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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研究報告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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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研究報告范文第2篇

內容摘要：本文在歸納分析大量相關學術文獻的基礎上，詳細回顧與梳理了國內外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主要研究成果，歸納了其評價模式并做了簡要述評，為我國電子政務績效評價工作的進一步完善提供借鑒。

關鍵詞：電子政務 績效評價 述評

電子政務的績效評價，是指運用一定的評價指標和評價標準，按照一定的程序，通過定量定性對比分析，對電子政務一定運營期間的運營效益和運營者業績做出客觀、公正和準確的綜合評判。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是保證電子政務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對于提高政府效率和效益，改善政府治理水平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其研究也引起了各國的高度重視。許多研究機構、咨詢公司對其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介紹、研究并借鑒國內外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模式，結合我國實際對中國電子政務績效進行科學評價顯得尤為迫切。

國外電子政務績效評價回顧與述評

目前國際上開展電子政務研究的機構中，許多都在從事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研究工作，但因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其研究思路、方法和模式也存在差異。根據其研究思路和模式的不同，本文將國外電子政務的績效評價研究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一）聚焦政府網站績效型

網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該地區電子政務發展的程度，聚焦政府網站績效評價的主要有埃森哲咨詢公司、美國布朗大學、世界市場研究中心等。世界著名的埃森哲咨詢公司在2003年對22個國家級電子政府進行了量化測評，并首次采用了電子政府“總體成熟度”的概念，將政府網站的績效類同于電子政務的整體流程績效，以此綜合考察政府的網絡戰略和國民利用電子政務的具體狀況。該評價指標體系的優點是便于測評和量化分析，首次從客戶與服務的角度來進行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符合電子政務為公眾和企業服務的根本目的。但在運用過程中需要注意測評針對的是網站的外在表現，而非全程的管理實際情況，因此有出現誤判的可能，此外，其評價指標主要為定性指標，難以保證其客觀性。布朗大學與世界市場研究中心公布的第三份全球電子政務測評報告指標體系包括如下內容：測評內容、具體考察特征與指標權重，但各指標采用相同權重，總分為各指標積分之和?？梢?，各指標采用相同權重明顯降低了該評價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可信度。

（二）注重基礎設施技術型

電子政務系統可以看做是基于網絡技術、數據庫技術、多媒體技術等多種信息技術的政務信息管理系統。因此，信息通訊技術便成為電子政務在政府部門中運用的切入點，其基礎設施的技術指標也因此成為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研究的熱點之一。如IBM政府事務研究中心就從信息通訊技術的應用角度專門對電子政務的基礎設施設定了三類實用的技術標準，為電子政務的績效評價研究提供了思路。IBM 政府事務研究中心提出《評價電子政務績效》的研究報告主要研究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問題。該報告對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研究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把電子政務績效評價平行分成三個部分（投入、產出和效果）。二是認為電子政務績效評價在導向上有兩種評價體系：技術導向型與服務導向型，后者是今后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發展方向。IBM公司的電子政務研究院、電子政務的戰略和對策小組等部門從信息通訊技術的應用角度專門對電子政務的基礎設施設定了三類實用的技術標準，為電子政務的績效評價研究提供了思路。三類實用的技術標準具體為：靈活性、可升級性和可靠性。

（三）兼顧軟硬件結合型

電子政務不僅是基礎設施這些硬件方面的問題，更需要將設施和技術與具體操作的人力資源緊密結合起來，即電子政務的硬件與軟件相結合。2002年，聯合國的公共經濟與公共行政署與美國行政學會提出了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指標體系，從三個方面評價世界各國電子政務發展水平：各國政府網站提供的內容和一般公眾最經常使用的在線服務情況、對各國IT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進行評價、人力資源能力評價。根據這些指標最后加權平均得出電子政務指數，從而對各國的電子政務環境進行一個較為全面的衡量。該評價體系的優點是，所衡量的指標都能從公開出版物上找到數據，但該報告對于“政府網站建設現狀”、“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人力資源素質”三個方面的權重分配情況以及各子方面的權重分配情況未做詳細說明，也沒有給出具體的計算公式，因此可操作性還有待商榷。此外，要使用這個績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評價，被評價的國家必須滿足以下一些條件，可見該指標體系對被評價對象的要求較高，因此不具有普遍意義。

（四）電子政務社會網絡效用型

電子政務建設的終極目標是向公眾提供更加完善和便捷的服務，展現其公共價值。因此，強調公共價值與服務導向型電子政務以服務為中心，讓公眾得到廣泛、便捷的政府信息和服務，將給民眾以更高程度的滿意感受，最終體現以人為本的新公共服務思想。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開發了公共服務導向型的測評模型和方法，最具影響力的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政府技術研究中心提出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公共價值框架”和美國1994年提出的顧客滿意度指數（ACSI）模型方法。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政府技術研究中心（CTG）提出了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公共價值框架”，著重強調以公眾的觀點而不是政府的觀點作為評價的基礎。美國1994年提出的美國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方法是一種新型的以顧客為基礎、用來評價并改善組織績效的一種測量體系。其模型由六個變量構成，顧客滿意度是最終所求的目標變量，顧客期望、感知質量和感知價值是顧客滿意度的原因變量。1994年美國將政府和公共部門納入ACS評價體系中時，對原模型進行了修正。第一，政府的公共服務基本上由“過程”、“信息”和“客戶服務”三方面來決定；第二，由于絕大部分的公共物品和服務是無償提供，因而修正的模型不再考慮價格因素而去除了“感知價值”這一變量；第三，由于公共部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壟斷性，難以體現顧客忠誠，故以對政府的“信任”來代替。

（五）公共價值與服務導向型

電子政務建設的終極目標是向公眾提供更加完善和便捷的服務，展現其公共價值。因此，強調公共價值與服務導向型電子政務以服務為中心，讓公眾得到廣泛、便捷的政府信息和服務，將給民眾以更高程度的滿意感受，最終體現以人為本的新公共服務思想。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開發了公共服務導向型的測評模型和方法，最具影響力的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政府技術研究中心提出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公共價值框架”和美國1994年提出的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方法。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分校政府技術研究中心提出了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公共價值框架”，著重強調以公眾的觀點而不是政府的觀點作為評價的基礎。美國1994年提出的美國顧客滿意度指數模型方法是一種新型的以顧客為基礎、用來評價并改善組織績效的一種測量體系。其模型由六個變量構成，顧客滿意度是最終所求的目標變量，顧客期望、感知質量和感知價值是顧客滿意度的原因變量。1994年美國對原模型進行了修正。第一，政府的公共服務基本上由“過程”、“信息”和“客戶服務”三方面來決定；第二，由于絕大部分的公共物品和服務是無償提供，因而修正的模型不再考慮價格因素而去除了“感知價值”這一變量；第三，由于公共部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壟斷性，難以體現顧客忠誠，故以對政府的“信任”來代替。

國內電子政務績效評價回顧與述評

（一）對政府網站的評價

電子政府思想庫網站（省略）于2002年12月《全國十大城市政府門戶網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 開始對政府網站進行初步的測評。1stEG結合當今中國電子政府的發展現狀，推出了科學的政府網站評價體系――主體面向政府職能的政府網站評價體系。它分為內容服務指標、客戶關系指標和網站質量指標，每個指標下又有多個子指標。這些子指標根據不同的情況設置了相應的權值。

從2002年起，北京時代計世資訊公司（CCW Research）每年都會《中國政府網站評價研究報告》。2005年計世資訊公司對69個國務院組成部門網站、31個省級政府、32個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201個地級政府和129個縣級政府網站進行了綜合評價，把政府公報、政策法規、導航服務、辦事指南、網上調查等25項評價指標，劃分成三大類、九小類。評價結果顯示，和2004年相比中國政府網站建設質量穩中有升但整體水平仍然不高，處于艱難的“爬坡”階段。廣州時代財富科技公司（省略）于2002年5月15日了《中國電子政務研究報告》。2006年，賽迪公司了《2005年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價報告》。此次評價對象包括四類政府網站：國務院部委及相關單位的部門網站、省級政府網站（包括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政府網站）、地市級政府網站以及縣級政府網站。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于2003年10月公布了《中國地級市電子政務研究》報告。該研究報告認為，政府網站是電子政務的主要載體，電子政務能夠在較大程度上通過政府網站得到體現；其次只有政府網站是公開的、可測量的、客觀的。所以它在評價各地電子政務發展水平時，選擇的評價對象是政府網站。為此，它對全國257個地級市政府網站進行了4次數據采集，從信息上網、網上辦公、對外經濟服務、互動性、鏈接情況、時效性、網絡安全、隱私性等10個方面進行評分。

2004年，雜志《電子政務》了中國城市電子政務發展研究課題組《2003――2004 中國城市政府門戶網站評價報告》。該報告以服務型電子政府作為未來的電子政務理想模型，以電子政務實現度（EGR）為衡量城市政府門戶網站的核心指標，從在線服務力（OSA）和在線應用力（OAA）的角度建立了評價指標體系。2008年，該雜志了中國軟件評測中心的《2007年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設計――政府網站用戶調查》，給出了2007年中國省級和地市級政府網站認知度和滿意度調查結果，并以此作為衡量城市政府門戶網站發展水平的依據。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的劉偉、段宇鋒利用層次分析法建立政府網站網絡影響力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32個省級政府門戶網站的網絡影響力進行了測評，并以上海市為例，測定了其所屬行政部門和區政府網站的網絡影響力。根據測評結果，發現目前仍然存在重建設輕利用的問題。東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胡廣偉等人以考查我國政府網站的建設現狀為目標，構建了評價政府網站功能、服務和網站使用效果的指標體系，并基于此體系對政府網站的調查和分析方法進行了研究。

