].國際金融研究.20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