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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的種類范文第1篇

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該理論動搖了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自由貿易政策的最優性，證明了政府干預的合理性，提出了適當運用關稅、補貼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提高一國貿易福利的主張。這一核心結論正好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因其在理論的獨創性、分析方法的獨到性及其解釋現實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條件下的貿易行為

1.規模經濟效應的非常數性。規模收益用于微觀經濟學分析廠商的生產函數始于20世紀30年代。顯然，國際經濟學在這一方面落后了許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的分析基礎之上。戰后國際貿易發展現實顯然無法得到傳統貿易理論的合理詮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產品是以規模報酬遞增生產的，并且生產這些產品的行業（如汽車業、半導體業、計算機業等）構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可分為外部經濟效應和內部經濟效應兩部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是指廠商水平上的規模報酬不變，而社會的遞增性報酬以外部經濟的形式體現的情況，因而這種廠商及其產業能夠產生巨大的外部經濟，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出口的擴展。這種外部經濟效應往往并不能為各廠商同時同等程度地享受，廠商與行業間的競爭行為因而受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廠商內部規模經濟效應，即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一個較大的公司能夠更好地克服生產不可分割性，使生產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時，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費用并不會隨生產規模而變化，因此其每單位成本會隨著生產增加而下降。如果規模經濟持續存在，則平均成本總大于邊際成本，如果以邊際成本定價就意味著損失，因此，內

部規模經濟不可避免地與競爭均衡發生了矛盾。因而，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發達國家之間與產業內、公司內的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這一現實。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才試圖突破這一理論與現狀的隔膜，將規模經濟引入貿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過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達到擴大出口、搶奪競爭對手市場份額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

2.市場的非完全競爭性。由微觀經濟學可知，廠商這一層次上的規模經濟的存在意味著價格行為與非負的利潤不一致，因而市場不可能是完全競爭的。對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西方經濟學迄今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結論。但是，畢竟放棄了傳統貿易理論最不現實的假設，即世界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種市場結構：(1)可競爭市場（伯蘭特假定這與無代價和無限制地進入和退出相結合）；(2)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即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3)壟斷競爭。盡管一般性不完全競爭理論沒有產生，但是，在各種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在實證和規范兩個方面有關貿易的一些重要結論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術對貿易的內生變量性質

傳統貿易理論早就注意到技術進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貿易理論才把技術變化、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克魯格曼等人認為企業內部存在著動態的規模經濟。技術的改變是企業獲得動態規模經濟的最重要形式，從而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技術變化包括兩種情形，其一是技術創新(Innovation)，其二是邊干邊學(Learningbydoing)。

技術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R&D)活動來獲得的。R&D所產生的技術創新改變了企業的生產函數，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在生產過程中，同樣的要素投入能帶來更多更好的產出，其表現為：(1)要素生產率的提高；(2)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這樣，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就會不斷下降，從而能在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技術進步能從學習曲線(LearningCarve)的角度闡述動態的規模經濟。假定邊際成本是累積產量的減函數，累積產量越多，生產經驗、銷售經驗和管理經驗越豐富，邊際成本就逐漸降低，這就是邊干邊學。一般而言，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其技術，而是在貿易、投資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即所謂的“技術外溢”。亞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過直接或間接的途徑傳播技術及其影響的國際技術外溢，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而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則系統研究了行業間和同行業內部技術的外溢及其作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重點強調了規模經濟效應是擴展國際貿易的動因之一，而技術進步是企業動態規模經濟效應的來源之一。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的擴展存在一種互動關系，貿易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及各國

努力來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技術開發不再是個別國家的行為，不再是外生的經濟變量，而是直接推動貿易發展的內生變量。

三、突破之三：對政府干預作用的重新定位

傳統貿易理論的主流觀點認為：政府干預導致資源配置扭曲，造成國民福利下降，如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政府對出口實施補貼等，都會造成國民福利的凈損失。只有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才是“雙贏”。當然，主流觀點并不反對在出現市場失靈如外部性問題、壟斷、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時，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選擇地干預，目的是消除“反競爭”(Anticompetitive)現象，保證市場競爭自由有序正常地進行。但總體上強調的還是自由主義思想。當然，在自由貿易的喧囂聲里，還有幾聲應推行政府干預的呼聲，但其勢單力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幼稚產業保護論”，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一個良好的生存、成長環境，免受外國同行企業的競爭壓力。但這一學說并無完善、系統的理論證明。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則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借助R&D補貼、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征稅、保護國內市場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增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謀取規模經濟之利，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轉移其壟斷利潤，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政府起著關鍵的作用，必須有一個盡可能信息完備、決策獨立、干預有力的政府。理所當然，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中，政府的干預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體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解釋：

1.政府干預是實現規模經濟的最優途徑。

在非完全競爭及規模經濟條件下，國際貿易中壟斷利潤普遍存在，一個企業的壟斷實力越強，獲得的壟斷利潤就越多。國家干預可以將國外企業的利潤轉移到國內企業。為此，對于各貿易國來說，如何擴大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市場份額，并進而通過擴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取得市場競爭優勢的關鍵。靠企業自身去積累和成長，在強手如林、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國家的企業，要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真正挑戰者，顯然困難。而借助政府力量作為“第一推動力”，選擇有發展前景的產業在一定時期內給予扶助，使其盡快擴大規模，獲得規模經濟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徑了。

