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介說和內化說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中介是最重要的概念，因為社會文化理論是以這一假說為基礎的:人類活動(包括認知活動)通過語言、識字等所謂的符號化人工產品(更高層次的文化工具)和物質化人工產品搭起中介性的橋梁。在社會文化理論里，人類把符號作為工具使用來調節心理活動以及控制心理過稱。這種控制是不自覺的，這使人們能夠關注某些事情、做出規劃以及理性思考。人類擁有的主要工具是語言，這一工具是人們能夠與環境發生聯系。調節是中介的一種形式，隨著兒童學習語言，他們也學會了用語言調節自己的活動，通往自我控制一般經歷三個階段: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社會文化理論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是內化，內化指人們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品轉化為心理產品來調試(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這個過程使人們能夠把個體與環境。“內化概念是指從社會關系或更為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思維生物器官—大腦”。兒童在教師系統指導下獲得的科學概念，通過內化在問題解決及問題預測中發揮其中介作用。而對知識的內化并不是一個被動吸收的過程，社會情境是學習者認知與發展的重要資源，學習者帶著不同的先前經驗，進入所處的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互動，通過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增進對知識的理解。認知理論把任務看作是促進交際的工具，促使學習者在互動性任務中進行意義的協商，并調整L2語言輸出，不同的任務影響學習者L2語言輸出的不同方面，如:流利性、準確性和復雜性，而社會文化理論認為:L2學習者們根據自身的社會經歷和目標共同構建所進行的社會活動(任務)的意義，即是學習者們共同塑造任務，而非任務塑造學習者，因此應該對語言學習者完成任務的整體過程加以關注。L2語言的發展不只是攝入信息與掌握知識(內部)，還有社會活動的參與(外部)，學習者參與的外部的、社會的互動活動是內部認知機制發展的主要來源。

二、最近發展區和支架理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Vygotsky(1978)將“最近發展區”定義為“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水平與在成人指導下或在與能力更強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最近發展區”展望個體未來的發展，即個體在幫助下解決問題的能力預示著他將來獨立做事的能力。“支架”這個概念是Bruner(1985)等在新Vygotsky學派提出的，被廣泛應用到他人調節中的協作式交談和Vygotsky“最近發展區”中新手與專家的互動活動中。“支架”指任何成人與兒童或專家與兒童的協作行為。兒童和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知識或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的“腳手架”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根據最近發展區概念，教師在語言教學中，不僅要關注語言輸入，同時還要關注語言學習者，因為他們不僅要向學習者提供合適的語言材料，還要為他們創造有利于主動建構與發展的語言環境。意義是通過共同的活動建構的，而不是由教師傳授的。教師不是把知識傳遞給學生，而是幫助他們把在課堂環境下通過不同方式所獲得的內容，通過意義建構來轉化成為真正的知識。教師提供的這種幫助既包括知識層面的又包括學習策略與方法等方面的，換言之，就是幫助學生學會學習。學習者的語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最近發展區，支架在幫助學習者避免石化、促進其語言最近發展區的變化方面極為有效，是促進認知發展的一種高級訓練形式。支架理論對語言教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證實語言學習者在復雜的任務完成過程中，需要通過與教師或同伴進行互動來獲得支持，這一概念與傳統的由教師向學生提供單向的指導不同。支架的搭建是一個建立在以學生需求為基礎上的共同的合作過程。

三、結語

Vygotsky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無法分割，語言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力活動的材料。這一理論消除了語言學習和語言使用的界限，把對語言學習者的關注從喬姆斯基理想的聽說這世界和實驗室轉移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包括真實的課堂環境)，這無疑為外語教學和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社會文化理論對語言教學的重要貢獻在于，它從社會互動理論的角度強調語言發展在個體間的社會互動中產生，認為語言習得只有在學習者和對話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才可以獲得。與其他互動觀點不同的是，社會文化理論的觀點不僅強調語言學習中互動的重要性，同時還賦予語言習得互動作用更加深刻的含義。社會文化理論對語言教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它強調在學習新語言時，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作為思考與認知發展的中介工具。語言的獲得可促進學習者認知的發展，語言作為中介物幫助學習者建構自己有關世界的知識，并隨后對這一知識進行檢驗和反思。語言可用于進行社會性的互動與活動，這種社會性的互動正是文化共享與傳遞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是學習者進行認知和掌握語言的基礎。單純的語言教學并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應該使學習者學會怎樣學習，教育要能豐富學習者的經驗。