（二）關于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

張成福、唐鈞認為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應當從產出、結果和影響層次三個層次進行深入探討，他們還認為在評價方面要打破“GDP崇拜”，不能片面應用“產出”層次的指標來衡量整體的社會效應。彭細正認為，評價應包括五個方面：評價指標體系、指標評價標準、指標權重、綜合評分方法、數據采集方法。楊云飛建立了一套包括“電子集中、電子安全、電子管理、電子服務、電子決策”五項測評電子政務評價指標體系，并利用該評價指標體系對我國各大城市目前的電子政務發展水平進行了嘗試性測評；同時制定出了電子政務得分定量―定性換算表，將得到的定量化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結果轉化成定性化描述。該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具有系統完整、內容豐富和簡潔明了的特點。

劉騰紅等從服務和應用的角度，建立一種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系統評價方法，從電子政務的對象和職能看，可分為外部和內部兩個部分。外部主要是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承擔政府對外服務和監管職能；內部主要是各級政府間、各部門間以及各公務員間的互動，承擔決策和管理職能。馬連杰根據價值理念、評價主體和對象，基于“公眾滿意度”、“政務為民”理念，從成本收益的角度設計了一套電子政務項目評價的指標體系，將項目成本分為項目投資、項目運行管理、項目維護和電子政務機會成本5個總指標以及14個子指標，將收益分為效率提高程度、公開透明度、公民服務和企業服務4個總指標以及22個子指標。王協舟從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建設的數量、質量、利用、發展潛力四方面建立指標體系，分別組成了電子政務信息資源數量評價指數、電子政務信息資源質量評價指數、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利用評價指數和電子政務信息資源建設發展潛力評價指數，并提出建立相應的保障機制。

（三）評價方法的研究

層次分析法。劉騰紅等人采用AHP確定指標體系的權重系數，采用專家評審法、網上調查法、用戶調查法作為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數據采集方法，對模擬的三個網站進行了評價。實驗結果初步驗證了評價方法的實用性。孫彬提出綜合評價模型，采用基于AHP的加權平均法和歐式距離法作為評價指標的匯總計算方法。陳冬林構建了以信息化成熟度、政務透明度和公眾滿意度為主的電子政務評價的指標體系，提出了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群體AHP模型。

模糊評價方法。蔡鶴亭提出了評價的AHP-Fuzzy模型，對廣州市政府門戶網站效益進行評價，并在設計問卷調查、回收問卷采集樣本數據之后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聚類分析。李倩采用模糊數學的研究方法，以模糊綜合評判三級模型為基本原理，提出一種新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方法，使得評價指標會更加合理、更加準確。張新香構建包括質量、成本、效益三方面的指標體系，利用三角模糊數評價模型實施中部省份省會城市電子政務績效評價，評價方法接近人的思維模式，合理地實現定性指標定量化，且整個評價過程和步驟非常容易編程實現并在計算機上進行運算分析，具有較高適用性。

韋彥提出一個基于模糊認知圖的電子政務網站評價系統，把眾多影響網站效能的相互聯系的因素綜合起來考慮，以得到更為科學的評價結果，同時系統具有較好的兼容性和擴展性。王熠構建了一個基于云模型的電子政務網站評價系統的整體框架模型，以云變換和云發生器作為定性定量轉換工具，通過云推理機把量化的站點指標屬性值與規則進行匹配，從而得到易于理解和使用的評價結果。張亞明、劉海鷗針對實際問題構建科學、合理的電子政務績效評估模型，提出一套基于平衡計分卡的電子政務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并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方法進行了實證研究。

數據包絡分析法。李虹來基于管理有效性的評價思想，提出動態綜合評價電子政務績效的數學模型，兩次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的模型，建立電子政務的期初績效、期末績效和績效指數等概念，測算出我國省級政府的電子政務動態綜合績效。結果表明，該評價方法能對所有的省級政府產生激勵，評價結果更具公正性。

BP神經網絡法。顏佳華、寧國良根據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非線性特點，采用BP神經網絡模型嘗試對電子政務進行評價，并對湖南省11個地級市政府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易亞將應用快速模擬退火神經網絡模型，對電子政務績效進行評價。該模型具有對評價樣本進行自我學習的能力，能掌握評價指標與評價結果之間的映射關系，從而效仿專家進行評價，并克服傳統人工評價所難以擺脫的評價隨機性和主觀上的不確定性。

（四）戰略方面的研究

互聯網實驗室的《中國電子政務戰略研究報告》詳細描述了如何對政府機關的電子政務戰略目標、可用的資源和能力、面臨的外部環境、達到目標的手段進行量化評測，可幫助政府制定科學的戰略。《電子政務藍皮書：中國電子政務發展報告》闡述了我國電子政務建設和發展的戰略問題，對電子政務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應用研究做了階段性總結。張成福和唐鈞提出，我國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戰略選擇應突破“產出”層次的評價，向“結果”和“影響”層次的評價發展，形成綜合性的績效評價模式，并建立起“由點切入”、“高屋建瓴”、“循序漸進”和“全面改革”的戰略規劃。于施洋和何代欣等引入了平衡計分卡思想，從平衡計分卡戰略實施的角度對電子政務進行績效評價，將之與電子政務建設的價值取向結合，力求把績效評價工作上升為電子政務建設的戰略轉換工具，以建設高效、集約型的電子政務。

朱榮針對目前我國電子政務項目的立項審批階段缺少戰略層次的分析提出了一個電子政務項目預評價模型，解決了目前工作中缺乏全面性指標體系和量化評價方法的問題。張節等依據電子政務的本質特征，在構建反映電子政務中戰略、組織、流程和技術協調發展關系的電子政務戰略對應模型的基礎上，借助平衡記分卡這一績效評價和戰略管理工具，建立了電子政務成熟度評價模型，提出了電子政務成熟度發展階段的劃分思路。

總結與建議

綜上所述，雖然國內很多研究機構和學者都對電子政務績效評價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是還沒有一種方法能將指標的代表性和全面性完美地結合起來，以準確達到指標的有效性。

如前所述劉騰紅在對其提出的內部和外部指標體系進行分析時，通過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體系的權重系數，采用近似匹配法評價電子政務系統，采用專家評審法、網上調查法、用戶調查法作為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數據采集方法，對模擬的三個網站進行了評價，初步驗證了該評價方法的實用性，但是沒有將財務測評指標和業務測評指標結合在一起進行績效評價。

于施洋建議把廣泛應用于企業的績效管理工具―平衡記分卡作為構建新的評價體系的有效工具。平衡記分卡的精髓與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價值取向之間有著內在切合性，根據電子政務績效戰略目標對平衡記分卡進行修正和整合，可以為構建科學合理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提供框架支撐；但是在指標權重大小方面還存在欠缺。

Kishot Vaidya等結合平衡計分卡和層次分析法對其政府的電子采購進行了績效評價，給出了影響電子采購績效的因素，最后針對每個因素對績效產生的影響進行了評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們只對電子政府采購績效做了評價，因此不是全面意義上的電子政務績效評價。

針對以上電子政務績效評價的研究成果，將平衡計分卡應用到電子政務績效評價中可以更好地將財務測評指標和業務測評指標結合在一起使用，構建基于平衡計分卡電子政務績效評價框架，以建設服務導向型電子政務為最終目標和核心，基于成本效益、內部提升、公共價值及公眾滿意四個維度對績效進行快速而全面的考察，從而實現財務與非財務、領先與滯后、長期與短期、外部與內部指標的平衡。因此，將平衡計分卡與數學模型相結合，可有效解決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轉換的難題，從而取得理想的評價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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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研究報告范文第3篇

關鍵詞：信息化；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

紙張材料支出是出版社生產成本中的重要部分，而隨著對信息化手段的不斷重視，其在出版社管理中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通過信息化手段構建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系統，具有高效率、精細化和財務一體化的優勢，不僅實現了對紙張材料利用的全面實時跟蹤管理，同時也有效的實現了紙張材料的循環利用，節省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出版社紙張材料信息化管理體系構建的主要內容

出版社紙張材料的利用存在著數量大，種類繁多等特點，在傳統的管理模式下，一般是由財務部門負責按照紙張材料的業務類型進行管理，而通常在出版部門是按照紙張的類型（平板紙、卷筒紙等）來進行管理的，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定的矛盾。一般來說，紙張材料的查詢十分困難，同時手工臺賬和流轉記錄的保存也十分困難，容易損失或者丟失，這給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造成了多方面的困難，所以尋求新的管理體系迫在眉睫。

構建信息化的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體系主體是兩個部分，分別是出版部和財務部，其主要職責是：一方面負責對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辦法進行制定、檢查和實施，另一方面負責對各個參與單位和參與人員進行監督和管理。