2.政府干預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模型實施的基礎。

“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英文簡寫IPAEP）是克魯格曼1984年提出來的重要理論。該理論有兩個假設前提：一是市場由寡頭壟斷，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規模經濟效應。當本國企業處于追隨者地位，生產規模遠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邊際生產成本很高時，這時本國政府通過貿易保護，全部或局部地封閉本國市場，阻止國外產品進入國內市場。隨著國內市場需求的逐漸擴大，這類產業的規模經濟收益便會出現，生產成本得以降低。同時，國外競爭對手由于市場份額的縮小而達不到規模經濟，邊際成本上升。此消彼漲，國內企業就可能占有國外市場更大的份額。而銷售額的擴大又進一步降低了邊際生產成本，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樣，以政府干預為后盾，IPAEP理論的實施便達到保護國內市場，擴大國外市場的目的。戰后，在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經濟發展中，汽車、電器、計算機設備等的發展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3.政府干預作用內生化是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因素。

將政府干預作用作為比較優勢內生為國際貿易理論的一個變量，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一大進步無庸置疑，而比較優勢依然是國際貿易的基礎。一方面技術變量已成為現代企業和國家相對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而技術變量的提升不管是來自于“邊干邊學”，還是R&D，都與法律、投資激勵等形成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都需要通過政府的支持，即取決于政府的干預情況。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資源稟賦的內涵發生了變化，相對于“自然資源”而言，“創造型資源”（如信息、知識資本、創新、制度、技術等）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企業以及一個國家越來越依靠于這類資源來獲得比較優勢，因而政府干預也被內生為區位因素，成為直接影響這種“創造型資源”比較優勢形成的關鍵變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潤轉移理論

傳統貿易理論主張自由貿易政策，通過國際分工和專業化生產來進行國際貿易，使參與國雙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實現“雙贏”。但是，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卻提出了利潤轉移的論點，即把壟斷利潤從外國公司轉移給國內，從而在犧牲外國福利的情況下增加本國福利。利潤轉移理論顯然與傳統貿易理論能增進雙方福利水平的論點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國際競爭都具有寡頭競爭的性質。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揭示了利潤轉移理論的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關稅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提出的“新幼稚產業保護”模型，假設一家國外寡頭壟斷企業獨家向國內市場提供某種商品，正在享受壟斷利潤，且存在潛在進入的情況，那么，征收關稅便能抽取外國寡頭廠商的壟斷利潤。因為，外國寡頭廠商會吸收部分關稅來決定“目標價格”，以阻止潛在進入。否則，國內企業的進入將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國公司甚至會將關稅全部吸收。國內既不會發生扭曲，又可以獲得全部租金。稅收收入就是轉移了該廠商的壟斷利潤。該模型突破了傳統最優關稅理論關于只有大國才有可能用關稅來改善其貿易條件的限制，認為即使是貿易小國也同樣可以通過征收關稅來改善國民福利。

第二種類型是“以進口保護促進出口”手段的利潤轉移效應。該觀點來自于20世紀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產業保護論”，認為一個有戰略意義的行業在受保護的國內市場里能迅速成長而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從而相對于外國廠商具有規模上的競爭優勢，使其能夠增加在國內市場和沒有保護的外國市場的份額，從而把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到本國廠商，使本國福利增加。

第三種類型是出口補貼的利潤轉移效應。布蘭德和斯賓瑟于1985年提出古諾雙寡頭國際競爭模型，認為向在第三國市場上同外國競爭者進行古諾雙寡頭博弈的國內廠商提供補貼，可以幫助國內廠商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增加國內福利。古諾博弈的特征是，均衡產量水平由兩個廠商反應曲線的交叉點所決定。通過補貼降低國內廠商的邊際成本，使廠商有更高的反應曲線，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總之，出口補貼降低了非完全競爭產業的壟斷扭曲程度，增進的本國和消費國的總收益大于另一生產國的損失。

五、簡要評價

規模經濟的種類范文第2篇

 

二、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從古典經濟學到新興古典經濟學

 

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是經濟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需要回答的一個基本問題。古典經濟學和現代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以及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研究成果及各學派之間的交叉互補深刻地揭示了專業化、分工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和一般機制。在薩克斯和楊小凱(SachsandYang,2〇01)看來，經濟發展或者說貿易產生與發展的基本驅動力(drivingforce)主要有兩種：一是不同經濟主體間的外生比較優勢，二是內生絕對優勢。2這正是古典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組成部分。斯密認為，天生相同的人可以通過后天選擇不同的專業而產生不同產品生產率的差異，貿易產生的根源即在于這種不同勞動分工基礎上的絕對優勢。李嘉圖則認為這種“絕對優勢”并不是產生貿易好處所必要的，他強調了外生比較優勢與分工的關系。在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興起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絕對優勢是比較優勢的一個特例，因此更關注李嘉圖的貿易理論。隨著經濟理論和貿易實踐的發展，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引起人們的重新思考。一是在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相同或相近工業部門之間的貿易量要遠大于發達國與不發達國之間的貿易量，即“林達爾”(Linda)貿易模式，這一現象對李嘉圖理論提出了挑戰;二是在李嘉圖貿易理論中，人們只能利用外生給定的比較優勢，這一優勢本身不能被內生地決定和發展演進，而且李嘉圖模型中只有一種投入要素，其邊際的和平均的生產率都是不變常數，不存在報酬遞增，這使其難以解釋一些新的發展現象;三是李嘉圖理論雖然被當作貿易理論的基石，但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發展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和關注，突出表現在比較優勢理論很少被納入到正式的數學模型中去，因為李嘉圖理論在模型化中會涉及角點解，3而傳統的邊際分析不能用于這類模型。