一、消費邏輯對媒介的使用

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認為，在現代社會，貨幣不再具有交換價值，商品也不再具有使用價值，只具有象征價值———換言之，人們消費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具有的符號意義。而激發這種消費的最大推動力便是大眾媒介。按照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說法，大眾傳媒所傳達的概念是一種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想象”，在一種形象思維的具體感受中，人們自覺地通過產生對自身主體性的一種“想象”，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被詢喚為主體，自覺地臣服于意識形態。在這種“誤識”式的身份認同中，受眾往往會將擬態環境里的種種社會形象當做真實環境中的客觀存在，全然相信媒介所制造出來的虛幻圖景。誠然，媒介與消費的雙向聯系能夠生產出新的消費領域、推動經濟的發展，但是物質上的成就不應掩蓋其可能產生的社會文化問題———首要的便是媒介文化的多元性、碎片性、不連續性的特點與消費社會中的虛假需求會使得個人在一個充滿“擬像”的社會中，難以進行有效的身份認同，而這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文化威脅。格博納提出過著名的“涵化”理論，認為受眾被經過了電視等大眾媒介篩選的社會觀念所主宰，因而整個社會人群的價值觀與信念趨同于大眾媒介。這使得大眾媒介“影響了人們存在的意識，打破了亙古以來人們已建構的典型的社會空間概念，并且從根本上改造了人的生活經驗”。傳統的私人空間不斷地被大眾媒介的商業化消費邏輯侵蝕，在這種被塑造出的當代神話中，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彌漫著商品的光暈，吸引受眾通過消費商品的形式向無數的虛擬形象靠攏。消費邏輯影響媒介所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會導致人們也許只能在房屋、汽車、西裝、皮鞋等各種消費品中認出自己的歸屬和成就，而更深層次的影響可能在于潛滋暗長出一種文化和社會結構上的分裂或對峙。《南風窗》雜志曾以“殺馬特”為例撰文指出了這一問題。不少網絡媒體將農村入城的一些發型夸張、奇裝異服的青年定義為“殺馬特”，以此作為“小清新”“小資”等群體的“他者”對立面而存在，并且營造出了一種“殺馬特”屬于劣等人種、充滿土氣的居高臨下感，似乎反襯出順應“小清新”“小資”消費潮流的群體更為優雅高貴，可是實際上卻忽略了其背后的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差異。媒介和消費之間的親密關系極有可能引發新的社會文化矛盾，而這正是多元信息時代，大眾媒介在引導社會思維、社會行為與塑造社會文化的責任和義務時要重視的問題。

二、權力目的對媒介的利用

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中，對于進行文化產品生產的文化工業進行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他們認為在市場化的社會體系中，由于大機器工業化的生產制度，文化產品作為商品存在，只是資本賺取利潤的工具，而且還通過潛移默化的機制操縱著大眾的精神和文化需要，通過欺騙和麻痹，將大眾規訓成為毫無自由只能被動接受的被奴役者。所以，“與真正的文化需要(出自人的本性的自主的需要)相反，大眾文化是虛假的文化，是通過娛樂來麻痹和欺騙大眾，達到鞏固現存制度的目的，是獨裁統治的幫兇。”隨著全球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發展，一種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后殖民主義浪潮正席卷而來，媒介已經不僅僅發揮著其一般的傳播信息、提供娛樂、塑造社會文化功能，還在潛移默化地宣傳著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出現了“媒介帝國主義”的現象。這種“媒介帝國主義”或者“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尤其體現在一些覆蓋全球的電視節目之中。湯林森認為，迪斯尼卡通片《米老鼠和唐老鴨》和肥皂劇《達拉斯》就是典型的“媒介帝國主義”的文本，輸出這些文本的國家同時也在輸出跨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這些媒介不僅僅賺取大量利潤，而且產生了意識形態規訓的作用，使得觀眾相信“存在即合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合理性、正義性，進而使得此類媒介“在第三世界國家所造就的效果等于是一種發展道路的制度化”。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傳媒在文化上中越來越成為了西方“時尚”的忠誠信徒，一方面，西方奢侈品牌的廣告或者時裝秀完全占據了“時尚”特權地位，亞洲高居奢侈品進口額榜首，中國更是成為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另一方面，《中國好聲音》等電視娛樂節目完全引進國外電視節目模板，所有的視覺元素都與《荷蘭好聲音》無異，并不符合時代現狀更不存在多少藝術價值;此外，國外電視劇不分良莠大量出現在互聯網和電視上，尤其以韓劇為甚，充斥著金錢物質、青春美貌的感官式誘惑。從日常生活話語到審美標準進而蔓延到整個文化精神領域的文化殖民，正是文化帝國主義的體現，直接影響著發展中國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并對這些國家的民族價值觀產生消解替代的作用。在通過娛樂節目滲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時，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憑借其權威性更能體現媒介傳播中的話語霸權。以具有全球關注性的熱點問題來搶奪話語權，借機植入西方意識形態，是目前被后殖民權力規訓的我國大眾媒介亟需意識到的問題。