建立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系統的架構主要由3個系統、4個層面、5個模型組成。包括網絡系統、存儲系統、主機系統；數據層、物理層、應用層、支撐層；數據支撐模型、物理支撐模型、應用管理模型、決策管理模型和應用支撐模型。

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要對各個不同的紙張進行分類，且設置不同的數字代碼以便實現數字化、信息化的管理。一般的，出版社紙張材料的管理體系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板塊，即紙張材料入庫管理、移交管理、出庫管理。分別管理著材料的入庫、調配和出庫。

二、出版社紙張材料信息化管理體系的操作流程

出版社紙張材料的信息化管理體系就是實現對庫存的紙張進行實時的管理和監控，具體的分為三大板塊，即材料入庫管理、材料移交管理和材料出庫管理，此外還有材料其他管理。具體的操作流程如下

（一）材料入庫管理

首先，需要對各種不同的紙張材料進行分類，確認是否需要入庫。對于無需入庫的另行處理，對于需要入庫的則分別進行代碼設置，以便于后續操作。具體在紙張材料入庫中可以分為預計入庫和實際入庫，預計入庫指的是對已經確定了紙張品種、數量和金額的紙張但是尚未收到發票的進行提前預登記，等待后期審核后再進行直接入庫。因為預計入庫的紙張材料是已經確定的需要入庫的，所以通過提前預登記能夠及時的反應紙張采購的業務，而且在材料經過預計入庫后會直接錄入系統，等待審核后直接入庫，這樣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實際入庫是指對實際的已經收到發票的紙張材料直接入庫。對于實際入庫的和預計入庫紙張材料，出版部門都需要開具入庫單，便于后期管理。需要指出的是，財務部門原來開具的預計入庫單在紙張材料入庫后需要取消，然后重新開具實際入庫單，否則實際入庫單預計入庫單的差額將影響到紙張庫存。且上述過程必須保證每天更新，以及一個月進行一次核對檢查，防止出現錯誤。具體的路程圖如圖1。

（二）材料移交管理

紙張材料移交是根據實際生產需要，紙張材料在印刷廠和庫房、以及不同的印刷廠之間進行移交和調配。由于材料的移交只是在各個庫存之間進行變化，本身紙張材料的總庫存不變，所以只需要出版部門進行操作管理即可，同樣需要出版部門開具移交單，且需要在系統進行實時管理、監督。具體操作流程見圖2。

（三）材料出庫管理

紙張材料出庫指的是實際生產過程中，需要將紙張材料從庫房調配給印刷廠使用。這同時關系到財務部門和出版部門，具體的包括出庫紙張數量、類型和金額都需要開具體的出庫單，并且在通過審核過后才可以進行出庫。每月月底需要有財務部門編制紙張出庫憑證，實時管理紙張材料在財務賬上的金額，具體流程如圖3所示。

（四）材料其他管理

除了上述管理之外，還包括對紙張材料的借入借出管理、備用啟用管理等管理項目，同樣需要相應的管理系統進行管理。

總結

隨著信息化技術手段在各個領域的廣泛應用，其所表現出的快捷性、靈活性越來越被重視。對于出版社來說，探討信息化的新手段實現高效率、精細化和財務一體化的紙張材料管理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對信息化的出版社紙張管理中的參與主體、系統構架和管理流程進行分析，具體的介紹構建信息化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體系的內容。從材料入庫管理、材料移交管理和材料出庫管理三大板塊詳細的介紹了信息化紙張材料管理體系的操作流程。為實現高效率、精細化和財務一體化的出版社紙張材料管理提供了理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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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研究報告范文第4篇

學術界明確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國際社會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經濟”的是英國的《能源白皮書》。在這個官方文件中，低碳經濟首先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被定義為“通過盡可能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盡可能輕的環境污染，獲得更盡可能多經濟產出”。當然，作為國家戰略文件，《能源白皮書》更看重的是“低碳經濟是英國追求更高生活標準和更好生活質量的手段，也是英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保持競爭優勢，為其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機會的途徑”，同時為了解決英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英國政府希望“通過發展低碳經濟為英國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按照《能源白皮書》的設想，到2050年英國將在1990年的基礎上，將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60%，“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2]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特恩和他的團隊在低碳經濟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認的貢獻，著名的《斯特恩報告》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氣候變化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他們認為，氣候變化為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因為氣候變化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面臨的范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市場失靈現象。該報告給出的忠告是：如果人類社會不盡快采取行動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整個世界的GDP將遭受5%-10%的損失，其中窮國的損失會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團隊給出的研究報告還描繪了整個世界碳排放問題的路線圖。按照這個路線圖，要使大氣的溫室氣體濃度在50年后不超過550ppm，所有的國家，無論發達還是不發達，必須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在2023年之內達到拐點，從這個拐點之后全球的碳排放應該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規模才能在2050年之內實現比現在的水平降低約25%的目標。斯特恩報告給出的政策含義就是，各國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盡早向低碳經濟轉型。

經濟學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為什么會關注碳排放問題呢？在這個問題上，諾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認為“任何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都必須借助經濟系統才能發揮作用，而氣候的變化也會反過來對經濟系統發揮反作用，例如，極端天氣會影響糧食的產量”。諾德豪斯1982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文章雖然不長，但卻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開創了“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權威著作。在他的論文中，溫室氣體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圍內減排的國際合作、減排中政府的角色等問題都有所論述。諾德豪斯的重要貢獻是將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整合在了一個模型中，即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態系統發生變化，生態系統的變化再反過來影響人類的經濟活動。目前學術界廣為推崇的研究氣候變化的主要工具，即“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論文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考慮到低碳經濟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讓人類社會倒退，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會犧牲現有的福利換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斷降低就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在這里，具有重大影響的是“脫鉤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只要政策有效，一國經濟完全可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堅持脫鉤理論的學者試圖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脫鉤指標，借助這些指標檢驗一國氣候變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發現可能造成“脫鉤的因素，用以指導一國政府制定脫鉤政策的依據”。考慮到動力、壓力等因素，Tapio（2005）[5] 設計了一套指標體系用于反映經濟增長與環境壓力的關系，他認為當一國的碳排放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呈現出不平行的現象時，該國便發生了脫鉤現象。本世紀初，OECD國家通過研究經濟增長和環境壓力之間的關系，力求發現究竟哪些國家可以做到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下降同時并存。他們的研究發現，“環境與經濟脫鉤的現象普遍存在于工業發達國家之中，并保持著進一步脫鉤的可能”。所以聯合國經合組織得出結論：“在經濟發達的國家，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已經實現了雙贏，以往彼此間的沖突己經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這些國家脫鉤的積極效應還在擴大。他們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隨著經濟的發展，OECD國家以往存在的環境與經濟的沖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決”（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應。按照科斯的理論，只要產權的界定是清晰的，通過碳排放權的交易人類社會是可以消除碳排放過程中出現的負面外部溢出效應的。目前國際上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項目就是想通過《京都議定書》中明晰的排放權（即產權），在國與國之間進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議定書》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各國的初始排放權的分配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原因很簡單，一國排放權的大小直接影響著其國民福利水平的變化。特別是對資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發展水平不高的國家，碳排放權的減少就意味著發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權分配的研究，特別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權的基數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學者。根據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者對“公平分配排放權”的主張可分為三大類，分別是：“繼承祖父制”，“歷史責任制”，和“天賦人權制”。第一種觀點主張維持目前排放規模的現狀，排放多的國家繼續享有較多的排放權，原因是他們的經濟總量大，需要更大規模的能源消耗。顯然，這種觀點會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反對。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通常小于發達國家，如果按照這種既得利益的原則，發展中國家喪失的就是發展的機會，顯然是不公平的。事實上，由于各國經濟存在著差異，即便是在發達國家之間，對“繼承祖父制”的主張也存在著重大爭議。按照“歷史責任制”的主張，以往過多的碳排放是由發達國家造成的，發達國家應該為此承擔歷史責任，從而應該得到較少的排放權，并且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上的支持，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疤熨x人權制”說的是排放權應該按人口分配，其理論依據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環境與發展的權利”。上述三種觀點可謂針鋒相對。在激烈的爭論中，有的學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則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權的分配原則既要考慮到人口規模的因素，也要顧及到現有排放規模和已有的經濟總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說減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顧忌資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問題還算簡單。重要的是，當人們還在為能源的短缺困擾時，同樣是基于碳排放引發的污染問題也出現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氣層中的累積所形成的溫室效應，能夠導致氣候發生變化，進而給人類的生存帶來更大的災難?；蛟S正是因為碳排放問題與環境保護高度相關，因此在研究低碳經濟問題時，國外的研究文獻經常會提及環境庫茲涅茲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紀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領域出現了轟動整個經濟學界的一個假說，即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Simon Kuznets）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研究效率與公平之間關系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假說，在他的《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論文中，他提出了一個讓后來的學者爭論不休的話題，即“即收入不均現象會隨著經濟增長先升后降，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Kuznets，1955）。[8]后來的環境經濟學家利用這一假說，直接演繹出了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即環境的污染程度與一國經濟發展的水平成反比。當一個國家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時，例如早期的農業社會，由于能源消耗，特別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規模不大，故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工業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業的發展，自然環境的凈化能力逐漸下降，環境惡化程度會伴隨著工業的發展不斷加劇?！暗牵粐I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出現一個拐點。在這個拐點上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的程度會逐漸下降，并最終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對這個倒U型曲線假說，一些學者給出的解釋是，“收入的增加導致了人們對環境要求的提高，同時收入的增加也會導致產業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即重化工產業的比重會明顯下降，這些均會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減少”（Selden，1994）[10]。