 

針對李嘉圖模型上述缺陷的理論思考推動了現代經濟學在不同層面和方向上的發展。在強調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古典經濟學之后，馬歇爾將“規模經濟”概念引入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當一個企業的生產力隨著企業規模的提高而提高時，就稱存在著內部規模經濟，而外部規模經濟則是指一個企業的生產力隨著整體經濟或一個部門規模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是由單個企業或部門的規模擴大而產生的。作為無法對古典經濟學中分工思想進行形式化處理的一個替代物，4馬歇爾建議使用外部規模經濟這一新的概念.事實上，這一概念所包含的經濟現象很接近于當代在專業化和分工基礎上所產生的網絡效應。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規模經濟被當作經濟增長最主要的驅動力量，經濟學家利用規模經濟尤其是內部規模經濟來解釋經濟增長與發展。在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模型中，有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一方面規模經濟要求生產產品的種類越少，每種產品的產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費的多樣化偏好又要求較多的產品種類數。市場會折衷這一兩難沖突形成一種壟斷競爭的均衡，內生地決定市場上的產品種類數。容易看到，經濟規模、市場容量以及人口規模的擴大都會有利于折衷上述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而前提是要求統一大市場的形成.D-S模型的獨特方法和有趣結果推動了當代貿易和增長理論的發展.例如在D-S模型中，交易雙方并沒有先天的比較優勢，但卻產生了后天的絕對優勢.而克魯格曼(Knigman，1979)正是利用這一方法，用規模經濟解釋了國際貿易為何主要發生在先天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之間，而不是比較優勢較多的發達國與欠發達國之間的所謂“林達爾”貿易模式。人們發現，利用規模經濟概念可以將規模報酬遞增引入模型，改變新古典生產函數中單一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總體規模報酬不變的基本假定，從而能夠解釋一些新的發展現象并將某些重要的經濟增長變量內生化。埃蒂爾(Ethier,l979)就利用規模經濟與機器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將機器種類數、貿易依存度等變量內生。機器種類的增加與技術進步密切相關，受到這一點的啟發，盧卡斯(Lucas)和羅默(Romer)將外生規模經濟引入模型而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沒有外生技術進步條件下的經濟增長以及人力資本、知識等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與運用規模經濟概念的方法不同，以楊格、I克爾(Becker)、楊小凱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從專業化的角度來研究報酬遞增和內生經濟增長，因為按斯密的理論，勞動分工提高生產率是基于專業化能提高生產率這一原理的?？梢?，對于現代經濟學來講，一個十分基本和必須回答的問題是：遞增報酬實現的源泉是什么?是規模經濟還是專業化與分工?把生產函數從新古典的不變規模報酬假定修改為報酬遞增時有兩種途徑：一是從規模經濟角度;二是從專業化和分工角度。到底哪一種更為科學和根本，兩者的關系如何?

 

楊格(1928)從三個方面論述了這個問題，即“分工和專業化是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不僅市場大小決定分工，而且分工也決定市場的大小”，“供給和需求是一個銅板的兩個反面”。楊格定理的突出特點是注重從經濟網絡和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待問題。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應當從累進的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來觀察，將產業的運作視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遞增報酬來源于專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分工鏈條不斷加長，不同專業化分工之間相互協調所帶來的最終產品生產效率的提高。遞增報酬是專業化分工的經濟網絡的基本特征。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規模經濟只有在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才能出現，不進行專業分工，而只有生產要素投入的擴大并不會帶來生產率的提高。規模經濟可能伴隨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之中，卻不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根源。進一步地看，專業化生產意味著生產者對供給其生產的產品而對其他產品的產生需求，從而產生交易，需求和供給都源于專業化分工。分工的發展會帶來市場交易的增加進而促進市場范圍的擴大，而市場范圍的擴大又會推進專業化分工的發展。經濟中的遞增報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與市場范圍擴大之間的正反饋效應，或者說分工的網絡效應。專業化分工才是遞增報酬與經濟增長的根源。

 

與分工和專業化緊密相連的是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易行為。交易起著不同專業化分工之間聯系紐帶的作用，從而使整個社會經濟形成一個龐大的經濟網絡.但是交易行為本身是需要費用的，是有成本的。這樣，一方面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會帶來經濟主體之間更多的交易行為，進一步拓展經濟網絡;另一方面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會受到交易費用的制約，過高的交易費用會阻礙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減少人們之間的交易行為。而交易費用的降低會促進人們之間通過交易獲得來自專業化和分工的好處，加速市場化進程，加快社會經濟發展。專業化分工與交易行為構成了人類經濟社會的基本概貌，而專業化分工與交易費用之間此消彼長的兩難沖突(tradeoff)及其有效折衷則成為貫穿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一條主線。將專業化分工與交易費用相結合的新興古典框架正體現了古典經濟發展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的融合，可能更科學地揭示了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同時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如地方貿易保護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析更有解釋力。

 

當我們審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時，應當從上述發展的一般機制出發。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現象，而是由其所處的經濟網絡的分工水平所決定的，一個地區分工的形成及其演進就是其融入一個更大的經濟網絡的過程，而網絡的規模是同市場規模同步發展的，在現實經濟中表現為市場容量的擴大和統一大市場的逐步形成。