三、媒介文化的功能缺失

西方當代哲學家哈貝馬斯曾經提出過著名的交往行為理論，他認為完善的現代社會應該以系統合理化、生活世界合理化為基礎，其中生活世界是社會的文化再生產領域，系統是社會的物質再生產領域。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由于系統合理化的增長，系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功能性體系)與生活世界脫節，系統整合的能力所操縱的權力、金錢逐漸凌駕于生活世界的語言媒介之上，以致于生活世界受到了行政－經濟等社會理性系統的殖民。所謂生活世界殖民化，指的是作為現代社會功能系統主要組成要素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官僚政治體系，借助于金錢和權力這兩個媒介侵蝕屬于生活世界領域內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間，將本來非市場化、非商品化、非行政化的生活世界納入金錢和權力的邏輯之下，導致了生活世界喪失了意義和價值。為了克服這一危機，哈貝馬斯提出了以平等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協調的語言交流為主的交往合理性，來平衡被市場和權力影響而充斥著功利主義的工具理性，以一種新型的對話交往來實現社會的合理化。當前媒介文化功能的缺失顯然與消費文化(市場經濟體系)和權力控制(官僚行政體系)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我國大眾媒介的社會文化功能缺失一方面體現在消費主義對媒介的使用，大眾傳媒如今的媚俗趨向與商業化運作的聯系極為密切，市場本位的思維方式在大眾傳媒中廣泛存在，許多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的消費需求，不加鑒別地大量良莠不齊的信息以迎合人們的獵奇心理，反過來，人們又借助大眾傳媒的描述去自發地接受消費社會的邏輯;或者以娛樂為宗旨，將文化不斷俗化，大量消耗了社會公共文化資源。雖然媒介文化的大眾性看似使得文化趨于平等，但卻犧牲了精英主義藝術和審美崇高、嚴肅的特性，如果不加揚棄，終將會使深邃的思維越來越淺俗，社會文化將成為毫無深度的平面化荒漠，這種文化的畸形發展必定會造就如馬爾庫塞預言的“單向度的人”。另一方面由于消費主義的商業原則和背后的權力體系是緊密相連的統一體，某些權力階層處心積慮地利用媒介來進行收編和侵略。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曾經說明了媒介的話語背后充滿了權力的操縱，而當電子媒介在全球化的范圍內高速運作的時候，后殖民主義的文化滲透又加劇了處于世界體系中較弱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文化危機，難免會造成強勢國家民族的文化規制弱勢國家民族的文化，形成一種“文化帝國主義”或“媒介帝國主義”的現象。

為了推動社會文化向前發展，近幾年來，各地、各行各業都在進行不斷的探索。許多冠以文化銜頭的大型活動紛紛舉行；諸如企業文化節、邊境文化節、旅游文化節。這些大型文化節活動，確實掀起了一定的文化浪潮，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效益，也為文化工作拓寬了路子。但是，如此大型的文化活動，文化含量有多大？參與群眾有多少？經濟效益又如何？能不能真正推動社會文化？如此思慮，值得文化工作部門和文化工作者進行認真反思。