庫茲涅茲曲線理論假說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學者進行實證研究，但結論卻是多樣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這一假說，也有大量的文獻對這一假說提出了挑戰。Huang（2008）[11]分析了21個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與人均收入的關系，發現只有7個國家符合庫茲涅茲假說。從國際分工的角度出發，有學者認為，即便存在污染與收入間的庫茲涅茲關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國際貿易導致的污染產業分配效應。發達國家環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國家環境的惡化為代價的。一旦國際間產業轉移完畢，即便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提高后，也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從其他國家進口污染密集型產品。因此庫茲涅茨曲線 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經濟學過程（ Deacon， 2005） [12]。

鑒于低碳經濟的提出源自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因此我國學術界對我國是否應該發展和倡導低碳經濟有過激烈的爭論。例如，有的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認為低碳經濟只是西方國家的一種惡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們逐漸失去的競爭優勢。他們給出的證據是：發達國家希望從“碳關稅”和“碳減排”入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設立“綠色貿易壁壘”。有的學者甚至指出，西方國家推崇低碳經濟的目的在于“借助氣候問題扼殺發展中國家生存空間，繼續通過國際貿易盤剝發展中國家，持續地維持兩極世界的格局”（勾紅洋2010）。[13] “發達國家在出口技術和設備的同時，一定會制定一套全球最為嚴格的低碳標準，要想達標，你必須購買它們的技術和設備。今后碳排放標準極有可能成為新的綠色貿易壁壘。發達國家竭力推動節能減排，背后隱藏的“小算盤”不容忽視。哥本哈根談論環境問題，表面是為了保護環境，而背后的實質實際上是在爭奪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主導權”（郎咸平，2010）[14]。

當然，國內更多的學者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還是持肯定態度的。關于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意義和必要性，多數學者主張，低碳經濟是21世紀人類社會最本質的變革，將比以往的工業革命意義更為重大（馮之浚）[15]。還有的學者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論證了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認為應該將低碳戰略上升為基本國策，把實現低碳發展作為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一次重要契機（付允、馬永歡，2008）。[16] 從長遠的角度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符合我國當前和長遠利益（孟德凱，2007）。[17]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發展低碳經濟是實現我國和平崛起和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宋德勇，2009）。[18]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有著自己的優勢，例如減排空間大，減排成本低等（金樂琴，2009）。[19]

對于什么是低碳經濟的內涵，國內不同學科的學者有著各自的解釋，即便同在經濟學界，人們的理解也不盡相同。但多數學者還是認同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模式，是一場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經濟指的是通過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經濟模式，達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質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術創新”（張坤民，2008）。[20] 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強調了從動態的角度界定低碳經濟。他們指出，低碳經濟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密不可分。“在農業社會，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費的規模很小，盡管社會總產出的規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計的碳排放使得碳生產率很高，即能源強度極低，可這不是人們理想的低碳經濟狀態。傳統的工業化階段，大規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強度急劇升高，當然更不是人類社會追求的低碳經濟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識密集型為特征的后工業化階段，整個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工業），人文發展水平、碳生產率都非常高，才進入低碳經濟的形態”（潘家華、鄭艷，2008）。[21]

考慮到低碳經濟追求的是通過提高資源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產出，我國有的學者將低碳經濟歸納為“以更多的經濟產出為目標函數，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為約束條件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將這一經濟形態與傳統的“以更多的經濟產出為目標函數，以私人成本最小化為約束條件”的高碳經濟形態相對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經濟的問題上，何建坤（2009）[23]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低碳經濟是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發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變革，它要求用盡量少的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來保證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從這個角度來講，低碳經濟的本質要求是提高碳的生產力，每單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產生更多的GDP。當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還可以繼續討論，但用盡可能少的能源提供盡可能多的產品和服務這一思路是符合經濟學基本教義的。因此，從資源稀缺的角度看，與其說低碳經濟追求的是碳排放的減少，還不如說它追求的是資源的節約。

我國的學者也從資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經濟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獻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報告更為令人擔憂的結論。例如有學者稱，如果我國不采取嚴厲的溫室氣體減排措施，到205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67億噸標準煤，溫室氣體排放將達到122億噸，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帶來的經濟損失會相當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變現有的高碳經濟模式，最終將導致GDP總量積累為零，甚至整個經濟體出現崩潰（陳劍鋒，2010）[24]。當然，這種危言聳聽的結論并沒有得到主流學派的認同。

國內學術界大量的學者參與了“碳排放權分配機制”問題的研究，針對發達國家的立場，我國的學者更看重碳排放權與人的生存權之間的關系。在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中均加進了人口數量的參數。例如，有的學者提出了“碳排放權不能只按GDP界定，應該根據人口指標決定一國的碳排放數量”，“至少也應該按人口和GDP綜合指標來分配碳排放權”，有的學者提出，“從公平與效率綜合考慮，碳排放權的分配首先應該顧及的是人人都應有的體面的生存權，其次才是在保證體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圍內的排放權分配應該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強度（單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權平均”。在這里，主張加權平均的學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為基準”，然后在此基礎上兼顧GDP碳排放強度。（陳文穎、吳宗鑫，1998）。[25] 有的學者基于人際公平的角度，通過對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回顧，首先計算了這些發達國家人均累積碳排放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史上的“貢獻”，然后按照既定的發展軌跡預測了這些國家在未來排放總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的分擔必須遵循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碳排放機制的設定必須綜合考慮“各國的歷史責任、現階段的經濟規模和未來的發展需求”。也就是說，歷史責任要求發達國家率先減排，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事實要求發達國家深度減排，未來的發展需求要求發達國家協助發展中國家減排。因為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絕對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規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與發展的需求。為了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提速中盡可能少的排放溫室氣體，發達國家有義務，也有必要協助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進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潘家華，2009）。[26]

國內學術界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動力機制方面也做了較多的研究。走低碳經濟之路的最終動力究竟是來自外部，還是內部？這是一個目前尚未充分討論的問題。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應使人們更多地強調外部壓力對碳排放實體的作用，而忽視了對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對此給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即國際社會對我國碳排放的關注，并由此產生的壓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驅動中國低碳戰略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國外的壓力，地方政府的節能壓力主要來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國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就會遇到巨大的困難。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經濟發展自身沒有內在的要求，節能減排就會遇到嚴重的激勵問題（蔡、都陽、王美艷 2008）[27]。在這里，我們進一步引申他們的結論，即如果企業的節能減排的壓力主要來政府，那么同樣也會遇到嚴重的激勵問題。來自國家環境保護部的一份研究報告利用“重點企業的監控資料”，構建了企業節能減排的五種驅動力量模型，分析了現階段影響企業節能減排意愿的相關因素。該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現階段我國企業更多的還是依靠外部的強制力進行節能減排，而并非來自企業的內在要求（但智鋼等，2010）。[28]

二、低碳經濟在發達經濟體中的實踐與發展

眾所周知，首先提出氣候問題會威脅人類生存，進而倡導低碳經濟的國家來自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歐洲。雖然在那里最初倡導低碳經濟的力量來自民間組織，但在選票的壓力下民間的訴求逐漸演變為政府的行為。當然，作為民間組織，它們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主要是出于減緩氣候變暖的考慮，而作為政府行為，它們除了迎合選民的意愿外，最初還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經濟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開發可再生能源保護它們的能源安全。當然，政府在低碳經濟上的行動客觀上是有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

無論是民間的倡導，還是政府的推動，低碳經濟的興起之所以始于歐洲，而不是其它地區，絕不是偶然的。歐洲是地球上地勢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總面積的60%，整個歐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歐洲的氣候溫和，絕大部分為海洋性氣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對氣候的變化更為敏感。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估計：“氣候變化會擴大歐洲在自然資源上的地區差異，增大歐洲大陸出現洪水的風險，至于歐洲海岸帶洪水的發生機率會變得更加顯著。氣候變化會加重歐洲地區的海水侵蝕，整個山區將面臨著冰川退縮的威脅，大范圍的物種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區的物種將減少60%）；在歐洲南部，氣候變化會使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條件更加惡劣，淡水會減少，水力發電的潛力降低，農作物的產量會普遍降低；同時，氣候的變化也會加大人們健康的風險”（IPPC，2007）。[29]

歐盟2007年通過了歐盟戰略能源技術計劃，該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2008年12月，歐洲議會又通過了歐盟能源氣候一攬子計劃。這個計劃包括：歐盟成員國配套措施的決定、碳捕捉和儲存的法律框架、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修正案等內容。這個一攬子計劃最具實質性的內容就是，“到2020年歐盟要在總體上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降低20%”。換句話說，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將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消費量減少20%。根據歐盟委員會2010年給出的低碳路線圖顯示，40年后歐盟要實現減排25%，溫室氣體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0%。為發展低碳經濟，今后的40年，歐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億歐元的投資，這相當于其成員國GDP的1.5%。