 

三、地區分工與經濟發展：一個分析框架

 

上文已經談到，現代經濟學對專業化和分工問題的模型化研究涉及到角點解，而這是以邊際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經濟學所難以解決的。幸運的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超邊際分析成功地解決了對角點解的處理問題，使我們能夠拋開新古典經濟學中消費者與生產者相分離的分析框架，而將經濟主體看作一個生產與消費的統一體，來研究其可能做出的生產和消費決策。顯然，這樣的假設更符合現實，從而大大增強了超邊際分析對地區間貿易行為的解釋能力程文利、薩克斯和楊小凱(ChenS，SachsandYanS，200°)、薩克斯和楊小凱(2001)以及張定勝(1999)對引入交易費用的李嘉圖模型的超邊際分析為研究我國的地方貿易保護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分析工具。本文中我們就利用一個簡單的引入交易費用的李嘉圖模型的超邊際分析研究地區分工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和地方貿易保護問題。

規模經濟的種類范文第3篇

新的生產方式立足于綠色、高效、特色的生態農業。農產品的生產以優質、精品為依托。縣域經濟的發展還需要走一條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不能忽視對農業生產的自然環境的保護和循環再利用。對有助于改良區域生態環境的綠色農業、生態農業應給予更多的鼓勵與支持。使得農業產業化經營與縣域經濟的良好發展相得益彰，共同發展。

二、農業產業化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一）農業產業化經營推動了農業市場化進程農業產業化經營使得小農經濟和市場化之間的矛盾得到了調和化解。保障了農民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主人翁地位。但是農戶一直以來分散經營的方式，無法對市場上農產品的價格準確判斷，再加應變能力較差，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傳統的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體制間突顯出“小農戶”和“大市場”無法融合的矛盾。農業產業化經營方式以龍頭企業為主，能夠有效地與國內外市場建立聯系，及時為農業生產反饋市場信息，更有助于產品參與市場競爭。同時還能為農戶的農業生產提供更多的服務，有助于農產品品種改良，豐富產品種類，增強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大力倡導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優越性和科學性，為縣域地區農產品搭建一條通向市場的橋梁。

（二）農業產業化推動了縣域經濟規模效益的實現市場經濟本質上還是追求經濟效益，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h域地區經濟相對發展緩慢，與當地追求規模經濟效益的困境不無關系。規模經濟效益的實現首先是資金、技術、勞動力的大規模的投入。而招商引資能夠使得縣域經濟發展的資金瓶頸得到有效的改善。實行農業產業化經營，積極發揮主導產業發揮領頭帶動作用，鼓勵和支持農業大型龍頭企業的建立，吸引先進技術和外資的投入。從而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追求規模經濟的良好效應。

（三）農業產業化推動了縣域經濟資源產業的快速發展農業資源豐富的縣域地區農業產業的主導地位無可取代，充分利用農業資源的優勢也是縣域經濟發展中最可行的發展戰略，也是縣域經濟增長快速有效的最現實的戰略選擇。縣域地區的資源優勢主要體現在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最終目的是國民經濟喚醒區域經濟的重新分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創新選擇也應立足當地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綠色、生態、特色的資源產業。才能使得縣域經濟的發展在國民經濟的快速騰飛中如虎添翼。

規模經濟的種類范文第4篇

產業內貿易的主要衡量方法

（一）Balassa的計量方法

Balassa（1974）在研究歐共體產業內貿易分工程度時，提出了一種度量產業內貿易的指標，即以各產業群（產業）的貿易差額除以其貿易總額，然后再除以產業數。用公式可以表示為：

(1)

在這里，j表示國家；i表示該國n個產業中的第i個產業。Ej為產業內貿易的平均水平，取值范圍為[0，1]。當Ej=0時，意味著所有貿易業均為產業內貿易；當Ej=1時，意味著所有的貿易都為產業間貿易。

（二）Gruble-Lloyd的計量方法

1975年，Gruble和Lloyd提出了一個新的產業內貿易的計量方法，用公式表示為：

(2)

其中，i表示某一特定產業；Xi和Mi分別表示該產業的出口與進口；Bi表示該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在該公式中，Bi的值域為[0，1]。當Bi=1時，即意味著Xi=Mi，也就是說，所有的貿易都是產業內貿易。當Bi=0時，意味著Xi=0或者Mi=0，表示所有的貿易均為產業間貿易。

Balassa與Gruble-Lloyd的計量指標的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于Balassa的指標的大小，與產業內貿易的程度成反比，產業內貿易水平越高，指數反而越低，而Gruble-Lloyd的計量指標正好解決了這一問題，使用起來更加的直觀和方便。

（三）Aquino計量指標

Aquino，A.（1978）認為，Gruble和Lloyd雖然針對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對公式進行了調整，但是他認為這并沒有全面糾正一國發生的整體貿易不平衡所帶來的影響。他認為Cj是其自身各自產業內貿易水平Bj的加權平均，而在一國出現貿易不平衡的時候，Bj也是下偏的。所以，用總貿易差額去糾正是不準確的，應該對貿易不平衡的每一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Bi進行調整，而僅調整Bj是不夠的。

根據以上的分析Aquino主張在一國出現貿易不平衡的時候，首先調整每一個，然后再用調整后的去測度平均產業內貿易水平。其公式為：

(3)