反思之一，警惕泡沫文化。

前幾年，在我國曾經出現過泡沫經濟。許多項目，靠國家銀行貸款，靠高息借款預支紛紛上馬，經濟被炒得熱火朝天，沸沸揚揚，一時間洛陽紙貴。其結果：違背了經濟運行規律，超越了群眾承受能力，“繁榮”只是曇花一現，“好景”終究不長。大型文化活動雖不能與經濟項目建設相提并論，但活動的掀起與維持，一靠財政支撐，二靠向企業攤派贊助，三靠文化名人出場。一旦財政只能保吃飯、顧此失彼，一旦改制后的企業投入得不到如數的回報，一旦沒有文化名人出場，大型文化活動難免成為泡沫文化。

反思之二，難咽嗟來之食。

隨著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文化也不例外地必須圍繞經濟運轉。“科學是第一生產力”文化反作用于經濟越來越被人們所接受。人們對文化的投入與支付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也越來越大。為了子女成鳳成龍，許多家庭不惜重金，花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上百萬送子女求學，其目的很明確，就是文化子女。有此可見，文化在社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可悲的是，文化卻被束縛在“企業搭臺，文化唱戲”、“能人出資、文化歌德”的怪圈里。文化仍然靠咽嗟來之食。一旦企業不愿搭臺、能人不愿出資，文化也就束手無策、炊而無煙了。

反思之三，社會文化冷落。

一、翻譯標準的演變

總體說來,東西方最初的翻譯明顯地傾向于直譯,然后意譯占主導,接下來形成新的翻譯原則。到二十世紀中期,翻譯標準經過了“等值理論”的科學描述和解構主義的沖擊。翻譯標準的演變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

(一)直譯西方的翻譯活動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5圣經.舊約6翻譯嚴格地采用直譯,認為5圣經6中的詞序是一種玄義,5圣經6翻譯仿佛存在著“上帝的感召力”,5圣經6原文的句法結構不能有絲毫改動,否則就會損害其深刻含義。我國最早的大規模翻譯活動開始于東漢末的5佛經6翻譯,也強調直譯,如安清“貴本不飾”、支讖“棄文存質”。除了對神世界的向往、敬畏和盲目崇拜以外,譯者語言知識缺乏,翻譯經驗不夠也是原因之一。不完全懂得語言間的差異,以為一種語言可以機械地復制到另一種語言。因此,詞語常常譯錯,譯文語言句法混亂,語言不規范,嚴重有損于整個意思和譯入語。

(二)意譯西方古典時期最著名的翻譯理論家是西塞羅、賀拉斯、哲羅姆和馬丁.路德。他們基本上主張意譯,認為忠實原作的譯者不適合逐字死譯。否認5圣經6翻譯存在“上帝的感號力”,認為對5圣經6的理解應該依靠廣博的知識和語言能力,顯然意識到了語言的差異,原文單位經常需要尋找形式不同的表達手段。西塞羅的演說家式的翻譯,就是指的意譯和活譯。譚載喜認為,羅馬人隨意地對待希臘文明,目的在于顯示“知識方面的成就”。謝天振則認為,最初人們對文學翻譯遠未形成比較全面、嚴謹的認識,將文學翻譯與文學創作攪在一起,導致了翻譯中有創作,創作中有翻譯。中世紀末期,歐洲民族國家先后出現。一個民族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語言,民族自我意識空前高漲。為了鞏固國家和民族語言的地位,各國人民要求閱讀本民族語作品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要求譯者采用地道的民族語進行翻譯,使譯本易懂,便于推廣。17)18世紀意譯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翻譯經常有改作現象,古典主義時代特有的這種翻譯方法在許多歐洲國家得到了推廣,直至l8世紀末l9世紀初。這種翻譯法磨滅了原文的地方性、民族歷史性和個性特點,但是在一定歷史階段一定社會情境下發揮過重要作用。l9世紀末我國開始大規模的文學翻譯,引進思想,開啟“民智”。清末林紓的文學翻譯享譽一時,他的翻譯不符合“信”的標準,他本人不懂任何外語,卻成為了與嚴復并列的大譯家。這與當時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接受基礎有關,適應當時社會改革、振興危國、富國強民的需要,加之中國舊知識分子喜歡古文風格。林紓的翻譯伴隨著引進新思想,促進了社會進步,他的成功也依賴于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譯文的藝術成就。意譯之風的盛行源于與譯人語大眾的接受心理有關的民族優越感,社會的接受基礎和精神需求,譯者的靈感和自由。

