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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學思想論文范文第1篇

 

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美學思想提出的文藝美學觀點在多部論著中都有涉及，突出地體現在《詩學》，也散見于《修辭學》《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工具論》以及《政治學》等論著之中。亞里斯多德所建構的較為完整的文藝美學思想體系成為文藝理論研究“集前人之大成，奠后世之基石”的永恒豐碑。誠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言： “亞里斯多德是第一個以獨立體系闡明美學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1]

 

亞里斯多德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發人深省的理論內涵，更是受到學界的高度贊譽。不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亞里斯多德都是一部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失去風采的“經典文獻”.反觀兩千多年來的學術歷程，相關亞里斯多德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慰、值得驕傲，但所取得的經驗更值得總結。概而論之，大多數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修辭學、邏輯學、美學以及文學等視角對其理論內涵進行分門別類的剖析闡釋、賦予其理論以當代價值，其中也不乏有將對象聚焦于亞里斯多德文藝理論的研究。

 

即便這樣，將焦點投向《詩學》文本，在我國可查的相關《詩學》文本研究著作在大陸有藍天的譯本( 1953 年) 、羅念生譯本( 1962年) 、苗力田主編的《亞里斯多德全集》( 1990 年) 、陳中梅譯本( 1998 年) 、王士儀的《論亞里斯多德〈創作學〉》( 2000 年) 、李平的《神祗時代的詩學》( 2004)等，在我國臺灣地區以姚一葦的《詩學箋注》( 1993年) 最具代表。在國外，尤以萊辛在《漢堡劇評》中以大量篇幅集中討論和解釋了亞里斯多德《詩學》極具影響。翻譯入我國的還有維謝洛夫斯基的《歷史詩學》(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年) 、厄爾·邁納的《比較詩學》(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年) 等。此外截取“摹仿”、“美學觀”、“悲劇觀”、“詩學觀”等關鍵詞展開論述來揭示其理論內涵、影響以及進行國內外橫向與縱向比較研究的成果比比皆是，諸多西方美學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論文之中都有所體現，不再贅述。

 

顯然，這些都理應成為我們研究的范圍，也為我們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礎和可資借鑒的觀點。但是，對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體系的理論建構問題卻鮮有人問津。

 

筆者考慮到當時古希臘人各類文學藝術形態“互不分開、聯為一體”的實際狀況，認為亞里斯多德相關文藝美學的論述已經建構起早期較為完整的文藝美學學科理論形態。故而文章從現代文藝美學學科觀念的視角切入來審視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的理論建構問題，旨在全面地考察和客觀地分析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美學理論內核，更好地理解與把握其文藝美學思想的精髓，為當下文藝美學理論研究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其人其事

 

亞里斯多德( Aristotélēs,公元前 384 年 - 前 322年) ,古希臘斯塔基拉人。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的弟子; 著名軍事家、政治家，古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古典美學的最后一人、古希臘文明時期科學文化知識的集大成者，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教育家。作為哲學家，他宣稱哲學是“研究真實宇宙原因的科學”,主張把哲學分為理論的、實踐的以及創造的科學，創立了哲學的重要分支---形式邏輯。他對哲學的幾乎每個學科都作出了貢獻，豐富和發展了哲學的各門分支學科; 作為科學家，其研究包羅萬象，幾乎涉獵古希臘所有學科，諸如邏輯學、倫理學、形而上學、心理學、經濟學、生物學、神學、政治學、修辭學、地理學、地質學、物理學、解剖學、生理學、教育學、詩歌、風俗以及雅典憲法等。

 

并在許多研究領域留下了堪稱經典的學術著作，如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的《政治學》、西方文學藝術理論的集大成論著《詩學》，自然哲學的代表作《物理學》《氣象學》《論天》等。最早論證地球是球形，最早分析了社會、自然、思維與價值的多種形式，在科學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的研究不僅為后來的諸多科學奠定了基礎，也把古希臘好學深思的精神推向了發展的頂峰。作為教育家，他創辦了呂克昂學校，建立了“逍遙學派”.首先提出兒童身心發展階段的思想，主張教育是國家的職能，主張把天然素質，養成習慣、發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大源泉。培養了大批杰出人才，以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亞歷山大( 馬其頓國王) 最具代表。

 

在美學研究方面，與其說他是“美學的集大成者”,還不如說他是“文藝美學的始祖”.他著有西方文藝美學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詩學》，也在《修辭學》《形而上學》《物理學》《工具論》以及《政治學》等作品中涉及文藝美學的諸多探討。盡管從標題上看他的著作主要討論的是具體的學科，具體內容如史詩、戲劇、音樂等具體的藝術門類，但他所提出的“命題”的意義卻不僅限于具體藝術門類，他的基本觀念具有更為寬泛的文藝理論內涵與價值。這與當時古希臘人認為“敘事詩、抒情詩和戲劇是互不分開的，他們借助音樂和舞蹈聯成一個整體”的觀點相印證。[2]

 

亞里斯多德探討這一“整體”的美學思考在當代學科視域中被稱為文藝美學。而亞里斯多德的論述所“隱喻”的文藝美學思想及其建構的理論體系，不僅統攝著西方文學藝術的發展，也成為世界文藝領域研究的“法典”和“權威”.他的文藝美學研究“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3].馬克思曾盛贊他是“偉大的研究家”[4],恩格斯也把他視為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5].