(4)

將調整后的Xi和Mi帶入公式Bj，就得到了總貿易不平衡時的產業內貿易計量公式：

(5)

但是，Aquino的計量指標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該公式隱含假定所有貿易不平衡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均勻分布的；忽視了周期和其他因素對一國的整體貿易收支的影響。

綜上所述，盡管不同的學者對于產業內貿易的計量指標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雖然總量規模會對指數的計算產生一定的偏差，但是這一偏差是微弱的，所以在本文中，本文依然采用Gruble-Lloyd的計量指標。

產業特征因素的計量

（一）按行業劃分的產業內貿易指數的計算

計算行業的產業內貿易指數，是要進行產業內貿易計量所要解決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問題。由于產業內貿易的計量和產業范圍的界定有很大的關系，如果產業的界定過于寬泛，則會夸大產業內貿易，但是如果將產品無限細分，則會導致產業內貿易的縮小，而這樣做又與現實不符。所以對產業內貿易在計量的時候有一個清晰而又合理的界定是重要的。一般而言，在計算產業內貿易指數時，都使用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下前三位數相同的行業算作是同一個產業，即屬于同類、同組、同章的行業屬于同一個產業。而且這樣的行業分類的數據是可以在聯合國的數據庫中找到的。

但是，由此方法計算出來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只是計量模型中所需數據的一部分，即只是因變量的樣本值。要想進行計量模型的設定，就必須使得模型左邊的數據口徑與右邊的數據口徑一致，即自變量的數據統計口徑與因變量一致。這一原則在任何一個計量模型中都不例外。但是，要以我國的數據為數據來源計算產業內貿易指數并不容易。

很多相關論文，都遇到了如是問題，他們有的是繞過了這一障礙，如《產業內貿易的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采用的是美國的數據，產業內貿易指數和行業特征指標的計算都是以美國標準工業分類法（SIC）進行數據處理的；有的則是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簡單的處理，如《我國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實證分析》中，就沒有使用按照國際通行的SITC三位數標準計算產業內指數，而是選取了SITC兩位數標準，作者認為原因是在我國沒有經濟意義上劃分的產業，只有行業的劃分，而且行業劃分與SITC2位數的標準很接近。本文將因變量的數據統計口徑降到了SITC2位數的標準，從而與我國的行業進行對應，找出自變量的數據。這樣只會影響產業內貿易指數的大小，對計量的結果，即各個行業特征的影響的程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通過以上分析，在以我國的數據為樣本值，進行產業內貿易的計量時，是需要在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統計對應上進行處理的。在本文中，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通過參考盛斌的《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書的附錄Ⅲ表5“根據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3.0）重新集結的中國36個工業部門的進出口值”，使得我國劃分的行業可以和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的劃分方法對應起來，即我國的每一個行業都是由若干個SITC3.0下三位數分類中的若干個章加權平均得來的，而各章在該行業的權重則是由該章的出口值占該行業總的出口值的比重所決定的。例如，我國的“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制造業”這一行業中就包括了SITC3位數分類標準下的841—848章，每一個小類的權重則是它們出口額在集成的行業中總出口額的比重。這個方法，在行業的對應上，有95%的準確性。這既可以使產業內貿易指數的計算更加標準，符合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又可以很好地利用我國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

采用此方法，本文找到并計算出了2002—2004年的產業內貿易指數。數據來源為聯合國的數據庫。由于36個行業中，有些行業屬于初級制成品行業，而這些行業的產業內貿易并不顯著，所以這些行業并不包括在所研究的行業中；另外有些行業由于其行業特征數據的缺失，也不能夠完全進入我們的研究。例如“其他制造業”這一行業的產業特征指標，只有2004年的數據，而2002與2003年的數據則是缺失的。于是，可以得到和利用的數據就只有28個行業的82個樣本值了。

（二）影響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因素及計量指標

1.市場結構。市場結構（Marketstructure）是影響產業內貿易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有關市場結構對于產業內貿易的影響，至今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特別是將市場進一步細分為壟斷競爭市場和寡頭壟斷市場之后。有的認為壟斷程度越高的市場結構，產業內貿易的比重就會越大（Cavas，1981），有的則認為二者存在著相反的關系（Balassa，1986）。本文的觀點是，一個行業的壟斷程度越強，廠家的數目就會越少，所能生產出來的產品種類就會越少，在產品種類一定的情況下，所需進出口的差異產品就會越多。反之，如果該行業的壟斷性很弱，就會存在著很多的企業，由于企業數目多，所生產的差異產品必然會增多，這樣所需進口的差異產品的數目就會下降，產業內貿易業就必然會下降。所以，本文的觀點是產業內貿易的程度和市場壟斷的的程度成正相關關系。

2.規模經濟。規模經濟（Scaleeconomic）對產業內貿易也存在著很大的影響。規模經濟這一假設，改變了傳統貿易理論以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基礎的基本假設，是新貿易理論的基礎。也正是因為規模經濟的出現，使得產業內貿易理論得以不斷地完善。規模經濟是從產品供給的角度，論述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的。規模經濟有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在本文中，筆者認為影響產業內貿易的主要是內部規模經濟。如果一個國家的規模經濟越大，則該國所能生產的產品種類就越少。那么在差異產品一定的情況下，為了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的需求偏好，所需進出口的差異產品就會越多，產業內貿易就會增加。反之，該國的規模經濟越小，則所能生產的種類就會越多，所需進出口的差異產品就會越少，產業內貿易就會降低，所以規模經濟與產業內貿易成正相關關系。