歐盟成為低碳經濟的倡導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還與它的能源稟賦密切相關。西歐各國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國與英國的煤炭資源較為豐富，而法國和意大利則相對貧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整個西歐的儲量都嚴重不足?！禕P世界能源統計》顯示，到2009年歐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儲量分別為8億噸、2.42萬億立方米和295.7億噸。它們分別占全球已探明儲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產量計算，歐盟的石油開采的剩余期還不到9年，天然氣開采的形勢也不樂觀，剩余的時間也只有14年，煤炭曾經是歐洲的主要礦產資源，但經過300多年的開采，所剩儲量已經不多（BP，2010）。[30] 在以煤為主要能源的時代，西歐的能源尚能自給，但上個世紀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為主要能源后，西歐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地區。來自北非和中東的廉價石油曾經是該地區經濟高速增長重要原因之一，但隨著上個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到來，西歐的能源安全問題就變得越來越突出，特別是第二次石油危機，給西歐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沖擊。[31]2007年歐盟的能源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強度，到2030年歐洲能源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5%，其中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高達93%[32]。

隨著能源安全的問題日趨嚴峻，大多數歐洲國家開始考慮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問題。顯然，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使用不僅能夠緩解其能源安全的難題，而且與其應對氣候問題的目標是重合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指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在于減少化石燃料的燃燒。歐盟的能源結構中80%來自化石能源，而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中又有80%來自能源的使用”（歐盟氣候委員會，2009）。[33]因此，對歐盟來說，發展低碳經濟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對外依存度的同時，進一步實現應對氣候變化的遠期目標。

歐盟發展低碳經濟方面，英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國政府頒布《氣候變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個以溫室氣體減排為目標的法律文本。其實，英國發展低碳經濟的舉措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對能源行業實施調整時就開始了。鑒于北海油田的發現和煤炭企業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爾夫人決定關閉大量煤礦。從那以后，英國的煤炭產量從8400萬噸減少到目前的1700萬噸。撒切爾夫人還對大型國有能源壟斷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這些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對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貢獻率為40%。[34]

英國是一個風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它的第一個海上風力發電站在本世紀的第一年結束時得到政府批準建設，短短不到9年的時間，英國已成為世界海上風力發電站最多、總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風力的利用使英國的能源結構得到明顯改觀。據統計，來自陸地和海上的風力發電站所提供的電量足夠滿足英國150萬個家庭使用（2010年英國的人口總數為6200萬）。其中，海上風力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20%。目前還有5所在建發電站，到2009年末英國的海上裝機容量已經增加到了80億瓦。據英國風能協會的一份報告顯示：“到2015年英國計劃再增加250億瓦的海上風能發電設備，到2020年，英國風力發電總量預計將達330億瓦。如果英國的計劃得以實現，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風力發電能力就是全球市場的一半。為了到2020年實現歐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標，英國政府計劃將陸上風電場的發電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為了實現能源白皮書的目標，2006年英國更新了《氣候變化規劃》，制定了詳細的減排措施，其中包括：與世界銀行合作進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與汽車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個2000萬英鎊的基金，通過清潔能源投資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關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氣候變化稅的手段促進工業提高能源效率；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風宜居”計劃；對25萬個家庭安裝隔熱層提供補貼等12項措施。2007年英國了修訂的《能源白皮書》。新的白皮書將采取以下4項措施確保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擴大能源效率承諾計劃，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減排目標；對大型商業機構制定強制性的減排目標；加強能源監測，促進企業和個人的節能信息傳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須包括與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對照表。

2008年，英國政府通過了《氣候變化法案2008》，該計劃要求英國到2020年降低34%的溫室氣體排放，而保證這一目標實現的具體途徑是：首先是創造120萬個綠色就業崗位；其次是實現超過150萬個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實現4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汽油進口量減少50%；最后是對700萬戶家庭進行節能改造和減少汽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國已經降低了21%的溫室氣體排放。目前，英國已經形成了以政府推動為主導，以市場激勵為基礎，以微觀部門為主體的互動減排體系。已有的事實表明，英國在低碳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制度創新的執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萊爾在《能源白皮書》中表述的那樣，對英國政府來說，低碳經濟包含著深遠的戰略意義。“低碳經濟是英國追求更高生活標準和更好生活質量的手段，也是英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保持競爭優勢，為其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機會的途徑”。此外，低碳經濟也是英國政府擺脫經濟衰退的一劑良藥。為扭轉居高不下的失業局面，英國政府希望“通過發展低碳經為英國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目前低碳產業已經成了英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如果說歐盟是低碳經濟的領導者，那么英國在歐盟發展低碳經濟中就是“領頭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術創新引領低碳經濟是德國的基本特征。二戰結束后，德國的國力被極大地削弱。但僅僅過了2年該國的工業就憑著雄厚的底蘊在馬歇爾經濟計劃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個世紀60年代，距戰后不到20年，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工業化成功的同時，德國的國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該國空氣、水土和森林資源受到了嚴重的污染，萊茵河一度成為魚類的墳墓，大型工業區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隨著工業化對環境的破壞愈來愈嚴重，人們開始走上街頭，要求政府給予環境有效的保護（綠黨時代）。德國政府順應民眾的要求，制定了嚴格的排放標準，最終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德國是綠色運動的發源地。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德國各黨派就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達成一致。1984年德國議會了《地球大氣層保護》的報告，呼吁進行實質性減排。[36]為了應對氣候的變化，2000年德國制定了《國家氣候保護計劃》，并于2002年批準了《京都議定書》。按照《京都議定書》中的規定，德國必須在2008-2012年間大幅度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減少21%的排放。這遠遠超出了英國的努力（英國政府這一期間的承諾是降低8%）。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國能源政策的基本內容。為發展可再生能源，德國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標是到“2020年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國還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發電并網法》、《熱電聯產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這些法案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發展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徐漢國、楊國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國太陽能發電累計裝機容量達到2860萬千瓦，2010年德國太陽能發電峰值占電力消費平均比重達15%左右，在太陽能裝機密集地區比重則達到30%左右。德國政府設定的2020年太陽能發電裝機目標為5200萬千瓦至7000萬千瓦，到那時太陽能發電峰值占電力消費比重將接近50%。

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國目前正嘗試著與企業簽訂協議，將企業是否得到稅收優惠與企業是否實現現代化能源管理捆綁在一起。特別是考慮到中小企業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難性，德國政府與復興信貸銀行建立了節能專項基金。該基金的使命是為中小企業采取節能改造提供資金。通過《熱電聯產法》的實施，政府對熱電聯產產生的電能給予財政補貼。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熱電聯產設備產生的電能每千瓦/小時可獲得1.65歐分的政府補貼。德國政府計劃每年提供2億歐元用于地方基礎設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設施的節能潛力；每年提供7億歐元用于現有民用建筑的節能改造（邢繼俊等，2010）。[38]

德國工業技術領先世界是舉世公認的。通過技術創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國在低碳經濟領域領先他國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國的汽車工業以技術精湛、質量可靠、舒適豪華著稱。讓汽車擺脫，至少是減輕對石油的依賴，一直是德國政府追逐的目標。目前德國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開發中的技術優勢，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奔馳在不犧牲環境的前提下，擁有豪華、舒適和安全的品牌屬性；通過零排放之路，奧迪E1全新的電動汽車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目前在所有的汽車中，德國新開發的E級Coupe轎車的風阻系數只有0.24，這在全球汽車工業中處于絕對領先地位。在未來5到7年，德國制造的柴油發動機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發動機可以降低25%。

法國缺乏石油、天然氣和煤炭，但鈾礦資源豐富。法國在核電技術上擁有優勢，除了在諾曼底正在建設的一座核電站外，法國現在已經擁有核電站58座。法國的能源生產與消費以核電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較低，該國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歐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國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由于法國大力發展核電，并使核電在國家能源中的比重較高，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法國的溫室氣體排放較低。法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國人看來，盡管他們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卻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法國電力產能的90%依賴于低碳技術，其中，75-78%來自核電，11-13%來自水電。

盡管法國在歐盟中的溫室氣體排放是較低的，但這并沒有影響它在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的積極態度。1989年，正是在它與荷蘭和西班牙的倡導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開了有80個國家參加的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39]2000年1月，法國政府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計劃：2000-2020》包括2項主要措施：按照嚴格標準對能源排放征稅；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熱層建筑規范減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國批準了《京都議定書》，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要求，法國要在2008-2012年間將溫室氣體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為了超額完成目標，法國政府制定了《氣候計劃2004》。該計劃承諾投入9000萬歐元以期每年減少7200噸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萬歐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勵購買更加節能的電器和房屋，鼓勵空調可持續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門節能項目的研究經費。

目前法國政府已經承諾的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主要有以下6個：2008-2012年， 把溫室氣體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節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強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費20%；到2020年，交通運輸部門降低溫室氣體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達到23%。2007年，法國政府重新定義了它的環境政策，提出在未來的4年內投資10億歐元用于清潔能源的研發，并征收生態稅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按照歐盟2008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一攬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內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從2005年的5.2%增加到17%。這對意大利來說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進口，在歐盟重量級的經濟體中，該國能源的對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國只產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氣，絕大多數依靠從俄羅斯、北非等國家進口。2009年，該國進口石油總額為241.28億歐元，進口天然氣為172.32億歐元，合計占其進口總額的14%。各類能源的進口量為1.49億噸油當量，其中固體能源94%依賴進口，天然氣的88.6%、石油的93.1%依賴進口。