 

二、思想基礎

 

誠如恩格斯所言： “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6]

 

一般，亞里斯多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和那個時代歷史、文化碰撞磨合的產物，是那個社會思想沖擊與蕩滌的結果，其文藝美學思想觀念與理論體系的建構也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繼承前輩哲人之基礎上凝練、創新的結晶。我們認為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基礎不外乎如下四個方面。

 

從文化背景論，古希臘文明位于世界最為古老的四大文明之列，古希臘時期的文學藝術高度繁盛，不論是建筑、繪畫、雕塑，還是音樂、詩歌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尤其是在喜劇和悲劇上的成就更加卓越。以至于德國古典藝術史家溫克爾曼曾用“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來形容。馬克思也說： “希臘人，在他們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7]

 

博大的古希臘藝術，至今“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8].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理論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從理論淵源看，它批判地繼承于前輩哲人; 亞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臘文學藝術由繁盛趨于衰落的關鍵點上，它是前輩古希臘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不論是早期從自然科學視角解讀美學問題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和以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為代表的唯物主義者，還是主張從社會科學角度去看待美學問題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他們的觀點都能在亞氏的作品中找到影響因子。

 

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第五卷中關于“美的客觀基礎”的言說，《詩學》第四章論述“文藝的心理根源”以及“文藝的社會功能”時就援引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 “和諧論”.從思想來源說，他作為柏拉圖的高徒，所受影響極大，其理論思想直接來源于柏拉圖。“他繼承了柏拉圖的學說，又批判了他的學說，從歷史上看，他批判和發展的部分比繼承的部分更重要。”[9]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第一章中論述文藝的本質在于“摹仿”時對柏拉圖“理式論”的批判，賦予了“摹仿說”以滑動的表征; 再者，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文藝接受的心理效應問題上，拋棄了柏拉圖“情感影響正常理智”的觀點，分析了情感的后續效果，看到了文藝的“凈化”功能。從研究方法說，他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觀點統一起來認識問題，建立起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同時主張運用其他科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文藝問題，如從生物學中借用“有機整體”概念來論詩與其他藝術的創作，提出“完整整一觀”.從歷史學中引來藝術起源與發展的觀點，指出藝術起源于真實世界的摹仿。是他“用科學的方法替希臘文藝的輝煌成就作了精要的分析和扼要的總結，因而寫成了兩部有科學系統的有關美學思想的專著： 《詩學》和《修辭學》。”[10]

 

但是，對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體系完整的理論把握又不能局限于《詩學》和《修辭學》本身，而必須與亞里斯多德涉1論》以及《政治學》等建立起有機聯系，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地解讀他所建構的文藝美學思想體系與理論內核。

 

三、思想內核

 

亞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臘文明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他運用嚴謹縝密的邏輯思維( 見《工具論》) 、綜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融入他個人的倫理觀念和生命體驗去解決文藝本源、文藝創作、文藝與現實的關系、文藝的社會功能、文藝傳播與文藝批評等問題，初步建構起較為完整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

 

( 一) 文藝本源思想關于文藝的本源與發生，亞里斯多德在《詩學》開篇明確指出，在研究詩的種類、功能、成分、結構之前，首先要闡明關于詩的本性的首要原理，即 “史詩的編制，悲劇、喜劇、狄蘇郎勃斯的編寫以及絕大部分供阿洛斯和豎琴演奏的音樂，這一切總的來說都是模仿。”[11]

 

“摹仿說”是古希臘哲學的傳統學說，既不是亞里斯多德的獨特創建，更不是他的發明創造，但卻是理解亞里斯多德文藝本源觀的核心概念。亞里斯多德正是以對當時這個在古希臘藝術理論界頗有影響的“摹仿說”的批評為其邏輯起點來建構起文藝美學思想體系的。他生前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留基伯、德謨克利特以及柏拉圖等人都曾有過“藝術起源于摹仿”的說法，只是未能形成系統的學說而已。德漠克利特就說過： “在許多重要的事情上，我們是摹仿禽獸，作禽獸的小學生的。從蜘蛛我們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 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12]

 

柏拉圖也說： “從荷馬起，一切詩人都只是摹仿者，無論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們所寫的一切題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3]

 

顯然，柏拉圖也承認藝術是一種摹仿，但他竭力攻擊這種對于物質感性世界的摹仿，認為藝術的摹仿是“鏡子的鏡子”、“和真理隔著三層”,否認這種摹仿的真實性和真理性，也從根本上否定了摹仿藝術自身。從表象來看，亞里斯多德的“模仿”說仍然是傳統的延續，但實質上他賦予了“摹仿說”以新的闡釋而具有了 “滑動”的深刻意義。

 

在亞里斯多德看來，現實世界就是具有多維意義的真實存在; 詩摹仿真實存在的人的行動，在作品中創制的形象就是藝術的真實存在; “摹仿”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再現，更是能動的反映人的本性與活動，顯示人既合目的性又合規律性的真實存在。并且，“摹仿”既是人類的本能，也是人類的求知活動，它以形象的方式去探尋真理，形成關于人的創制知識; 藝術的“摹仿”并非只受感覺與欲望驅使，它也憑借“實踐智慧”洞察人生，感悟藝術的靈魂，把握生命的真諦。因此，摹仿的藝術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

 

首先，亞里斯多德論述摹仿的手段、對象和方式的不同作為藝術門類劃分的標準，實質上闡明了藝術對人的外在活動和內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藝術的主體和主題，人與藝術互為本體; 藝術以創制性的形象真實反映人的生活，藝術美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其次，從具體文藝體裁出發論證模仿藝術的本質規律。《詩學》第四章闡述了詩歌起源的兩個原因，其一是人天生具有摹仿的本能，并通過摹仿獲得了最初的知識; 其二是人都能從模仿的成果中獲得滿足、體驗到。二者皆本源于人類“摹仿”的天性。這種論證方法，就是主張從人類心理根源上去探尋模仿藝術的存在依據 ---“本能”與“”.