3.產品差異。產品差異（ProductDifferentiation）是影響產業內貿易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現代經濟中，消費者越來越偏好消費差異化產品來展現自我的個性，消費者對差異產品的追求是無止境的。產品差異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但是，在一個國家中是不可能生產出消費者所需要的全部差異產品的，很多產品還是要依靠進口來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而同時本國所具有的優勢產品也會出口到國外，滿足外國的消費者對該差異產品的需求。所以，一個行業內產品差異越大，則該行業的產業內貿易就會越大，兩者成正相關關系。

4.外國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對產業內貿易存在著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是不確定的。如果外商直接投資是“市場尋求型”的，即外商直接投資是為了躲避高關稅或其他的貿易壁壘，那么這種外國直接投資對貿易是存在替代效應的，原來通過進出口來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現在就被投資所取代了，那么這種外國直接投資就與產業內貿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如果外國直接投資是“效率尋求型”的，即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是為了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將中間產品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則將這些中間產品進行加工和組裝，將中間產品變成工業制成品在輸出到發達國家。這樣，由于中間產品和制成品在商品分類上屬于同一個產業，所以如果外國直接投資是效率尋求型的，那么它與產業內貿易則成正相關關系。外國直接投資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究竟如何，還要看計量的結果。

自GL指數出現以來，關于產業內貿易理論的計量就不斷地出現，但是，計量的結果與理論的結果不完全一致。大多數經驗研究都強調的是變量的相關性，而不是對產業內貿易發生的決定性。在一些經驗研究中，規模經濟的指標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為正，而在有些研究中，其影響為負?！霸赥oh（1982）和Greenway、Milner（1984）的研究結果中，產業集中度對產業的影響為負，而在Marvel、Ray和Clark（1993）的研究結果中顯著為正。在大多數研究中，產品差異對于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都是正的。Shamma（2000）對澳大利亞的產業內貿易模型和決定因素作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對產業內貿易有正的影響，FDI有負的影響，但是系數很小”。本文利用跨部門的研究方法（cross-section）對中國的產業內貿易理論的行業特征影響因素進行經驗回歸分析。

產業特征因素的計量模型

（一）行業特征的主要衡量指標

從前面的理論分析中，可以大致歸納出影響產業內貿易的主要行業特征因素。它們主要是市場結構、產品差異、規模經濟和外國直接投資。經過仔細研究比較有影響的產業內貿易理論及參考其他學者的觀點，本文使用的指標為：市場結構MS—該行業大中型企業單位數；產品差異PD—該行業的SITC四位數分類的個數；規模經濟SE—行業的年增加值與每個行業的企業數之比；直接投資FDI—行業中三資企業的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

綜上所述，將影響產業內貿易的行業特征因素：市場結構（MS）、規模經濟（SE）、產品差異（PD）和外國直接投資（FDI）。用這幾個變量構建的計量模型為：

(6)

（二）加權最小二乘法回歸

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分析，加權最小二乘法所使用的權重是每個行業的進出口總額?；貧w結果如下：

通過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結果見表1所示。加權最小二乘法結果中的R2為0.896892，這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得到了提高。在有關產業內貿易的經驗分析中，R2如此高，是非常不易的。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馬躍（1999）研究我國與西方國家的產業內貿易時，R2不到0.2，沙瑪爾（2002）研究澳大利亞產業內貿易時，R2僅為0.14；當然，也有比較好的結果，例如蒙特奧特研究墨西哥的汽車行業產業內貿易時，R2就達到0.66，陳訊（2004）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R2也達到了0.648，像本文這樣，使得R2即將接近0.9，實屬不易。

相對于國內其他學者的研究，R2值之所以如此之高，一種解釋是計量方法的改進，即由普通最小二乘法改為加權最小二乘法；另一種解釋則是在計算行業產業內貿易指數時，按照新的集結方法算出的指標值優于其他的方法。

（三）對計量模型結果的分析

首先，除了MS以外，各個變量的符號均與預期的符號一致，這就從經驗分析上證明了產業內貿易理論的正確性。

其次，對于MS的符號出現與理論預期相反的情況，本文認為，這是由于所選數據造成的。由于本文的經驗分析是基于我國的經驗分析，MS的符號出現異常情況，這一方面說明了，因為無法計算我們的產業集中度，用企業個數來替代指標不是最優的選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目前的市場結構不是很合理，存在著大量的壟斷的、沒有完全參與市場競爭的國有企業，阻礙了市場規范的形成。

再次，產品差異的符號與理論預期的一致，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我國目前的消費水平已經不同于以前，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對差異化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消費者通過消費差異化產品，來顯示自己的個性。正是由于這種消費觀念的變化，使得產品差異這一指標的計量結果在兩種方法中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最后，對于國際直接投資，在兩次的計量結果中，其符號都是負的。而產業內貿易理論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預期符號是不確定的，即可正可負。如果國際直接投資是“資源尋求型”的，跨國公司來我國投資的目的是為了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率，我國通過組裝和加工中間產品，輸出工業制成品，參與了國際分工，產業內貿易也得到了增加，這種產業內貿易主要屬于垂直型的產業內貿易。但是，如果國際直接投資是“市場尋求型”的，投資只是為了繞過高關稅和貿易壁壘，那么則會對貿易產生替代效應，產業內貿易就會下降。通過基于我國的數據的經驗分析，可以看到，外國直接投資對產業內貿易產生了替代效應，從中可以推斷，我國目前的國際投資類型主要是“市場尋求型”的。這些外資進入我國，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我國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出產品并且就地銷售，開發我國市場。這樣就導致我國從外國進口的降低，直接削弱了我國的產業內貿易，不僅減少了國家的關稅收入，還與我國的企業瓜分市場，不利于規模經濟的形成。