(三)對翻譯任務的新理解直譯、意譯法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這兩種傾向都是極端,都有缺陷。l9世紀對翻譯藝術有了新的認識,開始要求譯者更加“忠實”,少取悅于讀者,希望看到本來面目的、穿著自己民族服的但丁、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對翻譯任務的新見解萌芽于18世紀,形成于l9世紀初。這種傾向與當時歐洲整個政治形勢有關,與許多國家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有關,激發了作家對本國民族的過去、民間文學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學創作和民族特性的興趣。在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史上,魯迅從漢語改革的角度力主“直譯”和“硬譯”,有兩個原因:“一是為了有異國情調,二是為了輸入新的表現法,以改進中文的文法。”他的主張體現了對翻譯的新理解。他力主直譯,甚至硬譯,為了更準確地再現原文的面貌及民族特色,以改進和豐富漢語。翻譯必須兼顧兩面,力求易解,并保存原作的豐姿。正因為如此,與“寧順勿信”的說法針鋒相對,他偏激地堅持“寧信不順”。

(四)等值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翻譯理論研究有了質的飛躍,更加系統化。現代科學,尤其是現代語言學對翻譯研究有很大影響。受現代語言學的影響,發展起了翻譯的語言學理論,承認翻譯中存在技巧和藝術因素,認為翻譯首先是科學,可以進行客觀、理性的描述,從而發現其中的規律。內容“等值”成為評判譯文質量的主要標準,A.費奧多羅夫的修辭一功能等值觀,奈達的“動態等值”等在譯界頗有影響。他們堅持認為,因語言和文化差異,必要和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傳達原文的交際目的(語用意圖)。“保留交際目的是翻譯等值的必要和充分條件”。