 

再次，亞里斯多德在其著作《氣象學》中談到藝術模仿自然時說，藝術是對自然本能的幫助和補救，但不能代替自然。而《詩學》認為摹仿的對象是真實世界中 “行動的人”( 是性格、情緒和動作的綜合) ,這種由自然轉向人生的巨大進步，使其文藝理論中灌注著鮮明的人本主義精神，藝術對人生是一種完滿、增補或矯形。

 

最后，亞氏認為詩人的職能不是記錄已經發生的事，而是描述處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發生的事，表現某種“類型”的人和事。可見，亞里斯多德的“摹仿觀”指的是根據對現實生活的感性體驗，通過創造性的想象，訴諸于典型化、形象化的概括方式來再現生活、創造生活，而不是機械、被動地照搬生活現象。

 

( 二) 文藝真實思想亞里斯多德以自身對文藝本源---摹仿觀的論證為邏輯起點，詳盡地說明了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提出文藝真實觀。

 

亞里斯多德認為藝術的真實在于合乎情理的可信性，《詩學》第二十四章論道： “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事，比可能發生但卻不可信的事更為可取; 編組故事不應用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有了……也要用別的技巧加以美化，使事情聽得過去。”

 

[11]( P. 170)在這里，亞里斯多德清楚地闡述了他的藝術真實觀，使生活中不近情理的得合乎情理從而使人信以為真。一方面，主張藝術真實以生活真實為根據、為源泉。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藝術的虛構成分。他接著說： “詩的真不同于政治科學的真及其他技藝的真。”指出藝術的真實有別于其他科學的真實，充分體現了藝術的特殊規律。又指出藝術的真實性，比現實更真實。《詩學》第九章說： “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歷史家與詩人的區別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寫作，而在于前者記述已經發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

 

[11]( P. 81)這里亞里斯多德拿詩和歷史的比較作了清楚的說明。《修辭學》第七節也說：“當你把描寫得就像人們所做的那樣，這一事實，就會使人們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 你是信任得過的。因此，不管你所說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他們都會把它當成真的。”

 

[12]( P. 92)這里所說的雖然是藝術欣賞過程中的一種現象，但卻強調了藝術的真實性就在于合乎情理所造成的可信性。

 

此外，亞里斯多德的藝術真實觀還體現在藝術模仿對象的客觀真實上，他認為，藝術不僅反映現實世界的個別表面現象，而且反映現實世界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揭示事物的內在本質和規律。

 

摹仿對象的選擇，不僅要注重情節，而且要求“性格”的刻畫也應如安排情節一樣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 因此說，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真實觀以客觀真實的物質世界為前提和基礎，以“模仿觀”為理論基石，展現了“可信性”的精神內涵。

 

( 三) 文藝功能思想文藝的社會功能問題歷來都是學術界持續討論的問題，也是亞里斯多德文藝美學思想的精髓之一。

 

所謂文藝的社會功能，指的是文藝的社會效應。簡而言之，就是對“文藝給我們帶來了什么”這一追問的解讀。

 

《詩學》第六章提出： “悲劇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些情感得到凈化。”指出了文藝的道德作用和教育作用。第九章談到詩可以使人認識生活的本質：“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被嚴肅的對待; 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所謂‘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種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會說的話，會行的事，詩要首先追求這個目的。”第十四章談到，“人對于摹仿的作品總是感到”.屬于美感的范疇，亞里斯多德的“說”指出了文藝的審美作用。亞里斯多德在論音樂時，更明確地指出了文藝的社會功能。他說： “音樂應該學習，并不只是為著某一個目的，而是同時為著幾個目的，那就是教育、凈化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緊張勞動后的安靜和休息。”

 

[10]( P.87 -88)這里的凈化，亞里士多德解釋說是“心里感到一種輕松舒暢的”.概括地說，亞里斯多德從心理學的角度肯定了文藝能使人們潛藏的情緒得到宣泄，達到一種舒暢、平衡與和諧的狀態，這實質上突出了審美活動中文學藝術對接受主體的心靈浸潤和人格塑造作用。他提倡通過藝術的影響將受眾納入到社會秩序中去，強調自由的、直接的情感表現與宣泄，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悅，心靈得到凈化，進而使個體意識提到普遍性的倫理層面，創造出真、善、美的人生。可見，亞里斯多德認為文藝具有教育、審美、娛樂的社會功用。

 