規模經濟的種類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產業內貿易新貿易理論新Heckscher-Ohlin理論

產業內貿易理論研究上的分歧源自于新貿易理論和新Heckscher-Ohlin理論對產業內貿易性質的不同理解。新貿易理論（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分析方法將產業內貿易定義為相似要素密集度（similarfactorintensity）產品的交換。理想狀態下的產業內貿易產品被稱為“完全的產業內貿易產品”（perfectly-intraindustrygoods），指在任一相同的要素價格下，貿易產品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要素密集度（identicalfactorintensity）。新Heckscher-Ohlin理論則將產業內貿易定義為同一產業內不同質量產品品種的交換，而不同質量產品品種的要素密集度卻是不同的。本文分別對這兩種不同類型產業內貿易理論的觀點及爭議進行分析。

一、新貿易理論在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產業內貿易研究

新貿易理論在產業內貿易研究方面考慮的是產品的水平差異性，即分析相似或相同要素密集度產品在存在水平差異時的交換，其主要原因在于產業內貿易活動主要發生在技術水平、要素稟賦和收入水平都相似的發達國家之間。影響比較大的理論模型包括Krugman（1979）、Lancaster（1980）、Brander和Krugman（1983）等。這些研究的結果認為規模經濟、產品多樣性、消費者偏好等構成了產業內貿易的基礎。

Krugman（1979）將基于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的Dixit和Stiglits（1977）封閉經濟下的分析擴展為開放經濟的分析，證明了規模經濟和產品水平差異的相互作用是促使國際貿易以產業內貿易形式發生的獨立原因。該模型在需求方面假定，每個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相同，而且所有品種都對稱地進入效用函數，即每增加一單位任何品種的消費帶來的總效用的增加是相同的，并且消費的品種越多，總效用增加越多。該模型在供給方面假定，只有一種生產要素勞動，產品所有品種的生產函數相同并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由于規模經濟的作用，每一個產品品種只有一個廠商生產，即廠商數目和產品的品種數相同，每一個廠商也都試圖分割市場以形成自己的壟斷力量。在封閉經濟條件下，每個國家消費者可得到的產品品種種類和規模經濟的利用程度都受制于各自國家的市場規模。因此，通過國際貿易創建更大的一體化市場，可以使消費者得到更多的產品品種種類，并享受到規模經濟帶來的利益，從而增進各國福利。該模型認為，在存在規模經濟和產品水平差異性的條件下，即使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也能開展產業內貿易活動，并且這種貿易會增進兩國的福利。

Lancaster（1980）模型仍以產品的水平差異性為基礎。該模型認為，每個產品品種都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品種的特征，正是這些不同的特征構成了產品的水平差異性。消費者對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只會選擇具有其喜歡的特征的品種去消費，而不是購買產品的多個品種。在供給方面，該模型假定廠商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市場，并能以相同的成本生產任何產品品種，而且任一品種的生產在一開始其平均成本遞減。該模型以“完全壟斷競爭”（PerfectMonopolisticCompetition）描述了均衡時的狀況：實際生產的產品品種均等地分布在“光譜”（spectrum）上，每一品種的生產數量和銷售價格都相同，每一廠商都獲得正常利潤，即價格等于平均成本。在引入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進行貿易分析時，該模型具有了一般均衡的特征。Lancaster（1980）和Helpman（1981）共同完成了這一分析工作。模型假定存在兩個部門，一個部門以規模報酬不變方式生產同質產品，另一個部門以規模報酬遞增方式生產有差異性的產品，勞動是兩個部門的流動要素，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特定要素，對差異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當這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開展貿易后，同質產品之間沒有貿易發生，但差異化產品按照“完全壟斷競爭”的方式在兩國共同生產并展開貿易活動。由于開展貿易后消費者得到的產品品種數目比封閉條件下要多，而且有規模經濟利益存在，兩國的福利因此得以改善。

Brander和Krugman（1983）在雙寡頭壟斷條件下對產業內貿易的發生給出了一種解釋。該模型假定所有方面都相同的兩個國家中各有一個廠商，他們以同樣的成本生產同樣的產品，并且兩國對該產品的國內需求函數也相同。兩國廠商采取的是古諾競爭行為，即每家廠商都是在對方銷售不變的條件下選擇他對兩個市場的銷售來獲取最大化利潤。由于模型存在著嚴格的對稱性，在均衡的時候，每家廠商都將產出的一半在國內市場銷售，并將另一半出口，產業內貿易由此而發生。在引入運輸成本后，每個廠商從自己國內市場銷售得到的價格必然高于他在出口市場銷售減去運輸成本的價格，因此，Brander和Krugman（1983）把這種產業內貿易也稱作相互傾銷（ReciprocalDumping）。