一、在經濟發展基礎上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日益增長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力的發展變更決定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更。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經濟是文化藝術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它制約和決定著特定時代文化藝術的基本面貌。任何時代的文化藝術都是那個特定社會階段的產物，都不能脫離該時代的物質資料和生產方式。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人勞動，共同享受勞動成果，人與人之間是平等合作的關系。因此，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原始藝術的內容比較單一，主要表現原始人的勞動生活及有關的自然現象，著重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奴隸社會出現后，構成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突出地表現為階級對立的關系，從而決定奴隸社會的藝術具有階級性，主要內容是描寫奴隸主的征戰、掠奪、享受生活，以及奴隸繁重的勞動和對奴隸主的反抗情緒。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文化藝術的基本面貌，從總體上說，都是與該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基礎相聯系的。普列漢諾夫依據唯物史觀，明確提出社會經濟是藝術發展的決定力量和終極原因。他說：“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造成的，而它的境況歸根到底是受它的生產力狀況和它的生產關系制約的。”所以說，生產力是社會進步最重要的推動力，也是制約文化藝術發展繁榮的決定性力量。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經濟和社會發展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繁榮，在這一基礎上，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也日益增長。在經濟發展基礎上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的日益增長，恰好證明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需要層次論”也適用于社會層面。馬斯洛把人類復雜多樣的需要，按其出現的先后順序和強度，劃分為五個基本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這些需要互相聯系，排列成一個優勢層次，其中最高層次的需要是自我實現的需要，也是人生的終極目的。在馬斯洛看來，自我實現就是充分利用和開發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的價值、理想和抱負。這正如中國古人所云：“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當中國社會逐步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人民群眾關注得更多的不再是屬于低層次需要的溫飽問題，而是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是對民主權利和精神價值的訴求。小康生活的重要特點之一，是精神文化消費在總消費中的比重逐步增大，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如今，上網，體驗新媒體藝術，收聽廣播、收看電視，欣賞音樂，觀賞電影、戲劇，參觀繪畫、攝影展覽，閱讀報刊雜志，參加各種娛樂健身活動，已成為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消費活動。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火爆，已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2012年，中國的電影銀幕新增3832塊，總量一躍升至13118塊，成為除北美以外唯一銀幕過萬的電影市場，全年總票房高達170.73億元人民幣。10年內，中國很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是明確的，它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指標，而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社會、生活等多方面內容的綜合性目標，是一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目標。毫無疑問，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但社會的健康發展，應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全面進步，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得到均衡的發展。經濟基礎對文化的發展具有根本的制約作用，但文化又對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給社會的全面進步以巨大的影響。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高揚先進文化的旗幟，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消費市場的日益繁榮,人們的物質需求得到了基本滿足,文化消費也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文化消費在國民消費結構的比重不斷增長，即將形成具有廣闊拓展空間和巨大潛在市場的消費潮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文化消費20世紀90年代末為400元左右，比80年代初增長了近10倍。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文化娛樂服務消費支出591.1元，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305.13元。2012年，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進行的《國民文化消費狀況調查》研究顯示，近年來，我國的文化消費取得了長足發展。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文化消費分別達到1102元和165元，比2002年分別增長170.7%和253.8%，年均增速分別快于人均消費支出0.9和2.7個百分點。當前文化消費在人民群眾心目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并呈現出一系列新趨勢、新動向。在當前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對文化的影響愈來愈明顯，我們在強調經濟制約文化的同時，也應當重視文化對社會經濟的反作用，強調社會主義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無可否認，經濟發展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中心任務，但文化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小擺設，也不是單純提供消費娛樂的“大眾情人”，更不是惟利是圖的文化商人賺錢的工具。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推動文化發展的根本力量；但文化在受生產力的制約和決定的同時，又能夠以巨大的反作用推動或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因此，文化能夠為經濟、政治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強大的精神推動力，為民族的復興和壯大發展提供豐富的精神源泉。文化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是通過改變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式實現的，即通過塑造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滿足人們多種多樣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成為推動經濟發展，改革社會現實的“軟實力”。文化工作者應當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神圣的社會使命，使文化作品擔負起反映社會的變革和人們的生存狀態，堅定人們建設小康社會的理想和信念的社會責任，為人民貢獻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糧。我們相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當代中國，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一定會迎來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大發展大繁榮的輝煌時期。