( 四) 文藝創作思想從文藝創作觀的視角看，亞里斯多德借用生物學中“有機整體”的概念，從文藝創作( 主要是悲劇) 的六個決定其性質的成分，即情節、性格、言語、思想、戲景和唱段等藝術要素入手，從正面立論、深入探究來確立其文藝創作中的“完整統一觀”.所謂完整，在他看來一方面體現為結構的完整，即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第六章中提到文藝摹仿現實，創造比生活中更真、更美、更善的人物和故事，必須符合有機整一的要求。作品中所描寫的事件、刻劃的人物，不僅表面看來是一個整體，而且在它們的內部，也存在著有機、必然的聯系，表現出發生、發展和結局的必然趨勢，事件的各個部分，人物的前后行動，甚至語言、細節，都應該是藝術整體的有機組成，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不能是支離破碎、各自游離的歷史或現實碎片。此外，還體現在人物形象刻畫的典型上，在他看來，文學藝術作品中刻畫的人物形象的每一句話、每一樁事、每一個行動，都必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具有典型性。最后，亞里斯多德還指出文藝創作還要有光輝的思想。一出戲只要有光輝的思想，縱使它沒有魅力、沒有力量、沒有技巧，但比起內容貧乏縱然響亮而毫無意義的詩作，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即使不通過表演，其魅力仍然不失。

 

如果說上述三點是亞里斯多德關于文藝創作的美學思考，那么具體的創作實踐又如何操作呢? 以亞里斯多德論悲劇創作為例，六種決定悲劇創作的成分，在他看來主次分明，其中情節( 事件的組合) 最為重要，居于創作的首位，是靈魂。性格( 摹仿的對象，具有普遍性) 次之，思想( 創作的能力) 第三位，言語( 創作的手段，主要指用詞表達) 居于第四，唱段第五，戲景第六。在《詩學》中說： “在作品中平緩松弛、不表現性格和思想的部分，詩人應當在言語上多下功夫，因為在相反的情況下，太華麗的言語會模糊對性格和思想的表達。”[11]( P. 170)又說： “有人以為，只要寫一個人的事，情節就會整一，其實不然。在一個人經歷的許多，或者說無數的事件中，有的缺乏整一性。同樣，一個人可以經歷許多行動，但這些并不組成一個完整的行動。”[11]( P. 78)由此，亞里斯多德的文藝創作主張選擇( 創造思維) 、取舍和凝練的“完整統一”.

 

( 五) 文藝傳播思想所謂傳播，確切地說它是人類通過各種手段進行信息交換、交流的行為和過程，其中包含著語言傳播、電子傳播、口語交際和書面傳播等多種理論形態，也包括人、書籍、報刊、影視、網絡等各種傳播媒介。亞里斯多德的文藝傳播理論，突出地體現在《修辭學》中，羅杰斯的《傳播史》就把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作為傳播學的源頭之一。《修辭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是語言表達或者說是傳播效果的規律，研究創作者如何根據題旨情境，運用各種材料和表現手段來恰當地表達思想和感情，指導人們如何運用和創造各種修辭方法來表現所要傳達的內容，以達到預設的良好效果。亞里斯多德修辭理論的本質內容是，“勸說應建立在聽眾承認的真理上，只有了解聽眾的心理，才能達到勸說的目的”.顯然這種本質與傳播是人類通過傳播媒介進行信息交流期待發生相應的活動一樣，只不過在《修辭學》中，這種活動更具體化僅限于演講場合，期望發生的就是希望得到聽眾們的認可和贊同，達到傳播與交流的目的。

 

從傳播模式出發，傳播的基本結構模式是： 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手段-傳播對象-傳播效果，如果按照這種結構模式分析，修辭的結構模式也可以表達為修辭主體-內容-傳播言詞-交際對象-修辭效果，二者的結構模式，大部分相同，甚至整個過程也相同，只是在傳播學和修辭學中運用的術語不同而已，并沒有改變其本質上的相同點。《修辭學》第二章說到，演講者要通過準確的用詞來表達確切的意思，這里的“用詞”應當是傳播的手法。

 

回顧西方傳播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其源頭指向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其內在的原因在于《修辭學》研究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傳播形態---面對面的傳播。他說，“講演者應當用合適的詞語表現自己的性格，以爭取聽眾的了解和支持”.在他看來，演說成功與否取決于三個要素---演說家、內容與聽眾。演說者其實就是傳播學中的傳播者，他對傳播者的要求是具備權威性、可信性和可接近性的特點; 內容指的是傳播的技巧與邏輯，《修辭學》中主要講的技巧是“邏輯證明”,通過舉例法和三段論來討論，這些都和我們今天的傳播技巧緊密相連; 《修辭學》中關于聽眾的研究涉及到聽眾的需要、接受動機和心理傾向的各個方面，這些理論的研究對于傳播效果的提升和改進有著重要的意義。可見，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確立了“可信性”的三維文藝傳播觀，其一是傳播者應具備值得受眾信任的品質; 其二是傳播者要用“邏輯的證明”或“科學的手段”向受眾“顯示”傳播內容的“真實性”; 其三是傳播者必須與受眾有深切的情感交流和共鳴，才能感染受眾，才能使受眾動情。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奠定了現代傳播學的理論雛形。

 

( 六) 文藝批評思想亞里斯多德相關文藝批評的論述，集中體現在批評的標準上。他指出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不同于藝術標準，而藝術標準就是文藝作品的情感必須適度，適度可以保持作品的完美。《倫理學》第二卷第六章明確指出，“以適度為標準來衡量它的作品”.并在文中反復使用“適度”二字，可見他對“適度”這種中庸之道的推重與格守。其文藝批評觀的核心思想便是“中庸之道”美學觀的體現。首先，亞里斯多德肯定了文藝作品應該表現情感，而柏拉圖反對藝術作品表達情感，亞里斯多德的“情感論”是對柏拉圖“理式論”的否定。其次，亞里斯多德又接受了柏拉圖“理性論”中的合理成分，并把它用于文藝批評，他所反對的是柏拉圖的 “純理性”,并非一概反對“理性”,因為理性指導情感乃是人的理智控制的表現，沒有理性指導的不利于美感的產生，更不利于情感陶冶功能的實現，只有“適度”的情感表現才是最美的，此為亞里斯多德“中庸之美”倫理道德觀念在文藝批評領域的運用。