二、新Heckscher-Ohlin理論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產業內貿易研究

新Heckscher-Ohlin理論在產業內貿易研究方面的代表當屬Falvey和Kierzkowski，其重要的假定在于產品不同品種間的要素密集度是隨著質量差異而變化的，從而開辟了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的研究領域。

Falvey（1981）首先對垂直型產業內貿易進行了研究，將垂直型產業內貿易與要素稟賦理論相結合，指出資本充裕的國家出口高質量物品、勞動充裕的國家出口低質量物品。Falvey的貢獻在于引入產品質量的垂直差異對比較優勢理論基本框架進行簡單的修正，從而對產業內貿易進行理論解釋，同時也是對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Falvey（1981）在比較優勢理論2×2框架內構造了一個關于產品垂直差異的模型。因為這一模型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框架偏離不大，尤其是完整地保留了完全競爭假設，并且得出產業內貿易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的傳統論述的結論，因此又被稱為新Heckscher-Ohlin模型。以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框架為基礎的Falvey模型具有兩個鮮明的特征，其一是說明了在沒有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下，也會產生產業內貿易；其二是每個國家都生產質量上具有垂直差異的產品。同時，和傳統的基本框架一樣，Falvey模型也假設兩個國家（本國和外國）的要素（資本和勞動）稟賦存在差異，其中本國是資本相對豐裕，從而資本的租金比率較低，而外國則勞動相對豐裕，從而工資率較低。Falvey模型得到的結論是，本國會在那些質量高于臨界值的產品上擁有比較優勢，而外國則在那些質量低于臨界值的產品上擁有比較優勢。產業內貿易格局也就由此得以確定。Falvey這一模型的一個關鍵特征是產品的質量取決于生產產品的資本密集度，所以一些學者認為該模型偏離了產業內貿易關于近似生產函數假定的研究方向。

Falvey和Kierzkowski（1987）在Falvey（1981）的基礎上考慮了兩個部門的情形，其中一個是上面分析的產品存在質量垂直差異的部門，另一個則是傳統的生產單一同質產品的部門。這一模型和上面的模型一樣，都是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基本框架的基礎上，也采用完全競爭假設。這一模型同時產生了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并且兩種不同貿易的格局都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Falvey-Kierzkowski模型（1987）表明，在不存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條件下，產業內貿易也會存在，即產生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工資較低的國家在生產低質量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工資較高的國家在生產高質量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而且兩國間要素稟賦的變化對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增減具有重要影響。Falvey與Kierzkowski的研究將產業內貿易歸因于比較優勢，在產業內貿易理論研究方面獨樹一幟，對于發展中國家參與產業內貿易活動給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釋。Shaked和Sutton（1984）也對垂直型產業內貿易進行了研究，其特點是將產品品種的不同質量和研究與開發費用支出相聯系，在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的條件下，來分析產業內貿易活動的狀況。該模型假定廠商要開發一個質量較高的品種就要在產品投入市場之前進行研究與開發，這種研究與開發費用被看作是固定成本。平均可變成本被假定為不變，或隨著產品質量的改進而緩慢提高。假定消費者的偏好相同，對不同質量的產品有著相同的排列順序，但消費活動受制于收入水平，高質量的品種被收入較高的消費者所購買。假定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每個國家在封閉條件下都有兩家廠商分別生產高質量和低質量的產品品種。在兩國開展貿易之后，由于競爭和規模經濟的作用，兩國生產相同質量的兩家廠商中的一家會退出市場，因為在兩家廠商并存的情況下沒有一家能夠獲利。在自由貿易下，一個產品品種只有一家廠商來同時為兩個市場生產和提供。消費者會因為規模經濟帶來的價格下降而受益，也會因為更高質量產品品種的開發而受益。但問題在于，此時無法判斷哪個國家的哪家廠商會生存下來，因此也無法確定產業內貿易是否一定會發生。只有當兩個國家分別保留下來一家生產不同質量品種的廠商時，產業內貿易才會發生，只是無從確定貿易流向。

三、結論

產業內貿易的理論研究是由經驗研究推動的，但產業內貿易理論上過于苛刻的假定條件卻偏離現實較遠。因此，將產業內貿易區分為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分別進行研究使理論與現實的結合更為密切一些。

在理論分析方面，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建立在不同產品品種具有相同或相似要素密集度的假定下，分析了不完全競爭條件下規模經濟、產品多樣性、消費者偏好等對產業內貿易的基礎作用；而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則建立在不同產品品種要素密集度因質量差異而變化的假定下，分析了在完全競爭條件下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對產業內貿易的決定作用。

從貿易現實來看，即便是發達國家的產業內貿易活動，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的相對重要性也被證實超過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活動，再加上規模經濟與產業內貿易的不穩定的相關關系，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對現實的解釋力要略遜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其生產產品的技術水平或生產函數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因而其在參與產業內貿易活動方面，垂直型產業內貿易應該更具有解釋力，這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內貿易經驗研究方面一個富有活力的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

[1]Krugman,P.(1979).Increasingreturns,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9,469～479

[2]Lancaster,K.(1980).Intra-industrytradeunderperfectmonopolisticcompeti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0,151～175

[3]Helpman,E.(1981).Internationaltradeinthepresenceofproductdifferentiation,economiesofscaleandmonopolisticcompeti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1,305～340

[4]Brander,A.&Krugman,P.(1983).Areciprocaldumpingmodelof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3,313～321

[5]Falvey,R.E.(1981).Commercialpolicyandintra-industry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1,49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