二、支持健康有益的大眾文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小康社會的文化建設，應當把握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在大力發展先進文化的同時，從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著眼點出發，支持健康有益的大眾文化，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當代中國的文化領域，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大眾文化是直接表達普通民眾的文化理念，在大眾中廣泛流行并為他們所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20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社會大規模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在商業浪潮的沖擊下，文化領域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明顯標志，是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大眾文化潮流。這種由文化產業運作后投入文化市場供人們消費的大眾文化，借助現代傳播媒介，迅速地把具有平民化、世俗化、時尚性、娛樂性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成果推向社會。應當看到，大眾文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反映了小康社會在經濟發展、政治文明、社會進步、教育普及后人民大眾豐富多彩的文化需求，并迎合大眾的文化消費欲望，體現一種休閑、娛樂、世俗化的文化消費傾向。大眾文化的世俗化，充分考慮到大眾的文化層次、文化需求及文化接受能力，以訴諸感性和消遣性的文化形式來適應大眾的消費需求。以通俗文學、流行音樂、影視文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滿足了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開拓了文化消費的廣闊市場，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大眾文化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消費的主要形式，它的服務對象以生活在都市的市民階層為主，是為大眾提供休閑娛樂，以娛情消遣為主要功能的世俗化藝術。因此，它具有明顯的娛樂功能、消遣功能、游戲功能和感官刺激功能。在當前社會生活中，消費大眾對文化藝術的需求，是具有多方面、多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消費性需求。我們應當承認大眾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不能用貴族式的態度對待群眾正當的文化消費需求和藝術欣賞趣味。作家、藝術家應當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為消費大眾提供豐富多彩的文化消費品。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大眾文化作為一種較低品位的文化藝術，主要的是一種供大眾娛樂和消遣的消費品，有許多并不進入精神和審美的層次。這是因為，與商品經濟融為一體并借助大眾傳播媒介而流行的大眾文化，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種快樂化原則，強化和突出的是藝術的娛樂功能、游戲功能和感官刺激功能，消解、弱化和抑制的則是藝術的社會功能、認識功能和審美功能。當文化生產者遵循快樂化原則進行創作時，為了激起大眾的消費欲望，往往會放棄對終極價值和審美創造的追求，而熱衷于為社會生產各式各樣的文化快餐。某些文化生產者在金錢的驅動下，放棄藝術的理想和尊嚴，屈身俯就消費者低級庸俗的審美趣味，迎合社會上不健康的閱讀情趣，使許多兇殺色情、封建迷信、血腥暴力、低級趣味的文化糟粕涌入通俗文藝之中，造成了低俗文化消費的泛濫。當消費者沉浸在大眾文化編造的虛幻世界的狂歡之中，盡情地游戲人生、享受生活時，他們所獲得的藝術的娛樂功能和感官刺激，顯然是以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精神價值的喪失為代價來換取的。要知道，藝術是娛樂的、消遣的，但更是審美的，是追求人生終極意義和審美價值的。社會主義文化一方面要滿足人民大眾對文化消費的基本需求，把豐富多彩的、健康優秀的文化作品奉獻給人民，滿足人們對高尚的精神追求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們的思想文化素質；另一方面又要積極引導人民大眾對文化的健康消費，堅決抵制某些庸俗無聊的消費趣味，清除惡趣媚俗的文化垃圾，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我們支持健康有益的大眾文化，提倡大眾的、通俗的文化藝術，但通俗文藝并不等于低俗文藝，大眾文化的世俗化也不等于庸俗化、鄙俗化、惡俗化。對作家、藝術家來說，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應當成為他們遵循的創作原則和社會責任。當年，魯迅先生在倡導文藝大眾化的同時，也對大眾文化的媚俗傾向做過尖銳的批評。他說：“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這就啟示我們，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出發，支持健康有益的大眾文化，應當積極引導大眾文化的創作和消費，不斷提升人們的文化消費觀念和消費行為。文化生產者既不能遷就部分消費者的低層次審美情趣，把內容不健康、庸俗無聊的文化作品推向市場，也不能盲目迎合低級趣味的消費需求，容忍那些格調低下的不良作品毒害社會。因此，正確引導大眾文化消費，引導文化市場，不斷提高消費者的審美情趣和文化素質，一個重要途徑是讓高品位的、健康優秀的大眾文化作品占據文化消費的主導地位，為人民大眾貢獻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食糧。

三、正視小康社會文化消費的新變化

文化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變化，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文化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在文化活動中是緊密相連、相互依存的關系。文化活動不僅表現為文化生產者的文化創造，而且表現為文化作品在社會生活中的傳播與消費的過程。文化消費是文化傳播的目的，是直接完成文化產品價值現實化的必然行為。著名藝術社會學家豪澤爾認為：“假若一幅繪畫，不能到達有欣賞能力的人手中，那么就等于一本書擱置在圖書館的一個錯誤角落。為了形成一個消費‘公眾’，藝術作品不僅不能跟它們的作者相分離，而且必須在社會上流通起來。”文化作品只有通過流通到達消費者手中，被消費者接受并完成創造性的精神消費后，才能在文化消費活動中將其潛價值轉變為審美價值，完成審美價值的生產與實現的社會化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產品如果不與消費者發生鑒賞關系，就不能稱其為審美的文化產品，因為它并沒有從文化生產者的個人創造轉變為消費公眾的審美對象。所以說，文化消費公眾的參與和創造，對于不斷充實和豐富文化作品的審美意義，揭示和延續文化作品的社會價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健康發展和文化市場體系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使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發生了許多新變化，而休閑活動與閑暇的出現也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文化消費取向的發展趨勢。當然，小康社會文化消費取向的新變化是漸進發生的。由于我國剛進入總體小康社會，人民群眾文化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的變化正處在發生過程中，許多特征體現得還不夠充分，但以下新的消費趨勢和走向應當引起重視。