 

四、結論

 

概而言之，我們可以得出如是結論： 亞里斯多德的文藝美學思想，是古希臘文學藝術高度繁盛的系統的總結，他首先從唯物主義哲學出發，開創了自然哲學與社會哲學結合的始端，認為現實世界是真實的存在。并通過物理、生物等科學實驗證明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都是真實存在的“現實世界”.創立了藝術源于現實生活，而美是對現實生活“摹仿”( 再現、創造)的學說，賦予了“摹仿”說以嚴密的邏輯性與科學性。

 

正是他明確地回答了早期思想家們在文藝美學上留下的兩大問題：

 

其一是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他延續柏拉圖等人的觀點，肯定文藝摹仿現實世界。但又是柏拉圖否定現實世界真實性的反叛，明確指出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從現實主義的視角提出了“藝術真實觀”,有力地否定了柏拉圖的“理式說”.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客觀世界是真實的，真實的東西可以摹仿，所以文藝起源于摹仿。但這種摹仿不是簡單地機械地位移、照搬，而是要按照事物發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來再現和創新，這種再現和創造出的藝術作品，比現實生活更真、更善、更美。

 

其二是文藝的社會功用，亞里斯多德結合具體藝術實踐的心理分析肯定了文藝的認識功能、審美娛樂以及教育功能。就文藝創作，他從具體的藝術體裁出發闡述了文藝創作中的“整體統一觀”和“形象典型論”,亞里斯多德的論述已經具備了后來的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所提出的共性與個性、一般與特殊相統一的藝術典型理論的雛型，后來的賀拉斯、布瓦羅等人的“類型論”,哥德、黑格爾等人的“藝術典型論”都可以在亞里斯多德這里找到“胚芽”.就文藝傳播，他從傳播者、傳播內容以及受眾的三維視角提出了“可信性”的傳播理念，奠定了文藝傳播學的早期形態;就文藝批評，他首先指出文藝批評的兩種( 政治與文藝) 形態，并提出文藝評判的標準是“適度”的情感表現。與此同時，他的這些觀點與其他著作如《形而上學》第五卷中關于“美的客觀基礎”的言說，論藝術與科學、形式與材料的關系; 《倫理學》( 第八卷) 探討藝術創造、藝術家的修養等觀點共同構筑起他較為系統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

 

盡管亞里斯多德的某些論點明顯存在歷史的和思想的局限性，如： 探討各種具體類型的文藝體裁時過分地強調獨立性，在對悲劇與詩的起源與發展的論述中，脫離了文學藝術賴以生存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生成基礎; 某些觀點如《詩學》中認為只有上層貴族階級的人才能做悲劇的主角，“現在最完美的悲劇都取材于少數家族的故事”( 第十三章) 等有失偏頗。誠然，亞里斯多德不是圣人，自然不會無所不知，但總還不至于淪落到孤陋寡聞的可悲境地。他研究問題的嚴密邏輯、多種科學方法的采用，及其提出的許多文藝美學觀點不僅具有揭示文藝本質意義的永恒性，而且在揭示藝術實踐規律與人類生存的關系方面，更具有前瞻性的啟示意義。其文藝理論內核所建構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給后世文藝實踐和文藝理論研究帶來的權威和推動作用不容置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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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386.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95.

 

[8]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83.

 

[9]何乾三。 西方音樂美學史稿[M]. 北京： 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95.

 

[10]朱光潛。 西方美學史( 上卷) [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66.

 

[11]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譯。 詩學[M].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2. 27.

 

[12]伍蠡甫。 西方文論選( 上卷) [M].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4 -5.

倫理學思想論文范文第2篇

案例教學方法本身有很多優點，但從教學的長期效果看，這種方法不宜過于頻繁地使用。一是在課堂上布置案例、討論案例、點評案例等程序耗時過長，而且課堂的知識總量相對較少，經常使用會影響到教師的授課進度以及教學計劃的完成。例如，“概論”課程，要講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系列理論問題，大量使用案例教學，會影響教學任務的完成。二是學生參與案例分析、課堂討論的熱情會隨著案例課次數的增加而降低，甚至會產生厭煩心理，使動機與效果相分離。要吸引學生學習，提高學生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積極性，必須讓教學方法多樣化，將教授法、討論法、課堂演講等融入到教學當中。所以，依據筆者的教學經驗，案例教學還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的講授法，遇到與實際聯系比較緊密的知識點，宜用案例教學方法，因為它能形象地說明問題;遇到抽象性比較強的理論知識時，則還是應當選用傳統的講授法。