在歐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經濟積極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日本是個能源極度貧乏的國家，95%的能源供應依賴進口。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因環境污染導致的公害在發達國家中是最為突出的。公害問題引起的民怨導致政府頒布了很多法規，加上上個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得對石油高度依賴的日本企業有了迫切節約能源和經濟轉型的動力。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經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銀行接連倒閉。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環經濟”、“環境立國”和低碳經濟的國策。1995年日本出臺了《科學技術基本法》，其主要意圖在于以金融危機為契機，通過技術進步和低碳發展，占領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制高點。2008年5月日本環境省向國會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會情境》研究計劃。該計劃設定了日本在發展低碳經濟和溫室氣體排放領域中的長期目標。按照這一目標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隨著低碳經濟戰略的實施，從上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在短短的30年期間，日本的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來，日本的工業產量增長了3倍，但生產部門的能源消耗卻實現了零增長。

過去長期對低碳經濟理念持排斥態度的美國也開始發生轉變。作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美國此前一直認為實行低碳經濟模式會阻礙美國經濟的發展，因為美國的碳排放總量不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遠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國政客們在碳排放問題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數國家的預料，早在《京都議定書》談判之前，美國參議院就提前采取行動，以95票對零票通過了“伯德?哈格爾決議”，這項決議的意圖在于阻止美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接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別對待的減少碳排放條約。即便是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區別對待”的原則是必須的情況下，美國國會還是堅持認為“區別對待”的碳減排一定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嚴重的危害。在參議院之后，美國政府也給出了反對“區別對待”的理由，他們認為如果按照《京都議定書》的減排路線圖，美國將損失掉490萬個就業崗位，由此帶給美國經濟的直接損失是4000億美元。基于這個判斷，小布什政府單方面退出了《京都議定書》。然而在奧巴馬政府上臺之后，為應對世界性的經濟危機，2009年美國政府提出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再次將低碳經濟政策取向放在了明顯的位置。為提供綠色的就業崗位，為確保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出口低碳技術和應對氣候變化，美國政府決定投資7870億美元用于支持美國經濟在上述四個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的出臺可以看做是美國改變了最初恐懼低碳經濟的態度，開始轉向追求低碳經濟的標志。

三、國外低碳經濟發展對中國的戰略啟示

在人類的發展史上，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后的數百年，人們一直認為自然資源的供給是無窮的。因此，通過資源的超長投入來獲得更高的產出，獲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積累更多的財富是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人們將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的經濟模式稱之為“高碳經濟模式”。

在高碳經濟模式下，一國經濟要發展的主要問題是盡可能地獲取資源。例如，早期的列強通常都是一些工業技術發達，但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正是為了攫取更多的資源以支持它們的“高碳經濟模式”，老牌的列強到處發動戰爭，搶占殖民地。二戰以后，早期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紛紛宣布獨立。這就使得依靠傳統高碳發展模式的國家，例如英國、法國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然而，這并沒有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高碳生產模式造成根本性沖擊。戰后形成的資本主義體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義格局，建立在高度發達技術基礎上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艦來攫取維持高碳發展模式的資源，而是通過一個更具全球性的，由國家構成的世界市場體系，即通過國際貿易來獲得他們需要的資源。上個世紀40年代后期出現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場體系形成的標志性事件。通過不斷擴大的國際貿易規模，發達國家依仗科學技術的比較優勢，長時期在國際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廉價石油、煤炭、礦石及其他戰略資源繼續維持著發達國家的“高碳經濟模式”。導致發達國家反思“高碳經濟模式”，并采取行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斷發生的能源危機。從1973年到目前，石油價格從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斷高企的能源價格嚴重地打擊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今天，我們應認真反思一下發達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經驗教訓，這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是有益的。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本世紀最初的10年，我們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一些發達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經與發達國家相差無幾。然而，在獲得這一成就的同時，我們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首先，我們陷入了資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加工廠，擔負著全球相當一部分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居民的工業品供應。[40] 近年來，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持續攀升，“中國買什么，什么就漲價，賣什么，什么就跌價”，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2005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銅、鎳和鋅的消耗國，中國的企業買走了世界鐵礦石的一半，世界鐵礦石的價格翻了一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進口國，作為一個產煤大國，中國從2009年開始成為煤炭凈進口國，盡管進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貿易的12%，但已經對國際煤炭價格產生了重大影響。摩根大通的一份報告曾設想，如果沒有中國和印度，國際煤炭的價格會跌去一半。總之，我們的工業原材料消耗增長相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長要快得多。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宣稱：“如果每個中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到2031年中國人將擁有11億輛汽車，而今天全球只有7.95億輛汽車，中國公路和停車場的數量將會達到天文數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趕上美國，那他們的日產油量必須達到9900萬桶！而現在全球石油的日產量才只有7900萬桶。煤也一樣，中國現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經超過美國，照此速度，2031年中國煤的需求量可能會明顯高于現在全球的煤炭供應量！到那時，僅中國一個國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當于世界其他國家排出量的總和，如果中國的人均肉類消耗量也像美國人一樣，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產量將被中國人吃掉”。

事實上，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上的路徑依賴就將人類社會綁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礎之上。我國目前的工業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復制西方發達國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我們模仿發達國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發展經濟，我們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更主要的是，本世紀以來中國的高碳發展模式與以往發達國家高碳模式有著一個重要的區別，這就是以往發達國家高碳發展主要用于了本國資本和財富的積累，而我國的高碳模式卻未能有效地積累國內的財富。作為世界的一個加工廠，中國優質價廉的產品間接地補貼了發達國家國民的福利。與那些經濟總量無足輕重的小國家不同的是，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我國的生產方式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運行產生較大的影響。例如，當我們以大規模消耗的方式推動經濟的運行時，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場一定會出現較為明顯的波動。發達國家的國民已經擁有了雄厚的物質財富，國家的資本存量也已經足夠大，而我們的國民遠沒有享受到同等的資源，我們的國家還面臨著艱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歐美國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其工業化進程，而中國在不到50年的時間就走到了工業化的中期。為此，我們付出了沉重的資源代價。實踐表明，繼續維持大規模消耗的生產方式已經失去了可持續性，我國必須審時度勢尋求新的增長方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民富國強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幫助我國突破增長的極限，也有助于優化人類的生存環境，從而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

在我國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決策層，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實施低碳經濟戰略已經成為主流的觀點。但是，在我國究竟如何發展低碳經濟，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產業政策？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討論的問題。

發達國家的經驗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簡單地照搬他國的經驗肯定會犯教條主義的錯誤。一國發展低碳經濟離不開其具體的國情，同樣是走低碳之路，但國與國之間所處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國與國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都會導致特定國家的低碳戰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從方法論的角度看，當我們努力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低碳發展模式時，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盡管低碳經濟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有著超越國界的共同特征，但這種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體的實踐才能得以實現。那么我國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點呢？依據這些特點，我們又應該走什么樣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經濟的國別特征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即一國特定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例如，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據常識我們知道，煤炭燃燒所釋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氣高得多。據測算，一噸煤炭燃燒會釋放4噸二氧化碳，較石油和天然氣多出35%和75%。1978年我國能源消費中煤炭占據了70.3%，30多年后，2012年這一比例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個百分點。長期以來煤炭始終是我國的主體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長時期內也不會發生實質性改變。

此外，一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發達國家在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后，資本存量已經滿足了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需求，產業結構逐步轉向輕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絕對量就會持續下降。毫無疑問，隨著碳排放量的絕對下將，發達國家的生態環境會不斷得到改善，其國民的生存條件也會不斷優化。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通常的做法是將高排放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然后再通過國際貿易一方面繼續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必須的高能耗產品，用于其本國居民的消費，另一方面通過國際貿易將自己的低碳技術向發展中國家出口，這是發達國家的低碳經戰略。發達國家低碳經濟戰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數量”的持續降低。而我國的情況正好相反，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還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產業還是我國必須擁有的產業。所以對我國來說，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數量”的降低，就會陷入發展的誤區。因為碳排放數量的多少與一國特定發展階段的產業結構直接相關。

在這里我們給出兩個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質量”和“碳排放數量”。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如何協調“碳排放質量”和“碳排放數量”之間的關系是問題的關鍵。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巨大經濟體，低碳經濟戰略的基本特征應該是追求“碳排放的質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數量”的降低。在碳排放問題上，究竟是關注它的“數量”還是“質量”是個原則性問題。一些發達國家在這個原則問題前就犯了常識性的錯誤，它們希望發展中國家和它們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數量”的降低顯然是不現實的，遭到發展中國家的抵制當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國的國情來看，無論是從發展階段來看，還是站在資源稟賦的角度，我們都與發達國家沒有可比性。如果我們不認清這一點，盲目地順應發達國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數量”的減少就會掉入“碳數量陷阱”。