二、案例教學形式的多樣性

案例教學形式要具有多樣性，教師在教學中要根據案例的不同內容，可采用多種方法進行教學。一是“廣播式”，即教師口頭介紹案例。其選材容易，使用方便。這種案例多半選取歷史故事、人物傳記。通過講歷史、講故事、講經歷，開展案例教學，二是“音像式”，即用多媒體設備播放案例。利用多媒體技術在課堂上呈現各種文字、聲音、圖像、場景、活動、動畫等進行教學。這種案例多選擇先進事跡，如感動中國人物視頻、身邊的感動、道德力量等。三是“討論式”，即每一個案例介紹完后，都要給學生留一定的討論題，通過案例討論、案例點評，使學生深刻理解其中蘊含著的深刻道理。

三、案例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參與性

案例教學的實質是學生參與教學過程，實現師生雙向信息交流，重視學生的參與過程，采用適當激勵機制來引導學生參與到課堂學習中去，真正從學業、生活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這也是案例教學成敗的關鍵。討論式教學有利于組織學生參與教學。教師組織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可根據討論的目的，班級人數的多少，學生能力的不同，采取多種討論形式，如全班討論或小組討論等。其中，教師是集體討論的組織者，由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相互交流，最后作討論總結。為了保證課堂討論效果，在討論過程中，教師要啟發學生積極思考，主動發言，及時引導討論的內容和方向，把握討論的時間進度。教師對課堂討論的實施計劃要做到心中有數，至少對以下的問題要有思想準備，討論的目的是什么?如何開始?哪些學生在課堂上發言?討論一個問題需要多長時間?討論的結果是什么等。在討論中教師應把發言中提出的問題，分析的觀點和解決問題的建議寫在黑板上，用以掌握討論的思路和結果。

四、案例教學與理論教學的同一性

案例教學與理論教學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從案例教學的角度看，案例是“理論中的案例”，從理論教學的角度看，理論是“案例中的理論”。二者是相互滲透的。因此，雖然在教學中選取的每個案例的內容是相對獨立的，只能涉及到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問題，與某一種或幾種理論發生聯系，但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科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使得我們選取的案例之間又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在教學中，案例主題的選定和教學計劃的安排要服從理論系統性要求，要把案例中的理論講清楚，并善于用案例幫助大學生更好地理解理論知識，將案例教學與傳統理論教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兩者的優勢，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

倫理學思想論文范文第3篇

首先，從人格發展系統看。現代型人格是健全型人格，人作為行為主體是政治主體、經濟主體、權利主體、道德主體的統合，是理性與非理性、精神（心理）與生理的平衡拓展，是適應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發展的開放型人格，而理學德育要塑造的人格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同現代人格發展趨向相背離。第一，德性人格對權利人格的僭越。這種僭越是理學把道德與人的關系進行顛倒、并進一步把道德抽象化、絕對化的必然結果。理學不是從“道德為人存在”的唯物史觀立場而是從“人為道德存在”的唯心史觀立場展開其人格理論，剝掉了人的豐富的對象性關系，使人僅僅作為道德的附屬物，現實的道德關系被抽象化、絕對化，三綱五常變成萬世不移之理：“三綱之要，五常之本”是“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②以先驗的德性人格規定人，強調人對封建道德規范的無條件遵從，這就導致其對權利人格的僭越，從人格內涵中排除人的社會參與的權利。宋明時期農業社會的文化結構，造成了權利意識的虛幻性和財產關系的不確定性。到明代中后期，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初步萌芽和市民意識的覺醒，理學內部一度出現了重視權利人格的思潮，如王艮的“重身”、“珍生”等思想，但總體上局限在自我保存范圍，缺少參與社會的開拓精神。第二，價值理性對工具理性的僭越。主體的價值理性側重于對其自身及其環境存在的價值意義認知，而工具理性則側重于對對象世界的客觀事實認知。前者偏向價值論，后者偏向認識論。就理學德育思想本身而言，它屬于心性修養之學，與近代西方德育思想尤其是康德、黑格爾等人以明確的主客分離的認識論為理論前提的德育思想不同，它以主客不分的“天人合一”為理論前提，“基本上不把主客關系和認識論放在視野之內”，這樣，所謂認識就只能是道德認識，只能是對先天存在的道德之“理”的反思與體認，“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對客觀事物的理性認知倒妨害了對天理的體認，科學技術被貶為奇技巧也是必然的了。第三，心理發展對生理發展的僭越。同理學先驗唯心的理氣觀相對應，其德育思想注重的是人的心性修養、人的道德品格形成，即人的精神（心理）發展，而忽略甚至輕視人的生理發展。我們知道，理學德育最根本的任務是“存天理滅人欲”，“天理”“即“天地之性”或“道心”，而“人欲”則為氣質的“攻取之性”，是基于人的屬物質的生理而產生的。由于人的心理品質（精神）先天完滿，它只需要生理（物質）為載體使其現實化。

因此，本質上不是一個開放性的發展過程，而是封閉性的恢復過程。這樣，人的心理兩者之間并不是動態發展的辯證統一過程，而是封閉性的恢復過程。人的發展被簡單地理解為純心理發展，被認為是在克服人的感性生理欲求的過程中完成的。如此一來，理學德育思想就如同中世紀基督教教育一樣輕視甚至貶低個體生理發展的必要性。即使持有唯物主義“氣”一元論的張載也持有這種看法：“醫書雖圣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傾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重視心理發展無可厚非，但心理發展只有在生理健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正常進行，忽視生理的發展是理學德育思想的重大失足之處。在明清之際顏李學派的軍體教育思想就是對前者的批判與改正。第四，道德實踐對社會實踐的僭越。實踐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只有在實踐中，人才有可能顯示自己的本質，人才能成其為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實踐是人的本質。在理學德育思想中，人并不是孤立靜止的，他是在日常生活中踐履封建道德規范的社會的人，是道德實踐的主體，王陽明甚至提出了道德實踐本體的思想，讓人在道德實踐中顯露自身的本質，這是理學德育思想的深刻之處。但它根本上屬于“內圣”之學。在這里，個體的道德實踐有了獨立自主的價值和意義，它專門追求經世致用的社會實踐便是不必要且不應該的，這從朱熹對陳亮的“義利雙修王霸并用”的批判中表現得很清楚。這樣，理學德育思想以個體道德實踐排斥經世致用的社會實踐，只能阻礙個體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來改造社會、改造自然，而在片面的實踐中人的本質力量只能有片面的發揮，人只能是片面的人。

以上是就理學德育思想中人格發展論的消極意義而言的。而其積極意義，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表現人的道德主體性，肯定了人的生存價值和意義。理學德育思想繼承先秦儒家“為仁由己”的主體能動精神，通過抽象的哲學思辯，使道德品格成為個體先天主導心理構成，個體自身成為道德認識和道德實踐的主體。如果說在程朱理學中，天理的權威化使得人的道德行為帶有被迫為善的性質從而主體性還不太明顯的話，那么在陸王心學中人的道德主體性便高揚起來，主體道德行為不僅是克己，更為重要的是成己，是主體先天道德本性的自然流露，這無疑在更深的層面上體現了對自我的關注，自我的“良知”成為準則。“他人文字議論，但漫做公案事實，我卻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判，我卻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這種自做主宰的精神顯示了他們不同凡響的主體性傾向。此外，在理學德育思想中人的存在具有恒定和普遍的價值，它不是在對每個人的經驗真實（行為）的歸納總結中判定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而是從先驗唯心的角度演繹出“人本善”即每個人先天地具有存在價值的命題。在這個關切人類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的唯心主義命題中包含著深刻的真理。我們知道人作為道德存在是在人類已攀上自身本質的高度后表現出來的，雖然理學德育思想把人抽象化為道德人而失于片面化，但道德作為人的本質存在的一個方面甚至是其主要方面，則是毫無疑問的。理學德育思想用片面化、極端化的形式揭示出人人為道德性存在這一絕對真理。第二，注重培養知、情、意、行完善的品德心理結構。理學德育思想繼承了先秦儒家注重完善的品德心理結構的傳統。理學家大都認為個體的品德心理結構包含知、情、意、行四個方面。但由于他們的本體論、認識論、知行觀以及時代背景存在一定差別，因此知、情、意、行在德育中的次序和地位有所不同，大致要分為三類：其一是以朱熹為代表的“知先行后”德育模式。先進行道德知識的傳授，最終、最重要的是道德實踐，要在整體上保持知行并進，而情、意貫穿其中，但由于情有善與不善，必須加以約束和控制。其二為陸九淵強調先立大志與“知先行后”的德育模式。

由于他堅持性情合一，“性、情、心、才、都只是一般事物”，情既為道德情感，也是道德理性，是性的自然流露，故為善，它貫穿于整個德育過程中。其三為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德育模式。真知必行，不行不可謂知。王陽明也是性情合一論者，但他把二者看成體用關系，性必有情，情也有過與不及，所以重視性對情的自我調停。至于道德意志，王陽明同其他理學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認為主體的道德意志具有“無規定”的特征，是自發的，也是自由的，是“不器”，即不“執一”、不“意必”，也就是不執于形而下的一事一物，使主體意志超越于一切現實目的性，隨感而應，率性而為，以至無為無不為，“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王陽明的意志便是無意志，是超意志。總的來說，理學德育思想注重培養知、情、意、行統一的道德心理結構，基本上符合現代教育心理學，對我們當代德育有一定借鑒價值。其次，從人與社會的關系系統看。理學德育思想的最終目的不在于個體，而在于社會；不在于個體心性修養，而在于處理人與社會的關系。而當時社會主要包括：人類整體；封建等級制度；家族；作為人類整體一部分的集體等幾方面。

因此，所涉及的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就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有其合理之處，也有不合理之處。就其不合理之處看，第一，由于理學德育思想本身的價值傾向、思維途徑等是建立在種族血緣基礎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大一統的封建等級制度，它的基本原理便是把血緣關系倫理化，把倫理關系政治化、層層遞進，形成了倫理道德政治化的基本格局。因此，它與現代民主政治與人權平等觀念格格不入，個體對國家、對社會的關系，化約為以忠君為核心的各種道德關系的集結，個體對于封建等級制度只能依從而不能改變或破壞。這些表現在理學德育思想的人格建立與人格生長理論上，便是講求德性與政治的貫通，“內圣”與“外王”的統一，也就是《大學》所概括出的“三綱”、“八目”的“大學之道”。

倫理學思想論文范文第4篇

教師對初中教學很多都是本著升學教育和素質教育，很多的教學觀念發生了改變，也就導致在對思想品德道德教學中存在很多問題，很多的觀念都沒有發展健全，對于老師教學也就沒有更好地發揮實效。隨著現代知識的快速發展，老師的思想也要不斷轉變，跟上時代的進步，不斷增加新思想，對于初中思想品德教學中，由于思想品德學科自身的特點，學生很多時候會感覺學習的無聊，學習起來比較枯燥，也影響了學生的積極性。同時再加上教學觀念的改變，教師追求的就是升學率，大多數都是要求學生對思想品德課進行牢記，應付考試，沒有充分考慮教學合理安排，不會特意地安排相應的教學實踐活動。