提出關注碳排放的“質量”，而不是它的“數量”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具有深遠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例如，如果不顧我國的發展階段，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上一味地效仿發達國家的做法，盲目地削減高排放產業就會嚴重地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今后一段時期，我國還將有大量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由此產生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其規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規模的建設一定會對重化工產業提出巨大的需求。與那些經濟總量無足輕重的小國不同，我國的經濟總量如此之大，很難想象將我們的重化工產業移出國門，由其他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向我們提供那些高耗能的產品。一國經濟的發展具有階段性，這個階段性會強制地體現在一國的在產業結構上。因此不切實際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并非明智之舉。我國的產業門類齊全，又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階段，產業結構的調整一定要尊重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切不可只為追求碳排放量的減少而不切實際地調整產業結構。所以，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我們更應該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質量”，而不是它的數量。

當我們說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尊重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時，還有一層更深刻的經濟學含義，這就是防止一國經濟因產業空心化引發的衰退。在這方面，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教訓。19世紀中期大英帝國之所以能成為日不落的經濟強國，與它門類齊全的產業結構是密不可分的。作為“世界工廠”的大英帝國從世界各地攫取資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當時大英帝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當時的“世界工廠”地位。然而，從上個世紀初，應該開始了產業轉移過程，以致到20世紀中期英國在本土的投資遠低于海外的規模。最終英國的制造業強國地位被美國和德國取代，隨著制造業的萎縮，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讓位于日本。與英國所走的彎路一樣，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也在上個世紀中期也開始了產業轉移過程，大量的產業資本流向發展中國家，由此帶來的是制造業的萎縮和應對周期波動能力的下降。歐洲的債務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發因素導致的，但從本質上看還是“產業空心化”的結果。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保持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是一國技術進步的物質基礎，技術創新、科技進步絕非只依靠現代化的實驗室就能夠實現。

作為一個大國，對經濟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戰略眼光的。一些小國的確可以通過國家貿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戰略物資，并借助自己的比較優勢游弋于大國經濟之間，而且這些國家常常會為生活的舒適度高于他國感到自豪。但是，這絕不是大國經濟效仿的模式。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們要把老牌列強英國的教訓引以為戒。在這方面發展中大國有必要借鑒一下美國的經驗。同為工業強國，美國并沒有簡單地將“夕陽產業”轉移出國外。在美國人看來，沒有夕陽的產業，進入夕陽的只能是企業。對一些傳統的產業，美國更注重于通過技術進步將其升級換代。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里，美國抗擊經濟周期波動的能力較強與此不無關系。

從“碳足跡”的角度看，地球是一個整體，發達國家將重化工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移出國外，并不代表它們已經不需要這些產業所提供的產品了。例如歐盟為開發可再生能源電力需要大量的太陽能發電與風力發電設備，而這些設備的制造均來自重化工產業，因此它們只能依靠從發展中國家進口。既然這些重化工產業的產品還是人類社會必須的，我們就不能將其看做是“高碳產品”而加以限制。西方發達國家如果還想通過國際貿易得到這些產品和勞務，就應該盡可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進步降低生產這些產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邊享用著這些產品，一邊指手畫腳埋怨發展中國家排放了了過多的二氧化碳。作為發展中國家，只要我們能夠通過技術進步，不斷降低生產這些產品的能源消耗，就沒有必要顧忌發達國家的壓力，不切實際地迎合發達國家的胃口去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保持一個完整的產業結構體系，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之舉，也是我們技術進步與科技發展的物質基礎。

（厲克奧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王紅領，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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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經濟研究報告范文第5篇

一、“十一五”期間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基本情況

（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快速增長

“十一五”時期，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明顯加快，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進一步緩解，城鎮基礎設施累計完成投資22.1萬億元，年均增長21.8%。

2008年四季度以來，我國進一步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力度。在兩年新增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支持下，截止到2010年11月底，解決了1.17億農村人口飲水安全問題，新增農村電網線路115萬公里，新建改建農村公路70萬公里；京滬、哈大、石武、蘭新等一批重大鐵路項目進展順利，建成高速公路1.27萬公里，新建、改擴建28個中西部支線機場和西部干線機場；新增污水日處理能力約3200萬噸；建成了一大批基層醫療衛生教育文化服務設施；實施了一批產業調整振興和技術改造項目，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工程中心和國家認定企業技術中心的建設也進展順利；同時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三年任務兩年基本完成。

（二）基礎設施進一步改善

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增長，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改善。電力工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天然氣產業快速發展，交通運輸網絡進一步改善，郵電通信業發展迅速。

（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行業結構和地區結構有所調整

“十一五”期間，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行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2009年，我國全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共計64663.5億元，其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完成投資額14434.6億元，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額的22.3%，占比值較2005年下降6.4個百分點；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完成投資額24974.7億元，占投資總額的38.6%，較2005年上升了3.1個百分點；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完成投資額19874.4億元，占投資總額的30.7%，較2005年上升了6.9個百分點；教育完成投資額3521.2億元，占投資總額的5.4%，較2005年下降了3個百分點；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完成投資額1858.6億元，占投資總額的2.9%，較2005年上升了0.4個百分點。

“十一五”期間，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區域結構日趨合理。2009年，東部地區完成基礎設施建設投資28330.7億元，為2005年的2.19倍，占全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總額的44%，較2005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完成基礎設施建設投資18013.4億元，為2005年的2.51倍，占全國比重為28%，較2005年上升了1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完成基礎設施建設投資18319.4億元，為2005年的2.93倍，占全國比重為28%，較2005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

（四）基礎設施建設中技術進步特征顯著

“十一五”期間，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技術水平顯著提升。第一，中國鐵路迎來了高速發展，鐵路運輸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第二，港口基礎設施規模明顯擴大。第三，航空運輸基礎保障能力大幅提高。第四，管道運輸建設速度不斷加快，運輸能力進一步提升。

“十一五”期間，我國能源工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轉型升級步伐。首先，清潔能源發展取得很大成效。其次，“上大壓小”取得顯著成效。

二、“十一五”基礎設施建設有力推動工業轉型升級

（一）為工業快速增長提供能源和運輸保障

“十一五”期間我國能源工業積極調結構、轉方式，以較少的年均6.5%的能源消耗支撐了10%以上的經濟快速發展，能源生產能力穩步提高。通過“上大壓小”，我國火電供電標準煤耗5年下降30克，累計節約原煤超過3億噸；通過大力發展非化石能源，水電、核電、風電發電量5年累計超過3萬億千瓦時，替代原煤15億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0億噸；加快天然氣開發利用和成品油質量升級，提高煤炭回采率和油田采收率，降低電網線損率。2010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達到29.9億噸標準煤，比2005年增長38.3%，年均增長6.7%。在主要能源中，2010年原煤產量32.4億噸，比2005年增長37.9%，年均增長6.6%；原油產量2.03億噸，比2005年增長11.9%，年均增長2.3%；天然氣產量967.6億立方米，比2005年增長96.2%，年均增長14.4%；發電量42065億千瓦小時，比2005年增長68.2%，年均增長11.0%。

“十一五”期間，在大規模投資的帶動下，我國交通運輸的線路網絡快速發展，客貨運量旅客周轉量大幅增長，對于工業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增強。各種運輸方式的總里程，從2005年的558.64萬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704.27萬公里，增長26.1%，年均增長4.7%；全社會主要運輸方式完成客運量由2005年的184.70億人增加到2010年的327.91億人，增長77.5%，年均增長12.2%；旅客周轉量由17466.7億人公里增加到27779.2億人公里，增長59.0%，年均增長9.7%；貨運量由186.20億噸增加到320.30億噸，增長72.0%，年均增長11.5%；貨物周轉量由80258.1億噸公里增加到137329.0億噸公里，增長71.1%，年均增長11.3%。

（二）拉動原材料工業和裝備工業需求增長

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高速增長成為鋼鐵、水泥和有色金屬行業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推動這三個行業在金融危機沖擊下迅速企穩回升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間，我國鋼鐵工業生產規?？焖僭鲩L。2010年，我國生產粗鋼6.27億噸，為2005年的1.7倍，年均增長12.2%；生產成品鋼材7.96億噸，為2005年的2.1倍，年均增長16%。水泥工業方面，2010年，我國生產水泥18.7億噸，為2005年的1.8倍，年均增長12.4%。有色金屬工業方面，大規模電力基礎設施建設拉動了對國內銅、鋁金屬的需求增長。2010年，生產電力電纜2705.4萬公里，為2005年的3.3倍，年均增長27.2%；生產銅材1067.1萬噸，為2005年的2.2倍，年均增長16.9%；生產鋁材2237.5萬噸，為2005年的3.8倍，年均增長30.4%。

大規?；A設施建設同時帶動裝備工業需求的增長。2010年，我國生產鐵路機車車輛2571輛，為2005年的3.1倍，年均增長25.1%。工程機械方面，生產混凝土機械36.5萬臺，為2005年的3.3倍，年均增長27.3%。電力設備方面，2010年，生產電站汽輪機10054萬千瓦，為2005年的1.3倍，年均增長5.3%。環境保護設備方面，2010年，生產環境保護專用設備27.5萬臺（套），為2005年的5.5倍，年均增長40.6%。

（三）協調區域經濟發展

“十一五”期間，中、西部地區基礎建設速度明顯加快，為協調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2006―2009年期間，東部地區基礎建設投資年均增速21.6%；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年均增長30.8%，高于東部地區9.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年均增長25.9%，高于東部地區4.3個百分點。中、西部基礎設施的顯著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區域間的發展差距。根據人均GDP 地區差距來看，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分別是西部的2.5、2.4、2.3和2.2倍。從各省市區人均GDP的差距來看，最高的上海市與最低的貴州省，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別相差了10、9.6和8.3倍?；A設施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十一五”期間，中、西部和東部地區第二產業所占的比重在不斷上升。中、西地區基礎設施的顯著改善，客觀上推動了東南沿海地區產業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對改善區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四）信息基礎設施水平的快速躍升推動兩化融合水平不斷提高

“十一五”期間，我國信息基礎設施水平大幅提升。全國信息通信干線光纜已達2120萬芯公里，成為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網絡。固定電話用戶、移動電話用戶、互聯網網民人數均已居世界第一，CN域名成為全球第一國家域名。行政村通電話率和互聯網開通率分別達到99.8%和91%。電信體制改革進行順利，三大運營商實現全業務經營，3G網絡建設全面推進，TD-SCDMA開始規模商用。三網融合已進入到試點階段。網絡信息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安全保障能力穩步提升。

信息基礎設施水平的躍升，加快了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步伐，兩化融合水平不斷提高。目前，已有89%的機械企業建立了財務管理系統，超過90%的鋼鐵企業應用了采購、財務、銷售等系統，ERP、SCM、CRM等信息系統在石化、建材、食品、輕工等行業應用也不斷深化。形成了一大批大型電子商務服務企業，服務于行業、區域及中小企業的第三方電子商務交易與服務平臺加快發展。2009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3.8萬億元，是2005年的3.15倍；大中型企業的網上采購與銷售（B2B）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達36.8%。動漫網游、數字家庭、網絡社區、無線城市等一批基于信息技術的新興產業快速成長，科技咨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軟件服務等生產業也在蓬勃興起。

（五）重點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工業調整升級

“十一五”期間，一批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實施，帶動了一些關鍵設備和材料的研究開發和生產，推動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客觀上起到了促進工業行業轉型升級的作用。

鋼鐵工業方面，在高速鐵路、核電和西氣東輸等重大項目實施的拉動下，鋼鐵企業加大自主創新步伐，在產品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方面取得顯著成果。國家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實施，推動了我國大型施工機械裝備的研發和生產。鐵路建設的跨越式發展，帶動了鐵路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轉型和升級。重大能源基礎設施項目的實施，客觀上推動了關鍵能源裝備研發和生產上的重大突破。

三、“十一五”基礎設施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一）延緩高能耗行業結構調整步伐，為完成節能減排任務帶來一定困難

大規?；A設施建設帶動高耗能行業迅速回暖，客觀上為高耗能行業結構調整帶來困難。4萬億投資計劃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從4萬億投資的方向來看，重點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如鐵路、公路和城市交通設施等。二是災后重建和民生工程，包括各種災區住宅與基礎設施、“安居房”和新農村建設等，這些住房與基礎設施的投資高達3.27萬億元，占投資總額的82%。這些基礎設施與住宅的建設，需要消耗大量的鋼鐵、有色金屬以及水泥，從而帶動高能耗工業的反彈和快速增長。從運行情況來看，中國的高能耗工業在經歷了金融危機最嚴重的幾個月的短暫崩潰之后，迅速恢復并走出“V”型反轉之勢，并重回快速增長的軌道。前所未有的大規?；A設施建設使高能耗行業市場迅速回暖，落后企業和落后產能又重新獲得繼續生存的市場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這些行業淘汰落后和推動結構調整帶來困難。

大規?；A設施建設投資需要大量鋼材、水泥等高能耗產品，客觀上大大增加了能源消耗，為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帶來一定困難。4萬億投資用于鐵路建設的約有6000億，按照“十一五”期間中國鐵路規劃的平均需求計算，中國新增鐵路基建約需一般鋼材1750多萬噸，鋼軌330萬噸，道岔2萬噸。以每噸鋼能耗686千克標煤計算，6000億投資給鋼鐵需求所帶來的能耗高達1430萬噸標煤。同時，鐵路基建過程中對于水泥的需求也十分巨大，新增的水泥需求達到1.2億噸，每噸水泥的能耗高達136千克標煤，這部分的水泥需求將帶來1630萬噸標煤的能耗?？傮w而言，新增4萬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部分就將增加6790萬噸標準煤的消耗，也相應增加了大量污染物排放①。

（二）基礎設施投資過快增長不利于工業轉變發展方式

“十一五”期間，中國國民經濟以及工業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拉動，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對于投資拉動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2006―2010年期間，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可比價）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22.5%，資本形成率由2005年的41.6%進一步上升至2009年的47.7%，5年資本形成總額對于GDP增長貢獻率平均值為56.8%；工業經濟增長對于投資拉動的依賴程度也逐步加深，受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推動，原材料工業和裝備工業快速增長，重化工業化進一步加深。工業轉變發展方式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促進增長方式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基礎設施的過快增長將強化工業增長對于投資的依賴，不利于工業發展方式的轉型。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隨著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效率將逐步下降；即便對于西部地區，加強基礎設施是必要的，但不宜過于超前其經濟發展的需要，過于超前會帶來基礎設施的長期閑置和低利用率。如果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過快增長，將會帶來低投資效率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問題。

（三）對工業經濟的平穩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快增長，還會影響到宏觀經濟及工業經濟的平穩增長。在現階段，地區競爭與以GDP增長為核心的官員考核晉升體制使地方政府具有強烈基礎設施投資意愿，一方面，這種投資意愿有利于改善地方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出于任期、政績與地區競爭考慮，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動機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的過度投資，并由此帶來比較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以及基礎設施的重復建設問題（例如，港口的重復建設問題以及支線機場過度投資問題）。地方政府強烈的基礎設施建設沖動，還成為影響宏觀經濟以及工業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原因。

四、“十二五”展望與政策建議

（一）基礎設施建設“十二五”展望

“十二五”期間，國家將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建設的重點方向是：第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全面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繼續推進農村公路建設，加強農村能源建設，全面推進農村危房改造和國有林區（場）、棚戶區、墾區危房改造，實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加強農村郵政設施建設。推進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第二，推進能源多元清潔發展，加強能源輸送通道建設。發展清潔高效、大容量燃煤機組，優先發展大中城市、工業園區熱電聯產機組。在做好生態保護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水電，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加強并網配套工程建設，有效發展風電。積極發展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源等其他新能源。促進分布式能源系統的推廣應用。加快西北、東北、西南和海上進口油氣戰略通道建設，完善國內油氣主干管網。適應大規?？鐓^輸電和新能源發電并網的要求，加快現代電網體系建設，進一步擴大西電東送規模，完善區域主干電網。第三，構建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按照適度超前原則，統籌各種運輸方式發展，基本建成國家快速鐵路網和高速公路網，初步形成網絡設施配套銜接、技術裝備先進適用、運輸服務安全高效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完善區際交通網絡，建設城際快速網絡，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第四，構建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等。統籌布局新一代移動通信網、下一代互聯網、數字廣播電視網、衛星通信等設施建設，形成超高速、大容量、高智能國家干線傳輸網絡。引導建設寬帶無線城市，推進城市光纖入戶，加快農村地區寬帶網絡建設，全面提高寬帶普及率和接入帶寬。

（二）政策建議

1、優化投資結構，把握投資節奏

優化投資結構，加強經濟社會發展當中的薄弱環節。從區域結構來看，中央財政基本建設支出應繼續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傾斜，尤其是需要加大教育、醫療衛生、生態和環保方面的基本建設力度。從投資方向看，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應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增加以水利為主要內容的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促進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增加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投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一些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具體而言，近期需重視“智能電網”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此外，中央政府還應通過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積極引導地方政府，控制基礎設施的節奏，避免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盲目超前建設和重復投資，以及由此帶來的對宏觀經濟的不良影響。

2、深化改革投融資體制，放寬民間投資領域

首先，需要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在當前的政績考核制度和財稅體制下，地方官員的行為更趨向于追求任期內的政績特別是經濟增長指標，而很少考慮下一屆政府的事情，因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過度投資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靠改革。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推進政府從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轉變，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造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環境②。其次，必須打破壟斷，放松管制，放寬民間投資領域。將可經營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推向市場，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業化進程。在基礎設施建設中，除關系國家安全外，其他領域都應允許社會投資進入。鼓勵和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領域，更應向社會投資開放。向社會投資開放的領域，允許社會資金以獨資、合作、聯營、參股、控股、特許經營、產業投資基金等各種方式進行投資。

3、加強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要加強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科學前沿領域取得重大進展提供必要條件，為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重大科技問題提供有力支撐，為聚集培養優秀科技人才提供重要平臺，努力提升科技整體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項目建設要緊密結合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瞄準世界科技發展前沿，掌握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核心技術，為重大工程安全設計與安全評價等服務。要發揮項目建設引領帶動作用，促進科技資源聯合共享和學科交叉融合，提高高?？蒲心芰退?。要把人才培養作為核心任務，通過項目實施凝聚培養創新人才，通過人才培養支撐項目建設。要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充分體現公共性、通用性、開放共享的功能，充分體現對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和高端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撐作用。

注：

①該部分內容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報告《中國經濟刺激計劃對氣候和能源的影響》整理。

②高尚全. 重點領域的改革仍需加快[N]．中國改革報，201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