二、初中思想品德教學中貫徹道德教育的方法

1.提高教師整體的道德教育水平

對于初中思想品德教學中，我們要引進專業的道德教育教師，聘請道德教育的專員人員，通過道德專業教育人員對教師進行培訓，提高他的道德教育水平，未對學生進行專業的道德教育提供專業知識。同時還要求教學者不斷地提高創新意識。傳統的教學中很多時候都是單一的教學方法，都是單純地傳授知識，沒有更深地進行教學，在學生學習的時候比較枯燥，對于思想品德教學在道德教學中要提高創新理念。一個人的思想觀念是影響其行為舉止的重要因素，而一個教師的思想觀念對其教育方式、理念、策略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老師要改變學生傳統的被動的服從，要以學生為主體，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積極性。老師和學生之間應該建立平等和諧的關系，這樣才能有效地對新知識與能力進行獲取。

2.培養學生形成正確的道德觀

初中生道德觀念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學生在形成道德意識的時候需要從抽象的法律現象逐步形成法律概念，通過長期的培養最終形成道德習慣。在對這些抽象的知識的學習中也就需要老師在課前充分做準備，初中思想品德教學十分重要，由于思想品德課具有特殊性，沒有語文課那么多優美的詩句，也沒有歷史課那么多典型的實例和傳說，也更沒有地理課那么豐富的圖片和各地趣事。所以，要讓學生對思想品德課提高興趣也就需要老師能夠精心地準備課堂，然而在對思想品德道德教育中，老師首先就要充分地理解道德教學的概念，要充分地把握時間和課堂有效性的相結合。

3.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是非觀

倫理學思想論文范文第5篇

1.1國內外形勢變化帶來的影響隨著世界經濟向全球化發展，多種思想產生了交匯、碰撞和融合，進而引發了價值觀向多元化發展，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的傳入和擴散對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產生了很大的沖擊。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國家以文化侵略的方式削弱了社會主義的凝聚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政治制度的判斷標準，因此造成我國當前新一代國民的價值觀趨向于個人主義、享樂主義以及拜金主義等，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高校作為思想和文化最為開放的地方也必然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因此大學生對傳統的思想政治觀念失去了興趣。

1.2高校思想政治師資隊伍建設不完善高文化、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是教學效果的基本保障，雖然我國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一再明確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改善師資隊伍的知識結構，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文化素質和個人修養整體不足，尤其是缺乏既有教學熱情又有人格魅力的教師。

1.3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方法落后雖然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吸引力下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從根本上分析，其教學過程占據的重大的比例，尤其是課堂的教學內容、老師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這些是用于思想政治理論教學課堂當中，因此對課堂的吸引力起著重要的作用。當代大學生所獲取的信息和知識更多的是來自網絡，傳統而單一的教學課堂明顯不符合當前時代的要求。雖然高校已經普及了多媒體教學課堂，但是多數老師也只是簡單的播放一些文字性的文檔，沒有深入發掘多媒體工具的教學作用，因此很難引起學生的興趣。

2.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堂吸引力的策略

2.1改革思想政治理論課考試制度當前多數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考試采用開卷考試的形式，學生在考試之前甚至不需要復習功課，在考場上隨時翻閱課本找出答案即可，甚至有的學生使用手機查找相關題目。因此高校必須改變以往開卷考試的制度，對于學生來書閉卷考試可以逐漸改變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態度，進而改變學生日常的學習規范，可以幫助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有系統性的理解和掌握，而且閉卷考試可以提高學生公平、公正的意識，而且也有助于學生養成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

2.2思想政治教學聯合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將課堂中講述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應用在實際生活當中，才能從根本上提升課堂效率，提高學生對思想政治課的興趣，因此思想政治老師要與學生的管理人員加強溝通，通過了解學生實際的生活習慣并運用到課堂當中，喚起學生的聽課欲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老師要通過學生的管理人員深入了解學生當前的人生態度、思維方式以及行為準則，并引導學生講課堂的知識運用到日常生活當中，并在班級設置思想政治宣傳部，積極引導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學生社團以及校園的辯論賽等，老師要對工作中不合理的地方及時的糾正，使學生深刻理解的價值指向，幫助學生塑造健康向上的人生價值觀。

2.3加強思想政治師資隊伍建設高校要采取公開招聘的方式吸引高文化、高素質的人才，要以德才兼備為基本條件，把以德為先確定為基本原則，要嚴格按照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對應聘人員實施擇優錄取。尤其是引進堅信信仰并熱愛事業的人才，使用內行人才來組織和設計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學工作。

2.4改善傳統的教學方式在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當中，老師要積極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技術來提升學生的注意力，可以在多媒體課堂當中播放當前的新聞事件加以評論，讓學生自己講述對事件的看法，以情景來感染學生，強化思想政治教學效果。思想政治教師要充分發揮網路教學的優勢，建立紅色網絡平臺與學生開展網上學術交流，可以讓學生在網上提問題，老師要做出及時的回答，幫助學生解答心中的疑惑，而且網上有著豐富的思想政治素材，老師可以選擇一些優秀的題材上傳網站平臺，供學生觀看和學習，進一步拉近學生和思想政治教學的距離，提高學生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